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十章　袁世凯“武力统一”的准备期

一　又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血案——宋教仁被暗杀

黄金和白刃是袁世凯手中的两件法宝。他或者用金钱收买他的政敌，或者派遣特务暗杀他的政敌。他认为这两件法宝能够消灭任何政敌，巩固个人独裁。

一九一三年春天，孙中山到日本去了，国民党推宋教仁代理该党的理事长。宋经常往来于北京、上海之间。当他在北京的时候，袁借口帮助他的政治活动费送给他一本支票簿，隔了几天，他把支票簿原封不动地退还给袁。袁又间接表示，只要他不坚持责任内阁制，就一定借重他担任内阁总理，宋也一笑置之。对于这样一个咬不动吞不下的汉子，袁是十分恼火的。

袁曾经向杨度透露过他的心事：“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子上”。

袁所顾虑的就是责任内阁制的实现。以前袁在彰德“养疴”的时候，清政府被迫起用他为湖广总督，他曾经提出组织责任内阁作为出山的主要条件。这仅仅是一年前的事。他现在做了总统，就要采取总统制，而把责任内阁制当作洪水猛兽看待了。

宋不但是袁的政敌，同时又是赵秉钧的政敌。赵自组织挂羊头卖狗肉的“政党内阁”以来，自居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有人要抢夺“他”的头把交椅，不禁妒火中烧。但他表面上对宋更加友好，而把阴谋诡计隐藏在春风满面之中。

―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夜晚十时，宋由上海启程去北京，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到上海北站送行。宋的一只脚刚跨进车门，突然有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对准他放了一枪，击中了他的右腰，凶手往人丛中一溜，随即逃走无踪。

他的朋友们慌忙地扶着他上汽车，就近护送到靶子路[1]沪宁铁路医院医治。当晚动手术钳出子弹，发现弹头有毒，伤势十分沉重。他从昏迷中醒转来挣扎着说：“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他大声地喊着痛，但又断断续续地讲下去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我不能活下去了。请你们快拿纸笔来代我写遗电。”

黄兴匆忙地照着他所说的话写了致袁的遗电。电文中有如下的几句话：“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

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青年政治活动家，延至二十二日上午四时身死。他临死还没有抛弃对袁的幻想，还盼望袁能够为他的将死之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死后，国民党总部通告全体党员“为代理理事长宋先生服丧”。二十五日孙中山由东京赶回上海来，亲致挽词如下：“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发生的当天，袁下了一道严缉凶手的命令。

这是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震动全国的政治阴谋大血案。仅仅隔了两天，问题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二十三日，有一个自称为古董商人的河南人王阿发自动地投报四马路中央捕房说：“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他是我的一个老主顾。他拿出一张照片来，叫我在某日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我只会做买卖，从来没有动手杀过人，不肯承担这件事情。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作为暗杀之对象的那张照片。”

捕房根据这条线索，当天派侦探到湖北路迎春坊二百二十八号妓女胡翡云的家里捉到了应桂馨。第二天，继续搜查文元坊应宅，又在宅内捉到了正凶武士英，并搜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从这些确凿不移的证件中得到证明：杀人的主使犯不是别人，正是现任大总统袁世凯和现任国务总理赵秉钧。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直接行凶的是流浪军痞武士英。

前文已经讲过，袁用以对付其政敌的两件法宝，就是黄金和白刃。第一件法宝施之于宋而无效，就不能不拿出第二件法宝来。这件法宝袁已经屡次使用过。由于这次被害人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国民党领袖之一，才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足够重视。

证件说明：赵秉钧的机要秘书洪述祖与袁也有直接联系。袁赵二人商定了暗杀宋教仁的秘密计划，就通过洪述祖物色到应桂馨这个流氓头子，于一月十四日发下“应密”电码一本，吩咐应直接与国务院联系。后来因为赵工作太忙，派洪到上海和应接头。洪回北京后，一面把接洽经过情形直接报告袁，袁许以“毁宋酬勋位”（就是杀宋后颁发勋位作为应桂馨的报酬），一面又打电报关照应，以后来电应当通过他转达，不宜直接与国务院联系，因为国务院人多手杂，很容易把机密文件泄露出来。洪屡次打电报催应“做一篇激烈文章”，就是催他提前动手的隐语。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武士英供称：年二十二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充当营长，被裁后流浪到上海来。他竟然装出一副江湖好汉的气概，把杀人的动机和一切责任都归到自己，想借以开脱应的罪名。

应桂馨供称，又名应夔丞，是“中国共进会的会长。他说全国有共进会会员一万万”。

这篇文章做得如此不干不净，不到两三天工夫，杀人的内幕就被揭破，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和赵秉钧应当哑口无言了吧！可是，他们决不甘心不进行抵赖而低头服罪。赵秉钧想出了一个转移国人视线的巧妙方法。三月二十六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称：“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宣告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

这是凭空捏造的一篇假文章。把梁启超、汪荣宝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列为“陪客”，把杀人主使犯也摆在一起，以为这样做就能够混淆事实，就能够使人们相信上海真有这样一个暗杀机关，这个机关不但与国民党的领袖为敌，又与其他政党的领袖为敌；不但与政党的领袖为敌，又与政府的当权人物为敌。

这个特务头子终因做贼心虚不得不引嫌辞职。毕竟袁比他更老练，认为一个人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因此劝他改辞职为请假。后来他一再续假，一直到五国大借款成立的时候，袁才下令解除其国务总理职务，调任为直隶都督。

四月三日，赵在北京《新纪元报》发表谈话，把他自己说成是宋教仁的最要好的朋友。他说：“遁初（宋的别号）住在西直门外农事试验场，离城有十里。天晚来不及出城时，就经常住在我的家里，彼此无话不谈。他离京南下时欠下了五千元的债，是我替他偿还了的。”其次谈到洪述祖，否认是他的私人，而说是“唐少川介绍到内务部来的”。最后谈到他自己，不胜感慨地说：“我四十岁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五十岁更成为一个厌世主义者。由于总统一再敦促，我不能不出来帮他的忙。”

这段谈话，正如袁所说的：“一个人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

从临时政府北迁到宋教仁血案发生，这段时期国民党对袁的妥协政策发展到最高峰，这段和平时期还不到一年。这段时期，和平经常受到威胁，如袁用兵变的手段拒绝南下就职，用破坏临时约法的手段驱逐唐内阁，指使军警逼迫参议院通过阁员名单，用军事审判杀害革命军人等。国民党都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以免和平受到破坏。国民党每退让一步，袁的攻势就随着更加紧一步。和平之所以未破裂，唯一原因在于国民党漫无止境的让步。

当孙中山让位于袁的时候，同盟会对袁建立了三道防线，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新总统必须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临时约法。袁制造了北京兵变事件，突破了两道防线，而临时约法这道最后防线，也因唐绍仪辞职与临时参议院被军警威胁而被突破了。不久孙黄二人到北京参加所谓巨头会议，企图用“至诚感人”的方法使袁“改邪归正”，并且委曲求全地列名于“四巨头宣言”，甚至连迁都南京和贯彻责任内阁制这些最低限度的政治主张也没有提出来。国民党领袖这些善良愿望，不但没有被认为是真诚合作的表现，反被认为是示弱，不但没有起保障和平的作用，反而助长了独裁者破坏和平和武力统一的决心。由此可见，对敌人的妥协，即使能够避免一时的流血，终于不能避免以后更大的流血，从无原则的妥协政策换得来的和平，不是真正和平与持久和平，而是假和平与短时期的和平。

在唐内阁被迫辞职的问题上，责任内阁制已经破产，所以即使宋教仁组织政党内阁得以实现，这个内阁在独裁者之前也将不能有所作为。同时，由于张振武案没有受到有力的回击，所以政治刽子手就敢于布置更大的一次血案，把国民党的领袖也置之死地。这是一个血的教训。

二　国民党对宋案主张法律解决。赵秉钧被法院票传。袁制造“血光团”事件陷害黄兴

国民党已经完全知道宋教仁的被暗杀是袁、赵二人的政治阴谋所造成的。宋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孙中山邀集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在上海同孚路二十一号黄兴的家里开会讨论对策。安徽都督柏文蔚托词到沪省亲，也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就在同一时期，袁向五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的消息也已流传在外，国民党也完全知道这是袁恃以发动内战的军费来源。孙建议国民党应该站在“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一面通电有关各国阻止大借款的进行，一面由国民党控制下的各个省区组织讨袁军。

当天，孙黄二人分别致电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闿，促其出兵讨袁。黄兴又派李书城、李根源、张孝准三人赴南京，策动江苏军第八师出兵讨袁。随后，湘粤两督均有回电，认为他们兵力单薄，内部意见又不一致，出兵颇有困难。第八师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董恺元等反映，说师缺额甚多，暂时不能出兵。根据以上情况，黄兴等多数派认为：在国际方面，还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中华民国，而且边疆的形势日益险恶，如果国内再发生战事，中国就有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国内方面，国民党力量与北洋派力量的对比，已经不同于以前革命军力量与清政府力量的对比了，曾经参加过革命军的若干力量已经倒向袁，因而袁的力量加强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国民党所控制的地区仅有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广东五省，而这五省的内部也还是不统一的，如果国民党不量力而行，连这点点现有力量也都很难保持下去。对于宋案，他们主张以法律解决，建议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推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这个建议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北京政府提出。

袁接到这个电报，假惺惺地同意组织特别法庭，并且极力表示认真处理宋案，要“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暗中却又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反对组织特别法庭，而提出“在地方法院内设特别旁听席以接待与本案有关人士”的另一建议。袁又根据这个建议，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我是赞成组织特别法庭的。可是司法总长不赞成，不肯副署命令，我是无能为力的。”

他此时竟然象是一个极端守法者。但是，仅在十个月之前，他就发表过不经内阁副署，派王芝祥宣慰南方军队的非法命令。

尽管袁刁狡达于极点，黄兴仍然心平气和地打电报给袁，解释宋案不能由普通法院审理的理由。他在电文中谈到，赵秉钧既然成为杀人的主使犯，如果宋案上诉到北京，执行起来就显然会发生困难。其次，许世英乃是赵内阁的阁员之一，应当连带辞职，更没有高谈法律的资格。

四月十六日，会审公堂把应桂馨和武士英两犯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接收看管。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亲自由南京到上海来，会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在上海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査手续。

四月二十四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死了。死得不明不白，一般人都在猜想，这是老袁和老赵所做的“杀之灭口”“死无对证”的另外一篇“妙文”。

四月二十六日，江苏军民两长通电将有关宋案的证件全部发表。这使袁、赵二人的杀人罪行越来越难于掩盖下去。因此，袁又指使许世英出面来通电“力争法权”，否认地方长官有宣布宋案证件之权。

宋案公布出来的证件很多，主要有如下的几个文件：（一）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桂馨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外附密码一本，上面注明“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二）应桂馨致赵总理应密冬电：“民党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三）二月一日、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弟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按，洪称应为弟，应称洪为荫之老伯）。”（四）二月四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五）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称赵秉钧）已将应密本交来，纯归兄一人经理。”（六）三月十三日洪致应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七）三月十四日应致洪“应密”寒电：“梁山匪魁四出扰乱（按，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鼓吹政党内阁制），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八）三月二十一日应致洪“川密”个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

此时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开始还用手帕涂上吗啡浆过瘾，随后他就公然要求抽鸦片烟，而法院方面怕他又来一个“死无对证”，不得已特许公开抽烟。

那个出题目叫别人做文章的洪述祖，在宋案发生后不久，就从容不迫地从北京“逃”到青岛。胶州总督因为他是全国闻名的杀人同谋犯，将他扣押起来。袁公然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向德国总督交涉，表面要把他提回北京，而等到胶州总督将他释放后，就以“查无着落”了事。

五月三日，洪公然在青岛发表通电，极力吹嘘他协助唐绍仪建立共和的功劳，痛骂宋教仁“借政党内阁之名，以遂其植党营私之计”。他用完全站不住脚的理由替他自己进行狡辩说：“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

这个时候，全国舆论对国民党虽不热心支持，但对袁的政治暗杀却是深恶痛绝。袁受了舆论的强大压力，也不得不选择某些场合向人民群众进行诡辩。当北京各界举行“宋教仁先生追悼大会”时，袁授意京师警察总监王治馨[2]相机替他解释一下。这个糊涂鬼在大会上发表了一段由他自己编造出来的假消息。他说：“去年应桂馨到了北京，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总理曾经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究竟不是正当的手段。由此可见，总统和总理都是与宋案无关的。”这种欲盖弥彰的说法，与袁赵所作的各种巧妙宣传并不合拍，恰恰提供了袁赵与宋案有关的一个反证。

而在上海方面，原告律师向法院提出，必须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本案才能进行审理。上海地方检察厅乃于五月八日票传赵秉钧到案就质。

虽然各方面为了顾全总统的尊严，对袁还没有正面触及，但是袁、赵所犯的杀人罪完全相同，他们惊慌失措的情形也就没有两样。他们知道正面文章已经无法做下去了，就不得不动脑筋做一篇反面文章。

五月十六日，忽然有一个自称为“女子暗杀团团长”的周予儆[3]向北京地方检察厅自首说，她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第二天，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议员谢持，指为“血光团团员”。“血光团”这个名称，立刻飞扬在外，人人谈虎色变，好像社会上真有这样一个秘密的杀人机关，而北京地方检察厅就根据一个被收买了的下流女人捏造出来的鬼话，票传黄兴到案对质。这样，就使上海方面对赵秉钧的票传得到抵制，并且把全国人民的视线吸引到五里雾中。

六月十一日，上海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黄兴一传就到，并且保证以后随传随到。

这个时候，袁与国民党双方的斗争逐步地明朗化，袁的御用报纸公然用大字标题登出“伟人造反”的新闻来，指出湖北季雨霖“叛变”是由黄兴主使[4]。同时上海国民党的报纸也用“总统杀人”这一事实作为有力的还击。这个时候，宋案的进行反不占居重要地位，人人都把行将爆发的南北战争当作“燃眉之急”，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

宋案法律解决之门已经被堵塞了。但是，与本案有关的一些人物，如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陆建章等[5]后来都不得善终，因此上海民间编造出“宋公显圣”和“阴曹调卷会审”的一套神话来。这是人民对袁政权极端不满的一种表现。

三　帝国主义垄断对华借款的过程

以美国摩根财阀为核心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团，成立于一九一〇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九一一年五月二十日，它和清政府签订英金六百万镑的借款合同，这就是引起中国人民保路救国大风潮并从而导致辛亥革命的川粤汉铁路大借款。

这笔借款仅仅垫付了英金十万镑，就因清政府灭亡而停止付款了。

帝国主义急于要在中国物色一个继承借款的对象，以保持其控制中国财政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的既得权。当袁世凯受清政府委托并自称为“临时政府首领”时，就俨然以清政府的继承者自居，他不但迫切需要向帝国主义借款，而且企图扩大借款额为英金六千万镑。那时袁政权还不稳固，在和议没有告成之前，帝国主义不敢冒很大的风险，借款谈判迄未进行。

南北和议告成了，中国表面上统一了，著名亲美派唐绍仪组织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四国银行团是四个西方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排斥日俄两国的西方金融集团，它的目的在于取得对华借款的垄断权，而四国借款附有极其苛刻的政治条件（不承认这些条件就得不到借款），因此，唐内阁不敢公然采取这个饮鸩止渴的政策。

唐内阁企图冲破四国的包围线，曾向华比银行借款一百万镑以应军事急需。这件事马上引起了来自内外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唐与袁虽是多年的老朋友，还没有摸清袁的底子；认为责任内阁有权进行借款和支配借款用途，而这是袁所不能容忍的。同时，四国驻华公使公然联合起来致照会于袁政府，谴责中国借款违反四国借款合同，并以今后停止借款相要挟。袁听了又急又气，从此更加坚定了撤换唐内阁的决心。

不难设想，停止借款只是帝国主义装模做样的一种手段，其真实目的正是要胁迫中国尊重它们的“借款垄断权”，不许别有所求。但是，袁经不起这个恫吓，何况又有美国芮恩施公使从中做好做歹，劝袁对唐施以压力，以和缓四国对北京政府的情绪。

唐被迫于四月二十三日亲往四国公使馆解释。四国公使公然联合起来向他提出横蛮无理的四项要求：（一）中国财政预算案须交四国公使备阅，（二）日俄两国不得加入借款，（三）取消比国合同，退还比国借款，（四）中国政府正式向四国道歉。

又是美国公使从中做好做歹，袁政权基本上接受了它们的要求，因而四国银行团与袁政权成立了垫款合同，五月十七日交付了第一批垫款一千二百万两。

帝俄与日本原是互相敌对的两个国家。在对华借款的问题上，西方四个帝国主义把它们关在门外，而它们又是中国的近邻和对中国抱有很大野心的国家，因此它们很自然地联合起来，坚决要求参加对华借款。此时美国忽然改变了主意，同意邀请它们两国加入。原来，美国企图把日俄两国所控制的满蒙地区也置于“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下，为美国插足于东北开辟一条新的道路。由于美国变了卦，其他三国与日俄两国又都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同意邀请日俄两国参加即将举行的伦敦会议，讨论和解决共同投资中国的问题。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五日，伦敦会议因为两方面意见争持不下，几乎宣告破裂：日俄方面坚持在满蒙的既得权利不可动摇，国际借款不得用之于满蒙，这是与四国特别是美国的愿望不相符合的；而四国方面又坚持发行债票的利益只能由汇丰、汇理、德华、花旗四家银行共同分配，这是与日俄两国的利益不相符合的。但是，尽管帝国主义在对华借款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在整个侵略中国的目标上却又有着共同之点，加以英日同盟和俄法同盟的复杂因素，它们终于不愿使会议完全破裂，弄得“两败俱伤”。

通过法国代表的建议，会议移往巴黎举行。巴黎会议由六月十七日到二十日，终于达成如下的几项协定：（一）除英国汇丰、法国汇理、德国德华、美国花旗四银行外，特许日本正金，俄国道胜两银行加入，但以后不得再加入任何一国银行；（二）借款总额规定为六万万两，在五年之内陆续支出；（三）监督用途，并代征盐税；（四）关于特定问题，如一国提出异议，则此合同应作无效。此外还有一个附带声明：对中国的政治性问题，应依外交途径解决，不得涉及借款范围。

六月二十一日，六国在华代表举行北京会议，正式宣告六国银行团成立，二十四日将巴黎会议的议决案通知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熊希龄。这个时候，唐绍仪已经辞职出走，内阁总理人选悬而未决。熊希龄虽然是个著名的妥协分子，但也不敢公然饮下这杯毒药。他要求六国暂时不解决这个问题，先成立一些小规模的借款，使中国政府得以渡过眼前难关。六国银行团坚持北京政府必须无保留地接受这些条件，否则拒绝任何借款，包括小借款和垫款在内。

熊希龄辞职后，袁派他的亲戚周学熙继任财政总长。此时袁与国民党表面还保持“合作关系”，大借款消息流传在外，引起国民党和全国各地人民团体的激烈反对，即使是袁的亲戚，也没有勇气做“盛宣怀第二”，签字于这个亡国条件的借款合同。

就在这个当口，忽然钻出来一个英国人白启禄，上书于财政部，建议另辟借款的途径，打破六国银行团的封锁线。他愿意介绍英国克利浦斯公司与中国政府进行借款谈判。从这件事得到证明，帝国主义阵营并非铁板一块。

九月二十二日，周学熙与英国克利浦斯公司成立了一千万镑的借款合同。

十月二十三日，六国公使假口盐税已经指定作庚子赔款的担保，不能移作别项抵押，对中国政府与克利浦斯公司所订的借款合同提出强烈抗议。袁政府被迫取消了这笔借款。问题的可笑是：英国公使也插在公使团之内反对英国的借款。

从这年八月起，借款谈判完全停顿，并在同一时期内停止一切垫款和临时性小借款。帝国主义想用这个方法迫使袁政府屈从它们所提的苛刻条件。这个独裁者不是不想接受，而是不敢公开接受，当国会方面、人民团体方面和南方各省提出有关大借款问题的质问时，他还拿出“本人无成见”的一句话来搪塞一下。

帝国主义看见袁并没有“饥不择食”的模样，它们自己倒反而迫不及待了，于是进一步地打伙儿向袁政府讨债，不但要讨还以前各项临时性垫款，有些国家甚至讨取已经到期的庚子赔款。从一九一二年冬天到一九一三年春天，洋大人的讨债威风，把财政总长逼得走投无路。

这就是帝国主义用种种方法压迫袁政府接受其垄断对华借款的条件的简单叙述。

四　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战时内阁”出现

袁政府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财政问题。它只能依靠发行国内公债和向外国借款来维持它的政权。但是，由于这个政府是个不得人心和财政上毫无信用的政府，广大人民又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双重压榨下弄得贫困不堪，要想募集内债来弥补财政上的赤字，是一种画饼充饥的空谈。

外债谈判既然完全停顿，发行内债又无把握，这就使袁政府在财政问题上陷于走投无路的绝境。

袁政府在财政上想要开源与节流也是办不到的。在开源方面，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在帝国主义的手里，关税不可能提高，漏巵不可能堵塞，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的摧残，新税不可能举办，这些情况注定了开源的可能性是很少的。节流方面，首先应当大刀阔斧地裁减中央及各省的军队，而裁兵的先决条件是要发清欠饷，不具备这个条件，所谓裁兵计划也将成为纸上空谈。事实上，中央及各省的当权人物不但没有因财政困难和军饷无着而开始裁兵，恰恰相反，还在无限制地招兵买马，以扩张其个人势力。

关于军费问题，根据一九一三年各省所造的表册，仅陆军一项，每年就在二万万元以上。中央陆军部一再加以核减，硬性规定全国陆军军费为一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余元，其中五十师经费为八千六百三十三万余元，各省裁兵费二千七百四十八万余元，中央参谋、陆军两部直辖机关经费四千七百八十余万元。

没有钱不能裁兵，不裁兵就需要更多的钱来养兵，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全国广大地区兵戈扰攘，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军队欠饷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因欠饷而兵变也是常有的事。袁不是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不但无意于开诚布公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本身就是一个不裁兵反而大举增兵的典型人物。他需要北洋军去征服异己的国民党，以便造成清一色的袁家天下，就不能不扩大北洋军的实力。他没有心情去考虑财政破产的问题。

他不借外债就不能维持他的政权，而借外债就必须付出断送国家主权、放弃经济命脉的重大代价。最后，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权，他就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了。这是半殖民地国家的独裁者因为执行反人民的政策而不得不投降帝国主义的基本轨道。

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美国因为没有当选为参加监督中国财政的“协理洋员”，在六国银行团中不能占居主要地位，到同月二十日，威尔逊总统就伪装美国“不愿干涉中国行政主权”，宣告美国银行退出六国银行团。在此之前，四国银行团加入日俄两国扩大而为六国银行团，美国因为未能达到国际共管满蒙目的，已经感到很大的不快。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并不是意味着美国退出中国舞台，它准备另外组成一个新银团以瓦解六国银行团，在新银团未组成之前，它仍然鼓励该国银行向中国便宜投资。美国的意外行动引起了其他五国的震动，它们害怕另生枝节，就感到有与中国迅速重开谈判的必要。

这是袁政府突破六国封锁线的另一个良好时机。但是，此时宋案已经发生，袁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恶化，他下决心以武力征服国民党系的南方各省，为了筹措战费，他也感到与五国重开谈判的迫切性。他与国民党的“合作”时期既已终结，就不必再顾及来自南方的对借款问题的反对意见了。

四月二十六日，就是江苏军民两长宣布宋案证件的一天，黄兴还打电报到北京，极力阻止大借款的进行。他指出宋案证件中的一段资料说：“应桂馨逆证中，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至望大借款成功，润及凶顽，为政府锄除异己。”这个电报立刻得到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军事当局通电响应。

此时袁政府对国民党已经没有保持和气之必要。因此，财政总长周学熙在回答黄的电报中说了几句很气愤的话。他说：“黄先生为手创民国之元勋，一言为天下重。学熙奉职无状，敢不引咎自责，惟有肉袒面缚，敬候斧钺而已。”这个电报的言外之意，就是叫国民党不必再进行口舌之争了，有本事只管拿出真刀真枪来，看是谁战胜谁。

也正是这一天，久不问事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忽然偕同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鬼鬼祟祟地溜进了汇丰银行，与在那里等候着的五国银行团代表们签订了大借款合同。上海国民党总部事前早有所闻，曾派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国民党党员）负责阻止他们签字。王正廷带领了一批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守候在东交民巷口，想拦阻赵秉钧等人进去，但都被武装军警赶走了。

大借款合同的内容大致如下[6]：

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镑，利息五厘，实收八四折。用途指定六项：（一）偿还已到期的各种款项，包括民国元年、民国二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六国银行团垫款，四国银行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的垫款，华比银行借款，五国银行团零星小借款，共约五百七十万镑。（二）赔偿各国因中国革命所受的损失二百万镑。（三）赎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国旧债二百八十七万镑。（四）各省军队解散费三百万镑。（五）民国二年四月至九月中央政府行政费及工事费五百五十万镑。（六）全国盐务整顿费二百余万镑。借款担保：盐税、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的中央税。借款期限：四十七年。自第十一年起，按期还本。自第十七年后至三十二年以前，中国政府如欲将未到期之款项全部赎回或赎回其一部分，皆听中国之便。但赎回之数，每百镑债票须加二镑半；惟三十二年后赎回，则无需加价。附带特别条件三款：（一）在借款期内，中国政府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银行团借款。（二）凡领款凭单，须由审计处所属稽核外债室华洋稽核员会同签押，方能核准。（三）盐务署下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各地盐斤纳税后，须由该地华洋经协理会同签字，方准放行。盐税存于银行，非由总会办会同签字，不得提用。

显而易见，这是一个从垄断借款到指定用途，又从指定用途到监督财政的亡国条约。这个条约满足了五个帝国主义的贪婪愿望，并使中国殖民地化又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袁政府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它究竟能够到手多少款项呢？九折出售和八四折实收，就只剩下二千一百万镑了；其中扣除赔款、借款和垫款及盐务整顿费共计一千二百七十余万镑，实际到手的只有八百二十万镑。可是四十七年之内，中国连本带利要付出六千七百八十五万余镑，这笔负担就都压在中国人民的身上。

这个问题，在形式上不能不提交国会通过一下。早在上一年，袁预先做了手脚，派周学熙出席临时参议院报告接洽借款的大概情形。由于政府既未提出正式咨文，借款合同又未签订，而且还是袁与国民党合作的时期，所以临时参议院对本案没有进行深入研究，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五月一日，袁批准了赵秉钧的辞呈，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段是袁的第一号心腹大将。派第一号心腹大将来代理内阁总理，就有人窃窃私议这是一个“战时内阁”，武力征服南方的军事行动就要锣鼓登场了。

就在同一天，袁政府将借款问题正式咨告参众两院。咨文中只提请国会“备案”，并不提请国会进行表决。他的理由是说：“此项借款条件，业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由国务总理暨财政总长赴前参议院出席报告，均经表决通过，自系当然有效。”他在咨文中还厚颜无耻地吹嘘他们作了很大的努力，才把借款利息由五厘半减轻为五厘。事实上，这是五国银行团预先留下来的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步，以此作为对中国让步的一种姿态。

这个时候，国民党在国会中仍然占居很大的优势，但是，国民党总部的对袁政策表现得非常软弱，同时，北京处于袁政府的军警威胁之下，属于国民党的国会议员当然提不起对袁政府进行斗争的勇气。有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全，避难南下或者请假缺席，甚至有些人被袁收买成为叛党分子。所以，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力量是集中不起来的。

另一方面，由于袁政府轻视国会和掩耳盗铃的欺骗行为，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国民党议员与非国民党议员的反感。有些议员发言反对这个亡国借款条约，有些则提出政府手续不合的质问案。

袁看见国会竟然不肯完全就范，就进一步地采取了他所惯用的威胁国会的手段。在回答质问案的政府咨文中，他一味放刁地说：“此次合同签字，在势无可取消。倘国会能谅苦衷，固为国家之幸，否则惟有向国民代表辞职，以明责任。”

众议院要求代理国务总理段祺瑞出席国会，答复关于借款问题的质问案。五月五日，这位第一号大将带了很多武装兵士出席众议院，竞象身临前敌一样。议员们为他的威风所慑服，很多准备发言的人都吓得把话咽下去了。有几个议员用十分和婉的语调，撇开借款问题不谈，单就政府不咨交国会核议的手续问题，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段就暴跳如雷地说：“木已成舟，毋庸再议！”

仅仅说了蛮不讲理的八个字，这位大将就在一群武装兵士的前呼后拥之下，威威武武地走了。

五　帝国主义支持“武力统一”。进步党沦为袁的帮凶。黎元洪、章太炎入袁彀中

袁在对南方用兵之前，首先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充分的把握。英美帝国主义对他的积极支持是他敢于发动战争的主要因素。在大借款成立以后，国民党以及其他方面纷纷电请有关五国停止付款以免助长中国内乱，但是五国在借款合同签字后的第四天，就不顾各方面的反对，付了两百万镑提供袁政府的军事费用。没有这笔付款，袁政府调兵遣将就将发生很大的困难。辛亥革命时，帝国主义曾经停止对清政府的付款。由此可见，它们对袁政府的支持是远远超过以前对清政府的支持的。

日本对华目的与其他四国并不一致。它对中国具有独占野心，而袁走的是英美路线，它并不认袁是它的称心傀儡。日本政府利于中国发生内战和南北分立，中国内战不但可以削弱中国的力量，同时日本还可以借口保护各国侨民和各国在华的利益，以达其军事占领中国的目的。辛亥年冬天，日本“名流”犬养毅曾经到中国进行分裂运动[7]。在这次南北破裂之前，日本政府采取了两面手腕，一方面参加了五国银行团的集体行动，另一方面仍然采取了策动在南京成立另一政府，推举岑春煊为总统的单独行动。后一行动因为国民党失败太快没有实现。

美国虽然退出了银行团，但它仍和英国一道采取了积极支持袁政权的政策。

其次，袁在国内也是用全副精神来争取他的同盟军的。他所利用的进步党此时几乎下降到“御用党”的地位。它企图利用袁的实力打击国民党，以便取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地位而代之；它企图在国会中取得优势后，制定一部改良主义宪法代替临时约法，以满足他们多年来对宪政的愿望。梁启超早已勾销了戊戌六君子的一笔血债，而把袁当作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想运用这个力量提高该党的政治地位。他自命为财政专家，想做财政总长以发展所长。君主立宪派在南北议和时是坚决反对继续进行战争的，但当战争对他们有利的时候，就不一定反对战争。他们对袁不待国会通过就签订大借款合同的一件事是不以为然的，但是为了要打击国民党，他们甚至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当国民党党员、参议院议长张继与副议长王正廷电请外交团停付借款时，进步党议员竟然逼迫张、王二人补发一个电报，声明这是个人的行动，并不代表国会的意见。这对袁政权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此外，袁又把全国闻名的一文一武——章太炎和黎元洪——拉过来作为他的得力助手。

章太炎自一九〇九年为《民报》问题与孙中山、黄兴等闹翻后，次年二月与原光复会发起人之一陶成章，在南洋恢复了光复会，公然与同盟会唱起对台戏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光复不久，章由日本回沪，即倡“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怪议论以拆同盟会的台，并与立宪党人张謇、程德全、赵凤昌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自任会长。一九一二年三月该会改名为“统一党”，章又被推为理事。

自上海光复至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不断发生磨擦。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被同盟会的陈其美暗杀[8]，光复上海、镇江有功的李燮和、林述庆先后被排挤下台，光复会骨干许雪秋等又在汕头惨遭杀害[9]，章太炎把这几笔账都写在孙黄二人名下，与同盟会更如水火之不相容。由于章太炎为革命先辈又系全国闻名的国学大师，孙黄二人仍欲与之言归于好，南京临时政府曾聘为“枢密顾问”，但章迄未接受。南京举行革命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时，章撰联嘲之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之言虚”。

一九一二年五月，统一党、民社等五个党合并为“共和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七月二十四日，章到武汉观光后，他在《致江西统一党支部函》中，盛称黎“非特主持公道，且能遇事立断，真足与项城（袁）相伯仲”。他认为：“以二公左提右挈，中国当不致沦亡。”[10]

章太炎有“民国祢衡”之称，他自视甚高，除袁黎二人外，逢人便骂，孙黄二人尤为其眼中之钉。袁任临时大总统时，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又授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是个有名无实的大官，官署组织仅有员司十余人，每月经费三千元，事实上是给章的一笔生活费。章不知底细，年底竟到长春上任。他召见吉林西南路观察使（道尹）孟宪彝、长春府知府德养源，孟德二人均不应召。为此他走访吉林都督陈昭常，盛气说道：“本使为中央政府特派大员，此二人不来见我，就是目无本使，目无本使，就是目无政府”！陈昭常一笑谢之。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暗杀身死，章对袁才另有看法。由于他对孙黄二人的成见太深，不愿与之合作，幻想依靠黎元洪来反对袁。是年五月初，他再度到了武昌，曾电袁要求“去四凶”，四凶指赵秉钧、段芝贵、梁士诒、陈宧。他又面请黎到北京与袁竞选总统，黎已输诚于袁，当然不敢承教。

随后章由汉口到了北京。此时袁正在倾注全力对付国民党，为了笼络章，五月二十五日授以勋二位。章从王赓[11]处借来一套大礼服，跑到勤政殿受勋。受勋仪式完毕，他向袁表示：“南方暴徒（国民党人）就像一群恶犬，投下骨头，它们也懂得摇尾谢主人，骨头尽了，它们又要张口咬人了”。袁向他解释本人决无做皇帝的野心，望章勿为谣言所惑。

这个时候，不但像章这样的一个大文豪袁要进行拉拢，就是经常代黎元洪写痛哭流涕文章的酸秀才饶汉祥，也是袁的拉拢对象之一。饶汉祥字宓僧，湖北广济县人，曾以举人游福建，一九一一年不得志而归，住在武昌斗级营的小客栈中。有人推荐他会写骈体文，以此为黎所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黎任他为内务司长，革命党人骂他是“瘾君子”（吸食鸦片），吓得他逃回广济不敢就职。一九一三年六月，湖北民政长夏寿康辞职，黎推荐他继任民政长，又受到湖北省议会的反对，他又逃往广济，又是黎把他找出来。他代黎所拟的就副总统职的通电，有“元洪备位储贰”的一句话，在他自己就民政长职的布告中，又有“汉祥法人也”的一句话，因此，有人戏撰一联如下：“黎元洪篡克定（袁的大儿子）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自袁继任临时大总统以来，每次接到黎的电报，就必然要回答一个电报加以赞美，这显然是对黎的一种拉拢手段，而饶错误地把袁当作文字知己，黎也错误地把饶当作幕府中不可少的人才。因此，饶日益受到黎的重视，袁也对他“特垂青眼”以加强对黎的拉拢。当饶回到广济家乡的时候，袁派员携带亲笔信前往慰问，这不能不使饶感激涕零，并且心甘情愿地成为袁摆在黎身边的一个得力工具。

袁对全国人民也进行了欺骗宣传。他经常地拿外交关系和军事实力吓唬人。他说：“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很想回到乡下去享福。但是，外国人只相信我，没有我中国就有被瓜分的危险；北方军队都只服从我，没有我全国秩序就难于维持。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我不能不牺牲个人幸福，担任这个繁重职务”。

总之，在对南方用兵之前，袁用虚伪言词和欺骗手段在各方面争取他的同盟军，使国民党陷于孤立，以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国民党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差的。

* * *

[1]　今武进路。

[2]　1914年6月，王治馨因犯赃案发交步军统领看管。10月21日，大理院判处死刑，即于次日枪毙。当时贪污案是一件寻常事情，如此严峻处理，一般人疑为杀人灭口。

[3]　周予儆是天津的女学生，受袁收买，捏词诬陷黄兴，后来领了一笔津贴到日本。她逢人自夸：“大总统资遣出洋。”

[4]　宋案发生后，湖北起义军人季雨霖、熊秉坤等组织“改进团”，季任团长，策划出兵讨袁。黄兴派田桐携密函指示：“大憝未除，必滋后患。”是年5月24日，黎元洪破获“改进团”机关，捕去多人，并下令通缉季雨霖。

[5]　1913年7月25日，上海有一批流氓把应桂馨劫出牢狱。应到青岛通电请袁“平反冤狱”。他又公然到北京，请袁践言给以“勋二位”及现金五千万。袁派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把他刺死。应死后，赵秉钧在天津督署打长途电话埋怨袁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今后谁敢替总统办事”。1914年2月17日，赵因食物中毒，七孔流血死。

洪述祖长期避居青岛。1917年化名张皎安回上海，在途中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及秘书刘白扭送法院，解往北京。1919年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处绞刑。

[6]　四国银行团对华大借款，除报纸材料及当事人的片断回忆外，参见刘彦：《近三十年来中国外交史》和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

[7]　1913年7月28日，熊希龄通电揭破日本对中国所进行的分裂阴谋说：“报载四省独立，有在宁设立政府，推岑西林为总统之谣。前南北议和时，犬养毅等于前年（1911年）冬来华运动南北分立。渠与希龄本属旧交，屡至沪寓密告希龄，谓袁如得志，中国可危，不如劝孙黄公推岑为总统与袁对抗，并要求希龄介绍往见。希龄与张謇、汤寿潘、庄思缄、赵凤昌诸君与犬接谈数次，竭力反对。幸黄兴当时力主和议，岑亦病辞不见，犬乃回国。去年（1912年）春间再到上海，乃不与希龄接洽矣。此日本民党利用我南北分立之实在情形也。”

[8]　1912年1月14日，陈其美命蒋志清（即蒋介石）收买光复会叛徒王竹卿，暗杀在广慈医院养病的陶成章。在举行陶成章的追悼大会上，陈其美还亲往主祭，以掩盖其主使杀人之迹。

[9]　1911年5月，光复会会员许雪秋在黄冈起义，胡汉民派兵包围其司令部，将许枪杀。

[10]　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

[11]　王赓即王揖唐，安徽合肥人，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奉袁命打进章的统一党，此次给章勋二位也是他出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