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十一章　国民党“二次革命”的彻底失败

一　袁世凯调兵遣将。黎元洪向袁表示“忠诚”。国民党主张“合法斗争”的原因。袁下令罢免国民党三都督

一九一三年四月七日，北京参谋部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和驻鲁辫子军统帅张勋，吩咐他们作好动员准备，以供必要时的调遣。在津浦路北段的辫子军就擅自把若干客车和货车扣留起来。山东军以为“辫子军果然要造反了”，也就匆忙地拆毁了一段路轨，以阻止辫子军南下。辫子军又错误地把山东军作为用兵的对象，双方防区的接近地点竟然发生了局部开火。消息传到北京，参谋部急忙打电报来解释，他们才知道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这件小风波证明，在大借款成立之前，袁政府早已进行了对南方用兵的军事准备，只等借款问题解决，战费有了着落，炮声就要响起来了。

大借款成立后，五月六日袁政府无端地下了一道“除暴安良”的命令。在此之前，袁口中经常挂着“乱党”和“暴民”这些名词，“乱党”就是影射国民党，国民党员就是他所暗指的“暴民”。这道命令是对国民党的第一次挑战书。

对南方用兵的部队，包括袁的嫡系北洋军和非嫡系的北洋附属军。独裁者在每次发动内战的时候，往往只使用一部分自己的嫡系军，尽可能把非嫡系的杂牌军摆在最前线，这是独裁者巩固后方和保全实力的一种打算。这次袁所调动的军队，有张勋和倪嗣冲的北洋附属军以及其他杂牌军，派倪嗣冲为安徽清乡督办，由河南向安徽进发，派毅军赵倜与第六师李纯两部集中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又派海军舰队游弋于九江上下游一带，其目的是在进攻国民党控制下的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在这些被调动的军队中，只有第六师是袁的嫡系北洋军。

当时湖北是南北战争的枢纽地带，因此，黎元洪的态度不能不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关键之一。这个辛亥革命的投机者看见北洋军的力量超过国民党的力量，又因张振武、季雨霖等案发生后，他本身与国民党的关系日益恶化，就完全投入了袁的怀抱。在战争将要爆发之前，他打了一个电报向袁表示态度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搘柱，决无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这个“降表”使袁得到很大的鼓舞，也用赌咒发誓的方式回答一个电报说：“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罪亦不赦。”五月上旬，袁又拨发湖北军饷一百万元。

黎元洪既然敞开大门让北洋军开进来，所以第六师得以安全迅速地通过武胜关，一步步地移动到“长江之腰”田家镇，矛头指向江西。

袁每次将有大举，必然要把他的“政治资本”北洋军搬出来卖弄一阵，以达其先声夺人之目的。这次仍然采取了同一手腕。其第一步骤是指使北洋军将领发表联名电报，痛骂以国民党为多数党的国会对大借款问题“无理取闹，不顾大体”。第二步骤是向国民党的“实行家”黄兴进行恶毒毁谤，张勋通电捏造“黄兴派人到兖州运动军队”，把黄兴说成是一个“好乱性成的捣乱派”。五月十五日，袁根据陆军部的呈请，用总统命令撤销了黄兴的陆军上将。五月十七日，奉天军师长张作霖秉承袁的意旨发表通电，痛数黄兴倾陷政府、危害民国”等等罪行，接着便有河南护军使雷震春、毅军翼长赵倜等通电诬蔑黄兴“争总统不成而捣乱”。其实，黄兴早已自动地通电预辞正式总统的竞选。

以后还有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张勋等发表“枕戈待命”的联名通电。在一片疯狂叫嚣中，还有人建议由各省军人推戴袁为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

国民党方面，直到大借款成立以及袁政府公开地遣将调兵的时候，仍然处于意见纷歧的混乱状态中。孙中山以个人名义打电报叫广东都督胡汉民[1]宣布独立，胡的回电仍说“时机未至”；他就准备动身到广州亲自策动讨袁军事，但是党内的一群竭力加以阻止；他又当面叫陈其美、钮永建先在上海宣布独立，党内人士又以没有海军守不住上海为理由而表示反对。

不但国民党总部的意见不一致，国民党控制下的各省更加不统一和不团结：广东方面，护军使陈炯明不受都督胡汉民的调度，广东内部还有暗通袁氏的军人龙济光、张我权等，胡汉民所说的“时机未至”，实际是不能作主。安徽方面，柏文蔚[2]的力量很有限，内部情形很复杂，而又处于与北洋附属军对峙的形势下。此外，江苏都督程德全、湖南都督谭延闿、福建都督孙道仁又都是半路上参加辛亥革命的投机分子，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地位去影响手下的国民党系军人，另一方面又受着国民党系军人的牵制，因此他们尽可能保持中立而不愿参加讨袁阵线。只有江西一省，国民党的力量较占优势，而袁也正是以江西都督李烈钧作为最主要的敌人。

党的中枢意见纷歧，党的队伍涣散无力，这就注定了国民党讨袁军必然失败的命运。

直到战事将要发生的前几天，南方还放出试探和平的空气：拟派岑春煊、王芝祥、章士钊、汪精卫为和平专使，重开南北和平会议，以协商方式解决袁与国民党之间的纠纷。这是国民党方面的一种幻想，袁绝对不肯接受这个建议。他公开地向各方面表示说：“今天的问题不是南北问题，而是地方反抗中央的问题。”

六月九日，袁首先发表命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同时发表命令：以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事；以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升授中将；以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加中将衔。欧阳武和陈廷训都是江西军将领。

这几道命令充分暴露了独裁者阴险狠毒的本质，并成为以后继起的独裁者用以对付其政敌的一道蓝本。用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不但是眼前的“借刀杀人计”，也是未来的“调虎离山计”；经过一个时期，随时可以命黎“专任”江西都督而开去其湖北都督的“兼职”，使他离开他的根据地，以便进行下一步的摆布。那个“老实人”对切身有关的问题是看得十分清楚的，因此坚决不肯“兼领”，并极力保举欧阳武继任江西都督。另外两道命令，是用功名富贵引诱敌人的部下背叛自己的长官，从而达到分化敌人和瓦解敌人的目的，而经过一个时期，这些“背叛者”迟早也会被他一脚踢开。

六月十四日，袁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派陈炯明升任广东都督。这仍然是分化和瓦解敌人的同一手腕。

六月三十日，又调任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派安徽民政长孙多森兼代安徽都督。

袁的牌已经摊出来了，但是问题的演变不是袁所能预料到的，更不是局外人所能预料到的。六月十日，李烈钧有蒸电报告“遵令免官”，并通电将已经调动的部队撤回原驻地点。六月十六日，胡汉民有铣电“请授赴藏方略”，并解释“宋案与借款之争，仅系建言作用，不敢出法律范围”。柏文蔚早在调任令发表之前表示过“要上辞呈”。

不要误会这是国民党的缓兵之计。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多数派还是不打算对袁进行武装抵抗，宁可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求保存国民党是一个合法的政党，他们还是准备迁就到底的。

但是，袁政府方面并不采取对国民党的妥协政策。无论国民党让步到何种程度，袁的军事行动决不因之停止，而且国民党愈是让步，愈是加强了袁政府继续进兵和彻底消灭国民党的决心。

二　北洋军分两路南下。江西、江苏两省组织讨袁军。上海领事团签字协缉国民党首要人物

毫无疑问，袁的军事目的决不是以撤换国民党系的三省都督为终点，而是要根本粉碎这几省的国民党系军队和国民党的一切力量；也不限于这三省或其他国民党系的势力范围之内，推而言之，凡是一切非北洋派以及非袁党的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在不同时期中和不同步骤上，都是袁所要消灭的对象。这个目的是包括在武力统一全国的军事计划之内的。

尽管被撤职的三省都督不准备进行抵抗，北洋军仍然按照原定计划分作两路南下：第一军军长段芝贵统率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第六师师长李纯[3]两部担任湖北、江西之线，第二路军[4]包括冯国璋、张勋、雷震春等部，由冯国璋统率，沿津浦路南下进攻南京。段芝贵和冯国璋都是袁的心腹大将，也就是袁所内定的湖北都督和江苏都督。

江西和南京是北洋军进兵的两个主要目标。湖南和上海也是两个重要目标。由于北洋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分配到各个目标上，因此袁派特务放火焚毁长沙的军械库，以削弱湖南军可能发动的抗袁力量；同时又派海军中将郑汝成以总执法官的名义率领应瑞、肇和等舰运兵到吴淞登陆，以图控制上海。

北洋军着着进逼造成了一种新的局势，即使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到底，国民党以合法政党的地位继续存在也将成为不可能，国民党系军队也将被北洋军吞吃掉而无容身之余地。因此，首当其冲的江西军被迫自卫的情绪顿然沸腾起来，李烈钧乘机到湖口要塞组织讨袁军。七月十二日，袁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北洋军第六师由九江向沙河、十里铺前进，与江西军旅长林虎发生接触。十三日，江西省议会推举欧阳武为江西都督，李烈钧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都督由议会选举，是援引辛亥革命时各独立省区的成例，而推举欧阳武为都督，是用以对抗袁的分化政策并加强江西内部团结的一种措施。

李烈钧在讨袁的通电中列举袁“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外债，盛暑兴师”等等罪状，而称江西讨袁军的行动为自卫行为。

但是当时的舆论很少注意到袁与讨袁军谁是谁非的问题，而只认为这是北洋派与国民党的权利地位之争，与老百姓没有什么相干。这是因为，这个万恶滔天的政府，就是国民党与之合作的政府，直到被迫自卫，才起而反抗这个政府，当然不能吸引人心。

江西的炮声把上海国民党总部的和平梦惊醒了，孙中山又一次自告奋勇要去南京策动第八师独立。七月十三日，江苏军第八师两旅长王孝缜、黄恺元仓卒来沪密报黄兴说：“朱卓文奉命携带二万元来宁，运动第八师下级军官，叫他们杀了师旅长，然后宣布独立。”王、黄二人来沪请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说：“事已至此，我们虽准备不及，也只好先行出兵讨袁，以免党的分裂。”他们请黄兴即赴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同时认为，“孙先生暂时不宜赴南京，俟南京局势稳定后，请他前往组织政府，领导革命不迟。”黄兴听罢大吃一惊，立即驱车去见孙中山，告以本人决定当晚驰赴南京策动独立，请孙督促陈其美策动上海独立，然后以兵力支持南京。孙同意后，黄当晚偕王黄二旅长驰赴南京[5]。

十四日早，黄在南京军事会议上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即分别函电西南各省当局并派人前往，促其起兵讨袁。（一）派周震麟[6]、刘成烈两人到长沙，坐守谭延闿宣布独立（谭被迫宣布独立）。（二）陈炯明因广东军队庞杂，不敢接任都督。黄数电催促，并告诫说，如不宣布独立，“将不为人所谅”。陈始被迫就任都督并宣布独立。（三）派谭心休赴昆明，请滇督蔡锷联合川黔，出兵武汉，宣布讨袁。蔡答以国基未固，袁势方张，劝黄不宜轻动。（四）电请河南农民起义军领袖白朗，出兵截断京汉路交通、以断袁军后路[7]。

十六日，黄召开军事会议，通过推举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军总司令[8]。

七月二十二日，孙中山有电劝袁辞职以谢国人。他谴责袁“违法借款以作战费，无故调兵以速战祸。异己既去，兵衅仍挑，以致东南民军荷戈而起”。他劝袁“昔日为任天下之重而来，今日为息天下之祸而去”。

袁也发表了强词夺理的通电。他说他的大总统地位是由立法机关选举出来的。关于用兵南方的问题，他说“此次派兵赴浔，迭经本大总统及副总统一再宣布”，把用兵的一半责任推在黎元洪的身上。他骂国民党将领“推翻共和，破坏民国，全国公敌，万世罪人”。最后他还说：“毋视中华民国为一人一家之事，毋视人民代表为可有可无之人。”

他对孙中山初则避而不谈，只集中火力以黄兴为攻击的对象。七月二十二日，褫夺黄兴的各项职务，并下令通缉。二十三日发表命令，称黄兴、陈其美、柏文蔚为“叛逆”，责成冯国璋、张勋捉拿黄兴到案，捉到黄兴的赏洋十万，捉到陈其美的赏洋五万。当他接到孙中山劝他退位的电报后，二十四日才补发一道命令，“销去孙文筹办全国铁路之全权”。

他对国民党的处理却又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显而易见，国民党在他的口中早已被加上一个“乱党”的名称，这次用兵南方就是要铲除国民党的一切力量。按之常理，国民党的领袖已经被他称为“叛徒”，国民党当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法的大政党。但是，他此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还要由国会产生，而这个“乱党”在国会中占有多数议席，如果解散国民党或宣布该党为“非法党团”，国会就会开不成，正式总统也会无从进行选举。当然，他比他的娄罗们的“法律常识”是要高明点的，此时既然号称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军国”，正式大总统不由国会选举而由军人推戴，是太不像样子的。因此，他对国民党还存有投鼠忌器的心理，还有利用敌人的武器来作为自己的工具的必要。

但他对黄兴不肯稍留余地。他授意北京总检察厅票传国民党北京支部部长吴景濂到案，质问黄兴是不是国民党的领袖，如果黄兴的“叛逆”行为与党有关，那末国民党就应该负起“谋叛”责任；如果与党无关，国民党就应该立刻开除黄的党籍以明责任。这个问题，限于三天内答复。那位“大头议长”拾得了这个难题目，想召开一次支部大会来研究处理，可是在北京的国民党党员都因自身的安全弄得六神无主，哪里有心情来开会。会议召集不起来，而三天的限期一霎眼就过去了，吴景濂只得在报上登了一道启事说：“黄兴除名一案，非经大会不能决定。但限期甚迫，不及召集大会，因即遵令除名。”

袁又通过外交关系要求上海租界当局协缉黄兴、李烈钧、陈其美、柏文蔚、钮永建、刘福彪、白逾桓、居正等八人归案。上海领事团公然违反国际公法签字于这个文件。不但如此，香港总督还自动地下令永禁孙文、黄兴、胡汉民、岑春煊四人入境。由此可见，袁政权与帝国主义的相互勾结，又比清政府大大地跨进一步了。

三　各省讨袁军先后失败，北洋军源源进入南方各省

国民党所控制的各个省区宣布独立的日期是不一致的：七月十二日江西宣布独立，十五日江苏宣布独立，十八日安徽、广东两省宣布独立，二十日福建宣布独立。二十二日上海国民党有关方面组织讨袁军，向盘据制造局的北洋军进攻，北洋军将领郑汝成、李鼎新都逃登海筹兵舰，从舰上发炮轰击讨袁军所占领的吴淞炮台，制造局仍在北洋军坚守中。独立较迟的是湖南和重庆，湖南于七月二十五日才宣布独立，重庆更迟到八月四日才由四川军第三师长熊克武宣布独立。

以上各省区独立日期的不一致，正说明了各省区内部意见的不一致。这些省区既有国民党力量的存在，又有非国民党力量的存在，或者国民党内部意见纷歧互相牵制，在步调上不能取得一致。内部情况最复杂的是江苏、福建、湖南三省，这三省的都督在内心上都是反对独立的。江苏因黄兴亲自出马才促成独立。福建都督孙道仁为第十四师师长许崇智所逼，不得已才宣布独立，许崇智被推为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国民党在湖南较占优势，但也有部分军人被袁收买，而湖南都督谭延闿也是被迫才宣布独立的。

失败最早的地区也正是发动最早的江西和江苏两省。江西在北洋军水陆夹攻下，没有取得各方面的支援，七月二十五日湖口就守不住，到八月十八日放弃南昌，江西讨袁军就瓦解了。江苏的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有反对独立的江宁要塞司令吴绍璘被杀于娃娃桥住宅。对黄兴表示服从的是第一师师长章梓和第八师师长陈之骥，黄兴就住在第八师司令部，而陈之骥却正是进攻南京的北洋军主将冯国璋的女婿。

黄兴刚到南京来，江苏都督程德全就抽腿逃到上海去了，这不但没有人和他分工负责，而且对士气起了破坏影响。正和他以前到汉口、汉阳的情形一样，他立刻接触到军队不听调度和军饷无法支持的种种困难。由于江北岸战线拉得太长，七月二十二日讨袁军放弃徐州，原拟在临淮关构筑防御工事，已派柏文蔚为临淮关防守司令，并调第八师的刘建藩一团前往增防，但由于前线撤防、缺饷以及江西战事失利的消息传来，士气日益不振，讨袁军一直撤退到浦口还站不住脚。到七月二十九日，黄兴只得弃职出走。

上海讨袁军久攻制造局不下，到八月十三日，守吴淞的钮永建孤军也瓦解了。

安徽的情形更糟。江西、江苏两省宣布独立时，安徽都督柏文蔚在南京另有任务，没有回到安庆。辛亥革命时曾经一度被推为皖军总指挥而临阵脱逃的胡万泰（此时任安徽第一师师长），认为又有可乘之机，乃自称为安徽都督，宣布独立。不久江西、江苏讨袁军作战不利，胡被宪兵营营长祁耿寰逐走，祁遂自称都督。过了几天，祁见形势不佳，又让位于另一军人刘国栋。七月二十七日，柏文蔚回到安庆来，刘国栋弃职潜逃。八月七日，胡万泰忽又出现，通电列举柏文蔚的五大罪状，柏迎战不利，乘轮逃往芜湖，当日胡通电取消独立。八月二十八日，北洋附属军倪嗣冲[9]的部队开到安庆来，从此安徽就沦为反动军阀的统治区了。

其他几个独立省区也都步了以上各省失败的后尘。陈炯明在就任广东都督之后，七月十八日宣布独立，但也没有力量控制全部广东军，八月四日弃职出走。八月十一日与袁勾结的龙济光军从惠州开到广州来。八月九日，许崇智不知去向，孙道仁宣布福建取消独立。八月十二日，谭延闿在各省讨袁军大势已去之后宣布湖南取消独立。九月十二日，熊克武被迫下台，重庆取消独立。

国民党的军事基础，在很短时期内就被北洋军打垮了，孙、黄等主要人物又到日本恢复了亡命生活。

四　南京三次独立的经过。南京人民的罢市运动

提起张勋这个人，大家公认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怪物。他的辫子军是一支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的强盗军。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五日，清朝已经咽了气，这个自命为忠于清朝的怪物还带兵北上去“勤王”，在天津北站被帝国主义驻军迎面拦阻，才快怏地折回到德州来。他知道“大清朝”的天下不是一个人所能挽回得了的，不得已才依附“袁宫保”，想依靠袁的力量恢复“大清朝”，并且恢复他在江南已失去的地盘。

他听得“革命党”又在南京“造反”，“袁宫保”又要和革命军打仗了，乃向袁自告奋勇。袁就派他会同冯国璋去打南京。

南京自黄兴出走后，各街道墙壁上又发现了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的安民布告。但是这两个胆小人物仍然躲在上海不肯回来。南京军政界妄想袁能够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能够答应维持七月十五日事变发生前的老局面。袁也表示无可无不可，只责成他们通缉黄兴等“暴乱分子”，并颁发了一道不同身价的赏格。

八月八日，南京忽然又一次宣布独立，但是讨袁军总司令换了何海鸣的名字，江苏都督换了陈之骥的名字。当陈之骥得知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时，立刻亲自带兵把何海鸣拘禁起来。这次独立只经过六小时就完结了。

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由于程德全不肯回来，在群龙无首的局势下，南京人心非常浮动，他只得过江去迎接他的丈人峰。他没有回来的时候，何海鸣煽动第一师同乡兵士把自己释放了。

八月十一日，何海鸣又一次宣布独立，并且立即派兵把守城外的狮子山炮台。这是南京第三次的独立。

南京第三次独立看起来类乎儿戏举动，但在国民党讨袁运动过程中却是最有声色的一幕。八月十七日，北洋军攻占天堡城，十九日又被讨袁军夺了回来，此后天堡城易手前后共达五次。北洋军方面有冯国璋和张勋两个大将，有充足的军火和军饷，有协同作战的海军舰队，而对方则是饷械两绌、大势已去、前途毫无指望的孤军。这支孤军的主力是第一师的第三团和第八师的第二十九团，这两团兵士几乎全部都是三湘七泽间的健儿。他们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抵抗，狮子山的守兵直战至最后之一人，炮声才沉寂下来。八月二十六日，北洋军攻入了朝阳门。

张勋的报捷电刚刚写好，攻入朝阳门的北洋军又因触发地雷而溃退下来了。以后就发生了北洋军放火焚烧下关的惨剧，正像两年前火烧汉口一样，而下命令火烧下关的，也正是这次进攻南京的主将，两年前下命令火烧汉口的冯国璋。

北洋军分配作战任务，张勋部攻打太平门，雷震春部攻打南门，冯国璋部攻打北门。张勋也懂得利用别人的部队去当头阵而把自己的军队摆在后面的方法，他派扬州徐宝山[10]的旧部作先锋，使用掘地道、埋地雷种种方法，轰倒了一段城墙，才于九月一日攻进了太平门。

直到城破之后，还有三五成群的讨袁军残部在城内与北洋军进行巷战。那个号称为总司令的何海鸣却躲在马棚草堆下得以乘机脱逃。

太平天国时代，野蛮的清军将领用三天不封刀的办法鼓励士气，在攻下一座城池之后，放纵兵士在三天之内任意地奸淫抢劫，直到第四天出示安民之后，这些行为才被“禁止”。南京人民曾经遭受过这种惨无人道的蹂躏。这次张勋正是采取了这个办法，所以他挨到九月四日才进城。在前三天之中，南京又一次地化为人间地狱：雷震春的兽军在南门，张勋的兽军在北门，好像划分势力范围一样，挨家挨户地进行抢劫，上自天花板下至阴沟，都因兽军严密搜查受到破坏，只有搬不动的地皮没有被抢走；甚至有一家被抢好几次，抢光之后被兽军放火把房屋烧掉了的。

奸淫与抢劫同时进行。不少妇女在秦淮河投水自杀。

由于讨袁军总司令是湖南人，而坚守南京城对北洋军进行英勇抵抗的兵士，绝大部分也是湖南人，所以张勋恨湖南人恨得最厉害，湖南人的“乱党”嫌疑也最重。湖南会馆首先被査封。因嫌疑而被乱杀的湖南人不计其数。

在大抢劫的过程中，城内大街小巷发现了形形色色的怪现象：有些兵士脱下军衣，把步枪当作扁担来搬走他们的“战利品”，有些强迫人力车替他们搬运，有些则因抢赃物而开枪互击。张勋打了一次胜仗，他的兵士点起名来却少了很多，原来那些打完仗发了横财的老总们，都开小差回到家乡享福去了。

南京市民用罢市运动来抗议辫子军的滔天罪行。张勋认为开门七件事要紧，强迫柴米油盐等店首先开门，其余一概不问。

九月九日，沪宁火车首次恢复通车。南京许多人民又不约而同地举行了一次“避贼运动”，车站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人都急于要离开这个暗无天日的活地狱，对以后生活如何都来不及作任何打算。原来在三天封刀之后，辫子兵奸淫抢劫仍然没有终止，人民的生命财产仍然得不到丝毫保障。可是张勋却吹嘘辫子兵“纪律严明”，不承认有不法行为。他通电狡辩说：“诸军巷战，统将专事杀敌，间有一二不法军人趁匪军抢劫之余，见物辄取，固所难免。”

九月九日他有佳电表扬自己尽了维持地方的责任。电文中说：“匪军逃窜，乘机抢掠，土匪助虐，益肆凶残，多有假冒官军情事。此时各军号令不一，勋破除情面，派队巡街，随地正法者二百余，秩序始复。此金陵各国旅居洋人之所共见，今路透电乃以蓝衣兵占多为言。査勋部入城，仅占东北一隅，地处荒僻，民户无多。其余繁盛之区，均由各军分扎，孰抢孰否，不难按户而稽。”

他不但把抢劫罪行推到败军和土匪方面，还推到友军方面，而把战功完全归到自己方面。他在“请奖叙有功人员”的一电里说：“南京易守难攻。昔者洪杨割据，固以天下之师，糜饷数千万万，犹以九年之久始奏克捷。今勋专令南征，每战必胜，用兵不及数月，实非始愿所期。”

袁在战争结束后颁发了大批勋章和晋级命令。张勋得到勋一位和江苏都督的地位。江苏都督本来是准备给他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的，由于这次首先攻进南京的是张勋所统率的军队，他不得不变更计划给予张勋，留待下一步再作计较。因此，冯国璋在收编讨袁军的残部后，不声不响地率领部队渡江走了。

张勋做了江苏都督，南京就看不见民国的影子，而完全退回到前清政府的时代。他绝对不允许他的兵士剪掉辫子，辫子是他的军队的特殊的标志。他看见穿西装的人就很生气，看见有辫子的人就引为同道中人。因此，南京就有很多拖着辫子的怪物出现，扎假辫子的风气盛行一时。他绝对不许用“前清”两个字，认为在他的统治下，南京仍然是大清朝的天下。

他把都督府的大柱和栋梁都涂上一道朱红色，把清朝总督原有的吹鼓手和炮手都找了回来，每天开吹三次，开炮三次。前清的官制和一切排场又都复活了，不但恢复了厘捐总办、粮台总办、督销总办、道台、知府、知县等等名称，而且一律都用“扎委”。南京城内就有一个知府——“江宁府杨”和两个知县——“江宁县左”和“上元县沈”。知县衙门恢复了刑名老夫子、差快这些帮凶家伙，县太爷坐堂审案恢复了藤条、小条等刑具。那些脑后拖着辫子的官员要打轿子上院，要先递手本，见了“大帅”要行跪拜礼，要自称为卑职。这一切都是两江总督衙门的老样子。

从前张勋被江浙联军赶出南京城时，城内警察曾经欢迎革命军进城。张勋因此记恨在心，把他们一齐“革职”，用辫子兵代替警察站岗。随即在北方招来了一批北洋警察。辫子兵的各营都用龙头令箭，官长要穿前清的蓝制服，营中不许悬挂民国的军旗，要用红色白边的蜈蚣旗。民国的国旗也绝对不许悬挂，都督府门前大桅杆上挂的是写着一个斗大张字的红旗。

所有这些怪形怪状，袁都装做不曾晓得的样子，但是外交团对此表示十分惊讶。他们曾质问南京城不挂民国国旗的原因。由于洋大人要过问，袁不能置之不理，才打电报责备张勋不应该禁止悬挂国旗。到九月十七日，南京城才有五色国旗出现。

五　军事胜利是袁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

一九一三年昙花一现的讨袁军，又称为癸丑之役、国民党“二次革命”之役、赣宁之役或湖口之役，是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南北战争。通过这次内战，封建军阀取得了胜利，把当时领导民主革命的国民党人赶下了政治舞台。这次内战造成了以后若干年来连续发生的洪宪帝制、宣统复辟以及南北战争长期不停的混乱局势，使国家受到很多的损害，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

袁的武力统一梦初步得到实现，此后北洋军源源进入到南方各省区，全国进入到北洋军阀最黑暗的统治时期。从一九一三年七月到十二月，袁政府先后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这批新贵将军们都是北洋军将领或北洋附属军的将领。此外，袁又派北洋军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松江以扼浙江之咽喉，第三十九混成旅旅长伍祥桢驻长沙、第三师师长曹锟驻岳州以扼湖南之咽喉。

除了广西、贵州、云南、四川四省以外，南方各省都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征服地和袁家的天下。这四个省没有被北洋军侵入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来由于地处偏远，北洋军鞭长莫及，二来这几省的都督都不属于国民党系，袁认为不妨留待下一步再加以收拾。

在战胜国民党之后，北洋军除镇压北方所必需的兵力外，差不多可以调动的兵力全部都调动到南方来。由于地盘骤然扩大，就感到兵力不敷而不得不急于扩充军队，因此，北洋军的番号就愈来愈多了。

国民党讨袁军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袁的武力发展到最高峰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却又是他由胜利走向失败的一个转折点。在此以后，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他的弱点都不断地暴露了出来。

在对南用兵的过程中，在用人问题上，他充分表现出无制度、无标准的“家天下”的作风。既派刘冠雄为南洋巡阅使（他所指的南洋是江浙一带），又派雷震春为长江査办使；既派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又派张勋为江北镇抚使，还有一个江北检讨使蒋雁行；既派段芝贵为江西宣抚使，还有一个连职名也完全相同的赵维熙；湖南就派了三个査办使，曹锟、汤芗铭和郭人漳，又派了两个检查使，张学济和朱树藩。发表这些五花八门、叠床架屋的头衔，本来是袁用以羁縻“人材”的一种手段，根本没有划分职权，甚至连袁自己也记不清楚发表了多少官职，那些人给了那些官职。他完全把用人授官当作一件儿戏事情。

莫说有官无职的空头衔是如此，就是有官有职的情形也是杂乱无章的。有些省既有都督又有护军使，有些省有护军使或镇守使而无都督，有些省以文人为都督、武人为民政长，有些省以武人兼任军民两长。

以上只说明了关于官制方面的紊乱情况。当时还有一件政治秘密，除了极少数袁的亲信人而外没有人知道。在对南用兵以前，袁十分机密地决定了逐步废省改道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废除省一级，以省以下的道（一个省可以划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道设道尹管理民政，又设镇守使管理军政。这个计划准备先在几个省实行，然后全面推广。为什么他要决定这样一个缩小行政区域的计划呢？原来独裁者的疑忌心是最重的，除了他自己和他的亲生子之外，对于任何人都是放心不下的。他顾虑到在打败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将来会养成“尾大不掉”和不利于己的趋势。废省改道是在贯彻个人独裁、避免藩镇之祸的目标下决定的。

从下列事实可以证明他在用兵初期即已不露声色地试行了这个计划。他任命李纯为江西护军使、王占元为湖南护军使、张勋为江北镇抚使、倪嗣冲为皖北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镇守使，这里面没有一个都督名义。在这几省之内，并且包括南方将要被征服的各省在内，他的初意都是不设都督的。此外，黑龙江只有护军使朱庆澜，后来贵州都督唐继尧调任云南都督后，也只提升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而不给以都督名义，福建都督刘冠雄调任海军总长后，就派李厚基以镇守使名义统率该省军队。这三省不设都督，就是废督计划的初步实现，也就是为废省改道做好准备工作。

但是，那些以前“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此时只知有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的北洋派将军们，并不是真心崇拜袁而甘于盲目服从，他们也抱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大哥做了大宋皇帝，小弟也挣得个将军到手。”他们利用袁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正和袁利用他们作为扩张个人实力的工具一样。北洋派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是建筑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在对南用兵的开始时期，就有人劝袁对废省废督的问题不应操之过急，如果过早地提出来，可能会影响前方将领的战斗意志，不肯在这次战争中卖力。以个人利害为重的独裁者从来就是外强中干的，所以袁听了这句话，就把这个问题推迟一步，打算在完全消灭国民党之后再进行。后来国民党果然被他打败了，他正在准备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表上来，又有人劝他再等待一下，因为全国统一的局面还不稳固，还要利用北洋派将领加强镇压人民和肃清国民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残余势力，如果降低他们的地位和削减他们的权力，可能会引起北洋派的解体和国民党的死灰复燃。这样一说，又吓得袁不敢轻于尝试而把这个问题搁了下来。

这个秘密计划逐渐地传到北洋派将领的耳朵里。他们对这个只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团体”的老头子渐渐地引起不满。同时，他们摸清了袁氏外强中干的底细，以后凡是涉及与他们的权位利害有关的问题，就经常地对袁采取强硬态度，任何问题都可以“服从”，如果在权位问题上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就拿出“辞职”（事实上就是“造反”）的手段来要挟，而袁也就为他们的实力所屈服，完全陷于被动而不能自主。

凡是不懂得这个内幕的人，都认为袁在打败国民党后，威望大大提高，但是事实上他的威望正在逐步下降。他自己就首先发现了他一手所造成的北洋派，并不是一个可以由他任意摆布的团体，他的统帅权是不够坚强的。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袁在战胜国民党后，得到丧尽人心的后果。

以前袁经常地吹嘘他是中国秩序的稳定因素，“没有他，全国秩序就难于维持，中国就难于避免瓜分之祸”。帝国主义正是利用前一种说法对他作了有力的支持，而国内投机分子和妥协派也正是根据后一种说法坚持对袁的妥协政策。自从北洋军侵入南方各省以来，把这样一件无可抵赖的事实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就是多年来袁所训练的北洋军，其绝大部分都是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的活强盗，使各省秩序受到严重破坏的正是这些匪军，而被这些匪军侵入的南方各省，立刻成为盗匪公开横行、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的黑暗世界。袁政府所委派的各省官吏，都是些贪污腐化、残忍好杀、愚昧无知、卑鄙无耻的社会败类，把他们统治下的人民当作牛马奴隶而任意践踏，使人民在亡国的威胁下又加上了一重“亡省”的痛苦。

国民党讨袁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北洋派军事力量的强大，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弱点太多。首先，辛亥革命后，对封建军阀一味地无止境地采取妥协政策，造成了无可挽救的严重错误。宋案发生前，宋教仁极力主张以赤手空拳的政党内阁去抑制实力政策的独裁者的无限野心，而在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主张依靠手无寸铁、在北京军警监视和威胁下的国会议员进行合法斗争，以制止袁的军事行动。直到五国银行团大借款成立，袁政府忙于调兵遣将，战争将要爆发的时候，国民党还有人企图再度举行南北和议以解决袁与国民党之间的一切争端。甚至在易督令发表之后，国民党人还想解除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保全国民党的合法地位。

尽管国民党的妥协政策发展到无边无际，袁对国民党是丝毫不肯妥协的，当国民党系各督遵令卸职之后，北洋军仍照原定计划进兵。这样，妥协政策就成为痴人说梦，连短暂和平与屈辱和平也不能交换到手，而只能以彻底失败为其结局。

其次，国民党内部的不纯洁与不统一，也是讨袁战争彻底失败的重要因素。当时，有些国民党的重要分子被袁收买而变节，有些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成为堡垒内部的敌人。北洋军已经源源南下，国民党总部仍然畏首畏尾，举棋不定，各省当权人物仍然争权位，闹意见，正蹈了“宋人议论未定而金兵已渡河”的历史复辙。因此，各省独立日期前后不一致，各个地区单独作战而不能互相配合，给北洋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

当然，不善于采取争取中间派和孤立敌人的策略，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是没有与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没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政策方针，因而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与支持。

仅仅从军事力量的对比来作为决定双方胜败的关键，是从现象看问题，由此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来。南京三次独立后，孤立无援、完全绝望的讨袁军竟能坚持二十天的英勇抵抗，这就说明了北洋军的力量并不强大。如果各省讨袁军都具有同样的坚强战斗意志，袁战胜国民党是不可能实现的。

帝国主义在实际行动上已经参加了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南北战争。没有五国银行团借款以供袁政府的战费，袁不可能发动这次战争。五国银行团不因中国各方面纷纷表示反对而停止付款，上海领事团公然签字于协缉国民党领袖案，香港当局公然永禁孙黄等入境，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实际参加中国内战的具体表现。

但是，独裁者在这次战争中仅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这个胜利又成为他走向失败的一个开端。北洋派是个打伙求财的封建军事集团。在此之前，袁与北洋军将领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在此以后，袁就想废省改道，削弱他们的权力，以便集中大权于“中央”（他个人的中央）。因此，他们相互之间就产生了矛盾，这个矛盾日益扩大，终于引起破裂。但这还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主要方面在于：袁在取得军事胜利后，他的反人民的恶劣本质和北洋军的盗匪行为完全暴露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消除了一切人对袁的幻想，坚定了全国人民反袁救国的意志，使袁政权终于走上了灭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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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胡汉民曾到南京任总统府秘书长。孙中山辞去临时总统后，他又回任广东都督。

[2]　柏文蔚字烈武，安徽寿县人，安徽武备学堂毕业。

[3]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县人，北洋武备学生出身。王占元字子春，山东冠县人，马弁出身，曾被挑选在北洋武备肄业。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县人，也是北洋武备学生，曾任第六镇第十一协协统。

[4]　冯国璋所统率的军队不止两师，故称为第二路军。

[5]　黄兴赴宁督师前后情况，李书城在《辛亥革命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行动》一文中叙述甚详。见《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

[6]　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在日本致友人书十余件，辑为《黄克强手札》，国民党元老周震麟为之作跋。跋文写道：（二次革命前）“苏皖浙三省战兵（可用之兵）不满三万，兵家（指国民党各省将领）皆主慎重，克公笃实君子，颇纳其言。孙公决心速发，多方敦促，迫不获已，出而牺牲（意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全党谊。苦战半月，四面受敌。……克公见事无可为，将以身殉（江苏讨袁军参谋长黄恺元阻止黄兴自杀）。”见《近代史资料》第二十六号。

[7]　见《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版。

[8]　岑春煊曾任清朝两广总督，两广旧军将领龙济光、陆荣廷等均其旧部，孙黄二人想利用此人促进两广独立，故推为讨袁军总司令。

[9]　倪嗣冲字丹忱，安徽阜阳人，秀才出身，也是小站练兵时的杂牌军将领之一。曾任河南藩台，帮办河南军务。

[10]　徐宝山字怀礼，江苏镇江人，绰号徐老虎，是扬州著名的盐枭（贩卖私盐的头目）。辛亥革命时，镇江都督林述庆收编他为扬州军第二军长。1913年5月24日，上海有人冒名吴吉仁（徐派住上海收买古董的人）寄来古董花瓶，装有木匣。徐打开木匣一看，触发了匣内装置的炸弹，当场被炸身死。他的部队改编为第四师，由他的兄弟徐宝珍为师长，在攻克南京之后被张勋勒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