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十七章　袁世凯与北洋军旧将之间的矛盾[1]

一　袁拟用蔡锷改造北洋派，因顾虑多端未实现

袁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在政治上不敢引用新人材，怕的是新人材取得政治地位后会要“革”他的命，因此在他进行帝制活动的时候，起用清朝旧官僚和投机政客，而把一切实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甚至以前各省呈报国务院的文件，也都不许呈报政事堂而须直接呈报总统。在军事上，北洋军阀是他多年来所孵育的爪牙，这些攀龙附凤的将军们，已经逐步地爬上了很高的位子，一个个拥兵自重，割据称雄，就不像以前那样把袁宫保当作衣食父母而百依百顺了。袁既然准备做皇帝，就不能不在正大位之前，扭转这种“尾大不掉”的趋势，因此，他感到有改造北洋派、解除旧将兵权的必要。

袁早已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后，经常与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往来。杨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因此与夏里应外合地推荐蔡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当然，如果蔡拥兵在外，袁对他是不放心的，而把他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没有什么可怕了。但袁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杨对此却有不同的见解，认为：“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卓如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松坡必然乐为总统所用。”这种看法又与袁的见解相符合，他从来就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因此，他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松坡靠得住，午诒，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是杨的同乡（湘潭人）、同学（王湘绮的门人），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所推荐的。夏的父亲夏时曾任前清陕西巡抚。袁用人从来就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在总统府内史中是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但袁此时正在准备恢复前清时期文人掌兵的制度。袁用人又惯于采取一种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也正是用他来监视蔡的一种作法。

袁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任为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根据杨度的反映，蔡是预闻这个计划并且同意过的。蔡先后被任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并且一度有两广巡阅使的呼声，这些正是袁“结之以恩”的作法。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的人选是极其严格的，一个南方人，又是一个非北洋派的下台军人，能够打入袁的最高军事机构，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袁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认为：“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袁）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于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袁）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二　袁段之间关系恶化，袁用王士珍代段为陆军总长

北洋派的基础建立于小站练兵时期。那个时期，袁的全副精力都用在建军工作上，关于军队的编制与调遗，将领的选拔与补充，都是亲自动手。后来由于北洋军发展得太快，袁不能事必躬亲，冯段诸将的权力因之逐步提高。自从当了民国总统，袁的精力分散在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更不能专心致志地用在军事方面，而北洋军在内战中有了更大的发展，分布的地区日广。此时北洋“三杰”平衡发展、互相牵制的局势已经不存在了，王士珍退隐正定，冯国璋外调南京，在中央长期主持军事的只有段祺瑞，鼎足三分之局一变而为大权独揽之局。当然，袁对军权看得很重，从来不肯放手，他在总统府设立军事处以便加强对全国陆军的控制，但是军事处长仍由陆军总长兼任，并不影响段的实际权力。

段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以前没有掌握中枢大权，对袁的命令是百依百顺的。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也日益减退，他不能容忍袁遇事掣他的肘，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而袁也疑心他日益揽权是为了想在北洋派内造成一个小集团，以便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这种疑心既然有了萌芽，就逐渐扩大成为袁段之间的一道裂痕。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袁派蒋方震为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事前没有和段商量，因此该校经费往往受到陆军部的留难。蒋自杀未遂，愤而辞职，袁改派其为公府军事处参议，段竟拒发委状（段以陆军总长兼任公府军事处长）。事为袁所知，不禁冲冲大怒，便又亲笔下条子派蒋为军事处头等参议，在头等之上加了两个大圈圈。这张条子交给幕府陈仲恕[2]看过，并叫他转告蒋，暂时不要入府办公，以免受段之气。直到段解除军事处长兼职后，蒋才到府办事。

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说明袁段二人的矛盾，已非一朝一夕之故。

在北洋“三杰”之中，袁对王士珍较为放心。王自清政府灭亡的时候起，就回到正定原籍，不过问民国的事。袁既然决心要排斥段，就感到有借重王的必要。一九一四年春天，袁派长子袁克定乘专车到正定迎接王进京。王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极力劝说他，不参加政治活动是一件事，到北京看看他的父亲是另外一件事。如果王一天不启程，他就一天守在正定不回北京。王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他来到北京。袁立刻授王为陆军上将，并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统率办事处是一九一四年五月九日成立的，由陆军、海军，参谋三部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组织之。除三部总长为当然办事员外，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个人。这是袁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抢回到自已手里的一个具体措施。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军事处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且陆军部的重要职权也都移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袁在清朝末年奉“旨”养疴时，曾将价值三十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与段。段在该宅辟有侧门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此门出入。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段就经常不到部，一切部务交由他的得意学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有一天，袁召段进府来查问一件公事，段答以“要到部查明”，袁就满脸不高兴地说：“怎么还要查明，你的呈文不是已经送来了吗？”这样一来，使段很难为情。事实上，段根本没有看过这件公文，是次长代他签名送上来的。事后袁向人大发牢骚说：“咱们北洋团体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团体，华甫（冯）要睡到十二点钟以后才起床，芝泉（段）老不到部！”

陆军部曾发生茶役藏置炸弹案，日本报纸指为是袁谋杀段的政治阴谋。从此段绝迹不到部。徐树铮是段最亲信的人，却是袁最讨厌的人。一次袁表示要调动徐，段实在沉不住气了，就大声回答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随后要怎样办就怎样办！”

一九一五年五月正当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了“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对日屈服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陆军不能作战，部务无人负责，政府不能贸然决定抵抗日本。

在这些情况之下，段终于不得不向袁呈请辞职，并赴西山养疴。袁以蔡代段的计划既然不能实现，就准备好以王（北方人）代段。但他仍然伪装诚意挽留的样子，一再给予假期，而王也怕有人骂他卖友求荣，一再表示不就陆军总长。到五月三十一日，袁下令派王署理陆军总长，并发表明令赐段人参四两、医药费五千元，遇有要政，仍须入府商议。八月二十九日，才明令解除段的陆军总长，正式派王继任。

段离职后，袁又指使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于六月二十六日免去其陆军次长，以田中玉继任。

在此时期，袁对段越是客气，外间越是传说袁段即将决裂。八月三日，段发表辟谣电报说：“二十年前，大总统在小站练兵时，祺瑞以武备学生充下级武秩，与大总统素无关系，乃承采及虚声，立委为炮队统带，升任统制；及大总统东山再起，祺瑞复见任湖广总督、陆军总长等职。以大总统知祺瑞之深，信祺瑞之坚，遇祺瑞之厚，殆无可加，是以感恩知己，数十年如一日，分虽部下，情逾骨肉。近数年来，祺瑞因吐血失眠，吁请息肩。乃包藏祸心之某国报纸，以挑拨离间之诡计，直欲诬祺瑞为忘恩负义之徒，甚至伪造被人行刺之谣，更属毫无影响。不得不略表心迹，以息讹言。”

但段所谓“吐血失眠”完全是自己捏造出来的鬼话，因此他越是辟谣，越加证明谣言不为无因。而后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也都证明了袁段关系的恶化。

三　袁废省改道、废督裁兵计划受阻。袁宣布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两种不同类型的将军。各省将军的安排与等差

早在对南方用兵的初期，袁曾十分机密地制定了缩小全国行政区域，即废省改道的计划。当时就有策士提醒他：“前方军事尚未结束，废督计划不宜行之过早，否则将使北洋将士灰心解体”。因此袁决定此项计划推迟进行[3]。自从新约法公布和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袁认为他的威权已经大为提高，就想把废省改道的计划推广到全国范围来进行。但他仍然不能无所顾忌，乃先授意他的政治俘虏黎元洪发表一个主张废督及改建军区制的通电，以试探各省军阀的反应。此时袁打算采取迂回渐进的方法，第一步先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把那些拥兵最多和桀骜不驯的大军阀摆在军区长的位置上，以消除其对立情绪，那些弱小军阀就自然不敢反抗了，第二步他再利用弱小军阀的集体力量来对付大军阀，消灭军区制而达到全国军权统于“一尊”的目的。

随后他又考虑到全国大军阀不止五个，又有扩大为八个军区的拟议。

废督、废省计划在开始决定的一个阶段，外间即有所风闻，这是由于独裁者的身边不会都是忠心耿耿替他保守秘密的奴仆，而泄露秘密者也往往正是那些参预机密的“心腹”。自从黎元洪的废督主张发表后，废督计划成为半公开的秘密，北洋军阀对此大为不满。有的公开发牢骚说：“咱们出死入生替你打天下，你现在准备做皇帝，就想把咱们打入冷宫！”过去他们甘心做袁的应声虫，如对南用兵和解散国会等，只要袁的眉毛眼睛一动，他们就大吹大擂地替他担任吹鼓手和打手，但是问题牵涉到他们自己时，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

为了反抗废督计划，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法。有的要求发清欠饷：“政府哪一天发清欠饷，咱们就哪一天解甲归田”。这个要求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由于他们历年来浮报兵额和克扣军饷，积欠的数字很大，袁政府此时向五国银行团接洽第二次大借款尚无头绪，不可能清偿这些积欠，何况即使有此能力，谁能保证他们拿了钱就肯交出兵权来呢！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公然用制造兵变的手段来威胁袁，借口兵变是由废督的空气酿成的，如果实行废督，兵变的范围将更加扩大。用制造兵变的手段来维持个人权位，正是袁自己教导他们的方法。

这些方法，吓得袁倒抽了一口冷气。但他为了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并不甘心放弃这个计划，他又想出了一个更加迂回曲折的办法，也就是吸收了以前策士所提供的“行之以渐而不操之过急”的意见，先废除“都督”这个名义，改称“将军”而暂时不变更其职权，另一方面恢复清朝文人掌兵的制度，将各省地方部队的管辖权划归民政长官，以分军事长官之势。他首先授意肃政史俞明震提出军民分治和军民长官不同城的建议，随后根据这个建议，规定各省巡防营、警备队划归民政长官管辖。一九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他下令公布省、道、县的官制，各省观察使一律改称道尹，各省民政长一律改称巡按使。六月二日，下令公布各省所属道的区域表。六月三十日，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北京及各省分设两种性质不同的将军，并发表大批任命令如下：

（一）裁撤吉林、黑龙江护军使；

（二）任命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

（三）任命张勋为定武上将军兼长江巡阅使；

（四）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加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任命张锡銮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孟恩远为镇安左将军，督理吉林军务；朱庆澜为镇安右将军，督理黑龙江军务；靳云鹏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河南巡按使田文烈加将军衔，督理河南军务；任命阎锡山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冯国璋为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朱瑞为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李纯为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倪嗣冲为安武将军，督理安徽军务；段芝贵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海军中将汤芗铭为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陆建章为咸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加将军衔，督理甘肃军务；新疆巡按使杨增新加将军衔，督理新疆军务；胡景伊为成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唐继尧为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督理广东军务；陆荣廷为宁武将军，督理广西军务；姜桂题为昭武上将军，督理热河军务；

（五）任命蔡锷为昭威将军，蒋尊簋为宣威将军，张凤翙为扬威将军。

命令说：“各省都督一律裁撤。于京师建立将军府，并设将军诸名号。有督理各省军政者，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同进升平之化。”因此，他用冠字的方法把将军分为两个不同的类型，对于有地盘、有兵权的将军冠以“武”字，对于没有兵权和地盘的下台军人则冠以“威”字。根据袁的说法，无论在京内或京外，无论有无兵权和地盘，同样都是“将军”，两者之间可以调来调去，调到京里来的将军仍然可以外放到各省，而各省将军内调也并不损害他们的尊荣和地位。实际上这种说法完全是骗人的，各省军阀都能看得到，如果他们失去地盘和兵权，就会永远被袁打入冷宫（将军府）而没有翻身（外放）的机会。袁对任何人都是无所不用其骗的，对他所卵翼的北洋军阀也不例外。但各省军阀对于与他们有切身关系的问题，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废督命令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在贵州、绥远、察哈尔、福建四个省区都没有设立将军，正是因为这些省区都没有强大的军阀，对于弱小军阀没有用崇高的名号加以羁糜的必要。

第二，段祺瑞管理将军府事务，也就是“京内”将军的最高首长。由于他没有直接兵权，所以冠的是一个“威”字。实际上袁的用意是要逐步地把各省大小军阀都调到北京来，把将军府作为收容他们的冷衙门，以贯彻其废省废督、集中军权于一身的既定计划。因此，凡是冠以“武”字的将军只是将军的一种过渡形式，最后全国将军都将成为有“威”可畏而无用“武”之地的“英雄”。

第三，除开建威上将军之外，全国共有冠以“武”字的上将军六人。张勋是唯一没有固定地盘、不督理一省军务的上将军，他的“长江巡阅使”本是一个空头衔，长江各省的军务他都不能过问，而且他驻防的徐州也不属于长江范围之内。但他手下的兵很多，所以他能够荣获“武”字上将军的称号。姜桂题列入上将军是因为他的资格最老。此外，凡是有上将军的地方都是清朝设有总督的省区，这是袁有意识地恢复清朝督抚等级不同的一个表现。

第四，东三省将军不冠以“武”字，而一律冠以“镇安”两个字，再用“上”“左”“右”这些方位字来作为区别，这是由于东三省靠近北京而又处于北京的后方，成为一个特别区域，“镇安”两个字具有镇抚、安定的用意。

第五，各省将军所冠的另一字有的像谥号，如定武、宣武、昭武之类；有的嵌以辖地的地名，如泰武（泰安）、同武（大同）、昌武（南昌）、安武（安庆）、咸武（咸阳）、成武（成都）、宁武（南宁）之类。但在辖区的嵌字中，有的嵌以省会的名称，有的则嵌以省以内的另一地名，这是准备实施将军、巡按使不同城的一个步骤。

第六，直隶、河南、甘肃、新疆四省都是以巡按使加将军衔而兼管该省军务的，这又是恢复文人掌兵制度的一个开端，而且也是准备在这四省废除将军的一个步骤。

第七，三个冠以“威”字的将军都是失去了兵权和地盘的下台都督，为各省将军内调后仍能保持其尊荣及地位提供了先例。

第八，用将军的名称代替都督，也是袁“由总统变皇帝”戏法中的一个环节。他在文职中已经嵌进了“卿”的名称，在武职中又嵌进了“将军”的名称，将来在“卿”和“将军”之上再产生一个“皇帝”，就更加显得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将军令发表后，即由副总统黎元洪领衔，众位将军列名，恭上袁一个“神武大元帅”的尊号。这个尊号寓有“大皇帝神圣英武”的意义。但因世界大战和山东问题发生，袁不好意思接受。

以上就是袁准备变更全国行政区域借以削弱各省军阀兵权的初步措施。后来他不敢进一步地贯彻执行，甚至不得不迁就事实使这个计划成为泡影。例如，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和第六师师长李纯的地位相等，袁在对南方用兵时，早就许下他一省都督的位置，后来李纯取得了江西都督，袁却把湖北都督畀予了赤手空拳的段芝贵，王大为不平，袁不得不提升他“帮办湖北军务”以平其气；而驻防岳州的第三师师长曹锟资格更老，责任更重大，袁又不得不提升曹为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以提高其地位（以上均于一九一五年四月十四日发表）。这次将军令发表后，对于这两个“候补将军”不能不有所点缀，同时还牵涉到与他们地位相等的另外一些武人，如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和驻防松江的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等。因此，袁又于七月十八日对以上四人加以将军衔。同日，福建镇守使李厚基改为护军使，这是因为镇守使的地位在护军使之下，李既然督理一省军务，如果名义久居人下，也会引起他的不平。由于这一系列的措施，不仅袁的原定计划大打折扣，而且也使各省军阀更加认识到，只有加强军事实力，才能保全自己的权力地位。

将军令发表后，有兵权而无地盘的张勋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江巡阅使条例，呈请颁布施行。在这个条例里，把长江流域都划作他的势力范围。袁阅后大为惊骇，立刻亲批“该使不宜过劳”，并且指明长江上游已另“设员警备”，仅仅规定自安庆至上海一段为张的“巡阅”范围。

关于军民分治、文武长官不同城和巡按使指挥地方部队等问题，也都不能贯彻执行。有些省没有正规军，如果将军交出地方部队的指挥权，就将一无所有。将军、巡按使不同城的问题，只在广西一省施行过，将军驻南宁，巡按使驻桂林。其余各省都没有施行。军民分治问题，首先响应者为倪嗣冲，他请辞去安徽巡按使的兼职，袁发表明令大加奖励。有些将军明辞暗不辞，吓得新派来的巡按使不敢到任；有些将军推荐自己的私党继任巡按使，而使巡按使成为将军的一个高级属员。

四　袁成立模范团并自任团长。模范团官兵的誓词

在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成立以前，袁克定经常与德国丁克满少校、法国白礼苏中校等讨论军事学和训练新军的问题。在废省、废督计划遇到阻力的时候，袁克定向他的父亲建议在统率办事处直接领导下成立模范军，由大元帅兼任模范军军长。这个建议和清朝摄政王载沣集中兵权于皇室中央，组织禁卫军而自为统帅的目的是一样的。载沣组织禁卫军，其目的是把这个皇族军逐步发展起来，以便于逐步淘汰由汉族所统率的军队，加强满族对全国的统治力量。袁氏父子组织模范军，其动机则是为了削弱北洋旧将的兵权，实现中央军事集权，以便于造成袁家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

以前北洋军的军官来源是天津武备学堂，这个学堂久由段祺瑞主持控制，所以袁氏父子打算另辟途径，用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为模范军的各级军官。军官学校也和武备学堂一样，是荫昌在清朝末年创办的。

可是袁毕竟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物。他鉴于清政府组织禁卫军曾经招致北洋军的极大反感，因而弄得军事解体，他不能不顾虑到模范军的目标太大，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反感，初步决定改为模范师，最后决定成立模范团。模范团的性质与模范军有所不同，它是一个军官训练班的扩大组织，在这个组织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为模范军。袁派王士珍为模范团筹备处处长，直隶于统率办事处，这就是用北方人、用北洋派宿将主持军事以避免引起北洋军反感的一种作法。该团成立于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团本部设在北海，并在西城旃檀寺成立办公处。袁自兼团长，以曾任赤峰镇守使的陈光远为团副，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与陈光远均为办事员。

同月二十七日，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袁派陆军上将、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为代表，到该校发给毕业文凭，每人赠军刀一把。用大总统的名义发给毕业文凭，其目的在于建立袁与毕业生的师生关系，这是封建统治者的一种典型活动，而赠军刀则是从日皇赐士官毕业生以军刀的办法学得来的。荫昌在这批毕业生中挑选了属于直隶、河南、吉林、奉天等省籍贯者二百八十人为“模范团”的中下士，其余派回本省见习，一律免其“觐见”。被挑选者都是北方人，可见袁的地域观念还是很浓厚的。

模范团的士兵，由北洋军各师下级军官中抽调，驻松沪的第四师就被抽调了四百九十人。下级军官则由各师中上级军官抽派。袁预定模范团分作五期训练，每期训练半年，可产生四个旅的模范军军官，暂以训练十个师的军官为目标。

袁无论怎样忙，每星期一定要骑马来观操一次，召集军官训话一次。各级军官升级时一定要到总统府向袁叩头谢恩。被挑选到模范团受训的官兵一定要举行效忠宣誓。一九一五年一月十三日，第一期全体团员到关岳庙宣誓，袁派荫昌前往监誓。团副陈光远宣读誓词八条：“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性命，言行信实，习勤耐劳，不入党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每读一句，全体团员一定要高声附和一句。以前袁在北洋练兵时，各营都供有他的长生禄位牌，军官教导士兵说：“袁宫保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咱们必须对他尽忠出力。”他现在又通过以上手续，以养成模范团官兵对他个人的盲目服从。

模范团第一期结业后，袁就公开设立“新建陆军督练处”，并用拱卫军的名称代替模范军，成立了拱卫军步兵四旅，炮兵一团，骑兵一团，机关枪营一营，辎重营一营。全部军火都是事前在德国购来的。模范团第二期改由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挑选一批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与各师下级军官配合训练。由于参加了部分非军官出身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所以第二期结业后，只能成立拱卫军两个旅。模范团在第二期以后，就因袁的倒台而瓦解，拱卫军的名称也随之而消灭。原有第一期成立的步兵四旅改编为陆军第十一、第十二两师，师长为李奎元、陈光远；第二期成立的两旅改编为陆军第九师，师长为陆锦。

五　袁任命陈宧为四川将军

自从南方讨袁军失败后，北洋军分布到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有两广和四川云贵五省还是地方军的势力范围。广东龙济光不但与袁有历史渊源，而且还帮助袁对广东人民进行过极端残酷的镇压，袁对他较为放心。袁认为川滇黔三省是一个较大的缺口，在他准备称帝以前，决心要填补这个缺口，以纾西顾之忧。

他十分慎重地挑选一个能够替他填补缺口的人物，选来选去选中了参谋部次长陈宧。陈与国民党及任何南方军事派系都没有渊源。他在前清时期主持过四川和云南的军事教育，这两省的高级军人大多是他的门生故吏。他名义上虽是次长，但是黎元洪是个挂名不到部的总长，他对参谋部的部务处理很合袁的意图。袁对全国军事采取分工研究的办法，指定一人一组，陈分得的是西南组，凡与川滇黔三省有关的军事问题，都由他负责研究并提出意见，以供采择。因此，他成为北洋派以外的袁系重要军事智囊之一。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日，袁下令派陈宧会办四川军务，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4]三个混成旅随同陈宧入川。这是袁准备以北洋军填补西南缺口的一个起点。根据北洋派的习惯，凡高级军官在离京赴职之前，必须到总统府向袁磕头谢恩，陈介绍三个旅长谒见袁时，也都举行了跪拜大礼。

陈在启程赴任前，曾到总统府请袁面授机宜。袁想了一想说：“别的事情用不着我吩咐了。我想，四川自古以来称为天府之国，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很好地把它修葺一下，也许我将来叫芸台（袁克定的别号）到四川来。你去和芸台一谈。你们当自己的弟兄看待。也许我将来叫你负更大的责任。”

陈退下来到卍字廊去看袁克定。哪里知道，这位未来的皇太子的眼睛生在额角上，区区一省军务会办不在他的眼下。陈十分扫兴地想要退出来，忽然看见袁的一个老家人飞步跑过来向袁克定说：“总统传下话来，叫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听了这句话，便立刻改口叫“二哥”（陈宧字二庵，排行第二），并且换了一副极其亲热的态度，请他坐下密谈。陈问到袁克定的兄弟行，他皱着眉头很不乐意地说：“别提他们了，都不是好东西！”

一省军务会办在北京城里不算很威风的人物。但当陈启程的一天，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了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人山人海，除了孙中山和黎元洪到京时以外，不曾有过这样热闹的场面。三月十二日火车到汉口大智门时，湖北文武官吏排队到站欢迎。十八日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和帮办湖北军务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来，飨以极其丰盛的筵宴。陈换船于二十四日过沙市，二十六日到宜昌，每经过一个城市，岸上都放礼炮表示隆重的欢迎。

船过巫峡时，陈不胜怅惘地回想到二十年前搭臭干鱼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的一个农家，家中有母亲和哥哥。哥哥平日很虐待他，曾用铁器打他的头，使他晕了过去。此后他就离开故乡，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清政府的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过了考期，他回到故乡来探望母亲。他曾经发誓不吃哥哥的饭，因此他寄宿在附近一所庙宇里。这是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的事情。他做梦不曾想到忽然有人汇来银子八百两请他动身到四川，而汇款的人却是和他一面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知他本人。他立刻拿出七百两银子给母亲和哥哥，自己携带一百两，搭臭干鱼船到四川去。当他在成都落栈后，当天到总督衙门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的人跑来看他，而这个人正是威权赫赫的锡制军。只接谈了一次，锡良就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调任云贵总督，陈随同前往充当云南讲武堂监督。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时，他又跟随到奉天主持东北的练兵工作。一天上总督衙门，锡良忽然打开中门来迎接他。后来得知，锡良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因为资格不够，特地替他捐了一个四品京堂，事前也并不告知。不久保举他充当第二十镇统制，又派他出洋考察德国陆军。这些往事历历浮上心头。因此，他在船上写了一首五言诗说：“二十年前事，追思亦怆神；有门常闭雪，无甑可生尘。世难惊奇险，家贫累老亲。回首望乡国，嗟予又西征。”

陈到成都后，四川巡按使陈廷杰因“丁艰”请假，职务由财政厅长刘莹泽代行，袁就于五月一日下令派陈兼任四川巡按使。六月二十二日，令调成武将军胡景伊“入觐”，派陈督理四川军务。这样，四川就成为袁的新征服地了。

陈在成都每日忙于督修皇城，仿照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壮丽夺目。有人问他为何重视这个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老大（克定）当差的。将来他也许会被封为蜀王，我不能不替他准备好王府。”别人问：“太子要留在京里，为什么出就藩封？”他说：“皇位不一定轮到他，老头子（指袁）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我想老五（克权）最有希望。”那个人又问他：“太子到四川，将军将往何处去？”他说：“我以前由四川到云南，我想我会走上这条老路线。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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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各节，系根据杨度、夏寿田等的亲身见闻。文中所指策士不止一人，主要为杨士琦。

[2]　陈汉第，字仲恕，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曾任国务院秘书长。与其弟陈叔通有“一门两翰林”之称。清末主办浙江求是书院，蒋方震为其及门弟子。蒋也是硖石镇人。硖石现为海宁县城所在地。

[3]　参看第十一章第五节。

[4]　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清朝末年投入新建陆军当兵，逐步升为第六镇管带，后又转入第二十镇，驻防奉天。他参加了笫二十镇的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递解回籍，但他留在保定没有回到巢县。由于陆建章的保举，他又再任营长，驻防北京，并且遂步升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

[5]　陈宧的全部资料，由他的首席秘书（秘书长）胡鄂公提供。

“立爱不立长”是陈宧以局外人之身的一种观察，其实袁并无此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