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十八章　两种不同的帝制派

一　因清室保存帝号而产生的两个政府并立的怪现象。袁申斥劝进者的虚伪姿态

清政府被推翻，是中国人民几十年来流血牺牲、艰苦奋斗的结果。但在最后的一个阶段，由于南京政府承认了所谓优待清室条件，清废帝仍可占居宫廷并保持皇帝的尊号，而接收临时政府职权的也正是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这样，就使民主革命事业涂上了一道和平揖让的色彩，大大地模糊了它的政治意义。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这个没有土地、没有政权和人民的“君主”，仍然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年号，用农历而不用公历，仍然用辫发翎顶的服色，仍然在小朝廷内颁发“上谕”、举行跪拜大礼，仍然设立不受民国法律约束的“慎刑司”，甚至对民国在职人员生前赐寿赐职，死后赐谥赐恤，宣付史馆立传，这就造成了民国政府与清政府同时并存的怪现象。

袁最怕别人骂他夺天下于妇人孺子之手。为了保持封建道德的外壳，他极力装做尊崇清室的模样，曾命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的礼节祝贺清废后的“皇寿”，废后逝世时又曾下令全国为之服丧[1]。在北方各省都督中，有若干是由清朝督抚改头换面的人物，他们有的仍然公开表示效忠清朝，有的死抓着清朝的旧制度、旧仪式不放。如新疆都督袁大化不肯废除顶带，自称为都督兼巡抚部院；甘肃都督赵维熙不但自己保存辫子，并且禁止人民剪掉辫子[2]；樊增祥反对官吏自称为“仆”，又向袁建议恢复五等爵位；赵尔巽下令勒令党人复业[3]；禁卫军军统冯国璋因恐“两宫触目生悲”，下令北京南苑人民不许悬挂国旗。特别是张勋和他的军队仍然保持其作为效忠清政府之标志的大辫子，并且不止一次地发出拥护清朝的谬论[4]。以上事例，说明了由于辛亥革命的不彻底，顽固守旧势力仍然异常猖獗，使人们很难看出民主共和的新气象，甚至对已否改朝换代还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

此外，还有一般遗老如梁鼎芬、劳乃宣之流，作尽了诸般丑态[5]，其同道中人反而吹嘘他们“守志不屈”“大义凛然”，这也是民国成立以来不应有而有的怪现象。

以上都是民国成立后头两年的事情。在此时期，有些眼光敏锐的人所顾虑的，倒不是清室复辟的问题，而是袁本身秘密进行帝制活动的问题。从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的一天起，此种怀疑心理早已存在，而且怀疑的人越来越多。袁本人则不止一次宣誓拥护共和政体，否认进行帝制活动。如一九一二年三月九日他发表就职宣言，“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瑕秽”；同年六月二十五日他通电宣言，“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在致国会开幕的颂词中宣言，“共和国家由于四万万人民心理所缔造，国家主权当然归之于国民全体”。因此，怀疑袁的人也被这些花言巧语所迷惑，认为袁所欲得的不是皇帝的地位，而是类似皇帝的独裁总统。

在这两年间，全国经常发生向袁劝进的丑人丑事。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北京《国风报》载冯国璋、倪嗣冲的劝进密电，其中有这两句话：“孙黄失势，已入英雄之彀中。黎段倾心，可寄将军于阃外。”这个电文虽被否认，有人却怀疑实有其事。此事发生不久，就有湖北商人裘平治等上袁一个条陈说：“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袁正想借一个机会表现他忠于民主共和制，便于同年三月十九日下了一道很长的命令，痛斥这个想投机做官的龌龊商人。命令说：“共和为最良之政体，治平之极轨。本大总统受国民付托之重，就职宣誓，永不使帝制再见于中国，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乃竟有商民裘平治等呈称……（略）。不意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鬼蜮行为。……如务为宽大，置不深究，恐邪说流传，混淆观听，极其流毒，足以破坏共和，谋叛民国，何以对起义之诸人、死事之先烈，何以告退位之清室，赞成之友邦！所有裘呈内列名之裘平治等，着湖北民政长严行查拿，按律惩治，以为猖狂恣肆、干冒不韪者戒。”

当然，湖北民政长懂得袁的真正心理，是不会认真去査拿惩治的，而犯法者也懂得袁的真正心理，公然到北京自首，事实上是来讨赏求官的。此案如何发落，并无明文可考，但是犯法者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是可以肯定的。

仅仅隔了一个月，又有湖南人章忠翊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骈体文，标题为“劝正皇帝位表”，自称为臣，列举不可不正位的理由有六。袁又令湖南民政长拿办，也没有下文可查。

二　清室复辟之谣盛传。劳乃宣发表复辟谬论。宋育仁主张还政清室

一九一四年，南方讨袁军完全失败后，袁解散了国会及各省自治机关，引用了徐世昌和清朝旧官僚重登政治舞台，并且采取了祭天祀孔、制礼作乐、恢复爵位等措施，特别是延揽大批“遗老”出山担任参政院参政，不能不使人又一次怀疑民国命运行将告终，帝政时期又将到来。

这时有两种不同的帝制派出现，一种是主张拥戴袁做新朝皇帝的袁党，一种是主张清朝复辟的前清遗老。后者从不同的角度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他们以前把袁比作曹操、王莽，恨不食其肉而寝其皮，而此时论调为之一变，极口赞美袁“才堪应变，忍辱负重，以报故君”。他们把袁所采取的一切复古政策当作是为清帝复辟扫除障碍的前提条件。他们认为：“过去由于全国人心倾向共和，国民党的力量非常强大，袁不得不伪装接受共和制度，才能保障皇室的安全，保全自己的实力，而当他的力量足以控制全国的时候，他就准备还政清室，以全臣节。”

一九一四年，袁敦聘前清大官僚赵尔巽担任清史馆馆长，大名士王闿运[6]担任国史馆馆长。赵原是不肯出来做“两朝元老”的。袁骗他说：“这是替大清朝歌功颂德的事情，不是民国的事情。”因此，赵提出了替他的兄弟赵尔丰辨“诬”的一个交换条件[7]，并且自编一首解嘲歌说：“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饭。”这种不伦不类的态度，大概是从三国演义关云长“降汉不降曹”的故事中学来的。但是梁鼎芬还不以为然，写信责备他说：“清室未亡，何以要修清史。”梁的这种说法也不能认为是荒唐可笑的，因为北京城中仍然有一个清室的“小朝廷”，“小朝廷”中仍然有一个称孤道寡的“小皇帝”。

王闿运是个老“风流才子”[8]。有人到武功卫去看他，问他这样大的年纪，干吗还要跑到北京来做官？他嘻皮笑脸地说：“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他同样用嘻皮笑脸的态度对待袁，他说总统府应当加挂一块横匾，横匾上应当题“旁观者清”四个字。有了横匾，就应当有楹联来配合，他代拟的联语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9]。”政事堂也应当有一块匾，匾上可题“清风徐来”四个字。袁对这位“耆年硕德”的老前辈当然使不出总统的威风来，只得干笑一阵，敷衍了事。

当然，王闿运不是复辟派，但他和别人一样，认为袁早晚要恢复清朝的天下。这时袁的帝制活动还没有完全公开，即使偶然露出马脚来，随即矢口否认。因此，很多人称“民国三年”为“复辟年”，清室复辟的谣言盛传一时。

不久，新的问题发生了。

有一个自命“识时务的俊杰”，就是庚子年做吴桥县令，上书请取缔“拳匪”的劳乃宣。他同样摸错了袁的底子，写了两篇别开生面的主张复辟的文章，题目是《共和正解》、《共和续解》。他又写信给赵尔巽说：“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预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与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研究这封信的语气，显然看得出这个“孤忠耿耿”的遗老，是为袁的个人利害打算，想逢迎意旨，独得风色之先，从而取得自身的功名富贵。当时一般遗老的内心，大体上都是和他相同的。在此之前，他在青岛会见了从北京回到青岛的赵尔巽。赵偶然谈到“不久日月重光”的话，他信以为真，这封信就是在赵从青岛回到北京之后寄出去的。

同时他又有信给另外一个前清总督出身、与袁有亲戚关系的周馥[10]说：“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曾商之世相（指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写了这两封信，还怕不能“上达天听”，他又有第三封信写给徐世昌说：“……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说总督裕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这三封信都到了袁的手里。袁没有表示态度，只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这位先生请到北京来充当参政吧。”这样一来，就更加使人相信主张复辟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于是就有刘廷琛的“复礼制馆书”，宋育仁关于“还政清室”的演说先后发表。这样一来，复辟的风声传播越广，甚至日本报纸也连篇累牍地记载关于中国行将复辟的消息。这样一来，引起了肃政史夏寿康于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提出“请检举复辟谬说”的建议。袁在这个建议上轻描淡写地批了一句话：“交内务部查明办理。”

劳乃宣正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济南，准备转道进京来就参政，听到这个意外消息，吓得仍然回到青岛去做他的遗民。他满腹狐疑地不明白袁的肚子里摆的是什么天门阵。

尽管袁对复辟谣言不重视，但是全国人民都很关心，反对复辟的声浪在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响亮，吓得清室手忙脚乱地废除宣统年号，改称民国三年，除去清朝服制，宫内人员一律剪掉辫子，并且电劝辫子军大帅张勋也剪掉辫子（张勋没有听从）。“瑾太妃”派志锜向袁解释清室与盛传一时的复辟运动无关，并且把劳乃宣的一封密奏缴出来以明心迹[11]。同时，请袁派员驻守清宫，查验出入门照，以免发生误解。袁自己没有接见志锜，由公府内史监阮忠枢代见。

接着，就有参政院参政孙毓筠等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说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孙毓筠已经被袁收买。这个时候，袁的一切措施，莫说引起前清遗老们隔靴搔痒，就是已经成为袁的工具的人物也不免于隔靴搔痒。他不了解袁并不反对帝制，更不了解袁所进行的是“帝制自为”而不是“帝制人为”。当然，另外一个参政，也就是另外一个袁的工具杨度，是不至于把问题弄得“牛头不对马嘴”的。

袁对复辟谬说不想认真査究。如果认真査究，对于他的“帝制自为”也是不利的。因此，他又用转移目标的手法来向人表示：“你们莫错怪了前清遗老，这些都是国民党所策动的捣乱行为。前些日子，政事堂还接到一个怪电话，制造京内将有兵变的谣言。”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日益浓厚，袁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三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申令。那个公开主张复辟的宋育仁是国史馆的编修，也是王闿运的得意学生之一。他的名字也列入“内务部查明办理”的名单上。所谓查办本来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一个四川同乡竟然向步军统领江朝宗提出检举信，江不能不“公事公办”一下，他派去的不是如狼似虎的公差，而是一辆漂亮马车。马车驾驶人向宋说：“统领大人请宋翰林到衙内一谈。”

江朝宗陪着笑脸向这个提倡邪说的犯人说：“没有大不了的事，请芸子（宋的别号）先生写一篇答辩书，让我好去交代。”

宋忽然灵机一动，提起笔来写道：“劳乃宣著共和正续解，可采而有未洽，欲作一论驳其未能尽合而求其所以可行者。……欲援《春秋》托王称公之义，定名大总统独称公，则其下卿、大夫、士有所统系。援《春秋》共奖王室之义，酌易‘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为‘上国共主’之礼，朝会有时。”他的笔锋轻轻一转，就由复辟论变为劝进表，这样一来，不但无过而且有功，但也把前清遗老和复辟派的丑恶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了。

在此以前，前清遗老和复辟派都是当时最走红运的人物。由于严禁复辟谣言和宋育仁被传的两事发生，竟使风气为之一变，一般“皓首匹夫、苍髯老贼”人人自危，都怕犯有复辟派的嫌疑，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西装革履的青年怕犯有“乱党”的嫌疑，正是一个尖锐的对比。袁的应声虫——各省将军、巡按使也都搔不着痒处，纷纷通电反对复辟，其中反对得最厉害的也正是辫子军大帅张勋。他在电文中说：“国事非等于弈棋，政体岂同乎儿戏！”

内务部对袁的真实意图也是弄不清楚的，既然有了“严行查办”的命令，他们就不得不相应地查办一下。他们查办宋案的结果，说他“议论荒谬，精神瞀乱，应遣回原籍，发交地方官察看”。这样处理原是极轻的，袁还以为太重，对宋说成是“劝回原籍休养”，派人致送程仪三千元，并且电令四川地方官按月致送三百元作为宋的休养费。十一月三十日，江朝宗派秘书奚以庄护送宋上车，他的知交纷纷到车站送行，还有不少人请他写屏联留作纪念，哪里像“递解回籍”，竟是“衣锦荣归”的一副排场。

湖北将军段芝贵接到徐“相国”发来的密电，叫他对宋特别优待。十二月三日宋乘火车到达汉口时，段派警察备有四人大轿到车站迎接，又备有专轮把他接到武昌城。根据递解犯人的规章，沿途应由警察机关加以看管。段奉到上级指示，不把他提解到警察厅，而在清乡总公所特辟精室款待“贵宾”。段以一省将军的地位，不便明目张胆地拜访“犯人”，他便假口考察清乡成绩，到清乡总公所与宋见面。宋在武昌等候他的“官眷”，一连住了八天。后来回到四川，袁就撤销了“发交地方官察看”的处分。

宋案使王闿运大受虚惊。他自从到北京就任国史馆馆长以来，财政部对这个冷闲机关不加重视，经费积欠不发，已经使他体会到做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宋案发生后，他不但因师生关系惴惴不安，而且他的怪模怪样也难免不招引复辟派的嫌疑上身。因此，他留了一封信给“慰庭老侄总统”，不告而去。袁派他的另一个得意门生杨度以副馆长代理馆长。

三　日本报纸揭载袁有称帝野心。袁克定对梁启超的试探。袁向冯国璋表示不做皇帝

复辟谣言告一段落，紧接着中日外交极度紧张，所以一九一五年上半年，袁的帝制活动也就暂时停顿下来。而在对日屈膝后，他认为对日本已经送了一笔大礼，日本不会出头来干涉他的“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从六月中旬起，帝制问题旧调重弹，且有急转直下的趋势。

日本报纸的耳报神真快，把中国行将恢复帝政的消息首先揭露出来。有人把这段记载译呈袁，袁发表谈话说：“辛亥年革命初起时，清政府愿意让位给我，我坚决不肯接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出任艰巨。如我乘人之危取而代之，就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我不是这样的人。古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我不愿再牺牲子孙。”同时，他授意北京《亚细亚报》著论，力斥帝制谣言荒诞不经。

进步党首领梁启超非常关心帝制问题的动态。虽然袁对梁和进步党已经白眼相加，但是他们因为出路很少，所以只要袁不做皇帝，不论做独裁总统也好，做终身总统也好，仍然愿意继续为袁服务。梁在政治上是敏感的，知道全国人民都不允许袁做皇帝，如袁一意孤行，必然自取灭亡。有一件事使他惶恐不安，就是这年年初，他收到袁克定的一张请帖，请他到汤山参加春宴。他准时到达，一眼看见只有主人和杨度一位客人在座，就不免感到惊奇。袁克定满面春风地站起来说：“今天没有邀请外客，我们好随便谈天。”随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渐渐谈到政治问题。袁克定似有意又似无意地问道：“近来舆论都说共和制度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这一问问得突然，他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停了半晌，才期期艾艾地说：“我生平只研究政体而很少研究国体。”[12]

经过这次试探，梁肯定袁父子正在搞帝制的把戏。他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天津，本人则于三月二十五日出京，绕道上海回到广东探望他的父亲。他和冯国璋早已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六月间，他又到南京来访冯，想从冯的口中探取北方时局的真相，冯就约他同程北上，于六月二十七日到了北京。

冯一连谒见袁三次，每次都和袁共进午餐，曾经谈到关于帝制问题的谣言。袁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不是无所本的，暴民（指国民党）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流露过愿意退位或者归政清室，但我本人决不愿做皇帝。近来新约法颁布，条文中规定总统得颁授爵位，有人又疑心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步骤。我早已感觉到满蒙回藏各族人民都可以封王封公，汉人应当享受同等权利。我将来必须做到一视同仁。目前为了避免误会，汉人授爵尚未实行。”

冯想说几句话，但是没有机会插进去。袁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明说。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我的大儿子身带残废，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下级军官）都不放心，能够付以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更不忍把灾害留给他们。当然，皇帝还可以传贤不传子。但总统同样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总统皇帝不就是一样的吗？”

冯抓住了一个机会插嘴说：“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将来总统功德巍巍，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哪！”

袁好像很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读书，我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通过袁这种极端诚恳而又极端坚定的表示，冯应当不再存在任何疑心了。但他跟随袁最久，对袁的作风知道得最多。他退下来后，还去找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张一麐，把袁的话传述了一遍，问张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这位苏州才子在小站练兵时就已充当袁的文案，参预机密最久，和冯的私交也最深。他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是：的确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是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冯又把袁的谈话和张一麐的意见说给梁听。梁说：“我想仲仁（张）的话是对的，他不会这样傻。”

梁的周围经常有新闻记者，所以袁冯谈话的内容很快地就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了一部分。因此，全国关于帝制的谣言忽然沉寂下来。不料冯回南京不久，活灵活现的帝制机关筹安会公然通电成立。冯打电报问张一麐，张的回电不再否认其事。冯跳起脚来发火说：“好，老头子真会做戏！他哪里还把我当作自己人！”

四　关于“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冯国璋所述关于“书童献茶”的故事

北京城早就流传着“西山十戾”的民间神话。这个神话说，北京西山有十个修炼成精的妖怪，投胎人世，做了清朝开国以来一直到目前的当权人物。这十个妖怪是：熊、獾、鸮鸟、狼、驴、猪、蟒蛇、猴子、玉面狐、癞虾蟆。它们托生的人身是，多尔衮、洪承畴、吴三桂、和珅、海兰察、年羹尧、曾国藩、张之洞、西太后、袁世凯。这个神话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艺术性，按照各人不同的体态、不同的性格作了适当的安排和影射，以表示对统治者的极端憎恨。如鸮鸟象征残忍悖逆；狼在神话中代表贪馋狠毒；患着皮肤病的曾国藩经常褪脱皮屑，像蟒蛇脱皮一样，而蟒蛇又是一个危害人类的凉血动物；张之洞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经常坐而假寐以待天明，神话中把猴子当作睡眠很少、变化多端的动物，而且张的形态也瘦小得活像一个猴子。至于用癞虾蟆来刻画袁，不但因为他颈粗腿短，走的是八字路，而且寓有“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的另外一个意义。

根据这个神话，又产生了另外一种传说：

袁有午睡的习惯，每次要睡上一二小时。醒来时要喝一口茶。他有一只雕刻精致的玉杯子，由一个书童按时献茶进去。

一天，书童进房献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个极大的癞虾蟆躺在床上。他吃了一惊，手一松，把玉杯子掉在地下砸碎了。

幸而袁鼾睡未醒。书童蹑足退出来，惊慌地跑去找一个老家人，请他出主意挽救这场祸事。那个老家人动脑筋想了一会，就教给他一套话来应付。

当袁醒转来要喝茶的时候，看不见那个常用的玉杯子，就把书童唤进来问：“玉杯子哪里去了？”

书童老老实实地说：“砸碎了。”

袁厉声地说：“什么，砸碎了吗？”

书童不慌不忙地说：“这里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袁说：“什么奇怪的事情？你说，你说！”这个时候袁的眼睛睁得很大，满脸都是怒容。

那个伶俐的书童并不拿正眼来望他，却指手画脚地说道：“我正在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

“是什么？混帐东西！”

“我不敢往下说。”

“你不说，看我打断你的狗腿！”

“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

“胡说！”袁怒吼了一声，但是他的脸色立刻平定下来，好像怒气已经消散，并且从抽屉里拿出一百元钞票赏给书童，叫他不要在外面胡说。

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颇为流行。冯国璋向人讲过这件故事[13]，还作了一个结论说：“项城当初并没有做皇帝的思想，只因书童证明他是真龙转世，他才相信有做皇帝的福分。他的先代世代相承都没有能够活过五十九岁的，而他这一年（一九一五年）已经有了五十七岁，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在未死之前过两年皇帝的瘾，然后把帝位留给子孙。”

这个传说是有人特地编造出来的，清朝的肃顺也有过类似的传说。编造者取材于“西山十戾”的神话，作了进一步的加工，用以说明袁是丑恶的癞虾蟆托生，而不是什么真龙转世。这个传说同样是对独裁者表示憎恨的。由于这个传说盛行一时，具有迷信头脑的北洋军阀几乎没有人相信袁是真龙转世，而认为癞虾蟆成不了帝王之业，可见这个传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

冯的结论当然不正确。袁进行帝制并不是受了别人的欺骗，一切责任应该由他自己担负。冯虽然随袁很久，但对袁的认识也还是很不够的。

五　袁不让北洋派参预帝制机密。袁召集各省军阀晋京进行试探

一九一四年，袁准备把帝制问题由秘密转入公开，由于中日问题发生，全国震动，他的计划推迟到一年以后才实现。有人认为他请徐世昌参加政权就是进行帝制的一个重要步骤。事实上，袁是利用这个老官僚出面来摆迷魂阵，借以混淆全国视线的，却并不让他参加“帝制自为”的机密。

北洋军阀是袁的政治资本，以前袁经常利用他们摇旗呐喊，大吹大擂，以实现其政治野心，为什么他不授意这些武人拥戴他做皇帝呢？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过，他怕他们恃功而骄，野心更大，不但他本人目前难于驾驭，而且将来也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皇位，特别对北洋派的两个大将，袁氏父子格外存有戒心。北洋派相传有如下的一件故事。袁打败国民党后，他的周围恢复了跪拜大礼。段祺瑞最反对这个长人变矮子的礼节。有一天，冯国璋跑过来劝他说：“礼节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跪拜和鞠躬反正一样。”他拉了段同到总统府向袁拜年，自己首先跪下去，段不自主地跪了下去。袁慌忙站起来呵着腰说道：“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起。”坐了一会，冯段二人又去找袁克定拜年，仍然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却端坐不动，只微微地把手摆了一摆。他们退下来后，段埋怨冯说：“你看，老头子还客气点，那个大爷哪里把我们当人！我们当了上一辈子的狗，不能再当下一辈子的狗！”冯也愤慨地说：“芝泉，莫说你受不了，我也受不了。对，我们不能当一辈子的狗！”[14]

这个传说在北洋派中也很流行，但与事实颇有出入。当冯段下拜的时候，袁连声叫儿子们跑出来代他还礼，可是袁克定以未来的皇帝自居，哪里肯听父亲的话向两个“臣子”下跪。他的父亲对这两个大将倒还礼貌有加，他却最讨厌他们，从来不肯给他们一点好颜色看。他向左右谈到冯段两人时，经常啃着鼻子轻蔑地说：“老头子养大了他们，把他们看得太重，他们就自以为是了不起。哼，我不能让他们爬到我的头上来！”

这个时候，袁对段已经日益疏远，对冯除名位上加以笼络外，还介绍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砥与他结婚，用美人计加强彼此之间的关系[15]。但这只是一种笼络手段，骨子里却不把冯当作自己人，不肯对他说真心话。冯对段本来有互不相下的心理，袁把段打入冷宫，又使冯产生了兔死狗烹的同情心。袁废省废督的计划以及在北洋军以外另建模范军的这些措施，都与他们的切身利害有关，而袁“太子”的冷酷态度更使他们不能不顾虑到帝制实现后将有不测之祸。以上就是导致冯段与袁分家的原因。

对于冯段以下的北洋军阀，袁所采取的手段与对冯段略有区别。一方面，同样不让他们参预帝制机密，另一方面，却又不能不窥探他们对帝制问题的态度。一九一五年六、七月间，在对日屈服后，他原拟召集各省将军晋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讨论划分军区和废省改道的问题。此时又有狗头军师提醒他，现在正当建基创业的时候，废省问题还是以不谈为妙，而且中日交涉解决不久，举行大规模军事会议可能会引起日本政府的误会。因此，袁改变计划，采取轮流电召他们来京“述职”的方法，专就帝制问题进行试探。从七月起，应召来京的先后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山西将军阎锡山、奉天将军张锡銮、湖北将军段芝贵、驻防奉天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等。其中只有“干殿下”段芝贵是唯一能够参与帝制机密的人，袁经常把宣传帝制的机密文件发交他代印代发，并且指使他联系各省军人，推进帝制运动。

袁在接见各省军人时，首先问他们：“咱们办共和办得怎样？”在共和之上加了一个“办”字，其弦外之音，就是暗示共和制度只是一种试办性质，而不是固定不移的制度，如果办得不好，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制度。各省武人都懂得袁的用意，为了达到封侯目的，就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共和没有办出成绩来，希望大总统多负责任，乾纲独断，以慰苍生霖雨之望。”只有袁的老把兄张锡銮年纪大了，不识时务，他认为外交吃紧，边防空虚，对政治问题应当多加考虑，以免引起强邻干涉。他的老实话自然是袁听不入耳的。

此时袁的宠臣段芝贵因受部下王占元的压力不安于位。袁对骄兵悍将从来不敢加以制裁，就授王为壮威将军以资笼络。同时，对于与王地位、资格相等的另外一些军阀，也不能不给以同等待遇，因此又授郑汝成为彰威将军，杨善德为克威将军，曹锟为虎威将军，雷震春为震威将军（十月三、四两日命令发表）。这样，就把一年以前袁所规定的两种冠字不同的将军的性质和意义一笔勾销，威字将军成为武字将军的候补者，即督理一省军务的候补者。但是，这个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野心家的欲望，恰恰相反，他们的名位愈高，就愈想取得名副其实的职权，造成了地方军人逼走长官、取而代之的一种风气。袁削弱诸将兵权的计划，在他黄袍加身以前就彻底破了产，他在北洋派的威信又大大地下降了一步。

* * *

[1]　1913年2月15日，袁派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到清宫祝寿。国书上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愿太后万寿无疆。”清室也用国书回答，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尧宫岁月，付天地之悠悠，禹甸河山，惧风云之扰扰。俯视者苍生待命，但期时和而年丰；仰愧者祖宗在天，敢曰河清而人寿。”同一天袁命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礼往贺。仅仅隔了6天，废太后因水肿病逝世。袁又通令全国下半旗1天，文武官吏服丧27天。清室报丧电由国务院代发，文中一律用“大清”字样。

[2]　1912年7月，旅京甘肃同乡请愿参议院转咨政府，勒令赵维熙剪辫并保护剪辫的人民。

[3]　1912年3月3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下令说：“共和既定，即应解散党禁，勒令复业。近闻南省党人尚有潜伏奉省各地无资回籍者，统限于五日内赴就近官署报告，酌给川资，限速出境。”

[4]　清废后逝世时，张勋公然通电称为“国丧”，并大放厥词说：“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受禄于朝。”

[5]　1913年4月3日为清朝废后“梓宫奉安”之期。灵车到了西陵，梁鼎芬、劳乃宜伏地痛哭，如丧考妣。孙宝琦穿了一套西服，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假装不认识他，上前问道：“先生，你是哪一国人？”孙说：“节庵（梁的别号），你莫开玩笑呀。”梁呸了他一口：“谁跟你开玩笑！你是什么东西！你如果是革命党，就不应该到这里来。如果还记得你是大清朝的官，为什么不穿孝服！”

[6]　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县人，所居名湘绮楼，所以很多人称为“王湘绮”。

[7]　赵尔丰是清末屠杀四川人民的刽子手，辛亥革命时被人民镇压。赵尔巽请袁替他“昭雪”，袁于1914年3月24日发表命令说：“前川督赵尔丰……洞明大局，赞成共和，确有实证。着国务院从优议恤，并着内务部査明事实，宜付史馆，以彰劳荩。”

[8]　1914年4月5日，王闿运应召由长沙启程北上，带他的“外室”周妈同行。路过湖北时，段芝贵设宴招待，他偕同周妈赴宴，毫无顾忌。

[9]　有人在上联加了“无分南北”四个字，下联加了“不是东西”四个字。

[10]　周馥在前清曾任两江总督，与袁为儿女亲家。他的长子周学熙任袁政府的财政总长。

[11]　劳乃宣请溥仪向德皇威廉二世求婚，做了德国驸马，就可以借德兵复辟。

[12]　此段资料由杨度密友方叔章提供。

[13]　1916年3月，冯国璋在南京军署接见陈之骥、冯家祜、胡鄂公三人，把这件故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陈是冯的女婿，字叔良，直隶丰润县人，老同盟会员，曾任第八师师长，1913年迎接黄兴到南京来宣布独立的就是他。冯字绶之，直隶河间县人，是冯国璋的侄儿。胡是四川将军陈宧派来的代表。

[14]　这个传说是陈宧传出来，由胡鄂公转述的。

[15]　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县人，年近四旬，尚无配偶。袁替她做媒嫁给冯国璋。1914年1月12日，袁派第三妾金氏（朝鲜籍）送亲到南京，并派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代表他为证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