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十九章　帝制问题逐步明朗化

一　袁进行帝制的两个“客卿”。杨度抢先做帝制运动的急先锋。筹安会“六君子”的结合

袁物色到两个进行帝制的外国助手，一个是公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公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古德诺首先上了一道废除国务院、各部总长直隶于总统的条陈，有贺长雄也就急起直追地上了一道采行总统制的条陈。袁把两个条陈都译成中文，由印铸局印成小册子，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袁搬出两个外国法宝来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在他想来是再惬当没有的。这两个宝贝一个是美国人，美国为共和先进之国，“精通政治学”的美国博士尚且看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这就足够说明中国确有改行帝制的必要；一个是日本人，日本为君主立宪的强国，日本“法学家”出面来鼓吹中国改行帝制，这又足够说明中国改行帝制就能够向日本看齐而成为亚洲的强国之一。

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就有投机政客徐佛苏、丁世峄等看出袁的隐衷，秘密呈请袁改行帝制。袁命内史夏寿田把他们的意见就商于杨度。此时总统府秘书改称为内史，内史监（秘书长）阮忠枢是个鸦片鬼，内史张一麐调任政事堂机要局局长，这两人都是袁练兵小站时的老幕僚。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办公室），按时到公的只有夏内史一人，因此，参预袁的重要机密的也只有夏内史一人。夏经常到杨度家吃晚饭，夏所知道的事情，杨也完全知道。

袁在公开帝制运动以前，想叫杨做个居间联络员，由他授意徐佛苏等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性团体，网罗全国一些大名流参加，然后把这个“民间团体”作为表达人民意见的团体，为改行帝制打下“舆论基础”。当然，他自己不出面授意，通过杨间接授意对他是较好的。但他不愿叫杨做出面人，只叫他做幕后人，因为杨和他的关系太深，他不愿让全国人民一眼就看穿帝制活动是他自拉自唱的戏法。

杨却另有一种打算。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应该让他亲自出马，发号施令，如果隐身幕后，他就不可能抢得“开国元勋”的地位。

袁氏父子不但要拉外国博士做进行帝制的助手，而且要拉本国大名士加入捧场。这个意见与杨包打包唱以免别人分功的心理完全相反。袁克定非常注意言论界“骄子”梁启超，曾以春宴为名邀请梁到汤山谈话。那次谈话谈得并不投机。梁走后，袁克定感到很失望，杨就安慰他说：“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他今天仍然只研究政体而不论国体。”[1]

同年四月，杨度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托夏转呈。袁看了大为嘉奖说：“真是一个旷代逸才。”他亲笔提了“旷代逸才”四个字，制匾赐给杨[2]，还把这篇文章寄给段芝贵，叫他秘密付印，分发各省军民长官参考。

杨得到夏的传话，叫他做帝制问题的联络工作，知道一个人包打包唱是做不到的，必须找几个国内知名之士，才能使袁满意，从而把这笔政治交易揽在手里。他所找到的“知名之士”是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他所拟定的研究国体问题的团体名称是“筹安会”。

这五个“知名之士”有的与杨有着悠久的历史关系，有的被杨硬拉进来，有的自愿上钩。其中有两个变节的国民党人，两个“学者”，一个失意军人。

孙毓筠的祖先是山东济宁州人，因逃荒移住安徽寿州城外二十里的大柳树镇。那个逃荒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后来以贩布起家，就是孙毓筠的一房；小儿子改行做读书人，清朝中过状元、一直做到大学士的孙家鼐就是第二房的后代。

一九〇五年，孙毓筠受了桐城人吴樾行刺五大臣的影响，想做革命党人，到东京加入了同盟会。同盟会派他秘密到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醴起义军，他和同乡人殷云、权道涵同在南京被捕，杨度曾竭力进行营救。两江总督端方因为他是“寿州相国”（孙家鼐）的侄孙，替他开脱了“大逆不道”的罪名，仅仅处以五年徒刑。辛亥革命时，孙毓筠获得自由，曾任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不久被任为安徽都督。后来他离职到北京，从此与国民党断绝联系。国民党“二次独立”失败后，袁先后任他为约法会议议长、参政，他又组织了一个宪政研究会，从此就完全成为袁的政治工具了。

胡瑛原名宗琬，别号经武，湖南桃源人，早年肄业于长沙经正学堂，曾与吴樾同谋行刺五大臣，曾到东京加入同盟会，曾在京汉线上追踪铁良想作搏浪之一击，曾在湖北加入日知会因而被捕。武昌炮声一响，他一脚跨出牢门，一脚跨进都督府自立为外交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为山东都督。南北和议告成，胡解除都督职务，袁先后给以陕甘经略使、新疆青海屯垦使等有官无职的漂亮名义。他和杨度也是多年的老朋友。通过杨的关系，一九一五年五月下旬他由东京回到北京，成为袁的另一政治工具。

严复字几道，又字幼陵、又陵，福建侯官县人，也是参政院参政之一。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以福建船政学堂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他学的是海军，却以翻译西方名著闻名于时[3]。他的脾气很古怪，喜欢跟别人“抬杠子”，别人说往东，他偏要说往西，等到别人也说往西时，他又说往西不如往东好。袁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过他，他说：“袁世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但当载沣逐袁下台，他又不胜惋惜地说：“此人国之柱石，奈何投之闲散？”并亲身到彰德去“烧冷灶”。南北议和时，他又南下为袁奔走。民国成立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监督。袁氏父子想找几个大名流做帝制的开路先锋，因为找不到梁启超，就想找严来递补。杨度奉命与严联系，严始而不愿参加，杨组织筹安会时，把他列名为发起人之一，他却未加否认，因此被拉上了贼船。

刘师培原名光汉，清朝末年著有《攘论》《中国民族志》等文，曾与章绛（章太炎的本名）创立光复会，是早年鼓吹“反满”革命的健将。他又是一个国学家，所著有《国学发微》、《清末学术史》、《左庵文集》五卷、《读左劄记》、《论文杂记》、《中古文学史》等多种。后来变节充当两江总督端方的政治鹰犬。端方下台后，他到四川担任国学院主讲。民国成立后，章太炎介绍他担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袁先后任其为谘议、编审、参政等职，并给以上大夫的头衔。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他也发表《国情论》，另外还发表一封《劝告旧同盟会诸同志》的信，借以讨好袁。

李燮和早年是长沙求是书院的学生，曾经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先后加入了光复会和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被黎元洪委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个“光复军总司令”的名义，没有得到发展。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他由湖南到北京，以调和南北自命，从此留在北京。

在“六君子”之中杨度是唯一的要角。他早期和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进步党的前身保皇党都有历史关系。他既不肯加入这两党，自己又不愿组党，而自居为这两党以外的另一面旗帜。一九〇五年孙中山邀请他加入同盟会时，他坦白地提出来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他向孙中山说：“我们的政治主张不同，不妨各行其是，将来无论打通那一条路线，都是对国家有利的。”

他和保皇党又有所不同，保皇党拥戴的对象是光绪，他却不愿拥戴清政府而想另外物色一个“真命天子”，帮助他取得天下而自为“开国元勋”。他因新党嫌疑避难到东京，后来通过熊希龄的关系回到北京，充当宪政编查馆提调。他和袁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

杨度物色以上五人做筹安会的发起人，这些人有的可以受他的控制，有的不会出面来和他争功。而袁此时既然找不到更好的工具，又急于要黄袍加身，同时看到杨所物色的人有民党也有学者，也就不再反对他出面来组织研究帝制的团体了。

二　筹安会发表研究国体的宣言。袁向参政院发表明推暗就的宣言。肃政厅呈请取缔筹安会

一九一五年八月上旬，古德诺将要回国的时候，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中文，交机关报《亚细亚报》发表。这是帝制运动公开活动的一个信号。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宣言首先说，辛亥革命时，全国人民激于情感，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来反对，以致“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亦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这个“深识之士”暗中影射袁，这种说法是替袁洗刷其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反复无常，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行为，并把“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归罪到人民自己的身上。接下去引南美各国内乱的恶例，以证明共和制度之不善。然后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作为一块金字招牌，说他认为“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宣言说：“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最后说明他们组织筹安会这个研究“共和之利害”的学术性团体，“以尽切磋之议，并以贡献于国民”。其实，宣言明显地作出了君主制度优于民主制度的结论，那么所谓号召“全国远识之士，惠然肯来，共相商榷”，就是一句废话了。

除宣言外，该会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派选代表到北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但又迫不及待地于八月二十三日在石驸马大街正式宣告成立，推杨、孙二人为正副理事长，严、刘、李、胡四人为理事。该会通知各会员说：“本会宗旨，在于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宣言出笼后，全国各方面都知道该会的背景是袁氏父子，在袁党暗中布置和该会直接启示之下，各省大小工具就蠢蠢而动，跃跃欲试，纷纷填写志愿书加入该会。该会并不根据它的通知专以“研究”“讨论”为范围，竟将投票纸分别发给所谓各省代表，请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这是由研究团体转变为表决团体的一种作法。当然，参加者都是抱着“从龙”之愿而来的，自然不会有反对的意见，于是该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宣言内容分作“求治”“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却下意识地流露了一些老实话，如说：“充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安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这些话替袁的实力政治和以武力解散国会、废除旧约法、颁布新约法等等作了鲜明的供状。宣言的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

该会原定计划，准备组织所谓各省代表向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因为参政院要在九月一日开会，各省代表来不及全体赶到北京，他们便又迫不及待地改由所谓各省旅京人士组织“公民团”，分途向参政院请愿。所有请愿书概由该会代为起草。九月一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所谓山东、江苏、甘肃、云南、广西、湖南、新疆、绥远等省区代表纷纷呈递请愿书。从该会成立到组织请愿，还不到十天，这种假托民意、粗制滥造的戏法，表演起来是并不高明的。

为了对全国人民进行无耻欺骗，九月六日袁派“左相”杨士琦[4]出席参政院，代表他发表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意见。首先说：“近见各省国民纷纷向代行立法院请愿改革国体，于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似不相容”，并且认为“不合时宜”，以图推卸其主使责任。随即转口说：“本大总统现居之地位，本为国民所公举，自应仍听之国民。”这样，就把前面所谓“不合时宜”的话一笔勾销，并且表示如果全国人民硬要强迫他做皇帝，他只能服从民意而不便有所反对。这和他两个多月以前对冯国璋所讲的话——“我决不干这种傻事！如果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过问国事，”语调就完全不同了。意见后段说：“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这就是说，参政院对变更国体问题还要加工制造，不宜草率从事，才能对国内外起更大的欺骗作用。

当帝制问题闹得满城风雨时，九月九日肃政厅全体肃政史呈请袁取缔筹安会。呈文说：“杨度身为参政，孙毓筠曾任约法会议议长，唱此异说，无怪人民惊疑。应请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对待这个问题与以前处理复辟谣言的态度完全不同，他不认为是“莠言邪说”，仅令内务部“对该会言论及行动酌定范围”。九月十六日，内务部逢迎意旨回答说：“该会发起人皆学识闳通、声望卓著之士，于此次讨论界说、范围亦已郑重声明。倘认为有扰乱秩序之虞，自当加以限制，以保公安。”这就是不加限制的意思，当然更谈不到取缔了。

此外，还有一些不避斧钺之诛的人上书，请诛“六君子”以谢国人，袁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巧为解释说：“欧洲战事发生，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墨西哥五个总统并立，相争相伐的惨剧，值得我们引为殷鉴。……我不但不想做皇帝，而且不想连任总统，无时无刻不想回到洹上村做一个自由自在的钓徒。……筹安会是学者研究政治的团体，无论他们发表什么主张，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居大总统的地位，对这个问题难于进行研究，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只要他们并无扰乱治安的行为，未便加以干涉。”

自从筹安会成立以来，袁就派武装警察保护“六君子”的私人住宅。

三　北洋军阀的群魔舞——十四省将军请速正大位的密电。张勋建议尊重优待清室条件。冯国璋通电辟谣

自从帝制运动由浅入深日益明朗化以来，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的将军们表演了千奇百怪的群魔舞，其概况如下：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打来电报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讲话讲得最坦率的是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各界人士的时候，张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面吸烟一面大放厥词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须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斫下谁的脑袋，干吗要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袁听见了这些话就大发脾气说：“这个老粗懂得什么！我要重重地办他一下，以警戒那些敢于干涉政治的军人。”其实，袁哪里敢惩办军人，在此以前，河南将军赵倜曾密告张敬尧用恐吓手段向他强索“讨狼”赏金十万，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一直没有下文[5]。

对帝制最卖气力的是“干殿下”段芝贵。九月间，他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速正大位。列名者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宧、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附带列名者有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值得注意的是，冯国璋和张勋两位上将军都没有列名。

张勋是全国闻名的帝制派。但他所拥护的是旧皇帝而不是新皇帝。日本报纸屡次披露他倾向复辟而不赞成袁做皇帝的消息。袁怕他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来，在帝制问题公开以前，就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联络。张说了一大套“君恩不可背，知己之感不能忘”的鬼话，随即通电表明心迹说：“仆随侍我大总统二十余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仰，委命输诚。”

帝制问题公开后，他又发出电报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这也是各省劝进电之一，电文前段把他自己说成是帝制问题的先知先觉，后段词意含混，与各省电报请袁速正帝位的语气颇有不同。

到了十月间，帝制运动将要成熟，这个怪物就渐渐露出狐狸尾巴来了。他打电报给袁说：“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卫，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命政事堂回他一个电报，极口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条件决不变更。

冯国璋是袁最不放心的一个人。关于帝制问题，袁事前不肯对他说实话，他回到任所后经常对人发牢骚，说袁不把他当作自己人，这些话又都传到袁的耳朵里，因此想内调他为陆军总长，但又有所顾虑而不敢贸然实行。袁冯分家的谣言也经常在日本报纸上反映出来，冯不得不发表一个辟谣的电报。电报说：“国璋自光绪丙午年以一候选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是追随历二十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洊擢至副都统。……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迄于今……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国璋非但默志于心，即平日与友人私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所共信者也。”

此外，阎锡山也有辟谣电发表。

在这些辟谣电中，大体上都是说谣言来自日本方面，并且说，日本企图挑拨他们与袁的关系。当然，日本是有这个企图的，但是另一方面，在袁做皇帝以前，通电辟谣几乎成了各省北洋军阀的一种流行病，这又说明了袁与他们之间的利害关系已不一致，裂痕日益扩大，袁的威信日益下降，北洋派分化与破裂的危机已演进到露骨的阶段了。

四　湖北、奉天发生驱逐长官的暗潮，袁发表两省将军的对调令

在师长一级的各省军阀中，首先打击袁的威信的是北洋军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国民党“二次革命”时，第二师开进湖北，王就自居为湖北都督的唯一候补者。不料黎元洪调往北京后，袁把段芝贵调到湖北来，使王大为失望。段经常往来于北京、武汉之间，当离开湖北的时候，军务由王代理。王自然看不起这个赤手空拳的上司，而段也不满于王目无长官的态度，曾电袁揭发王不可靠，这个密告被王得知，忿而向袁辞职，袁又不敢批准，曾派少将方印础到湖北调和段、王之间的感情，一面升王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气。可是这种迁就态度反而推进了王的野心，王更加看清楚这个威权极盛的大总统，不过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对他只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权位。

段因不能忍受部下的压力而进京辞职。袁又认为段是本人的心腹大将，湖北的地位很重要，王占元还没有做上将军的资格[6]，而更为重要的是要维持本人的威信，因此不止一次地劝段仍然回到湖北。段每回到湖北一次，王的态度就更加骄横一次。袁打算保全段的地位而将王调为另一省的将军，但各省将军都很难调动，不能实现。这一情况说明，在袁威权极盛准备做皇帝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控制北洋派。这是由于这样一个建筑在个人利害基础上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不可能做到持久团结而不产生裂痕的。

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段因参加帝制运动到北京，再度说明处境困难，请袁把他调到奉天去。此时袁知道段、王的感情已经恶化到即将决裂的程度，但仍不肯以王代段，乃于八月二十二日发表命令，把奉天的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调到湖北，湖北的彰武上将军段芝贵调到奉天，一面把王叫到北京来，当面加以安慰，并于十月三日授为壮威将军。

关于湖北、奉天两省将军对调的问题，袁是经一番细密的考虑才作出决定的。奉天的主要实力派是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张作霖在清朝受“抚”时，由段的父亲段有恒做保人，他和段家父子具有深厚的历史关系。根据袁的看法，段到奉天是可以得到张作霖的拥护的。而此时张锡銮与张作霖的关系，也和湖北段、王的关系一样，已经到了水火不能兼容的程度，张锡銮屡次请袁把他调开。袁认为把张锡銮调到湖北，是不会受到平日与他毫无恩怨的王占元的反对的。

对调令发表以前，奉天两张的关系应当叙述一下：

张锡銮是张作霖与另一“红胡子”头目冯德麟的老上司。他们两人都是在张锡銮的手里招抚过来的。清朝末年，这两名头目虽已升为前后两路巡防营统领，可是见了营务处张总办（锡銮），就只能伛腰站班，特别是张作霖对张锡銮还有拜为义父的一段关系。民国成立后，这两个头目继续升为第二十七、八两师师长。由于历史关系，袁在赵尔巽离开奉天的时候，就把他的老大哥（袁与张锡銮有结拜关系）由直隶都督调任为奉天都督。他认为这个调动是人地相宜的。

袁虽然很狡狯，但他把一切事情看得太固定化，没有估计到老部下对老上司是不会一辈子伛腰站班的。当张锡銮到奉天的时候，就发觉老部下对他的态度大非往日可比。张锡銮年已七十，不愿意看部下的嘴脸，曾不止一次地向袁当面辞职，袁极力劝他回到任所。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张作霖公然致电陆军总长段祺瑞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7]对调一节，极所赞同。谨率全师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

这个电报如果写成语体文并补足它的语气，应当是这样的：“你老袁的江山，咱老张也出了一把气力。你听信了那个摆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家伙的话，想把咱老张打入冷宫。想用空头衔哄骗我，哼，我决不受骗，我要的只是奉天都督的地位！”电文后段是他的违心之论。如果袁当真下令叫他与吴俊升对调，他就会“谨率全师”采取自由行动，这是袁所能理解而不敢轻于一试的。

以上情况说明，在袁威权极盛的时代，即使是北洋附属军和地方军阀，也都把他看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一九一五年六月以后，袁轮流电召各省北洋军阀到京，张作霖也在被召之列。他害怕袁骗他到北京加以杀害，便于七月二十三日带了一营卫队同来。他请雷震春带他去“觐见”。当袁在居仁堂召见时，他诚惶诚恐地跟在雷的后面，向袁行了跪拜大礼。他偷眼看见这位即将登基的新皇帝一团和气的面孔，他的心才安定了下来。他用眼光投睃了一周，对这间屋子里陈设的名磁古画都感到新奇。当袁拿出金表来看钟点时，他又投了一瞥，袁就解下来赠给了他。当他回到奉天会馆的时候，总统府派人把他在公府里所感到新奇的东西都送了过来，说是总统送给张师长的。这是袁用小仁小惠收买人心的一贯作风。张作霖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只得扭扭搦搦地拜领了。

随后袁发表了奉天、湖北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段到奉天接任时，下榻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司令部，以表示对张作霖的亲密关系。张锡銮也满意这个对调令，他得意地写了两首诗，一首留别僚属说：“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驾飞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一首留呈段上将军说：“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悬耻待君来。”

九月间，张作霖打来一个劝进的密电，首先列举了三个不能不改行帝制的理由，随即表示他愿意替新朝出力讨平一切反对帝制的人。他说：“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他对袁表示了感恩刻骨的态度：“作霖日前在京觐见时，曾痛言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一身，仰荷鸿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复蒙一再赏赐物件，自顾何人，叨兹异数，虽肝胆涂地，亦不足以图报于万一。”电文末段解释他劝进不是为个人的权利地位着想，而是为国家的治乱安危着想。他说：“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将，子女数人，田产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实为国家计，非为希荣计，若有二心，天实殛之！……我大总统若不俯顺舆情及将士之心，诚恐天下解体，国家之祸更不堪设想矣！”

奉鄂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虽然为部下逐走长官开了一个恶例，使袁的威信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还没有完全接受地方军阀的压力满足其“取而代之”的野心。不久，袁就知道这个头痛医头、敷衍应付的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五　梁士诒等组织各省请愿联合会。参政院咨请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袁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

当筹安会闹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有一个与杨度争功夺宠的袁党人物梁士诒，也想抢得“新朝宰相”的地位，于是另外组织一个关于变更国体问题的行动机关来压倒筹安会这个研究机关，九月十九日在安福胡同成立所谓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那彦图、张锦芳为副会长，向参政院举行所谓变更国体的总请愿。由于梁具有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财政背景和与各省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实力背景，自从请愿联合会成立以来，筹安会不免大为减色，便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的所应推行的宪法作为幌子，改名为“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

梁有“财神”之称。他的财政基础建立在向帝国主义借款和垄断交通事业与银行事业的两个方面。依靠外债度日的袁政府，曾于一九一四年向五国银行团进行第二次大借款，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谈判中断，不得不向美国单独接洽借款，又因五国银行团反对和山东局势恶化，没有成立协定。梁建议募集民国三年内国公债二千四百万元[8]，民国四年内国公债二千四百万元，并大举裁汰冗员，才十分勉强地度过了难关。此时各省发生纸币贬值风潮和严重自然灾害，加以苛捐杂税层层剥削，人民困苦不堪，但是这个“聚敛之臣”还在想尽种种方法搜刮民脂民膏，以供帝制活动的挥霍，从而取得袁的宠爱。

袁党文人中有所谓皖派、粤派，经常因权位之争引起内讧，皖派首领是杨士琦，粤派首领就是梁士诒。袁的亲戚、曾任财政总长和农商总长的周学熙也是与梁对立的。一九一五年六月，在皖派的主使下，肃政厅发动了五路大参案，牵涉的范围很广，这是对粤派的一个重大打击。这个参案竟以虎头蛇尾了事，这是由于袁既要给粤派一个下马威，使他们不敢恃功而骄，又要利用他们发挥筹款的更大的积极性，使帝制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梁发起请愿联合会的目的，就是以实际行动对袁表现其耿耿不二的忠心的。

参政院曾根据筹安会所策动的各省代表的请愿，于九月二十日议决建议政府于年内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这个国民会议就是新约法中所规定的复议民国宪法的机构，其组织法已于三月十二日公布。但召集国民会议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为了更快地把袁扶到皇帝的宝座上，梁一面指挥请愿联合会代表向参政院请愿，假口国民会议是决定宪法的机构而不是决定国体的机构，请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一面他自己以参政资格纠合参政数人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建议召集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问题。参政院通过他们的建议，于十月二日咨请政府予以公布。根据这个组织法，以前次国民会议组织法上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进行国民代表的选举，手续上要简便得多。

袁是巴不得早日举行开国盛典的，乃于十月八日下了一道申令说：“……本大总统以为改革国体，事端重大，倘轻率更张，殊非所宜。但约法所载，中华民国主权本之国民全体，解决国是，自应听之国民。昨准代行立法院咨请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业经颁令公布。本大总统受国民之付托，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民所好恶，良用兢兢，惟有遵照约法，以国民为主体，务得全国多数正确之民意以定从违。京外文武官吏更应督饬所属维持秩序，静候国民之最后解决。其膺选举监督之任者，尤宜遵照法案，慎重将事，用副本大总统遵守约法、尊重民情之至意。”

他到此时还厚颜无耻地说他遵守约法，尊重民意。即使新约法是他自己制造出来的伪约法，也还披着民国约法的一件外衣。改行帝制就是背叛民国，推翻约法，哪里谈得上遵守约法！而且在国体尚未变更以前，袁就下令停止了这一年国庆日的一切庆祝和宴会，这就是说，事实上民国命运即将告终，民国国庆日已经失去其庆祝的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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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上资料，由方表提供。

[2]　杨度有谢恩折说：“为恭达谢忱事：五月三十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由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拔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统独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佳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

[3]　1900年严复在上海避难，曾与章太炎同赴唐才常所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章太炎当众剪掉辫子以示反满革命的决心，全国人心为之激动。清政府严令拿办参加会议诸人，吓得严复躲在租界里以译书消遣。

[4]　杨士琦是政事堂的左丞。徐世昌被称为“相国”，杨也有“左相”之称。

[5]　1914年12月，张敬尧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10万元，如不拨发，他的军队就要哗变。赵将原函密呈，袁竟毫无办法。随后将第七师调到南苑驻防。

[6]　袁根据清朝制度，在驻有总督的省份设立上将军，驻有巡抚的省份则设将军。湖北是有总督的省，如果派王占元继段之后而为上将军，又将引起各省将军的不平，这也是袁不愿以王代段的原因之一。

[7]　吴俊升字兴权，山东历城县人，也是“红胡子”出身。

[8]　民三公债原定发行一千六百万元，摊派足额后，又增募八百万元。袁设立内国公债局，以梁士诒为总理，总税务司安格联为协理，一切支付大权都操在安格联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