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二十章　袁世凯接受帝位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

一　伪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国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推戴袁为皇帝。袁在“两推两让”后接受帝位

即使用开快车的办法，不召集国民会议而召集“国民代表大会”来表决国体，办理“国民代表”的选举也必须有一定的过程。但从十月八日公布所谓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以后，二十五日就在各省区进行“代表”的选举，二十八日以后就有部分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进行所谓国体投票，无论选举和投票，进度如此神速，是古今中外自有选举制度以来所未有的。到十一月二十日，全国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投票均告完成，共计代表票数一千九百九十三张，全体赞成君主立宪，没有一张废票或反对票。不仅如此，根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大会”仅有表决国体之权而无推戴皇帝之权，但是各省区的“国民代表大会”一致发出推戴书，写道：“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无论哪一个省区的推戴书都写上了这四十五个字，没有一个字不同。

在最后一幕“总统变皇帝”的戏法中，由于袁党的手法欠高明，还发生了其他的大漏洞，留待下面再说。

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根据各省“国民代表大会”的委托，向袁恭上总推戴书，文中用“我圣主”代替了“我大总统”字样。当天下午，袁将推戴书发还，并附以回文说：“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惟推戴一举，毋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天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初无建树。改造民国，已历四稔，忧患纷乘，愆尤丛集，救过不胜，图治未遑，岂有功业足以称述！前此隐居洹上，本已无志问世，遭逢时变，谬为众论所推，不得不勉出维持，舍身救国。然辛亥之冬，曾居政要，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民生，追怀故君，已多惭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致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能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言。此于信义无可自辞者也。本大总统于正式被选就职时，固尝掬诚宣言，此心但知救国救民，成败利钝不敢知，劳逸毁誉不敢计。是本大总统既以救国救民为重，固不惜牺牲一切以赴之。但自问功德既未足言，而关于道德信义诸大端，又何可付之不顾？在爱国之国民代表，当亦不忍强我以所难也。尚望国民代表大会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本大总统处此时机，仍以原有之名义及现行之各职权，维持全国之现状。”

玩味回文的语气，是叫参政院再做一篇歌功颂德的大文章，替他洗刷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名，然后名正言顺地做起皇帝来，将来在历史上就要光彩得多。参政院诸公是善于做而且也乐于做这种典丽矞皇的文章的。就在当天下午五时该会开会讨论回文时，孙毓筠提议再上第二次推戴书，大家没有不同的意见。五点十五分，参政院就把文长二千六百多字的第二次推戴书办好送出。从开会讨论到公文发出，其中只有十五分钟，还要除掉“发言”和“表决”的十分钟。第二次推戴书当然要针对袁的来文撰写，但文长二三千字，时间只有五分钟，即使誊写也来不及，怎能一挥而就，这又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

这篇文章列举了袁具有经武、匡国、开化、靖难、定乱、交邻六大功绩，还替袁消除了思想顾虑，给他下了个“尽瘁先朝”“无负民国”的考语[1]。通过以上“两揖两让”的手续，袁于十二日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已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委避。……第创造宏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进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

“总统变皇帝”的戏法到此表演完毕。这个戏法漏洞百出，以后独立各省揭穿了它的内幕，证明整套戏法都是由袁党在幕后牵动的。早在筹安会成立以前，段芝贵等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请愿书由他们代拟，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并且还要罗致几个地方绅商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以上办法过于草率，向各省建议另组“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各省临时公民大会。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是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的。他们也曾顾虑到万一泄漏机密，会在开国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污点，因此指使各省当局将以上有关文电“一律查明烧毁”。后来独立各省把原件摄制锌版在报上发表，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

二　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均拒不接受。陆徵祥继任国务卿。袁下令优礼“嵩山四友”。大批封爵令发表。筹备大典的形形色色

从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首先表现在公文程序上。例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比称臣又进了一步，用奏折的形式抬行写着“奏请皇帝陛下圣鉴”，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过早地称帝称臣是不恰当的。但袁并不喜欢总统这个称号。从十二月十七日起，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命令”了，代之者为“政事堂奉策令”，究竟奉何人策令，却没有明白写出。当然，一般人都知道这些策令是由既非皇帝又非总统、既是皇帝又是总统的袁所颁布的。袁在策令中既不自称为“朕”，又不自居为“本大总统”，而自称曰“予”。这分明就是皇帝的口吻，至少是“准”皇帝的口吻。

在总统与皇帝并存的时期，袁党对公文程式想出了一个权宜办法，就是废除总统的称号，也避免用皇帝的称号，尽可能地含蓄其词，用“奉谕”“谨乞钧鉴”这些字眼来表达。事实上袁是急于想做皇帝也巴不得提早用皇帝的尊号的。十二月十二日承认接受帝位的一天，他就心安理得地在怀仁堂接受了简任职以上文武官吏二百余人的朝贺，文东武西，向袁行三鞠躬礼，由内史监阮忠枢率领，公府大礼官黄开文司仪。袁发表了一段简短的演说，说什么“为了救国救民，我过去牺牲了自己，今后还要牺牲子孙”。

十五日袁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册封令说：“光复华夏，肇始武昌，追溯缔造之基，实赖山林之启。所有辛亥首义立功人员，勋业伟大，及今弥彰。凡夙昔酬庸之典，允宜加隆。上将黎元洪建节上游，号召东南，拱卫中央，坚苦卓绝，力保大局，百折不回。癸丑赣宁之役，督师防剿，厥功尤伟。照约法第二十七条特沛荣施，以昭勋烈。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带砺山河，与同休戚，槃名茂典，王其敬承。”

这道命令也可以看出袁的阴险狡狯的心理。他并不否定建立民国出力人员的功劳，其用心就是要粉饰帝国与民国并不矛盾，帝国是在民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称黎为上将，轻轻一笔，取消了他的副总统地位。插入赣宁之役，表示了对国民党的进攻是他们两人共同干出来的勾当。拿新约法作为封王的根据，一方面表示他始终遵守民国约法，另一方面也使黎因为是民国荣典而受之无愧。

黎自九月六日以后，即不出席参政院。他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回黄陂原籍休养，都没有得到允许。他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就借口夫人有病，瀛台过于寒冷，才取得袁的同意迁居到东厂胡同。自十一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政院咨请辞副总统职。他对任何人很少开口说话，就像哑巴、木头人一样。封王的命令发表后，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清阿以道贺为名前往察看他的态度，阮公然称他为“王爷”，并且说袁还打算加他“副元帅”“辅国大将军”这类崇高的称号。他忍不住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要骂我！”黎现在已经看出袁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接受王位不但没有好处，将来还有身首异处的危险。他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只求摆脱一切职务，设法离开北京，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来。由于黎坚决不肯做这个见不得人的王爷，十九日袁又下令劝他不要固辞，黎仍置之不理。

袁准备封清室废帝溥仪为懿德亲王，还想封国民党领袖黄兴一个什么王借以分化国民党，前者因为张勋来电请求保存清室的帝号，后者因为有人说即使封王黄兴也不会理睬，他才没有发表这两道命令。

另外一个想封王的是满族亲贵前清资政院总裁溥伦。袁曾派袁乃宽向清室交涉废除帝号、迁出大内和交还御玺等问题，因此瑾太妃召集世续等开了一次小朝廷的“御前会议”，大家相对哭了一场，决定对变更国体问题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必要时迁出宫廷移居颐和园。溥伦建议必须明白表示，才能保障皇族安全，因此决定派溥伦为清室代表，向参政院表示清室赞成袁做皇帝的态度。十七日清室致参政院的咨文说：“本日钦奉上谕，前于辛亥年十二月钦奉孝定景皇后懿旨，委托今大总统以全权组织共和政府，旋由国民推举今大总统临御统治，民国遂以成立。乃试行四年，不适国情，长此不改，后患愈烈，因此代行立法院据国民请愿改革国体，议决国民代表大会法案公布。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今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

袁正在害着“羞见故君”的心病，清室这个表示对他说来是迫切需要的。为了回答清室的捧场，十七日他重申“清室优待条件永不变更”的诺言，并派溥伦为参政院长以代久不到院和坚决辞职的黎元洪。溥伦虽没有封王，也得到“赏食亲王全俸”的好处。

十八日，袁发表明令调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像以前对待黎元洪一样，而冯也学了黎的榜样，要以江苏将军遥领才肯接受这个职位。这道命令又成了放不响的潮湿爆竹。

徐世昌因不愿向袁下跪称臣而请假。袁进行帝制时期，早已不让这位老朋友参预机密，以此引起他的满腹牢骚。有人问他时局动态时，他经常用这句话回答：“你们何不问夏内史去。”自从袁表示接受帝位以来，徐也学了黎元洪变哑巴和不办公的办法，并且向袁辞职。袁也觉得没有继续利用这位老朋友的必要，就派陆徵祥代理国务卿（十月二十七日），随后又改为正式国务卿（十二月二十一日）。

袁鉴于前清时期做过督抚和号称为民国元勋的一些大人物，都不愿向他下跪称臣，如不很好地安排他们，可能引起不良影响，因此十八日下令说：“以予薄德，奚足君人。遭时多难，无从息肩，而临渊履薄，无时去怀。近见各处文电，纷纷称臣，在人以为尽礼，在予实有难安。现今之文武要职，多予旧日之同僚，眷念故侣，情尤难堪。虽四岳五人，曾无异代之成见，而圣帝贤王，万非予所可企及。凡我旧侣及耆硕故人，均勿称臣。时难方殷，要在协力谋国，无取仪文末节也。”他叫政事堂研究哪些人应当不称臣，政事堂开了一张名单，计有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七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四人，耆硕王闿运、马湘伯二人。

二十日发表“嵩山四友”的申令。申令说：“自古创业之主，类皆眷怀故旧，略迹原情。布衣昆季之欢，太史客星之奏，流传简册，异代同符。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皆以德行勋猷，久负重望，在当代为人伦之表，在藐躬为道义之交。虽高躅大年，不复劳以朝请，而国有大故，当就谘询，既望敷陈，尤资责难，匡予不逮，即所以保我黎民，元老壮猷，关系至大。兹特颁嵩山照影各一，名曰嵩山四友，用坚白首之盟，同宝墨华之寿，以尊国耆，其喻予怀！应如何优礼之处，并着政事堂具议以闻。”随后政事堂议决了五项优待办法：（一）免其称臣跪拜；（二）赏乘朝舆，到内宫换乘肩舆；（三）皇帝临朝时，得设矮几赐坐；（四）每人给以岁费二万元；（五）赏穿特种朝服。

二十一日，特封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宧、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銮、朱家宝、张鸣歧、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恩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朱庆澜、张广建、李厚基、刘显世为一等子，许世英、戚扬、吕调元、金永、蔡儒楷、段书云、任可澄、龙建章、王揖唐、沈金鉴、何宗莲、张怀芝、潘榘楹、龙觐光、陈炳焜、卢永祥为一等男。二十二日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徐宝山为一等昭勇伯。共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封爵的一百二十八人，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的七十多人。

袁对封爵一事也是经过细心考虑才决定的。命令发表前，内史厅开列名单，包括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和师旅长在内，由袁亲自审查，按名加圈，五个圈为公爵，依次递减到一个圈为男爵。根据民国官制，不但各省将军的地位平等，将军和巡按使的地位也是平等的。但袁不根据民国官制而根据清朝官制，对于以前有总督的省，就封那一省的将军为公爵，有巡抚的省则封侯爵。他把巡按使看作以前的藩司，所以大部分巡按使只能得到男爵。这样，就使各省将军之间产生了级差，而巡按使则名符其实地下降为将军的属员了。

二十二日申令，内廷永禁太监，改用女官。二十五日申令，改明年为洪宪元年。自一九一六年元旦起，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总统府收文处更名为奏事处，总统府护卫总指挥处更名为大内总指挥处。

早在九月间，政事堂会同各部成立了一个未挂招牌的大典筹备处，以朱启钤为处长，梁士诒、周自齐、张镇芳、杨度、孙毓筠、唐在礼、叶恭绰、曹汝霖、江朝宗、吴炳湘、施愚、顾鳌为处员，沈铭昌为总务科主任，王式通为撰述科主任，顾鳌为法典科主任，阮忠枢为内仪科主任，郭则澐为礼制科主任，袁乃宽为会计科主任，陈燕昌为文牍科主任，张士钰为警卫科主任。这个机构直到十二月十九日才对外公开。

袁指定以赤色为新朝的代表色，所以大典筹备处规定宫廷屋顶一律改用红瓦。太和殿更名为承运殿，这就是袁就任正式大总统的地方。殿内圆柱改漆红色，当中的八大柱加髹赤金，饰以盘龙云彩。中和殿更名为体元殿，保和殿更名为建极殿。御座扶背各处一律雕龙，代价达四十万元，上披绣龙黄锻，座衣、座褥也是一样。座前设有雕龙御案，案前左右排列古鼎三座，古炉三座。座后陈设九折雕龙嵌宝屏，屏的左右各置日月宝扇一对。龙袍以八十万元的代价由北京最大的服装店瑞蚨祥承制，共有两袭，一袭祭天时用，一袭登极时用。龙袍用赤金线盘织龙衮，通体缀以明珠，并嵌以钻石。此外还有平天冠一顶，四周垂旒，每旒悬珍珠一串，冠檐缀以大珠一粒。新朝所用玉玺四寸见方，镌有“诞膺天命，历祚无疆”八个宇，代价十二万元；金印五颗代价六十万元。御用銮仪打算从清室借用。以上费用，连同登极及祀天所用仪仗、卤簿等，一共报销了两千余万元。在国家危机日益严重和人民生活日益痛苦的情况下，他们如此铺张浪费，使人回想到以前西太后动用海军经费修造颐和园的事情[2]。

“新朝”所用的国旗，准备在五色旗上加红日一轮，是取“五族共戴一君”的意义。

袁进行帝制，不但受到全国人民的切齿唾骂，即使在他的亲戚故旧以及攀龙附凤的政治寄生虫中，也有因为他们与袁之间存在矛盾，表示不同程度的不合作态度的。赵尔巽在看到筹安会的宣言时，把它扔在地下，从此不再到清史馆。徐世昌在辞职未准以前，迁出公府移居蝴蝶胡同。教育总长汤化龙、总检察长罗文幹、参政熊希龄等纷纷辞职或请假出京，政界中人辞职、请假俄然成为新皇登基前相当普遍的风气。政事堂机要局长张一麐因不热心帝制，被袁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为教育总长，以热心帝制的王式通继任机要局长。袁鉴于各方面的不合作，又不得不派出大批侦探守候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吏擅自出京。同时密令各省爪牙加强对人民的血腥镇压。

袁在接受帝位后没有立刻举行登极大典，是由于要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外交方面的反映，并不是如他所说的“事体繁重，不可急遽举行”。因此，尽管段芝贵、朱家宝、朱瑞之流因为称臣过早碰了钉子，一般寡廉鲜耻之徒反认为碰这样的软钉子是做官的一个窍门，称臣的人越来越多。事实证明，除了登极而外，一切皇帝的排场都逐步地拿出来了。自十二月一日起，政府公报也改“呈”为“奏”了，各省文电也纷纷改“钧鉴”为“睿鉴”、改单抬为双抬了。

三　日本策动各国对帝制提出联合劝告。日本对袁的两面手腕。英国再度劝袁加入协约国

辛亥革命和南北议和时期，帝国主义联合阵线对中国政局的幕后操纵以及公开活动，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日本虽另有企图，也不得不跟在英国的后面走。帝制进行时期，这两国的地位却又互相转化。这是因为：一九一二年，英国还有力量控制远东，加以英美两国采取共同行动，日本还不可能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到了一九一五年，世界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英国被欧洲战争拖得精疲力竭，没有余力应付远东局势，美国对中国虽然野心很大，因陷于孤立，地理上距离太远，也就不可能单独有所作为。因此，日本刺用时机，采取各种方式，对中国展开了猛烈的进攻。这是东西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露骨矛盾。

同一时期，它们在世界范围内还存在不少的共同目的和要求，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还不可能马上发展成为对抗性的矛盾，所以它们对中国的联合阵线仍然没有公开破裂。在这个阵线中，英国虽然被迫对日本作了让步，但它仍然企图摆脱日本的压力，保持帝国主义共同控制中国的均衡力量，而当日本继续施以压力时，又不得不中途妥协，以求相安无事。法、俄、意三国在阵线中不居主要地位，往往以英国的态度为转移。美国则退出了这个阵线，等待有利时机，准备采取另一步骤，击退日本势力，来达到它控制中国的目的。

一九一五年五月九日袁接受日本的亡国条件后，以为对日本已经作了最大的献礼，日本不会再来干涉中国内政，因而放心大胆地进行帝制活动。事实正是如此，日本当权人物对中国帝制问题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默认或者同情的态度。直到九月六日帝制问题明朗化的时候，日本首相大隈还发表谈话说：“中国推行共和制度失败，中国人民转而念及帝制，这是一种极其自然的趋势。中国皇帝必须具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从这一点看来，则袁氏做皇帝将是一种自然的结果。这是中国的内政，日本不拟干涉。但是如果因进行帝制而损害日本的利益时，就不能认为与日本无关。以后当视其进展情形再作决定。”

但是日本当权人物的这些表示都是靠不住的。早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以前，日本对中国就用过“欲擒故纵”“诱敌深入”的诡计。袁和日本也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过程。袁从朝鲜回国以后，在外交上继承了李鸿章的“以夷制夷”政策，利用英美牵制日本，因此日本一直把他当作是一个亲西方的人物。事实上，袁之甘心充当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其目的在于取得外力支持，从而保持其统治地位。他并不是只愿意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而不愿意做东方帝国主义的工具。当日本咄咄逼人提出“二十一条”的时候，他看到英美无能为力，就向日本投降，企图用国家的主权利益交换自己的皇冠。但是日本仍然不能予以信任，这是因为：袁和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能一刀两断，完全投入日本的怀抱。因此，当袁继续进行帝制活动的时候，日本政府也就玩弄两面手腕，一面暗中支持中国的反袁力量，促进中国分裂，以便混水摸鱼，另一面却又伪装同情帝制，把袁诱进迷魂阵中，等到帝制运动成熟，袁骑虎不得下背的时候，再向袁进行外交讹诈，从而取得有利日本的新条件。以前日本所提的“二十一条”，其中第五项包括七条，日本在修正案中声明“将此项与本案分开，日后另行协议”。日本政府希望袁继续承认这一项作为它承认帝制的交换条件。

十月间，日本政府又向袁展开了新的攻势。首先，它向西方国家建议向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干涉帝制的联合劝告，借以打击袁的威信。英国是袁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当然不愿意提出这样一个劝告，由于日本政府的坚持，而英俄两国为了要保持与日本在国际上的合作关系，不得不勉从其后。美国的条件则有所不同，当然不肯附和。十月下旬，日本驻美大使珍田屡次催请美国政府表示态度，美国国务卿蓝辛就用“漂亮”的词句——不干涉中国内政——作为回答。

当然，日本不会因为美国拒绝参加而终止其对中国的行动。十月二十八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偕同英俄两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请中国政府缓办帝制的三国联合劝告。他代表三国发言说：“中国进行帝制，难保国内不引起骚动，因此三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暂缓实行。”兼外交总长陆徵祥回答说：“中国改行帝制是由中国人民发动的，中国政府未便加以干涉。现在已有十五省区投票赞成帝制，未便展期进行。即使有人反对，那也只是少数暴徒，中国政府力能控制大局。”

由于三国除口头劝告外还投递了正式照会，所以北京外交部又用照会回答它们。照会大意说，全国人民赞成帝制，如果政府加以压制，就会影响治安，因此采取国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本国总统前于九月六日向参政院发表宣言，认为变更国体不合时宜，足以说明政府本不赞成此举。但是，国体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安，倘从多数民意取决，各省治安可保无虞。照会提出了一个反要求，关于本国法权所不及以及逃亡国外的少数暴徒，希望各友邦协力取缔。照会感谢友邦劝告的善意，并且表示保全东亚和平，中国政府与各友邦的目的完全相同。

从这个照会可以看出，袁并未因为三国提出联合劝告而终止帝制的进行。他对联合劝告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认为所谓三国实际上只有日本一国，只要再给日本一些好处，日本的态度是可以转变的。因此，他除电令各省加意保护外侨以免引起口实外，并且禁止全国各报登载三国劝告的原文。

这个照会日本并不认为满意，因为照会并未针对三国所提出的中国政府能否缓办帝制的问题作出具体答复。十一月四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又到外交部，指出中国照会意义不明，请求加以解释。这时，袁对英国的幻想并未放弃，希望通过英国阻止日本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他又去找他的老朋友朱尔典商量。朱尔典果然提供了一个秘密计划。根据朱尔典的意见，中国对欧战为中立国，而日本则为英国的同盟国，在此情况下，日本对中国有所行动，英国不便出面来反对。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就与英国发生同盟关系，英国在中日两个同盟国之间就能够说几句公道话，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其实这个计划是旧事重提，就是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便采取行动扫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并为协约国提供一个制造军火的东方基地。这个计划并不能阻止日本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朱尔典提出来，只是为了想达到他以前所未达到的目的。

这个计划，是十一月八日通过陆徵祥转达袁的。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是朱尔典事前与法国公使康悌、俄国公使库鲁朋斯基举行秘密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提出来的。

十一月十一日，北京外交部邀请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到部举行会谈（法国公使在日本的影响下，也向袁政府致送了请缓办帝制的照会）。陆徵祥向他们说明，“全国已有二十个省区投票赞成君主立宪，如果有少数暴徒反对，无论何时何地，本国政府都有力量应付突发事变。但本国政府决定在年内不变更国体。”这是袁对四国公使所作的一次试探，暗示：“你们所要求的是缓办帝制，而不是取消帝制。我现在答应年内不变更国体，你们就应该没有话好说了。”

十一月十二日，意国公使又送来一个请缓办帝制的照会，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问题愈来愈严重了。

关于朱尔典所提的秘密计划，十一月二十日朱尔典又去访问陆徵祥讨取回答。陆说：“问题可以谈。但是五国提出关于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这就是说，他不相信中国加入协约国能够换得日本对中国帝制的不干涉。不料他们两人的谈话随即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又一次受到很大的震动。日本报纸谴责英国在对华问题上不应排除日本，并且建议日本政府应采取强硬政策，不使各国无视日本。

日本方面的忿怒表示，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恐慌，朱尔典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朱尔典深怪中国当局不能保守外交机密，以致这个问题无法继续商谈。英国外交部因为朱尔典办理外交发生失密现象，一度有撤换他的意图。

不久美国报纸又泄露了中英接洽同盟的秘密消息，据说同盟期限定为十年，英国承担义务为：说服各国承认中国改行帝制，帮助中国加入国际团体等等。这个消息使日本感到更大的忿怒，并又因此引起了英国政府更大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国驻日大使葛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确切担保英国非与日本协议，决不缔结中英同盟。此后日本外相石井不止一次地向有关各国声明，关于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至少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关于中国帝制问题，请俟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和中英同盟两个问题盛传一时，德国辛慈公使曾于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两日入府向袁提出口头抗议。

四　袁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日本政府拒绝接待。新华宫“谋逆”案与外交泄密案的真相

自各国干涉帝制案发生后，中国方面又接连发生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刺[3]和肇和兵舰起义[4]等重大事件，日本方面更加振振有词地说，中国政府所谓“力能控制大局”完全是骗人的。十二月十二日袁向代行立法院承认接受帝位后，日本公使于十三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政府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十五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十五日，回任不久的日本公使日置益偕同英、法、俄、意四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由日置益代表各国发言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政府曾声言不急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这次他们所采取的联合行动，由劝告性质变为警告性质，这就显示出袁“以夷制夷”的政策和欺骗拖延的手段都完全破了产。直到这个时候，袁才明白问题的严重性，日本以外的四国不仅不能牵制日本，而且反过来成为日本的应声虫；日本并不认为五月签订的中日协定是一份厚礼，它还要在承认中国帝制以前取得更大更多的礼物；如果不满足日本的欲望，中国帝制是不可能实现的。袁决心再一次出卖国家来交换自己的皇冠。

早在十月十二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此时为了再向日本献礼，又加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以大总统同级的大勋位赠予日皇。他加周特使一个“上卿”衔以抬高其身份，并给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的待遇。同时，外交部电令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政府，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一九一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可抵东京。

东京传来消息，日本政府决定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一月十四日，日置益公使在使馆内置洒为周饯行。看起来一切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不料仅仅隔了一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期到日本。”随后陆宗舆就有电报来说，由于中国政府扬言，等到周特使由日本回国后，中国就要实行帝政，以此引起欧美各国的猜疑，中国南方也称他为“卖国使节”，使日本政府感到难于应付。同时，日本报纸认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民国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院中，天皇未便接受。

原来日本拒绝中国特使是有原因的。中国派遣特使的消息刚发表，新华宫接连发生了“谋逆案”及“出卖国家机密案”。事实上所谓谋逆案是另外一个问题[5]，当时却把两件案子混为一谈。“出卖国家机密案”的主角是新华宫的“内差”瞿克明（当时传作句克明或鞠克明），他的母亲是袁家的老女仆。此时袁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的消息已经流传在外，英、美、法、俄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十分重视这件事情，都用很大的人力财力，想把中日秘密交涉的真相刺探出来。法国公使康悌通过使馆华籍职员方璟生，收买瞿克明充当内线，瞿克明私配钥匙偷开袁的秘密抽屉，窃出中日密约草案一份，送给方璟生，由康悌拍照保存，并将原件交瞿归还原处。康悌把照片转给有关方面共同研究，随即由纽约报纸披露出来。

中日进行秘密交涉是国际间的一件大事。这个秘密被揭穿，对袁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日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质问。不久以前，由于三国秘密劝诱中国加入协约国以及英国秘密接洽中英同盟，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满和严厉质问，而日本此时也在偷偷摸摸地干着这个自私自利的勾当，即使日本利用欧战时期，在对华问题上处于主导的地位，但它对西方五个国家的联合压力也不能无所顾虑。因此，日本首相大隈在接见陆宗舆时，声色俱厉地斥责“中国人不能守秘密”，拒绝接待中国特使，而这个秘密交易也就无法进行了。

这一案件还牵涉到内史沈祖宪，他和瞿克明同时被捕，但不久都获得释放。

在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德奥两国公使曾大肆活动，以承认帝制为中国不加入协约国的交换条件，但袁不敢接受。

与日本拒绝接待中国特使的同时，俄皇尼古拉斯派密海也鲁维支大公为赴日赠勋特使，于一月十二日行抵东京。日皇亲自到车站迎接，大隈首相率领全体阁员也都到站迎接。东京市区挂起一片飞扬夺目的日俄两国国旗。俄国大公下车检阅仪仗后，乘坐汽车到霞关离宫休息，东京市民几十万夹道欢呼。随后日皇在豊明殿接见他，亲自陪同进午餐，并赠以菊花大绶章。俄国大公逗留东京的时候，日本忽然产生了极端浓厚的日俄亲善的空气，日本报纸甚至表示“苟有利于俄国，日本虽赌国运而为之亦有所不惜”。同样是庆贺加冕和赠勋特使，对一个国家则以极不友好的态度拒绝招待，而对另一个国家则表示狂热欢迎，虽然这两个国家有强弱之分，但在国际礼貌上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显而易见，日俄两国不可能亲善到同生共死的程度。随后得知，日本向俄国建议签订日俄协约，由日本代替俄国维护俄国在远东的一切权益，俄国在远东的军队可以调往西线作战，日本承认接济俄军军火及军用品。此时俄军在欧洲西线非常吃紧，俄国害怕日本乘人之危，就与日本成立了这个协定。协定规定日俄两国互不侵犯，同时规定“一方在远东之领土权及特殊利益为他一方所承认者，如被他国侵犯，缔约国应立即协商为维护此种权利及利益所应采取之态度”。根据这个协定，日本以强暴手段在中国所夺取的权利，就首先得到俄国的承认，这是日本打破西方国家在中国保持均势、反对日本独占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

此外，日俄两国还签订了秘密同盟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如有第三国亦欲取得中国政治上之优越权时，日俄两国应即进行协议，执行共同必要之手段；如第三国对缔约国一方竟至宣战时，他方有武力援助之义务”。根据这个条约，英日同盟就完全失去其效用，因为英日同盟是针对帝俄的一种同盟，而日俄同盟则是针对英美特别是美国的一种同盟。

在此以后，袁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关起门来做皇帝。自一九一六年元旦起，他在国内改称中华帝国，改用洪宪纪元，甚至用压力强迫上海租界内的中国报纸改用洪宪年号[6]，但对外仍称中华民国和民国总统，这是民国和帝国、总统和皇帝的并存时期。由于云南独立后全国反帝制、反独裁的浪潮日益高涨，他又被迫于一月二十日命外交部通知各国公使，在云南战事未平定以前，暂不决定登极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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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戴书把“清室获保安全”说成是袁苦心调剂之力。对于宣誓效忠共和一点，则又替袁解脱说：“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则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盖当时之誓言，根于元首之地位，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言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言亦随国体为变更。”

[2]　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每年三百万两修造颐和园。该园建筑费估计为三千余万两。此外，每年由户部拨三十余万两，土药税一百四十余万两为修理费用。西太后驻园时每日费用一万两。

[3]　郑汝成曾在英国留学海军，辛亥革命时在烟台担任警卫队统带，被民军赶走。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袁派他以总执法官名义率领应瑞、肇和等舰运北洋军到上海，坚守制造局，事定后任为上海镇守使。11月10日，郑乘汽车到日本总领事署参加庆贺日皇加冕典礼，归途行经外白渡桥被陈其美所派中华革命党人王小峰、王铭山投掷炸弹炸死。两王于12月7日被枪决。事件发生后，袁大为震骇，下令追封郑为一等世袭彰威侯，给予治丧费二万元，在上海及直隶原籍建立专祠，拨小站私产营田赡养其家属，借以鼓励他的爪牙替他立功卖命。郑死后，袁派第四师师长杨善德、第十师师长卢永祥为正副凇沪护军使。

[4]　中华革命党人策动肇和兵舰于12月5日起义，炮轰制造局，该舰旋被袁军夺回。

[5]　当时经办“大典”庶务的是袁的族侄袁乃宽。袁乃宽的儿子袁英（字不同）是个著名的荒唐鬼。他写信劝张作琴起义，张将原信转给段芝贵，段又转给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杨即加以逮捕（一月十八日），派人解到北京交与袁乃宽。袁乃宽为了解除本身嫌疑，将袁英绑送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并向袁请罪。袁说：“小孩子胡闹，不值得小题大做，”就把袁英释放，发交袁乃宽管束。

[6]　自袁下令改元后，上海报纸仍用民国五年年号。内务部以停止邮寄为威胁手段，因此自1916年1月12日起，上海各报取消了民国年号，但也不用洪宪年号，在报名下只有一行公历。内务部进一步加以压力，它们才自1月26日起用极小字体加入“洪宪元年”四个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