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册：1895—1 第二十四章　冯国璋召集南京会议与袁世凯的暴毙

一　袁任命段祺瑞为国务卿。中交两行停止兑现。美国借款被迫停止付款

袁是一个大权独揽、事必躬亲的大独裁者。广西独立和五将军的密电被发现后，他自己知道已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绝境，才找出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这三个被打入冷宫的人物来替他撑持危局。为了要利用这三人与南方护国军接洽和议，同时稳定北方的局势，他表示公开一切权力，政治问题交徐全权负责，军事问题由段全权处理。他请黎每天到公府来和他共同办事，据说这是培养黎做一国元首的一个步骤，如果南方坚持他必须退位，而黎单独处理国事的能力又已培养成熟，他就可以放心离职下野，恢复“洹上钓游”的生活。

这些话彻头彻尾都是谎言。事实上，他是利用这三个人做工具借以对南方护国军和离心离德的北洋军阀进行欺骗的。他正在尽其所能地拼凑北方可以调动的军队，不顾一切地进行大借款和卖国外交活动，以便选择有利时机发动对南方的大规模反攻。

撤销帝制案不久，他就看出来黎元洪仍然和他貌合神离，徐世昌无论对南对北都不起作用，只有段祺瑞在北洋派中还拥有一定的威望，而南方护国军和一切投机分子也都很看重他，是个较好的工具。四月二十二日，他任命段为国务卿以代徐。

新的各部总长名单于二十三日发表；陆军段祺瑞兼，外交陆徵祥，内务王揖唐，财政孙宝琦，海军刘冠雄，司法章宗祥，教育张国淦，农商金邦平，交通曹汝霖，参谋王士珍。由于陆徵祥愿意退休，孙宝琦也没有再作冯妇的兴致，随后改派曹汝霖兼任外交总长，周自齐为财政总长。<

周自齐是“财神”梁士诒的化身。早在袁公开进行帝制的时候，财政方面完全依靠梁，而梁并不是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妙手，他的全套本领只有加捐加税、滥发纸币、大借外债和举办国内公债等几项办法。在梁控制下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等于袁的私人金库，由于滥发纸币，造成了通货膨胀，五月十二日袁政府下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1]这道命令立刻引起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严重后果。当时除了南方独立各省不受命令的约束外，上海中国银行首先不奉令停止兑现，此后南京、汉口、九江、太原、济南等地相继仿行，所以停兑地区只限于北方数省，波及的范围不大。此外，梁借外债以美国为主要的对象，曾以湖南矿产向美国波士顿银公司抵借二千五百万元，已垫付一百万元，这件事立刻引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反对美国借款支持反动政府用以屠杀人民。旅沪国会议员二百十六人向美国发表声明，誓不承认这笔借款，唐绍仪致电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叫他不要甘心助逆与全国人民为敌，同时五国银行团又因借款的垄断权提出质问，美国被迫不敢续付借款。

段被任为国务卿时，不愿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就仿照袁当年对待清政府的老办法，请求袁变更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袁对他采取了空言敷衍的态度。四月二十一日袁发表申令说：“依照约法第二十一条，制定政府组织法，树责任内阁之先声。”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务卿受大总统之委任，总理国务。”这个空头支票不能满足段的愿望，因此他表示了不给实权就不干的态度，袁被迫于五月八日下令，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

这只是名称上的恢复，与实现责任内阁制还有很远的距离。段鉴于政权必须有军权才能实现，而此时袁仍然把军权紧紧抓在手里，因此他呈请袁裁撤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该处所管事务归并陆军部办理。袁在这个呈文上批了一句话：“君能每日到部乎？”段又请求由陆军部接收模范团和拱卫军。袁照照自己的影子，想起他当年接收清政府军权和改编禁卫军的故事，就不由得不打起寒战来。他比清政府要狡狯得多，并不正面拒绝段的要求，却采取了拖延的手段，因此段内阁只能挂起一块空招牌，其实质仍然是以梁士诒与帝制派为背景的袁的战时内阁。

不仅军权不肯交出来，就是用人权袁也不肯放松一步。段是一天也离不开他的得意门生徐树铮的。他想用徐为国务院秘书长，自己不敢出面推荐，就请王士珍代他提出。王士珍是个阅世很深的黄老派，他知道袁最讨厌徐树铮，但又害怕段责备他不肯帮老朋友的忙，因此他并不回绝段，但又不向袁提出。过了几天没有下文，段实在忍不住了，又请张国淦代他提出。张向袁刚刚提了一句话，“总理想自己物色一个院秘书长”，袁就满脸不高兴地频频追问：“他想用谁，用谁？”张被迫说出“想用徐又铮（徐的别号）以资熟手”，袁的脸色就显得更难看，悻悻地说：“真正太不成话，军人总理，军人秘书长！这里是东洋刀，那里也是东洋刀！”

袁随即发觉自己正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不宜使出往日的威风来激怒别人，便又平下脸色来指示张国淦：“你去向芝泉（段的别号）说，徐树铮是军事人材，就叫他再任陆军次长吧！”

张国淦偷眼看见王士珍坐在同一间房子里，不开口说一句话，脸上也没有一点与平时不同的表情。他不由得不佩服这位“北洋三杰之龙”的处世之道。

当天下午，张跑去见段回话。他隐瞒了袁不好听的话和不好看的颜色，只说到“总统想用又铮再任陆军次长”，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得哗喇一声，段把衔在嘴里的烟斗使劲地扔在老远的地板上，脸色比袁更难看，切齿地说，“他到了今天，还是一点都不肯放手！”[2]

段接到梁启超的一封信，信上说：“今日之有公，犹辛亥之有项城。清室不让，虽项城不能解辛亥之危；项城不退，虽公不能挽今日之局。”段虽然深恨袁，但他仍然是袁的好学生，他认为自己出面来倒袁是断断乎不可以的，让西南护国军打到北京来倒袁是更不可以的。最好的办法，莫如抄袭袁在辛亥年的一篇旧文章，利用护国军来倒袁，然后他自己继承北洋派领袖的地位，以北洋军的力量对抗护国军。

袁也明明看得出段是他的一个化身。以前清政府明明知道袁不可用，但在民军四起、草木皆兵的危急关头，不得不起用袁以撑持危局，而此时袁在全国人民一致迫他退位和各省纷纷独立的危急关头，也不得不起用段以求渡过难关。袁对段怀有一种戒心：我是叫你来解我的围的，不是叫你来篡我的位的。辛亥年我接收清府的兵权，而现在你也想接收我的兵权。辛亥年我向清政府提出责任内阁的条件，而现在你也向我提出同样的条件！

但是袁的手段究竟比当年的清政府高明，而段的手段和魄力则远远不及当年的袁。他虽取得责任内阁的虚名，连一个院秘书长都不能用他自己所选择的人。袁派公府机要秘书王式通为院秘书长，仍然是用以监视段的，而段只能叫徐树铮退居帮办秘书（副秘书长）的地位。同时段了解到，没有实力不但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权，身家性命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他也仿照辛亥年袁调拱卫军入京自卫的办法，急调第二十师之一部到北京，以防袁下他的毒手。

二　袁对冯国璋的态度引为忧虑。冯发表劝袁退位的铣电，另有宥电对袁深表不满

根据当时的全国形势来看，北方核心人物不是袁的近处化身段祺瑞，而是他的远处化身冯国璋，因为前者没有直接兵权而在袁的控制下，后者有直接兵权而不受袁的控制。

有一天，袁找张国淦到公府商谈加强总统与副总统之间的联系问题。张与黎都是湖北人，袁想利用他作为他与黎元洪之间的一座桥梁。谈了这个问题后，袁有意无意地问到近来外间舆论如何。张说：“舆论重点是关于总统退位的问题。”袁说：“你看，退位好呢，还是不退位好？”张回答说：“这个问题，应该从外交、军事与舆论三个方面来考虑。”袁很不谓然地说：“舆论，什么叫做舆论？中国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外交我有把握。这三个方面只有军事是值得考虑的。”他随即露出探索的口风说：“你看，西南打得倒我吗？”张说：“现在时局的重心不在西南而在东南。”袁听了这句话，心弦不由得震动一下，急切地说：“你是说华甫（冯）？”张说：“冯华甫是总统几十年的老部下，没有任何人比总统更能深切了解他。”袁只得沉下气来，像在冷静地研究这个问题。他说：“你以为华甫左袒则左胜，右袒则右胜？”张说：“不怕他左右袒，只怕他不左不右。”袁哼了一声没有答腔。张准备退下来，袁说：“你去和菊人（徐世昌的别号）一谈。”

张赶到徐宅来，徐刚刚接到袁的电话邀请，已经驾好了车子，请张宽坐一会儿以待他由公府赶回来。果然徐很快就回来了。他向张说：“你的不左不右的话打中了他的心病。他问我怎样对付这种不左不右的人。我胡乱地回答说，再派人去疏通一下。他现在又派阮斗瞻（忠枢）到南京去了。”

这件事说明袁对冯的戒心远在段之上，对北洋派大将的戒心远在西南护国军之上[3]。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以来，冯与袁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可掩盖，南方对冯发动讨袁军事的可能性估计很高。冯是一个类似深沉但又并不怎么精明的人物，从此更加谨慎地不肯表示鲜明的态度。四月中旬，帝制派公然发出反对袁退位的一片叫嚣，袁向美国进行实业大借款以供战费的消息又已泄露出来，加以刘冠雄带领北洋军由海道南下，这些情况迫使冯不得不打开窗子说几句亮话。他有铣电（四月十六日）给袁说：“窃自滇事发生，国璋屡欲有陈，辄以干冒尊严，惧被谴责。兹者祸迫燃眉，难安缄默，谨为钧座披沥陈之。比年以来，枢府采用集权，无论兵力财力，均归中央遥制。即以军队言，各省自有之兵一律裁减，一旦发生事变，统系不一，调遣为难。将军、巡按使之实权，几至限于一城，不能更及省外。……苏省秩序虽称宁谧，然初闻浙警，全部震惊。……倘国是久不解决，星火或竟燎原，国璋即欲尽守土之责，亦恐力不从心。……我大总统斡运中枢，统驭全国，而滇黔抗命，桂粤风从，民鲜安居，军无斗志。文告既无从感格，武力尤不易挽回。杞人之忧，又不仅在一隅而在全国矣。……国体甫改，劫运忽闻，致乱之由，可思其故。……阿谀者取悦，戆直者见猜。……为今之计，惟有吁恳大总统念付托之重，以补救为先，已失之威信难返，未来之修名可立。及此尊重名义，推让治权。对于未变各省，不必抽派军队，致启猜疑，前敌战事已停，亦无庸加增兵卫。……国璋仰荷恩知，追随最久，纵丛谤招尤，而素怀不改，钧座在职一日，誓竭一日之孤忠。设事与愿违，则私谊拳拳，亦不忘于毕世。”

这个电报虽然没有一字一句表明反帝制的态度，全篇大体上都是发泄个人牢骚，但它却是北洋军阀敢于公开劝袁退位的第一个电报，也是自五将军密电泄露后冯以个人名义表示态度的第一次。自从这个电报发表以来，北方就有不少军阀纷纷通电劝退，其中包括以前吁恳“速正大位、刻不容缓”的帝制派健将。袁看了这个电报，觉得比之护国军的讨袁檄更为可怕，但是这个善于作伪的老奸，从来懂得在哪一个时期对哪一个人应当说哪一种话。他撇开退位的问题不谈，却用装聋作痴的态度回答说：“铣电悉。该上将军忧心大局，切实陈词，披览再三，莫名嘉佩。集权之制，采自东邻，法律专家，言之成理。顾以施行未善，利少害多，诚有如该上将军所言者。琴瑟不调，则改弦更张，自当别订致治保邦之计。该上将军如有办法，尚望详细指陈，以备采用。……现在停战期内，亟应早日解决，息事宁人。该上将军谋国真诚，务望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至于引咎已往，补过将来，予虽不德，敢忘忠告！”

此外，冯还有宥电致黎、徐、段三人说：“元首统驭民国，四年于兹，咸以保邦致治，望之一人。乃帝制发生未及数月，一时舆论大变，实缘威信已坠，人心已涣，虽挟万钧之力，难为驷马之追。国璋对元首具有特别感情，特以耿直性成，未能随时俯仰，他人肆其谗构，不免浸润日深，遂致因间生疏，因疑生忌。倚若腹心，而密勿不尽预闻，责以事功，而举动复多牵掣。减其军费，削其实权。苏省兵力四分，系统不一，沪上一隅复与中央直接。……近以政府电知川省协议和解条件，与国璋用意略同，方且担任调人，冀回劫运。惟报载陈将军所致中央一电，声明蔡锷提出条件后，滇黔对于第一条未能满意，而此间接到处（指统率办事处）转陈（指陈宧）电，似将首段删节。值此事机危迫，犹不肯相见以诚，调人暗于内容，将从何处着手？……大总统本一代英杰，于举国大势，谅已洞烛靡遗。顷者段将军（指段芝贵）离奉入京，未见明令，倪将军调防湘省，湘又拒绝。……至财政之困窘，军心之懈怠，外交之困难，物议之沸腾，事实昭然，无可讳饰。……察时度理，毋宁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寖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诸公谊属故人，近参机要，请以国璋电文上陈省览。”

这个电报是四月二十六日发布的。但是这个日期，冯正在召集南京会议用以统一北洋派的意见，造成他投机取巧的第三者地位，所以有人说这个电报是别人冒名拍发用以加深袁冯之间的裂痕的。

三　冯国璋与张勋联合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八条。冯召集南京会议的野心。冯单独提出修改办法八条，全国舆论痛斥冯是“袁世凯第二”

当四月二日蔡锷回答黎、徐、段三人的电报到北京后，由于措词非常和婉，袁就玩弄欺骗手腕，吩咐政事堂通电未独立各省说：“蔡锷已承认元首仍居大总统之地位。”一面散播西南愿意和平协商的空气，借以混淆全国人民的视听，稳定未独立各省的动摇趋势。这就是冯国璋电中所谓“调人暗于内容”的话由。

冯虽有政治投机的野心，但有两个与他邻近的军阀，他必须疏通一下，才能有所作为。就在他发出铣电的时候，袁又派阮忠枢到南京来，其目的仍然是要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发出一个拥护袁仍居总统之位的联名通电，借以向西南示威并加强北洋派内部的团结。冯认为现在正值与西南停战议和的时期，不应发出示威性的电报，因此主张联合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先取得意见和步调上的一致，才有力量与独立各省进行有利的谈判。这个意见取得袁的同意后，冯就打电报请张勋、倪嗣冲二人提出解决时局的具体办法，以便作为三个人的联合意见向南京会议提出。

召集南京会议是冯的一个阴谋诡计。他想仿照辛亥年各省代表在南京组织临时参议院的办法，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召集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以东道主和盟主的资格，被推为临时总统是很有可能的。此外，还拟提出惩办祸首、大赦党人等条件以见好于西南护国军和国民党。他想：以进步党为骨干的护国军将领大多推重他来倒袁，特别是梁启超、陆荣廷两人和他早已建立了秘密联系，他被推为临时总统，袁不倒自倒，护国军不需继续流血就可以取得反袁战争的最后成功，是不会表示反对的。

张勋的目的完全和他不同。张勋想推戴清朝废帝复辟，在复辟条件未成熟以前，不妨利用威信已失的袁做过渡总统，以便创造有利条件。此外，他虽不是袁的忠臣，但是阮忠枢三次到徐州，代表袁许下了很多有利于他的条件，首先发表了督理安徽军务，他也觉得不能不替袁卖一把力。因此，他就提出来维持袁的总统地位的意见。他认为：自袁承认帝位以来，总统的地位已经丧失，今后的总统既然不能由国会产生，就只能根据清朝皇帝赋予袁以组织共和政府之全权的命令，把这道命令的有效时间延长到现在，袁做总统才是合法的和名正言顺的。这是张勋移花接木的手法，因为清朝的命令既然可以复活，清朝废帝的帝位也就随时可以复活。关于召集国会问题，他的本心是坚决反对的，为了采纳冯的意见，不能完全否定这个条件，因此他在召集国会的上面加了“慎选议员”四个字，就是说不许国民党人或者南方“暴徒”参加国会，必须成立一个完全可以作为北方军阀工具的国会。关于惩办祸首问题，他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建议改为“惩办奸人”，这样就把它的意义弄得模糊不清，奸人既可以指帝制祸首，又可以指国民党人或者南方“暴徒”。

冯从来就是个野心大而意志不坚定的人。虽然张勋的意见和他的目的相距有十万八千里，为了要使张勋愿意参加南京会议，就不能不予以吸收而把它和自己的意见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共同意见，等到南京会议召开时再作适当的应付。

四月十八日，他和张勋二人联名提出解决时局的办法八条：（一）遵照清室赋予“组织共和政府全权”原旨，承认项城仍居大总统之地位；（二）慎选议员，重开国会；（三）惩办奸人；（四）各省军队须依全国军队按次编定番号，并采取征兵制；（五）明定宪法，宪法未定前，仍遵守民国元年临时约法；（六）民国四年冬以前之各省将军巡按使照旧供职；（七）川湘前敌各军一律撤回；（八）大赦党人。

这八个条件既不合乎冯的要求，又不合乎张的要求，当然更谈不到合乎全国任何方面的要求了。

冯张的联名通电发表后，引起全国人民和西南护国军的一致反对，特别对于承认袁仍为总统，并以清室委任为根据，认为是荒谬绝伦之举。

冯也觉得这些条件不合他的胃口。他利用全国各方面的反对空气来压倒张勋，并于四月二十五日以个人的名义通电未独立各省说：“滇黔等四省意见尚持极端，安能开议？计维……先与各省联络，各保疆土，共维公安，责任同肩，扩充实力。对于四省与中央，可以左右为轻重，然后依据法律，审度国情，妥定正当方针，树立强固根本，再行发言建议，融洽双方。四省若显违众议，自当视同公敌，经营力征，政府如有异同，亦当一致争持，不少改易。”这个电报完全暴露了他的本来面目，就是在护国军与袁以外造成第三种势力，利用护国军推翻袁的总统地位，然后以北洋派的实力压迫护国军使之屈服。这正是辛亥年袁在清室与革命军之间左右操纵、投机取巧的翻版。

五月一日，冯进一步地将以前与张勋联合提出的八个条件修改如下：（一）总统问题，民国中断，大总统地位消灭，副总统亦当同归消灭，副总统代行职权不能成立，不如根据清室交付全权原案，承认袁大总统对于民国暂负维持责任，并回复副总统名义，一面迅筹国会锐进办法，一俟国会开幕，袁大总统即行辞职，依法产生大总统，实行责任内阁制；（二）国会问题，必须严定资格，慎防流弊，凡以金钱运动及政党暴乱分子，一概不许羼入；（三）宪法问题，暂以民元约法为标准，但以此项约法未合国情，先将适用各条提出宣布，余再斟酌修改；（四）经济问题，中央将收支情形明白宣布，应办善后之滇黔二省，亦声明需用实数，国内不急之务，悉予罢除，设法匀拨，万一不敷，再借外款；（五）军队问题，原有各军调回原防，起事后各方所招军队一律遣散；（六）官吏问题，凡民国期内任命保用之各军政官吏资格，一律存在，四省将军巡按，仍旧任职，官制官规如有变革，应由国会成立后再议；（七）祸首问题，应先削除杨度等国籍，俟国会成立后，再行宣布罪状，依法判决；（八）党人问题，应由政府审查原案，判别是非，咨交国会讨论，俟得同意，然后宣布大赦。

以上八条是用冯个人的名义提出的。其中虽然保存了冯张联合提案的一部分，但主要精神完全不同。关于总统和国会问题，由于他自己要做总统，首先反对黎元洪以副总统资格继任大总统，这一条与西南护国军的意见完全对立。他同意以袁为过渡总统，召集新国会产生新总统，在新国会中反对有国民党分子参加，这一条不但与护国军对立，甚至与张勋以及其他北洋军阀也有严重分歧。关于约法问题，他既要废止袁所钦定的新约法，又不愿完全恢复旧约法，只是选择旧约法中之有利于己者而保留之，其不利于己者则删弃之。关于处理帝制祸首与国民党人的问题，他既要敷衍护国军因而不得不牺牲少数无权无勇的帝制派，又要顾全北洋军阀的意见，只是有区别地“赦免”国民党人。以上八个条件，虽然合乎冯个人的要求，但不合乎全国任何方面的要求。这些条件仍然是东拼西凑、杂乱无章、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冯的东电发表后，立刻招致了全国各方面包括北洋军阀在内的更大反感。在此以前，冯伪善地以不同情帝制运动博得虚名，甚至护国军将领对他也存有很大幻想。在此以后，全国舆论痛骂他是袁世凯第二，其罪行有过于帝制派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旅沪二十二省区知名之士由唐绍仪领衔，包括湖南谭延闿、湖北汤化龙、四川胡景伊、江苏唐文治、奉天吴景濂、江西彭程万、直隶谷锺秀、云南张耀曾、广西张其锽等一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发表通电，对冯所提的八个条件痛加驳斥。甚至张勋对惩办祸首一条，汤芗铭对清室付权一条，也都表示了很大不满。

到了这时候，冯就处于骑虎不得下背之势。五月五日，冯到蚌埠邀请倪嗣冲到徐州，与张勋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

四　袁将退位问题推交南京会议解决。倪嗣冲带兵参加南京会议。倪与张勋联合主战。袁宣布帝制案始末

南京会议的三个核心人物，各人有一条心。冯国璋想利用这个会议造成第三种势力，张勋也想做这个会议的盟主而为清废帝复辟创造有利条件，倪嗣冲则想尽可能地复活洪宪王朝。袁正要利用冯张二人的矛盾，以达其互相牵制、从中操纵的目的。他派张镇芳、阮忠枢二人在徐州包围张勋，又派蒋雁行公开列席南京会议予以监视。会议召开之前，五月十七日他打电报给冯、张、倪三人说：“予自退隐田园，无心问世。不幸辛亥变作，强与诸君子出任国事，不避艰险，而心长识短，丛脞横生。自滇省发难，远近骚动，既无洞察之明，又乏应变之策，夙夜惭怍，早存退志。迭与政要诸人密筹善后办法，佥谓对内对外，关系极重，稍有不慎，危亡随之。近日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以退位为要求，陈宧亦相劝以休息，均获我心。予德薄能鲜，自感困苦，亟盼遂我初服之愿，决无贪恋权位之意。然苟不妥筹善后而撒手即去，听国危亡，固非我救国之本愿，尤觉无以对国民。目下最要在研考善后之道，一有妥善办法，立可解决。该上将军等既约同各省代表就近齐集，讨论大计，毋任欣慰。时局危迫，内外险恶相逼而来，望将善后办法切实研求，速定方针，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定，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覆，幸盼曷极！”

这时候，全国各方面一致提出以袁退位为解决时局的主要条件。到沪国会议员二百五十六人联名通电，声明背叛国家的人没有与西南议和的资格。唐绍仪通电骂袁丧尽廉耻。张謇写信给徐世昌，叫他劝袁退位以平民忿。伍廷芳劝袁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除了极少数帝制派和主战分子外，甚至北洋军阀也纷纷电请退位。在此情况下，袁对退位问题终于不能避而不谈，他就假口保持国家安全，先筹善后办法，把这个问题拖延下去，这正是他在民国元年假口维持北方秩序不肯南下就职的老一套做法。他把退位问题和筹商善后推到南京会议解决，一面却利用召集南京会议三个主角的相互矛盾，使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事实上，在南京会议召开的时期，袁暗中正在摆布天门阵，命梁士诒负责赶筹军费，命曹汝霖许日本以优厚条件交换政治借款。他拟定了一个“征湘、定陕、固鲁”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内容是：派倪嗣冲为征湘统帅，事定后调王占元督理湖南军务，即以倪继任督理湖北军务；派雷震春由河南进攻陕西；调开首鼠两端的靳云鹏，派张怀芝继任督理山东军务，对山东民军进行“讨伐”。另一方面，他用督理江苏军务的位置引诱张勋为他效忠，拟调冯国璋为征滇总司令或内阁总理，以除心腹之患。这是他分化南京会议，击破冯的阴谋，并准备向西南护国军再度发动大攻势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计划。

南京会议原定于五月十五日召开。由于各省代表没有到齐，直到十八日才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十五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军阀代表二十余人。山东代表丁世峄在会议上首先提出袁氏必须退位，这个建议是得到冯的暗中支持的。湖南代表陈裔时首先附和，各省代表也都没有相反的意见。袁退位问题在第一次会议上虽然没有提付表决，但已占有极大优势。不料当天晚上，倪嗣冲忽然带领卫队三营赶到南京，就使南京的空气顿然紧张起来。倪原已派裴景福为出席代表，他赶到南京是奉了哀的密令来监视会议的。他是唯一拥护袁的主战分子，正像清政府末年的良弼一样，想把南京会议改变为鼓动战争的会议，借以挽救北洋派解体和袁退位的危机。

倪出席了十九日的第二次会议。他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表示反对，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篔、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都站在丁的一边。倪就回过头来问丁：“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却私通南方？”（此时靳尚未被撤职）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君子爱人以德。”冯篔、何恩溥也都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袁总统，而是为袁总统着想。”这些话气得倪脸上青筋暴起，几乎要和他们争吵起来，后由担任主席的冯调停其间，才把讨论的范围引入到“能战始能言和”的方面。

在这次会议上，张勋代表万绳栻也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以前同意袁退位的代表都不敢发言。关于备战的问题，倪与万绳栻询问各省能够出兵多少，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发言，同样也作不出决定来。

二十日举行第三次会议，冯首先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充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大家一致赞成，但又提不出召集国会的具体办法来。通过二十一日的第四次会议和二十二日的第五次会议，才决定采取由丁世峄提议而为冯所赞同的办法，通电邀请西南独立五省派代表参加南京会议，解决总统问题。

倪嗣冲根本是反对与西南五省代表坐在一张桌子上进行讨论的。同时，张勋想赶走冯而取得督理江苏军务一席，因此与倪嗣冲采取一致态度反对冯的意见。五月二十五日，张、倪两人发表联名通电说：“此次江宁之会，冯上将军提出三项问题，业经各代表依次宣言，皆以拥护中央、保存元首为宗旨，是退位问题已属无可讨论。且由冯上将军主张，欲求和平，非以武力为准备不可。所有应备军旅饷项，并经各代表预先分别担任。冯上将军并以前敌自认，可钦可感。惟湖南代表有爱人以德之言，迨经详加辩诘，则亦无词置对。不意第四次会议时，鲁、湘、鄂、赣诸代表竟于议案范围外轻遽发言，或以外人逼胁为言，或以用兵困难为说，几将公决铁案一概抹煞，显见受人愚弄，与南方诸省同其声调，必非该本省长官所授本意。该代表等实属害群之马，允当鸣鼓而攻。……即使南方诸省派代表到宁与议，亦当一意坚持，如不听从，即以兵戎相见。”这个电报完全歪曲了南京会议的真实情况，把解决总统问题的政治会议转变为准备武力对付西南的军事会议，并把冯说成是个自告奋勇的主战派。

二十八日，张勋以个人名义发表戡电，列举各省出兵的数字，他自己愿出三万，据说奉天可出两万，河南、安徽各出一万，合计其他各省共可出兵十余万人。军费由各省分别摊认。他自告奋勇地说：“督师之任，职务重大，励虽不敏，愿任其难。”他认为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就不难“一鼓荡平，灭此朝食”。

自张、倪的会衔“有”电和张勋的戡电发表后，北方战争的空气压倒了和平的空气，袁喜出望外地电召张勋到北京商讨进攻西南的问题，并命倪嗣冲到汉口组织征湘司令部。西南五省通电拒绝参加南京会议。冯国璋宣告保境息民，结束南京会议。

五月二十九日，袁发表“宣布帝制案始末”的申令，这是对护国军发动大举进攻前的一个信号。申令把变更国体的责学归到各省公民，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维持共和的人物，把筹备大典说成是：“借词筹备，不即正位，始终于辞让初衷未尝稍变。”申令说：“反对之徒，往往造言离奇，全昧事实，在污蔑一人名誉、颠倒是非之害小，而鼓动全国风潮、妨碍安宁之害大。”他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容易受骗的老实人。申令说：“本大总统以诚待物，凡各官吏之推戴，容有不出于本衷，各党派之主张，容不免于偏执，及各监督之办理选举，各代表之投票解决，容有未臻妥善完备之处。在当时惟见情词敦挚，众口同词。本大总统既不敢预存逆臆之心，实亦无从洞察其他。即今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关于出兵问题，他厚颜无耻地说：“滇黔兵起，本大总统内疚不遑，虽参政院议决用兵，而国军但守川、湘，未尝穷兵以逞，且悯念人民，寝馈难安，何堪以救国救民之初心，竟资争权夺利之借口。”申令最后说，要把各省区军民长官迭请改变国体暨先后推戴并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另行刊布。

他敢于发表这个抵赖自己罪行而将一切责任归之于人的挑战性申令，是由于他认为此时已经有了可用之兵，态度不妨逐步强硬起来。他没有估计到倪嗣冲的安武军是只能用以屠杀人民而丝毫没有战斗力的，而张勋则是用出兵的鬼话骗取江苏的地盘，不会为袁火中取栗，各省军阀更不会替他白打仗还要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同时，他更没有想到他的寿命只有几天，死神已在向他招手了。

五　陈宧电劝袁退位并宣布四川独立。袁下令痛斥陈宧并解除其职务

当南京会议发生争吵的时候，五月二十二日，四川将军陈宧宣布独立。这是对袁宣布独立的第七个省。

早在护国军进入四川时，陈宧对蔡锷就采取了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态度。他所直接指挥的只有北洋军三个混成旅，其中只有一个混成旅对他说来比较可靠。他知道凭这点力量是打不退护国军的，战事必然持久，袁必然会调动大批北洋军到四川来帮助他，而那些北洋军的统帅如果打了胜仗，必然会抢去四川将军的地位，使他成为胜利中的牺牲者。他和袁的关系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袁提拔他做四川将军，叫袁克定和他拜把兄弟，他离开北京时又叫北京军政界人士举行盛大欢送，这些都使他感觉到“受恩深重，难以为报”。但是，他又知道这些都是奸雄用以笼络人心的虚伪手腕。他参预了袁的某些机密，深深了解到袁是一个阴狠毒辣、完全不讲信义的杀人魔王，莫说他的政敌经常被杀害，就是忠心耿耿替他服务的奴才，也常常被他暗下毒手而丝毫不加以怜惜。这些情况，使他对袁存有极端畏惧的心理，使他成为一个不敢拥袁但又不敢反袁的模棱人物。

四川将军署和巡按使署都设在旧皇城里。陈每天晚餐后，照例要到署后花园和心腹幕僚谈天。云南独立后，他向幕僚们表示：“北京城玩的是猴把戏。蔡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猴子登殿，早晚必倒。”他的心腹幕僚有胡鄂公、张轸、邓文瑗、何积祜等[4]。邓文瑗问他作何打算，他说：“蔡松坡有密电劝我响应独立。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应当团结四川内部，取得一致（指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和第二师师长刘存厚），其次，要和冯华甫（国璋）密切合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二月十日，他派胡鄂公到南京和冯国璋联系。三月间，他和冯的秘密联系已经建立好，广西又已宣布独立，看上去“猴子倒台”的时期就要到来，但他受到了开进四川的曹锟、张敬尧等北洋军的牵制，不敢下独立的决心。从三月下旬起，他和蔡锷接洽四川局部停战问题，成立了停战协定。四月间，冯国璋的态度逐步明朗，发出了劝袁退位的铣电。因此，五月三日，他打电报给袁说：“元首若允退位，其优待条件，当与各疆吏力争。”这时不但冯主张袁退位，段也表示赞成。段根据陈的建议拟订了优待袁的办法六条：（一）往事不追；（二）公权不褫夺；（三）私产不没收；（四）居住自由；（五）全国人民予以应有的尊敬；（六）民国政府每年给以岁费十万元。袁看了这些条件，还伪装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很好，我退位不成问题。你们那一天商定了善后办法，我就那一天搬到颐和园休养。”

五月十二日，陈宧第二次电请袁退位。这个时候，蔡锷一再催他宣布独立，而且袁政权倒台的形势愈来愈看得清楚，四川人民一步紧一步地逼着他表示对袁的态度，同时号称为十八路诸侯的温、郫、崇、灌等县民军已经向青羊宫发动攻势，不宣布独立就不能维持他的地位。五月二十二日，他才咬紧牙关把几天以前拟好未发的宣布独立的电报发了出去。电报说：“宧于江日径电项城恳其退位，为第一次之忠告。……乃复电传来，则以妥筹善后之言，为因循延宕之地。……复于文日为第二次之忠告，谓退位为一事，善后为一事，二者不可并为一谈。……嗣得复电，则谓已交由冯华甫在南京会议提出。是项城所谓退位云者，决非出于诚意。……项城先自绝于川，宧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个电报是由邓文瑗起草的，“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一句，却是陈自己加进去的。陈是个自作聪明的人，认为仅仅与袁个人断绝关系，与北洋派没有断绝关系，甚至与冯、段之流仍然保持良好关系，这样，北洋派就不会把他当作敌人，只等袁一倒，他仍然可以回到北洋派的队伍中来。这是独立各省中的另一类型。

这个电报被认为是袁的“送终汤”。袁接到电报后，竟然气得晕了过去。当他醒转来的时候，双颧红得像炭火一样，眼中淌着泪水，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个字。在这些日子里，袁所受的打击很多，但是没有一次打击比这次更难受，这是由于他把陈宧当作一个忠实可靠的爪牙，陈宧的背叛是他意想不到的。而使他更加痛恨的是，电文中“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的一句话。当天他发表一道申令痛骂陈宧。申令说：“据陈宧通电称（略）各等语。本大总统之职位，由于全国国民选举而来，其应行离职各节，约法定有专条，固非一部分军人所当要求。……所请与个人断绝关系事，现属大总统地位，不能将予及大总统分而为二，亦犹之陈宧未经开缺前，亦不能将陈宧及将军分而为二也。予现仍属大总统职位，照约法代表中华民国。与予之个人断绝关系，此非巧弄文词所能掩其事实，蔑其法理。……初六日接陈宧江电，当复以‘实获我心。但此间情形，必须布置善后，望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嗣见陈宧初六日电称：‘拟俟征求各省意见，推由冯上将军折衷办理’各等语。续据陈宧十二日来电转述蔡锷电文，并请早日宣告，适冯国璋等在南京约同十五省代表讨论大计，陈宧曾请推由冯国璋折衷办理，自应并交提议。乃复陈宧江电令其‘速向政府密商办法，切盼’，而陈宧并不从速商办，反谓为因循延宕之地；陈宧自请折衷于冯国璋，而又谓退位非出于诚意，矛盾其词，随意变幻，遂借口断绝关系，殊不可解。……各省征军，数逾十万，而沿江中外商侨，麕集杂处，在在均须防护，尚有多数省分意见参差，各持极端主张，险象四伏，原因复杂，若不妥筹善后，不顾而行，必至破坏分裂，恐扰乱倍蓰于今日。……十五日南京各省代表讨论大计，曾于是日电饬冯国璋等切实讨论，随时与政府会商妥善办法，各负责任，使国家得以安全，不致立见倾复，迄今尚未接复。……陈宧远在成都，情形隔膜，不知善后关系极重，殊为痛惜。已有令饬来京筹商善后，着即迅速启程，勿稍延缓。”

同一天，袁下令任命四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

六　汤芗铭被迫宣布湖南独立。袁气愤成疾，病势沉重

继四川独立之后，湖南将军汤芗铭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独立。这是第八个独立省份。

湖南是四面用兵的孔道，湘西可以进兵川黔，湘南可以进兵粤桂。自从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来，湖南军被袁压迫解散，剩下来的只有地方团队性质的五个守备队，每队的兵力三五营不等，装备和战斗力都很低劣。汤直接指挥的北洋军只有车震一个混成旅，驻防长沙、宝庆一带。曹锟的北洋军第三师驻防岳州，不受汤的指挥调遣，是袁用以扼湖南之咽喉的一支得力部队。云南起义后，第三师调往四川，袁派第六、第二十等师到湘西进攻贵州，并调倪嗣冲的兄弟倪毓棻带领安武军十五营到岳州，准备开往湘南进攻广西。

由于湖南人民反袁、反汤的情绪日益高涨，湘西民军纷纷起义，各区守备队暗中和他们合流，所以在湘西占有优势兵力的北洋军非但不能进入贵州，而且不能控制湘西。省城方面，经常发生党人用手枪和炸弹进行暗杀和武装暴动，汤躲在将军署里就像困守围城一样。在全省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气氛下，汤一面对护国军、民军和党人严加戒备，一面又不敢乞援于袁，以免招致“引狼入室”的后果。他借口人民团体的意见，拒绝安武军开到湘南。为了增强个人力量，他曾经委派湖南绅士郭人漳[5]招募矿警五营，不料郭利用这支武力想把他赶走，引起了长沙城的一次巷战（五月十四日），市民死伤很多。

以前汤化龙几次打密电劝他宣布独立，他都置而不答。这是由于北洋军有四师兵力在湖南，安武军有十五营在岳州，合共在六万人以上，一旦宣布独立，长沙就会守不住。他历年来杀戮党人太多，害怕国民党向他讨血债，害怕湖南人民不肯饶恕他。三月间，湖北方面反袁分子派陈裕时到湖南，劝他下决心宣布独立。当他们进行密谈的时候，汤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围绕着大方桌子踱来踱去，口里一言不发。陈虽然和他是很熟的朋友，但是晓得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嗜血魔王，看见这个模样，不由得打起寒噤来，马上打着退堂鼓说：“铸新（汤的别号），我是无话不谈，听不听由你。如果听不入耳，就当作驴子叫、狗叫何如。”汤被这句话逗引得笑出声来，最后才回答说：“元伯（陈的别号），请你到上海和家兄慎重考虑一下。”[6]

四月中旬，广西护国军准备向湖南出发，首当其冲的是零陵镇守使望云亭。望与汤是湖北同乡，所辖只有几营守备队，只得向汤请示“独立以求自保”，汤也不能不同意，永州便于四月二十七日宣布独立。五月上旬，广西军由永州陆续向衡州移动。陆荣廷劝汤宣布独立，愿意担保他的湖南都督地位。同时，汤化龙与国民党军人派建立了联系，黄兴介绍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等到湖南，帮助汤收编各路民军成立湖南军，受汤节制，并担保不清算他的血债。汤就由拥袁的态度转变为中立的态度，电请袁撤退在湖南的北洋军，以免湖南化为南北战场。袁表示可以接受，暗中却指使在岳州的倪毓棻就近监视汤的行动。

汤对袁退位的问题表示了肯定的意见。冯国璋、张勋会衔的四月巧电和冯的五月东电发表后，汤有支电（五月四日）反驳说：“不能因大总统个人之行为，而将民国四年来之历史全行删去，转而根据清室交付原案，则理论上终不为通。故建议大总统宣告退职，以副总统继任，较为光明正大。”很明显，他是主张袁退位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的，这不但与西南护国军的意见完全合拍，而且他和黎是湖北同乡，黎又是汤化龙的好友，黎继任总统，对他是有利的。在南京会议的过程中，他所派的代表始终支持袁退位的意见，这一点是与冯一致的，但他主张以副总统继任总统，则又与冯的个人野心不合。

五月下旬，袁政权崩溃和北洋派分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广西军的压力日益加强，湖南民军的活动区域日益扩大，五月二十四日湘西镇守使、镇筸军统领田应诏宣布独立，这些情况迫使汤不得不于五月二十九日宣布独立。他在宣布独立的电文中还称袁为“我公”，还说他“感知遇之私”，这些措词引起陆荣廷的不满，他才补发了另外一个电报，对袁有所指责。

湖南的独立，又一次使袁感到“人心已变，大事已无可为”。此时袁虽然还在痴心妄想地策动对川、湘等省的新军事攻势，但由于操劳过度和刺激过深，得病不能起床，病势一天天地沉重起来。他死在目前还不肯放手，每天举行所谓榻前会议处理一切问题，后因病势恶化，才命袁克定主持榻前会议。有人说，袁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中国药名）以致送命，二陈是指陈树藩和陈宧，汤是指汤芗铭，这三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他所料不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

七　袁召徐、段等入府接受遗嘱，旋即毙命。金匮石屋的总统提名。徐建议推黎继任总统。黎宅的一幕哑剧

袁临危的时候，把老朋友徐世昌由河南辉县接到北京来，与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同为接受遗嘱的人。六月五日，徐匆忙地赶到公府，袁向他投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菊人来得正好，我已经是不中用的人了。”徐勉强地安慰他说：“总统不必心焦，静养几天自然会好。”但又接着说：“总统有话早点安排出来也是好的。”

袁眨着惨白无神的眼光，口中只说出了“约法”两个字。约法？约法有新有旧，袁所指的究竟是哪一种约法？旧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总统。这个约法是被袁用命令废止了的，而西南护国军所坚持的正是要恢复这个约法的效力。新约法是袁自己制造出来的，关于继任总统的问题，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下名单，藏之金匮石屋，总统死后取出来，在三人中决选一人为总统。

直到这个时候，袁克定还没有放弃继承大位的野心，他在榻旁替他的老子补了一句话：“金匮石屋。”

袁的精神萎顿不堪，由法国医生打了一针强心剂，才在昏迷状态中苏醒转来，口中喃喃地说：“他害了我。”这句话的用意永远没有人知道，是他的儿子害了他，朋友害了他，还是部下害了他？

到六月六日，这个军事封建大独裁者抛弃了皇冠和总统的尊位，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死后，大家打开石屋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后来有人泄露出来，段祺瑞的名字原先写的是袁克定，袁病重时瞒着儿子改写了段的名字，袁克定还蒙在鼓里。袁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变了卦呢？这并不是意味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能说明他善于为自己打算，不把“家天下”的把柄留在人间；同时也知道，他死后别人断不会辅助这个泄了气的皇太子继承大统。

关于总统的继任人选，名单虽已看过，但是大家打不定主意，都请徐世昌首先发表意见。徐主张根据约法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他和袁临终前一样，没有划分约法的新旧界限，这倒不是由于他神志昏迷，恰恰相反，却正是这个老官僚的精明独到之处，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意的，不言新旧，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面面讨好。无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承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说来是当时最好的打算。

徐又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他又瞟了段一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取决于总理。”

段不开口说话，屋子里沉静得像荒山中的古庙一样。大家足足等了一刻钟，才听得段极其简单地说了两个字“很好。”

接着，这四位接受遗嘱的人分头打电话把各部总次长和其他有关人物二十余人都请到春藕斋来——袁停尸的地方——摆下香烛祭品，向袁的遗体三鞠躬。

段在人堆中看见了张国淦，就向前抓了他的手说：“乾若，我们同看副总统去。”

张国淦随着段上了车。段在车中就像哑巴一样，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张不知道看副总统是什么一回事，但又不敢动问。车子一直开到东厂胡同黎宅停下来，张先跑进去报告说：“总理来了！”

黎走到客厅里，像木头人一样坐在长方桌子的主位上，段、张分坐在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但是两个人谁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这幕哑巴戏做了很久，段才站起身来向黎半鞠躬表示告退，黎也站起身来送客。

段临走向张说了一句话：“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

张问道：“国务院的事呢？”

“有我。”段一面说，一面踏上汽车，车子就开动走了。

六月六日下午发出公报：“袁大总统于本日上午十时四十分以尿毒病薨逝[7]，停柩居仁堂，遗令以副总统继位。”同时发表了袁的遗令。

八　段对黎态度冷酷，对袁身后推崇备至。黎在东厂胡同就总统职

六月六日半夜里，黎的湖北同乡陆军次长蒋作宾打来一个电话说：“外边的情形很不好。”黎不晓得外边出了什么岔子，想来总是与总统问题有关，他十分不安地请留在他家中作伴的张国淦打电话问段一下。那边听电话的是一个副官。他回答说：“总理没有工夫听电话。”黎站在旁边十分焦急地说：“你说有要紧的事。”张再次接通了电话，照着黎的话说了一遍，等了一下，那边回答说：“你如果有要紧的事，总理请你当面来谈。”

黎忙说：“你去，你去。请你告诉他，我不要做总统。”

张驱车到了国务院，虽然在夜静更深的时候，总理办公室还是挤满了人，都是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穿制服的高级军官。段忙得满头大汗。他一眼看见了张，就撇开众人把张带进另一间小屋子里。

张说：“副总统要我过来问问这边的情形。”

段扳起一副古铜色的面孔，傲慢地说：“我姓段的说要姓黎的，我的话始终不会改变。无论有天大的事，我姓段的一力承担，与姓黎的不相干！”

张想多知道一些情形，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只见段用拳头在桌子上击了一下，粗暴地说：“他要管，就让他去管！”说了这句话，他就匆忙地回到挤满了人的总理办公室去了。

张回到黎宅来，只提到段对总统问题负责到底，却隐瞒了段的生硬的态度和粗暴的言词。黎感到这种情形很不妙，就和张两个人在沙发上打盹，等到天明，再叫张继续探听消息。

张再到国务院来，就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些帽子上有鸡毛帚子和身穿军服的北洋派高级军官包围段，一定要举徐或段继任总统，反对北洋派以外的南方人为总统。通过段的解释，问题才得到解决。段把拟好了的通电稿给张看。张看见电稿上有这样几句话：“黎公优柔寡断，群小包围。东海（徐世昌）颇孚人望。但约法规定，大总统出缺时，应由副总统继任。”他就向段说：“做人情就索性做到底，不要让受人情的人感到不痛快。”段才提起笔来，删去了那些使人不痛快的词句[8]。

六月七日，黎在东广胡同私宅举行就职典礼。就职后发表第一道命令，竟把万恶滔天的人民公敌说成是一个功德巍巍的大人物。命令说：“民国肇兴，由于辛亥之役。前大总统赞成共和，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遘疾长逝。追怀首绩，薄海同悲。本大总统患难周旋，尤深怆痛。所有丧葬典礼，应由国务院转饬办理人员参酌中外典礼，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副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这道命令是由段拟好，请他盖印后公布出来的。

从黎就总统职的一天起，就像他在辛亥年被人牵出来做鄂军大都督一样，对任何问题都没有决定的权力，而只能在公文上签字盖印，成为段与北洋派的一个政治工具。

六月七日，袁遗体入殓时，头带平天冠，身穿祭天礼服，俨然是个“大行皇帝”的模样。同一天，国务院通令全国下半旗志哀，学校停课一天，全国人民停止娱乐一天，文武官吏停止宴会二十七天。政府公致赙仪一百万元。同一天，西南各独立省区悬旗志庆，全国人民皆大欢喜，与北京政府饰终哀悼的情形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

六月二十三日举行政府公祭，由段代表大总统主祭。二十八日由居仁堂出殡时，舁柩的人由三十二人增加到八十人。举柩时北京城内外各庙宇撞钟一百零一下。黎在新华门向袁柩行了一鞠躬礼。执绋人员有内阁全体阁员、清室代表和各国顾问，由新华门送到东安门；各国公使由东安门送到中华门。执绋人员武官均着制服，文官均着大礼服。沿途军警严密戒备，断绝交通。送柩专车由前门外车站出发时，放礼炮一百零一响。袁的家属在出殡前把居仁堂一切搬得动的东西都搬走了，光是大箱子就有好几十口，均由拱卫军兵士押解到彰德去。袁柩移出后，居仁堂剩下了空空四壁，像遭受兵燹的一样。

运柩车沿站停车受祭，直到二十九日才到彰德站。北洋军阀纷纷到彰德参加葬礼，因此外间又有“灵前会议”的传说。

袁生前与他所培植的北洋军阀发生了严重矛盾，特别是与段的矛盾几乎达到快要破裂的边缘。袁刚刚身死，段对他的一股怨毒之气立刻化归乌有，反过来立刻对他表示极大的尊敬。这是由于他们与袁之间的矛盾，已经随着袁的死亡不复存在，而段以袁的继承者自居，就必须保全封建道德的外壳，极力推崇袁以鼓励北洋军阀对他个人的效忠。此外，他和袁曾经有过一段不愉快的历史。他推崇袁也正像以前袁推崇清室一样，其目的是要把这段不愉快的历史遮盖起来。

段继承了袁的北洋派头子的地位，继承了袁以北洋派为基础的武力统一政策和卖国外交政策。所不同的，袁采取了总统制以后还想做皇帝，段采取了内阁制，而顶戴一个完全没有权力的总统做他的政治工具；袁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工具，段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袁后来虽然失去统驭北洋派的力量，至少北洋派在表面上还是一个统一的团体，而在段当权时期，北洋派公开分裂为直、皖两系，演变成为南北战争以外北与北战的更加混乱的局势。

袁世凯之死，只是死了一个军事封建独裁头子，却还有不少的“袁世凯”活在人间。

* * *

[1]　根据梁士诒的报告，此时流通市面的中交两行钞票共计有七千余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两千万元。除放出商业贷款两千万元外，政府提去的有四千万元，如果不采取停止兑现的方法，人民提存挤兑，银行立刻就要倒闭。因此，国务院下了停止兑现的命令。命令说：“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提取银行现款之法，以资维持。……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现。……各省地方官务即酌派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

[2]　资料来源：张国淦提供。

[3]　资料来源：张国淦提供。张国淦之弟张国溶是徐世昌的门人，因此他与徐也很接近。

[4]　邓文瑗是蓝天蔚的岳父。何积祜是何子贞的孙于。此节资料由胡鄂公提供。

[5]　郭人漳曾任清军统领，驻防广东钦州。当时汤郭二人为拜把兄弟。

[6]　“家兄”指汤化龙，此时汤化龙通过谭延闿，正在与黄兴派国民党军人谈判湖南宣布独立，以保证汤芗铭地位不动为条件。

[7]　据公府传出，袁所患为前列腺肥大症，排不出小便来。

[8]　以上两段资料，均由张国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