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史 第7章 土耳其人占领塞尔维亚（1459—1789）

土耳其人战胜塞尔维亚人与其说是军事层面的胜利，不如说是制度层面的胜利。土耳其人建立的制度纯粹是为了确保在军事上取胜。为此，他们设计出了稳固的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确造就了一个品质卓越的民族，从而能够确保军队在战争中快速取胜。奥斯曼帝国的权力中心位于小亚细亚的西北角。在奥尔汗的统治下，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种颇具特色的制度。奥尔汗从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农民那里找到了一种能实现其目的的理想手段。五个世纪以来，安纳托利亚的农民都在勤劳地耕种和诚实地纳税，他们既耐心温顺又忠心耿耿，在必要时也可以变成英勇无畏而又能吃苦耐劳的士兵。统治者不用担心安纳托利亚的农民在没有统治者时会发动起义，也不必害怕他们在战场上临阵脱逃。与性情粗鲁并对血仇和自由充满狂热情绪的塞尔维亚农民相比，安纳托利亚农民表现得温和又顺从，因此可以作为实现专制统治的工具。农民成了真正的军事力量—奥斯曼帝国骑兵。奥斯曼一世用自己的名字为这个民族命名，他看似并没有什么作为，但事实上，他利用性格粗犷的鞑靼骑兵中队征服了这片领土。直到奥尔汗统治时期，奥斯曼帝国才出现了如此完善而系统的征服机制。关于该机制的形成究竟是源于奥尔汗本人的灵感，还是来自他的兄弟兼大维齐尔 阿拉丁的想法，一直都存在着争议 ，但其结构十分清晰。该征服机制的目标有三，即建立正规的军事系统和奥斯曼帝国公民政体组织，以及关于奥斯曼帝国与基督教的臣民关系的规定。这一军事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支常备军。军队一般征召的是骑兵，因为条件允许的话，每一个奥斯曼土耳其人都会骑马。苏丹会从封邑的土地上抽调军队，以获得军事服务或者根据需要获得同等的金钱。虽然这在当时是一种封建制度，但该制度经过精心设计，十分新颖，因此并不像欧洲封建主义那般危险和晦涩。奥尔汗和参谋们进一步展示了他们的才能，他们意识到封建税收只是最后的手段，最主要的还是要依靠正规的军事力量。因此，他们建立了正规的骑兵和专业的步兵，并给予士兵们一定报酬以换取长期而系统性的服务。这样建立起来的步兵就是著名的加尼沙里军 。加尼沙里军是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主要作战力量和决胜因素。加尼沙里军的士兵主要从基督教臣民的孩子中征收。至于土耳其人何时开始通过消耗基督徒的土地来加强自身发展，目前还存有争议。加尼沙里军的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约1330年，即奥尔汗统治时期。起初，加尼沙里军的士兵人数很少，而且也没有像后来那样所向披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步兵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占少数而骑兵占多数，而且这些士兵都有军饷。当时，还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建设国家常备军。在奥尔汗统治时期，西方军队的构成主要包括封建征兵、雇佣兵和战时支付酬劳的士兵。塞尔维亚帝国军队则依靠雇佣军、贵族和农民，但农民的参与度很难把控。拜占庭帝国虽然确实有建立常备军的基础，但没有国家政策的支持。

加尼沙里军的士兵

加尼沙里军的弓箭手

成吉思汗

与他们在战争常设组织中的表现一样，奥斯曼帝国在战术和战略方面同样胜过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的这批轻骑兵发展迅猛，行动敏捷，不仅击败了欧洲重骑兵，而且从成吉思汗及帖木儿的最高军事当局鞑靼人那里受益良多。正是鞑靼人教会了奥斯曼帝国的骑兵们“像一堵墙”一样前进，这种作战方式的完美程度广受赞誉。加尼沙里军的士兵从八岁开始接受训练，其军纪也优于其他士兵。作为新步兵军队的代表，加尼沙里军士兵迅速摧毁了封建重骑兵。土耳其人作战的典型方式是用骑兵侦查和非正规军守卫前线，用轻骑兵在两翼作战，同时将加尼沙里军士兵留在队伍中间。基督徒军队通常只有重骑兵，很容易被轻骑兵超过。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军队唯一的战术就是向对方的队伍中心发起正面冲锋，但这种作战方式应用起来十分困难，而且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奥斯曼帝国军队通常将后备力量放在侧翼而不是中间，这说明他们相信中间的军事力量会保持不变。他们的信心不无道理，因为加尼沙里军士兵在战斗中的表现十分稳定。在尸横遍野的安卡拉战役中，直到奥斯曼帝国轻骑兵逃离战场很久之后，帖木儿才将他们赶尽杀绝。对奥斯曼帝国军队来说，塞尔维亚人除雇佣兵之外没有职业士兵可以用来与之对抗。塞尔维亚人能够用来抵抗对手的只有一支由本土骑兵、胸甲骑兵和本土弓箭手组成的长矛兵军队。根据西方十字军的记录，塞尔维亚人箭术了得，并且能够一箭致命。塞尔维亚人的骑兵曾不止一次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击败，但在有利的地形上，后者也难以抵挡。在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人用“忠诚的心和不可抗拒的武器”粉碎了奥斯曼帝国的残余势力。之后，他们又在尼可波利斯战役中获胜。此外，他们还粉碎了帖木儿在安卡拉的左翼势力。塞尔维亚人令人钦佩的行为得到了帖木儿的赞扬。在军事才能方面，帖木儿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位胜过土耳其人的统帅。

帖木儿

15世纪时，奥斯曼帝国正规军的人数似乎还不足十万，而基督徒军队在马里查河战役、科索沃战役及尼可波利斯战役中投入的兵力是否超过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目前尚不清楚。基督徒军队的训练和纪律较差，因此很难在同一时期以同等人数与奥斯曼帝国军队相抗衡。塞尔维亚人没有步兵可以对抗加尼沙里兵团，他们虽然骁勇善战，但这并不是纪律管制产生的结果，而且也没有因此形成严明的纪律。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团结程度和反对他们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马扎尔人的混合军队的分裂程度相当。正规的制度、训练和纪律使土耳其人保持军事胜利纪录长达三百年。奥尔汗的立法则使真正的土耳其人生来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一样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残暴淫荡，但又表现得节制、平静，忍耐力极强，这些都是军营里的士兵们所共有的特点。

土耳其人在政治上统治奥斯曼帝国长达六个世纪，其中三个世纪都是在扩大疆界和权力，这并不仅仅得益于军事上的高效，奥尔汗领导的政治改革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奥尔汗改革的目的是设计一种能够确保奥斯曼帝国霸权的制度，同时以此来吸引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为达到这一目的，奥斯曼帝国规定人们必须穿独特的松垂的长袍，并且创造了新的奥斯曼帝国货币来取代塞尔柱王朝 和拜占庭帝国的货币。这些改革开始于1328年，而随后建立支撑这项改革的制度却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该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伊斯兰教徒的地位优于基督徒。这一点在缴税方式上凸显得淋漓尽致，即伊斯兰教徒付以金钱，而基督徒则付以鲜血。国家政府机关和军队的所有职位都控制在伊斯兰教徒的手中，即使有基督徒被雇用也是处于从属地位。基督徒一般不能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服役，但因为奥斯曼帝国宣扬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也有一些例外。当时，奥斯曼帝国对其他宗教的信徒在信仰上相对宽容，但在政治上完全是零容忍。基督徒可以在自己的教堂里敬拜上帝，但不能担任高级职务。一旦基督徒为了穆罕默德放弃了基督，他就能被提升到除苏丹以外的任何职位。16世纪时，一个巴列奥略家族的人以皮亚利帕夏的名义当上了著名的海军上将，这只是其中众多的例子之一。这个例子说明，在奥斯曼帝国，不管一个人以前信仰哪种宗教，只要他成为伊斯兰教徒便能立刻与任何土耳其人平起平坐。奥斯曼帝国的体制看重的是个人的宗教信仰，而非种族。在奥斯曼帝国军队中，偶尔会有粗鲁的厚嘴唇努比亚人指挥着一支全部是薄嘴唇阿拉伯人的军队或一支相貌出众的安纳托利亚农民军队。奥斯曼帝国的这一政策在吸引人们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并没有直接迫害基督徒。于是，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和政治优势就像十字镐和铁锹一样，逐渐削弱了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皮亚利帕夏

匈雅提·亚诺什

就宽容程度而言，奥斯曼帝国与整个基督教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拉丁人与希腊人之间仇恨深重，势不两立。因此，包括塞尔维亚人、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内的所有东正教基督徒默许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有一首歌很好地体现了这些基督徒的心态。歌词写道，塞尔维亚王国北部的专制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曾向匈雅提·亚诺什提问：“如果将塞尔维亚人从土耳其人手中拯救出来，那么应该让塞尔维亚人信奉什么宗教？”这位伟大的匈牙利人果断地答道：“罗马天主教。”杜拉德·布兰科维奇十分不安，便向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苏丹答道：“我要在附近建一座教堂，让人们在清真寺里鞠躬膜拜，或者在教堂里画十字。”毫无疑问，歌词中所写的正是每个清真寺的真实写照，即使没有真实发生，人们也是如此所想。许多希腊基督徒宁愿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享有有限的宽容，也不愿在拉丁人的统治下忍受无限的迫害。希腊人和拉丁人素来不和，互相辱骂对方为狗和异教徒，即使在谈到协议和联盟时也是如此。塞尔维亚统治者斯特凡·托马舍维奇 用极端方式对待罗马人，这无疑加速了塞尔维亚的灭亡。塞尔维亚的东正教臣民开始对统治阶级进行反抗，他们向土耳其人打开堡垒的大门，却没有对罗马教皇这样做。希腊人对无酵饼天主教 无法抑制的仇恨加速了君士坦丁堡的沦陷。直到20世纪初，东正教和罗马天主教徒才在劝说下作为波斯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的南斯拉夫同胞进行合作。即使在当今时代，教徒之间的这一障碍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中世纪则更是如此。无论如何，巴尔干地区的各个民族，譬如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及塞尔维亚人和马扎尔人之间的仇恨都十分尖锐。罗马天主教和希腊东正教都不能容忍意见分歧。奥斯曼帝国提供了比罗马天主教更好的政策，因此比罗马天主教更具优势。土耳其人向来以“分裂与极端主义”为准则，而有限的容忍则是最有效的手段。

穆罕默德二世

斯特凡·托马舍维奇

土耳其人能够所向披靡并建立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个原因一定是个人道德因素。许多历史都是因为个人道德原因偶然形成的。两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通常都极具人格魅力且手握强权，他们有的是真正的领袖，有的是英勇的将军，也有的是明智的政治家。土耳其人在道德上要优于他们所征服的民族，这并非意外。在信仰穆罕默德的早期阶段，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通常会得到显著的提升与净化。穆罕默德逝世后的一代土耳其人及奥斯曼一世驾崩后的几代土耳其人都是如此。苏丹和农民们都是信仰简单、理想真挚而英勇无畏的人。直到巴耶济德一世和征服者穆罕默德 时代，才有确凿证据表明统治者及其追随者的腐败。因此，在科索沃沦陷的那些日子里，塞尔维亚人是被一个既充满道德热情又相信宿命，并且对死亡完全无所畏惧的国家压迫着的。这个国家还拥有最先进的武器和熟稔的战术。科学与信仰的结合及纪律与热情的结合向来令人难以抗拒。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就是一个由“务实的神秘主义者”组成的“最强大、最可怕的国家”。奥斯曼帝国依靠单纯的信仰和勇气获胜，在宗教激情的光辉消逝很久之后，它也仍旧能依靠灵活的政策和外交艺术存活下来。

奥斯曼帝国的国家机构和政策已经有了大体的框架。根据所涉及的民族和国家的具体情况，其应用程度也有所不同。事实上，该政策在巴尔干半岛的应用是在15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便有人认为可以彻底铲除基督教或者强行使基督徒信奉伊斯兰教，但没有实现。无论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军队的人数都不足以将基督徒屠杀殆尽。因此，奥斯曼帝国承认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权利，同时允许他们在发达地区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大量的土耳其人则居住在马其顿、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等地。当时，这些地方还保留着军事要塞的遗迹。土耳其人也坚信自己的民族至高无上，自己的宗教具有超凡的吸引力，他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民族自然会被伊斯兰教同化。毫无疑问，在同化异族这项政策上，土耳其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量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开始剃光头和戴头巾。波斯尼亚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和阿尔巴尼亚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成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取得的成功超过了其他地方，因为这里的贵族和民众都被伊斯兰化了。

总的来说，伊斯兰教已经彻底占领了塞尔维亚。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加尼沙里军掌管着城镇。地方骑兵西帕希 也有自己的土地。阿尔巴尼亚人或伊斯兰化的塞尔维亚人开始出现在奥斯曼帝国。大多数塞尔维亚人之前从未信仰过伊斯兰教，他们对东正教会和塞尔维亚国民身份如此忠诚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塞尔维亚区别于其他巴尔干国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一小部分人从未向土耳其人屈服。这一小部分人就是黑山上的居民，他们与土耳其人斗争了五个世纪并最终获得了自由。关于斗争的具体细节，我会在其他地方加以叙述。可以说，黑山人对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在道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不断刺激塞尔维亚人奋起反抗并在反抗失败时为其提供避难所。然而，黑山并不是唯一可以抵御土耳其人的山地堡垒。从多瑙河到阿尔巴尼亚的阿尔卑斯山脉，沿途遍布洞穴、森林和小山，绝望或受伤的塞尔维亚人一度都曾藏身在这里。查塔姆在谈到美国人时曾表示：“这里永远有用不尽的森林和自由。”这些森林居民或山地居民好似塞尔维亚版的罗宾汉和威廉·退尔 ，他们被称为“乌斯阔克人”或“海杜克”。他们效仿祖先的做法，潜伏在荒野中，随时准备摧毁小规模敌军。当强大的对手向他们进攻时，他们也能迅速逃进没有道路的沼泽或森林。据说，鲁德尼克山也有土耳其人从未涉足过的要塞和藏身之处，这种说法极有可能是真的。至少几个世纪以来，土耳其人都没有涉足过那里。向土耳其人投降的塞尔维亚人都知道自己的同胞曾在黑山和鲁德尼克山上激烈而绝望地抵抗敌军的故事。这些家喻户晓的故事讲述了当地的土匪曾像强大的斯蒂芬·杜尚和英雄马尔科·克拉列维奇一样战斗。因此，和阿尔巴尼亚人及波斯尼亚人一样，塞尔维亚人从未忘记历史，也从未失去希望。历史与希望正是构成塞尔维亚民族性的两大要素。

地方骑兵西帕希

土耳其人定居塞尔维亚并在塞尔维亚实施土耳其封建军事制度的工作持续了几个世纪。斯蒂芬·杜尚驾崩后，土耳其人便立即开始对塞尔维亚人居住或征服的土地进行渗透和清理，但直到17世纪才彻底完成了这两项工作。也许，从真正意义上来说，土耳其人的这两项工作从未完成过。在马其顿和整个塞尔维亚，土耳其人首先要求当地的独立公爵派分遣队给奥斯曼帝国军队。马尔科·克拉列维奇和克尼兹拉扎尔就因此提供了军队。根据1389年科索沃战役后签订的条约的规定，斯特凡·拉扎列维奇 应向奥斯曼帝国军队提供一千名骑兵并附赠一千磅白银作为贡品。在尼可波利斯和安卡拉作战的塞尔维亚征兵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土耳其人在统治塞尔维亚期间曾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征兵，这一点不容忽视，因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奥斯曼帝国关于基督徒不能在军队服役的规定 。这项规定设计得很巧妙，因为不能使用武器的民族最终必将变得不再好战。幸运的是，在塞尔维亚人的分遣队和阿尔巴尼亚部落的天主教分遣队中，总有一部分人是基督徒。这样一来，那些向土耳其人投降的塞尔维亚人仍然习惯于使用武器。和其他地方相比，在塞尔维亚定居更加容易，因为战争几乎摧毁了塞尔维亚所有势力强大的土著地主。在科索沃等一系列战役后，许多塞尔维亚贵族被处死。15世纪时，大多数幸存的塞尔维亚贵族在山里避难或者逃往波斯尼亚和黑山。因此，我们无须担心塞尔维亚贵族会像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贵族那样，以成为土耳其人为代价保住自己的土地。这两种情况都导致了平民与贵族阶级之间关系的疏远，因为波斯尼亚贵族和阿尔巴尼亚州长总是压迫基督徒臣民。最终，塞尔维亚贵族都消失了。在当地基督徒的农民民主制度下，出现了奥斯曼帝国封建和军事寡头政治。随之而来的是对基督徒更多的压迫。土耳其地主们自然站在奥斯曼帝国政府这边，但压迫也使塞尔维亚人更加团结。当时的土地政策遵循的是奥尔汗制定的制度。一部分土地被划分为封建封地，用于非正规军骑兵的一般收入来源，而另一部分土地则分配给组成正规军的西帕希。马其顿有大量的封建拨款。直到20世纪初，仍然有一些土耳其地主拥有马其顿的城堡和封建财产，他们声称自己有五个世纪的世袭血统，但定居塞尔维亚的土耳其人分到的封地肯定比定居马其顿的土耳其人分到的少。一方面是因为征服拉什卡的内陆地区很困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塞尔维亚地区的征税对象中总是有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可能是独立的基督教贵族或被称为“巴什克尼兹”的地区长官，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总体而言，塞尔维亚人的城镇很少。之前，塞尔维亚人的城镇一直是由外国人居住，后来则被土耳其人、驻防军队的加尼沙里军、官员及从属的伊斯兰教徒占领。塞尔维亚贵族通常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拥有成片村庄的西帕希们则住在更加坚固、宽敞的村庄或城镇里，同时留着自己的土地收取租金。当地的土耳其地主数量有限，因此不足以影响塞尔维亚人的精神或摧毁其家国情怀。

斯特凡·拉扎列维奇

土耳其人的政权意识不强，他们通过分配土地获得了军事力量，此后便只需收纳基督徒的贡品和维持塞尔维亚伊斯兰教徒的公正。直到1557年，在塞尔维亚的变节大臣梅赫梅特·索科洛维奇 重组了奥斯曼帝国后，公民政府才得到完善。此时距离土耳其人征服塞尔维亚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土耳其人表面上将塞尔维亚人安置在一名三尾帕夏 的名下并将其委托给巴尔干半岛政府。实际上，塞尔维亚人却在贝尔格莱德建立了一个小的帕夏领地并由一名两尾帕夏统治。该领地的首府即设在贝尔格莱德。帕夏是政府和司法首脑，有权规定贡品和税收的数目。基督徒虽然没有权利反对帕夏，但可以向帕夏请求保护以使自己免受西帕希的侵犯。西帕希剥夺村民土地或将其逐出住所的行为是违法的。因此，善良的帕夏经常保护塞尔维亚农民免受暴政的荼毒。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税收制度非常复杂，所以塞尔维亚农民不仅要给当地西帕希交纳封建租金，而且要向帕夏和苏丹提供各种金钱或实物捐助。虽然这些税收的数额原本并不过分，但奥斯曼帝国政府已经开始出现无可救药的经济弊病，致使塞尔维亚人也深受其害。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中一直存在着腐败和敲诈现象，因为官员的合法工资永远无法满足其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央政府控制力度的放松，帕夏们开始腐败，而官员们也开始敲诈勒索，并且手段十分残忍。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塞尔维亚人面临的经济压力还维持在可控范围内。

为维护正义和建立公民政府，塞尔维亚人将帕夏领地分成若干个纳希 或卡迪 管辖的地区 。卡迪的存在只是为了保护塞尔维亚境内奥斯曼帝国臣民的权利。一旦发现基督徒有“政治罪行”，卡迪便会立即将其处死。如果有基督徒违抗、侮辱甚至杀害土耳其人，或者拒绝进贡，那他会被立刻召到卡迪面前并随即接受惩罚。卡迪通常会制定自己的程序规则。如果想杀死一个难缠的基督徒，那卡迪几乎可以将其任何行为定义为“政治罪行”。对于较轻的罪行，如基督徒之间的谋杀，则只需要在谋杀发生的地区处以罚款即可。虽然卡迪只对帕夏负责，但如果所在地区频繁发生骚乱，那么卡迪也可能会被撤职或处死。

直到17世纪末，巴什克尼兹已经占领了大量塞尔维亚人的土地。这些塞尔维亚人的祖先多是依附于土耳其人的塞尔维亚贵族或公爵，通过为土耳其人提供服务来取悦他们并以此相对完整地保留自己的土地。巴什克尼兹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只对贝尔格莱德的帕夏负责。只要能为军队提供士兵及向帕夏和苏丹进贡钱财，巴什克尼兹就可以保持独立。卡迪对这些地区没有管辖权，而且也没有土耳其人在这些地区居住 。因此，塞尔维亚大部分土地几乎都脱离了土耳其人的管辖。1595年，圣萨文地区发生叛乱，最终导致巴什克尼兹们控制的地区失守。1689年，圣萨文再次发生叛乱，致使其他地区几乎也都失守 。即便如此，也仍然有为数不多的人幸存了下来。英勇好战的海杜克创下了丰功伟绩，使塞尔维亚其他偏远地区免受土耳其人的统治。

土耳其人只关心自己是否拥有足够的士兵和钱财，以及能否保护伊斯兰教徒不受异教的伤害，却很少在意公民政府。因此，每一个纳希或地区都由族长管辖。族长由塞尔维亚人担任，由人民选举产生并经过帕夏批准，在游骑兵即武装警察的协助下维持该地区的秩序。在行政事务中，族长对卡迪负责并依法受其控制。此外，族长还是该地区所有与卡迪或帕夏相关的基督徒的代表。族长负责评估税收并如数支付金额，族长一职的司法职能尤其重要，因为族长能根据塞尔维亚人的传统法律和习俗对平民做出审判，同时决定相应的惩罚方式以解决争端。事实上，族长一职也有执行惩罚的职能。为了保护所有基督徒的利益，族长必须执行审判并做出最终决定。否则，事情就会交由卡迪处理，而卡迪则会用一种不太令人愉快的方式迅速解决争端。纳希或各地区被划分为多个村庄。上述原则在这些村庄中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每个村庄都由村务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克尼兹或村长负责管理。塞尔维亚公社向来民主，即使被土耳其人征服，他们的这一特点也丝毫没有改变。塞尔维亚人所有的国家政府部门要么被摧毁，要么被土耳其人同化，但其地方自治机关依然完好无损。因此，地方自治机关的作用不断增强。每当有民族起义爆发，克尼兹便与海杜克联合以确保起义取得成功。总的来说，在那几个世纪里，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并未像拜占庭帝国的征服者迈克尔八世那样压迫人民。塞尔维亚人没有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当地政府也没有遭到土耳其人的过多干涉。虽然有的帕夏行事野蛮、贪污钱财，致使管辖地区人口减少、居民陷入贫困，但15世纪和16世纪塞尔维亚人持续不断的起义与其说是因为压迫，不如说是因为普遍的不安和外界干扰造成的。海杜克、巴什克尼兹和黑山的独立激发了塞尔维亚人顽强的民族精神并使之长盛不衰。

令塞尔维亚人和所有基督徒最不满的是加尼沙里军的制度。事实上，该制度就是土耳其人要求基督教臣民上交儿童作为税收并利用儿子压迫和杀害父亲的一种工具。一开始，如此臭名昭著的人肉征税制度并不沉重。即使是在征服者穆罕默德统治时期，加尼沙里军的人数也相对较少，但在苏莱曼一世 统治时期，加尼沙里军人数已经达到数千。此时，加尼沙里军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了。每隔三到五年，各地区都要提供一定数量的八岁儿童作为贡品。这些孩子会被带去信奉伊斯兰教，并在一所管理严格的军事学校接受训练。将该体系与耶稣会士做对比十分恰当。前者培养军队，而后者则鼓舞士兵的士气。这两种体系的主要目的都是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将他带走，以此打破其以往的所有家庭关系并使其绝对服从于该体系。最初，加尼沙里兵团和耶稣会中还存在婚姻禁令，但前者的规定相对更宽松一些。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加尼沙里兵团发展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强大的军队，同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职业步兵。奥斯曼帝国从隶属本国的种族中招募士兵，以耗尽其基督教男子气概，这对奥斯曼帝国军队大有益处。但到了1566年，在苏莱曼一世驾崩之后，第一个不祥的征兆便随之出现—加尼沙里军发动了叛乱并要求今后应该从土耳其人的孩子中招募士兵。最终，奥斯曼帝国苏丹塞利姆二世 战战兢兢地做出了让步。这一举动影响重大，因为土耳其人的孩子是伊斯兰教徒，而进贡的孩子则是基督徒。于是，加尼沙里军成了一个世袭团体，并且只招收伊斯兰教徒的孩子而排斥基督徒的孩子。这一变化导致土耳其人征收基督徒的孩子做贡品的现象逐渐减少，最后完全消失。加尼沙里军最后一次征收基督徒的孩子是在1676年。值得注意的是，摈弃加尼沙里军的制度与土耳其人在军事上的衰落是同步发生的，这些变化破坏了加尼沙里军的纪律。后来，加尼沙里军发展成军队和奥斯曼帝国中的单一团体，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这个团体都很难掌控。加尼沙里军驻扎在塞尔维亚等各省的城镇，并且经常残酷地压迫民众。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加尼沙里军和西帕希地方骑兵，还是整个塞尔维亚的土耳其政权，都使隶属民族无法忍受，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6世纪末。

塞利姆二世

15世纪时，土耳其人征服了塞尔维亚，直接导致大量塞尔维亚人跨越多瑙河，进而涌入匈牙利王国南部。众所周知，塞尔维亚人的这次移民在15世纪中期得到了杜拉德·布兰科维奇的鼓励，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专制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在匈牙利王国拥有大片土地并让塞尔维亚人居住在那里。后来，随着塞尔维亚难民人数增加，斯洛文尼亚的大片土地包括几个城镇都住满了塞尔维亚人。这些塞尔维亚人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自由地位和东正教信仰，以对抗被拉丁语化的匈牙利人。直到1526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征服了匈牙利王国，居住在这里的塞尔维亚人的命运才得到改善。在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匈牙利王国期间，许多移民从塞尔维亚来到匈牙利平原定居，这一迁徙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毫不夸张地说，黑山塞尔维亚人使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摆脱了绝望，而匈牙利塞尔维亚人则使其不再无知。此后，塞尔维亚人顽强抵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在16世纪不断发起反抗。

当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一世征服匈牙利王国并将恐怖统治带到维也纳时，不屈不挠的塞尔维亚人仍然在用叛乱分散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注意力。此时，教会的地位变得极其重要。1592年到1614年，塞尔维亚主教是来自伊佩克的约万二世 。和所有塞尔维亚主教一样，约万二世尽其所能保持民族独立。塞尔维亚教会的地位很特殊。1352年，塞尔维亚教会被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牧首逐出了教会。到了1374年，克尼兹拉扎尔要求解除该禁令。于是，塞尔维亚教会重新获得了独立及主教任免权。在征服君士坦丁堡时，穆罕默德二世利用东正教牧首进行统治。因为无法抵抗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东正教牧首只好顺从，最终沦为为奥斯曼帝国统治服务的腐败工具。为配合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东正教牧首的权力不断扩大。到15世纪中期，东正教牧首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伊佩克自主教会。圣萨瓦曾从奥赫里德大主教手中成功解放了塞尔维亚教会。他的这一功劳将被人们永远铭记。然而，此时的塞尔维亚教会臣服于君士坦丁堡，处境便更加危险，因为奥斯曼帝国首次采用了法纳尔人制度 。该制度虽然是君士坦丁堡牧首领导下土耳其和拜占庭制度的结合，但并不直接适用于塞尔维亚教会，因为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由奥赫里德大主教管辖且独立于君士坦丁堡主教，所以无须遵循法纳尔人制度。15世纪时，塞尔维亚人曾不断向奥赫里德大主教施压。因此，法纳尔人制度当时在塞尔维亚的实际适用情况尚不清楚 ，但可以肯定的是，塞尔维亚国民因此惨遭迫害，生活贫困潦倒。1557年，塞尔维亚前大维齐尔梅赫梅特·索科洛维奇恢复了塞尔维亚国教，这一举措无疑受到了其兄马卡里乌斯的巨大影响。马卡里乌斯是塞尔维亚僧侣，塞尔维亚教会恢复之后，他便担任了牧首。伊佩克再次成为牧首所在地。牧首是塞尔维亚民族的拥护者，有权任命主教，但即便如此，土耳其人仍然对塞尔维亚人构成严重威胁。许多基督教教堂变成了清真寺、惨遭玷污或者改为民用。从理论上来讲，基督徒不能公开做礼拜，以免冒犯伊斯兰教徒或与其发生冲突，但事实上，私下做礼拜的行为得到无限包容。久而久之，基督徒也可以公开做礼拜了。伊斯兰教徒的部分税收贡献给了宗教地产瓦克夫或用作伊斯兰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资金。该政策导致用于基督教的资金总额减少，许多寺院被毁坏和遗弃，而另一些寺院则依靠贫困农民自愿提供的不稳定的资金维持。塞尔维亚的教育事业遭受的打击甚至比宗教更严重。成千上万的珍贵手稿遗失在了修道院的废墟中。有的手稿因遭到土耳其人的蔑视而被销毁，而有的则被法纳尔人疯狂烧掉。土耳其人摧毁了所有南斯拉夫文字。1493年，黑山主教在奥博德建立了印刷厂，这是保存斯拉夫礼仪和文学的一个重要手段。虽然印刷厂最终被土耳其人摧毁，但也发挥了一定作用。在受威胁最严重的时期，人们通过该印刷厂用斯拉夫语印刷书籍并在塞尔维亚传播，这在危难关头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塞尔维亚民族的语言和思想。学校自然也像手稿一样遭了殃。修道院既储存手稿又组织教学，因此受毁坏程度很严重。幸运的是，伊佩克的家长们竭尽全力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许多祭司都是文盲。修道院保存着那盏昏暗的学习之灯。当教区祭司没有活动场所时，修道院也经常代为提供，而僧侣和祭司则依靠穷人微薄的积蓄维持生计，这大概是塞尔维亚宗教史上最壮丽的一个篇章。作为回报，神职人员不仅是唯一受过教育和文明熏陶的人，而且彰显出了他们伟大的爱国热情。在没有大公的情况下，牧首成了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塞尔维亚民族的领导人，但这一显赫的地位其实将牧首置于险境。到目前为止，伊佩克的牧首仍旧保持着独立，但塞尔维亚人的起义会诱使土耳其人废除宗主教区，从而使塞尔维亚教会受到影响，这才是塞尔维亚人面临的真正危险。

苏莱曼一世

毫无疑问，塞尔维亚的“圣萨瓦起义” 是由约万二世直接煽动起来的。该起义爆发于斯洛文尼亚、拉什卡、波斯尼亚和匈牙利南部。约万二世为反抗行动祈福，并将起义军首领圣萨瓦的形象绣在了塞尔维亚人的红白蓝三色旗上。1593年，“圣萨瓦起义”爆发。1595年，土耳其人郑重其事地挖出了圣萨瓦的尸体，并将其运到贝尔格莱德火化。然而，这一象征性的举动并未平息叛乱，因为叛乱得到了奥地利人的支持。1606年，奥地利人与土耳其人达成和解。起义军因此瓦解。约万二世曾试图让萨伏依公爵伊曼纽尔一世 担任塞尔维亚国王，结果却以失败告终。1609年，奥斯曼帝国军队终于扫清了起义军的残余势力。在“圣萨瓦起义”中，塞尔维亚人彰显出了顽强的抵抗力。土耳其人虽然尚未撤离伊佩克，但已经意识到了伊佩克拥有的独立牧首对自己极具威胁。

萨伏依公爵伊曼纽尔一世

进入17世纪后，奥斯曼帝国不断衰落。不幸的是，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臣民的威胁和专制统治却愈发变本加厉。17世纪的境况的确如此。伟大的苏丹时代已经成为过去。1691年，科普鲁律家族 的一名维齐尔曾说过，苏莱曼一世之后的所有奥斯曼帝国苏丹都是“傻瓜或无赖”。在所有东方君主制政体中，成员们的效率和忠诚都取决于首领。奥斯曼帝国苏丹软弱无能，导致加尼沙里军反叛、战争准备不足，甚至于伊斯兰教徒中开始出现腐败和压迫现象。中央政府的管控削弱了地方土地所有者的势力。于是，帕夏便按照自己的意愿实行统治，摧残、压迫当地的基督徒并实行暴政。直到1691年，奥斯曼帝国颁布的《科普鲁律法案》才提出，如果土耳其人抢劫、强奸或谋杀基督徒，那么基督徒可以获得法律救济。即便如此，塞尔维亚妇女的声誉是好是坏及男子是死是活也仍旧取决于土耳其人的恣意妄为或一时善意。土耳其人之所以如此肆无忌惮，就在于当地官员刻意包庇或忽视其罪行。如果当地的帕夏从奥斯曼帝国苏丹手下独立出来，那么基督徒的生活可能会更加艰难。

欧洲各国忙于西方的斗争，无暇顾及东方。因此，在17世纪末之前，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并不十分严重。直到1664年，在奥地利大公国将军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率军于圣戈特哈德大败奥斯曼帝国军队之后，奥斯曼帝国才开始真正走向衰落，这是欧洲各国第一次对奥斯曼帝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不是往日那个先进的强国了。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思想和一度受到欧洲国家青睐的武器装备如今都已经过时。著名的加尼沙里军变得军纪涣散。168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最后一次疯狂围攻维也纳。最终，奥斯曼帝国军队溃不成军，被迫撤退，而塞尔维亚人却因此斗志高涨，这是一系列灾难的前奏。1686年，匈牙利王国的布达城堡重回基督教世界。1687年，匈牙利王国收复了大部分失地。1688年，贝尔格莱德第一次被奥地利人占领。匈牙利王国南部的塞尔维亚人开始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并且得到了塞尔维亚同胞的援助。奥地利大公国一度变得势力强盛。奥地利大公国的军旗在奥斯曼帝国的中心飘扬。之后，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又占领了斯科普里，并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了科索沃的战场上。后来，土耳其人扭转了局势。奥斯曼帝国重新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和整个塞尔维亚地区。1669年，《卡尔洛夫奇和约》 规定，将除蒂米什瓦拉巴纳特以外的所有匈牙利王国的领土都割让给奥地利大公国。同时，该和约还规定将亚佐夫割让给俄罗斯帝国，以使其成为黑海强国并将斯拉夫巨神像带到巴尔干半岛。该和约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从目前来看，斯拉夫人的政权虽然强大，却无法为遥远的塞尔维亚人提供任何有效的支援。因此，只有奥地利人才能保护塞尔维亚人免受土耳其人的攻击。

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

《卡尔洛夫奇和约》签订后的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形势

在此期间，塞尔维亚牧首阿尔森三世发起了一系列十分有趣的谈判。阿尔森三世是一个冷静又爱国的塞尔维亚人。虽然我们无法确定他采取的政策是否伤害较小，但最多也只是个危险的选择。此时，俄罗斯帝国和奥地利大公国开始在巴尔干半岛产生利益冲突。起初，奥地利大公国占了上风，而且塞尔维亚人还为其提供交通工具。然而，阿尔森三世很快便发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企图将罗马天主教仪式强加于已经获得自由的塞尔维亚人身上。为了支持东正教，阿尔森三世开始与俄罗斯帝国谈判。但塞尔维亚农民并没有阿尔森三世的洞察力，他们被奥地利人的承诺引诱，不仅忘记了奥地利人的罪行，而且转而支持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奥地利大公国利用所谓的著名的塞尔维亚人的后裔杜拉德·布兰科维奇来鼓动塞尔维亚人发动起义。最终，塞尔维亚人成功入侵奥斯曼帝国，而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则于1689年抵达伊佩克。然而，奥地利人却背信弃义，抓了塞尔维亚专制君主杜拉德·布兰科维奇并将其终身囚禁，再加上阿尔森三世对农民们态度冷漠，导致塞尔维亚农民对其丧失了信心。如同憎恨异教徒的头巾和宣礼一样，塞尔维亚农民开始对恺撒士兵的羽毛头盔和耶稣会士的黑袍心生憎恶。于是，塞尔维亚援军于1689年冬天解散，他们不再和剃光头的独身主义牧师一起为奥地利人而战，转而寻找自己的落脚之处，并且很快便取得了军事成果。土耳其人则很快占领了尼什。之后，摩拉瓦河谷和贝尔格莱德也再次落入了土耳其人的手中。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四散而去，而塞尔维亚的后备军队也躲了起来。1690年4月，为了取胜，利奥波德一世颁布了一项号召所有塞尔维亚人起义的公告。之前的战败迫使利奥波德一世在公告中加上了一段冠冕堂皇的附言—他保证所有移居奥地利大公国的塞尔维亚人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权利和某些国家特权。土耳其人的回归使阿尔森三世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于是，阿尔森三世立即组织塞尔维亚人大规模移民奥地利大公国。在这次大迁徙中，三万多个塞尔维亚家庭加入了犹太教。这些移民渡过了多瑙河，开始在匈牙利王国南部和多瑙河平原上定居，但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摆脱危险。战争时有发生，塞尔维亚定居者同时受到奥地利大公国军队和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掠夺和迫害。直到1697年，欧根亲王 在泽塔取得首次胜利，土耳其人才终于被赶出多瑙河，而真正的和平也才随之而来。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

阿尔森三世与利奥波德一世签署了协议。该协议的某些方面含糊不清，容易使人产生误解。阿尔森三世还与沙皇进行了协商，这表示他并不完全相信利奥波德一世所保证的宗教自由。至于民族权利，利奥波德一世曾发誓要让塞尔维亚人实现完全自治，但这很难实现。然而，利奥波德一世确实计划雇用塞尔维亚士兵并让塞尔维亚人的领袖来指挥军队。在此基础上，利奥波德一世允许匈牙利王国的塞尔维亚人以自己惯用的评判标准选举将军担任总督，但他并无意让塞尔维亚人享有真正的权利或自由，以免危及奥地利大公国的霸权。塞尔维亚军队在战争中英勇作战。在泽塔战役 中，塞尔维亚人大获全胜，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斯塔法二世 则被流放，奥斯曼帝国一半军队淹死在了多瑙河中。此次胜利得到欧根亲王的高度赞扬。到目前为止，利奥波德一世在这笔交易中收获颇丰，因而或许能对塞尔维亚人慷慨一些。然而，塞尔维亚人的军事实力会对奥地利大公国产生威胁。维也纳战争委员会一直敦促利奥波德一世直接掌控塞尔维亚的优秀士兵。塞尔维亚的历史学家们曾一致指责阿尔森三世向奥地利大公国残暴的统治者献媚投降。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与留在本国土地相比，大规模撤军迁徙更有利于保留塞尔维亚人的民族性格。多瑙河北岸思想自由，文明程度高，塞尔维亚民族正是在这里才实现了文学复兴。同时，匈牙利王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未来的发展也将涉及其他地区。

欧根亲王

17世纪末，塞尔维亚境内的国民遭到土耳其人的侵袭。土耳其人侵占了大量土地，并对侵袭过程中塞尔维亚人进行自我保护的起义感到愤怒。在整场战争期间，土耳其人以宗教迫害者的新角色出现在塞尔维亚人面前。事实上，土耳其人从未改变过。我们甚至可以怀疑他们根本不曾纯粹因为宗教信仰迫害他人 。当时，所有非伊斯兰教徒都已经低人一等，因而便无须在政治或军事上被区别对待，“但神的旨意不会受人干涉”。事实上，伊斯兰教的法律禁止强行改变任何成年异教徒的宗教信仰，也禁止干涉宗教观念。“如果上帝具有意志，那么每个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会相信他。你岂可如此狂躁？同为凡人，竟要逼着你的同类相信？不，他们的灵魂不会信你，除非是神的旨意。”只有在认定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或亚美尼亚人的宗教信仰使之产生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政治阴谋时，土耳其人才会对其进行迫害 。事实上，塞尔维亚人的宗教信仰通常会使土耳其人误认为他们在政治上背信弃义。的确，土耳其人经常以阴谋论的罪名迫害基督徒，而且惩罚极其严厉，甚至惨无人道。然而，这并不能证明土耳其人就是腓力二世或血腥玛丽那样的宗教迫害者，只是证明了土耳其人残忍和轻信的两大恶习，却无法证明他们还有宗教上的不宽容这一恶习。当然，塞尔维亚人在此期间的遭遇并不能作为他们指控土耳其人进行宗教迫害的理由。

塞尔维亚人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俄罗斯帝国的彼得大帝及黑山的自由同胞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与忠诚的奥斯曼帝国臣民之间的关系那样。此外，塞尔维亚人在奥斯曼帝国军事边界内定居的举动对土耳其人在塞尔维亚的统治产生了长久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奥斯曼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牧首却表现得异常有耐心和宽容。他们以反叛为由对部分塞尔维亚人实行屠杀和穿刺刑，并趁机废除了巴什克尼兹几乎所有原来的半封建自由。在实施这些政治恐吓之后，他们在宗教问题上做出了妥协。基乌普尔是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位大维齐尔，他为人开明并率先在法律上为保护奥斯曼帝国宫廷的基督教臣民做出了努力。1691年，基乌普尔提出恢复塞尔维亚教会的宗教自由。塞尔维亚教会的宗教自由是在1557年由梅赫梅特·索科洛维奇授予的。一段时间后，基乌普尔废黜了阿尔森三世在伊佩克宗主教区的职位。新任牧首卡里尼与奥斯曼帝国苏丹艾哈迈德二世 达成妥协，承诺只要土耳其人不来骚扰，他就会让塞尔维亚人保持沉默。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并不允许塞尔维亚人保持沉默。1702年，黑山人疯狂屠杀伊斯兰教徒，这为塞尔维亚人获得自由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基础，而黑山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也进一步激励并启发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然而，对奥斯曼帝国内的塞尔维亚人产生了更加深远影响的是奥地利人。奥地利人仍然贪婪地觊觎着贝尔格莱德和美丽的摩拉瓦山谷。1715年，奥斯曼帝国军队袭击奥地利大公国，结果却遭到了欧根亲王的猛烈报复。1717年，这位伟大的将军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击败了土耳其人并再次占领了贝尔格莱德。1718年签订的《帕萨罗维茨和约》要求奥斯曼帝国终止侵略行为，同时割让匈牙利王国东南部 、斯拉夫尼亚、贝尔格莱德，以及近代塞尔维亚王国和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给奥地利大公国。在此后大约二十年里 ，匈牙利王国的南斯拉夫人和塞尔维亚人暂时团结在一起。匈牙利人曾遭受过政府的压迫，甚至连他们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都受到了侵犯。1735年，匈牙利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叛乱，结果惨遭镇压。即使是在奥地利总督的领导下，贝尔格莱德周边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也没有实现更好的发展。奥地利人开始对塞尔维亚人进行宗教迫害，同时加重了对他们征收的财政和军事税收。塞尔维亚农民早已习惯了土耳其人的反复无常、残忍和轻蔑，反而无法接受奥地利人严苛的系统管理。大批塞尔维亚人迁到土耳其人统治地区便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到了1738年，当战争再次爆发时，塞尔维亚人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帮助新主人奥地利人。奥地利大公国的将军怯懦，军队军事效率低，管理混乱，致使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惨遭失败。贝尔格莱德和摩拉瓦山谷的人们向土耳其人投降。多瑙河再次成为奥地利大公国和奥斯曼帝国的边界。这种和平的真正意义在于贝尔格莱德和莫拉瓦山谷永远输给了奥地利人。奥地利人紧邻多瑙河并驻军在莫拉瓦山谷中，因此波黑不可能永远是土耳其人的领地。摩拉瓦山谷是通往伊加桑和君士坦丁堡的唯一战略通道。因此，只要在多瑙河上有个桥头堡，奥地利人就很容易入侵奥斯曼帝国。如果贝尔格莱德在1739年仍属于奥地利人，那我们就很难想象著名的日耳曼东扩运动 怎么会失败。如果奥地利人拥有塞尔维亚，那么通往萨洛尼卡的道路就会缩短，这一直是哈布斯堡皇室的愿望。相反，如果塞尔维亚属于奥斯曼帝国或处于奥地利大公国的敌对方，那这条路就会变得无比漫长。在巴尔干半岛的历史上，很少有哪场战役像1738年到1739年这类的战役一样，如此重要却又被人们忽视。此外，也从未有哪个国家像塞尔维亚这样，国家独立一直遭受着巨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