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史 第15章 马其顿问题（1903—1910）

1903年，塞尔维亚人迎来了新的时代，他们不仅建立了新的王朝，而且制定了自己的国家政策，这一切看起来都是对塞尔维亚王国美好未来的保障。虽然奥匈帝国确实对塞尔维亚王国依旧满怀敌意，但塞尔维亚王国与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友谊制约了奥匈帝国带来的威胁。然而，那些头脑原本清晰的人却因此忘乎所以，结果忽略了马其顿。20世纪的塞尔维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与13世纪时相差无几。因此，和13世纪一样，塞尔维亚王国此时还是无法避开马其顿的政治旋涡。13世纪时，随着拜占庭帝国的势力开始衰落，塞尔维亚王国不得不与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展开对马其顿的争夺，否则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将变得极其强盛。无独有偶，到了1878年，随着奥斯曼帝国国力衰败，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大公国，塞尔维亚人又开始渴望得到马其顿。起初，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大公国之间能避免冲突，是因为奥匈帝国为塞尔维亚王国提供了保护，而俄罗斯帝国则保护着保加利亚大公国。在保加利亚西部城市斯利夫尼察以西的地区，奥匈帝国一直在保护塞尔维亚王国免受保加利亚大公国的攻击。因此，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双方都没有走向极端。正因为巴尔干地区势力分配实现了平衡，马其顿才能够维持和平。1903年，当塞尔维亚王国卡拉乔尔杰王朝放弃依靠奥匈帝国，转而亲近俄罗斯帝国时，巴尔干地区的势力平衡便遭到了破坏。因此，巴尔干地区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新态势—马其顿爆发了战争，相互冲突的各个民族都汇集于此。

巴尔干地区民族问题虽然直到20世纪才出现，但已经愈演愈烈。半个世纪前，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讨厌土耳其人，但现在他们则开始相互仇恨。这种仇恨在马其顿表现得最激烈。从民族角度来看，马其顿算是个多民族地区，可谓是民族万花筒。但马其顿民族问题日益彰显，又很难说民族问题是人为编造的，因为民族问题确实是马其顿真实存在且悬而未决的大问题。无论民族问题是有人故意为之还是虚假捏造，民族归属感都是操纵马其顿政治生活最有力的杠杆。解决马其顿问题不存在折中选择，也没有冷漠不理或持中立态度的选项。人人都会维护自己的民族，而且人们一旦获得这种民族归属感，甚至会为它前赴后继，出生入死。有两个兄弟，一个称自己为保加利亚效力，而另一个称自己为希腊王国效力，他们每个人都承担着拥护各自民族的义务。任何东西都消除不了希腊王国、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三兄弟之间的民族隔阂。

马其顿地区的冲突越来越多。一些保加利亚人虽口口声声称自己是希腊人，却愿意为了保加利亚英勇就义；由南部斯拉夫民族的伊斯兰教徒组成的阿尔巴尼亚人却是塞尔维亚人最危险的敌人；而一些讲保加利亚语的人则希望与塞尔维亚人团结起来。以上仅仅是马其顿民族纷争造成的部分影响。在马其顿这片暗不见底、浑浊不清的湖泊中，流淌着许多支流—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和希腊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用各自家乡的泥土将湖泊染成了不同的色彩。浑浊的湖泊既搅浑了远处的水域，也污染了内部水源。马其顿民族，不与这些民族同流合污—马其顿民族力量强大，他们排斥异己，雄姿英发，独立于世，随时准备向陌生人寻求帮助，也随时准备在初次合作中就抛弃或欺骗帮助自己的人。因此，马其顿是所有周边国家一直以来的心腹之疾，也是争名逐利的有志之士进行会面、相互厮杀的血腥之地。虽然土耳其人仍占据着马其顿，但巴尔干各国依然对马其顿心存觊觎，欧洲各大国也为之心神不宁。

所有巴尔干纠纷最后都会陷入马其顿争端的旋涡中。在马其顿地区争端尚未解决之前，巴尔干各国将继续无视法律，肆意妄为，并搅浑欧洲这片清水。欧洲大国经常忽视或否认巴尔干混乱带来的影响，最终的后果是，巴尔干问题成了欧洲全面爆发战争的诱因。20世纪，巴尔干各国在马其顿地区的利益冲突加剧，成为马其顿危机的导火索。虽然奥斯曼帝国仍处在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铁腕统治下，但这一铁腕统治在欧洲已经日薄西山。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玄黄翻覆，预计还会发生更多骚乱。不能让骚乱一直持续下去，补救措施有两种—要么是大国干预，要么是小国交涉。前十年的大国干预最终付之一炬。小国交涉计划虽然在1912年到1913年取得了小部分成功，但小国最终也卷入了一场重塑版图的巨大斗争中。这场斗争重塑了马其顿的版图，也重塑了整个世界的版图。

巴尔干半岛各国要求奥斯曼帝国归还所占的马其顿领土，理由是马其顿的基督教臣民与巴尔干人血脉相通，种族相近。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是马其顿人的血亲，但这些说法互相矛盾，甚至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大而言之，马其顿人其实混有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不同血统。各方争论不休，纷纷通过援引、歪曲历史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佐证。希腊人称拜占庭帝国曾经统治过马其顿。保加利亚人声称马其顿王国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是自己的亲兄弟。塞尔维亚人则称在马其顿这片土地上发现了南斯拉夫民族最早的足迹。各方政治观点已经干扰了历史，蒙蔽了历史，混淆了历史，即使是学富五车、最公平公正的巴尔干历史学家也无法逃脱偏见的蒙蔽。撰写巴尔干半岛史书难度颇高，因为历史学家不仅要记录历史，还要反映民族希望。

对毫无偏见的旁观者来说，马其顿历史中的一些事实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希腊王国曾统治着沿海地区，但毋庸置疑的是，自治的斯拉夫人曾在马其顿内陆定居。早期，阿尔巴尼亚人和远离人世的种族弗拉赫人，即游牧民族罗马尼亚人，为马其顿带来了其他新的血统。随后，科斯格征服了马其顿，并且对马其顿影响颇深。在拜占庭人、保加利亚人和许多传教士等征服者的长期领导下，马其顿甚至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保加利亚人宣称拥有对马其顿的主权，原因是保加利亚人曾在马其顿建立过两个帝国，并且统治时间达几个世纪之久。塞尔维亚人声称拥有对马其顿的主权，原因是塞尔维亚曾在这片领土上建立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帝国 ，并且在塞尔维亚帝国两个世纪的混乱时期，是塞尔维亚王子统治着马其顿西部地区。但相比之下，马其顿的要塞、修道院和教堂上的塞尔维亚建筑特色更加有迹可循。这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即影响力可能比统治权更能经受时间的洗涤。毋庸置疑，保加利亚人在当时只占马其顿人口的少数，而斯拉夫人才占马其顿人口的大多数。因此，大量事实可以佐证，马其顿的人口组成既不全是保加利亚人，也不全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与塞尔维亚人占马其顿人口的比例大概是五五分。根据这一观点，可知实现自治的马其顿人并非全是保加利亚人或全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原始斯拉夫部落的产物。而当这些部落在马其顿定居时，塞尔维亚人或保加利亚人则正在其他地方安营扎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振振有词地宣称马其顿人是自己的血亲。马其顿人有自己的语言和民族，他们能够理解也能适应保加利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的风俗，但又保持相对独立。在必要的时间、金钱、恐吓、引诱和教育压力下，马其顿人很可能会被同化到一个或多个竞争民族中。然而，如果马其顿过去的历史真的很有分量的话，那么马其顿应该早就已经实现了独立自治。另一方面，如果不管过去马其顿主权历史，而仅以权宜之计来解决马其顿问题，那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要靠马其顿现有的政治条件，而且要靠马其顿外部权力的平衡。

马其顿过去的历史并没有给所有马其顿人烙上不可磨灭的保加利亚印记。因此，目前的马其顿问题仍有待通过政治手段解决。19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件意义非凡、能够改变格局的大事，即保加利亚于1870年到1872年设立都主教区，以及《圣斯特凡诺条约》和《柏林条约》签订。这两大历史事件极大提高了保加利亚的威望。塞尔维亚公国的声望则每况愈下。早前，塞尔维亚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大公利用保加利亚人的不满情绪，在保加利亚建立了学校，希望最终能够统一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希腊人建立了学校，想要将马其顿人教化成希腊人。土耳其人便设立保加利亚督主教区来敲打希腊人。此外，保加利亚总督一职也同样打击了塞尔维亚人的气焰。根据计划，奥斯曼帝国设置的斯拉夫督主教区具有独立性，因而不在君士坦丁堡希腊王国牧首的管控范围之内。君士坦丁堡牧首拥有马其顿和近代保加利亚的特定地区的教会管辖权。在上述这些地方，有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愿意臣服于君士坦丁堡希腊王国牧首。土耳其人想让新成立的保加利亚督主教区成为南斯拉夫人权力的中心，以遏制希腊人在马其顿的势力。但人们很快便发现保加利亚督主教区既反塞尔维亚民族又反希腊王国，成了保加利亚独立运动的中心。1878年，随着俄土战争爆发 ，土耳其人关闭了马其顿的塞尔维亚学校。自此以后，来自塞尔维亚的压迫和外部的渗透都变成了赤裸裸的外部入侵。获得自治之后的保加利亚人变得无比强大，他们将督主教区当成自己在整个马其顿进行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此同时，在僧侣的帮助下，希腊王国通过所建学校继续推进马其顿希腊化进程。为加强本国的政治宣传，保加利亚大公国和希腊王国都资助了马其顿当地的恶势力或革命者。但因为面临资金不足和塞尔维亚学校关闭的危机，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宣传活动就此中断。因此，在这场政治宣传斗争中，塞尔维亚人远远落在了后面。塞尔维亚人能做的就是，将希望寄托在那些自称是塞尔维亚人的强盗酋长和恶势力的身上并向他们提供非正式支持。与此同时，因为奥斯曼帝国当权者 治国无方，再加上心怀不轨的邻国大肆宣传，整个马其顿都笼罩在动荡不安、悲痛欲绝和人心惶惶的气氛当中。当地居民不仅遭到强盗的讹诈，而且遭到土耳其人大肆疯狂的掠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成立了非正规军，他们时不时就会压迫和虐待马其顿人。即使是在犁地的时候，马其顿农民也依然背着枪。这种场景在马其顿已经屡见不鲜。强盗到处寻欢作乐，侵犯当地的妇女，毁坏村庄和城镇，无恶不作。原本富饶肥沃的马其顿变得破败不堪。不管最终获胜的是土耳其人、希腊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受苦受难的总是马其顿人。

亚美尼亚大屠杀

在亚美尼亚血流成河 时，欧洲大国或许也很有必要置身事外，但它们绝不能忽视受苦受难的马其顿人。马其顿牵涉的利益众多，致使许多国家对其虎视眈眈。奥匈帝国曾梦想在希腊王国濒海城市萨洛尼卡建造一座港口。俄罗斯帝国则幻想在君士坦丁堡设立首都。德意志帝国的如意算盘打得更远，计划修建一条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公路和一条联通波斯湾的铁路。对欧洲大国来说，马其顿只是它们实现更高目标的垫脚石。但对巴尔干各国来说，它们的目标就是统治马其顿。塞尔维亚王国梦想着再创斯蒂芬·杜尚时期的辉煌成就。保加利亚大公国梦想着再现沙皇西美昂一世时代的光辉岁月。希腊王国则幻想着重振拜占庭帝国皇帝统治马其顿长达十个世纪之久的不凡雄风。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期间，俄罗斯帝国政府虽然悲痛欲绝，但还是宣布，即使保加利亚大公国破例获得了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俄罗斯帝国也不会支持亚美尼亚自治。然而，当马其顿局势陷入混乱时，俄罗斯帝国不可能置之不理，因为马其顿发生混乱便意味着奥斯曼帝国大获全胜，或者意味着保加利亚大公国势力的扩张，这两者都会损害俄罗斯帝国的利益。尤其是在20世纪初，在将注意力转向马其顿之前，俄罗斯帝国本来准备侵吞中国东北，没想到却身陷远东战场，所以俄罗斯帝国重返马其顿的想法更加强烈。因此，俄罗斯帝国的目标就变成了通过推动马其顿建立健全政府及促进马其顿政府改革来镇压马其顿骚乱。

亚美尼亚大屠杀后，美国为救济亚美尼亚人而发布的筹款海报

1886年后，随着保加利亚大公国势力大增，保加利亚督主教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保加利亚大公国成为真正搅动时局的不安定因素。1885年到1886年，东鲁米利亚并入保加利亚大公国之后，保加利亚大公国的领土几乎增加了一倍。保加利亚大公国在战争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此外，保加利亚大公国现任统治者斐迪南大公雄心勃勃，取得新政权后，他便开始无视俄罗斯帝国。虽然被俄罗斯帝国抛弃，但保加利亚人的实力或成就并未因此被削弱。保加利亚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勤劳上进，都是勤勤恳恳的纳税人和条件优良的士兵，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能修路，也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一言以蔽之，所有土生土长的保加利亚人无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征服马其顿。在保加利亚人的心中，《圣斯特凡诺条约》的地位与《摩西五经》和《圣经旧约》中的《先知书》一样崇高。《圣斯特凡诺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将获得弗拉尼亚、奥赫里德湖、科瑞查、卡斯托里亚和瓦尔达河下游的区域。虽然《圣斯特凡诺条约》既没有许诺将萨洛尼卡半岛给保加利亚，也没有许诺将希腊王国南部的卡尔西狄克半岛给保加利亚，但保加利亚在希腊王国北部沿海城市卡瓦拉开辟了一条通往大海的道路，从而拥有了通往色雷斯丰富烟草区的港口。1878年《圣斯特凡诺条约》许诺给保加利亚的土地一直在保加利亚人眼前浮现。每一所保加利亚学校都挂着一幅标出马其顿这块失地的地图。每一个保加利亚农民都对马其顿这块失地魂牵梦绕，同时以一种愤懑顽强的决心想要夺回这块失地。马其顿人组成的派别不仅掌控着报纸媒体，而且还拥有枪支弹药。也就是说，马其顿人拥有恐吓保加利亚政客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且开始对所有政客施压。保加利亚大公国军队中的军官，以及内阁中的大臣都有马其顿人。在督主教区，保加利亚大公国政府控制着宣传口径，再加上他们冷酷无情、一成不变的抱负，即将马其顿居民变成保加利亚人的抱负，保加利亚政府的确有能力实现这个抱负。通过贿赂、暴力和哄骗，保加利亚人相信，即使保加利亚人不能成为马其顿人当中的大多数，马其顿人当中的大多数至少也都应该是亲保加利亚派。如果以上目标是众望所归而不是恐吓的结果，那么保加利亚大公国声称拥有马其顿主权的主张必定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从而也就不用以过去曾拥有马其顿领土的历史这种惹人怀疑的借口为自己作证了。

保加利亚大公国盾徽

然而，即使保加利亚大公国可能会别有所图，不断制造阴谋诡计，欧洲大国也仍有可能使其愿望破灭。1897年，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政府和解并表示相互谅解。马其顿改革因此迈出了第一步。这相当于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公开表明维持马其顿现状的决心，并且双方都拒绝承认想要征服巴尔干半岛的意图。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协议恢复了近东地区的平静安宁。这一稳定状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最初几年。后来，近东地区的稳定遭到破坏。1902年，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治理不善，导致巴尔干强盗横行，马其顿苦难重重。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起义一触即发。为改善马其顿的状况，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两个大国再次联手，尝试改变马其顿局势。通过努力，俄罗斯帝国与奥匈帝国两国政府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于1903年2月21日呈交到奥斯曼帝国政府，因此被称为“二月计划”。奥斯曼帝国政府任命科斯 总检察长到萨洛尼卡地区实施改革计划。但对马其顿来说，不管是改革还是总检察长，都无济于事。1903年夏天，马其顿最终还是爆发了叛乱。

迫于大英帝国政府的压力，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再次合作，以共同解决马其顿问题。欧洲各国君主和外交官齐聚在奥匈帝国施蒂利亚的射击场，制定了举世闻名的《米尔茨施泰格协定》。据说，奥匈帝国的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 为人粗心大意，在起草该计划的重要条款时带枪外出了，因此该协议很大程度上是由俄罗斯帝国制定的。《米尔茨施泰格协定》的主要思想是，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共同负责该计划的执行，奥斯曼帝国政府必须在马其顿进行改革。奥斯曼帝国总督可以亲自监察并向本国政府报告改革情况，但在奥斯曼帝国总督视察工作期间，需由一名俄罗斯帝国民政官和一名奥匈帝国民政官陪同。这些民政官的任期为两年。在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监管下，伊斯兰和基督教委员会负责处理政治犯罪问题并采取措施修复起义造成的损失。欧洲大国派出的官员，协助外国将军组织并管控宪兵队，以维持秩序。该协议的第四项条款规定，允许部分当地基督徒参与当地行政和司法系统工作。到此为止，这些条款都与奥斯曼帝国政府有关，并且如果上述这些条款未能顺利实施，那么奥斯曼帝国政府就应负主要责任。

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

但还有一个条款，即《米尔茨施泰格协定》第三条款需要提及。该条款主要用于处理巴尔干的政治问题，结果给巴尔干带来了诸多不幸。对于巴尔干地区而言，相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这一条款更是后患无穷。该条款规定，奥斯曼帝国政府需要在马其顿反抗活动平息后，重新调整奥斯曼帝国现有的行政区域，以确保“将马其顿不同种族更彻底地划分开”。表面上，该条款并没有什么影响，但结果则是致命的。巴尔干势力较小的民族都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暴乱平息前，如果该种族的反叛劲头和活力越大，那么种族所获得的聚居地的面积也就越大。因此，只要村庄或区域内有与自己民族不同的民族，叛匪就在这些地方开始屠杀并实行恐吓政策。多年以来，马其顿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屠杀事件。带队的通常是叛匪，有时会是主教们，他们带领武装军队去征服那些与自己信仰不同的人。虽然屠杀行为邪恶无比，但外国宪兵无法阻止他们的暴行，因为奥斯曼帝国政府公开鼓励这些镇压行为。所有巴尔干国家都要为屠杀行为负责，但责任最大的是希腊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最终，欧洲大国开始干预。1907年8月，大英帝国也开始干预。随后，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同意废除这条致命条款。

虽然第三条款执行失败，但欧洲大国并不负主要责任。然而，在履行《米尔茨施泰格协定》的其他条款方面，俄罗斯帝国要负首要责任，欧洲协调会议 也要负最终的责任。最终，《米尔茨施泰格协定》实现了国际化。马其顿被分成五个阵营。每个阵营都由一个大国掌管，唯独对此视若无睹的德意志帝国置身事外。 但莫纳斯提尔的部分地区和科索沃的大部分地区都不在该计划实施的范围内，其中科索沃是纷争最激烈的地区。宪兵队进行改革后，秩序更加完善。国际金融委员会掌控着马其顿的金融行业并负责推进金融改革，这一工作开展得相当顺利。大英帝国不遗余力地支持改善工作，是马其顿改革的最大功臣，大英帝国不仅得到了意大利王国的帮助，而且于1904年4月得到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援助。此外，俄罗斯帝国也为其提供了援助。最终，在1905年11月，大英帝国率先在希腊王国爱琴海东岸的米提利尼举行了海军军演，迫使奥斯曼帝国接受了金融改革。奥匈帝国对金融改革并非漠不关心，只是坚决反对任何将金融改革置于国际管控下的企图。如果不是《米尔茨施泰格协定》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奥匈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民政官只能任用两年，那么有了德意志帝国的支持，奥匈帝国反对将改革置于国际管控下的尝试很可能会成功。自奥托·冯·俾斯麦下台以来，德意志帝国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外交政策一直很温和，似乎一直不愿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压。虽然财政委员会有德意志帝国代表，但德意志帝国拒绝参与宪兵队改革的工作，也没有接管马其顿内警察的势力范围。一些人认为，1901年3月之前，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目标相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两国的动机其实不太相同。德意志帝国似乎希望能够避免任何冒犯土耳其人的行为，而奥匈帝国则希望在维也纳和萨洛尼卡之间设置中立或国际化的壁垒，从而避免出现任何阻止“德意志东进运动”的可能。因此，虽然出于不同的原因，但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大国都希望马其顿遭受苦难。

对于将马其顿置于国际管控之下，德意志帝国持反对态度。奥匈帝国则强烈抵制。两国所持的抵制态度带来的后果相当严重。很多人都曾猜想和讨论过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反对将马其顿置于国际管控之下的缘由，但至今仍是一大外交之谜。然而，有个证据确凿的解释，即在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的英明领导下，奥匈帝国显然希望开辟一条新道路向东方挺进。因此，在德意志帝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能够解决马其顿这个国际热点问题。

有关协约国的漫画：从左至右分别代表着法国、俄国和英国

1908年到1909年，大英帝国为加大改革效力做过几次努力，但都失败了。协约国似乎终于决定放弃进一步干预马其顿改革的想法。协约国之所以这么做，动机有二：一是害怕将奥匈帝国拖入战争，二是相信青年土耳其党运动 的威力。

1908年7月，20世纪最非凡也最卓越的变革之一—土耳其革命爆发。萨洛尼卡一直以来都存在一个伊斯兰教徒和犹太人委员会。该委员会曾策划过青年土耳其党运动，并且与马其顿的伊斯兰教徒建立了联系。青年土耳其党运动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犹太人投入的资本、马其顿爆发的掠夺事件，以及土耳其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暴政的怨恨。两位年轻的军官，艾哈迈德·尼亚兹贝伊 和注定会臭名昭著的恩弗贝伊 ，在马其顿升起了争取反抗和支持欧洲自由主义的旗帜。在靠近意大利莫纳斯提尔的雷斯尼亚一家摇摇欲坠的小旅馆里，两位年轻的军官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这场土耳其革命震古烁今并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承认恢复1876年宪法。自由的理念在人群中传播开来。暴政被推翻。自由事业取得了胜利。一股抒情诗般的热情席卷了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人开枪庆祝恢复“宪法”；希腊王国大牧首和保加利亚委员会主席在色雷斯相互拥抱；保加利亚非正规军 首领与莫纳斯提尔的帕夏互相称兄道弟；基督徒和伊斯兰教徒在街上亲吻；重获自由的希腊人向同样重获自由的土耳其人问好。恩弗贝伊说道：“从今以后，我们都是兄弟。在同一片蓝天下，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伊斯兰人之分。我们身份平等，我们为自己是土耳其人而自豪！”

艾哈迈德·尼亚兹贝伊

无论是在1908年、1848年，还是在1789年，人们为庆祝残酷的专制统治倒台而热情高歌，这些热情洋溢的运动背后都藏着阴谋诡计、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的可怕力量。然而，即使是奥斯曼帝国这样老练的角色，也很难相信土耳其革命完全是场骗局。许多革命者年轻气盛，不切实际，他们都认为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难以忍受。在解脱的喜悦和不同信仰与民族相互交汇的热情中，人们一度希望诞生一片新天地—一个和平的马其顿。这种景象虽然令人眼花缭乱，但很快就成了过眼云烟。土耳其人成功实现了自由梦想，这对外交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一些外交官从中找到了解决马其顿问题的方法。毋庸置疑，自青年土耳其党成立之日起，马其顿的改革计划便注定要失败。虽然土耳其人洋溢的热情对外交产生了深厚影响，但解决马其顿问题必须得考虑更多实际问题。奥匈帝国长期以来一直坚决反对马其顿改革计划，反而使奥斯曼帝国实现自由的想法愈加强烈。很明显，马其顿的改革将招致战争。解决马其顿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完全放弃这些改革。1908年到1909年，大英帝国为恢复或维持改革计划做出最后一击，但仍以失败告终。整个马其顿改革问题被悄悄地抛到了九霄云外。在德意志帝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反对马其顿改革的力量将局势推向了战争边缘。所以毫无疑问，马其顿问题未能解决。奥匈帝国应承担全部责任。此外，1908年到1909年的事件表明，协约国不愿处理偶然爆发的土耳其革命。

土耳其革命带来的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些欧洲大国曾试图对马其顿进行改革，结果不仅以失败告终，而且还前功尽弃。对于巴尔干小国而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信任青年土耳其党人，要么自己进行改革。巴尔干国家对青年土耳其党人的信任很快便烟消云散，因为恩弗贝伊许下的诺言已经化为泡影。很明显，虽然青年土耳其党和旧暴君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名字相去甚远，但二者的目标并没有太大区别。青年土耳其党的评论家或反对者突然死于神秘疾病或遭到暗杀。青年土耳其党人在特定领域和区域取得了一定进展，譬如使奥斯曼帝国西部的阿德里安堡真正实现了些许进步和改进。但在没有欧洲监管的土耳其地区，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阿尔巴尼亚人是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宠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同宗。即使如此，阿尔巴尼亚也没有实现和平。阿尔巴尼亚的总督遭受鞭打和折磨。阿尔巴尼亚语言受到压制，平民遭到迫害。奥斯曼帝国军队甚至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北部的要塞。许多逃亡者逃到了黑山。黑山的老国王尼古拉一世宣称，即使发生战争，黑山也会给难民提供帮助。如果说阿尔巴尼亚人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么他们遭受暴行也无可避免。但马其顿人遭受暴行的原因则无法解释，因为土耳其人曾公开宣称要与马其顿人和平相处。此时的马其顿并没有被土匪统治，而是被青年土耳其党士兵或官员占领。他们解除了马其顿军队的武装，对当地人进行恐吓、威胁、迫害，以及趁火打劫，最终杀伤无数，导致马其顿人的生命和财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得不到保障。通过了解1910年的两个事件，人们对青年土耳其党当时的政策便可一目了然。为了逃避纳税，奥赫里德的一名保加利亚人逃到了山上。一群土耳其士兵来到这名保加利亚人的家门口，放火烧了房子，将其家人赶走。这群土耳其士兵站在燃烧的房子周围咕哝着：“所以，这既是自由也是平等！” 无独有偶，在希腊人和伊斯兰教徒混居的卡瓦拉，一个希腊人也被土耳其人无情地杀死。于是，工厂里的希腊工人举行了罢工以示抗议。一个监狱长召见了他们并对他们说道：“你们这群人奸诈狡猾。你们不是希腊人，你们是土耳其人。作为土耳其人，你们竟然想暗自勾结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人，竟然想要成为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一分子。或许，你们既有秘密意见，又有秘密武器。但千万记住，我们迟早会将你们这两个秘密公之于众！一旦你们有了一支火枪，我们就会有两支。我们的子弹是你们的六倍。我们的武器装备的质量远在你们之上！”于是，希腊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在蓝天下相互拥抱，以土耳其人的名义欢呼庆祝兄弟情谊和身份平等的场景到此终结。

早在1910年以前，外交官们便已经明白，青年土耳其宪政主义与旧土耳其专制主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青年土耳其党更残暴。青年土耳其党更具压迫性，因为它进行的破坏活动更具科学性、更有效率也更加激进。青年土耳其党的目标是建立集权军事专制，以德意志般的先进科学和严明纪律为武装，以奥斯曼民族之名粉碎所有抵抗。在其他需求和民族问题面前，青年土耳其党人并不宽容大量，甚至比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更狭隘。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很精明，这位暴君深知自己势单力薄，便挑唆希腊人对抗保加利亚人，同时煽动阿尔巴尼亚人对抗塞尔维亚人。青年土耳其党人对新生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似乎完全相信自己能够开除马其顿基督教徒的国籍，也有能力吸引阿尔巴尼亚人加入奥斯曼帝国。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传达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即无论是基督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都会被强制解除武装。基督教地区的一些学校遭到镇压。一些伊斯兰教徒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军事殖民地。最终，阿尔巴尼亚人遭到青年土耳其党人猛烈的攻击。青年土耳其党人占领了阿尔巴尼亚人的领土，逮捕了阿尔巴尼亚的总督，解除了军队武装。这些暴政事件只不过是青年土耳其党所谓的“奥斯曼主义”蓝图的冰山一角。如果青年土耳其党真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那么巴尔干小国的希望就会注定破灭。结合巴尔干小国目前和过去面临的处境来看，这些小国决心自己把握命运也不足为奇。

大国已经退出了马其顿改革的这场斗争旋涡。如果想要就此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即使是只为了自己的利益，小国也必须一马当先。早在1891年，希腊王国著名的政治家卡理拉奥斯·特里库皮斯 就提出过一个口号：“巴尔干问题只能依靠巴尔干人自己解决。”但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的友谊和联盟才是实现巴尔干统一和真正解决巴尔干问题的关键。塞尔维亚王国国王彼得一世即位以后，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和解的可能性逐渐增大。1905年到1907年，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之间签订了多项经济协定。这是两国关系达成和解的主要方式。但如果不是奥匈帝国实行专制，宣布“猪战”阻碍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大公国经济协定的执行，那么两国的友好关系会更加密切。随后，奥匈帝国吞并了波斯尼亚。这一举动直接威胁到了塞尔维亚王国，同时给保加利亚大公国带来了间接威胁。因此，俄罗斯开始首次公开支持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之前，塞尔维亚王国和保加利亚大公国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会时不时制定亲土政策。但现在两国的国家利益只取决于与俄罗斯帝国的关系。这既是巴尔干联盟成立的内在原因，也是使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走到一起，发动外交革命的内在动力。希腊王国支持成立巴尔干联盟的原因更加简单易懂，因为保加利亚大公国在马其顿大获成功的政治宣传使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所以当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大公国和解时，希腊王国没有理由不紧随其后。至于黑山为什么选择支持成立巴尔干联盟，那是因为黑山受到其他国家鼓动，所以选择加入巴尔干联盟。因此，巴尔干联盟积聚了对抗土耳其人的所有力量。无论是无望提供援助的大国，还是令人又怕又恨的奥斯曼帝国，都阻碍了巴尔干联盟实现未来的道路。因此，巴尔干国家最终意识到，统一才是利益所在，而分裂将带来灭亡。只要政策足够坚定、态度足够强势，这些小国家就能干出大成绩。1912年和1913年，万事俱备，巴尔干联盟最终成立。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卡理拉奥斯·特里库皮斯

有这样一种说法，马其顿充斥的叛乱和不满情绪最终成为一种流行病，传染给了周围所有的巴尔干国家。这句话隐含了一个深刻的真理。那就是，当同族同胞接连惨死，土耳其人压迫不断且大国无法进行干预时，巴尔干人不会袖手旁观。塞尔维亚王国、保加利亚大公国和希腊王国接连卷入了斗争中。在这场斗争中，每个国家都有帝国般的野心，想要吞并彼此。任凭巴尔干国家权力不断增加，大国却坐视不管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欧洲的权力均衡发展得特别完善。权力的指针不偏不倚摆在两大外交联盟之间。最终，马其顿打破了这一平衡状态。

从狭义的角度来讲，解决马其顿问题对保加利亚大公国、塞尔维亚王国和希腊王国至关重要。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解决马其顿问题对大国同样重要。瓦尔达山谷和马里查山谷是通往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铁路的交通枢纽。谁能控制马其顿，谁就能最终控制这两条路线。因此，如果塞尔维亚王国与保加利亚大公国联合，以和平方式控制马其顿，那么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雄心抱负就要面临几乎坚不可摧的障碍。这样一来，奥匈帝国的势力便到不了萨洛尼卡。而德意志帝国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的联系通道也将被切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封锁了通往爱琴海和幼发拉底河的道路。

然而，就在巴尔干联盟成为现实之前，塞尔维亚王国便已经处在历史上一个决定性时刻。在古时候，塞尔维亚在德里纳和摩拉瓦之间的土地上积聚力量，然后将势力扩张到了瓦尔达。斯蒂芬·杜尚统治时代，塞尔维亚的政策发生转变，大政方针从完全以地区和国家为主导转变成以扩张为主导，同时开始向马其顿扩张。这一转变意味着塞尔维亚将面临重重危险。而在中世纪，不管是多瑙河，还是保加利亚和拜占庭，都险象丛生。从某种意义上说，随着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世界已经发生重大变革。14世纪时，因为各国经济力量差距不大，塞尔维亚能以民族独立的内陆国家的身份存在。但在20世纪，面对经济力量强大的邻国，塞尔维亚不可能再以内陆国家的身份独立存在。塞尔维亚人明白，如果不服从于势力强大的邻国，那么邻国就会使其粉身碎骨。因此，塞尔维亚有两种选择，即要么臣服，要么灭亡。面对这一抉择，塞尔维亚果断地做出了决定。如果1906年塞尔维亚政客依旧对臣服于强大邻国抱有任何幻想，那么1909年后塞尔维亚就将不复存在。塞尔维亚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塞尔维亚人深知一旦做出选择，便覆水难收，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卡拉乔尔杰·彼得罗维奇和科索沃的英雄的荣耀深深地影响着塞尔维亚人。他们以国家独立高于一切物质利益为荣。与其忘记过去，塞尔维亚人宁愿忍受现在的痛苦，拿未来做赌注。正是因为最后的这一决定，塞尔维亚人才赢得了国家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