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伤寒金匮发微合刊 再版前言

這次重印曹師遺著《傷寒發微》、《金匱發微》有三點需要略加說明：

第一、原來的《傷寒發微》刊本沒有圈點，曹師生前，曾為其幼女若華圈點了一部，這次排印就全部照樣加上了，使之和《金匱發微》的形式相一致。

第二、這兩部書在前次刊行之後，曹師曾對原來的文字略有小小的修改，在訂正仲景原文之處，又逐條加以註明，還有幾處對原來的註文作了補充，現在全部根據曹師的手筆付排，因此目前的版本有少數地方和以前的刊本不同。

第三、以前這兩部著作先後單獨刊行，重複的湯方，一律依照仲景的原書用正文大字，現在既把兩書合刻，就沒有再保留重複湯方的必要，但是為了保持原來的內容，同時對於湯方前後小有異同之處，便於相互參攷，因此就用小字雙行排在仲景原文之下，免得在正文中重複出現，這是我個人的主張。除了這三點之外，一切都是原來的樣子。

我是在曹師門下學習詩文，雖然在追隨左右之時，曹師亦有時為之講解醫學，終以意不在此，未加留心，所以到今天還是一個門外漢。現在重刊曹師這兩部遺著，雖則由我來負責，但是對於曹師這一方面學問，實在不敢妄肆議論，不過曹師的主張精神，根據平昔知聞，頗有需要談的，因此就從我的思想所及，寫幾句在前面。

曹師一生提倡經方，不論是教導門人，或者是臨證處方，一以仲景為法，因此少數敬仰他的人，說他是經方的典型，而很多反對他的人，都說他是背時好古，實際上曹師這樣的主張，完全是為當時中醫學術進行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並不是曹師有意喜歡固執派別的成見。那時候，中國正處於半殖民地的地位，帝國主義者挾其科學上的成就，用其全力摧殘我國的民族文化，以期達到他永遠奴役中國之目的，在醫學方面也毫無例外。仰承帝國主義者鼻息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媚外惟恐不及，更說不到對祖國醫學的保護，至於當時的西醫，好的是認為中醫在學術上的落後、不科學，主觀的全部加以否定；另外一種是爭營業，盡力對中醫排擠。當時醫學界曾流行着「中醫不亡，是無天理」一句話，可見中國醫學被蹂躪的程度。在中醫本身，當此千鈞一髮之時，不思奮起圖存，用科學方法研究祖國醫學，使幾千年的文化遺產不致滅亡。相反的，卻故步自封，視中醫的存亡，好像是與己漠不相關，臨證處方用藥，不出桑葉、菊花、防風、荊芥，劑量不出三分、五分，輕病儼然能夠着手回春，重病就束手無策。至於麻黃、附子那一類能夠愈病的峻藥，不但自己不會用，不敢用，還要以打擊別人的方法來掩護自己的短處，說什麼「古方不可以治今病」，這樣片面的抱著一己的成見來對待學術，醫學怎樣能夠進一步提高。即使沒有外力的壓迫，前途已經非常危險。根據這樣的情況，所以曹師極力主張經方，想把中醫從庸俗的、敷衍的治療風氣中挽救出來，使得治醫的人們，除了知道中醫在輕描淡寫的時方而外，還知道有一種大方重劑可以挽救沉疴，使中醫在那樣的惡劣環境下，用有力的事實，來挽救滅亡的命運，這是曹師不得已而不顧一切堅決主張經方的苦心，不但在當時，就是直到今天，還是很少人能夠理解的。

就時方來說，曹師也不是一概的加以抹殺，在同門秦伯未兄的序文中已經指出了這一點，從曹師和丁甘仁先生的關係中更加可以充分的說明。丁甘仁先生是以時方擅長，可是他的運用時方，完全因人而施，用丁甘仁先生的話來說：「我之所以用輕劑者，彼固未有重病也。」事實確是如此，丁甘仁先生的病號，大都是養尊處優之人，有的是偶感風寒，稍覺不適；有的是閨中弱質，情感抑鬱，這樣的病人，藿香、桑葉、陳皮、豆蔻便以足夠奏效，曹師也承認這一點。但是一遇到危篤的病症，丁甘仁先生就又往往以大劑活人。曹師對他的用附子理中湯治血症，推祟其深明醫理，可見丁甘仁先生的運用時方，是有他一定的根據的。至於去曹師那裏治療的，一般都是勞動人民，不到病勢危險，決不就醫，所以所用的全是經方大劑。丁甘仁先生不反對曹師用經方，曹師也不反對丁甘仁先生用時方，兩人在醫學上結成最相知的友誼，可見曹師的反對時方，並不是反對適當的運用時方，而是反對只知時方不知經方的市僧，否則曹師就成為泥古而不通今的曹師，而不是以保衛中醫為己任的曹師了。

解放以後，辯證唯物論的醫學巴甫洛夫學說開始介紹到中國來，不但逐步澄清氾濫在中國西醫中間的唯心論以及機械唯物論、二元論、生機論、活力論等等各式各樣的唯心論，同時也為中醫明確了一條研究的方向。過去中醫所說的心為君主之官，以及營氣、衛氣、百脈經絡等等，雖然有許多是抽象的東西，有許多只是從經驗上得到的推論，實際上已經接觸到神經系統的作用。在治療方法上，主要從整體出發，不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這一情況，也和巴甫洛夫學說有機體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統一的基本觀點有其相通之點。曹師雖然由於時代的限制，沒有接觸到巴甫洛夫的學說，但是他研究醫學的方法，特別注意人身各部份之間的聯繫，從聯繫中進行治療，不但闡發「陽明譫語，一下而愈」是明顯的例子，其他如「用半夏去心下水氣以止嘔」，遇當利小便之症，不用五苓而用麻黃發汗，這種例子在書中是多得不可勝舉。就是對太陽太陰六經病將愈，從某時至某時各條，歷來註家，不是糾纏於陰陽，便是認為無稽，曹師也從天時的變化和病情相適應來進行解釋。這許多獨特的見解，不但辨證的注意於人體的全面，而且把內在的主體和外在的客觀環境都結合起來。雖然這許多見解，都是從中醫原來學說的基礎上立說，有待於用科學的方法來加以分析，但是這樣從整體看問題的方法，將是今後醫學界研究中醫時一個很大的啟發，也是引導醫學界把唯物辯證法運用在中國醫學研究上的一個開端，用這樣的觀點來分析曹師的治學方法，我認為是並不誇大的。

書中曹師曾提到給他媳婦的妹妹治病的故事，那時她住在醫院裏，其家人貯藥茶銚，偽言開水，攜入醫院，當時中醫處境的悲慘，即此可以概見。今天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己掌握了政權，祖國的醫學得以重新恢復其應有的地位，不但在醫院裏中西醫一起會診，而且西醫也須要學習中醫，和中醫一起研究祖國醫學，中醫在各方面的治驗，亦逐漸為醫學界所承認，這說明了「無論任何學術，只有在人民的政權下，才能得到正確的發展」。但是這一革命勝利的到來，距離曹師遇難時已經十幾年了，曹師當年為中醫生存進行鬥爭的心願，雖然在今天已成為現實，但是從作為一個門弟子的心情來說，墓門宿草，飽歷風霜，春夢迷離，師門永隔，展讀遺文，誠不勝羹牆之痛。

為了本書的再版，原來《金匱發微》的發行人同門錢頌霞兄特地從無錫到上海來進行聯繫，秦伯未兄在百忙中寫了一篇序文，章次公兄始終關心此事，在去北京的前夕，特地趕到千頃堂書局詢問情況，到北京後還不斷來信，這都是出於曹師門弟子關心曹師著述的高度熱情，應該在這裏提到的。

黃漢棟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