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1913年版前言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一些看法

撰写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褒贬大革命，而在于设法用心理学的方法来解读大革命，这些方法已在我的另一本书《观点和信仰》（Les Opinions et les Croyances ）中做了详解。

源于此，我即不必对先前的种种观点进行梳理。但谈谈这些观点还颇为有趣，这也是我用一章的篇幅来对其加以列举的原因，然而这只是某些史学家们对这一重大革命事件的观点。

（书中的）几个篇章仅仅就先前的观点做了阐述，并对将来的观点加以预判，而很少对当今的观点进行表述。只有某些期刊对当今人们的感受做了阐述。这类评判大有裨益。

一些文章也对此事件做了分析，从中可以得出三个概念，它们代表着当今人们对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第一个观点认为，大革命如同一种信仰，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拒绝；第二个观点认为，大革命类似一种神秘现象，难以解释；第三个观点则认为这是一个事件，在没有公布尚未解密的大量官方文献前是无法评判的。

对这三个观点加以简单的分析还是颇为有益的。

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大革命对于大多数法国人而言是一件好事，它使得法国人摆脱了蒙昧，挣脱了贵族阶级的压迫。不止一位政治家这样认为，没有大革命，他便会沦为大领主家的仆人。

一位法国著名人物埃米尔·奥利维耶（Emille Ollivier）在其所做的一份重要的研究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思绪，这份研究的目的便是要与我就本书中的观点展开商榷。

在谈及将大革命看作一个无意义事件的观点时，这位杰出的法兰西学院院士对此评论说：“古斯塔夫·勒庞也接受这个论断。在其最近一本关于大革命心理学的作品中，人们可以窥见其概括能力和风格。”他说：“付出满目疮痍的代价后的所获，其实在不久之后，也可以借由纯粹的文明发展而轻松得到。”

埃米尔·奥利维耶不赞同这个观点。大革命对他来说是必需的，他总结说：“有人为自己无法再做拍打池水以防蛙鸣惊扰大领主休息的这类恶人而后悔；有人为再也看不到自己的田块被一群粗鲁的年轻人践踏而悲伤；有人为不再能因为有一个叫洛赞（Lauzun）的人觊觎他的妻子，或者因为对某位大人物言语不敬，或者因为某个莫名其妙的缘由被关进巴士底狱坐牢而懊恼；有人为不再有部长、高官、总督的暴虐，为不再任人宰割，为不再被洗劫而只缴税款，为不再被所谓胜利者嘲讽、蹂躏而感到绝望。对我这一介平民，我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的艰辛劳作，让我摆脱了这些桎梏，若无他们，这些桎梏便要套在我的头上，尽管他们有错，但我仍祝福他们。”

上述文字把人们对大革命的信仰做了概述，而拿破仑的不凡业绩，更是让法国人对大革命念念不忘。对大革命的信仰源于这种广为流传的幻象，甚至连法国政治家也都认为：制度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存在形式；而制度却毫无例外地取决于科学和经济的进步。抹平差距成了动力之源，它如断头台般的高效，甚而没有大革命，假以时日，我们依然可以实现如今的平等和自由，此外，很多民族不经历革命，也实现了自由。

上面列举的第二个概念——大革命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神秘的事件——也让大革命变得扑朔迷离。

在一篇评判我的作品的文章中，巴黎一家久负盛名的报纸的政治主编德吕蒙（Drumont）作了如下表述：“这个撼动了旧世界的神奇事件，依旧是个谜……现代心理学的方法无法让人明白这场危机中的不同寻常和神秘之处，它始终是一个离奇的历史事件。”

这套理论在政治人物中很有市场。从一位前部长爱德华·洛克鲁瓦（Edouard Lockroy）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到这套理论的影子。

“历史学家们弄不懂大革命……国民公会总是处在吵吵嚷嚷中，永远那样混乱不堪……罗伯斯庇尔的专制是一种懦弱……大革命的历史是一群人的历史，其中没有领导人，大家都在行动……谁是领导人？是一群人，是大众，没有领头人，是一群普通人引领另一群不知名的人。”

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看，大革命似乎就是在某个神秘的偶然因素的支配下所发生的诸多混乱事件的一个集合。

上面所做的简单引述表明，有关大革命的研究因为种种不确定性而变得晦涩起来，而囿于这些不确定性，也出于谨慎，博学家们仅刊发一些短文 [1] 。

如今存在着一种想要客观认识大革命的意识，其结果要么是盲目的推崇，要么便断言这个重大事件至少以目前的资料是难以解释的。

在我设法运用心理学方法来研究大革命时，阐释上的困境也曾让我惊诧不已。很快我便知道，历史学家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狐疑缘由其习惯于凭借理性阐释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驾驭的带有神秘主义、情感主义以及集体主义色彩的事件。

大革命历史的每一页都证实了上述判断。仅集体主义逻辑本身，而非理性主义逻辑，便可揭示为何国民公会的倡议总是和其每一个成员的意见相左。理性无法深入解释为何在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贵族阶级的代表会宣布放弃一些他们曾经孜孜以求的特权，倘若他们在适当的时间放弃这些特权，那么大革命的发生原本是可能避免的。在不了解人在不同环境下会有性格的转变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理解温和的、聪明的资产阶级在某些委员会上一边提出建立公制以及开办大学的建议，一边却投票赞同一些野蛮的做法如处死拉瓦锡（Lavoisier） [2] 、处死诗人谢尼耶（Chénier）、拆毁圣德尼（Saint-Denis）恢宏的陵墓？在不知书本教的传播规律与现实传播规律截然不同的情况下，又如何理解革命运动蓬勃兴起？

我们过于理性而难以接受，历史是可以脱离理性而展开的，甚至常常是反理性的。由此，需要我们随机应变，彻底改变历史阐释的方法，如果我们想弄清楚一系列事件的话，而理性通常是无能为力的。

我认为，本书中所述的观点都将很快得到传播。诸多文章证明，这些观点已令很多观察家震惊。在此引述英文《泰晤士报》中的几个最重要的片段以飨读者。

“所有当权者都应该学习古斯塔夫·勒庞的这本书。作者对大革命的经典理论不屑一顾，他用心理学解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他用极为生动的文笔，阐述了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弱势角色，以及公会成员的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引领大革命党人的是神秘主义因素，能让大革命人士免受理性的影响。没有大革命，便极难证实理性难以改变人，因此，一个社会并非是按照立法者的意愿来构建的，不管他们考虑得有多么周全。”

大革命的历史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并存的且通常孤立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一个过时体制的历史，由于缺少捍卫者而消亡；革命议会的历史；群众运动的历史及其领导人；军队的历史；新制度的历史等。所有这些历史，基本上代表的都是各类心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因而，应借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对其加以研究。

人们会对我的阐释加以评议。我认为自此以后，不考虑我的阐释而去书写一段大革命历史是很难做到的。

巴黎，1913年1月

* * *

[1] 这类工作都很有价值，尽管鲜有新意，但应当坚持下去，我相信当前的这些思想。我借用当今一位批评家的评述来做个结论：“参与冒险的政治家、乡村恐怖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建立据点，施行残暴的封建统治，他们玩弄犬儒主义，并以此来设法打消、诋毁整个国家对乌托邦和博爱的不懈追求。只有在将所有这些人以及不胜枚举的外省委员会（约两万个）的历史全部弄清之后，才能还原大革命的本来面目。”

[2] 拉瓦锡（1743.8.26—1794.5.8），法国著名化学家，近代化学的奠基人之一，“燃烧的氧学说”的提出者，大革命中被杀。——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