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革命心理学 第二章 推进民主的结果

一、缺乏理性价值观对社会演化的影响

大家知道自然法则与民主愿望并不一致，但人类头脑中早已固化的法理并不因此而受到触动。人类只会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不会考虑它的实际价值。

研究这种信仰的哲学家理应讨论其中所包含的理性，并特别关注它对人的影响。

在对历史上的主要信仰进行阐释时，做这种区分尤为重要。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朱庇特（Jupiter） [1] 、摩洛神（Moloch） [2] 、毗湿奴（Vichnou） [3] 等一系列的神灵只是一些朴素的幻象，然而它们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

也可以运用这种区分对那些在中世纪流行的且有成千上万人顶礼膜拜的信仰加以阐释。这些信仰影响深远，好像现实中真的存在过，尽管它们也是幻象。

若有谁对此心存疑虑，那么只要对比一下罗马帝国统治与罗马天主教会统治便可释怀。前者具体而真实，不存在任何虚幻。后者尽管基于想象之上，却也同样强大。在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多亏了教会，那些半开化的民族才接受了各种社会规范，若没有这些规范，文明也将无从谈起。

教会的强势表明，某些幻象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甚至强大到可以催生出——至少在短期内可以做到——与社会利益、个人利益格格不入的一些情感，比如，迷恋修道士生活、渴望殉道、参加十字军东征以及宗教战争等。

把上述思考运用于隶属民主思想的社会主义思想，人们便可得知，即使这些思想无任何坚实的基础也无妨，只要它们能震撼灵魂就足够了。即便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也只能望洋兴叹，听之任之。

新信念的倡导者们没有必要为信仰去寻找理性基础，那等于自寻烦恼。他们只要做一些断言，让人们有所期待，便足以说服很多人。但其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固有的宗教意识，经年累月中，只有崇拜的对象在改变。从哲学角度来简单审视一下民主演化的种种结果，可以发现民主进程在不断地加快。可以说，中世纪的教会对人们的精神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从民主理念的结果来看，它们的影响力同样也不容小觑。

二、雅各宾思想和民主信仰心理

当代人不仅继承了革命原则，还继承了使革命原则获胜的特殊心理。

在研究雅各宾思想时曾描述过这种心理，我们发现，这种心理把幻想当作真理加以强行推行。最终，雅各宾思想在法国和拉丁区变得十分普遍，征服了包括最保守的党派在内的所有政党。资产阶级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民众则更胜一筹。

雅各宾思想的蔓延使得人们倾向于借助暴力来施行一切政治观念、制度和法律。因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和平而有序的工会运动，一到法国就变得咄咄逼人、难以驾驭，变成骚乱、怠工与纵火。

雅各宾思想深深腐蚀了普通民众的头脑，懦弱的政府对此无可奈何。在最近一次铁路职工代表大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怠工，大会的一名书记还以“请允许我向所有怠工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作为自己的开场白。

这种普遍心理导致社会越来越混乱。我之前指出，法国之所以没有陷入不断的革命中，是因为瓜分法国的各路政党其彼此间势均力敌，它们之间互相仇视，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足以制服对手。

雅各宾式的偏执四处蔓延，当权者可以肆无忌惮地借助暴力，用最彻底的方式来对付它们的敌人，也即对付那些稍有不从的政党，直至剥夺其财产。如今我们的统治者就像古代的征服者一样，不会给战败者留下任何念想。

偏执不是大众阶级的专利，统治阶级也是如此。米什莱（Michelet）很早就发现，有修养的人有时比普通民众更加暴力。他们或许不会去打碎路灯，但却随时准备让人的脑袋落地。大革命中最令人发指的暴力便是由有修养的资产阶级、教授、律师等人所为，然而人们却指望那些接受传统教育的教授们让社会风气变得温和。

浏览大学教授们编辑的高水平的刊物便可明白，如今的传统教育在改变社会风气方面做得并不比大革命时代好多少。

他们的书籍和文章一样充满暴力，这些命运的宠儿为何会心生仇恨，这实在令人费解。

这些人若宣称自己深受利他主义影响，则很难令人信服。人们更愿意相信，撇开狭隘的宗教思想不谈，吸引当权者注意或者制造轰动效应才是他们在其作品中宣扬暴力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在以前的一部著述中，我曾引述过法兰西学院一名教授的著作中的章节，作者在书中猛烈抨击资产阶级并号召人们去抢夺资产阶级的财产，由此我得出结论，从这些信口雌黄的作家当中，很容易找到一场新的革命所需的马拉、罗伯斯庇尔和卡里耶等人。

雅各宾主义信仰，犹如古代的神，对那些混沌未开的人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被这种信仰所蒙蔽的人均以理性为指南，而支配他们的唯有激情与幻想。

因此，民主思想的演变不仅引发了上文提及的政治运动，还对现代人的精神产生深远影响。

过去的宗教教义早就变得空洞无物，但民主理论不但不空洞，而且还遍地开花结果。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普遍存在的对优势群体的仇视心理。

从工人阶级到资产阶级精英阶层，在所有阶级中都充斥着一种仇视心理，仇视社会地位、财产、智慧不同一般的人。

于是造成嫉妒、诽谤、好斗、嘲笑、迫害横行，龌龊不断，人们不相信正直、无私、智慧。不管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开口便是诋毁、贬损，连过世的先贤都不放过。曾被一个国家视为最宝贵遗产的伟人，也从来没遭受过这么多著述的诋毁。

嫉妒与仇视似乎是民主理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此类情感的影响从未像如今这么大，它使每一位见证者都感到震惊。

布尔多（Bourdeau）描述道：“有一种卑劣的蛊惑人心的天性，它毫无道德追求，它只想让人类社会不断堕落，由于这种天性，一切优势，甚至文化优势，都被视作对社会的冒犯，正是出于这种卑劣的平等情感，雅各宾派的刽子手才砍下拉瓦锡和谢尼耶的头颅。”

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运动好比一种不断加速的机械运动。我们看到这种精神状态的后果变得日趋严重，这点体现在后果日益严重的事件之中：铁路工人罢工、邮政工人罢工、装甲舰爆炸，等等。谈及一分钟内造成五千多万里弗损失、两百多人当场死亡的“自由号”装甲舰的爆炸，前任海军部部长德·拉内桑（de Lanessan）做了如下表述：

侵蚀我们海军的恶，就是吞噬我们军队、行政、公用事业、议会体制、政府体制以及我们整个社会的恶，这种恶，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即精神与事物的无序，以至于一切都不按理性要求进行，人们的行为举止也不再遵循职业要求与道德要求。

对在“耶拿号”（Iéna）事件后发生的“自由号”悲剧，巴黎市议会主席菲利克斯·鲁塞尔（Felix Roussel）在一次演讲中说道：

在我们的海军中出现这种恶的原因不足为奇，这种恶很普遍，它由三个名词组成：不负责任、无纪律、无政府主义。

这些引述在证实众所周知的事实的同时，还表明了共和政体的最坚定的捍卫者们已经察觉到社会的混乱状态 [4] 。对此，每个人都心知肚明，但又深知自己无力去改变。这说明，心理的影响力大于我们的意志力，社会混乱的状态是心理影响的结果。

三、普选及当选者

普选可能是民主信条中最基本的且特别具有诱惑力的一个。它向大众传达了平等的概念，至少，在短时间内，在投票箱面前，无论穷人还是富人，无论学者还是文盲，大家都是平等的。在投票处，一名部长会与其佣人中最卑微的一个并肩而立，在这短暂的一刻，两者的权力完全相同。

包括大革命时期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惧怕普选。对于普选，事实上从一开始便有很多的反对意见。普选意味着民众有权选择有管理能力的人。让品行一般、知识浅薄、思想狭隘的仅有人数上的优势的民众来评判候选人孰优孰劣，这似乎令人十分难以接受。

用帕斯卡（Pascal）的话来说“多数原则比较直观，让人信服，因而是最好的途径，但却是最愚蠢的主意……”从理性角度分析，少数服从多数的选举应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在当今时代，普选不可能被任何其他制度所代替，因而必须接受它、适应它。

反对普选是毫无意义的，应记住王后玛丽·卡罗琳娜（Marie Caroline） [5] 告诫与之作战的波拿巴的话：“在开明时代，连一个鞋匠都与政府据理力争、指手画脚，没有比统治这些人更恐怖的事情了！”

其实，反对意见并不如表面那般强烈。大众心理的规律表明，那种认为有限选举给出的人选就要比普选出的人选优秀的说法是极不靠谱的。

大众心理的规律还表明，所谓普选其实是一种纯粹的空想。除了一些特定情况外，群众只会听从领导者的意见。因此，事实上普选是最有限的选举。

这正是危险所在。普选的危险表现为：参与普选的一些小的地方委员会，它们类似大革命时期的俱乐部，它们的创立者，成了普选的操纵者，谋取委任的人选由他们指派。

谋取委任的人一旦被任命，便会行使地方绝对权力，前提是满足其所属委员会的利益。出于这种要求，国家利益几乎被完全抛在一边。

很自然，委员会要的是温顺听话的傀儡，而不会选择天资聪颖的人，更不会选择品德十分高尚的人。他们需要的是性格平和、社会地位低下、始终温顺的人。

于是乎，这些小团体赞助参选者，参选者则对其卑躬屈膝，唯命是从，若无赞助，参选者将什么都不是。参选者的政治抱负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听话才能干得久。

只有个别因名声、地位或财产而享有崇高威望的名流，才能不受把持着地方小委员会的少数胆大妄为者的专权的影响，成为普选中的赢家。

所有民主国家和法国一样，都仅在表面上实行普选。也正是这个原因，很多民众不感兴趣的也从不要求的法律，如收购西部铁路的议案、关于宗教组织的法律等，都获得了通过。这类荒谬的现象不过是狂热的地方小委员会提出要求且它们所挑选出来的代表不得不接受的结果。

观察所选出的代表们的所作所为，便可明白这类委员会的影响。温和的代表们被迫支持破坏军工厂的无政府主义者，以便与反军国主义者结盟，也就是说他们附和各种最恶劣的要求，只是为了确保自己连任。就这样，民主国家中最为卑劣的人的意志通过当选代表得到了确立，可以说，道德、习俗也会变得卑劣不堪。如尼采（Nietzsche）所说，政治家是政治的主人。

有政治（place publique）的地方，就会有伟大的喜剧演员的喧闹声，就会有毒蝇的嗡嗡声……喜剧演员只想达到最好的演出效果，只想获得人们的信任。明天，他有一个新的信仰，后天，他有一个更新的信仰……一切伟大都与政治无关，与荣誉无关。

四、改革需要

借助法令突然推行改革，是雅各宾精神中最具危害性的思想之一，是法国大革命最恐怖的遗产之一，是造成法国一个世纪以来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之一。

弊端重重，但又难以厘清其中真实起因，这是人们一直渴望进行改革的心理诱因之一。为了解释改革的必要性，于是便编造出一些过于简单的牵强的理由，整治弊端的手段自然也就简单粗暴。

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改革，每一次改革都不亚于一场小型的革命。尽管改革不断，或者说正是由于改革，我们成了欧洲进步最小的民族之一。

通过不同民族的社会主要因素如经济、工业的对比，我们可以判断出我们的发展十分滞后。以德国为首的其他民族，发展十分迅速，而我们却步履蹒跚。

我们的行政、工业、商业组织太过老化，无法满足新的需求。我们的工业死气沉沉，海上贸易困难重重。尽管享有大量财政补贴，甚至在我们自己的殖民地，我们依然无法与外国竞争。前任商业部部长克吕皮（Cruppi）在其最近的一本书中强调了这种令人悲伤的颓败。接着他犯了常识性的错误，他认为可以借助新规则轻易扭转这些劣势。

所有的政治家都持有相同的观点，这也是我们发展十分缓慢的原因。每一个政党都坚信，可以通过改革解决所有问题。正是这种信仰使党派纷争不断，使法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分裂的也是最混乱的国家之一。

决定民族兴衰的不是规章制度，而是个人及其方式，这点无人能懂。卓有成效的改革，不在于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而在于日积月累的改进。像地质演变一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需要时间不断地为它添砖加瓦。德国四十年的经济发展史以不容置疑的方式证明了这条规律的正确性。

尽管有些重大事件不乏运气的成分，但量变引起质变这点依然是毫无疑问的，战争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场决定性的战争有时可能不到一天就结束，但若想成功，则必需精心准备良久。我们在1870年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 [6] ，而后俄国也尝到了这个滋味。在那场关系日本命运的对马岛（Tsushima）的战役中，东乡平八郎（Togo）上将只用了半个小时就全歼了俄罗斯海军舰队，这次胜利正是由无数个长期准备的细节换来的。导致俄国失败的因素很多：和我们一样冗杂、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昂贵却质量低劣的设备，上上下下的腐败以及对国家利益的漠不关心等。决定民族繁荣的质变依赖于量变的积累，不幸的是，小事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对政治家的选举也没有任何的帮助。政治家们总是无视这些小事、任其积累，最终酿成大祸，使得国家走向衰落。

五、民主国家的社会差异与各国民主思想

在将人分成不同等级并根据出生来区别对待的时代，社会差异被视作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结果而受到普遍的认同。

旧的等级制度被摧毁后，等级差异便显得不伦不类，让人难以容忍。

平等仅存在于理论中，人们注意到，在民主国家里，人为制造的不平等在迅速增加，制造不平等的人为自己确立了明显的主宰地位。此时的人们对头衔和勋章的渴望可谓史无前例。

在真正的民主国家中如美国，头衔和勋章没有任何吸引力，只有财富才能体现差异。年轻的百万女富豪能看得上古老的欧洲贵族头衔的极为罕见。即便如此，也是出于本能，是想利用这唯一的方式为过于年轻的种族增添些历史厚重感，以稳固其道德体系。

总体而言，美国式的贵族不是建立在头衔和勋章的基础上，它只与金钱有关，所有人都有希望在某一天成为贵族，因而很少有人嫉妒贵族。

托克维尔（Tocqueville）在其关于美国民主的一书 [7] 中指出人民普遍希望平等，但他却忽视了他所期待的且仅以金钱为基础的平等仍会将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

除此之外，美国一无所有，或许有一天欧洲也会如此。

其实，法国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民主国家，民主只是文字上的民主。因此，如前所述，有必要探究一下在冠以“民主”的国家中民主的不同含义。

估计只有英国和美国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尽管民主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原则无异，人们可以畅所欲言，不存在宗教迫害。只要有能力，无论年纪大小，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宏图大展，个人发展没有任何的障碍。

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相信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因为人们相信，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工人们都知道自己能够成为工头，能够成为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工程师的禀赋与常人无异，它和其他职业一样，都需要从底层做起，而在法国则不同，工程师从一开始便高高在上。正因如此，在法国愈演愈烈的阶级仇视，在英国与美国却并不明显。

在法国，民主只存在于演讲中。针对青年的考试与竞赛制度，使得某些职业拒人千里之外，由此造就了一批批阶级敌人。

拉丁民族的民主仅仅停留在理论上。中央集权专制代替了君主专制，但其行为同样残酷，财富世袭制取代了出生世袭制，但特权现象并未减少。

此外，君主制与民主制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形式，所产生的结果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精神状态的差异。一切有关政体的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政体本身没有任何优劣之分，决定其优劣的历来是其所管辖的人民。

一个民族只有明白国家地位取决于每一个个体努力的总和而不是政府，才能实现快速发展。

* * *

[1] Jupiter，也即宙斯（Zeus），希腊神话中的主神，第三任神王；克洛诺斯和瑞亚之子，掌管天界。——译注

[2] 古代迦南市民们聚集时敬拜的一尊青铜神像，圣经称之为“摩洛神”。摩洛神又称巴力，是个长着牛头的风暴之王，摩洛神能带来毁灭性的洪水或干旱，人们要以活的婴儿做祭品来祭拜它。——译注

[3] 也译为维湿奴、维修奴，也称诃利（Hari）、幻惑天王、那罗延，佛教称为遍入天，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梵天主管“创造”、大自在天湿婆主掌“毁灭”，而毗湿奴天即是“维护”之神。印度人大多信仰湿婆，另不少人信奉毗湿奴，故印度神话故事因作者派系不同，常有扬此贬彼之情况。依照印度教的说法，毗湿奴拥有十种化身，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佛也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宣导独特的言论，以迷惑罗刹等恶鬼神，维护世界的秩序。——译注

[4] 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存在着这种无序状态。人们可以从多赛（Dausset）先生提交给巴黎市议会的一份报告中找到很多有趣的例子。“应以高效服务为要务的公共路政部门却成了墨守成规、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代名词，人财物都不缺，却把人财物耗费在无用的琐事上，没有秩序、没有创新、没有章法，总而言之一个词：无组织。”随后在谈及这类部门的那些随心所欲、意气用事的负责人时，他又说道：“这些领导彼此之间完全不了解，他们只规划自己的项目，而不管不问其他部门的项目，没有人把他们召集起来做些协调工作。这也是为何一条路今天被挖开，明天被修补，过几天又被挖开的原因，因为水、电、气、排水等部门之间彼此嫉妒，从不想着去协调一致。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的行为浪费惊人，如果私营企业这么干的话很快便会破产。”

[5] 玛丽·卡罗琳娜（1752—1814），罗马帝国皇帝弗朗索瓦一世与奥地利国母、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玛丽娅·特蕾莎之女，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胞姐。1768年与西班牙波旁王朝查理三世之子那不勒斯国王费迪南结婚成为那不勒斯王后，在那不勒斯推行“开明专制”。波拿巴军队在占领、统治那不勒斯时期遭到当地人的顽强抵抗，不久后便退出那不勒斯，玛丽王后有感而发说了上述话语。——译注

[6] 是指1870年普鲁士大败法国的色当战役。——译注

[7]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这里指的是他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