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二战亲历回忆录 萨拉戈萨前线阵地

对于堑壕战来说，有五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柴火、食物、香烟、蜡烛和敌人。在冬天的萨拉戈萨前线阵地上，这五件东西的重要性正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的，敌人永远在倒数第一位。除非在夜间突袭的时候——因为突袭是意料之外的事——否则没有人会在乎敌人，他们只是远处的一些黑色昆虫，偶尔才会被发现有上蹿下跳、来回走动的迹象。对于双方来说，战争的首要问题就是取暖。

我得顺便说一下，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在阿拉贡前线阵地上，从一月份到三月底，除了特鲁艾尔以外，那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三月的时候在韦斯卡附近发生过激战，不过我当时只是充当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在后来的七月份，韦斯卡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在那场战斗中一天就有几千人丧生，而我，在那之前就已经因受伤失去战斗力了。那些想象中恐怖的战争场面在我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轰炸机从未在我附近投过一颗炸弹，我想从未有过一颗炮弹在离我五十米的距离内爆炸过。至于白刃战，我仅遇到过一次，也许一次也有些言过其实。当然，我也经常会遭遇机关枪的火力扫射，但也只是在射程之外。即使在韦斯卡阵地上，如果你足够谨慎，也基本上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驻扎在环绕萨拉戈萨的群山之上，这种似战非战的状态实在让人痛苦、厌倦至极。一切就像城里的职员那样平淡无奇，又几乎是同样的循规蹈矩——换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换岗——每个山头几乎都一样。对面那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冷得瑟瑟发抖的法西斯分子（也叫保皇派 ），紧紧围缩在他们的战旗下试图相互取暖。子弹没日没夜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空旷的山谷中，然而，几乎很少有那么一颗子弹能够弹尽其用。

我总是习惯于注视这里冬天的景象，却完全惊讶于这毫无意义的一切。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之前，十月份左右，双方为了争这些山头而进行了残酷又野蛮的斗争；之后，由于人力和武器的缺乏，尤其是大炮的缺乏，双方根本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在各自占领的山头上挖掘战壕，驻扎下来。

从我们的右边望去，前面有个不大的前哨，也是由我们的马统工党民兵守卫的。在我们左边的山坡上，七点钟方向的位置，是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PSUC，下称加联社党）的阵地，阵地对面稍高一点的山头上有几个法西斯的小型哨所。这种所谓的阵地以“之”字形来回曲折蜿蜒，如果不是每个哨所都竖有一面旗帜，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哨所究竟属于交战的哪一方。马统工党和加联社党的旗帜是红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法西斯分子基本上竖的是君主制的旗帜（红—黄—红），但是偶尔他们也会竖起共和政体的旗帜（红—黑—紫）。如果人们能暂且忘掉每座山头都被军队占领，粪便垃圾随处可见的景象，他一定会觉得这种场面甚为壮观。从我们所在的山头往右看，山脉往下朝着东南方向延伸，在横穿维斯卡的一条岩石裸露的大峡谷处断开。平原中部，隐约可见几座正方形的小屋稀疏地分布着，如同一把掷出去的骰子，这是罗布莱斯小镇，已被保皇派占领。早上的时候峡谷常常都被浓密的云雾笼罩着，扁平的山峰便座座林立其中，现出朦胧的淡蓝色，整个景象与照相底片有着说不出的相似。再往南有很多和萨拉戈萨一样的山峰，山被大雪覆盖，每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纹路。在更远的地方，巨大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顶上，积雪终年不化，仿佛悬空漂浮在半空中。即使是在山脚下的平原上，一切都是那么贫瘠而毫无生机。我们对面的灰暗山丘，裸露着层叠的岩石，好像大象褶皱的皮肤。天空中几乎看不到飞鸟的痕迹。我想，我还从未见过鸟类如此稀少的国家。常见的只有一种斑鸠。时常也会有成群的鹧鸪，夜晚突然嗖地飞过，常常能吓得人魂飞魄散。极其偶然的时候，冷不丁一声枪响，也会看到几片鹰羽从空中缓缓飘落。

在迷雾笼罩的深夜，我们通常会派人在与法西斯分子对峙的山谷间巡逻。这可不是好差事，被困在潮湿阴冷的浓雾中，极其容易迷路。后来，我很快便发现，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以巡逻为借口离开阵地。在巨大的齿形山谷中根本无路可循，巡逻的士兵只能在连续不断的前行中时刻注意着走过路过的新地标，以此来判断要走的路。从子弹穿越峡谷射出的距离来看，最近的法西斯战线距离我们只有大约七百米，而步行巡逻要绕过一千两百多米的路程。一想到黑暗的峡谷中，流弹就像号叫的红脚鹬 在头上不住地穿梭，那情景真让人忍俊不禁。比起这样的夜晚，在大雾中的状况要好一些。浓雾常常只持续一整个白天，而且只在山顶上盘旋，而在山谷中，视野依然是很明晰的。我们一旦进入法西斯战线附近的地带，就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匍匐前行，因为在那些开阔的山坡上要做到不发出声响地前进是很难的，在那些灌木丛和岩石块中，很容易发出噼里啪啦、丁零当啷的声响。我常常要在迷路三四次以后才能找到去往法西斯前线的路。沉雾弥漫，我爬到铁丝网跟前打探动静，听到法西斯士兵在里面有说有唱。突然我警觉地听到其中有几个人朝着我的方向从山上走下来。我迅速躲到一簇显得十分狭小的矮树丛中，悄悄地端起枪。然而，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根本没有发现我。随后我在这片矮树丛中发现了之前的战斗留下来的各种遗物——一堆空弹壳，一顶被子弹打穿的皮帽子，还有一面显然是我们的红旗。我把这面旗子带回了我们的阵地，然而后来却发现它被毫不留情地撕成了几块，当抹布用了。

刚到前线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下士 ，负责指挥一个十二个人的队伍。刚接任的时候，这可真是个要命的差事。这些人是一群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民兵队里，随处可见年仅十一二岁大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占领区的难民。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民兵队是一个不错的自给自足的生存办法。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被安排在后方干些轻松点的活，但有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前线。但在那里，他们只会帮倒忙，给大家造成威胁。我记得有个小家伙用他以为是“开玩笑”的方式，将一颗手榴弹扔到了防空壕的火堆里。在蒙特波塞洛，我想也许不会有小于十五岁的孩子，不过整体平均年龄肯定不到二十岁。这种年龄的孩子被送上前线绝对是个错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忍受长期的睡眠不足，可是在堑壕战中缺觉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开始的情况来看，凭我这支队伍中的几个孩子，要想在夜里守护住阵地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倒霉孩子们总是叫都叫不醒，好不容易从防空壕里把他们拖起来抓到岗哨上，可是当你一转身他们便又偷偷地溜了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在战壕里斜靠着冰冷的墙壁酣然入睡。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同样的不思进取。有几个晚上，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能被二十个拿气枪的童子军，甚至是拿着羽毛球拍的女童子军一举攻下时，却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在当时以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加泰罗尼亚的民兵一直处于战争开始时的混乱状态。早前佛朗哥政变的时候，各个工会和政党都匆忙召集自己的民兵队伍。这些队伍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组织，它们像效忠中央政府一样，效忠于自己的政党。一九三七年初期，在那些普通的政党民兵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军，虽然名义上被称为“非政治”武装，但实际上，已有多数政党民兵融入其中。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所谓的改变也只是纸上谈兵。新的人民军中的大部分人马直到六月才到达阿拉贡前线，而此时，整个民兵制度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官兵之间的完全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都拿同等的军饷，享用同等的三餐，穿同样的衣服，每件事情的处理都不分彼此地完全平等。如果有人拍拍某个分队队长的后背，问他要一支香烟，这完全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民主社会中的一员，而非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大家都明白命令一定要服从，但同时也明白，命令应当是像给同志一样传达给大家，而不是上级对下级那样下达给每个人。虽有军官和军士（NCO） 之分，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之说：没有军衔，没有肩章，也没有下级见到上级时立正敬礼之类的规定。大家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建立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的社会模式。当然，这种平等并不完全理想，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的或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初见前线军事情形的时候我被吓坏了。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当时人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尽管事实如此，但这种评判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民兵部队实际上已经够好的了。一支现代化的机械武装绝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如果政府要等到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再打响战斗，那么佛朗哥的进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击。此后，对民兵的指责成了一个流行话题，于是，训练不力、武器紧缺的责任也便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制度中的平等原则上。事实上，任何一支刚刚草草组建的民兵队伍都不可能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这样组织的队伍本就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体。事实上，民主“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通常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在一支工人阶级武装的队伍中，纪律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于本阶级的忠诚的基础上的。而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是建立在对强权制度的恐惧的基础上的（取代民兵的人民军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常规军队中泛滥的恃强凌弱和辱骂的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一刻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依然保留着普通的纪律处罚，但也只用于对极其严重的过失的处罚中。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他不会立即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的态度对他进行劝导。那些从未管理过士兵且愤恨感十分强烈的人会立即指出，这样做绝不会“管用”的。但事实表明，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的确是管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即使是起初素质最差的民兵，纪律性也明显提高了。一月份时，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我几乎愁白了头发。五月份时，我曾担任短期的代理中尉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此间，我从未遇到拒绝执行命令的现象，在面对危险时也不乏自告奋勇，迎难而上的士兵。“革命”纪律的执行靠的是政治觉悟——要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命令一定要被服从，虽然在队伍中渗透这种观念需要时间，但是要把兵营里的每个人都训练成一个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相比之下还是前者来得更实际些。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有人记得，当人民军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从根本上来说，民兵在阵地上的坚守，本身就是“革命”纪律力量的一首赞歌，因为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能够让这些民兵们守在那里的只有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那种忠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逃兵有可能被枪毙，极个别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事例，但是如果一千多人集体决定撤出前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同样的情况下，一支强征组织起来的队伍，如果没有了战地警戒，也许早已是散兵游勇，各自逃窜了。然而，我们的民兵们却仍在固守着阵地，尽管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赢得胜利的概率几乎很小，即便如此，临阵脱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在马统工党民兵队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听说过四个人逃跑的事情，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明显是间谍，是为了混进民兵队伍中获取情报的。我所带领的新兵队伍，起初满眼的混乱局面让人深感震惊，我对此恼怒不已，士兵们普遍都未接受过训练，任何一项命令都要争吵至少五分钟才能得以执行。我所坚持的英国军队的习惯作风显然在这个西班牙队伍中完全见不到任何影子。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他们比起预期的还是要好很多。

同时还有柴草问题——柴草一直都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翻开我的日记，你可能无时无刻不看到“柴草”两个字，或是记录柴草严重缺乏的问题。我们的阵地处在两千至三千英尺的海拔之上，当时正是隆冬，寒冷可谓不言而喻。气温倒是没有特别的低，有几个晚上甚至没结冰，中午还常常会有一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但我发誓，即便温度没那么低，天气还是很难挨的。时而寒风呼啸，吹翻人们的帽子，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零；时而雾浓如水，涌入战壕，寒冷深入骨髓。这里还经常下雨，即使只下一刻钟，也会让环境变得不堪忍受。雨水顺着石灰岩流下来瞬间变成泥浆，在这种斜坡上行走，总是滑腻得难以立足。很多个漆黑的深夜，我总是每走出二十米就要摔倒六七次，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枪口会被泥浆堵死。天长日久，每个人的衣服、靴子、毯子、枪上几乎都被裹上了泥巴。我竭尽全力带了所有能带的厚衣服，但还有很多人都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跟寒冷作斗争。整个约一百人的镇守部队，总共只有十二件厚大衣，我们不得不在换岗时来回换着穿，而且大多数人只有一条毛毯。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我身上穿的所有衣服。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身上最多能穿多少件衣服，你一定会忍俊不禁。我穿了一件厚背心和一条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衫、一件羊毛夹克、一件猪皮夹克、一条灯芯绒短裤、一副布绑腿、一双厚袜子、一双靴子、一件结实的军大衣、一条围巾、一副带里子的皮手套，还有一顶羊毛针织帽子。然而，我还是哆嗦得像一团肉冻。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寒冷过于敏感。

当务之急的是柴草。而最棘手的事情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柴草可寻。这座山上几乎已经一贫如洗，连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几根草木，几个月来整座山已经被冻坏了的民兵们来回搜索了好几遍，结果只要比手指粗点的木棍都早已被当成柴火烧干净了。除了吃饭、睡觉、站岗或干重活太累以外，我们都会去阵地后面的山谷中搜寻。我对于那段时间的所有记忆就是在近乎直立的山坡上攀爬，任凭锯齿状的岩石把靴子割成碎片，看到枝条状的小木棍便兴奋地扑过去。三个人找上几个小时，最后搜到的柴火只能在防空壕里勉强燃上一个小时。搜寻柴草的强烈愿望把我们各个都变成了植物学家。根据易燃程度我们给山坡上的每一种植物归了类。多数石南科植物和干草比较容易点燃，但几分钟就会燃烧殆尽；迷迭香和小荆豆植物在燃烧正旺的时候才可以烧着；比醋栗枝还短的橡树的枝条，几乎很难烧着；有一种干芦苇非常适合引火，但这种东西只有阵地左边的山头上才有，要弄到它们就会冒生命危险。一旦被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发现，他们就会立即对你毫不留情地扫射一番。不过，他们的定位目标通常都偏高，子弹会像群鸟一样从头顶上空飞过。有时候子弹会不幸从你身边飞过，击碎身边的岩石，这时你要迅速将脸闪到一边，然后继续搜集芦苇。此时，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找到柴草更重要的了。

与寒冷相比，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似乎不值一提了。当然，长期以来，肮脏邋遢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用的水和食物一样，都是骡子从阿尔库维耶雷驮回来的，每个人每天只限量用一升左右。水质极其糟糕，目测上去就像牛奶一样浑浊。队伍里规定这水只可用于饮用，但我总会在早上悄悄地舀上一小杯用于梳洗。我通常都是前一天洗脸，第二天再刮胡子，否则，这点水是绝对不够用的。我们整天都被包围在一股可恶至极的臭味中，在简易防御栏的外面，到处都是粪便。有人更是惯于在战壕内方便，在黑暗中路过这个地方着实是件让人恶心的事情。但是，对此我从未受过太多困扰，别人对于这些事情往往都容易大惊小怪。如果你知道这里的人在多短的时间内会习惯不用手帕，习惯吃饭和洗漱用同一个盆子，你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至于一两天内适应和衣而睡就更非难事了。当然，要想晚上脱衣服，特别是脱掉靴子睡觉是绝无可能，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做好被敌人突袭的准备。尽管我也偶尔试着在白天脱下衣服缓解一下身体的不适，但是在八十多个这样的夜晚里，我只有三次脱掉衣服睡觉。在这连虱子都能冻死的天气下，却不乏有成群结队、四处乱窜的家鼠和仓鼠。人们常说，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见到这两种老鼠，但是在这个有足够的食物供他们祸害的地方，看到两种老鼠在一起打架却并不足为奇。

其他的生存条件还算充足。食物还不错而且还总是能喝到酒。雪茄每天一盒，照常供应，火柴隔天分发一次，甚至还会发放蜡烛。蜡烛非常细，好像插在圣诞蛋糕上的一样，大家都怀疑这种东西是拆毁教堂时的战利品。每座防空壕每天都可以分到一支三英寸长的蜡烛，大约可燃二十分钟。当时，蜡烛还是可以买得到的，我就买了好几斤随身带着。而到后来火柴和蜡烛的奇缺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更严重的灾难中。只有在极其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当夜晚的警报拉响，人们在防空壕里立即起身，黑暗中急切地摸索自己的枪，混乱中相互碰撞，甚至踩到别人脸的时候，一线光亮便成了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决定因素。每个民兵都带着一个火绒打火机和几码长的黄色蜡绳，放在他们的步枪旁边，这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火绒打火机的最大优点是能在风中点燃。但由于火苗沉闷，所以一般不用它来生火。在没有火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点火办法便是拔掉弹头，利用弹壳中的火药，用火绒打火机引燃蜡绳。

那种生活很特别——那是一种在战争时期非常特别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称其为战争的话。全体民兵队伍都对这种战争中的不作为十分恼火，不断的抗议，要求给出个不允许我们进攻的理由。事情显而易见，若非敌人偶尔主动发起进攻，就根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乔治·柯普会定期来阵地巡视，对此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并非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事实上，阿拉贡前线战争的停滞是存在某些政治原因的，而那时我却并不知道。但是这种纯粹的军事困境（且不说后备兵力的不足）却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是首要因素。在前线，交战双方都将阵地设在地理位置最具优势的地方，通常都只能从某一侧靠近。如果阵地上再挖上几条战壕，那么即使是一个步兵团也攻不下来，除非这个步兵团的兵力极为强大。而在我们这边，甚至在周围大多数阵地上，十几个人加上两挺机关枪就足以抵挡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的队伍身后有几个山头，靠着这样的有利位置，本该轰响大炮，炸出几个漂亮的坑，可惜队伍里根本就没有大炮。我常常出神地望着这块土地，我是那么热切地望着它，盼望能出现几门炮。那样的话，单枪匹马的一个挨一个地摧毁敌人的阵地，就像用锤子挨个敲碎核桃那样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法西斯分子偶尔却会设法从萨拉戈萨运一两门炮来，星星落落地射出几枚炮弹，他们甚至不能准确定位射程，也从不知道射出的弹壳都毫无意义地落入对面的悠悠空谷中。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要抵御敌人的机关枪，只有三个办法：在足够安全的距离内，四百米左右，挖一个洞把自己隐藏起来；毫无隐蔽地冲向开阔地而倒在被大批射杀的人群中；再就是发动小规模的夜袭，尽管这对于战事的改变无济于事。然而，此时的我们真正可行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自杀。

更值得一提的是，各种类型的战争武器都极度匮乏。我简直无法形容此时我们民兵队的装备是何等糟糕。就连任何一个英国公立军官培训学院（OTC） 看起来都比我们更像一支现代军队。我们装备之简陋，简直惊世骇俗，史无前例，我真应该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

在我们的这个前线小分队中，整个炮兵队总共只有四门迫击炮，每门炮只有十五枚炮弹。毫无疑问，这几门迫击炮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因此他们被存放在了远离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轻易不用。民兵队中拥有机关枪的概率大约是一比五十，这些机枪虽然陈旧些，但在三四百米的范围内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我们就只有步枪了，而且这些步枪大部分也都长满了铁锈，其中能用的也就三种：一种是长管毛瑟，不过使用年限一般都已经超过了二十年，枪里的瞄准器就像是被用爆的速度计，大多数膛线都已经锈蚀得无法使用了，通常十支当中能挑出一支可以勉强使用的；另一种是短管毛瑟，或叫作mousqueton ，是一种真正的骑兵武器。这种枪比其他的武器更受欢迎，是因为它轻，便于携带，而且在战壕里不至于走火。当然，也因为它相对较新，似乎能带上战场。其实，所有这些枪基本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他们都是由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拼凑组装起来的，没有一支枪的扳机和枪身是成套的原装，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枪最多射击五次就会卡壳；还有一种叫温切斯特的步枪，打响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准确度难以匹敌的差。而且弹膛上不带子弹匣，开一枪便需要装一颗子弹。队伍里弹药极为珍贵，每个人只能领到五十发子弹，其中大部分都出奇的糟糕。西班牙自制的弹壳需要重复填充火药，最好的步枪都会卡壳。墨西哥产的弹壳要好一些，因此都被用在机关枪上使用。德国制造的弹药武器是最好的，但这只能从少数俘虏或逃兵那里才能得到，所以数量极少。我总是不忘在兜里揣上一排德国或墨西哥制造的子弹，以便应对紧急情况。其实，即便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也很少开枪，因为我实在是对那些老是卡壳的家伙感到发怵，想想那些时不时就会走火的子弹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几乎连左轮手枪或一把小短枪都没有，平均每五到十个人最多能拥有一枚手榴弹。那时用的手榴弹，是一种叫人听了就不寒而栗的“FAI手榴弹” ，这种手榴弹是战争初期由无政府主义者自行制造的。它的外形看似米尔斯式手榴弹，但是它没有保险销，而是使用拉火绳来引爆，你必须在拉火绳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它扔出去。当时，这种手榴弹的突出特点便以“impartial” 一词而广为人知的，意思是它既可能在那边的敌人中爆炸，也可能在投弹手自己手中爆炸。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手榴弹，虽然更为原始，但危险系数也小一些——我的意思是对于投弹手而言。话虽如此，可是直到三月下旬，我才见到一枚像样的手榴弹。

除了武器，其他的军需品也同样短缺。例如，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航海图。从来没有人对西班牙地形做过整体的勘察，唯一对这块土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的就是军用地图，但这些地图也几乎都在法西斯分子手里。我们没有测距器，没有望远镜，没有潜望镜，除了几副私人望远镜以外根本没有军用双筒望远镜。我们没有照明弹也没有信号弹，没有钢丝钳也没有军械师器具，甚至连任何清洁工具都没有。当看到我自制了一把擦枪刷子时，他们都惊呆了，似乎他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之前，需要清理枪管时，他们总是把枪交给军械师，他会用一根长长的铜质推弹杆，就着毫无变化的弯度，来回刮擦膛线。我们甚至连机油都没有。如果有幸弄到橄榄油，就把橄榄油涂在枪上。很多时候，我不得不用凡士林、防冻霜，甚至猪油来擦枪。更糟的是，这里既没有路灯，也没有手电筒。我敢断言，当时，在我们所在的整个前线地区都没有一个类似手电筒的东西。而要想买手电筒最近也要去到巴塞罗那，而且那里也不一定能买到。

时间一天天过去，断断续续的枪声依然在山谷中飘荡，而我愈加开始怀疑，在这场扭曲的战争中是否真的有那么点东西，能带给我们一点生的希望，或者哪怕是死的契机。此时，我们与之斗争的是肺炎，而并非敌人。双方战壕相距至少五百米，若非偶然绝不可能被击中。当然，伤亡是有的，但那也多数都是我们自己误伤所致。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在西班牙看到的前五个伤员都是被自己的人伤到的——他们也并非是故意的，都是因为意外或粗心罢了。我们那些破烂不堪的枪具本身就是一种危险品。有些枪简直糟糕透了，枪托稍稍触地便会走火，我亲眼看到一位士兵就是这样被子弹硬生生地打穿了手心。而且，许多新兵蛋子经常会在漆黑的夜晚误伤别人。有一天傍晚，连黄昏都还没到的时候，一个哨兵就在距我只有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朝我开枪了，不过幸好子弹偏了足足有一米。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我究竟有多少次在这些西班牙人的烂枪法中死里逃生。还有一次，我要去迷雾中巡逻，临行前再三叮嘱值班队长，我回来时一定不要开枪误击。不料在返回的路上我被一株灌木意外绊倒，那些惊慌失措的哨兵便大喊起来：“法西斯来了……”接着我便荣幸地听到队长下令集中火力立即向我所在的方向开火。当然，幸好我被绊倒后还没来得及站起来，子弹便从我的身体上方飞了过去，总算没有受伤。你总是很难说服他们，尤其是对于那些年青的小孩来说，让他们牢牢记住武器是很危险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想给端着机枪对准镜头的机枪手拍几张照片，调焦距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说道：

“别开枪哦！”

“哦，不！我们不会开枪的。”

然而，话音未落，耳边就想起了一阵可怕的咆哮声，一串子弹贴面而过，说贴面一点都不夸张，火药喷到我脸上，顿感满脸刺痛。其实，他们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们只是想跟我开个略微过了头的“玩笑”而已。而就在几天前，他们还目睹了一个人赶着骡子走路却被一位政治代表误伤的惨剧：那位代表不过是想拿他的自动手枪开个“玩笑”，结果就让那个人的肺部吃了五颗子弹。

此时，说来还有一件算是危险的事情，那就是我们使用的十分拗口的口令。对口令时，问句中的词和答句中的词必须一一对应。这种双重口令读起来令人深感头疼。口令通常使用一些鼓舞士气或是弘扬革命精神的词，比如Cultura（文明）—progreso（进步），或Seremos（我们将）—invencibles（战无不胜），要让那些大字不识的哨兵记住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往往是不太可能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的口令是：Cataluña（加泰罗尼亚）—eroica（勇猛无敌）。听到这个口令时，一个名叫海梅·多梅内克的乡下小伙走过来问我：

“Eroica——eroica是什么意思？”他那张圆的像满月一样的脸上满是困惑。

我说：“它的意思是valiente（勇敢的）。”

不一会儿，当他从战壕里出来时，不小心被绊倒了，响动惊动了哨兵。

“Alto（站住）！Cataluña！”哨兵喝道：

“Valiente！”海梅便立刻信心满满地回答。

此时，只听“砰”的一声！

幸好，枪又打偏了！在这场战争中，子弹打偏是常有的事，每个人都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