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二战亲历回忆录 政治，战争

直到三月底，韦斯卡东部的地面上都没有任何战事，一切风平浪静。我们与敌人只相距几百米。法西斯分子被迫撤回韦斯卡之后，占领这里的共和军并没有乘胜追击，因此整个战线呈口袋状出现。后来当他们不得不向敌军推进时，敌人已经加强了火力，而再想攻克下来就成了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不过此时我们的概念中也许已经没有所谓的敌人了，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解决温饱问题。其实，这期间还有许多值得提及的事情，我会在后文中一一讲到。就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而言，我们姑且还是从政府这边的内部政治形势开始讲起吧。

起初，我并不在意战争的政治性，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是一件绝对不容忽视的事情。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性不感兴趣，或许你可以略过这个部分。在此，我特意将这部分关于政党形势的叙述另置篇章，也完全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考虑。但是，对于西班牙战争的描述绝不可能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完成，事实上，这更是一场政治战争。如果对政府体系背后的党派斗争没有充分的了解，那么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年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初到西班牙时，直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政治不仅不感兴趣，而且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无所知。我只知道那是一场战争，却不知道那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参加这场战争，我会说：“为了打倒法西斯”。如果有人问我为何而战，我会说：“为了正义。”我赞同《新闻记事报——新政治家杂志》上的说法，这场战争是为了反抗希特勒雇佣下的毕灵普 上校的军队对人类文明的疯狂蹂躏。我只知道巴塞罗那的革命热情强烈地吸引着我，然而对战争的一切却不求甚解。至于那些形式各异，五花八门的政党和工会——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只能让我更加恼火。乍看上去，似乎西班牙正经受着一场党宗派别肆意蔓延的瘟疫。我只知道我所参加的是POUM，即马统工党（至于我只加入了马统工党而没有加入别的政党是因为我刚到巴塞罗那时手里拿着的是英国独立工党的文件），而事实上我并未发现这些政党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当有人在蒙特波塞洛指着我们西边的阵地说“那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指的是加联社党的人）时，我一脸困惑地问：“我们不也是社会主义者吗？”在我看来，一群同是为了生存而战的人却属于不同的党派，这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情。我总是这样说：“难道我们就不能放下这无聊的政治偏见，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战斗中去吗？”毫无疑问，这才应该是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态度啊！然而这也成了英国报纸精心散布的言论，目的是在战争的本质面前蒙蔽大众的眼睛。可是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人们不能也不可能去遵从这个态度。每个人都或早或晚地会不自觉地成为某个政党中的一员。因为即使对政党派别漠不关心，每个人的命运都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作为一个民兵，你既是对抗佛朗哥的战士，但同时也是两股政治势力斗争潮流中的一颗棋子。当我们为了战争而在半山腰上搜刮柴火时，一种疑虑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这究竟是一场战争还是新闻时报编造的一个谎言。当我在巴塞罗那的骚乱中躲避共产主义者的机枪扫射时，当我在警察的追捕下终于逃离了西班牙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那样出人意料地发生了，只因为我所加入的是POUM，而不是PSUC，这两个看似相近的名词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含义。

如果你还记得战争是怎样开始的，也许你就会明白政府的结盟关系。七月十八日，在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或许每一位欧洲的反法西斯者内心都开始激荡着希望，因为在这里人们至少可以看到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尚未停止。因为，很久以来，所谓的民主主义国家在法西斯面前步步妥协：日本人在“满洲国”为所欲为；希特勒强权对一切反对党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墨索里尼轰炸埃塞俄比亚之后，五十三个国家（我印象中是五十三个）明确表示“不干涉”。但出人意料的是，当佛朗哥试图推翻温和的左翼政府时，西班牙人民却站出来反对。这仿佛，或者应该就是局势的扭转吧。

然而，有一些事情似乎并未引起大家的关注。首先，严格地讲，佛朗哥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并不能相提并论。他所发动的是由贵族和教会支持的军事政变，其真正意图是恢复封建帝制，而并非为了实行法西斯主义，至少在政变初期来看是这样的。这就意味着与之对立的不仅是工人阶级，也包括各个派别的自由资产阶级——用更合时宜的话来讲，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拥护者。更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阶级并非像英国人那样，以“民主”和“现状” 的名义反对佛朗哥，他们的抵抗运动伴随着，甚至其本身便包含着一种革命特有的爆发性。农民占领了土地，工会夺取了工厂以及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毁，牧师不是被赶跑就是被杀害。而在天主教的一片欢呼声中，在《每日邮报》的描绘下，佛朗哥则是一个让他的国家脱离了“赤色政权”的爱国者的角色。

在战争的前几个月中，佛朗哥的真正反抗者并非政府，而是工会。起义一经爆发，镇上的工人便组织了一次大罢工，随后，又要求开放公用军械库中的武器，经过一番斗争，工人们最终获得了武器。可想而知，如果不是这些工人们自发独立的行动，佛朗哥或许永远都不会遭到任何反击。当然，事实或许并非如此，但我们至少有理由这样认为。尽管政府对这场暴乱早有预料，却并未在暴乱发生之前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阻止。而当暴乱发动时，他们的态度却只有软弱和迟疑，以至于西班牙在一天之内竟然换了三位总理。不仅如此，就连政府向工人们发放武器的这个唯一的挽救措施，也不过是对于群众的暴力骚乱不得已而做出的被动反应。无论如何，武器还是发了下来，致使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城镇遭到了重创。对抗法西斯的力量，除了那些一贯效忠于政府的武装力量（袭击卫队）等的参与，主要来自于工人阶级。只有他们这样具有强烈革命愿望的群体，才会与敌人进行如此有力的斗争，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是在为摆脱现状，走向美好的明天而斗争。在各个暴乱地区，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命丧街头。人们不论男女，手里拿着雷管冲向广场，把那些石筑的堡垒炸得粉碎，哪怕防守的都是训练有素、手执机枪的士兵。法西斯分子在战略要塞建筑的机枪工事被出租车以每小时六十迈的速度冲毁。此时，即便你对农民夺取土地，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之类的事情一无所知，你也很难想象作为反抗的中流砥柱，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会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去捍卫资本主义民主，而这种民主，特别是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不过是掩盖中央集权的工具罢了。

此时，工人们掌握着武器，他们是绝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武器的。据统计，一年之后，政府工团主义者仍拥有三万支步枪。许多地方，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大地主们的房产被农民夺取。在进行工业和交通运输集体化的同时，人们也开始尝试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用工人巡逻队取代旧时的资本主义警察队，并用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工人武装的方式来建立工人政府的雏形。当然，这一过程并没有在所有地方同时进行，而是在加泰罗尼亚率先开始的。有些地方的政府机构丝毫未受到影响，还有些地方则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同时保留了政府机构，个别地方还建立了独立的无政府主义公社，其中有一部分运行了一年多的时间，最后还是被政府强制镇压下去了。在战争开始的前几个月里，加泰罗尼亚的实权大多掌握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手里，他们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核心企业。事实上，在西班牙所发生的这一切，并不仅仅是一场内战，它更是一场革命的开始。而西班牙外界的媒体却总是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将其草草归结为“法西斯主义对阵民主主义”，而极力掩盖战争的革命性。在英国——一个媒体更加集权化，公众更易被愚弄的国家，西班牙战争被说成是右翼的基督教爱国者与嗜血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和左翼绅士派共和党对军事暴动的镇压。而斗争的核心问题则被堂而皇之地掩盖起来。

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闻媒体已经散布了大量关于暴行的骇人听闻的谎言，而那些跟风散布谎言的人原本是出于好意，他们坚定地认为他们在以这样一种否定西班牙被“赤化”的方式来支持西班牙政府。但根本的原因是，尽管各个国家都存在小股的革命势力，外界对西班牙革命的反对浪潮已经在全世界掀起。尤其是以苏联为后盾的共产党全力反对这场革命。他们反对的理论在于，这一阶段的革命将注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场革命的目标不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而“自由”资产阶级对西班牙革命也持相同的论调，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外国资本家在西班牙注入了大量资本。例如，巴塞罗那电力电车公司就倾注了一千万的英国资本，而此时西班牙工会已经完全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交通运输。如果革命发展下去，这些资金将会所剩无几，甚至血本无归。而如果能在西班牙建立资产阶级共和体制，那么外来资本家的投资则无须担忧。何况，既然革命终将被镇压下去，一切也就变得简单了，因为他们可以当作革命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一来，所有事情的真正意义便被掩盖得不留痕迹，而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一次权力移交也由此变成了军事重组的必要程序。结果，一切令人感到极其不可思议，在西班牙内部每个人都笃信不疑的一场革命，在外界却无人知晓。就连服务于共产党，多少有点反革命性质的加联社党报纸，也在谈论着“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国外的共产主义媒体却在高呼：“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革命的迹象，那些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或者即便是有，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据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的《工人日报》报道，“那些西班牙人所谓的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战，或者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战，完全是是非颠倒的谎言。”然而，一位巴伦西亚的政府官员胡安·洛佩兹，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发表声明，“西班牙人民正在浴血奋战，不是为了民主共和国及其那一纸宪法文书，而是为了一场革命。”由此看来，那些“颠倒是非的谎言”同时也来自于我们为之斗争的政府人员。一些反法西斯的外国报纸甚至为那些可怜的谎言打掩护，谎称那些教堂是因为作为法西斯战斗的堡垒才受到攻击的。而事实上，被摧毁的教堂随处可见，正是因为众所周知，教堂是资产阶级聚众活动的场所之一。在西班牙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仅看到过两所未受损的教堂。而那些被摧毁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两所新教教堂以外，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才允许重新对公众开放。

尽管如此，这并非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即使工人们（不仅在加泰罗尼亚，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工人）有那样的能力，也不可能完全推翻政府，或者取而代之。显然他们做不到，因为佛朗哥阵营依然死守着政府的大门，况且他们还有中产阶级的支持。此时，国家正处于政治变革的过渡时期，既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也可能回到原来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农民掌握了大量土地，除非佛朗哥政权最终获胜，否则他们绝不会放弃。所有的主体企业都已经集体化，但是，这些企业是继续保持集体化，还是重新走向资本主义，最终还要取决于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中。起初，中央政府和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都可以明确地被定为是代表工人阶级的。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瓦列罗领导，各政府部长都是UGT（劳工总会，是社会主义工会）和CNT（全国劳工联盟，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工团主义联盟）的代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实际上曾一度由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员会 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后，为了代表工会和各类左翼政党，自治政府又重新组建了起来。但是，后来接二连三的政府改组都渐渐趋向于右翼政党。首先是马统工党被驱逐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瓦列罗又被右翼社会主义者奈格林所取代。不久，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被相继清出政府。接着，全国劳工联盟又被自治政府赶了出来。终于，在革命战争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全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和共产主义者所组成。

从左翼到右翼的转变大约开始于1936年10月到11月之间，这时，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由无政府主义者转移到共产主义者手中。除了苏联和墨西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站出来挽救西班牙政府，而墨西哥显然不可能提供大批量的武器。因此，可以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交易的就只有苏联了。毫无疑问，交易的核心就是：制止革命，否则就别想得到武器。而在苏联的命令下，抵制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将马统工党赶出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尽管政府不愿承认苏联对他们进行的直接施压，但这已经无关紧要，因为任何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其实质都是苏联政策的执行者。不可否认的是，从一开始反对马统工党，到后来的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卡瓦列罗一派的社会主义者，西班牙共产党是反革命政策的主要力量。一旦有了苏联政府的介入，西班牙共产党的胜利是必然的。首先，有了苏联的武器支持，再加上后来国际纵队的支援，大大加强了西班牙共产党赢得战争的可能性，这也为他们赢得了极大的声望；其次，苏联通过共产党及其盟党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支持，他们绝不可能将这些武器拱手送给自己的政治对手 ；最后，通过宣扬非革命政策，西班牙共产党很容易吸引到那些深受极端分子恐吓的群体。例如，那些反对无政府主义者集体化政策的地主土豪就很容易受此诱惑。因此，大量的中产阶级——商业店主、政府官员、军队官员、地主士绅等等——涌向了共产党，这些群体大大增加了共产党的势力。整场战争形成了三角战的态势。与佛朗哥的斗争不能作罢，而同时，政府的目标是要夺回已经掌握在工会手里的政权。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斗争主要是一系列斗智斗勇的小攻击，有人称之为“针刺政策”。此间，没有任何明显的、大规模的反革命行动，甚至几乎没有武力冲突。工人们总是被迫紧跟着一种论调在行事，“你必须这样或者那样做，否则我们就会输掉整场战争”。毫无疑问，不管这些所谓的“必须”是什么，结果都是让工人们被迫放弃他们在一九三六年的战争中为自己赢得的东西。然而这种论调还是起作用了，毕竟输掉战争是任何一个革命党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况且，如果输掉了战争，那么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将成为空谈。唯一值得一提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党却因为一个又一个理由步步妥协。集体化进程举步维艰，地方委员会和工人巡逻队被迫撤销；战前的警察队重新恢复，并大幅扩充，强化武装；一度由工会控制的主要工业又重新回到了政府手中（夺取巴塞罗那电话局，并因此引发了五月战争就是这期间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工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工人武装也被逐渐瓦解，而被重新分配到新建的人民军军队中。这是一支半资产阶级战线的“非政治性”军队，享受不同的工资级别，享有特权的军衔等等。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一举动实际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一举动是最后才在加泰罗尼亚展开的，因为那里的革命党力量是最强大的。显然，此时工人们能守住他们胜利果实的唯一保障就是握住他们手中的武器。然而，按照老套路，工人武装还是打着提高军事效率的幌子被解散了。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军队需要重组，但是，在工会的直接领导下工人武装组织同样可以重组，并且可以同样“提高效率”，而事实上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阻止无政府主义者拥有一支自己的军队。除此之外，民兵队的民主精神是他们革命思想得以壮大的土壤，共产党对此一清二楚，因此他们无休止地痛斥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实行的无论军衔高低，一律享受同等待遇的原则。于是，一场全面的“资产阶级化”运动，以及对革命初期所建立的平均主义的蓄意破坏便由此展开了。一切变化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在几个月内曾多次去过西班牙的人都说，他们所去的似乎并不是同一个国家，一个不久前看上去还明显是由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贫富分化鲜明的资产阶级国家。一九三七年秋，“社会主义者”奈格林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而战争初期曾被认为具有同情法西斯之嫌而逃往国外的议员们，如今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如果人们能够记起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如何在法西斯的强压下被迫暂时联合的，那么整个过程就不难理解了。这种联合被叫作“人民战线”，其实质是敌对势力之间的暂时合作，结果往往是合作中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在这场战争局势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也是令西班牙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政府的各个党派中共产党代表的不是极“左”势力，而是极右势力。实际上，这一点并不足为奇，因为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共产党提出的策略已经明确表示，至少暂时看来斯大林主义应该被视为反革命力量。当下，凭借军事同盟而形成的共产国际体系政策完全是为苏联服务的（尽管他们总是把为世界大局着想作为借口）。确切地说，苏联与法国——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已结成军事同盟关系。如果法国资本主义没有足够强大，那么这种结盟对苏联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法国的共产党政策只能是反对革命的。也就是说，法国共产党不仅要扛着三色旗，唱着马赛曲前进，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不得不放弃在法国殖民地领地上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宣传。大约三年前法国共产党书记多列士曾宣称，法国工人绝不会受蛊惑而与德国的同志进行对抗，可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就成了法国最激进的“爱国人士”之一。任何一个国家内部共产党的行为动向都体现了这个国家与苏联之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潜在的——军事关系。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英国共产党与国家政府即便尚且是敌对关系，表面上仍反对重整军备。然而，如果大不列颠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或者在军事政策上达成某种默契，那么英国共产党就会像法国共产党那样别无选择，而只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爱国政党”和帝国主义团体，事实上这种迹象也早已显露端倪。法国与苏联的结盟势必会强烈反对邻国的革命，他们会使出浑身解数阻止摩洛哥的解放，这又势必会对西班牙共产党“战线”造成影响。《每日邮报》对“由莫斯科赞助的红色革命”的系列报道，更是错得离谱。事实上，带头阻止西班牙革命的正是共产主义者而并非他人。之后，由于右翼武装势力的全面掌控，这些共产党人则表现出比自由党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革命领导人的迫害 。

我曾试图概括出第一年西班牙革命的全过程，因为这会有助于人们对其他阶段的理解。但是我不得不说，我在上述提到的所有观点是二月份的时候我在西班牙的所有感受。首先，当时最令我受启发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而且我的同情心倾向也与现在完全不同。一半是因为我对战争的政治性感到十分厌倦——我对听及最多的东西总是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反感情绪，例如，马统工党、英国独立工党的观点。我所在的英国志愿者队伍里，大多数都属于英国独立工党，也有几个共产党人，他们都比我受过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韦斯卡的最后几周，在那段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我发现我被湮没在一股永无休止的政治辩论大潮中。在我们所驻扎的腐臭扑鼻的农户谷仓里，在漆黑沉闷的防空洞里，在那些躲在胸墙后忍受天寒地冻的漫漫长夜里，彼此对立的各个党派阵营之间总是没完没了地展开辩论。西班牙人也不例外。几乎在我们能看到的所有报纸上，党派之争都被当作特写而进行报道。如果你不想置身于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中而左右为难，你就必须整天装聋作哑，对这一切置若罔闻。

从政治理论的角度来讲，有三个党派是最值得关注的：加联社党、马统工党、全国劳工联盟旗下的FAI，这三个党派都可以被宽泛地称作无政府主义者。先就加联社党来说，这是最关键的政党，他们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且即使在这段党派之争如此激烈的时期，这个政党依然处于不断发展的态势。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人们常说的加联社党其实就是共产党。加联社党（加泰罗尼亚联合社会党）又叫作加泰罗尼亚社会党，它形成于战争初期，是各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融合，也包括加泰罗尼亚共产党，而今完全受控于共产党，并依附于第三国际。在西班牙，除了加泰罗尼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能够形成形式上的统一。然而无论在哪里，共产主义者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却总是如出一辙。简单地说，加联社党是劳工总会，即社会主义工会联盟的政治机构。这些工会成员在西班牙有一百五十万左右，主要由各行各业的体力劳动者组成。但是战争爆发后，工会中流入了大量的中产阶级，因为在革命初期，人们普遍认为，加入劳工总会，或者全国劳工联盟是势在必行的。这两种联盟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后者是一个更为彻底的工人阶级组织。因此，加联社党是一个半工人阶级、半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包括商业小店主、小地方官员和地主士绅。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及其联盟的媒体对加联社党所做的宣传大约是：

当前，没有任何事情比赢得战争更重要，没有战争的胜利，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让农民在集体化的压力下离我们远去，更不能让和我们尚在一条战线上的中产阶级对我们产生畏惧。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首先制止革命造成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代替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一支训练有素、全副武装、统一指挥的军队。固执地坚持工人分散掌权，坚持鹦鹉学舌地高喊革命口号将有害无益。这不仅是对革命的阻碍，这将更是反革命的因素，因为，由此而造成的队伍内部的分歧会让法西斯分子有机可乘。现阶段，我们不是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我们是在为议会民主制而斗争。此时，将人民战争变成一场社会革命就是让法西斯分子渔翁得利，即使不是有意为之，其结果也无异于叛变。

当然，除了在赢得战争的重要性上有一致的认识，马统工党与加联社党完全不同。马统工党是持不同政见的多个共产党派别之一，最近几年因为反对“斯大林主义”而在许多国家出现，即他们反对一切对于共产党政策的改变，无论这种改变只是流于表面形式还是实质性的动摇。马统工党中既有退党的共产党人，也有早期的工农联盟中的成员。单从人员数量上来说，这只是一个小党派，在加泰罗尼亚以外的地区没有什么影响力。它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其中有很多政治意识浓厚的党员。马统工党在加泰罗尼亚的主要活动据点是莱里达。它不代表任何工会联盟。在马统工党的民兵队伍里，多数都是全国劳工联盟的成员，但是真正的党员却大多属于劳工总会。然而马统工党却只在全国劳工联盟中具有一些影响力。这个党所奉行的理论大概是：

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纯属无稽之谈。资产阶级“民主”只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法西斯主义也是如此。代表“民主”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就是代表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与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作斗争，而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随时都会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埋葬法西斯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如果你对此目标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其结果不是让佛朗哥窃取最终的胜利，便是前脚赶走一个法西斯主义，后脚又跟上来另一个法西斯主义。同时，工人阶级必须牢牢握紧手中的胜利果实，在半资产阶级政府面前做出的任何让步都将使你被动地陷入骗局。现有的工人阶级武装和警察队必须牢牢守卫，任何使武装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企图都绝不能令其得逞。如果工人阶级不能控制武装力量，则武装力量必将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

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相对较难定义。不过这个宽泛的术语足以涵盖对这场战争各执己见却目标一致的一大批民众。庞大的工会团体组成了全国工人联合会，即全国劳工联盟，其成员总计大约有两百万人，旗下的政治机构叫作FAI，其实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但即便是FAI成员，纵然他们也像多数西班牙人那样被涂上了无政府主义的色彩，也不能算成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战争爆发后，他们更多地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因为参与到政府的集中化管理中在当时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们甚至抛弃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他们与共产主义有许多本质的区别。其中最根本的在于，他们和马统工党一样，坚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走议会民主制的路线。他们认同马统工党的口号，“战争和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但是他们并不盲从。概括地说，全国劳工联盟CNT—FAI，代表的是：（1）各企业由工人直接控制，比如交通运输、纺织工厂等等；（2）政府由地方委员会接管，抵制各种形式的中央集权主义；（3）坚持与资产阶级和教会势不两立。最后一点虽然略欠精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与大多数所谓的革命分子处于完全对立的立场，虽然他们没有明确的原则，但是他们痛恨特权、反对不公的态度却是彻底发自内心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讲，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所追求的社会形态大相径庭，事实上这是两个党派之间唯一重要的区别，也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主义者坚持走中央集权主义道路，追求管理效率，而无政府主义者追求绝对的平等和自由。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有很深的基础，如果没有苏联的介入，其影响力很可能会战胜共产主义。战争爆发后的前两个月，在危急关头力挽狂澜的不是别人，正是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直到后来，尽管他们缺乏训练，无政府主义民兵仍以西班牙籍军队中最优秀的战士而声名远扬。大约从一九三七年二月份开始，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联合起来。如果无政府主义者、马统工党和左翼社会主义者能在一开始便有联合的意识，并制定一套可行的方针政策，那么战争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但在战争初期，在这些革命党派尚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时候，这是不可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对彼此的忌妒由来已久。马统工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一直持怀疑态度，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马统工党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相比并不可取。然而共产党的策略迫使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结合在了一起。当巴塞罗那那一场灾难性的五月战斗打响时，马统工党本能地与全国劳工联盟并肩参加了战斗。后来，当马统工党受到镇压时，唯有无政府主义者站出来为之呐喊。

总的来说，各种政治力量的联盟就是如此。一方面，全国劳工联盟的FAI、马统工党和一部分社会主义者坚持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另一方面，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党人士和共产主义者则坚持走建立中央政府和军事武装力量的道路。

至此，人们也许已经明白我为什么更赞同共产党而不是马统工党。因为共产党有明确可行的政策。从常识的角度看，这种只考虑到眼前几个月的政策明显更实用。而可以确切地说，马统工党日复一日的政策和宣传简直糟透了，否则他们一定会吸引更多的人民大众。而且在我看来，更至关重要的是，共产主义者是在真正地与战争周旋，而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却什么都没做，这是当时人们普遍的看法。共产党人员骤增、势力壮大，一方面是吸引了反对革命分子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在所有人看来他们是唯一会赢得这场战争的政党。有了苏联提供的武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为主要力量在马德里成功地守卫，使他们成为西班牙的英雄。曾经有人这样说，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每一架苏联飞机都是对共产党最好的宣传。在我看来，马统工党的纯粹革命主义，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对赢得战争没有任何意义。毕竟，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此时，噩梦般的党派斗争仍在继续，报纸、宣传册、海报和书刊等等无一不是他们斗争的战场。这时我看的最多的报纸是马统工党的《战斗报》和《前进报》，他们在报纸上喋喋不休地指责加联社党的“反革命”情节，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实在讨厌至极。后来，仔细研究了加联社党和共产党的报纸后我才发现，原来马统工党的那些指责和他们的对手相比简直逊色至极。抛开别的不说，相比之下，他们的机会实在少得可怜。他们不像共产党人那样在国外媒体有一席之地，同时，在西班牙国内他们也处于极端劣势的境地。由于共产党人控制了新闻审查权，这就意味着一旦马统工党的报纸刊登了任何被指有破坏性的消息，就很可能被停办或罚款。因此，对马统工党比较公平的说法应该是：尽管他们总是不断地宣传他们的革命信条，不厌其烦地、毫无新意地引述列宁语录，但是他们很少进行人身攻击。他们主要通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辩论而进行斗争。他们设计大幅彩色海报是为了扩大对公众的影响（海报在西班牙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民众是文盲），而不是为了向自己的对手发难，其内容只是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性的言论。马统工党的民兵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属于这类性质的宣传。这与共产党人的攻击完全不是一回事。关于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说明。在这里，我只想对共产党人的进攻政策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表面上看来，共产党和马统工党之间的斗争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分歧。马统工党赞同进行直接革命的路线，共产党人则反对这样做。单就这一点而言并无可厚非，但恐怕更值得一提的是后面的内容。共产党人认为，马统工党宣传的策略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在战争中面临更大的危险，他们认为他们的策略会好很多（我并不这么认为）。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共产党策略的奇特性吧。共产党开始宣传马统工党对政府力量搞分裂是他们蓄意为之，而并非因为他们的认识有误。起初这种宣传只是试探性的传言，但不久就开始大张旗鼓地传播起来，称马统工党不过是一帮伪装起来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收买下以宣传伪革命的方式帮助法西斯实现他们的阴谋。他们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组织和“佛朗哥的第五纵队”。这无异于在暗指，数以万计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成千上万在前线战壕里忍冻挨饿的战士和好几百名不远万里来到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事业，并不惜为此抛弃国籍、牺牲生命的外国人都是被敌人收买的叛徒。而这种蓄意编造的故事，通过海报等各种方式传遍了整个西班牙，并不断出现在许多国外共产主义及其支持者的新闻媒体上。如果把这些言论都搜集起来，大概都能够装订几本书了。

所有这些都是共产党人给我们贴的标签：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当我听到这些，特别是想到那些捏造事实的人的时候会很不舒服。当你目睹了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躺在担架上从前线被抬下来，裹着毯子的身体只露出一张惨白的脸，你不禁会想起某些深谙世故的人正稳坐在伦敦和巴黎的某处地方撰写他们的宣传册，控诉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成西班牙战士的法西斯分子，那种感觉实在不是滋味。战争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名不符实的战争宣传，叫嚣、呐喊、谎言和仇恨全都来自于那些从未参与过战争的人。我在前线见到的加联社党民兵，还有屡屡碰面的国际纵队的共产党人，他们从未有人把我当作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而这样颠倒是非、信口开河的言辞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编造出来。当那些人在编写对我们不利的宣传册，以及在报纸上诋毁我们的时候，他们都躲在自己的家里高枕无忧。或者，最多也就是躲在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数百里之外的巴伦西亚报馆里无所事事罢了。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那些关于战争的资料、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情节和充满敌意的污蔑，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来自那些从未参加过战斗，甚至战斗还未开始就早已溜之大吉的人。这场战争带给我的最消极的影响之一，就是令我意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弄虚作假的伎俩与右翼媒体丝毫不差上下 。站在我们，也就是政府的角度，我切实地觉得，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知道真相。从左、右两派同时发起口水战的那一刻起战争便开始了。我们不会忘记《每日邮报》的海报上所说的“赤色分子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上又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里充满了杀人犯、逼良为娼的白奴贩、吸毒鬼、欧洲各国的人渣”。到了后来的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杂志上说“法西斯分子用活生生的儿童来筑成人肉壁垒”（这种壁垒是绝不可能信手拈来的），又说“据阿瑟·布赖恩特先生透露，在西班牙保皇派中‘锯掉一名保守派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饭’”，这些编造真是让我们一饱耳福。而这些编造者从未参加过战斗，或许他们以为笔杆子可以用来代替战斗吧。其实，所有的战争都是如此，战士负责打仗，记者们负责叫喊。除了为做宣传而进行短暂的停留外，他们绝不会将自己那满腔的爱国热情抛洒在前线的战壕里。有时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我就会有一丝窃喜，因为，或许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会看到史无前例的一幕——一颗子弹打穿了那个空谈爱国的宣传家。

在新闻媒体看来，这场战争和其他战争一样是一种非法的军事活动，而不同之处在于，记者们会把他们最恶劣的中伤投向自己的敌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共产党人和马统工党之间的相互攻击愈演愈烈，远远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者仇恨的程度。不过，当时我对此并无心理会。这种党派间的长期争斗确实让人厌烦，甚至厌恶，但在我看来，这都只不过是内部矛盾而已。我认为这些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不相信双方的政策差异真的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我所在意的是，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都极力反对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然而他们却无力将局势扭转，直至此时，我对这一点仍确信不疑。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任何变化。我在一月初从巴塞罗那去往前线，直到四月底才离开，在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一直到更久以后——在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阿拉贡山脉一带，一切都没有任何变化，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依然没有改变，就像我当初看到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依然是平等的，拿相同的军饷，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菜，彼此以“同志”相称，或直接称呼“你”，没有主仆之分，没有乞丐和妓女，没有律师，也没有牧师，无须跪地行礼，也无须脱帽致敬。我在这里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天真地以为西班牙人民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然而，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所在的队伍是西班牙工人阶级中最革命的队伍，这或多或少算是一种巧合吧。

因此，当更了解政治的同志告诉我不能只以军事态度来对待这场战争，而必须在革命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我真想嘲笑他们。总体上我同意共产党人的理论，他们的观点可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不赢得战争，就没有资格谈革命”；我并不接受马统工党的理论，同样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我们必须前进，否则就是后退。”后来，我开始相信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至少比共产党的观点正确，这并不完全是基于理论的判断。如果只是基于理论，那么共产党的观点是不错的，问题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在诚心诚意地忠于他们的理论。他们反复提出的口号就是“战争第一，革命第二”。虽然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因为他们衷心地相信，战争胜利后革命就会继续下去，然而他们不知道这只是共产党的障眼法，是权宜之计。他们的目标不是争取更有利的时间进行革命，而是要将革命永远地扼杀。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工人阶级的权力一天天被夺走，随着越来越多的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捕入狱，他们的企图也就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调整的名义进行的，这是一个信手拈来的理由，而结果却是一步步地让工人从现有的优势地位走向不利地位，让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再也无法对抗重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制度。请注意，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任何其他普通的共产主义者，更不敢针对曾经在马德里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数千名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并不是其党内政策的决策者。而那些身居高位的决策者，人们很难想象他们是否是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进行领导决策的。

不过无论如何，即使革命失败，战争的胜利也是要争取的。我终于开始怀疑，从长远看，共产党的政策是否会赢得最终的胜利。似乎没有人可以知道，不同时期的战争应该适用什么样的不同政策。或许在最初的两个月，是无政府主义者扭转了战争的局面，但在一定时期后，他们却再也没有能力继续组织抵抗；在十到十二月期间，可能是共产党人挽救了局面，但他们是否能够彻底赢得战争就要另当别论了。在英国，共产党的战争得到了全盘接受，因为报纸媒体上不允许对他们的政策有任何的批判。而且因为他们的总方针是：消除革命的混乱，加速发展生产，部队实行军国主义。这些听起来确实可行有效，但对此方针所存在的内在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是很有必要的。

那些决策者们为了控制每一步革命发展趋势，使其尽可能像一场普通战争，就必须放弃战略契机，即便这样的契机就在眼前。上文中提到过我们在阿拉贡前线的武装情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武器是被特意扣留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武器过多地流入无政府主义者手中，避免他们日后用这些武器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结果，我们在阿拉贡发起的强大攻势，本可以让佛朗哥从毕尔巴鄂甚至从马德里撤退，但是最终却丧失了这样的机会。相比之下，这并不算什么。更重要的是，一旦将战争仅仅定义为“为争取民主而战”，就无法得到大批的国外工人阶级的支援。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必须承认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更有身后的千百万人无动于衷。据统计，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英国公众为各种“西班牙援助基金”捐款约二十五万英镑，而一周不到的时间，一半的资金就被用于制作宣传海报。民主国家工人阶级本可以通过工业罢工和联合抵制的方式有效地声援其在西班牙的同志，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各地自由党和共产党领导人都对此表示不可思议。但是，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宣扬“赤色”的西班牙并未“赤变”，他们就是正确的。从1914到1918年以来，“为民主而战”的声音就一直被当作一种凶险的信号。因为几年来，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就一直教导激进的工人们：“民主”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并宣称“民主就是个骗局”，“为民主而战”并不是上策。有了威望显赫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支持，他们以“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的名义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人们也很难相信这些工人不会对此做出反应。

但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打击佛朗哥的大后方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所管辖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人口也计算在内的话相差数目更是巨大，而且他领导的军队也和政府军队不相上下。我们都知道，只要后方民众对他的政党存有不满，那么他的军队就不得不派出一半的兵力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而只能留一半兵力去战场。然而，这种事情明显没有发生在佛朗哥控制的后方，你简直无法相信，在这些地区无论是城里的工人，还是更为贫穷的农民似乎都喜欢，或者说需要他。相反，经过一次又一次向右翼的转变，政府的优势却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摩洛哥为什么没有发生起义呢？佛朗哥正在无耻地企图建立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明显的是，在摩洛哥没有任何发动起义的迹象，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建设置于战争之上。而要想向摩洛哥人证明政府的诚意，第一要务就是让摩洛哥彻底解放。可想而知，法国人对此是多么地赞成！最佳的战略契机就在安抚法国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妄想中白白葬送了。共产党人的政策倾向是尽量扼杀战争的革命性，使其尽可能发展成为一场普通战争，一场让政府严重丧失了职能的战争，这样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武器装备的较量，最终要靠源源不断的武器支持才能获得胜利。而苏联，作为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支援国，与意大利和德国相比在地理位置上却十分不利。如此看来，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战争与革命永远不可能分离”的口号也许并不像听起来那么高瞻远瞩。

我曾指出西班牙共产党反对革命的政策是错的，并且给出了我的理由，但就其目前对战争的影响来看，我倒真希望我的判断是错的，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我是多么希望这场战争可以获得胜利，无论是何种方式的胜利。然而，我终究无法预测未来。或许政府会再次转向左派，或许摩洛哥人会团结一致发动起义、争取解放，又或许英国人会买下整个意大利，再或许只要通过军事手段便可以赢得这场战争——这一切终究无法预料。就让我们留着这些疑问，等待时间来告诉我们答案吧。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事情并没有向任何一个方向发展。我烦透了这种寂静，我为自己在战斗中未尽到责任而深感不安，我的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巴塞罗那街头那张征兵的海报，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对路人的鞭策：“你为民主做了什么？”而我的内心却只能回答：“我拿了部队的军饷。”刚加入民兵队伍时，我曾发誓一定要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因为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杀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们很快就会被彻底消灭掉，可至今我也没有杀死一个法西斯分子，甚至连与他们面对面作战的机会都没有。当然，我也想过去马德里。军队中的每个人，无论持有什么样的政治主张，无不希望能够去马德里参加战斗，因为这样就意味着有机会加入国际纵队，要知道，那时马统工党在马德里几乎没有部队，无政府主义者的部队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只能待在阿拉贡前线。于是我在部队里逢人便说，一旦我们有机会离开，我就会加入国际纵队，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他们都纷纷劝我放下这种念头，但却没有一个人与我真正对抗。客观地讲，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马统工党内几乎不存在任何对异端的排斥和迫害的现象，只要没有同情法西斯分子的倾向，任何人都不会因政治观点相异而受到惩罚。我常常一有机会便在民兵中大肆批判马统工党的“路线”，却从未因此陷入不利的处境。甚至没有任何人会因为不加入这个党而承受某种压力。我本人就从来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党。可是正因为如此，当后来马统工党惨遭镇压时，我为自己的做法而深感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