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简史 第十一章 前汉的经学

第一节

易学

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的经典被烧弃，学者逃匿，于是儒学的传统完全沉没在黑暗中了；只有《易》，因为被看作卜筮之书，结果，逃避了灾厄，其传统能够不绝。因此，汉兴，最早显现的，是《易》的学者。试依据《史记》及《汉书·儒林传》，表示易学的传授如次：

上表是极其简略的；但是由于这个表，《易》的传授，可以很明白地知道。

在《汉书·艺文志》中，除《王氏易传》二篇、《杨氏易传》二篇、《周氏易传》二篇、《丁氏易传》八篇、《服氏易传》二篇之外，还有不见于上列传授表中的《蔡公易传》二篇、《韩氏易传》二篇等，这可以想象，在汉初，易学是如何地兴盛。这些易家，都重师法，不妄加自己的意见；只孟喜的《易》与京房的《易》，很有特色。

孟喜，东海兰陵人，其父孟卿是《礼》与《春秋》的学者，喜曾从田王孙学《易》，后来得阴阳灾变之书，把它附会到其师田生身上，诈称其师田生死时，枕着喜之膝而传授的。同门的梁丘贺，反驳孟喜的宣传，说田生是由施讎看护着而死去的，当时孟喜已归东海，不曾有这样的事情。后来，《易》的博士有缺额，有推荐孟喜的人，但是，当时的天子，因为孟喜改易师法，没有采用这个建议。

京房是焦延寿的弟子；延寿，据说曾从孟喜学《易》，但同门的翟牧及白生，却不承认。后来，刘向校订秘中之书的时候，将各家的易说，加以比较研究，都以田何、杨何、丁宽为祖，大义相同，惟独京房易是异党，说述灾异，这恐怕是焦延寿得了隐士之易而托诸孟喜，由京房传承了的吧。

据上述的话来看，由孟喜与京房，才产生了异说；在他们以前，都是传述同一的思想的，《易》的传统，很是明确。

第二节

鲁学派

易学的传统是如此地彰著，但其他的经典都还埋藏在阴暗中，因此，不能看到一般儒学的兴隆。到秦亡汉兴，陆贾以《诗》《书》说高祖，高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对答说，天下即令于马上取之，但不能于马上治之，因著《新语》十二篇。这，可以说为迄今被秦之虐政所压抑的儒家吐万丈之气。但当时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时候，没有兴盛儒家的余裕；到了孝惠吕后的时代，朝廷上的重臣尽是以武立功的人；到文帝的时代，天下大定，文艺复兴的气运已经成熟了，鲁人申培，燕人韩婴，以《诗》任博士，这才显现了儒学勃兴的曙光。

申培，鲁人，一般称为申公，曾从齐人浮丘伯学《诗》。当汉高祖赴鲁的时候，申培与其师浮丘伯见高祖于鲁之南宫；后来，与其师赴长安，与楚元王交及其子郢客相交，后郢客封夷王，郢客遣其子戊受学于申公，但戊不好学，且侮辱申公，因此，申公耻于为师，便归鲁，专从事于教育门弟子，弟子越千余人，其中有兰陵的王臧、代的赵绪、临淮太守孔安国等后来成了著名的人物的人。申公之师浮丘伯，据说曾与李斯学于荀卿，所以，可以知道，申公一派的学问，是渊源于荀子的。试据《史记》及《汉书·儒林传》，立表显示其学派如后：

上表，只是列举其著名的人物，并非申公门下的全体。又，徐公上面的徐生，与徐公是否同一人，不甚明了，从其年代上来推算，怕是同一人，所以在这里附记一下，说明并不确凿。

表的下面，写在括弧里面的字，是说明上列的学者所专门的经学。由这些说明来看，申公是以鲁《诗》的学者著名的，但是，实在，他是兼治《礼》及《榖梁春秋》的人，是承受了荀子的学问的。荀子的学问，如前所述，是以《礼》为中心的，但是，他的著作，到处引证《诗》作立论的根据；申公的诗说，恐怕是出诸荀子的吧。与申公同时任博士的学者中，有韩婴，别立称为《韩诗》的一派，现在残存的《韩诗外传》，引荀子的诗说的达四十四条之多，所以，《韩诗》也与申公一样，是嗣续荀子的诗说的别派吧。其次，《榖梁春秋》，是鲁人榖梁淑（又叫榖梁赤；“赤”字，恐怕是“淑”字毁坏了而讹成的吧）所传的学问；荀子的《春秋》说，与榖梁义是一致的，所以，传述申公的弟子瑕丘江公的说法的榖梁家，也定然渊源于荀子的。其次，礼学的系统最不明了。孝文时，鲁的徐生以能礼容，任礼官大夫，瑕丘的萧奋，以礼任淮阳太守，礼家都本于徐氏。徐生，与申公的弟子徐公相似，萧奋与江公为同里人，由这两点上来看，他们也是申公系统的人吧。萧奋的门人中有孟卿，孟卿的门人中有后苍，后苍之下出了戴德、戴圣；孟卿是兰陵人，且取“卿”字，所以，似是私淑荀子的；又，孟卿的再传弟子戴德的《大戴礼记》中的《劝学》《礼三本》及《哀公问五义》三篇及戴圣的《礼记》中的《三年问》《乡饮酒义》，是与荀子一致的，由这两点上来看，可以想象，礼学的渊源，也由于荀子。总之，从孝文的时候起著名了的经学，大多是渊源于荀子，而由鲁人继承的。所以，这叫作鲁学派。

从孝文的时候起，儒学开始兴盛，但是，当时还是儒家的草昧时代，讲申商之学的、奉黄老之说的很多，儒家的势力并不大。如当时作为儒者而有名的贾谊，其遗文中，也很混杂了些道家的说法。皇后窦氏，是特别热心的黄老信奉者，通过其后的景帝一代，都很有势力，因此，儒教不能充分地伸其骥足。到武帝即位，名儒董仲舒出，终于压倒诸子百家，认儒教为国家的正教。

第三节

齐学派

武帝当即位之初（公元前140年），举贤良文学之士数百人，其中有着董仲舒。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人，早年治《公羊春秋》之学，景帝时，任博士，为学者所尊敬，这个时候，对武帝的策问，作有名的《贤良对策》。《对策》的全文很长，其要旨，尽于下列的一节中。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本传）

由这一段话来看，董仲舒对答武帝的策问：第一，顺天令施政；第二，明教化以导民性；第三，制法度以节民欲。他对于第一项，大意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由此，可以明白，董仲舒相信，王者的政治协天意与否，是可以由灾异知道的，天与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关于第二项，大意说：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

由这一段话来看，董仲舒以为，为了化民性，非立大学不可。第三，关于正法度，大意说：

《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由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董仲舒以为，为了正法度，应黜异端之说，明儒家之道，奖励六艺之研究。

董仲舒的这些建议，武帝嘉纳了，以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到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黄老的崇奉者窦太后死，武安侯田蚡任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招致文学的儒者数百人；由此，可以知道，董仲舒的意见，是全般地实行了。《汉书》的作者，赞美武帝说：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由于这句话，可以知道，当时设立了太学。这个时候，太学的课业是五经，五经博士掌之。太学教化的制度记于《礼记》的《学记》中，太学教化的目的记于《礼记》的《大学》篇中。

《学记》篇与《大学》篇，在《礼记》中，是各自独立的篇章；但清儒陈澧，比较两者的内容，指出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平心静气地把这两篇对照了来看，我以为，陈氏的话是很对的。《学记》篇的制作年代，不明，在学者间有许多说法，我以为，清代陆奎勋说的它是武帝时代的作品的话，是对的。关于《大学》篇，把它看作很早的作品的人，有孔氏的遗书、曾子的著作这些说法，我以为，清儒俞正燮认为它是汉代的作品的看法，是对的。因为《学记》篇是记述武帝时设立的太学的制度的，《大学》篇是记述其教育精神的。《学记》篇中说：

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

这是说明太学的课程。《大学》篇，论列太学教育的目的：

，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又详论顺序阶梯：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以下，称引许多《诗》《书》上的话，说明上文的意义。后世的学者，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大学的三纲领，称“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为其八项目；太学的精神，尽于这三纲领与八项目中。

由于这些话来看，太学教化的目的，在主观上来讲，在于明自己的明德，在客观上来讲，是使天下之民相亲，其实践，在于至于至善，达到这个目的，先要致知、正物，其次，非进展到诚意、正心乃至平天下不可。这八个项目中，开头的四个项目，是《孟子·离娄》篇中已经记述过的，“诚意”是《中庸》后半所力说的；在“修身”与“诚意”之间，加上“正心”一项，这恐怕是本诸上述的董仲舒的话的吧。《大学》中，又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又说“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论列本末终始，这也与上述的董仲舒说的《春秋》“视大始而欲正本”类似。

把上列的几点，综合了来看，可以想象：《大学》篇，是承受思孟派的思想，并参酌了董仲舒的意见的。董仲舒所奉的《公羊春秋》之学，似是渊源于孟子的。《大学》篇与思孟派的主张相一致，前加上了董仲舒的意见，这正是暗示《大学》篇是出诸渊源于思孟派的董仲舒一派的学者之手的。由于《大学》篇，可以窥知武帝时代太学的教育精神。

武帝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博士，是杨何的《易》、欧阳氏的《尚书》、辕固生的齐《诗》、后仓的礼学及胡毋生与董仲舒的《公羊春秋》的五经；降而至于宣帝时代（公元前74—前49年），为了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大戴《礼》、小戴《礼》、施氏《易》、孟氏《易》、梁丘《易》及谷梁《春秋》，增置博士官；后来，在元帝时代（公元前49一前33年），增置京氏《易》博士，立了十四博士，其中，除了榖梁《春秋》，其余的十三家，都有相同的倾向，在学派上相互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试将这些学派的系统，立表如后：

以上，只是举其大要。通览上表，传《公羊春秋》的公孙弘，同时兼学齐《诗》；《公羊》的大家董仲舒，在《诗》的方面，据说与申公、韩婴的意见不同，恐怕也是治齐《诗》的人吧。由此，可以知道，在《公羊春秋》与齐《诗》之间，是有连络的。又，传齐《诗》的夏侯始昌，同时受伏生的《尚书》的传授，而伏生的子孙伏理等，列于齐《诗》的系统中，由这两点来看，齐《诗》与伏生的尚书学，也似有密接的关系。因此，可以想象，渊源于伏生的欧阳《尚书》，与齐《诗》也有不能分离的关系。其次，传齐《诗》的后仓，同时从孟卿治《礼》，孟卿又从嬴公学《公羊春秋》，由此，可知孟卿及后仓以后的礼学，也与《公羊春秋》及齐《诗》，发生了关系。传田何之《易》的服生，与传《尚书》的伏生，是同音相通的姓，而且同是济南人，或者不一定没有姻戚的关系；又，称为田王孙的弟子的孟喜，是孟卿的儿子。综合这九点看来，《易》，也许与《公羊春秋》及伏生《尚书》有联络也未可知。

因而，田何的《易》，与伏生的《尚书》，与辕固生的齐《诗》，与胡毋生、董仲舒的《公羊春秋》，与孟卿、后仓的礼学，都是相互地有密接的关系的，《易》之祖田何、《尚书》之祖伏生、齐《诗》之祖辕固生、《公羊》之祖胡毋生，都是齐人；可以知道，这些都是齐人传授的经学。因而，武帝以后的经学，大体上是齐人之学，与武帝以前的都出于鲁人申公的经学，是全然不相同的系统。因此，武帝以前的经学总称为鲁学，武帝以后的经学，可称为齐学。鲁学是渊源于荀子的；齐学的中心《公羊春秋》是出于孟子的，这也是很有趣的对照。

我在前面说过，由于董仲舒的《对策》及《礼记》的《大学》篇，想象武帝时代太学教育的精神，在于“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这同时可以想象，是齐学的主张。但在齐学中，还有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便是，借董仲舒的话来讲，强调“天人相与”的关系。如前所述，《易》原本是卜筮之书，卜筮是企图了解人类所做的事情合天意与否的，所以，这是有着天人相与的思想的；齐学，不只《易》，在其他的经书中，也力说这种关系。例如，在伏生的《尚书大传》中，最费了力气的，是《洪范》的五行说；继承伏生学的夏侯胜，以说述五行灾异而著名。又，董仲舒的《对策》，如上所述，借《春秋》以力说天人相与之际，说国家政治的善恶，天显示灾异以警告人主。齐《诗》的名家翼奉，也引用其师说，大意说：

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见《汉书·翼奉传》）

这便是说，五经都是说天人相关之理的。翼奉之师，是礼学也精通的后仓，渊源于后仓的二戴的《礼记》，有明堂阴阳说，这是站在礼学的立场上，说述天人相关之理的吧。

总之，董仲舒所说的“观天人相与之际”，翼奉所说的“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这是齐学经说的一大特色。原本，认识天人的关系，以为人道应该随顺天道，这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根本的信仰，不一定是这一派的特色；但是，先秦的儒家，大多说由于内省人类的本性，可以忖度天意，与这种说法相对；这一派的学者，说鉴于天灾地异，可以知道政治的协天意与否，所以，这明显是齐学经说的特色。这种思想，如追溯其渊源，似是出诸邹衍的阴阳五行说的。邹衍，与孟子约略同时而产生于齐的思想家，他以为宇宙万物是由木、火、土、金、水的五原素（即五行）产生的，他以为一切现象都是为五行消息之理所支配的；邹衍的这种思想，影响到儒教的，是阴阳灾异的思想，这是齐学经说的一大特色。

总之，董仲舒出来以后的前汉的经学者，都相信人类的道德是随顺天命的，当人类的行为违反天命的时候，天便显示灾异来警告，同时，以为人类的本性中有着昭明不昧的德性，发挥这种德性便是人的道。但是，及其末流，后面的那一部分思想，不知道什么时候消灭了，堕落到单注重占侯以预测将来的京房的易学及注意天灾、预告未来的谶纬说之中了。

京房的易学，用力于灾异占验，其渊源在于孟喜。孟喜是齐学《礼》的名家孟卿的儿子，曾从田王孙学《易》，因为得阴阳灾异之书，私改师法，所以，齐学与《易》便连接在一起了，后来，经焦延寿至京房，灾异说便更盛了。《汉志》中，也载着《孟氏京房灾异》六十六篇；这京房说，到后来，便成了谶纬说。所谓“谶”，是“验”的意思，预言将来而使有徵验，这是这一派的目的；记载这种预言的文献，与“经”相对，称为“纬”，所以，这叫谶纬说。

谶纬的书，在《后汉书》的《樊英传》注中，举着三十五部，在同书《张衡传》的注中，有八十一篇，但现在，仅存其佚文，无法看到其全体了。谶纬家都说，这些书出于孔子，其实，如后汉张衡所说，它们出于前汉末哀帝、平帝的时候。由这些佚文来看，可以知道，谶纬之说，出于以《公羊》为中心的齐学。例如，如清儒张惠言所说，纬书的《易纬·稽览图》，是京房《易》，《诗》纬中有五际说，这是翼奉学的余波。我们由此可以知道，齐学的末路，堕落到了谶纬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