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简史 第十七章 经学之统一

我在第十二章中已经说过，两汉的经学，为后汉末大儒郑玄所统一了。《周易》《毛诗》《三礼》，郑玄都作注，惟《春秋》则不注。可是，与他同时代的学者服虔，则有《左氏春秋》之注，传服氏之注，乃得郑玄的草稿而作成的，故依此可以补足郑注之缺，因此，综合郑氏之《易》《书》《诗》《三礼》之注和服氏的《左氏春秋》，可看作郑玄的经学。

然而，至魏朝时，王肃每事都反对郑玄而写诸经之注释。王肃的注解，现在皆散佚而不传，惟兹有一宜注意者，乃《尚书》的孔安国传。所谓孔安国传，乃由东晋的梅赜而出世的书，清初的考证家阎若璩则断定这是梅赜的伪撰。但其后丁晏又举出这书已存在于梅赜以前的证据，指出其传意多数与王肃的意见相合，而想定其是王肃的伪撰。然而，丁晏的假定，证据尚不充分。王肃的门人有名孔晁的学者，作《逸周书》之注，此人又有《尚书疑问》三卷的著作，《隋志》云，这是王肃、孔晁之共撰，惟《新唐志》又注云，这是王肃、孔安国的问答录。因此可知，孔晁的字，是安国。于此，我想《尚书》孔安国传便是孔晁传。如果他是孔晁，则他和王肃的意思相符，亦是当然的，又它存于梅赜以前，也无怀疑之必要。总之，《尚书》的孔安国传，确系与王肃有因缘之注。

第十四章已略述过，魏王弼作《周易》之注，晋韩康伯补之。降至晋朝，杜预著《左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据《集解》之序云，杜氏收集刘子骏（名歆）、贾景伯父子（贾徽与贾逵）、许惠卿（名淑）、颖子严（名容）诸人之注而作之，没有说到服虔之事。但据清儒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云，其偷窃服注为己说者甚多，但阅其礼制时，亦发现有孔安国传《尚书》依照王肃说的形迹。因而，魏晋之际著名的经注有三：第一为《周易》王弼注，乃借老庄思想去改解旧说；其第二的《尚书》孔安国传与第三的《左传杜氏集解》，都是依王肃义而改易郑学的。因为晋武帝之母文明王皇后，是王肃之女，武帝是王肃之外孙，所以，晋一代经学是尊重王肃的，于是遂采用了袒护王肃的《杜氏集解》和孔安国传。

惟及其后，晋迁都江南，北魏兴起于北方，北魏道武帝重经学，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其后，为着历朝都奖励郑学而重视之，从此南北两朝的经学便发生了明了的区别。《北史儒林传》曾说及此区别：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书》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毛公，《礼》则同遵郑氏。如果要更简单评价，可以说北方是纯郑学，反之，南方则混合王肃、王弼之学。其后，南方东晋亡，宋、齐、梁、陈四朝相继兴起，北方的北魏则分为西魏、东魏、北周、北齐，遂出现了史家所谓南北朝时代。经过了南北朝时代，经学亦确然存有南北之区别了。

北学代表者试述徐遵明。徐遵明，字子判，华阴人，为求学而至上党从屯留王聪，学《毛诗》《礼记》《尚书》一年，其后屡易其师，亦不能满其意，遂闭户读《孝经》《论语》《毛诗》《尚书》《三礼》，后又得《服氏春秋》而研究之，著《春秋义章》三十卷，人称为海内儒宗，永安二年（公元529年）为乱兵所杀，时年五十五，遵明以《易》授庐景裕，在景裕门下有权会、郭茂二人。传其后讲《郑氏易》者，皆出自此二人之门。在遵明之门下，又有李周仁、张文敬、李铉、熊安生，其后李铉做北齐文宣帝时的国士博士，著《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三传异同》《周易义例》等共三十余卷，熊安生亦做北齐的国士博士，其次做北周的露门博士，著《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三十卷，据说，其后通《礼经》的学者，多半是熊安生的门下生。与遵明同时的学者有刘献之，著《三礼大义》四卷、《三传略例》三卷、《注毛诗序义》一卷及《章句疏》三卷，是博学之士，特别擅长《毛诗》。传之于李周仁，李周仁传于程归则，程归则传于刘敬和、刘思轨，闻其后谈《诗》者多数出自二刘门下。总而言之，北学皆宗徐遵明、刘献之，都尊奉郑学。

南方宋、齐二朝之际，为着不重视儒学，故关于经学不必论述。但梁武帝在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开五馆，立国学，任命明山宾、陆琏、沈峻、严植之、贺玚为五经博士，各人主持一馆，教授五经，因此，经学顿然勃兴了。当时学者著名的著作可列举者：崔灵恩有《三礼义宗》三十卷，《左氏传义》二十二卷，皇侃有《礼记义疏》五十卷，《论语义疏》十卷，戚衮有《礼记义》四十卷，顾越有《毛诗》《孝经》《论语》等义疏四十卷，费甝有《尚书义疏》十卷，张讥有《周易义》三十卷，王之规有《左代春秋义》四十一卷，此等著作中，《礼》和《诗》都是用郑氏与毛氏所疏释的东西，这点与北方相同，惟《易》以王弼为主，《尚书》以孔安国为主，《春秋》以杜预为主，这点与北方完全不同，这里亦有南北经学之差异。

在《世说》的《文学》篇中，褚裒对孙盛赞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盛答之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但支遁闻之则评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这已很适当地表现了南北学问之精神。支遁的意思大概说，北方的学者博览，而失其主要之点，好像在明显的地方看月，虽瞭望广大，而无明确的中心；反之，南人不能说是博览，惟把其要点，好像是从狭小的窗子看太阳，眼界虽狭小，而能明确地理解其要点。《北史·儒林传》亦把同样见解以“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之句来表现。后世的考证家称，南学混有老庄思想，不是纯粹的儒学，在此评语中露出了不满之意，但想到当时思想界的形势，经学中混入老庄思想，似乎是不得已的，亦有人认为由此便提供了儒学的哲学基础。

南北两朝为隋所统一，隋朝学者刘焯（字士元）、刘炫（字光伯）二人，曾受《诗》于刘献之的三传弟子刘思轨，问《礼》于徐遵明的门人熊安生，故他们原来是传北学的人，同时也兼习南学，及其作《尚书》之疏，便采用孔安国本。与此前后，姚文安及秦道静二人，亦开始整理《服氏春秋》，其后又兼讲《杜氏春秋》。就这些事实来看，大约学界的大势，已渐次倾向于南学。其后不久，隋亡而唐兴起，唐太宗忧虑经籍中文字多异同、经义多陷于分歧，便命颜师古计划统一经文，敕孔颖达等计划统一经义。于是，颜师古研究南北经本的异同，作颜氏定本，孔颖达等参酌南北经义，作《五经正义》，从此，经学便完全统一。然而，颜师古祖父颜之推之为人，乃初仕梁，后奔北齐，及北齐亡又事北周，而曾阅览了江南河北两本的人，检读其著作《颜氏家训》的《书证》篇，常以江南本为是，河北本为非；颜师古的定本，恐怕正是尊重其祖父的意见，而袒护江南本的。孔颖达是冀州人，幼时谙诵崔灵恩的《三礼义宗》，及长，从刘焯学经义，故他一定是袒护南学的人，一看在他监督下所编纂的《五经正义》，不仅《易》用王弼注释，《尚书》用孔安国传，《春秋》用杜预《集解》而作注疏，并且，在其既采用了郑注本的《礼记正义》中，比较北学的熊安生和南学的皇侃说：“熊则违背本经，多易茆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矣。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如此地抑制北学而发扬南学，由此去推测，唐初《五经定本》与《五经正义》，有人说是统一南北经学的，但大体上可以说是采用南学，因而，当时学者问会经学，从此一定，儒学的发展，遂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