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何谓日本文化（一）

文化这一词语近来很流行，不论什么事物，似乎沾上这两个字就光鲜了许多。但一般人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文化呢？文化是以国民整体的知识、道德、兴趣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作为基础的知识、道德、兴趣在现代日本处于何等的水平？政治、经济等所有被认为产生于人生需要的这些事物要求带有民众性，不带有民众性者就会被当作时代的错误遭到抵制，但作为文化基础的知识、道德、兴趣等果真都应该要求带有民众性吗？不带有民众性者果真就都应当被当作时代的错误吗？这样一来，在考察现代日本的知识、道德、兴趣在现实中反映出的事物时就会使人有时颇感为难，这在我等以其作为专业的史学方面更是如此。最近有人宣称在富士山某处发现神代记录，记载有神武天皇(1)之前几十代的事迹，而且还有人相信它。是伪造的历史，还是真实的历史，很多人无法区别，真假难辨。就在东京，还有某修行者，此人在所谓上流社会颇有势力，其对《古事记》等作非学术意义上的解读，得到官员、军人以及其他人士的追捧。倘若将这些当作现代日本民众的历史，维系道德的智识，那么明治初期以来的五十年间，作为日本文化基础的民众智识是否进步就不能不令人质疑了。明治时代初期，大分县曾有人宣称发现以神代文字记载的书，名为《上记》，将其译出，并欺骗当时著名的报业记者岸田吟香(2)将书出版。其把神代拉长了几十代，以编年体一一杜撰了记载。据三浦博士(3)所说，其与神代记录的《上记》几乎完全同出一辙。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竟然如此盲目，倘若将其当作五十年前与今日几近相同的证据，那么我们对日本的进步心存疑惑也就不能说是矫激之言。因为这个缘故，这里所说的日本文化也许还有很多人难以理解，甚至有时还会带有反感。不过有一点很好，近来出现一种普遍的思想倾向，就是对学者的自由探讨较以往相对宽容了。因此，笔者尽管对很多日本人的智识并不抱有信心，但在此坦陈管见，抛砖引玉，以期展开自由探讨。

任何一个国家，其国民都有所谓的国家自豪感，在这种国家自豪感中，所谓本国自发性文化占有相当的比重。但是，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谬想。举例来说，孩子从呱呱坠地开始到心智渐开的年龄时期，年长者的诱导教育打下其知识基础，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孩子长大成人后，如果对自己的知识之源产生自豪感，认为自己与生俱来就具有选择他者知识的能力，能把长者的知识化为己有，因而才得以获得今日的发展。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嘲笑他的无稽之谈。奇怪的是，体现在个人身上的这种人所皆知的道理，涉及国民就会作出有悖情理的解释。在日本文化的起源上，也存在恰与其相同的谬想。以国史家为首，很多日本人有一种倾向，至今还动辄就肯定日本文化其本身的最初存在，以图解释其对外国文化进行了不断选择、同化，才实现了今日的发展。这种谬想很早就业已存在，可以说在产生国民性自觉的同时，日本人就已经被这种谬想所束缚。明治维新以前的各种日本文化起源论最终几乎都是建立在这种立论方法基础上的。日本采纳中国文化，并依赖它获得进步发展，在这一点上，一般没有异议。然而，在德川时代中期，国学家们甚至连这一点也加以反对，还有人解释道，凡采自外国之物，皆低劣于我国固有之物，正是由于采用其故，才使我国固有文化变得不纯，有损于我国民性。而在今日，这些人虽心仍不服，但已没有人会采纳此种议论，可还是力图坚持认为，日本以本国文化为基础，最初就具有对外国文化加以选择的能力。这种观点仍非常盛行。

这里举忠孝为例。毋庸赘言，忠孝这一名目是从中国引入之语，但忠孝这一现象原本就普遍存在于我国民之中，只不过是要把自己所有之物使用中国的名称加以解释而已。如果从根本上思考这一现象，既然存在国民具备这一德行的事实，又已有原先固有的国语，那么理应会有一个与事实相匹配的名称。即便在数字的表示上，今天日本人在使用从中国输入的文字、发音，如一、二、三、四，但在外来词汇之外，现在还有一っ、二つ、三つ、四っ这类固有的国语词汇。不过有时也会有这样的例子，在朝鲜，表现东西南北方向时几乎就不使用国语，而只使用已经变形的外来词汇。如果从语言学角度探讨的话，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期，为表现南北一词而与以往的前后一词共用一语，直到近代，在地方方言中还可以发现其残留的痕迹。而忠孝这一类词汇，几乎很难发现日本民族在使用汉语以前是用何种语汇表达的。“孝”作为人名读作“よし（yoshi）”“たか（taka）”，是“善”“高”这一类意思的词，并不是对父母使用的特别词汇。“忠”读作“ただ（tada）”，是“正”的意思，其作“まめやか（mameyaka）”解时，就是诚恳之意，也并非是对主君使用的特别词汇。除一般所说的善行、正义之外，作为表现特别的家庭成员以及君臣关系的忠孝，倘若在古代没有相应的词汇，那就不足可以怀疑是否存在过这类思想吗？这里举出的仅仅是目前显而易见的例子，但其已令人生疑，所有的文化现象是不是都处于相互关联的关系之中？从近年发展起来的史学考古学来看，这一类疑问越来越多。日本的历史通常以神武纪元为始，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仍是传说的时代，而不是有历史记载的时代。神武以后，神代的事多属神话，要从中扒抉出历史的真实事物相当困难，但与其不同的是，我们却可以了解民族化的群体、地方性的传说在哪些地方、以何种顺序形成、产生的。至于年代，近来很多历史学家大体定为耶稣纪元时期，这绝不是不着边际的推断。由于考古学的发展，渐次为人所知的历史遗留物中有些还是在其前之物。其中很多当时的遗留物中可以明确认定为是中国文化遗留物的变形。

近来对铜铎、古镜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一般认为，铜铎大体上是由中国的钟演变而来的，其融入了土著民族而不是来自大陆中国人的创意。作为铜铎样本的中国器物，在先秦时代中华民族就已经使用，经过土著民族加以变形的时期应当在耶稣纪元以前，关于这一点可以举出很多证据。在铜铎之后，令人关注的历史遗留物就是古镜。在发掘出的古镜中，现在可以认为是西汉即耶稣纪元以前之物是在九州北部、畿内部分地区发现的，而东汉时代畿内地区汉镜完成了变形，这一时期日本民族制作的器物发现了很多。从地理上看，这条文化移动的路径现已逐渐变得清晰。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居住在朝鲜南部，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器物不断加以改良，使其日本化，最后是在日本内地完成了更大的变化。关于这一点，现在也已经很清楚了。观察日本民族制作西汉时期业已完成变形的铜铎这些实证，在其尚未变形、只是原封不动接受中国制作品时期必定是在西汉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其时，至少在战国末期，中国文化已经在日本民族中间传播。日本的历史、传说中，几乎没有与这一时期相吻合的事实。可以断言，中国文化最初影响到日本民族的时期，日本民族尚未形成类似真正国家的形态。关于这一点，不仅可以通过日本民族自身来了解，接受中国文化的中国周围各民族，他们几乎全都是选择了与此相同的途径，这也成了相当有力的佐证，例如高句丽、三韩(4)都是如此。高句丽国在形成之前，其所在地区在行政上最初接受中国的统治。高句丽国是在辽东的部分地区即今日的满洲(5)兴京地区建立国家，在其尚未建国时期，汉在这一地区已设置玄菟郡高句丽县。西汉末期，中国的统治力量一度松弛，于是在中国行政区域内最早出现了半独立的土著部落，其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高句丽国，时间当在王莽时期。尽管如此，高句丽国是在朝鲜民族中最早建国的，当时三韩地区尚未完全形成国家。三韩诸国最初形成国家大约在东汉中期以后。当时汉把整个朝鲜郡县纳入其行政区域内。东汉中期以后，由于统治力量松懈，被称为三韩七十余国的许多小部落开始形成。不过据说在此之前，即汉把朝鲜作为郡县之前，已经有来自中国的政治逃亡者建立的朝鲜国，甚至在其之前还有过称作箕子的朝鲜。但是有关箕子的传说在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上记载得极不明确。承续箕子脉系的国家长时期延续下来的这一事实到三国时代才开始出现在记载中。即使如此，其也还是受到战国时期燕国文化的刺激才出现的传说，而不是在其之前朝鲜民族业已存在的祖先传说。其与中国内地吴、燕这些地区的传说十分相似，仍然是战国时代受到中国文化影响之后产生出来的。

可以认为，日本民族的国家形成几乎与高句丽同一时期，比三韩要早，其国家形成的过程也大致相同。不言而喻，日本并不如同高句丽、三韩那样在成为中国的属地之后才开始产生民族的自觉，而是在中国人迁徙到日本内地，或是于民族形成之前，在海上交往中，具有特殊技能的日本人在朝鲜、中国沿海地区接触到中国民族，从他们那里学习到民族形成的方式，或多或少带有自发性地创建了国家的雏形。正因如此，可以认为从民族的摇篮时期起日本民族的素质就很优秀。打个比喻来说，历来日本学者对日本文化的起源解释是，其如同树木的种子最初就业已存在，依赖中国文化的养分才成长起来。而笔者的观点是，如同制作豆腐，在豆子磨成的豆浆中已经有了变为豆腐的素质，但没有可以使其凝固的外力，而中国文化就如同盐卤可以使其凝固从而成为豆腐。如果再举一例的话，就同儿童一样，可以掌握知识的能力天生已经具备，但到能将知识变为其所有还是要在年长者的教导之下才能实现。

日本依赖中国文化形成自己文化的时期相当漫长，其政治、社会的进步是一点一点逐步完成的。任何一个民族，即便其继承某种异文化，到了一定时期，一般都会产生一种自觉，不仅是日本，中国邻近的后进民族，如汉代的匈奴，其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实现了民族的形成，于是相应也就产生了民族独立的这种自觉。早在汉初，匈奴就向汉代皇帝自称，“上天所置之处，日月所照之处，匈奴大单于”。在日本，圣德太子(6)时期，对中国自称“日出之处天子”，第一次使用了对等的语汇。如以上所述，国民的自觉常常是在政治方面最早产生，而真正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自觉通常相对要滞后得多，不过也有没有产生过这种自觉的国家。日本民族毕竟在某一时期业已产生了思想上的自觉。依笔者所见，蒙古的进犯成为其最主要的契机，南北朝时期开始，思想文化上的自觉就极其缓慢而不断地产生，最近在接受中国以外的文化及思想后，思想上已经完全独立于中国。但是，即便在今日，真正的日本文化是否已经完全形成，这还是一个相当大的疑问。思想方面，日本正竭力地要从中国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但同时又不断地受到西方思想的约束。文化的极端化在艺术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以日本的绘画来看，约在百年之前就努力欲从古代中国绘画中解脱出来，但即便从其束缚中获得解脱，日本的绘画也没有达到可以与其等量齐观的程度，只不过在中国艺术之上增添点地方特色而已，很难说是具有了自觉且已独立之物，日本的写生派艺术就是如此。而且最近还有这样一种倾向，其艺术动辄就为西洋画的规则所拘，让人感到日本艺术真正的独立尚遥遥无期。不过不可以认为没有从他国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就绝不可能提高自己民族的生活，并将影响到其他落后的民族，甚至将影响波及比自己先进的民族。虽然有时会将其文化当作自己的民族文化，但严格地讲，其很难说是民族的自发文化。

这样历史地考察日本文化的由来会不免令人感到失落沮丧，但这个民族尚属年轻，将来一旦进入成熟期，其前途还是充满希望的。不过，如前所述，并非每个民族都是能够顺利发展，由幼少逐步进入老年。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民族，其苗而不秀，秀而不实。要使日本免遭这种不幸的命运，顺利地发展，成为应当贡献于世界文化的一大力量，这正是我们的责任。

（1922年1月5—7日《大阪朝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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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事记》、《日本书纪》所记载的第一代天皇。——译者

(2) 岸田吟香（1823—1905），明治时期著名记者、社会活动家、企业家。早年从绪方洪庵学习兰学，1865年（庆应元年）创办《海外新闻》，1867年（庆应三年）创办运输商社。曾在j. c. 黑本主持下参与编纂日本第一部和英辞书《和英语林集成》。1872年（明治五年）入《东京日日新闻》社担任记者，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在上海创办东亚同文书院。著有《富国策》、《清国地》等。——译者

(3) 即三浦周行（1871—1931），明治、昭和时期历史学家。曾任京都大学教授，著有《镰仓时代史》、《法制史研究》等。——译者

(4) 古代朝鲜南部的马韩、辰韩、弁韩（弁辰）三个地区合称三韩。——译者

(5) 指中国的东北地区，现已成为死语。——译者

(6) 圣德太子（574—622），用明天皇之子。后作为推古天皇摄政，致力于内政、外交。603年（推古十一）制定冠位十二阶，604年（推古十二）制定十七条宪法。607年（推古十五）派遣小野妹子出使隋，同隋建立国交，输入隋的先进文物制度。与此同时，热心于振兴佛教，先后建立四天王寺、法隆寺。著有《三经义疏》。参见本书“圣德太子”。——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