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 日本国民的文化素质

早在几年前我就在想，大凡要探讨国民的素质即一个国家国民是否具备应有的文化素质这样的问题，首先必须认真考虑的是问题的思考方法。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各自都拥有相应的文化，有的国民是在自己的国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有的则不是。日本有时就会被当作后者，被误解成没有文化的国民。现在日本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中国留学生纷纷来到日本进行研究，最终又往往带着蔑视日本的想法。他们很多人认为，日本现在自认于已成为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但日本这个国家原本直到明治维新之前还在吸收他们国家即中国的文化，明治维新以后又大量吸收欧洲的文化，尤其最近大量吸收德国的文化，日本的国民是丝毫没有自己文化的国民，一点也不值得尊重。日本国势即使非常强盛，但一旦消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而他们自己的国家很了不起，有着自己的文化，他们的文化与今日的发达国家、古代以来的发达国家相比也绝不逊色，在这一点上他们自己是远比日本优秀的国民。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不了解日本真正的历史即真正文化的根本来看待日本，确实也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可我并不这样认为，但不这样认为必须要有可以佐证的确凿事实。

如果一定要证明这一点，光是说我国已有两千几百年、悠久的可以引以为豪的历史，是很难被持那种观点的中国人认可的。因此，我觉得首先必须考虑世界上所谓拥有自己文化的国民究竟应该具备什么条件。从这一点来看，邻近的国家中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中国。我所熟悉的国家并不是很多，在我所了解的国家中，中国是个国民拥有自己文化的国家。其次就是印度，印度仍然是一个易被误解的国家。时至今日，还有人认为印度人尚未开化，而实际上其有着优秀的文化。再就是今天由多种国民构成的欧洲的文化。构成今日传统的是希腊时期以后的文化，首先是希腊人所有的文化，再就是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但我对这些国家的情况没有作过充分的研究。我首先考虑的是在自己所熟悉的范围内的国民，而且有必要对这些国家所具备的文化条件加以比较。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国家的国民都具有着相同之处。这也许并非偶然，所谓拥有文化的国民必定具备那些特征是有其必然性的。具体地讲，譬如在中国，从现在算起正好是一千九百年前，有一部著作记载了当时所存书籍的目录。其中记载的书大部分今天已经失传，但中国文化的传统却延续至今。在中国的西汉后期，已经出现了非常优秀的目录学家。所谓目录，有人认为就是把自古以来的书名记录在册，但是中国当时所谓的目录学是一门学问，其根据书的内容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论。当时在中国有作这门学问的人，其根据目录作所有学问门类的总论，我对于他们的学问非常钦佩，其就是刘向(1)、刘歆(2)父子。他们两人查阅了当时所有的书籍，并加以归纳、评论。《前汉书》的《艺文志》中刘向、刘歆父子的学问大体保存了下来，此时的目录中书籍分为六种，即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所谓六艺，就是经书，其余分为五种，五种中又各自分为若干细部，根据其分类一一加以评论。在距今将近两千年前，中国人就已有了这种成果。这也就是中国人在两千年前就拥有优秀文化的一个明证。

至于印度人，最早在佛教兴起之前，他们就有了称为《四吠陀》(3)的书，现在《四吠陀》还在，该书多与宗教相关。中国刘向、刘歆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不带宗教色彩的。但印度的《四吠陀》整个体系完全是宗教性的，四个部分中一半是与宗教相关的，还有一个与兵事有关，同中国所说的兵书相似，余下的一个则带有与六艺相似的性质。实际上，《四吠陀》更为古老，远早于中国的西汉时期，当时的记录也还不十分完备。到后来，各种学问都逐渐兴起，也开始出现相关的书籍，情况就与刘向、刘歆的时代大致相同。印度使用书本要比中国晚得多，在此之前，学问是口口相传的，如同中国秦汉以前的那种状态。佛教兴起时期，学问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五种分类，在印度称为五明，即声明、因明、医方明、内明、工巧明这五类。这种分类方法与中国的不完全吻合，但大体上对应。中国的方技相当于其医方明。工巧明相当于数术。内明类似于哲学，大致相当于诸子、六艺。声明是相关声的学问，在印度声是被看作非常神圣的东西，所以才有这一分类，其还包含有音乐的要素、语法之类的内容。在其之后，出现了因明，也就是逻辑。除去兵书部分，印度的学问、中国的学问，大体上都分为五类，分类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差异，但从整体来看，其包含的内容大致相同。中国的兵书部分在印度属古老的吠陀。这些都应该看作是印度的文化因素。

有关西方的情况我不熟悉，从过去某一个时代开始，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近代，在文艺复兴之前，他的思想支撑着整个学问体系。基督教最初传到日本的时候，正是中国明代末期，一个名叫利玛窦的人从西方来传布天主教。也就在那个时期，来自西方的一个名叫艾儒略的传教士写了一本介绍西方学问的册子《西学大凡》给中国人看。那本书在日本德川时代成为禁书。当时东方人都是通过这本《西学大凡》了解到西方学问的。这本书是十七世纪初期在中国完成的。所谓西方学问，即在亚里士多德时期对古代文化的归纳，后又与基督教文明混合而构成的一个学问体系。最早让东方了解西学大要的就是这本《西学大凡》。根据该书，学问分为六科，凭据六科可观学问整体。科目名皆用汉字表示，一为文科（勒铎理加），然后是理科（斐录所费亚）、医科（默弟济纳）、法科（勒义斯）、教科（加诺搦斯）、道科（陡禄日亚）。首先从文科、理科入道，这是第一步基础学问，修完之后可学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四科中选一进行专修，此乃《西学大凡》之大概。其中理科大体是论述亚里士多德的学问，文科也是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具体地来说，文科中有古贤名训、各国历史、各种诗文，再就是作文、论说，即语法学、修辞学一类。理科大体源自亚里士多德时代的学问，最初学逻辑学（落日加）、然后学物理学（费西加）、形而上学（默达费西加）、数学（马得马第加）、教育学（厄第加），这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大致内容。这些只是预备学科。在这之后进入专业。专业中有医科、法科、教科、道科。教科是基督教时代的学问，是罗马教皇所定的教规，在今天的日本大学里，已经不可能有这种学科了。道科今天在日本称为神学，教科与道科是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产生的学问。从细微之处来看，虽然不尽相同，但理科中包括的逻辑学、物理学、形而上学、数学、教育学皆作为必修科目，其大体上与中国、印度的学问分类是不谋而合的。由此可见，任何拥有自己文化的国民，其学问体系大体上是相同的。

那么如何来探讨日本是否有这种文化所必需的学问呢？对于日本这样始终接受外国文化的国民，要进行这种探讨是相当困难的。日本在圣德太子以后，直至平安时代全盘接受中国的文化，这一时期的学问也完全是唐代的学问。那个时代所具备的是将中国文化照搬照抄的条件，只能说日本国民承传、理解了中国文化，很难断言其本来就具备创造那种文化的素质。在那以后，直至最近的德川时代，中国文化的输入又持续了将近三百年，其间即使日本人学问做得也很出色，但归根结底还几乎全是中国学问的翻版，即使不是日本国民，只要是有能力模仿的国民，这是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不能以此来证明其是能够创造自己文化的国民，因此对全盘照收外国学问的时代是很难进行考量的。由于这个缘故，我认为应该对日本在奈良时代、平安时代从中国人那里接受的文化几近丧失而德川时代不再输入中国文化的时期，也就是日本处于兵燹战乱、最为黑暗的时期即足利时代，尤其是应仁、文明以后作一考察。毋庸赘言，那个黑暗时期丧失了许多好不容易从中国输入的东西，当时的贵族中的学者，如一条禅兼良，他们都为因战乱而失去自古相传的文化而痛心不已。失去自古相传的文化是令人悲叹的，但这又是一个脱去外借衣装，洗尽铅华，得以窥见真容的最佳时机。这是一个最适合对日本是否具有文化素质进行观察、细加吟味的时期。

但是，用通常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考量是困难的，必须要利用各种方法。我仍然如同思考中国事物一样从目录学方面入手。当时日本有一部书名为《本朝书籍目录》的目录，其又名《仁和寺书籍目录》。因其抄录的皆是仁和寺所藏书名，故有此名。据传这部书的作者是清原业忠(4)，他是足利将军义教(5)时期的人，足利时代就是从足利义教时期开始动荡起来的。足利义教后来被家臣赤松满祐(6)所杀，随后社会开始大乱。《本朝书籍目录》是遵照足利义教之命编撰的目录，这部书并没有把当时全部书目抄录下来，从该书的目录分类来看，其抄录的大体是当时所需要的书籍。这个目录分类为神事、帝纪、公事、政要、民族、地理、类聚、字类、诗家、杂抄、和歌、和汉、管、医书、阴阳、传记、官位、杂抄。其中神事、帝纪、氏族、地理、和歌是日本固有的，公事、杂抄、管、杂杂中也有若干是固有的。当时正值应仁之乱前夕，日本正在脱去来自中国的文化衣装，但尚未脱尽，所以未能看到只有日本人在赤身裸体之后才能窥见的文化要素。在这部目录中，种类繁多，有外来的中国文化，也有传自日本古代的，如宗教上的仪式等，但凭靠这部目录无法找到证据可以佐证在脱去衣装之后即可看到拥有自己文化的国民应有的素质。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即使是在足利乱世，日本人对自古以来薪火相传的文化是何等的珍视。在这部目录之后新出现的事物中，如果有文化要素的话，那就是在日本人脱去衣装之后才可以发现的真正的文化。这种文化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还很微弱。不过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充满信心。

众所周知，应仁、文明之后的乱世，皇室衰微。几年前整理东山文库时，本人忝居调查员之列。文库的后奈良天皇(7)宸翰中，有天文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敕文，敕文对不能在伊势大神宫举行即位廿年大尝会(8)表示歉意。天皇陛下还是皇太子时曾见过这一敕文。在那样极其困窘的状况下，无论如何也不丢弃传入的中国文化。其也就好比借来的衣物，如果脱去就会冻死，所以不能丢弃，这样其也同自己制作的东西具有同样的价值。另外，还有一种为抵御严寒而自己动手制作的衣物，那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衣物。这些东西就是日本人在黑暗时期也从未丢弃、而且还不断创造出来的文化。

在当时这样一种状况下，皇室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在皇室中，有什么事物让他们紧紧抓住，毫不松手的呢？一个是歌道的传授，如《古今集》、《伊势物语》的传授，还有同样必不可少的是书道的传授、音乐的传授，音乐中有日本的音乐如神乐，也有从中国传入的音乐。即使在皇室非常困窘之时，这些东西也是代代父子相授，绝不使之失传。歌道的传授因应仁、文明战乱，几近断绝，后土御门天皇(9)将受秘说之传的关东武士东常缘(10)召至京都，重振了歌道。书道的传授、音乐的传授皆源于皇室的证据在御文库中保存了很多。世上即使有擅歌道、书道者，无论其技艺如何高明，其道之传授若非源自皇室，便无权威，该道传授的至尊之处乃是传授的中心在皇室。举一例子，德川时代有一名叫近卫家熙(11)的人是书道名人，其甚至向东山(12)、中御门(13)两代天子献过字帖，即使如此名人，其道之传授仍受之于皇室。当时皇室政治上的权力已不复存在，但文化上的权威依然如故。无论权势如何衰颓，只有在这方面他们仍然是父子相传，然后再传至门迹、公卿等，正因如此，他们得以在社会上树立起权威。皇室始终享有文化上的权威，但有些学科也放权于公家，当然这些都是置于皇室之下各家世代相传的家业。例如安倍家、加茂家的历法、阴阳，这两家将历法、阴阳代代相传，如果不得之于这两家的传授，其学问就不能被认作是正宗。

问题又回到脱去衣装的日本文化上，要提升日本的文化，最有力的仍然还是神道的传授。用后来本居、平田那一时期人们的眼光来看，此时的神道只能说是一种世俗神道，但有必要从文化角度对神道作出合理的诠释。前面谈到的耶稣教也是一样，教会法是罗马教皇为统管人的灵魂而制定的，拒绝接受此法律者，无论当时的国王还是其他人，都要被逐出教门。这种做法实在荒谬，所以后来西洋又出现了新教。但在当时，如果不服从耶稣教的教会法，就不能说是有正确的信仰。在日本也与这种情况相同，是两部神道(14)，还是唯一神道(15)，孰是孰非，不得而知。但倘若不是得自该家传授，就算不得是正宗，这倒却是事实。所以德川时代末期研究神道的人们认为，当时是从佛教的意义上诠释神道，其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很多的诠释方式，但当时佛教是日本最高的哲学，所以就依据最高的哲学来诠释神道。德川时代初期开始就有人用儒教诠释神道，后来又有人用国学进行诠释。足利时代依据佛教进行诠释是因为佛教是思想上最高的权威。黑暗时期的所谓神道在经过这么一个历程之后几近完整地形成。掌控神道的是吉田家，其向日本全国的神主传授，如果没有得此传授，其神道就没有权威性。这样，在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学科。一般认为，日本的《古事记》、《日本纪》是奈良时代以后我们祖先编写的历史，直到平安时代前后，其神代纪事没有被赋予哲学上的意义。但是从镰仓时代末期至足利时代这一时期形成的神道、尤其是《日本纪》的神代卷被用佛教加以解释，于是神道被赋予了哲学上的意义。这样日本才开始拥有了以自己国家的历史作为出发点的哲学。

关于和歌，和歌首先是建立在国语基础之上的文学。任何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就是其国语具有权威性，这是一个文化的要素。国民把自己国家的语言法则视为神圣之物，这是国民拥有文化的首要因素。在日本，关于国语的语法，在后来的国学家贺茂真渊(16)、本居宣长看来肯定都是错误的。但日本毕竟有了国语的语法，而且也有了用语的限制。从镰仓时代开始，违反这种限制，和歌就不能成其为和歌，在经历过黑暗时期之后，其在文化上已具有一种权威性。如果不是得自二条家、冷泉家的传授，和歌是不可吟咏的。

这一时期最受推崇的书中有《源氏物语》、《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是一部露骨地描写男女关系的书，今天看来，讲读这部书都会让人感到惶悚。但当时竟然得到那样地推崇，令人匪夷所思。其原因就在于里面有一种既非中国的道德、又非印度的道德，可以满足日本人某种需求的东西。再看《伊势物语》，其主题思想更是背离中国的道德，描写了轻浮、放荡的男女关系。但日本人推崇的是，在这种描写中表现出了日本人率真的情感。据说歌学史上著名的细川幽斋与其门人宫本孝庸有一段对话。宫本孝庸问：“世间要书，何为第一？”细川幽斋答：“《源氏物语》。”宫本孝庸又问：“歌学宏富者，何为第一？”细川幽斋答：“还是《源氏物语》。”这是因为，在这部表面描写淫乱的男女关系的小说中，日本人发现了其中蕴涵着深邃的意义，把其视作一种日本文化。今天看来，这部小说有的地方还可以有多种的解读方式，但在那时已经发现了既非中国、亦非印度，而是日本人率真的品性、真诚的品性。后来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反对中国的学问，鼓吹一种自己国家特有的品性、日本人真正可贵的品性，其只是承袭了历史的余绪。然而，世事有变迁，今天在有些方面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完全照搬当时的思想，但不管怎样，在由来已久的中国文化之外，日本已经表现出其特有的文化要素。而正在此前，南北朝时期北畠亲房在《神皇正统记》中说，日本是神之国，与中国、印度相比，日本有万世一系的皇室，至为尊贵。两者问题是不同的，但在一点上相同，就是在日本的国情中有了特别的发现。这些都是在日本脱去中国文化的衣装、赤身裸体之后所得到的，日本人是以崇尚真诚、崇尚天然本色为其特色的。这是在黑暗时期同其他国家关系大都断绝的时期内形成的。这是日本人的一种品性，也是一种文化的特质，是日本人自身培育出来的文化素质。

发现日本的国语语法、发现日本人品性的特别之处，发现国体的特别之处，这些都是发生在从镰仓时代到足利时代的那段黑暗时期。说到底，这也是任何一个有文化的国民所应该具备的一个条件。除此之外，中国传入的文化中不可丢失的东西，也由皇室、公家作为文化的权威，将其传承下来，虽然历经磨难，但终于使其薪火相传，世代相承。应仁战乱，一条兼良意识到自己家宅会迟早被毁，其将大量书籍藏到库房后外出避难，后其宅第果为兵火所烧毁，库房得以幸免，不料后来兵士以为库房藏有金帛之类，然库中皆为书本，于是砸箱毁柜，付之一炬，兼良闻之，失声痛哭。丰原统秋乃当时乐家，传笙之秘曲，其所作《体源抄》中记载，战乱期间与父避难叡山，得其父传授，若日后失传，乃不孝之至，于是撰述此书。在当时朝不虑夕的危难之际，文化阶层的人们出于绝不让这些文化成果薪尽火灭的信念，即使在黑暗时期，皇室、公家、各种不同职业的人们不畏艰辛、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文化成果。正因如此，纵然兵燹战乱，这些文化成果也没有损毁散佚。这些保存下来的文化即使当初来自中国，但中国人并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竭尽全力加以保护，而日本人是不惜生命将其保存下来的，因此将其视作自己的文化未尝不可。犹如身穿从中国借来的衣服，当中国人赤身裸体时，日本人身上的衣服虽然只有一件，但还没有脱下，把那件衣服当作日本人的也是说得过去的。

随着对日本人保存下来的或新创造的文化成果的研究，可以知道诸如神道、歌道、物语以及书道等包含着我国的哲学和文学，其具有与文科理科、即西洋亚里士多德时期以后传入日本的学问相同的性质。再有历法、阴阳，其属于中国人所传的数术或存在于印度的《吠陀》之中，同样也是日本人在黑暗时期保存下来的。不过，前面所述的京都文化是在皇室非常衰微的时期留传下来的，所以没有与兵科相关的东西。据说历史上有名的八幡太郎义家(17)不懂兵法，曾随大江匡房(18)修习兵法，当时兵法也是公家最具权威。足利时代的乱世，从中国传入的兵法多已失传，但地方武家礼聘学者讲习兵书，所以多少还有些保存下来了。再到后来，日本从天文、永禄到元龟、天正时期，武家各自开创自家兵法，武田家称武田流、北条家称北条流。实际上武田信玄(19)在世期间并没有武田流，北条氏康(20)时也没有北条流，而多在其家道中衰之后，世上开始有自称某某流者，出现一种靠兵法学家的招牌赖以生存的人。当时在中国传入的兵法基础上，日本人研究出一种特别的兵法，特别是日本人所说的兵法是带有武术的含义加以使用的，日本人擅长于这种兵法，所以非常流行。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兵法并没有向外输出，但日本的武术因为倭寇的关系传入中国，在中国人当时的著述（如《武备志》）中记载了日本武术的类型并加以解说。这是因为倭寇闯入中国时，其剑术令中国人刮目相看，中国人才开始关注起日本的武术。长期以来，日本一直是输入中国的文化，而这是向中国输出日本文化之始。除此之外，还有枪炮。据说枪炮是葡萄牙人约在天文十一年（1542）带到种子岛的。日本本来有一种特别的狙击法，这种狙击法曾在朝鲜之役(21)时令中国人大为头痛。不过石火箭和火炮中国要比日本先进得多。用短枪狙击是日本人所特有的，在朝鲜长达七八年的战争期间，朝鲜人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后来这种方法也为中国人所看重。清朝康熙年间，距现在两百多年前，俄国有名的彼得大帝时期，在西伯利亚一个名叫湼尔琴斯库·阿尔巴津的地方俄国人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当时据说朝鲜人枪法好，于是从朝鲜人那里叫来枪手参战，这就是日本人改良的枪炮传入朝鲜，又成为同西洋人交战的不可思议的因缘。这种原本传自西方的枪炮技艺，日本人却以自己的方法将其改成了带有日本特色的短枪法。在京都掌控的文化中，虽然没有与兵科相关的东西，但其在日本却广为流传。

总而言之，在日本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在脱去了从外国输入的文化衣装之后，创造或保存了印度、中国、西方列入文化要素的那些条件，不言而喻，由此日本人也就具备了可以拥有文化要素的条件。当然这也就成了可以说日本国民是拥有自己文化的国民的证据。

（《日本与日本人》第183号、184号，1929年8月15日、9月1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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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向（约公元前77—公元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原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其所撰《别录》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学著作。著多已亡佚，今存《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译者

(2) 刘歆（约公元前53—公元23），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刘向之子。沛县（今属江苏）人。在其父刘向所著《别录》的基础上撰著的《七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译者

(3) 梵文Veda的音译，意为知识、启示。吠陀是婆罗门教和印度教最根本的经典，也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献资料，其主要的文体是赞美诗、祈祷文和咒语，用古梵文写成。通常所说的《四吠陀》是《梨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译者

(4) 清原业忠（1409—1467），室町时代儒学家，公卿。初名良宣。历任大外记、少纳言，曾侍读后花园天皇。1458年（长禄二）出家，法名常忠。——译者

(5) 足利义教（1394—1441），室町幕府第六代将军。1429—1441在职。——译者

(6) 赤松满祐（1370—1441），室町时代武将。1427年（应永三十四）任赤松氏惣领，播磨、备前、美作三地守护。1441年（嘉吉元年）因暗杀将军足利义教被讨伐，后自尽。——译者

(7) 后奈良天皇（1496—1557），1526—1557在位。——译者

(8) 即大尝祭，一代天皇只举行一次的祭祀仪式。通常是在天皇即位后的第一个秋季举行。后奈良天皇即位时因缺乏资金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十年后，1536年（天文五）在北条、大内、今川等贵族、豪族的资助下才举行了即位仪式，而大尝祭迟迟没有举行。——译者

(9) 后土御门天皇（1442—1500），1464—1500在位。——译者

(10) 东常缘（1401—1494），战国时期武将、歌人。别称东野州。曾从学歌学名家清岩正彻、尧孝，后将《古今集》秘说传授给弟子宗祗以及公卿近卫政家、第九代将军足利义尚。著有《东野州闻书》、《东野州消息》、《东野州歌集》等。——译者

(11) 近卫家熙（1667—1736），江户时代中期公卿。历任内大臣、右大臣、左大臣、关白、太政大臣。1725年（享保十）出家，号予乐院真觉虚舟、吾乐轩、昭昭堂主人。博学多才，擅荣道、花道、书道。著有日记《家熙公记》、言行录《槐记》等。——译者

(12) 即东山天皇（1675—1709），1687—1709在位。——译者

(13) 即中御门天皇（1701—1737），1709—1735在位。——译者

(14) 亦称习合神道、真言神道。是以真言密教的神佛习合说为基础形成的神道。其把胎藏界曼荼罗、由金刚界曼荼罗构成的两界曼荼罗（两部曼荼罗）以及神道结合在一起。两部神道的名称最早见于吉田兼俱的《唯一神道名法要集》。——译者

(15) 亦称吉田神道、卜部神道、元本宗源神道、唯一宗源神道。其为室町时代末期京都吉田神社的神官吉田兼俱倡导的一个神道流派。针对两部神道，吉田兼俱主张唯一之神，该神先于天地，超越阴阳，世间森罗万象皆为该神所为。唯一神道融合了儒教、佛教、道教以及阴阳道等，给后世以很大影响。——译者

(16) 贺茂真渊（1697—1769），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家，歌人。远江浜松（今静冈县浜松）人。本姓冈部，初名春栖、政躬、政藤，通称参四、三之、卫士等。早年曾给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二男田安宗武讲授国学。后在江户开讲国学，其弟子遍及日本全国。本居宣长亦出自其门下。一生著述宏富，有《万叶新采百首解》、《伊势物语古意》、《万叶考》、《歌意考》、《国意考》等。和歌集有《贺茂翁家集》。参见本书《贺茂真渊翁与山梨稻川先生》。——译者

(17) 即源义家（1039—1106），平安时代后期武将。号八幡太郎。曾随父源赖义出征，武功卓著，先后任出羽守以及下野、相模、武藏、陆奥、伊予、河内、信浓等国守，被称为天下第一武勇之士。——译者

(18) 大江匡房（1041—1111），平安时代后期贵族，学者。著有《本朝神仙传》、《续本朝往生传》、《江家次第》等。——译者

(19) 武田信玄（1521—1573），名晴信，号信玄。战国时期大名。——译者

(20) 北条氏康（1515—1571），战国时期武将。——译者

(21) 即文禄庆长之役，文禄元年（1592）与庆长二年（1597）丰臣秀吉先后两次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