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四）

在上一次讲话中，我指出了赋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绝大多数人物以生命力，并分裂他们的那种令人担忧的两重性，正是这一两重性使《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个朋友谈到小说主人公时这么说：

人们真的会说，他身上有两种相反的性格轮流地表现出来。

假如这些性格仅仅只是轮流表现，那么事情还算好。然而我们看到，它们常常是同时表现出来。我们看到每一个矛盾的意念是如何枯竭而又贬值，是如何因自身的表达和表现而窘迫不堪，从而让位于相反的意念。主人公从未像他在夸大自己的恨时那么接近爱，也从未像他在夸大自己的爱时那么接近恨。

我们发现，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尤其在女性人物的性格中，有一种焦躁不安，对自身不稳定的预感。害怕自己不能长时间地保持同一种脾性，保持同一种决心，使得她们常常做出一些令人张皇失措的突然之举。《群魔》中，莉莎说：

长久以来，我就知道自己的决心维持不了一分钟，所以我决定了什么就马上去干。 [90]

今天我很愿意研究一下这一奇怪的两重性的某些后果。首先，我要和大家一起问一问我们自己，这种两重性是本来就存在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出来的？现实为他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吗？他在其中看到了自然本性呢，还是他把它归于自己的想象？

“大自然模仿着艺术品向它建议的东西。”奥斯卡·王尔德在他的集子《意图》中曾这样说。对这一表面怪诞的悖理，他开玩笑似的以某种似是而非的暗示来阐明。他的原话大体如下：

不知你们注意到没有，一段时间以来，大自然逐渐地变得与柯罗 [91] 笔下的风景画相像起来。

他想说明的无非就是这一点：我们一般是以一种已变得约定俗成的方式看大自然的，我们在大自然中只认出艺术作品教我们认识的东西。一旦一位画家在其作品中试图传达和表现一种个人的观点，他为我们提供的大自然的这一新面孔，一开始往往会显得不伦不类、假模假样，甚至狰狞可怖。随后，我们会很快地习惯于按这一新艺术作品的观点去观察自然，我们会发现画家为我们表现的东西。正是这样，对一双经过提醒的、新颖而别致的眼睛来说，大自然似乎“模仿”了艺术作品。

这里我所说的关于绘画的话，同样适用于小说，适用于心理学的内心景象。我们生活在被接受的现有资料上，我们很快习惯于这样来看世界，不是看世界如其原来的面貌，而是看世界如同别人所说的那样，如同别人告诉我们的那样。只要人们没有得到医学的揭示，那么，有多少疾病是不存在的啊！如果不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在我们周围，或者甚至在我们身上，又有多少奇异的、病理的、反常的心理状态不为我们所知啊！是的，说真的，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擦亮了眼睛，使我们看清了某些实在不算稀罕的、但我们却不知去发现的现象。

面对着每一个人几乎都表现出来的复杂性，人的目光总是自发地、几乎无意识地投向简单化。

法国小说家的自发努力就在于此：他们从人物性格中抽出基本数据，尽力设法在一个形象中分辨清晰的线条，赋予它一个连续不断的轮廓线。无论是巴尔扎克，还是别的谁，追求风格的愿望和需要总是占上风……但我认为这样做蔑视了法兰西文学的心理学，使得它信誉扫地。我担心许多外国小说家也犯这一错误。说它错，恰恰是因为，这样做只注意了轮廓的鲜明，而没有了模糊，缺乏了阴影……

让我们在这里再回顾一下尼采的观点。尼采正好相反，他以极度的洞察力认识到并称颂了法国心理学家的超人之处，甚至把他们（也许更多的是伦理学家而非小说家）当作整个欧洲的大师。确实，我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有过无与伦比的分析专家（我尤其想说是我们的伦理学家）。我并不确信我们今天的小说可以与他们媲美。因为在我们法国，有一种讨厌的倾向，偏爱于墨守成规——惯用格式很快就成了金科玉律——偏爱于依赖它，而无意于另辟蹊径。

我已经注意到，拉罗什富科在给心理学帮了大忙的同时，或许也在某种程度上——由于他箴言的完美——阻止了它的发展。请原谅我在此引用我自己的话，但在今天，我很难说出比1910年时我所写的更多的话了：

当年，拉罗什富科竟敢于把我们心灵的运动拉扯到并归结为自尊心的煽动，我怀疑他究竟是对这奇特的洞察真的有足够的证据，还是他正努力不懈地做着一种更确切的调查。一旦找到一种套式，人们就紧紧抓住它。整整两个多世纪，人们伴随着这一解释活着。心理学家似乎最为警醒，他显得最怀疑，面对最高尚、最威武的举动，他最清楚如何揭示个人主义的秘密动力，人类灵魂中的一切矛盾在他面前泄露出来。我不指责拉罗什富科揭露“自尊心”，我指责他仅仅局限于它，我指责他以为当他自己揭示出了自尊心时便万事大吉。我尤其指责那些追随着他局限于此的人。 [92]

在整个法兰西文学中，有一种对未定形物的恶感，它甚至发展到面对尚未成形之物的某种难堪。我可以以此来解释，为什么比起英国小说，甚至俄国小说来，儿童在法国小说中所占的位置微乎其微了。在我们的小说中几乎遇不见孩子，即使是小说家给我们描绘的那几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也常常是笨拙的、死板的、无趣可言的。

正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充斥着儿童。我们甚至发现，他的绝大多数人物，而且是重要人物，都是比较年轻的、刚刚成形的人。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感情的起源。他常常描绘那些含糊不清的、可以称作萌芽期的感情。

他尤其着笔于那些令人困惑的例子，那些挺身而起向世俗道德和心理学挑战的例子。显然，在这种日常道德和心理学中，他并不感到轻松。他自身的气质就与某些既定规则格格不入，他无法忍痛屈服，满足于那些规范。

我们在卢梭身上也可找到这一相同的不适和不满。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犯癫痫，而卢梭曾变成疯子。以后，我还要强调疾病在他们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今天，我们就满足于在这反常的心理状态中，见识一下反抗群体的心理学与伦理学的造反意识。

在人的身上，倘若不存在无法解释的东西，却总有未经解释的东西。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种双重性一旦被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遵循他的轨迹的。首先让我们一起证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乎全部人物都是多情种子。也就是说，他们满足于天性的复杂性，几乎都能同时经历多种爱情。另一个结果，或者说，从这一设定中引出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嫉妒的几无可能性。他们都不懂得嫉妒，都不可能变得嫉妒。

先来看一下他们为我们提供的多情人物的一个例子。那是夹在阿格拉雅·叶潘钦娜和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之间的梅什金公爵。在谈到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时，梅什金公爵说：

“我全身心地爱她。”

“而同时，你也向阿格拉雅·叶潘钦娜保证您的爱。”

“哦！是的，是的。”

“瞧瞧，公爵，您想想您自己说的话。看看您自己的内心……从表面上看，您是既不爱这个也不爱那个……怎么能爱两个女人，怎么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爱情……这太奇怪了。” [93]

而同时，这两个女人也分别经历着两种爱情。

再回忆一下处在格鲁申卡和娜塔莎·伊凡诺夫娜之间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还有韦尔西洛夫。

我还能举出许多别的例子。

人们会这样想：这些爱中有一种是肉体的，另一种是精神的。但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毕竟，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直率过。他引导我们做种种猜测，到头来又把我们甩在一边。我直到第四遍读《白痴》时，才意识到这一点（当然，现在这一点已是显而易见的了）。叶潘钦将军夫人对待梅什金公爵多变的脾气，将军夫人之女、公爵之未婚妻阿格拉雅本人的不明确态度，都出自这两个女人（自不待言，主要是当母亲的那一位）对公爵脾性中某种神秘东西的觉察。母女俩谁都不太确信，公爵会成为一个称职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三番五次地强调了梅什金公爵的贞洁，而这种贞洁无疑增加了将军夫人这位未来岳母的不安：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他还能够去看阿格拉雅，人们还允许他和她说话，坐在她身边，跟她一起散步，仅此一点，他就觉得幸福无比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一辈子就满足于此了。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不那么炽烈的恋情已经让叶潘钦将军夫人偷偷地不安起来，她猜度到公爵心中柏拉图式的爱情。有不少东西着实让将军夫人无以名状地担惊受怕。 [94]

最不沾肉欲的爱情是最强烈的爱情，此处是如此，换在别处也常常如此。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重要。

我并不想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并不企求这双重的爱和这嫉妒的消失把我们引向美好的分享——这既非权宜之计，亦非迫不得已——甚至引向放弃。再说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点上并不显得很直率。

嫉妒这一问题始终缠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前期的一部作品（《他人之妻》）中，我们已经读到了这一悖论：不应该将奥赛罗看作一个嫉妒的典型。在这一观点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一种超乎于普通观点之上的需要。

但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回到了这一点。他在《少年》这本创作生涯结束前写的书中又谈到了奥赛罗。他写道：

韦尔西洛夫有一天对我说，奥赛罗根本不是因为嫉妒而杀死了苔丝德蒙娜而后自杀，而是因为他被人剥夺了理想。 [95]

这真是一种悖论吗？我最近在柯尔律治的作品中发现了相似的观点，相似得使人不禁要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不是曾经读到过这一段？柯尔律治提到奥赛罗时说：

在我看来，嫉妒并不像人们指出的那样……应该看到嫉妒中的恐慌和苦恼，因发现自己心目中的偶像、自己持恒爱之的天使般的尤物竟然不那么纯洁、甚至肮脏不堪而感到恐慌和苦恼。是的，要经过努力的斗争才能不再去爱；这是道德上的义愤，是对德行沦丧的绝望，它使他喊出：But yet the pity of it Iago！O Iago, the pity of it, Iago.（这只能大致翻译成如下的法语：“然而，这多么令人遗憾啊，伊阿古，呵，伊阿古，这多么令人遗憾！”）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会嫉妒吗？——这么说我也许走得太远了——至少应在这儿再做一些修改。可以说，他们在嫉妒中只认识到痛苦，一种未伴随着憎恨情敌（这一点至关重要）的痛苦。如果说在《永恒的丈夫》中有什么仇恨的话（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个），这种仇恨也被某种神秘而奇特的对情敌的爱所抵消、所制约。然而更经常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仇恨，甚至没有痛苦。这里我们如同处在一条让—雅克 [96] 走过的斜坡路上：要不然，他得适从华伦夫人给予他的情敌克洛德·阿奈的宠爱，要不然，他该去思恋乌德托夫人 [97] 。他在《忏悔录》中写道：

当我为她燃起了心中炽烈的欲火时，我发现，当上她的密友跟成为她爱情的对象是同样的甜美。我从未有过一时一刻视她的情人为我的情敌，我始终把他当作朋友（这里指圣朗贝尔）。人们会说这还不是爱情。见他的鬼吧，这远比爱情更美。

《群魔》的作者说：“斯塔夫罗金对他的情敌满怀着友谊，远无半点妒忌。”

在这里拐一个弯，或许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进到问题的核心中，即是说，更清楚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我最近重读他的作品时发现，考察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从一本书转到另一本书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我们知道，《死屋手记》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故事，也就是说，一桩将他发往西伯利亚的罪行的故事。再看一看这本小说的最后几页是如何为《白痴》做了准备，那就更有意思了。你们还记得吧，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留在了西伯利亚，生活中的一切事件对他来说均失去了重要性：他的罪孽、他的悔悟、他的牺牲，仿佛都成了另一个人的故事：

生命在他身上替换下了理智，他只剩下了情感。

在《白痴》的一开头，梅什金公爵所处的，恰恰就是这种状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这种状态无疑将是一个基督徒的最佳心态。这一点我回头还要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在人类灵魂中建立了，或者简单地说，发现了许多类层——一种层次的划分。我在他的小说人物中划分出三个类别或三个区域。首先是知识类的，对灵魂而言十分陌生，从中却激越出最恶劣的欲望，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奸诈邪毒的魔鬼般的成分均寓居于此。现在我只说第二类，它便是爱欲类的，这是一个被激情的风暴劫掠一空的区域，但是，无论风暴肆虐中的事件多么悲怆，人物的心灵却不为之所动。因为有一个更深的、爱欲都不能搅和进去的区域。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经历的这一复活（我赋予这一词以托尔斯泰所赋予的原本意义），这一“再次诞生”（借基督之语），使我们得以进入这一区域。这是梅什金生活的区域。

看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从《白痴》过渡到《永恒的丈夫》的，那就更有意思了。你们都还记得在《白痴》的结尾，梅什金公爵守在被他的情敌罗果静杀死的娜斯塔西娅·费利波夫娜的床头。两个情敌都在那里，面对面，单独相处。他们会互相残杀吗？不！正相反。他们俩抱头痛哭。他们俩互相挨着，躺在娜斯塔西娅的床前，守了整整一夜。

每当罗果静在谵妄中喊叫起来，或是狂笑起来，公爵马上就伸出发烫的手，轻轻地抚摩他的头发，抚摩他的脸颊，让他安静下来。

这几乎就已经是《永恒的丈夫》的主题了。《白痴》写于1868年，而《永恒的丈夫》是1870年。这部书被某些文人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聪明的马塞尔·施沃布 [98] 也是这个观点）。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也许言过其实了。但是，无论如何，它可算是杰作之一吧。让我们听一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是如何谈及这部书的吧！他在1869年3月18日写给友人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说：

我写了一篇小说。一篇不太长的小说。约三四年以前，当我的哥哥逝世时我就打算写了。当时阿波隆·格利高里耶夫称赞我的《地下室手记》时说：“再写一些这一类的东西吧！”我的作品就是对他的答复。不过，在形式上，这是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尽管在本质上，它们仍然是一样的东西，我永恒的本质……我写这部小说非常快，因为在小说中没有一行字、没有一句话不是早已清清楚楚地铭刻在我心中了，这一切早写在我的脑子里了，虽说当时白纸上还未留下一个黑字。 [99]

在1869年10月27日的信中他写道：

这部短篇的三分之二我已经写出抄毕。我想尽可能地删略，但还是做不到。这不是说数量，而是质量。至于书的价值，我没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一无所知，这是由别人去判断的事。

而别人是这么判断的。斯特拉霍夫写道：

您的小说给人留下了生动的印象，我想它会不可动摇地获得成功。这是您写得最好的作品之一。从题材上说，也是您最令人感兴趣的作品之一。说到特鲁索茨基的性格，大多数人可能难以理解他，不过，人们会一直带着渴望去读它。

《地下室手记》写得比这篇小说稍早些。我认为《地下室手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当作他全部作品的拱顶之石（我不是唯一这样认为的人）。不过，随着这部书，我们将进入他的“知识之区”，因此今天我不去谈论它。让我们依然和《永恒的丈夫》留在爱欲之区。在这部小说中只有两个人物：丈夫和情夫。不可能将它再浓缩集中了。整个小说呼应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古典的理想。情节本身，或者说，导致了结局的最初事件早就有了，如同在易卜生的一出剧里那样。

维尔查尼诺夫处在生命中的这样一个时刻——过去的事件开始在他的眼里获取了一个异常的面目：

今天，年近不惑的他眼角已布满细细的皱纹，眼中也失去了往昔的神采和善意。代之而来的却是一种面对世风日下所抱定的犬儒主义的麻木不仁，还有刁钻奸诈和冷嘲热讽，一种新添的惆怅，夹着忧愁与痛楚，一种心不在焉，漫无对象但又强烈的愁思。这种忧伤在他独处时格外明显。 [100]

维尔查尼诺夫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他这把年纪，在他生命的转折点上，究竟出了什么事？直至今日，我们还好端端地活着，乐呵呵地过着，但是突然间，我们明白到，我们的行为举止，我们所推动的事件，一旦与我们分离而投入到世界之中，如同人们将小舟投入海洋中，就将继续独立于我们存在，而且常常不为我们所知地存在着（乔治·艾略特 [101] 在其作品《亚当·比德》中曾十分精彩地谈论过这一点）。是的，维尔查尼诺夫亲身生活中的事件，对他来说也不再如同往日了，也就是说，他突然意识到了他的责任感 。这时，他遇到了他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他以前拥有过的一个女子的丈夫。这个丈夫以古怪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简直弄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躲避维尔查尼诺夫，还是正相反，在寻找他。他好像突然降临在大街的铺石上。他神秘地游逛，在维尔查尼诺夫家附近踱来踱去，而主人公一开始却没有认出他来。

我不想在此叙说整本书的故事，也不想去详述在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也就是那位丈夫）的一次夜访之后，维尔查尼诺夫如何决定去回访一次。他们之间一开始模糊的关系渐渐地清晰了：

“请您告诉我，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您并不是一个人住在这儿吧？我刚刚进来时看到的那个女孩子是什么人？”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扬了扬眉毛，他有些吃惊，随之，又露出了诚恳和悦的神色。

“怎么，这个小女孩吗？她当然是丽莎啦！”他友善地微笑道。

“哪个丽莎？”维尔查尼诺夫不禁结结巴巴起来。

突然，一阵颤栗通过他全身。这个结果实在太突然了。当他进门第一眼看到小女孩时，他虽然有点惊诧，却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和想法。

“这就是我们的丽莎，我们的小女儿丽莎。”特鲁索茨基仍然在微笑。

“怎么？您的女儿？但是娜塔丽娅……已故世的娜塔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有过孩子？”维尔查尼诺夫问道，他的嗓子像是被掐住了，嗓音喑哑，却清晰安宁。

“那是当然的啦……可是，我的上帝！这是真的，您是不会知道的。您不知道我到底在想什么。您一离开，上帝就把她给了我，上帝保佑我们有了……”

巴维尔·巴甫洛维奇从椅子上蹦了起来，神色有些激动，但仍是那么愉快。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维尔查尼诺夫说，脸色变为苍白。

“当然，当然，您怎么会听说的呢？”巴维尔·巴甫洛维奇以一种充满温柔的声调说，“娜塔丽娅和我，我们已经失掉了一切指望。您一定还记得的。……突然，上帝允诺我们的愿望了！而我当时的感受，一定只有上帝才知道。它发生在您离去后的一年……喔，不，还不到一年……等一等！……让我想一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十月份离开的，要不就是十一月，对不对？”

“我离开T城是在九月初，十二日那天，我记得很清楚。”

“九月？真的是在九月吗？那我一定是记糊涂了。”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充满了惊讶，“要真是那样，那您在九月十二日离开，而丽莎在五月八日出生，中间经过了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嗯，刚好八个多月。您如果知道我的亡妻如何……”

“好啦！那您把她叫到我面前来……叫她过来……”维尔查尼诺夫结结巴巴地打断了他。 [102]

就这样，维尔查尼诺夫明白到，他那来去匆匆、他那本不寄予什么奢望的爱情留下了一道痕迹。问题摆在了他面前。那位丈夫知道吗？读者一直到小说的结尾还在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留在了不确切之中，正是这一不确切折磨着维尔查尼诺夫。他的心中一点儿数也没有。或许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很快也知道了，但他装得什么也不知道：这恰恰是为了拿这个不确切来聪明地伪装自己，来折磨那个情人。

《永恒的丈夫》向我们描绘了真正的、诚挚的感情与习俗的感情，与日常习惯所接受的心理学的斗争。这便是我们观察这部奇书的一种方式。

“只有一种结局：决斗。”维尔查尼诺夫喊道。但人们认识到，这是一种可悲的结局，它并不会满足任何真实的感情，它仅仅呼应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荣誉观，那便是我不久前讲的西方人的观念。我们将很快明白，巴维尔·巴甫洛维奇在心底里还是喜爱嫉妒的，是的，他真的爱着并寻求着他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的寻求早在《地下室手记》中就已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

在梅尔希奥·德·伏居耶子爵之后，法国人一提起俄国人，便大谈特谈“痛苦之宗教”。在法国，我们总是喜欢套用格式，这是“吸收”一个作家的方式。它可以帮我们将他陈列在橱窗里。法兰西需要对他心里有数，然后，人们再不需要去看，再不需要去想。——尼采吗？——啊！对了：“超人。做一个强者。危险地活着。”——托尔斯泰吗？——“对恶不抵抗。”——易卜生吗？——“北方之雾。”——达尔文吗？——“人是猴的后代。生存竞争。”——邓南遮 [103] 吗？——“美的崇拜。”让那些思想不能归纳成一种格式的作家见鬼去吧！广大民众是不能接受他们的（当巴雷斯为自己的商品做包装选择了“大地与死者 ”这一标牌时，他是深深明白这一点的）。

是的，在我们法国，存在一种倾向，要为自己找词，要去相信：一旦找到可套用的格式就万事大吉，就一切都已说出，一切都已接受。正是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当我们听到霞飞的一句话：“我在一口口地啃掉他们”，或者读到报纸上所说的俄罗斯的“压路机”时，我们就已经把握住了胜利 [104] 。

“痛苦之宗教。”我们至少得避免误解。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他人的痛苦、普遍的痛苦，在这种痛苦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投倒在妓女索尼娅的膝下，佐西玛长老投倒在未来的凶手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脚前，这里的痛苦也是自己的痛苦。

维尔查尼诺夫在整个小说故事中一直都在问自己：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特鲁索茨基是在嫉妒，还是没在嫉妒？他是知道了，还是没有知道？荒诞的问题。——是的，他当然知道！是的，他当然在嫉妒；但是，他保持的、他保护着的正是这一嫉妒；他寻求的、他热爱的正是嫉妒的痛苦，完全如同我们在《地下室手记》中看到的主人公喜爱他的牙疼一样。

对这个满腹妒意的丈夫的痛苦，我们所知无几。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间接地让我们窥察、了解到一点儿，而且是通过特鲁索茨基本人，让他的身边的人——首先是他那么疼爱的这个小女孩——所受的可怖的痛苦。这个女孩的痛苦，使得我们可以衡量他自身痛苦的强烈程度。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折磨这个女孩，但是他钟爱她。他无法憎恶她，就像他无法憎恶那个情夫一样。

“您想过丽莎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吗，维尔查尼诺夫？”他突然想起特鲁索茨基上次对他说过的这句话，他觉得这并不只是装模作样，那叫喊是真诚的，那心意是温柔的。可是，为什么那怪物既爱着这孩子，又能对她那么残酷呢？这真的可能吗？每次他一想到这个问题，他就立即把它岔开，因为这里面含有某种可怕的、不确切的东西，某种使他无法忍受的东西，某种他一直无法解答的东西。 [105]

我们应该相信，他最痛苦的，恰恰是无法变得嫉妒，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只认嫉妒为艰苦，他无法仇恨那个争了他的宠的人。他让那个对手忍受的痛苦，至少他打算让他忍受的痛苦，他强加在他女儿头上的痛苦，就像是他所放置的一个神秘的抵消物，以抵消他自身沉溺于其中的恐怖与忧伤。不过，他仍梦想着复仇，这并非明确地说，他渴望复仇，而是说，他自忖他应该复仇，这恐怕是他从那种可怕的忧伤中脱身出来的唯一办法。这里，我们看到日常的心理学重又赶到了真挚感情的前头。

沃夫纳格 [106] 曾说过：“习俗造一切，甚至爱情。” [107]

他们也一定还记得拉罗什富科的箴言：

如果他们没听人说起过爱情，有多少人会从来不知道爱情？

我们也同样有权利这样想：如果人们没听人说起过嫉妒，如果人们并不确信一定要嫉妒，那么，有多少人将不会变得嫉妒？

是啊，习惯势力确确实实是谎言的供应者。有多少人一生中没有被迫扮演过一个与自己全然不相同的人物？面对某一种感情，要在自身中找出它曾被描述、经过洗礼的原型，又有多么容易！人们模仿一切比什么都不模仿来得更加容易。有多少人一辈子靠着谎言，心甘情愿地于虚伪中度日，他们在习俗的谎言中，找到了比在个人真诚的特殊感情中更多的安逸舒适和更少的艰辛努力，因为，这种感情的确认迫使他们去做一种他们本来感到无能为力的创造。

请听特鲁索茨基：

“我说，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让我告诉您一个非常好笑的小故事，这是我今天早晨搭车来这里时想起来的。刚才您谈到‘抱着别人脖子不放手的人’。您一定还记得谢苗·彼得罗维奇·李夫特索夫吗？他以前在T城时曾和我们来往过。喔，他的弟弟，也是一个从圣彼得堡去的年轻漂亮的绅士，在总督手下做事，很受赏识。有一次他和戈鲁宾科上校发生争执。当时有许多女人在场，其中有他的心上人。他认为自己被极大地侮辱了，但他咽下了这口气，一声不吭。之后不久，戈鲁宾科又把他属意的女子追到了手，两人决定结婚。您想想那小伙子会做出什么来吗？他居然成了戈鲁宾科最亲密的朋友，而且坚持要在婚礼上做新郎的傧相！他一直把自己的角色演得很好。后来，当大家从教堂行完仪式回家时，他当着总督以及所有在场的高贵人士的面，向戈鲁宾科祝贺，并拥吻了他。突然，我们的李夫特索夫拔出刀来，刺入新郎的腹中，我们的戈鲁宾科倒了下去！……他自己的傧相！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可是这还不算什么。最绝的是，他刺了人之后，便转过身去向左右四面叫喊道：‘啊！天哪，我干了什么呢！天哪！我干了什么呢！’然后哭哭啼啼，哆哆嗦嗦，抱着所有人的脖子不放手，连声叫道：‘唉，我都做了些什么！’哈哈哈！他真把我笑死了。当然，人们多少会替戈鲁宾科难过的，可是，他后来却痊愈了。”

“我真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故事。”维尔查尼诺夫威吓地皱着眉头。

“只因为那真真切切的一刀子吧！”巴维尔·巴甫洛维奇说道，他总是微笑着。 [108]

当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突然被带到肝病发作的维尔查尼诺夫面前，去照顾他的时候，他真实的、自发的感情就这样表露了出来。

请允许我为你们读一读这整整一场出人意料的戏。

病人一躺下就呼呼睡着了。他的健康状况原本不好，又在精神的极度紧张中过了一天，回家后只觉得浑身无力，难再支撑。但是，痛苦仍然战胜了疲劳与困倦，一个小时之后，维尔查尼诺夫在剧痛中醒来，从长沙发上挣扎起来，轻轻呻吟着。雷雨已经歇了，房里充满了烟味，桌上的酒瓶空了，维尔查尼诺夫在另一张沙发上睡着，他全身挺直，衣服没有脱去，连鞋子都还穿着。他的长柄单片眼镜从口袋中掉了出来，吊在丝线上晃荡，快要触到地板了。 [109]

这真是一件异乎寻常的事：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将我们带到心理学的最奇特的区域，去观察最现实的细节，以求在表面上显得神秘莫测与意料之外的事物中，找出尽可能坚固的根基。

维尔查尼诺夫受着极度痛苦的煎熬，特鲁索茨基是如何精心照顾他的呢？

但是，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突然变得狂躁起来，天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丢魂失魄，就仿佛这是一件关系到他亲生儿子的生死的大事一般。他什么话都不愿听，一个劲儿地坚持非要施行热敷法不可，除此之外，他还希望他一口气喝下两三杯不太浓的热茶，岂止要热，简直要滚烫才行。他不等征求维尔查尼诺夫的同意，便一个人跑出去把玛芙拉叫了进来。他让她进了厨房，点起了火，烧起了茶炊。同时，他把病人放回到床上，替他脱去外衣，给他盖上被毯。二十分钟之后，热茶已经好了，第一拨敷料也已加热。

“瞧，这会有用的……热乎乎的碟子，滚烫的呢！”他的口气几近狂喜。他把那个用毛巾包上的碟子按在维尔查尼诺夫的胸前。“我们找不到别的可以用来热敷的东西，出去买要花很多时间。这些碟子很管用，我以人格向你起誓，它们绝对管用。我以前亲自做过试验的，在彼得·库兹米奇身上……您知道，那病不然会要了命的！……喏，现在快快喝下这杯茶，不要怕会烫了您的嘴！……还是性命要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

他把那个可怜的、睡意蒙眬的玛芙拉闹得几乎发疯，每隔三四分钟就要换一次碟子。在换过第三次碟子并且一口气喝下第二杯烫茶之后，维尔查尼诺夫感到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好极了，我们终于止住了痛！这可是个好兆头，感谢上帝！”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欣喜地大叫。

他高兴地跑去拿另一个碟子和另一杯茶。

“关键是战胜疼痛！关键是我们要压服它！”他不断地喃喃道。

半个小时之后，痛苦几乎完全消失了，但同时，病人也精疲力竭了。尽管巴维尔·巴甫洛维奇一再恳求，他却固执地拒绝用“热碟子再治一会儿”了。他的眼睛虚弱地闭上。

“睡觉，睡觉！”他的嗓音越来越轻。

“好吧，好吧！”巴维尔·巴甫洛维奇终于放开了他。

“您也睡吧……几点了？”

“快两点了……还差一刻钟。”

“您睡吧。”

一分钟以后，病人又呼唤起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来，他急忙凑近前，弯下身。

“噢！您……您是一个比我好的人！……”

“谢谢您，睡吧，好好睡吧！”巴维尔·巴甫洛维奇轻声地说。

说完，他蹑手蹑脚地回到他的沙发上去。

当病人蒙眬欲睡时，他还听到他在铺床，悄悄地脱衣，吹灭蜡烛，躺进沙发，从头到尾屏着呼吸，唯恐打扰了他。 [110]

可就在一刻钟之后，维尔查尼诺夫突然警觉到特鲁索茨基在俯身凑向他，要杀死他，原来特鲁索茨基以为他已经睡着了。

这一罪行没有任何预谋，或者说几乎没有。

维尔查尼诺夫想道：巴维尔·巴甫洛维奇曾经想杀他，但不知道自己想杀他，这是令人费解而又费解的，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111]

不过，这一切还不能使他满意。

“那是出自真心的吗？”过了一会儿他自忖道。

“那是出自真心的吗？所有这一切……特鲁索茨基昨天下巴颤抖着，用拳头猛力捶打自己的胸脯，对我表达着他的柔情蜜意时说的这一切都是真心的吗？”

“对，绝对是真心的，”他重复道，颠来倒去地分析着每一件与此有关的事，“他确确实实是在愚蠢而慷慨地爱着他太太的情夫！而在二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居然没有怀疑过太太的不贞。在九年里，他一直尊敬我，怀念我，珍惜我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见解。昨天他绝不可能是在对我撒谎。当昨天他和我谈到要和我‘算一算旧账’时，他是不爱我了吗？不，他爱我，他在恨我之中爱着我。这种爱是最强烈的。” [112]

最后：

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事情会如何演变，是以拥抱我结束呢，还是以割断我的喉咙收场呢？现在有结果了：最好的、真正的结果。拥抱和尖刀，两个一起来。这个结果完完全全合乎逻辑…… [113]

我花这么多时间分析这本小小的书，是因为它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来更容易把握，因为它同时以恨与爱使我们深入到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深奥的区域，这个并非充溢着爱的区域，这个爱欲达不到的区域。然而，它又是一个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就能达到的区域。叔本华向我们谈到它，人类团结的一切感情凝集于此，生命的界限消失于此，个体与时间的意识迷失于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它的层次上寻求并找到了幸福的秘密。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次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