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六）

我觉得，我还有许多重要的东西要对你们说，这让我颇感为难。我从一开始就对你们讲过，你们也都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我，常常是一个借口，我是在借他表达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我认为因此而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那我会非常抱歉，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我最多不过是，就像蒙田所说的那些蜜蜂一样，在我所喜欢的他的作品中寻找适合我酿蜜的东西。一幅肖像，无论它有多么逼真，总是会很像画家自己，几乎跟模特儿一样像。模特儿无疑是最令人赞赏的，他总能引导出千变万化的相似性，并且借给众多的肖像来用。我试了试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模特，我觉得我还没有穷尽他的相似性。

让我为难的还有，对我的前几次讲座，我觉得还有许多修改要做。每做完一次讲座，我都会立即发现，原来打算要对你们说的话却忘记说了。比如说，上个星期六，我本来想对你们解释一下，为何怀着美好的情感只能写出糟糕的文学，还有，没有跟恶魔的合作，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作品 。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可对你们来说也许有些悖理，因此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很讨厌悖理，从来不寻求语出惊人，但是，假若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对你们说，那我就根本不用打算开口，而新的东西，看上去总是有些悖理的。）为了帮助你们接受这后面一个真理，我原打算请你们多多地注意一下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安吉利科 [147] 这两个形象。安吉利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整个的艺术史中，我挑选他这位最纯洁的人物作为最令人信服的例证——是因为，尽管他十分纯洁，他的艺术要想成为真正的艺术，他还是不得不接受与魔鬼的合作。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品。圣人不是安吉利科，而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在圣人当中，是没有艺术家的，同样，在艺术家当中，是没有圣人的。

一部艺术品就好比抹大拉的马利亚不会为耶稣而洒的那一瓶香膏 [148] ，艺术家不洒香膏，他的作品为我们保留着香膏。关于这一点，我曾向你们援引过诗人布莱克惊人的话语：“之所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写得束手束脚，之所以他在描绘恶魔和地狱时写得自由奔放，那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知不觉地站在了魔鬼一边。”

三只销钉支撑着任何艺术作品的织机，那就是使徒所谈到的三种贪欲：“眼睛的贪欲，肉体的贪欲，还有生命的骄傲。”你们还记得拉科尔代尔 [149] 的话吗？当他刚刚做完一次动人的布道后，有人上来祝贺他，他回答说：“在您之前，魔鬼早就对我说过了。”如果魔鬼本身没有参与他的布道，那么，魔鬼就不会对他说他的布道很美，它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话好对他说了。

在引用了席勒的《欢乐颂》的诗句之后：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欢呼道：“美啊，这是多么可怕又多么可恶的东西！魔鬼正是走进了这里与上帝搏斗，而那个战场，就是人的心灵。” [150]

没有一个艺术家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漂亮地让魔鬼参与到他的作品中去，除了那位布莱克，他曾说过——这是他那本精彩的小书《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中的最后几句话：

那个天使，现在变成了魔鬼的那一个，是我要好的朋友：我们常常在一起读《圣经》，从地狱或魔鬼的意义上来理解它。假如世界表现得正常，那么，它也会在《圣经》中发现这一意义的。

同样，我一走出这个剧场时，我就会马上意识到，我在引用威廉·布莱克的《地狱箴言》中某些惊人的话语时，我忘了给你们读一读《群魔》中的那些片段，正是这些片段让我想到要引用布莱克的那些话。因此，请允许我在今天为那一遗忘做个弥补。此外，你们还能在这个片段中欣赏到我在前几讲中提到的几种不同因素的融合（以及混杂），首先是乐观主义，那种对生命——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本书中都有——对生命、对全世界的野性的爱，对布莱克所说的老虎与羔羊共存的“广阔的欢乐世界”的爱 [151] 。

“您爱孩子？”

“是的，我爱他们。”基里洛夫说，口气相当冷淡。

“那么，您也爱生命啦？”

“是的，我也爱生命。这让您觉得很奇怪吗？”

“可您决心开枪自杀。”

同样，我们也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在一种乐观主义情绪的发作中，基于一种纯粹的热情，也准备自杀。回头再看基里洛夫：

“听我说，为什么要把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呢？生命是存在的，而死亡是不存在的。”

……

“您看来很幸福嘛，基里洛夫。”

“确实，我很幸福。”后者回答道，那语气平常得像是在回答一个极普通的问题。

“可是不久之前，您还在生气，您还在跟利普京怄气，不是吗？”

“哦，可现在，我不再抱怨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是幸福的人……人之所以不幸，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幸福。谁知道自己幸福，谁就立即变得伟大……一切都很好。我突然发现了这一点。”

“假如您饿得要死，假如您强奸了一个小女孩，那同样也很好吗？”

“是的，对于知道一切原本就是那样的人来说，一切都很好。”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这种表面上的凶残，我们切莫误解。它是寂静主义的一部分，和布莱克的寂静主义相似，正是由于这一寂静主义，我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离亚细亚比离罗马更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活力的接受——而在布莱克那里，这一接受甚至变成了一种歌颂——更属于西方而非东方。

然而，布莱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都太着迷于《福音书》的真理了，他们无法不认为，这一凶残只是暂时的，是某种盲目性的暂时后果，也就是说，是注定要消失的。

只向你们介绍布莱克的残酷一面，是对他的背叛。与我刚才引用的可怕的《地狱箴言》相反，我现在倒是很希望能给你们念一念他的一首诗，兴许是《天真之歌》中最美丽的一首——然而，谁敢翻译一首如此流畅的诗呢？——在这首诗中，他宣告和预见了那样一个时代，那时候，狮子的力量将只用于保护软弱的羔羊，用于看护畜群。

同样，如果我们将《群魔》中这段惊人的对话延续下去，我们就将听到基里洛夫补充说：

他们不善良，既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善良。等他们将来知道了，他们也就不再强奸小姑娘了。他们必须知道自己是善良的，这样，他们就将立即变得善良，无一例外。 [152]

对话继续着，我们将看到人—神这个概念的出现：

“如此说来，您原来知道这个，您是善良的？”

“是的。”

“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您的看法。”斯塔夫罗金皱着眉头，喃喃地说道。

“谁将告诉人们他们是善良的，谁就将完成世界。”

“告诉他们的那个人被他们钉上了十字架。”

“他会来的，他的名字是人—神。”

“神—人？”

“人—神，这是有区别的。”

取代了神—人 概念的这一人—神的概念，把我们带向了尼采。在此，我想就“超人”的学说再说上几句补充的话，以区别于一种过于轻信、过于轻率的看法。如果说，尼采的超人——它与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所认为的超人是有区别的——的格言是“变得无情”，这一格言常常被人引用，却也常常被人歪曲，那么，他要表现的这一无情，不是针对别人的，而是针对自己的。他要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简而言之，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一问题出发，对它提出了不同的、相反的解决办法。尼采提出肯定自我，认为这是生命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放弃自我。尼采预感到的一个顶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那里看到失败。

我是在一位男护士的来信中读到这个的，他很谦虚，不许我透露他的名字。那是在那次战争最黑暗的岁月中 [153] ，在他的周围，他看到的只是难以忍受的痛苦，他听到的只是绝望的话语。他写道：“啊！但愿他们知道，他们的痛苦也是一种贡献！”

在这一声呼喊中，有着那么多的光明，用不着我在此做什么解释。我最多只能将它跟《群魔》中的这句话做个比较：

当你用你的眼泪浇灌土地，当你献出眼泪当礼物 ，你的忧伤将立即消失，你将得到极大的安慰。 [154]

这里，我们离帕斯卡尔的“彻底的甜蜜的放弃”已经很近了，他曾喊道：“欢乐！欢乐！欢乐的眼泪！”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发现的这一欢乐状态，恰恰就是《福音书》为我们所建议的状态，基督所称的新生允许我们进入其中的状态；这种真福是靠我们放弃我们身上个体的东西才能获得的；因为，依恋我们自己只会妨碍我们投入到永恒之中，妨碍我们进入到天国之中，妨碍我们分享普遍生命的朦朦胧胧的感觉。

这一新生的第一个效果，就是把人们拉回到童年的最初状态：“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 [155] 关于这一点，我要为你们援引拉布吕耶尔的这句话——孩子们既没有往昔，也没有未来，他们生活在现时——而成人就做不到那样。

“现在，”梅什金对罗果静说，“我似乎明白了使徒‘将不再有时间’这句不同寻常的话。”

这种对永生的立即加入，我们已经对你们说过了，《福音书》教导我们要如此，而在《福音书》中，“Et nunc，从现在起”一词不断地出现。基督对我们所说的欢乐状态，是一种现时的状态，而不是未来的状态。

“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中的永生吗？”

“不！但我相信在这一世界中的永生。有些时候，对了，您会遇到某些时候，时间会突然停住，让位给了永恒。” [156]

在《群魔》的末尾，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回到了基里洛夫所达到的这一奇异的真福状态。

让我们来念一念这一段，它有助于我们更深地进入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中，接触到我要对你们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

“有些时刻——它们往往只是连续的五六秒钟——您突然感觉到存在着永恒的和谐。这一现象既不是上天的，也不是尘世的，却是披着尘世外衣的人们所不能忍受的。必须作身体上的转变或者死亡。这是一种清楚的、不容置疑的情感。您仿佛突然之间跟整个大自然产生了接触，您说：‘是的，这是真的。’当上帝创造世界时，在创世的每一天结束时，他都说：‘是的，这是真的，这是好的。’这是……这不是感动，而是欢乐。您不宽恕任何东西，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宽恕。您也不是在爱，啊，这种感觉远胜于爱！最可怕的，是这一状态令人惊讶的鲜明无误，是它让您充满了欢乐。假如这状态持续五秒钟以上，心灵就无法抵抗它，不得不消失。在这五秒钟期间，我体验了全人类的整个存在，为此，我甘愿献出我的整个生命，而这也不算太高的代价。要承受十秒钟这样的状态，身体必须发生变化。我想人类应该停止生育。为什么还要孩子，为什么还要发展，假如目的已经达到？”

“基里洛夫，你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吗？”

“有时候每隔三天，有时候每隔一星期。”

“你没患癫痫病吧？”

“没有。”

“那么，你会患上癫痫病的。你要小心，基里洛夫。我听说，这个病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得这种病的人详细地跟我讲过发病之前的感觉，您刚才说的，我也听他曾经说过。他也对我说过什么五秒钟，还有什么无法更久地承受这一状态。您还记得穆罕默德的水罐吗？就在水罐倒水期间，这位先知在天堂中驰骋。水罐，那就是五秒钟；而天堂，那就是您的和谐；而穆罕默德，就是癫痫病患者。您要提防这个病，基里洛夫。”

“我来不及提防了。”工程师回答说，脸上带着一丝平静的微笑。

在《白痴》中，我们同样也听到梅什金公爵——他也经历过这种和谐状态——把它跟自己所犯的癫痫病联系在一起。

因此，梅什金公爵有癫痫病，基里洛夫有癫痫病，斯梅尔佳科夫有癫痫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一部著名小说中都有一个癫痫病人。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有癫痫病，他执意地让癫痫病人进入到他的小说中，足以说明，他认为，癫痫病这一疾病对他伦理道德观的形成过程，对他思想的发展过程起过某种作用。

在每次巨大的精神改革的源头中，如果我们仔细地找，我们总会找到一个小小的生理秘密，一种对肉体的不满足，一种焦虑不安，一种不正常。在这里，请原谅我援引我自己的话，但是，假如我用的不是同样的字词，我就不能十分清晰地对你们说清楚同一件事。

一切巨大的精神改革，即尼采所谓的价值蜕变，都是由一种生理的不平衡所引起的，这是很自然的。在顺境中，思想休息，只要状况让它满意，它就不会想到要去改变状况（我指的是内心状况，因为，就外部的或社会的状况而言，改革的动机完全不同；第一种有化学家们，第二种有机械师们）。在一种改革的源头，总存在着某种别扭；改革者所体验到的别扭是一种内心不平衡的别扭；它会向改革者提出一些不同的强度、方位、精神价值，改革者则努力将它们调整好，以追求新的平衡，他的作品只是一次尝试，尝试着按照他的理性和逻辑，将他自己感觉到的自身混乱进行重新组织，因为他无法忍受那种不顺从状态。当然，我并不是说，只要不平衡就行，就能成为改革者，我是说，任何的改革者首先是一个精神不平衡的人。 [157]

我实在不知道，在任何一个改革者身上，即向人类提出新的估价的人身上，不存在被比内—桑格莱先生称作缺陷的东西。 [158]

穆罕默德有癫痫病，以色列的先知们有癫痫病，还有路德，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癫痫病。苏格拉底有他的魔鬼，圣保罗有他神秘的“肉中刺”，帕斯卡尔有他的深渊，尼采和卢梭有他们的疯狂。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这并不新鲜。这恰恰是龙布罗索或诺尔多 [159] 的理论：天才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不，不，别那么快就说你们已经理解了我，请允许我再强调一下这在我看来极其重要的一点。

有一些天才是十分健康的，例如维克多·雨果：他所享有的内心平衡不对他提出任何新问题。卢梭假如不发疯，兴许也只是一个缺乏条理的西塞罗。请不要对我们说：“他得了病，多么可惜啊！”假如他没有得病，他就不会试图去解决他的反常所提出的问题，就不会去寻求一种并不排除其不协调的和谐。当然，有一些改革者十分健康，但那是一些立法者。内心完全平衡的人也可以带来一些改革，但那是人的身心之外的改革：他建立规范。而反常的人则相反，他要逃避已确立的现成规范。

陀思妥耶夫斯基受自己病情的启发，设想出一种病态，并让这一病态为他的某个人物带来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例如《群魔》中维系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关键人物基里洛夫。我们知道基里洛夫要自杀，并不是他马上就要自杀，而是他打算自杀。为什么自杀？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到小说快结束时才知道。

“您想自杀的念头完全是心血来潮，我是一点儿都不明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他说，“我可没有向您灌输过这一想法，您在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打定了自杀的主意，您第一次提到这一打算时，还不是对我讲的，而是对流亡国外的跟我们持相同政见的人说的。顺便说一句，您要注意，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诱导您讲这样的心里话，甚至谁也不认识您。是您自己主动去跟他们讲的。好啦，有什么办法呢？反正，考虑到您的自告奋勇，人们在您的同意下——请注意这一点——制定了某种行动计划，到现在是无法改变它了。” [160]

基里洛夫的自杀是绝对无意义的，我是说，它的动机不是外在的。依靠并且借助于一个“无意义的行动”，人们可以带入到这一世界中的荒诞的一切，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它们到底是什么。

自从基里洛夫决心自杀以来，他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他处于一种奇特的精神状态中，这一状态允许并促使他自杀，而且（尽管这是一个无意义的行动，却并非毫无动机），将使他漠然地为别人担当罪过，至少，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这样想的。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想通过他所策划的这一罪行，把阴谋者们联系到一起，他自居于他们的首位，但他发现自己正在丧失控制权。他认为，既然每个参与阴谋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同谋，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或敢于摆脱他。

“那么去杀谁呢？”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还在犹豫。——重要的是，牺牲品要自己站出来。

阴谋者们聚集在一个大厅中，在他们的谈话中，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在我们中间，此刻是不是有一个密探？”这个问题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众人同时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

“先生们，假如情况确实如此的话，”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接着说，“我的嫌疑恐怕要比任何人都更大，因此，我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当然假如你们愿意的话，你们是完全自由的！”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人们四下里乱问。

“这问题将决定，我们是应该继续待在一起，还是各自拿起自己的帽子，默默地各走各的路。”

“问题，什么问题？”

“如果你们中间有谁知道，这里正在策划一桩政治谋杀，他是会不顾一切后果地去告密呢，还是会待在家里静等着这事情发生呢？对这一点，各人的看法会各不相同。对这问题的回答将清楚地表明，我们是应该彼此分手，还是继续待在一起，而且不仅仅只是今天晚上。” [161]

于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开始个别询问这一秘密团体的一些成员。人们打断了他：

“不用问了，所有人的回答都将一样，这里没有告密者。”

“为什么这位先生站了起来？”一个女大学生叫嚷道。

“这是沙托夫。您为什么站起来？”维尔京斯基夫人问。

沙托夫确实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帽子，瞧着维尔霍文斯基。他仿佛想跟他说话，却又犹豫不决。他脸色苍白，露出怒气。但是，他控制住了自己，一言不发地朝门口走去。

“这对您不会有好处的，沙托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朝他嚷道。

沙托夫在门口停了一下。

“相反，一个像您这样的懦夫和奸细会得到好处的！”他大声叫嚷着，算是对那个含糊的威胁的回答。然后，他走了出去。

于是，大厅中又爆发出新的喊叫声和感叹声。

“考验结束了。” [162]

该杀的人就这样自己站了出来。刻不容缓：应该赶在沙托夫告密之前杀死他。

让我们现在欣赏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因为，我一直在不停地对你们大讲特讲他的思想，而多少有些忽视了他阐述思想的精湛艺术，我感到自责。

在小说的这个时刻，发生了一件奇迹般的事情，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艺术问题。我们总是认为，从故事情节发展的某个时刻起，就不应该有什么东西让情节分散：情节应该急速直下，直奔目标而去。然而，恰恰就在这一时刻——情节在陡坡上开始下滑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象出了最令人困惑的中断。他感觉到，读者的注意力这时变得十分紧张，一切都具有了一种极端的重要性，于是，他便不惜以一些急转弯来分散主要情节，以让他的一些最秘密的思想展示出来。就在沙托夫或要去告密或将被杀的当天晚上，沙托夫多年未见面的妻子突然来到。她很快就要分娩了，但基里洛夫一开始对这一情况一点儿都不知道。

这场戏如果处理得不当，会显得很可笑。这是小说中最美的段落之一。它构成了，用戏剧的行话来说，一种“插曲”，用文学的行话来说，一种“赘词”，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华。他简直就可以对普桑 [163] 说：“我什么都没有忽略。”艺术家的伟大，就是从这一点上看出来的。他善于利用一切，将任何不利因素转变为优势。故事情节在这里就应该放慢了。一切跟它的快速进展相对立的东西，就变得具有了重要性。在这一章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了沙托夫妻子的意外到来、夫妻间的对话、基里洛夫的参与、两个男人之间突然产生的亲密关系，这一切构成了本小说最美的章节之一。我们将再一次欣赏到我前面已提到过的嫉妒情感的消失。沙托夫知道妻子怀孕了，但根本就没有想过，这孩子的父亲是谁。沙托夫全身心地爱着这个正在受苦并对他只有恶言的女人。

然而，只有这一情境才拯救了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使得他们没有被告发，免遭敌人的威胁。玛丽的归来改变了沙托夫的行为思路，使他失去了平常的聪明和谨慎。从这一刻起，他的脑子想的就是别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安危了。 [164]

让我们再回到基里洛夫。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认为，眼下正是利用基里洛夫自杀的好时候。基里洛夫为什么要自杀呢？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问他，因为他不明白。他在琢磨。他想弄明白。他怕到了最后一刻基里洛夫会改变主意，会摆脱他……可是，不。

“我不会拖延的，”基里洛夫说，“就是在现在，我要杀死自己。”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和基里洛夫之间的对话特别神秘。它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中也特别神秘。我再说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以一种纯粹的状态来表达他的想法，他的表达总是依据说话的人，依据他借用的人物。基里洛夫处于一种奇特的病态中。他再过几分钟就要自杀了，他说话生硬，缺乏条理。我们必须通过它们，来分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驱使基里洛夫去自杀的，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思想，而彼得是无法理解的。

“假如上帝存在，一切便取决于他，我不能做任何有违他意愿的事情。而如果他不存在，一切便取决于我，我必须肯定我的独立性……而自杀就是我表现独立性的最彻底的方式。我必须开枪打碎我的脑袋。”

还有：

“上帝是必要的，因此，他应该存在。”

“好，很好。”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说，他只有一个想法：鼓励基里洛夫。

“但是我知道他并不存在，他不能够存在。”

“这更不错。”

“有了这两种思想，人就无法继续活下去了，您怎么就不明白呢？”

“那么，他就应该开枪打破自己的脑袋吗？”

“您怎么就不明白呢，凭着这样的一个理由，就足以自杀……”

……

“但您不会是第一个自杀的人，很多人已经自杀了。”

“他们是有理由的，但是，毫无理由而仅仅为了表现独立性而自杀的人，还没见到过。我将是第一个。”

“他是不会自杀的。”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又一次想道。

“您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他一边用不快的口气说，一边观察着他，“我要是处在您的位子上，为了表现我的独立性，我会杀死另一个人，而不是我自己。这样一来，您就会变得有用了。假如您不害怕的话，我给您指定一个人好了。” [165]

刹那间，他想到，如果基里洛夫迟疑着不敢自杀，那就让他去杀沙托夫，省得让他仅仅代人受过。

“好吧，今天您别开枪自杀了。会有办法解决的。”

“杀死另一个人，那是以最可鄙的形式来表示我的独立性。这可是您。我可不像您那样：我要达到独立性的最高峰，我要自杀。”

“我必须表明我不相信有上帝，”基里洛夫一边继续说，一边在房间里大步来回踱着，“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否定上帝更高的思想了。我有人类的历史为我作证。人发明出了上帝，为的是活下去，不自杀。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历史的概要。在全世界的历史上，我第一个否定上帝存在的神话虚构。” [166]

我们别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是个基督徒。他通过基里洛夫的话表达的，又是一次破产。我曾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只有通过放弃才能得到拯救。但是，在这一思想之上，他又嫁接了另一个思想。为了更好地说清楚它，我愿在此再次援引布莱克的《地狱箴言》中的一段：“If others had not been foolish, we should be so.”（“假如别人没有发疯，那将是我们要发疯。”）或者：“为了使我们不再发疯，别人首先就得发疯。”

在基里洛夫的半疯中，有着牺牲的思想：“我将开始，我将打开门。”

如果说，基里洛夫必须得病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完全同意这些思想，因为它们是一些反抗的思想——那么，他的思想中其实也包含有真理。如果说，基里洛夫必须得病才能产生这些思想，那也是为了使我们此后不用得病就能有这些思想。

“只有第一个人，”基里洛夫还说，“绝对必须去自杀，不然的话，将由谁开始，将由谁来证明？我将绝对要去自杀，以便开始，以便证明。我只是迫不得已地跟随上帝，我很不幸，因为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自由。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因为所有人都害怕表明他们的自由。如果说，迄今为止，人一直是那么的不幸，那么的可怜，那是因为他不敢表现出最高意义上的自由，而只满足于一种小学生式的造反。

“但是我会表现出我的独立。我必须相信我是不信神的。我将开始，我将结束，我将打开门。我将拯救。”

……

“整整三年里，我寻找着我神圣的属性，我终于找到了，我神圣的属性，就是独立。只有通过它，我才能表现出我最高度的叛逆，我新的和可怕的自由，因为自由就是可怕的。我要用自杀来表明我的叛逆，我新的和可怕的自由。” [167]

尽管在这里基里洛夫显得极端蔑视宗教，但是请你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这一形象时，始终在幻想为拯救人类而不得不上十字架的基督。如果说基督必须受难，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基督徒成为基督徒，而不必以同样的方式去死吗？有人对基督说：“假如你就是神，那你就拯救你自己吧。”基督回答说：“假如我救我自己，那你们大家就要丧失生命了。我现在丧失生命，牺牲我自己的生命，正是为了拯救你们大家的生命。”

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法译本的附录中读到这样几句话，它揭示了基里洛夫这一人物的一个新面貌：

您得明白，自愿的牺牲，彻底觉悟的、摆脱了一切束缚的牺牲，为所有的人而牺牲自己，在我看来，是人的人格发展最高阶段的标志，它标志了人的优越性，他的最完美的自制性，他最大的自由意志。甘愿为其他人牺牲生命，为所有的人而上十字架，走上火刑堆，这一切，只有人格发展得十分坚强的人才能做到。一种高度发展的人格，彻底坚信自己有权成为一种人格，再也不担心自己，不为自己谋什么利益，就是说，除了为他人牺牲自己之外，别无用处，为的是让所有其他人都成为类似的人格，自由自决而又幸福快乐。这是自然法则：正常人都要达到它。 [168]

你们看到，尽管初看之下，基里洛夫的话没有什么条理，然而，透过这些话，我们发现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

我感到，我远远没有穷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可能存在的种种教诲。我再说一遍，我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其中寻找的，是跟我的思想最接近的东西。无疑，别的人会在其中发现别的东西。现在，我快结束我的最后一次讲座了，你们一定期待我做一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把我们引向何处？他到底教导了我们什么？

有人会说，他直接把我们引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他们心里都很清楚，陀思妥耶夫斯基痛恨无政府状态。《群魔》这整本书颇有预见性地揭露了俄罗斯眼下正痛苦承受的革命。但是，在保守派的眼中，那些面对着既成规范提出新的“价值标准”的人，总是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只看到混乱，认为他对我们毫无用处。我要回答他们说，他们的反对似乎是在诅咒我们法兰西的才华。对外国的东西，如果我们只承认与我们的相似点，只想在其中看到我们的秩序、我们的逻辑，不妨说，看到我们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的，法兰西可以厌恶丑陋，但是，首先，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丑陋，恰恰相反，他对美的规范跟我们地中海民族对美的规范很不相同，然而，即便有更大的差异，我们法兰西的才华，我们法兰西的逻辑，难道不是正好用来整理正需要它整理的东西吗？

如果法兰西只欣赏自己的形象，自己过去的形象，它就会处于一种致命的危险中。在这里，我尽量更精确地、更谦虚地表达我的思想：在法国存在着保守派是一件好事，他们维护传统，对他们所认为的一种外国侵入加以反对。然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恰恰是因为有新的东西出现，否则，我们的法兰西文化就会是一个空架子，一个僵硬的外壳。他们对法兰西的才华知道些什么？而我们，除了过去之外，又知道些什么？在民族情感方面，在教会方面，都知道些什么？我的意思是，保守派对才华的态度，有时候很像教会以前对圣人的态度。很多的圣人在违背传统的罪名下先是被抛弃、被排斥、被否定，但是，他们很快又成了这一传统的主要基石。

我常常谈到我对智力保护主义的看法。我认为它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但是，我也认为，对智力非民族化的任何期待，也是一种同样严重的危险。在对你们这样说的同时，我其实是在表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既是地道的俄罗斯人，同时又更是一般意义上的欧洲人。正因为他特别是俄罗斯人，他才能是普遍意义上的人，他才能以其如此特殊的方式感染我们所有人。

“老俄罗斯欧洲人”，他这样称呼自己，也让《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这样说：

因为各种对抗的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调和了起来……那时候，谁能理解这样的思想呢？我独自游荡。我不讲我自己，我讲……俄罗斯思想。在那边，是辱骂与无情的逻辑，在那边，一个法国人只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只是一个德国人，而且比他们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死板；因而，法国人从未如此地损害过法国，德国人也从未如此地损害过德国。在整个的欧洲，竟没有一个欧洲人！只有我才有资格对那些纵火者说，他们焚烧了杜伊勒里宫 [169] 是一种罪孽。对那些嗜血成性的保守派来说，这一罪行是合乎逻辑的，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再说一次，我不是在讲自己，我是在讲俄罗斯思想。 [170]

再往下，我们读到：

欧洲得以创造了法兰西人、英格兰人、德意志人这些高贵的类型，但对它未来的人还一无所知。而我觉得，它也并不想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并不自由，而我们，我们是自由的。我独自一人，带着我那俄罗斯的苦闷，在欧洲依然还是自由的……请注意，我的朋友，一个特点。任何一个法兰西人，除了服务于他的法兰西，也能服务于人类，但是这要有一个严格的条件，那就是，他仍然是一个法兰西人，英格兰人和德意志人也是同样。而俄罗斯人，他——今天已然是这样，即远在他完成最终形态之前——他越是欧洲人，也就越是俄罗斯人：我们的民族本质就基于此。 [171]

但是，作为跟这段话的对照，我要为你们念一念《群魔》中那个卓越的段落，它表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使一个国家过于欧洲化会带来多么大的危险：

“任何时候，在人民的生活中，科学与理性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将来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形成和运动，依据的是一种基本的力量，其渊源、其动力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解释。这一力量就是永不满足、直达终点的欲望，但同时它又否定那个终点。就一个民族来说，这是一刻不停地、毫无疲倦地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对自身死亡的否定。这是如同《圣经》中所说的‘生命之灵’，如同《启示录》中预告了要干涸的‘活水之流’，这是哲学家们的美学和道德原则，而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这是‘寻找神’。每个民族在其存在的每个时期，其全民族的运动的目的，只是在寻找神，寻找一个它自己的神，一个它认为是唯一的真正的神。神是整个民族的综合人格，自始至终都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现象：所有的民族，或者许多民族聚集在一起，共同崇拜同一个神；因为每个民族各自都有自己的神。当宗教崇拜开始普及时，民族性毁灭的日子也就快到了。一旦神们失去了当地的特色，他们也就死去了，民族也就随之死去了。一个民族越是强大，它的神也就越是有别于其他的神。从来没有存在过没有宗教的民族，即没有善与恶概念的民族。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在理解善与恶。如果好几个民族都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善与恶，这些民族就会死去，善与恶的区别本身也会开始淡漠，乃至消失 [172] 。”

……

“我怀疑这一点，”斯塔夫罗金说，“您满怀激情地接受了我的思想，然后，您又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它。事情很简单，对您来说，神已经被贬低为民族性的一个简单属性……”

他开始十分仔细地打量着沙托夫，而沙托夫此时的表情比语言还更打动他。

“我贬低了神，把他仅仅看作民族性的一个属性？”沙托夫叫嚷起来，“恰恰相反，我把人民提高到神的地位。不是这样吗？民族是神的躯体。一个民族之所以称得上是一个民族，正是因为它拥有自己的神，并且固执地排斥其他所有的神。它要以自己的神，来战胜所有外国的神，并把他们赶出世界。这就是从古到今所有各大民族的信仰，至少是所有那些在历史创造上留下了痕迹的大民族，是所有那些引领过人类发展史的大民族。没有必要反对一个铁的事实。犹太人曾为了等待真神而活着，而他们把真神留给了世界。希腊人把大自然神化了，他们把他们的宗教，即哲学和艺术，遗赠给了世界。罗马把民族神化在了国家政体中，它把国家政体遗赠给了现代各民族。法兰西则在其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只是在自己的身上体现和发展了它的罗马神的概念。”

……

“假如，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真理就存在于它自己身上，假如它不相信它自己就负有使命，要以它的真理让宇宙得到复活和拯救，那么，它立即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而只是成为了一种人种学上的物质。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从来不满足于在全人类中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甚至，一个重要的角色都不能让它满意，它必须绝对是主角。放弃了这一信念的民族，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存在。” [173]

作为这一推理的结果，斯塔夫罗金这样想道：“当人们不再跟自己的国家有联系时，他们就不再有神。”这句话或可用来作为对前面那段话的总结。

今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会对俄罗斯和它“含神”的人民有些什么想法？当然，想象这一点是很痛苦的事……他当初能够预见到、预感到今天这种可怕的困境吗？

在《群魔》中，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只需要听听希加廖夫最后这样坦言：

我在阐述我的想法时思路很有些混乱，而且，我的结论跟我的前提是直接相矛盾的。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最后却到达了无限的专制。 [174]

让我们再听听可憎的彼得·维尔霍文斯基的话：

这将是史无前例的混乱，翻天覆地的变化。 [175]

当然，将小说中或者故事中人物所表达的思想加给作者本人，这是很不谨慎的做法，甚至还有些不地道。但是，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思想正是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流露出来的……他甚至经常借用一个不太起眼的人物，来表达他十分看重的一个真理。当他通过《永恒的丈夫》中一个次要人物的嘴，说到所谓的“俄罗斯痛苦”时，我们所听到的，难道不是他的心声吗？这个人物这样说：

至于我的看法，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在俄罗斯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敬重谁。您得承认，不知道应该敬重谁，这是一个时代的可怕灾难……难道不是这样吗？ [176]

我知道，即使面对着今日的俄罗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会继续充满希望。兴许，他还会想（这一思想，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小说和他的书信中），俄罗斯在以基里洛夫的方式作自我牺牲，而这一牺牲，兴许还有助于拯救欧洲的其他国家，拯救人类的其他民族。

[1] 此篇写于1908年，原载《纪德全集》第五卷。

[2] 梅尔希奥·德·伏居耶子爵（1848—1910），法国作家、外交家、东方学家，其著作《俄罗斯小说》（1886）向法国介绍了十九世纪俄国的著名小说家。1888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

[3] 它被细腻的文人马塞尔·施沃布认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杰作。——原注

[4] 在那之后，1906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一个所谓全译本由夏尔邦蒂埃出版社推出发行，译者为比昂斯托克和托尔盖。——原注

[5] 现在，只剩下几部不太重要的短篇小说还有待翻译出版。在此，我们不妨列出一个已翻译成法语的作品的名单，以出版日期为序：

《穷人》（1844）；《双重人格》（1846）；《他人的妻子》（1848）；《疯狂的阶段》（《一颗脆弱的心》，1848）；《诚实的贼》（1848）；《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1848）；《孩子的心灵》（1849）；《一个陌生人的手记》（1858）；《舅舅的梦》（1859）；《死屋手记》（1859—1862）；《被欺凌和被侮辱的》（1861）；《地下室手记》（1864）；《赌徒》与《白夜》（1848—1867）；《罪与罚》（1866）；《白痴》（1868）；《永恒的丈夫》（1869）；《群魔》（1870—1872）；《作家日记》（1876—1877）；《少年》（1875）；《俄罗斯圣诞》（1876）；《卡拉马佐夫兄弟》（1870—1880）。

此外，零散出版的还有一些作品的片段。——原注（所有译本的翻译者和出版者姓名略）

[6] 因此，我的全部引文都出自比昂斯托克先生的译文，我希望这些笨拙的文字，甚至文理不通的地方——有时它们还相当别扭——尽可能忠实地模仿了俄文本。但这一点我无法保证。——原注

[7] 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信件后，霍夫曼认为，作家的遗孀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和作家的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挑选准备发表的书信时缺乏帮助。他们本来可以在保护作家隐私的前提下，用几封更亲密的书信，来代替许多只谈到了金钱的书信。那样做恐怕会更好。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的第二位妻子安娜·格里高里耶夫娜写过不下于464封信，可它们全都没有发表。——原注

[8] 这本书虽然很厚，但其实还可以更厚些。遗憾的是，在最初发表的那些书信之外，比昂斯托克并没有再收入后来在不同杂志上发表的信件。例如，为什么他只收入了在1898年4月的《田地》上发表的三封信中的第一封？为什么他没有收入1856年12月1日致弗朗热尔的信，至少是已发表的片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封信中讲述了自己的婚姻，并希望这一可喜的生活变化能治愈他的抑郁症。尤其是，为什么没有收入1854年2月22日的那封非常精彩的信？它是很重要的，其译本曾经在1886年7月12日的《时尚》上发表（由阿尔佩里和莫里斯翻译）。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比昂斯托克先生在《书信集》的最后附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致皇帝的请求》、《时代》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的《国外游记》（其中几篇涉及了法国），另外还有十分杰出的《论资产阶级》一文，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收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辩护词《我的答辩》呢？这篇文章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时期，八年前在俄国发表，法译本（译者罗森贝格）发表在《巴黎杂志》上。也许，应该间或加些注解，那会有助于读者的阅读，也许，再划分一下时期，以便更好地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长久沉默。——原注

[9] 厄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

[10] 布封（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

[11] 塞维涅夫人（1626—1696），法国女作家，因其写给女儿的书信而闻名于世。

[12] 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意大利人，天主教著名修士，创建圣方济各修会。

[13] 阿玛宗女骑士是西方传说中的一族女子，擅长骑马作战，年轻时自毁右侧乳房，以便拉弓。

[14] 泰伦提乌斯（公元前190—前159），古罗马作家。

[15] 这里的拉丁文省略了后半句，原文为：“Homo sum, et nihil a me humanum alienum puto.”意思是：“我是人，人类之事没有不关乎我的。”

[16] 此言出自所谓的伪经《多马福音》（1897年首版）。

[17] “啊，我的朋友！她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地爱着她，然而，我们生活在一起却并不幸福。当我见了你的面后，我会告诉你那一切的。你只需要知道，尽管我们在一起很不幸福（由于她古怪、多疑的性格，近乎病态的反复无常），但我们无法不继续相爱下去。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越是不幸福，就越是彼此唇齿相依。这可能显得有些奇怪，但事情确实如此。”（在他妻子死后写给弗朗热尔的信）——原注

[18] 此处似乎有误，根据罗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伊萨耶夫并非苦役犯，只是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税务员，不务正业，生性嗜酒。

[19] 德·伏居耶先生是这样说的：“为了捍卫他认为自己具有的思想。”——原注

[20] 在苦役营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没有收到过自己家人的来信。1854年2月22日，即他被释放前的十天，他给他哥哥写了西伯利亚书信中我们所知道的第一封信，这封精彩的信，我却没能在比昂斯托克先生翻译的书信集中找到。他的信中写道：“看来，我终于能够跟你更长久地、更安全地交谈了。但是，首先，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没有给我写上哪怕只言片语？我万万想不到会这样！在我的监狱中，在我的孤独中，有多少次，我感到了真正的绝望，我想到，你兴许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整夜整夜地思考你的孩子们的生活，我诅咒命运让我无法伸出手来帮助他们……难道人们禁止你给我写信？但是，这是被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能收到好几封信……但是，我相信我猜出了你的沉默的真正原因：那就是天然的冷漠……”——原注

[21] 1854年2月22日致米哈伊尔的信，没有被比昂斯托克收入到《书信集》中。——原注

[22] 约伯的故事，见《圣经·旧约·约伯记》。

[23] 莫里斯·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评论家、政治家。作品《离开了根基的人》写背井离乡的年轻人的生活。

[24] 即《当代》杂志，比昂斯托克把这篇序言作为附录收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集》中。——原注

[25] 勒内·甘东（1867—1925），法国生物学家，研究海洋生物的起源。

[26] 波尼布斯是法国著名的芥末和腌黄瓜制造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著名品牌。

[27] 安托万·帕芒蒂埃（1737—1813），法国军医和农学家。

[28] 引自《国外游记》中一篇叫《论资产阶级》的文章。比昂斯托克先生很有道理地把它收入在了他翻译的这部《书信集》中。——原注

[29]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节。译文稍有出入。

[30] 1921年，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纪德发表了讲话，次年，纪德在学术研讨会上又重新宣读了这篇讲话，并应雅克·科波的邀请，在他的学校中做了六次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讲座，深入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思想、艺术风格。纪德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论述，被公认为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珍贵资料。此篇和接下来的六次讲座，均原载《纪德全集》第十一卷。

[31] 雅克·科波（1879—1949），法国作家、演员、艺术活动家。他曾和纪德等人一起创办《新法兰西评论》（1909），后又创建了老鸽棚剧院及其演员剧团（1913）。后来，他还创办了戏剧学校。

[32] 见《白痴》卷二。——原注

[33] 霍夫曼夫人，在纪德于1908年写的《从〈书信集〉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中，所提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的作者是“德国人霍夫曼”，并没有说她是个女性。

[34] 见《白痴》卷二。——原注

[35] 夏尔·贝玑（1873—1914），法国作家。

[36] 普鲁塔克（约公元46年—120年），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作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闻名后世。

[37] 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品性论》。

[38] 《少年》。——原注

[39] 亨利·博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写小说、散文、剧本，天主教信仰坚定。

[40] 《死屋手记》。——原注

[41] 《书信集》。——原注

[42] 《书信集》。——原注

[43] 指1849年4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主要领导人遭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是圣彼得堡的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组织，彼得拉舍夫斯基（1821—1866）是领导人之一。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消灭封建农奴制度，思想上受十二月党人、别林斯基、赫尔岑和傅立叶等的影响，宣传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但带有空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其中的自由主义派。

[44] 意大利语，意为“带着爱”。

[45] 《书信集》。——原注

[46] 为一俄尺的十六分之一。——原注

[47] 这是一种酸菜汤。——原注

[48] 这是一种燕麦粥。——原注

[49] 载比昂斯托克翻译的法语版《书信集》第五卷（法兰西信使出版社）。——原注

[50] 参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节。

[51] 参见第36页，用词略有不同。

[52] 德语，意思为“痛苦”和“怜悯”。

[53] 安德烈·德·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

[54]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以颇具哲理性的《道德箴言录》而著名。

[55] 这一章的译文后来发表在1922年6月和7月的《新法兰西评论》上。以后又有了题为《斯塔夫罗金的忏悔》的普隆—努里版。——原注

[56] 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4节。

[57] 《群魔》卷一。——原注

[58] 《群魔》卷一。——原注

[59] 霍拉旭是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中主人公哈姆雷特的挚友。

[60] 《少年》。——原注

[61] 《地下室手记》。——原注

[62] 《地下室手记》。——原注

[63] 施勒策先生在1922年2月号的《新法兰西评论》中写道：“俄罗斯才智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即是它哪怕再莽撞也总依赖于具体的事件和生动的现实。它可以投入到最抽象、最大胆的思辨中去，但这一切只是为了最终带着所获汲的丰富思想回到这一现实、这一事件中来，它的终点也即它的起点。”——原注

[64] 例如《白痴》中的列别杰夫，见列别杰夫折磨伊伏尔金将军的那一章。——原注

[65] 安吉利科（1400—1455），佛罗伦萨画家，天主教修士。

[66] 《群魔》卷二。——原注

[67] 《少年》。——原注

[68] 《群魔》卷二。——原注

[69] 保尔·苏代（1869—1929），法国文学批评家、《时代报》的专栏作家。

[70] 这四人都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且都在《幻灭》中出现。

[71] 罗思柴尔德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一个著名金融世家。

[72] 这个词在德语译本中是begrundun。——原注

[73] 《少年》。——原注

[74] 《作家日记》。——原注

[75] 见《作家日记》中的文章：《一桩简单而又复杂的案件》。——原注

[76] 见1898年8月号《信使杂志》，第371页。——原注

[77] 参见第一次讲座中的引用。原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7章第33节。纪德在引用时，用词略有出入。

[78] 圣莱阿尔修士（1639—1692），法国教士、历史学家。这段话被司汤达用来作为其小说《红与黑》第十三章的引语。

[79] 勒萨日（1668—1747），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

[80] 雅克·里维埃（1886—1925），法国评论家、小说家。

[81] 见1922年2月1日的《新法兰西评论》。——原注

[82] 见1922年2月1日的《新法兰西评论》。——原注

[83] 儒勒·德·戈蒂埃（1858—1942），法国散文作家。

[84] 见《罪与罚》卷二。——原注

[85] 马里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86] 见《少年》（我援引的这一段取自较完整的德语译本）。——原注

[87] 见《少年》。还有：“韦尔西洛夫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一通矛盾情感的发作会夺走他的理智。这种情况下，我不相信他有严格意义上的疯狂。再说，今天他根本就不疯。但这‘替身’，我是承认的。一位专家的近作证实了我的这种看法……‘替身’标志着精神严重错乱的第一阶段。它可能导致一个相当悲惨的结局。”（见《少年》）但是在这里，我加上了我在上文中提及的病例。——原注

[88] 见《群魔》。请读波德莱尔：“在任何人身上，在任何时间里，都有两种同时的欲念，一个靠向上帝，另一个则靠向撒旦。”（《私人日记》）——原注

[89]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

[90] 《群魔》卷二。——原注

[91] 柯罗（1796—1875），法国风景画家。

[92] 见《选集》。——原注

[93] 见《白痴》卷二。——原注

[94] 见《白痴》卷二。——原注

[95] 《少年》。——原注

[96] 让—雅克，即卢梭。

[97] 这里提到的三人，都是卢梭的《忏悔录》中的人物：华伦夫人曾为卢梭的保护人和情妇，索菲·乌德托夫人是卢梭的另一位情妇，克洛德·阿奈则是华伦夫人的另一个情人。

[98] 马塞尔·施沃布（1867—1905），法国小说家、散文家。

[99] 《书信集》。——原注

[100] 《永恒的丈夫》。——原注

[101] 乔治·艾略特（1819—1880），英国女诗人、小说家。《亚当·比德》是她的长篇小说。

[102] 《永恒的丈夫》。——原注

[103]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著名剧作家、小说家、诗人。

[104] 霞飞（1852—1931），法国元帅。这里所引的两句话，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国流行的名言，第一句是霞飞元帅在索姆河地区战役中说的。第二句则表达了公众舆论希望靠俄国沙皇军队战胜德军的渴望。

[105] 《永恒的丈夫》。——原注

[106] 沃夫纳格侯爵（1715—1747），法国伦理学家、散文家。

[107] 见沃夫纳格《作品集》，箴言39。——原注

[108] 《永恒的丈夫》。——原注

[109] 《永恒的丈夫》。——原注

[110] 《永恒的丈夫》。——原注

[111] 同上。——原注

[112] 《永恒的丈夫》。——原注

[113] 同上。——原注

[11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115] 见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卷一（法译本）。——原注

[116] 见《少年》。——原注

[117] 同上。——原注

[118] 见《白痴》。——原注

[119] 《群魔》卷二。——原注

[120] 拉丁文，意即“从现在起”。

[121] 马克·拉瑟福德（1831—1913），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宗教思想家。

[122] 从英语译出。——原注

[123] 《群魔》卷二（纪德原注误为卷一）。——原注

[124]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7章第15节。

[125] 博尔吉亚家族是西班牙巴伦西亚贵族世系的后裔，定居意大利，在15到16世纪意大利的宗教和政治活动中起过巨大作用。亚历山大可能指该家族中的罗德里戈·博尔吉亚（1431—1503），他后来成了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而恺撒·博尔吉亚（1476—1507）是前者的私生子，曾做过主教和大主教。

[126] 腓特烈二世（1154—125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国王和西西里国王。

[127] 《群魔》卷二。——原注

[128] 《罪与罚》卷一。——原注

[129] 同上。——原注

[130] 《罪与罚》卷二。——原注

[131] 同上。——原注

[132] 《罪与罚》卷二。——原注

[133] 瓦莱里·拉尔博（1881—1957），法国作家。

[134] 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

[135] 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是《群魔》中的一个人物，而斯梅尔佳科夫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卡拉马佐夫家的仆人。

[136] 《罪与罚》卷二。——原注

[137] 《群魔》卷二。——原注

[138] 同上。——原注

[139] 《群魔》卷二。——原注

[140] 同上。——原注

[141] 《书信集》。——原注

[142] 《群魔》。——原注

[143] 事见《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28—30节。

[144] 瓦尔特·拉特瑙（1867—1922），德国政治家和实业家。

[145]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第68节。

[146] 《罪与罚》卷一。——原注

[147] 安吉利科曾画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像。

[148] 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洒香膏在耶稣脚上的故事，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3—8节；《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6章第7—13节。

[149] 亨利·拉科尔代尔（1802—1861），法国教士，多明我会修士。

[150] 《卡拉马佐夫兄弟》卷三（按照德语译本）。——原注

[151] 《群魔》卷一。——原注

[152] 《群魔》卷一。——原注

[153]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纪德有朋友在军队的卫生部门中服役。

[154] 《群魔》卷一。——原注

[155]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

[156] 纪德在第五次讲座中已经引用了这一段，见上文。

[157] 见《选集》。——原注

[158] 比内—桑格莱先生写过一本书，题目叫《耶稣基督的疯狂》，在其中，他试图否定基督和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基督是疯了，他有一种生理上的缺陷。——原注

[159] 切萨雷·龙布罗索（1835—1909），意大利医生和犯罪心理学家。诺尔多（1849—1923），法国心理生理学家。

[160] 《群魔》卷二。——原注

[161] 《群魔》卷二。——原注

[162] 《群魔》卷二。——原注

[163] 普桑（1594—1665），法国画家。

[164] 《群魔》卷二。——原注

[165] 《群魔》卷二。——原注

[166] 《群魔》卷二。——原注

[167] 《群魔》卷二。——原注

[168] 《书信集》。——原注

[169] 杜伊勒里宫在巴黎，曾是法国的王宫。巴黎公社期间被焚烧。

[170] 《少年》。——原注

[171] 《少年》。——原注

[172] “大洋州诸岛的民族在死去，因为它们不再有一整套的行为准则，不再有判断善与恶的同一标准。”雷克吕：《地理学》，第XIV卷。——原注

[173] 《群魔》卷一。——原注

[174] 《群魔》卷二。——原注

[175] 《群魔》卷二。——原注

[176] 《永恒的丈夫》。——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