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收了三五斗 皮包

赵科员嘴唇上黏着枝烟卷。窗口伸进来斜方柱体的阳光。一缕烟穿过那斜方柱体，懒懒地往上袅。

两只麻雀唧唧喳喳赶了进来。来回飞了一阵子，便歇在竹椽上，啄那盖屋顶的稻草。尘埃往张书记的后脑勺直撒，因为他低着头在检他的抽屉。

“讨厌，”张书记推上抽屉，站起来，两手掸后脑勺，刚剪了发似的。

屋子里响着嗡嗡之声，可是看不见蜜蜂。

王科员打个呵欠。

丁书记传染了，也打个呵欠。

薄板门呀地开了，黄科长挺了进来。

赵科员把烟卷吐到地上，伸出一只脚踩着。他的眼睛斜过去，尽在黄科长身上搜索。他觉得黄科长有些异样，可是找不出异样在哪儿。高个子，稍稍凸起的腹部，红红的脸，两条浓眉毛，往后直梳的头发，一身半新不旧的藏青哔叽中山装，都跟平日一模一样。

“丢了！”黄科长突然叫起来，眼睛直瞪着垂下的右臂，左手拉着藤椅子的靠背。

“什么？”王科员站起半截，“科长。”

“我的皮包丢了！”

“唔，”赵科员点了点头，恍然领悟。

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黄科长看。又朝黄科长的办公桌看。右角上没有了那熟识的装得饱饱的黑皮包，有些儿寂寞似的，仿佛不像一张办公桌了。

“怎么丢了的？科长。”王科员站直了，走到黄科长右半边，稍稍偏后些。

“让我想一想。”黄科长的左手移到前额，右臂依然垂下，手心向上，像托着个皮包的样子。

“也许是在科长公馆里，没有带出来。”丁书记悄悄地说。

“哪有这回事！”黄科长看定丁书记说，“我办公办了二十年，从来不曾离开我的皮包，怎么会没有带出来呢？”

“也许是在主任室或者二科三科里。”

“哪有这回事！我进了门一径来到这儿。”

“那么，”丁书记红了脸，不再说下去。

“拜访了朱委员出来，皮包在手里。公园里转了个圈儿，皮包在手里。公园门口坐上黄包车，皮包也在手里。”

“科长坐了黄包车？”王科员说。

“包车送两个孩子上学去了。为要拜访朱委员，等不及，就坐了黄包车。”

“那一定留在黄包车上了，”王科员说，“来！公差。”

薄板门呀的一声，进来个穿一件灰布军服的公差。

“报告：什么事？王科员。”

“你赶快到门前去，看科长坐来的黄包车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你去追，卫兵也去追。把他拉回来。”

“是。”

薄板门又是呀的一声。

赵科员也站了起来，走到黄科长左半边。

“科长记不记得那黄包车的号头？”

“看也没看，怎么会记得？我又不是才上城来的乡巴佬。”

“记得号头就好了，”赵科员惋惜地说，“按照号头查，保证查得到。”

“咱们给警察局关照一声。”黄科长说。

“那当然得关照，”赵科员说，“不过号头……”

黄科长颓然坐下，朝办公桌的右角上溜了一眼，那儿只有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他把藤椅子移动一下，回转头望那扇薄板门。

王科员、赵科员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张书记、丁书记还有三个书记磨起墨来。还有几个科员翻开了早就搁在手边的卷宗。

两只麻雀又在屋子里追赶一阵子，从赵科员右手边的窗口飞出去了。

公差回来了，直喘着气，朝王科员那边走。

“追到没有？”黄科长把他叫住。

“报告：”公差咽了一口口水，“走到门口，科长坐来的黄包车不在了。”

“那么你去追？”

“报告：”

“糟糕！咱们不是军队，不说‘报告’行不行？”

“报告：在军队里说惯了，科长。——科长坐来的黄包车不在了，我拔脚就追，往那边儿追。卫兵往那边儿追。往头里跑的黄包车也有十来挂，可不知道哪一挂是科长坐来的。”

“你就回来了？”

“报告：是的。”

“你去打个电话给警察局，说我的皮包丢了，在一挂黄包车上。各局警察须要留心侦察，在最短期间取回原物。听清楚了没有？你说一遍我听。”

“报告：我去打个电话给警察局，说黄科长的皮包丢了，在一挂黄包车上。各局警察须要留心侦察，在最短期间取回原物。”

“对了，去吧。”

张书记磨好了墨，拉开抽屉取写件。

“这么个皮包，按照现在的市价，值到五百块呢。”他这话仿佛说给抽屉听的。

“哪止五百块，”丁书记说，同时修剔他的笔毛，“前些日子我走过一家皮件店，看见个教授模样的人在买皮包。店家说是纹皮，其实哪儿是。绷硬的，稀粗的，比起科长那皮包来，差远了。你知道卖多少？”

“多少？”

“七百五十块，定价，没有少。”

“我的皮包确实是好纹皮，”黄科长说，右手摸着下巴，眼睛望着屋顶，一副回忆好梦的样子。“在上海先施公司买的，才只有六块半钱。用了这么些年头，还没有走样。”

“这么好的一个皮包，丢了太可惜了，”王科员说，“非责成警察局取回来不可。”

“皮包倒没有什么可惜，再买一个就是。只是一些文件都在里头，一些重要文件，随时要査的，丢了怎么行！”

黄科长的声调有些激昂。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他看，又朝办公桌右角上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看，同时拟想黄科长平时开皮包查文件的情形，似乎非常生疏。他们只记得皮包随了黄科长进来，静静地躺在那儿，又由黄科长带了出去，每天如此。

“什么都不丢，偏偏丢了重要文件！”黄科长责备谁似的说。

“科长，”赵科员站起半截，“我们的签呈……”

“什么？”

“我说昨天我们交上来的签呈，关于今天处务会报本科的提案的，在不在科长的皮包里？”

“没有，”黄科长坚决地说，“我记得放在抽屉里。”

他拉开右手边上面那个抽屉，在送文簿、公用信封信笺、《大公报》、《中央日报》以及横斜放着的一沓来信之间一阵子找，没有。又拉开下面那个抽屉，只见个中国茶叶公司建国茶的纸匣儿，还有十来颗老鼠粪。于是检点左手边两个抽屉，也没有。

“哪里去了？”

最后他看桌面。笔筒，铅笔，毛笔，砚台，水盂，热水瓶，茶杯，裁纸刀，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一层细细的尘埃，哪儿有什么签呈。

“你们重写一遍吧，”他说，“处务会报是下午两点，你们得马上写。”

“是。”赵科员坐下，跟左手边的同僚嘁嘁喳喳讨论起来。

“王科员，”黄科长说。

王科员站起来，斜转身子朝黄科长。

“你代我写篇演说辞。今天下午六点，华中大学同学会开大会。我是老同学，得宣读一篇演说辞。稿子已经写好，可是在皮包里。这会儿没有工夫重写，你替我写了吧。”

“是。同学会……”

“只要说同学会的宗旨在联络感情。现在的社会，单枪匹马，各干各的，是不行了。须要同学们团结起来才是。无非是这么个意思。”

“不用很长吧？”

“有个三四千字也就够了。”

“是，三四千字。”王科员塌地坐下，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压着他似的。

张书记回头看了看黄科长，站起来，拿张便笺送到黄科长桌子上。

“科长，本周已办未办文件的数目。”

“已办三十四件，未办一百零六件，唔。”

“科长，昨天下午，二科李科长找科长来了。”

“做什么？”

“他说上个月请科长会签意见的那份工作计划书，昨天主任曾经问起过。”

“喔，那份工作计划书。”

四个抽屉又被搜索一遍，没有那份工作计划书。桌子上显然也没有。

“大概在我的皮包里，”黄科长稍稍有些颓唐，“早不丢，迟不丢，正好今天丢了！”

张书记没有什么说的，搔搔头皮，回他的座位。

灰布军服的公差一本正经走进来。

“报告科长：门口卫兵说，他想起来了。”

“警察局的电话打了？”

“报告：打了。打了三回才打通。头一回，有人讲话，线不空。第二回……”

“别说了。你说门口卫兵怎么样？”

“报告：他想起来了。刚才科长下了黄包车，黄包车拖走了，他把车背后一个怪字认了一眼。”

“什么怪字？”

“报告：他说那个字怪生，把它认了一眼，可是不相识。像个复兴的兴字，中间可不一样，是个黄包车的车字。”

“是舆字，”几个声音一齐说。

“一定查得到了，”赵科员兴奋起来，放下了笔，“那是舆新车行的车子。他们有几挂车子，哪个号头哪个车夫拉，一查就是。”

“舆新车行在哪儿？”黄科长说，他的眼睛发亮。

“科长，”赵科员把椅子往后一推，站起来说，“让警察局去办好了，他们方便。我认识一个白警官，这件事儿归我负责。”

“费你的心，”黄科长点点头，嘴角边透露着笑意，身子往后靠，贴着藤椅子的靠背。

一条阳光从稻草屋顶斜穿进来，筷子那么粗细，落在黄科长头发往后直梳的圆脑袋上。

第二天早晨，白警官闯进赵科员的办公室，跟赵科员拉手。

“找到了？仰仗，仰仗！”赵科员一眼就认出他的老朋友——油光光的，饱鼓鼓的，由两条皮带捆住，是黄科长的皮包，现在正在白警官的左手里。

“找到了，”白警官挺挺胸，右手按着风纪扣，“昨天派巡长去告诉舆新车行说，这儿黄科长的皮包丢了，就在他们行里的一挂车子上。得原封不动送回，不能少一张纸片儿。若说半个不字，别再想营业了。”

“他们果然送回了？”

“不送回，他们哪里敢！晚上八点光景，老板来了，说那个车夫老实，捡了皮包开也没开，就交到行里。”

“仰仗，仰仗！我们科长……”

“到底开了没有，谁知道。咱们检点一下吧。要是少了什么，再去问老板。”

白警官把皮包放在赵科员的桌子上，解了皮带，两半边摊开。

屋子里几个签了到的人都走过来，围住白警官看，看戏法似的。

白警官在皮包的左半边一掏，又在右半边一掏，里面的东西全掏出来了。他把瘪皮包搁在一边，开始检点那些东西。

三本《法学通论讲义》，叠起来有两寸多厚，油印的，缮印技术不高明，乌一搭花一搭的。

一本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封面撕掉半边，脊封裂了，下方书角大都折转。

三封没有发出的信，一封毛笔写，两封钢笔写，都封了口，贴上了八分的邮票。

十多封来信，各式的字写着黄科长的姓字或职衔，开口处错落不齐，是随手撕的。

一封电报，写着“敦聘台端为训育主任，薪津五百，米五斗，电复。”

一沓人家的名片，大小不一律，纸质也不一律，右上方至少有一行职衔。

两方用过了没洗的手绢。

一本任毕明的《社会大学》，有几页上，歪斜地画着红铅笔的线条。

一沓折皱了的公用信笺。

两张电影说明书，一张是《大独裁者》，一张是《华清春暖》。

一张华中大学的毕业证书，铜版纸转成烟叶的颜色，折转的处所有些破裂了。

一本胡小岩的《服务要义》，一本黄鹿鸣的《最新公文程式详释》，封面上都写着“敬求教正”。

二三十张便笺，有写了几行字的，有写了十来个两三个字的，也有一个字也没写的。

一份工作计划书，工楷缮写，一笔不苟，有这么三四十页。

“这就是昨天主任问起的了。”张书记自言自语。

“不是的。”丁书记说。

“怎么不是？”

“你看纸角上刻的是不是咱们的机关？”

白警官检点完毕，做个手势，说：“都在这儿了。倘若少什么，我再派人去查。”

“太费心了。”赵科员说。

“赵科员托我，又是这儿黄科长的事儿，应当效劳。我走了。”

赵科员送走白警官，回进来，看戏法的同僚已经各归原位，在谈着关于取回皮包的感想。他就把所有东西装进皮包，按照原来的次序。

薄板门呀的一声，黄科长挺了进来的时候，赵科员双手捧了皮包迎上去。

“科长，皮包回来了。刚才白警官亲自送来的。”

“居然找到了。”黄科长接皮包在手。

“里面的东西，白警官检点过了，请科长自己也检点一下。倘若少了什么，他说他再派人去査。”

黄科长略微皱了皱眉头，解开皮包大略一看。

“没少什么。”他说。就把皮包放上老位置，压着那几本土纸的公报和杂志。

屋子里八九双眼睛都朝黄科长看，又朝科长的办公桌看。仿佛觉得这才像个科长，像张办公桌了。

1943年4月4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