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博爱

1870年9月8日

近来又有人在咒骂白大褂[1]了。这在帝国时代是对的；但在今天，应该公道地说，这是污蔑。

当时，缴纳出版保证金的报纸虽然不喜欢帝国，但又不愿豁出命去反对帝国；它们曾在道义上声援了一八六九年五月和六月的暴动以及一八七〇年二月和五月的暴动。他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曾模糊地希望暴动能够成功；后来，一当暴动失败，他们就袭用五十年来的故伎把暴动者说成是奸细。

真正的共和主义者愤怒地谴责这种无耻行径，但他们的声音太小。他们根本没有发言权；要想有权开口说话，就得付十万法郎保证金。他们的低声咒骂丝毫抵消不了报纸所散布的数以万计的污蔑之词。

这种时代已经过去，今天穷人也可以大声说话了。缴纳了出版保证金的报纸的先生们，对不起，收起你们那一套大骂白大褂和游民的陈词滥调吧！

那些只顾逃命的百万富翁才是游民，他们揣着自己的金币溜走了，却把巴黎和法兰西留给普鲁士人。

我看小偷要比为富不仁的懦夫强一千倍，至少小偷还准备站在我们一边去同日耳曼蛮族作战，而逃命的懦夫们，却也许希望那些力图复辟封建贵族制度的日耳曼人能够胜利。

在这些遭人唾弃的所谓惯犯中间，有多少人是为贫困所迫，他们的不幸和错误应该归罪于如果他们在祖国危亡的时刻拿起武器，拚死拯救祖国，如果他们在绝望中重新焕发神圣的团结感情，如果他们忠诚于共同救亡的事业，有谁敢向他们丢石头，又有谁敢对他们的爱国主义报之以辱骂！

在九三年，正人君子们把土伦交给了英国人，而那些苦役犯却砸开身上的锁链，把法国舰队从大火中救了出来；在这个被叛徒出卖的城市里，没有发生一件盗窃案。

在这祖国、家园和个人的命运朝不保夕的时刻，人们不能过于挑剔，而应该放下有钱人的架子。

要从塞纳省征集十六岁到六十岁的全体男性居民参加军队，不问他们的品德如何。谁能够担保说，这场生死考验不会使那些迷途的人们经受锻炼而改造成为纯洁的新人？

无论任何人，只要他为法兰西继续留在欧洲的地图上而战斗，他就是兄弟，因为他也拯救了大家庭。

为什么要害怕游民？心胸多么狭窄！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怎么会在少数无业游民面前吓得发抖！只有加入了我们的队伍，他们才不再危险，不再作恶，难道不是这样吗？

只要他们亲眼看到社会隆重地接待他们，把他们所受的耻辱洗刷干净，那时他们自己就将毫不留情地把阻碍他们弃恶从善的作恶天性压制下去。这比任何警察手段都更加严厉。

请不要忘记，明天进行的战斗，不是为了政府，不是为了特权阶级或一党一派的私利，甚至也不是为了荣誉、原则或观念，而是为了所有人的呼吸与生命，为了作为人的最高表现，为了祖国。

如果明天我们丧失了祖国，我们将沦于什么地位？也许正是这些遭人唾骂的贱民感到最为悲痛，因为祖国是他们唯一可以引以为荣的资本。

第二帝国末年，犯罪行为大肆泛滥，显示着社会解体的开端。犯罪分子非但不受惩罚，反而耻高气扬，这样的事例几乎使人们丧失了起码的道德观念。

既然全体人民只能屈服于坏人当道的政府，我们待人处世又何必约束自己？，偷盗、凶杀、抢劫迅速从上流社会发展到社会底层。恐慌万状的富裕阶级高声呼救，要求采取必要的严厉措施。用这样的手段来医治人们的精神创伤，未免太可悲了！没有正义而施加武力，那就是强暴行为。

由于战争，关闭的工厂日益增多，大批工人流落街头，造成了新的恐慌。随着敌人围城日紧，报纸纷纷要求把“没有生活来源”的闲人遣散。

最初，搜捕只限于流浪者。但不久，失业工人也被包括在内。“没有生活来源”这个可怕的词，范围真不知道有多广？也许，任何没有地产收入的人都将属于被放逐之列？

九月四日的伟大运动迅速制止了不经审判的处决；博爱精神的复兴何等好啊！这种精神发自每个人的肺腑，势如破竹，不可抗拒！在博爱的声浪面前，偷盗和凶杀一概销声匿迹。从此，这些令人诅丧的报导不再充斥于报刊了。

共和国的成立使犯罪分子不再为非作歹。为什么？因为它重新激起了欢乐、希望、同心同德的感情以及所有其他崇高的本能。

不要用恐怖去压制群众。不要用利剑威吓他们。要向群众伸出你们友谊的手；同他们握手，你们就有了充满激情和忠诚的战无不胜的力量。

[1] 第二帝国末年，警察局长比埃特里扈用工贼冒充工人，破坏工人运动，人们把这些工贼称作白大褂。——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