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反动派的论据

1870年10月11日

有那么一份报纸，从前还温和可掬，相当公正，今天却和反动派同流合污，竭尽说谎和污蔑之能事；它提出了一个定理，原话如下：

“代表巴黎大多数居民愿望的大多数报纸认为，在缔结和约前进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

这就是说，在选举中肯定能够获得多数的一派，即有把握通过普选而取得政权的一派，坚决拒绝这个胜利，他们对于自己的胜利感到厌恶。

反动派在大庭广众之下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少有的大言不惭；这样的厚颜无耻，说明了他们的道德堕落到了何等地步。像《伪君子》第五场中的塔尔丢夫一样，他们狂妄地叫嚷：“我们占绝对多数，但我们不愿依仗人多势众；我们完全可以成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但我们宁可继续充当臣民。”

他们全都公开打出了说谎和奸诈的旗帜。可是，奸诈也还需要伪装，说谎也得要有假象。而他们却是在大白天硬说“天黑了”，谁敢说个不字，谁就是叛逆。别人没有讨论和说话的权利。任何分辩都被他们嗤之以鼻。

这些先生们取消普选，把民意问题简单化了。不用征询全国，就可以知道人民的愿望。只要统计报纸的数量就够了，这比计算选票更为简便。

“我们有八份报，你们只有两份；可见，我们占居民的四分之三。”

我们又回到了金钱统治的时代。一份报就是一笔资本。有钱人可以随意印报。穷人则维持不了办一份报纸的开支。

我们又再次受到竞选保证金的压迫。出版保证金虽然没有取消，但也不再要求缴纳。人们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想再把人们的嘴巴重新封住。暂时，税收制度还封不住小有产者的嘴巴。

其实，要不准工人以及他们的穷兄弟记者说话，不一定非靠税收制度不可。

富人的精神产品，尽管质量低劣，在国内市场上到处泛滥，而穷人却拿不出一分钱来把他们的思想印成书报。

金融家、地主和大商人可以负担四十份、一百份、以至二百份报纸的开支。对这些先生们来说，这太轻而易举了。

无产者勉强掏出几分钱，但很快就用光了。交易所的大亨们看他们费了半天劲才凑得这几分钱，报之以嘲笑。这些大亨们富胜王侯，可以任意挥霍，他们威胜君主，可以发号施令。

这些有着万贯家私的老爷们联合起来代表公众的舆论。他们大胆地说：“我们代表所有人，我们印的报纸比你们多建他们肆意谩骂、污蔑和说谎，互相比赛看谁干的坏事多。

先生们，即使把你们称之为公众舆论的《宪政报》、《辩论报》、《国家报》、《钟报》、《祖国报》、《时代报》都加在一起，那也只不过是一堆涂了油墨的废纸，只配送到杂货铺或厕所里去。

所谓的国防政府以这些先生们为依靠。它已代替了波拿巴，充当保守党的首领。而跟它走的就是旧时代的一帮遗老、可耻的主和派、保皇党和投降普鲁士的法奸。

特洛胥先生过去是八里桥的部下，现在是八里桥的继承人。他说的是八里桥的话，做的是八里桥的事，追求的是八里桥的目标。政府和报纸又恢复了八月时期的老样子。他们大骂发动了十二月二日政变的波拿巴，而在奸诈、专横和耍两面派方面却远远胜过了波拿巴。

其实，他们是同一支军队的将军。有其士兵，必有其长官。在新主子的卵翼下，旧时代的遗老们都挺起腰板来了。他们和共和党人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内部的普鲁士奸细和外部的普鲁士入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