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我们的耻辱

1870年10月29日

梯也尔先生刚从欧洲行乞回来。这是五十天以来，他第二次出门行乞了。和第一次一样，他是两手空空回来的。他到处受到相同的接待，得到相同的答复：上帝保佑你们！”

梯也尔先生虽然年事已高，写有巨著，但他却忘记了一国人民要求得施舍，只能像《吉尔·布拉斯》[1]中的乞丐那样，手里拿着火铳。可是，政府在伸手乞讨时，却特意表示，他手里没拿火铳。于是，人们都轻蔑地转过头去。

的确，国防政府非常害怕欧洲把它的名称认真看待。它想方设法要使人们解除对它的怀疑，它说：“我们才不会闹别扭呢！我们怎么会荒谬地准备抵抗，从而使普鲁士人生气！我的天呀，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人看了？简直把我们当作革命党了！”

于是，梯也尔先生在欧洲的大路上风尘仆仆，到处恳求和平。

政府伸出一双白手给大使们看，要使他们相信，这双白手没有在巴黎碰过枪炮，也没有为了制造枪炮的罪恶目的而动过钢铁。

为了让威廉称心如意，市政厅没有运进巴黎一枪一炮。它听任阵地炮堆积在海军的军火库里。它拒绝接受英国提供的沙斯波式步枪。它在堡垒的垒墙、前沿和周围没有挖过一锹土。直到儒尔·法夫尔在俾斯麦的客厅里受到侮辱以前，抵抗的准备连影子也没有。

在色当一战中，我们的军官丧失殆尽。有五、六千名波兰军官挺身而出，要为我们训练新兵，这是多么宝贵的意外财富！政府为了求得威廉的欢心，拒绝了他们的帮助。

可是，政府的调门越低，俾斯麦的调门就越高。市政厅在压制抗战事业，而普鲁士人却狂妄地指责市政厅，说它的演说和措施在鼓动抗战。他们以法兰西的主人自居，命令召集乡绅议会，要全国在恐惧的健康环境下发表意见。

政府开始服从了，后来由于害怕巴黎，又缩了回去。附庸们居然造起反来了，这激起了俾斯麦的狂怒。他怒气冲冲地训斥他们，说他们是革命党，简直是造反。他差一点要把他们送军事法庭审判，以叛国罪论处。这一切真是人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事。

儒尔·法夫尔在费里埃尔受了侮辱后，发了几句怨言，这更使普鲁士人怒火冲天。即使是抗命的奴仆，也没有象儒尔·法夫尔那样受到如此粗暴的惩罚。什么！挨一顿鞭子就抱怨，到巴黎人面前去痛哭，好让他们由于同情你而发怒！这岂不是奸诈透顶了吗？俾斯麦请各国的君主都为这项叛逆罪作证。

法兰西已经堕落到如此的地步，居然甘心让她的所谓代表挨别人的鞭打，假如人们对此不是怒从心起，那位容克地主一定会被人取笑的。

谁交给了儒尔·法夫尔先生这个耻辱的使命呢？他是以律师的身份自告奋勇地去承担这个使命的。

威廉反复说过，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句话算是他碰巧说对了。至少这对普鲁士是适用的。国王和民族真是配对成双的了。

我们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耻辱，难道不是我们自找的吗？听了法夫尔律师要求法官们从宽发落法国人民的那篇演说词，人们只掉了几滴眼泪，却毫不义愤填膺。人们的双手被普鲁士人的戒尺打得通红，却还在发誓说要战斗到底。唉呀，我们惯于挨打，表皮都被打起老茧了。

[1] 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小说家勒萨日的作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