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泰晤士报和特洛胥将军

1870年11月24日

大家都知道《泰晤士报》，这是城市里的商人们的喉舌，是英国报刊的楷模。同它的主顾们一样，这份报纸有一副铁石心肠，它把强者奉为上帝，把弱者视作门前的垫脚石。

这份一问世就与法兰西为敌的报纸，自从八月六日以来，因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它用金筹码把我们的每一次败绩都记录下来，公开宣扬它的战略，证明我们一切都完了。从维桑堡到色当，它对我们的鄙视随着我们的失败而逐步升级。

九月四日以来，这种鄙视开始带有一点忧虑的色彩。辱骂变成了怜悯。这位傲慢而虚伪的君子很愿意向我们提出友善的建议，并斥责我们的不谨慎。巴黎的被围困使他感到痛心。他大发慈悲之心，责怪我们不该疯狂地固执己见。

德国的胜利不是已成定局了吗？为什么要违背命运的宣判而作渎神的奋斗呢？事已如此，就该心甘情愿地认输。再固执下去，就简直是造反了。巴黎的毫无目的、毫无希望的抵抗是对于秩序和道德的侵犯。被征服者的真正勇气在于忍耐，而我们顽固地抗战，那是懦怯。

但是，《泰晤士报》的说教没有听众。俾斯麦从自己的海关走私，把这份声名狼藉的报纸的最糟糕的文章偷偷地塞给我们。保皇党的报刊大登特登这类临终劝善和让我们死而瞑目的散文；这一切都是徒劳的。人们耻笑俾斯麦，鄙视他的同谋者。

有鉴于此，这份惯唱挽歌的报纸改变了腔调，开始大肆吹嘘特洛胥。特洛胥是“法兰西最优秀的一位战士”。他有一个了不起的计划，这个计划十分清楚，十分可靠，所以他决心不告诉任何人。他教训巴黎人说，他们简直是些蠢驴，竟妄想彻底打出巴黎去。这样，他打消了巴黎人的自大狂。

他只允许装模作样的出击，据说这些出击在舍维伊、巴尼厄、夏提荣、吕埃伊等处战果辉煌。他对事情有着十分的把握，甚至可以断定夺取某些阵地是不必要的。《泰晤士报》要谈论布尔歇之战，于布尔歇之战便成为特洛胥将军的光荣。大家看到，事情全在于怎么报导。

由此可见，赫赫有名的将军成了《泰晤士报》的宠儿。这是不祥的预兆！我国军队的这位掘墓人，这只啄着法国人尸体的乌鸦，来到独裁者的战车中筑巢。它把巴黎陷落的希望不再寄托于俾斯麦和莫特克，而是寄托于我们的老爷兼主人。

这位老爷兼主人，像神明一样，有他自己的一套秘密方案，他对任何人也不说；到目前为止，从局势发展来看，这套方案只是给我们带来了坏消息。一天比一天更黑暗的前途难道会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吗？

寻常的人都相信，对一个残酷无情和死不回头的敌人，应该竭尽全力加以遏制和打击。我们的神明却并不这样主张，他宁可走怀柔的道路。他对侵略者和共和党人决不一视同仁。

对共和党人，是鞭打、黑牢、欺骗、杀戮。对于焚烧乡村、虐杀俘虏、枪杀赤手空拳的居民的野蛮人，则是态度和气、彬彬有礼、羞羞答答。

敌人的远程大炮大量地杀伤我军士兵，而我军又没有大炮还击，对此，一位公民主张采用燃烧弹去对付敌人的大炮。滚开！可怕！这岂不违背天理人情！虔诚的特洛胥即使挨了耳光也决不还手。

普鲁士鬼子自从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以来，一直在沉着地等着我们迫于饥饿而不得不就范。一个法国人找到了一种无名烈火，至于是什么烈火，我也说不清楚，据说它能像雷电一样，为我们打开解放之路。

“伟大的上帝！多么可怕的主意！”可怜的特洛胥叫了起来。“敌人是那么老实，他们只满足于使用克虏伯大炮、严密的封锁和乌哥利诺[1]方法，而我们却用这种骇人听闻的手段去对付他们！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让我们的城堡在炮火下倒塌，让所有的巴黎人都在自己房屋的废墟下死去！让老人、妇女和儿童忍着饥饿的痛苦苟延残喘！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打仗么，天经地义就要死人！”

“使用无名烈火去回击正规的、检查合格的和合法的炮弹，这简直是十恶不赦！只要特洛胥活着，就决不允许世界上发生这种可怖的景象！那怕让巴黎陷落，让法兰西割地、亡国，让法国人一半死掉，一半当亡国奴，特洛胥也决不允许在发射炮弹方面采用不正当的新方法。”

我并不了解上面提到的无名烈火以及燃烧弹，《世纪报》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把它们扔进水里去了，现在还在水里。假如这些杀人的发火器确实存在而不是虚构，假如特洛胥将军出于所谓人道的考虑拒绝使用，那就是一个卖国行为。巴黎如果不惩罚这种行为，巴黎也将有罪。

必须进行调查和法律起诉。

[1] 意大利的格那得斯卡伯爵乌哥利诺，1288年为其政敌所败，被俘后囚于哥兰底塔中，被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