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在危急中 无耻之尤

1870年12月3日

报界对特洛胥的圣旨唯命是从。特洛胥威胁说，任何报纸若敢议论军情，将被勒令停刊。于是报界就卑贱地宣传这项不许人说话的法律。啊，刺刀呀，刺刀，你是多么令人肃然起敬，在你的面前，只能唯唯诺诺。

《祖国在危急中报》也许是巴黎唯一的从不议论计划中的或正在进行中的军事行动的报纸。这并非因为它认为这样的议论会产生什么危险。那些身佩肩章的高级军官们竟然要从这份报纸里发现某种危险，这样的不讲道理实在令人惊奇；报纸的报导几乎总是落后于既成事实，并且，即使在相反的情况下，也与其说是为敌人提供情报，还不如说是为了迷惑敌人。不过也得承认，把战争写成连载小说，以满足那些饱读保尔·费瓦尔和蓬松·迪·泰拉伊作品的傻瓜们的乐趣，这是再可悲不过的了。

装腔作势的高级军官们一方面争先恐后地夸夸其谈、招摇撞骗，另方面却又为泄露了他们的所谓机密而怒气冲冲，要卡住那些犯下多嘴多舌的滔天大罪的记者们的喉咙，这是精神堕落和道德堕落的可悲征兆！

好人们，请放心吧。你们值得自责的无非是欺骗了你们的读者。俾斯麦和莫特克先生对于他们的间谍交回的成堆废话，大概只会一笑了之，而这些废话在巴黎却被当作严重的泄密。即使在平时，人们对于人类的愚蠢，也多少有所感触。而在严重的危机时刻，人类的愚蠢就暴露无遗了。所有的人都大量地和贪婪地干着蠢事。看到成千上万的瞎子睁着眼睛顺从地跟着别人走去，这真叫人感到既可怜又可恨。

然而，谁敢试图阻挡他们前进的道路，谁就活该倒霉！他们将像羊群一样，蜂拥而上，从你的肚子上践踏过去，向着深渊奔跑，直到掉了进去，才在渊底叫喊：“上面有没有人把我们救出来？”那时候，别人在走自己的路，回答说：“傻瓜！你当初不应该掉进去呀！”

最后，碰巧有些好心人去拉他们一把，而他们在惊慌地走出深渊时，又把他们的不谨慎的朋友撞倒在地，踩在脚下。然后，他们飞快地跑着，一头再撞进另一个深坑。——在骗子手的棍棒的驱赶下，这些受骗者始终就是这样地来回奔跑。如果有人从敌人手里把棍棒夺来交到他们手里，他们立即把这个可怜虫猛打几棍。

读者，以上足以向你说明，为什么某些报纸对特洛胥苏丹如此温顺听话、如此献媚取宠，而对一个与它们毫不相干的同仁却如此蛮横粗暴，为什么它们被特洛胥苏丹在屁股上踢了几脚以后，却向《祖国在危急中报》的肚皮上回报几脚。这是向主子讨好而又能练练腿脚的妙着。

威名赫赫的将军不喜欢别人议论他的军事才能和所打的胜仗。这触犯了他的谦虚。他请报纸谈论别的事情，谈论天气、俾斯麦、哥尔查科夫[1]、上帝的光荣和无政府主义的罪恶。凡符合这些条件的报刊，他就允许存在下去。

当然，正直的办报人选择了最后一个题目，这帮家伙的马车把我们这份始终步行的报纸溅了满身泥水。而且，他们溅了别人一身泥水，却并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因为他们的马车行驶时总是关着车门，既没有牌照又没有点灯。人们知道这些车子是流动的妓院，它们为主人挣了许多钱，并使浪荡女神[2]得到了相当可观的收入。

大约在二十年前，有一条法律曾规定车辆必须开门行驶，携带牌照和灯。这条法律使车主们十分恼火，他们最愿意做秘密的和见不得人的生意，有些资本家是很不乐意公开亮相的。

九月四日使流动妓院重获了自由。他们乘机到处卖淫，并把污泥成在不带面罩的公民们身上。对于这些妓院和浪荡女神，即那些隐姓埋名的报纸和作家，公民们理所当然地报以最大的鄙视。

不署名的信件和文章同他们是一路货色。

至于那些自称为共和主义俱乐部并以此来掩盖其保皇派阴谋活动的反革命团体，共和党人对它们表示了应有的厌恶。人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要金钱和地位，他们的手段是污蔑和取缔，他们的目的是恢复保护一切丑恶和暴行的君主制。

他们今天推行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明天就会用保证金和印花税扼杀报纸，封闭俱乐部，禁止公众集会，消灭一切自由。他们的每句话都是谎言，每个行动都是虚伪，每个希望都是威胁，每项计划都是破坏。他们能够依靠卖国而取得胜利。不过，我们知道他们的胜利意味着什么。一八四八年的经验使共和党人不再抱有幻想了。

[1] 哥尔查科夫(1798—1883年)，俄国当时的外交部长，推行俄德亲善的外交政策。——译者

[2] 罗马人的爱与美之神维纳斯的别名，这里借用为妓女的别名。——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