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留恋的一个地方 经历(1)

永不能忘的先生

曾经偶然在西报上的“补白”里看到这两句怪有趣的话：

“A gossip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others; a bore is one who talks to you about himself.”

如把这两句话勉强译成中文，大意也许可以这样说：“喜欢闲谈的人，就是对你瞎谈着别人的事情；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说“勉强译成”，因为一种文字的幽默意味，最难一点不走漏地译成别一种文字，但是无论如何，大意是可以明白的了。我尤其注意第二句，即“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对你尽谈着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谈到自己的事情，往往要啰啰嗦嗦地拖泥带水地说个不完，使人听了感觉到厌烦，诸君也许已经有过这样听得不耐烦的经验吧。我有鉴于此，所以向来对于“自述”一类的文字不愿写。

最近因为在香港办了几个月的报，回到上海以后，有不少朋友问起在香港的情形，我便写了好几篇《在香港的经历》（登在《生活星期刊》），原来不过随笔写来，拉杂谈谈而已，不料有好多读者写信来勉励我要多写一些，大概还不觉得怎样厌烦；但是在香港几个月的经历就不过那一些，所以登了九期就把它结束了。可是经读者的这样怂恿，我又转着念头，想要尝试写几篇《二十年来的经历》，不知道要不要引起诸君的厌烦。倘若读者听得厌烦，我希望不客气地写信来警告一下，我便可提早结束，或不再写下去。

我这二十年来的经历，想从小学时代谈起。当时我所进的是南洋公学附属小学，校长是沈叔逵先生。他是一位很精明干练的教育家，全副精神都用在这个小学里面，所以把学校办得很好。我们那一级的主任教员是沈永癯先生，他教我们国文和历史——我最感兴趣的科目。他那样讲解得清晰有条理，课本以外所供给的参考材料的丰富，都格外增加了我的研究兴趣。我尤其受他的熏陶的是他的人格的可爱。我这里所谓人格，是包括他的性格的一切。他的服饰并不华丽，但是非常整洁，和我所不喜欢的蓬头垢面的自命名士派的恰恰相反。他对于所教授的科目有着充分的准备，我对于他所教的科目有任何疑难，他都能给我以满意的解释。他教得非常认真，常常好像生怕我们有一句一字不明了；他的认真和负责的态度，是我一生做事所最得力的模范。他并没有什么呆板的信条教给我，但是他在举止言行上给我的现成的榜样，是我终身所不能忘的。我自己做事，没有别的什么特长，凡是担任了一件事，我总是要认真，要负责，否则宁愿不干。这虽然是做事的人所应该有的起码的条件，但是我却永远不能忘却永癯先生给我的模范。此外令我倾倒的是他的和蔼可亲的音容。他对于学生总是和颜悦色的，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动过气；我上他的课，比上任何人的课都来得愉快。但是他所以得到学生的敬爱，并不是由于姑息、随便、撒烂污(2)，却是由于认真而又不致令人难堪。我当时敬爱这位先生的热度可以说是很高很高，但是并未曾对他表示过我的这样的心意。现在这位良师已去世多年了，可是我一生不能忘记他。

当时我们的一级里只有二十个同学，因为人数少，彼此的个性相知很深，现在有的做医生，有的做律师，有的做工程师，有的服务于邮政局。陆鼎揆律师也是当时同级里的同学之一。在国文一课，我们俩是劲敌。每星期有一次作文，永癯先生批卷很严：最好的文章，他在题目上加三圈，其次的加两圈，再次的加一圈；此外仅于一篇之中比较有精彩的句子的点断处加双圈。每次文卷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好像急不及待地探听谁有着三圈，谁有着两圈，谁有着一圈，乃至于下课后争相比较句子点断处的双圈谁多。有的同学紧紧地把文卷藏在课桌的抽屉里，压在重重的课本下，生怕有人去偷看它，那很显然地是一个双圈都没有！当时我们那种竞赛得津津有味的神情，大家都感觉到很深切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竞赛，每星期都受着一次推动，大家都的确容易有进步。

工程师的幻想

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特长，更为显著。我们年纪很小还在私塾的时候，所好便不同。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着“诗云子曰”，并没有什么算学的功课，但是我的弟弟看见家里用的厨子记账的时候打着算盘，就感觉到深刻的兴趣，立刻去买了一本《珠算歌诀》，独自一人学起什么“九归”来了。我看了一点不感觉兴味，连袖手旁观都不干。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滴滴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一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上另记一个记号。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认真，所以心里格外地难过，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之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唯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地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我始终觉得梁任公(3)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十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躲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后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的了！

大声疾呼的国文课

当时我进的中学还是四年制。这中学是附属于南洋公学的（当时南洋公学虽已改称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但大家在口头上还是叫南洋公学），叫作“中院”。大学部叫作“上院”，分土木和电机两科。中院毕业的可免考直接升入上院。南洋公学既注重工科，所以它的附属中学对于理化、算学等科目特别注重。算学是我的老对头，在小学时代就已经和它短兵相接过，但是在中学里对于什么“代数”、“几何”、“解析几何”、“高等代数”等等，都还可以对付得来，因为被“向上爬”的心理推动着，硬着头皮干。在表面上看来，师友们还以为我的成绩很好，实际上我自己已深知道是“外强中干”了。

但是南洋公学有个特点，却于我很有利。这个学校虽注重工科，但因为校长是唐尉芝先生（中院仅有主任，校长也由他兼），积极提倡研究国文，造成风气，大家对于这个科目也很重视；同时关于英文方面，当时除圣约翰大学外，南洋公学的资格算是最老，对于英文这个科目也是很重视的。前者替我的国文写作的能力打了一点基础，后者替我的外国文的工具打了一点基础。倘若不是这样，只许我一天到晚在XYZ里面翻筋斗，后来要出行便很困难的了。但是这却不是由于我的自觉的选择，只是偶然的凑合。在这种地方，我们便感觉到职业指导对于青年是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

自然，自己对于所喜欢的知识加以努力的研究，多少都是有进步的，但是环境的影响也很大。因为唐先生既注意学生的国文程度和学习，蹩脚的国文教员便不敢滥竽其间，对于教材和教法方面都不能不加以相当的注意。同时国文较好的学生，由比较而得到师友的重视和直接的鼓励，这种种对于研究的兴趣都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我们最感觉有趣味和敬重的是中学初年级的国文教师朱叔子先生。他一口的太仓土音，上海人听来已怪有趣，而他上国文课时的起劲，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对学生讲解古文的时候，读一段，讲一段，读时是用着全副气力，提高嗓子，埋头苦喊，读到有精彩处，更是弄得头上的筋一条条地现露出来，面色涨红得像关老爷，全身都震动起来（他总是立着读），无论哪一个善打瞌睡的同学，也不得不肃然悚然！他那样用尽气力的办法，我虽自问做不到，但是他那样聚精会神，一点不肯撒烂污的认真态度，我到现在还是很佩服他。

我们每两星期有一次作文课。朱先生每次把所批改的文卷订成一厚本，带到课堂里来，从第一名批评起，一篇一篇地批评到最后，遇着同学的文卷里有精彩处，他也用读古文时的同样的拼命态度，大声疾呼地朗诵起来，往往要弄得哄堂大笑。但是每次经他这一番的批评和大声疾呼，大家确受着很大的推动；有的人也在寄宿舍里效法，那时你如有机会走过我们寄宿舍的门口，一定要震得你耳聋的。朱先生改文章很有本领，他改你一个字，都有道理；你的文章里只要有一句精彩的话，他都不会抹煞掉。他实在是一个极好的国文教师。

我觉得要像他那样改国文，学的人才易有进步。有些教师尽转着他自己的念头，不顾你的思想；为着他自己的便利计，一来就是几行一删，在你的文卷上大发挥他自己的高见。朱先生的长处就在他能设身处地替学生的立场和思想加以考虑，不是拿起笔来，随着自己的意思乱改一阵。

我那时从沈永癯先生和朱叔子先生所得到的写作的要诀，是写作的内容必须有个主张，有个见解，也许可以说是中心的思想，否则你尽管堆着许多优美的句子，都是徒然的。我每得到一个题目，不就动笔，先尽心思索，紧紧抓住这个题目的要点所在，古人说“读书得间”，这也许可以说是要“看题得间”；你只要抓住了这个“间”，便好像拿着了舵，任着你的笔锋奔放驰骋，都能够“搔到痒处”，和“隔靴搔痒”的便大大地不同。这要诀说来似乎平常，但是当时却有不少同学不知道，拿着一个题目就瞎写一阵，写了又涂，涂了又写，钟点要到了，有的还交不出卷来，有的只是匆匆地糊里糊涂地完卷了事。

课外阅读

常有青年朋友写信问起写作的秘诀，其实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新闻记者，写的不过是平凡的新闻记者所写的很平凡的东西，说不上什么作家，所以对于这种问句，很感到惭愧。不过就我很平凡的一点经验说，觉得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简单说起来，所谓写的技术，是能够写得出自己所要说的话，也就是能够达意。所谓写的内容是有话说，也就是有什么意思或意见要说出来。

我上次和诸君谈过在小学和中学里得到良师教授国文的情形。但教师尽管教得好，实际的领略和运用，还是要靠自己努力去干，从干的当中得到要诀。这好像游泳一样，只是听了算数是无用的，必须钻到水里去游泳，才有所得。我当时在学校里所学的国文还是文言文，读的是古文。只靠教师在课堂上教的几篇是不够的，所以对于什么《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所谓八大家的各个专集（尤其是《韩昌黎全集》）、《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全集》以及《明儒学案》等等，在课外都完全看了一下。觉得其中特别为自己所喜欢的，便在题目上做个记号，再看第二次；尤其喜欢的再看第三次；最最喜欢的，一遇着可以偷闲的时候，就常常看。此外如《新民丛报》，梁任公和汪精卫笔战的文字，在当时也是我看得津津有味的东西。还有一部书也是我在当时很喜欢看的，说来很奇特，是所谓《三名臣书牍》，共有四册，是曾涤生、胡林翼和曾纪泽的奏折和信札。我却不是崇拜什么“名臣”，只觉得这里面的文字都很精悍通达，对于他们处理事务的精明强干，尤其是物色人才和运用人才方面，感到很深的兴趣。据说他们的这些文字不一定是完全自己写的，有好些是当时幕府中的能手代做的。我有一天在旧书摊上无意中碰到这部旧书，偶然翻看了几页，觉得越看越有趣，便把它买回来，居然在我的书堆里面占了很“得宠”的位置。

当然，这是当时研究文言文做了的一点点工夫，现在注意的是白话文，研究的人不一定要走这条路，而且时代也更前进了，内容方面相去也更远。所以我和诸君随便谈到这里，并不是要开什么书目供参考，只是表示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要想增进自己的写的技术，便要注意多看自己所喜欢看的书。

我当时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我所看的书，当然不能都背诵得出的，看过了就好像和它分手，彼此好像都忘掉，但是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只要用得着任何文句或故事，它竟会突然出现于我的脑际，效驰驱于我的腕下。我所以觉得奇怪的是：我用不着它的时候，它在我脑子里毫无影踪，一到用得着它的时候，它好像自己就跑了出来。我后来读到了心理学，觉得这大概就是所谓潜意识的作用吧。无论如何，我在当时自己暗中发现了这个事实，对于课外的阅读格外感觉到兴奋，因为我知道不是白读白看的，知道这在事实上的确是有益于我的写的技术的。

我觉得我们在阅读里既有着这样潜意识的作用，对于所选择的书籍的文字（这仅就写的技术方面说，内容当然也很重要），要特别注意。例如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谓直译的文字，写得佶屈聱牙，几十个字一停的长句，看得多了，也要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的技术，写出来的东西也使人看了不懂，或似懂非懂，使人感觉头痛！

当然，看书有人指导是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的耗费。现在的青年在这方面已有比较的便利，因为有好些杂志对于读书指导都是很热诚的。我在当时却是自己在暗中摸索着，但是我自己却也有一点选择的“策略”，虽简单得可笑，但在当时确受到不少的好处。我每到书店或旧书摊上去东张西望着，看到书目引我注意时，先在那里看它几页，称心才买，否则就要和它永诀。有些所谓作家，你虽然东看到他的大名，西也看到他的大名，但是也许买到他的大作来看看，却不免感觉到硬着头皮看下去也看不懂，或是味同嚼蜡，看着就想睡觉！

写作的尝试

在国文课上作文，当然也可以说是写作的尝试，但是我在这里指的却是发表或投稿的文字。

我读到中学初年级，几个月后就陷入了经济的绝境。我知道家里已绝对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挣扎，在挣扎中想起投稿也许不无小补。但是不知道可以投到哪里去。有一天偶然在学校的阅报室里看到《申报》的《自由谈》登着请领稿费的启事，才打定主意写点东西去试试看。那时的《自由谈》是由冷血先生主编，他自己每天在那上面做一篇短评，其余的文字大概都是靠投稿。

但是我有什么可以写呢？的确踌躇了好些时候。我上次不是和诸君谈过吗？我觉得写作在初学方面最重要的不外两点：一是写的技术，二是写的内容。这两点虽同是不可少的，但是第二点似乎比第一点还要重要。我这时在写的技术方面比较地有一些把握，但是因为经验的薄弱，观察的不深刻，实在觉得没有什么可写。于是我想个办法，到图书馆里去看几种英文的杂志，选译一些东西。这选译并不是什么长篇大文，只是几百字的短篇的材料，例如体育杂志、科学杂志等等里面的零星的材料，大讲其健康或卫生的方法，以及科学上形形色色的有趣的发明。这种材料在当时的《自由谈》是可以适用的，可是试了几次总是失败，好像石沉大海，无影无踪。但是我可以勉强抽出时间来的时候，还是试试看。有一天翻开报纸来，居然看见自己的文字登了出来，最初一刹那间好像还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着题目下的署名，的的确确一毫不差的是“谷僧”两字（这是当时随便取的笔名）！这样陆陆续续地发表了好几篇，到月底结算稿费的时候，报上那个请取稿费的启事里，当然缺不了我的份！我便和我的弟弟同到棋盘街一个刻图章的小摊上去刻了一个，拿到申报馆去伸手拿钱。心里一直狐疑着，不知到底能够拿到多少。不料一拿就拿了六块亮晶晶的大洋！如计算起来，一千字至多不过一块钱，但是我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样计算过，只觉得喜出望外。我的弟弟比我年龄更小，看见好像无缘无故地柜台上的人悄悄地付出几块大洋钱，也笑嘻嘻地很天真地替我高兴。我们两个人连奔带跳地出了申报馆，一直奔回徐家汇。这在我当时买一支笔买一块墨都须打算打算的时候，当然不无小补。但是钱到了手，却也就学了一点坏！回校的途中经过了一个卖彩票的店铺门口，和弟弟两个人商量一会，居然土头土脑地下决心掏出一块大洋买了一张彩票，后来这张彩票的结果和我最初若干次的投稿有着同样的命运！

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投稿的新园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记得当时在这个杂志里投稿最多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杨贤江，当时他还在师范学校求学；一个是萧公权，他的底细我不知道，由他文字里看出他似乎是四川人；一个便是我。我的文字虽常常也被采登，但我自己知道都不及他们两位的好，因此愈益勉力求进步，好像暗中和他们比赛似的。在这个杂志里所投的稿不像在《自由谈》上的只有数百字，一来就是几千字了。所写的内容，大概偏于学生修养方面的居多，这是我在当时的学生群中观察得来的材料（当时南洋公学的学生有千余人，这学生群还不算小），比以前译述健康方法和科学小品的内容又有不同，在组织材料和构思方面比较地多得一点训练。我从这里又得到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要写自己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事情，尤其是实践或经验中感到最深刻印象的事情。

但是我在《学生杂志》里投稿也不是完全顺利的，总是去了好几篇才登出一篇。登了一篇之后，好像替我打了一个强心针，再陆续写几篇去，登后再等着多少时候。关于好多没有采登的稿子，我当时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这应该埋怨编辑先生，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稿子并不是篇篇都好。我当时虽一点不知道自己将来的职业是编辑，但是说来奇怪，对于做编辑的苦衷，似乎已经了解。

新闻记者的作品

我在准备做工程师的学校里面——虽则还是中学——并不专心于准备做工程师，却分着大部分的心力看这样的书，翻那样的报，和准备做工程师的工作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这实在不足为训。就职业指导的原则说，应该赶紧设法掉换学校才是，可是我当时在这方面是个“阿木林”(4)，想都没有想到，还是在暗中摸索着。

但是有一点却在小学的最后一年就在心里决定了的，那就是自己宜于做一个新闻记者。在那个时候，我对于《时报》上的远生的《北京通讯》着了迷。每次到阅报室里去看报，先要注意《时报》上有没有登着远生的特约通讯。我特别喜欢看他的通讯，有两个理由：第一是他的探访新闻的能力实在好，他每遇一件要事，都能直接由那个有关系的机关，尤其是由那个有关系的政治上的重要人物，探得详细正确的内部的情形；第二是他写得实在好！所以好，因为流利、畅达、爽快、诚恳、幽默。他所写的内容和所用的写的技术，都使当时的我佩服得很，常常羡慕他，希望自己将来也能做成那样一个新闻记者。想诸君也许还记得，远生就是名记者黄远庸先生的笔名。我当时对于他的为人怎样，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文字上认识了他，好像他就是我的一个极好的朋友。后来他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而冒险南下，我已在中学里，对于他的安危，简直时刻担心着，甚至有好几夜为着这件事睡不着。他离开上海赴美国，途中还写了好几篇短小精悍、充满着朝气的通讯登在《申报》上，是我生平最倾倒的佳作。我正切盼着他能继续写下去，不料他到旧金山的时候竟被暗杀，真使我悒郁不欢，好像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好朋友。

我以前曾经谈起在中学初年级的时候，对于先师沈永癯先生借给我的《新民丛报》，也有一时看入了迷，这也是鼓励我要做新闻记者的一个要素。当然，那里面所建议的事情和所讨论的问题，和当年的时代已不适合，我只是欣赏那里面的锐利明快、引人入胜的写的技术，所以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就无意再看了，可是增强了我要做个新闻记者的动机，那影响却是很有永久性的。

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同房间的同学有一位彭昕先生，他的国文根底很好，对于秋桐（即现在到华北去做什么委员，使国人为之齿冷的章士钊）所办的《甲寅杂志》看入了迷。他常常在我面前把秋桐的文章捧上了天，赞不绝口。平心而论，章士钊的现在行为虽令人齿冷，但在当时那一段时期的努力，却也有他的劳绩。我厌恶他现在的为人，同时我却要承认当时确曾经受着秋桐文字的相当的影响。我因为彭先生的入迷，也对于《甲寅杂志》加了特殊的注意，每期都从我这位朋友那里借来看。秋桐文字的最大优点是能心平气和地说理，文字的结构细密周详，对政敌或争论的对方有着诚恳的礼貌，一点没有泼妇骂街的恶习气。我很觉得这是现在我们应该注意的态度——尤其是在现在积极推动全国团结御侮的时候——不要心境过于狭隘，太不容人。我当时对于秋桐的文字虽不像我的同学彭先生那样入迷，但却也喜欢看。这对于我要做新闻记者的动机，也有相当的推动力。

其实也只有《甲寅杂志》能使秋桐令人敬重，后来秋桐反对“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又办什么《甲寅周刊》，同样地用秋桐署名的文字，看了便令人作三日呕！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捏造一个原则：就是做文章和做人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做了一个要不得的人，原来能写很好文章的，到了那时写出来的也要变成要不得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好的文章不仅是有着好的写的技术，同时也离不开好的写的内容。而且还有一点似乎奇特而却也是事实的：那便是内容的要不得往往也要影响到写的技术，因为只有理直气壮的内容才写得好，否则扭扭捏捏，不能遮掩它的丑态！

英文的学习

关于英文的学习，我不能忘却在南洋公学的中院里所得到的两位教师。后来虽有不少美籍的教师在这方面给我许多益处，但是这两位教师却给我以初学英文的很大的训练和诀窍，是我永远所不能忘的厚惠。在这国际交通日密、学术国际化的时代，我们要研究学问，学习一两种外国文以作研究学问的工具，在事实上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提出一些来谈谈，也许可以供诸君的参考。

我所要说的两位英文教师，一位是在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教授英文的黄添福先生。他就是拙译《一位美国人嫁与一位中国人的自述》的那本书里的男主人公。他大概是生长在美国，英文和美国人之精通英文者无异；英语的流利畅达，口音的正确，那是不消说的。他只能英语，不会说中国话。做中国人不会说中国话，这就某种意义说来，似乎不免是一件憾事，但是仅就做英文教师这一点说，却给学生以很大的优点。当然，倘若只是精通英文而不懂教授法，还是够不上做外国文的良师。黄先生的教授法却有他的长处。他教的是英文文学名著，每次指定学生在课外预备若干页，最初数量很少，例如只有两三页，随后才逐渐加多。我记得在一年以内，每小时的功课，由两三页逐渐加多到二十几页。上课的时候，全课堂的同学都须把书本关拢来，他自己也很公平地把放在自己桌上的那本书关拢起来。随后他不分次序地向每一个同学询问书里的情节，有时还加以讨论。问完了每个同学之后，就在簿子上做个记号，作为平日积分的根据。他问每个同学的时候，别的同学也不得不倾耳静听，注意前后情节的线索，否则突然问到，便不免瞠目结舌，不知所答。在上课的五十分钟里面，同学们可以说没有一刻不在紧张的空气中过去，没有一刻不在练习听的能力。

除听的能力外，看的能力也因此而有长足的进展，因为你要在课堂上关拢书本子，随时回答教师关于书内情节的问句，或参加这些情节的讨论，那你在上课前仅仅查了生字，读了一两遍是不够的，必须完全了然全课的情节，才能胸有成竹，应付裕如。换句话说，你看了你的功课，必须在关拢书本之后，对于书内的情节都能明白。这样的训练，对于看的能力是有很大的益处。我和同学们最初却在心里有些反对，认为教师问起文学的内容好像和什么历史事实一样看待，使人费了许多工夫预备。但是经过一年之后，觉得自己的看的能力为之大增，才感觉到得益很大。

还有一位英文良师是徐守伍先生。他是当时的中院主任，等于附属中学的校长；当我们到了四年级的时候（当时中学是四年制），他兼授我们一级的英文。他曾经在美国研究经济学，对于英文也很下过苦功。他研究英文的最重要的诀窍是要明白英文成语的运用。这句话看来似乎平常，但在初学却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受用无穷的秘诀。徐先生还有一句很直率而扼要的话，那就是你千万不要用你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的字句。这在中国人写惯中国文的人们，也许要觉得太拘泥，但是仔细想想，在原理上却也有可相通的。我们写“艰难”而不写作“难艰”，我们写“努力”、“奋斗”而不写作“奋力”、“努斗”，不过是由于我们在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听过或看过这类的用法罢了。初学英文的人，在口语上或写作上往往有“捏造”的毛病，或把中国语气强译为英文，成为“中国式的英文”！要补救这个毛病，就在于留意不要用你自己从来没有听过或读过的英文字句。在积极方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便须时常注意成语的用法。成语的用法不是仅仅记住成语的本身就够的，必须注意成语所在处的上下文的意思。我们在所阅读的书报里，看到一种成语出现两三次或更多次数的时候，如真在用心注意研究，必能意会它的妙用的。我们用这样的态度阅读书报，懂得成语越多，记得成语越多，不但阅读的能力随着增进，就是写作的能力也会随着增进。

黄先生使我们听得懂、听得快，看得懂、看得快，偏重在意义方面的收获；徐先生使我们注意成语的运用，对于阅读的能力当然也有很大的裨益，尤其偏重在写作能力的收获。

我觉得这两位良师的研究法可通用于研究各种外国文。

修身科的试卷

我读到中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家中对我的学费已无法供给，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在四面楚歌之中，忽然得到意外的援军！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有一天无意中走过宿舍里的布告板的前面，看见有一大堆人伸长脖子看着一大篇的校长的布告，上面开头便是校长对于品行重要的说教，最后一句是“本校长有厚望焉”，随后是大批“优行生”的姓名。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也赫然夹在里面凑热闹！老实说，我当时对于“优行”这个好名称却不觉得怎样，可是听老同学们说起做了“优行生”可以得到免缴学费的优待，对于我当时竭泽而渔的苦况却不无小补。

说起当时这种“优行生”的资格，却也颇有趣味。最重要的是在大考时候那一篇修身科的试卷。修身科的教师就是当时的国文教务长，教的是宋明的理学，油印的讲义充满着许多慎独的工夫、克欲的方法。教师上课的时候，就把这些讲义高声朗诵，同时在课堂里大踱其方步。他只是朗诵着讲义，不大讲解其中的意义，朗诵之后，余下来的工夫就大骂当代的一切人物，这些人在他似乎觉得都不合于他心目中的修身的标准！骂得痛快淋漓，往往要骂得哄堂大笑。当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当儿，如偶有同学在课堂里打瞌睡给他看见，他就要大声发问：“你昨天夜里在被窝里干什么？我看你的脸色很靠不住！”弄得哄堂大笑，那个同学往往要难为情得面红耳赤，无容身之地！到了大考的时候，他出一个多少有关理学的题目，叫大家做一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的好坏，与其说是关于作者平日修身的怎样，不如说是关于作者国文程度的怎样。国文好的人就大占便宜，和修身不修身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就一般说，国文好的同学大概多是用功朋友，在品行上不致怎样撒烂污，但是也有例外的。我就亲知道在另一级里有一位同学在考“修身”的前一夜，还请假在外打了通宵的麻将，第二天早晨匆匆到校应考，因为他的国文程度很好，考卷上仍得到一百分，他的大名仍在“优行生”之列！

大概“优行生”的推举，是在教务会议中由修身科教师提出，由其他教师赞成通过的，所以仅仅修身科考卷好还不够，其他功课也要相当地好。如有什么功课过于撒烂污，教这功课的那位教师也许要说几句中伤的话，“优行生”突然间便不免要发生问题了！但是修身科在大考时的那一篇文章的优劣，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样决定“优行生”的办法似乎很有疑问，可是在当时的我，得因此免除学费，却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在南洋公学读到大学二年级（电机科），除了有一个学期是例外，其余的学期都很侥幸地被列在“优行生”，学费也随着被免除了。我对于修身科的教师虽有着奇异的感想，但是这一点却不得不感谢他。其中有一个学期是例外，这里面的情形也可说是例外的例外。校长依向例贴出布告，宣布“优行生”的名单，在名单之前也依向例有着一大篇“本校长有厚望焉”的说教，在那篇说教里特别提出我的名字，说我好得不得了，除学识是怎样怎样的精研通达外，性情又是怎样怎样的谦逊韬晦，简直不是什么物质的奖励所能包容的，所以特由校长加以这样荣誉的奖励，把“优行生”的名义暂停一次。这在教师们鼓励的盛情固然可感，可是我那一学期的学费却大费了一番的筹谋！

诸君知道学校里的费用，学费不过占着其中的一小部分，此外如买书费、膳费、纸笔费、洗衣费以及无法再节省的零用费，都要另外设法。投稿生涯也是“开源”之一法，所以当时有许多写作译述，与其说是要发表意见或介绍知识，不如说是要救穷。我的弟弟当时也同在南洋公学求学，他的经济状况当然不会比我好，也有一部分要靠做“优行生”所得的免除学费的优待。我们两个人的“开源”的途径既不广，同时只得极力“节流”。从徐家汇到上海（指热闹的街市）有一二十里路，原有电车可通，我们在星期日偶因有事出校，往往不敢乘电车，只得跑路。在暑假期内，极力找家庭教师的职务做。在那时的南洋公学是上海最著名的一个学校，对于招考时的考试特别严格，所以有志投考的，在暑假期内常由父兄请人在家里补习功课。我们弟兄两人很幸运地得到同学们的信任，他们遇着有亲友们要物色这种补习教师，常替我们做负责的介绍，所以这在当时也是我们这苦学生的一条出路。

现在常有些青年写信问我苦学生怎样可以自给，这问题的确不易答复，因为这事没有什么一定的公式，要看各人的环境、人缘和自己的能力。回想我自己当时的苦学生生涯，也不敢说有什么把握，只是过一学期算一学期，过一个月算一个月。这学期不知道下学期的费用在哪里，甚至这一个月不知道下一个月的费用在哪里，这简直是常事。因此心境上常常好像有一块石头重重地压住。别的同学在星期日是有着当然的娱乐，我的星期日却和平日一样；出校要用车费，没有特别的事也不愿跑远路；躲在校里也没有什么娱乐，因为在星期日的学校原已像个静寂的寺院。

孩子究竟脱不了孩子气！记得有一次听着一个亲戚盛赞梅兰芳的戏，说他真做得好，简直是个“怪物”，不可不看，我们弟兄俩刚巧衣袋里多着几块钱，竟下决心同到天蟾舞台去看了一次！看的是夜戏，因太迟不便回校，还同往旅馆住宿了一夜。虽由徐家汇出来往返通是跑腿，但是已破天荒地用了十块大洋，因为一个位置的票价就去了四块大洋，那真是闹了一次大阔！这事如被那位修身科教师知道了，也许要取消我们的“优行生”的资格！

幻想的消失

我在南洋公学的时候，在精神上常感到麻烦的，一件是经济的窘迫，一件是勉强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前者的麻烦似乎还可以勉强拖过去，虽则有的时候好像到了绝境；后者的麻烦却一天天地继续下去。如果我肯随随便便地敷衍，得过且过，也许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我生性不做事则已，既做事又要尽力做得像样；所以我不想做工程师则已，要做工程师，决不愿做个“蹩脚”的工程师。我读到中学四年级的时候，已感觉到“解析几何”的和我为难，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职业指导这个东西，只常常怪自己何以那样不行！中学毕业后要分科了。除土木科和电机科外，还新设有铁路管理科。原来同学里面性情不近于学工科的不止我一个人，据说铁路管理科是不必注重物理、算学的，所以有不少同学加入。照理我也可以加入这一科，不过当时加入这一科的却有许多平日不用功的同学，在一般同学看来，大有这是“藏污纳垢”的一科，存着轻视的心理！而且我对于铁路管理，自问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味，所以我没有一点意思要进这一科。由现在看来，前一种心理确是错误的，后一种心理也许还合于职业指导的一个原则。无论如何，我既无意于管理什么铁路，只得在土木科和电机科两者之间选择一科。我说“只得”，因为在当时竟好像除了南洋公学，没有别的什么学校看得上眼！算学是我的对头，这是诸君所知道的。我听见有些同学谈起电机科对于算学的需要，不及土木科那样紧张，我为避免“对头”起见，便选定了电机科。到了这个时候，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还没有消失。这种幻想的所以还未消失，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做工程师，却是因为不知道有更改的必要和可能。我所以不喜欢做工程师，并不是不重视工程师，却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工程师没有缘分。

但是我仍然糊里糊涂地向着工程师的路上跑。不久我对于工程师的幻想终于不得不完全消失，这件事我却不得不谢谢张贡九先生。他当时教我们的微积分和高等物理学。诸君知道微积分是算学中比较最高级的阶段，高等物理学对于算学的需求也是特别紧张的。而这位张先生对于这两科考试的题目又特别地苛刻。他到考试的时候，总喜欢从别的书上搜求最艰深困难的题目给学生做，弄得同学们叫苦连天，尤其引起深刻反感的当然是像我这样和算学做对头的人们。最初我还再接再厉，不肯罢休，但是后来感觉到“非战之罪”，便不得不另寻途径了。可是怎么办呢？尤其是“优行生”的问题！在南洋公学还可借口“优行生”来凑凑学费，如换一个学校，连这样一点点的凭借也没有了。这是一种最踌躇的心理。

可是问题当然还没有解决。同时有一位姓戴的同学却给我一个很大的推动。他在我们的同级里，对于工科的功课却是赋有天才的，但是他对于医学的研究具有更浓厚的兴味，便下决心于中学毕业后，考入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先须进理科）。他去了以后，偶然来谈谈，我才知道圣约翰的文科比较地可以做我转校的参考。我此时所要打算的是经济的问题，因为到圣约翰去之后，不但没有“优行生”的奖学金，而且圣约翰大学是向来有名的贵族化的学校。这个学校的课程内容，比较地合于我的需要，而贵族化的费用却给予我一个很困难的问题。事有凑巧，有一位同级的同学葛英先生正在替他的一个本家物色一个家庭教师。他的那位本家是在宜兴县的蜀山镇，家里是开瓷厂的，年已六十几岁了，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希望得非常殷切，托我的这位同学代为物色一个好教师，要请到蜀山镇去做西席老夫子的。我是否够得上做一个好教师，自己实在毫无把握，但是这位同学知道我有暂时做事积资再行求学的意思，极力怂恿我接受这个位置。当时是在将放年假的时候，他们打算请我去教半年，准备使那三个小学生能在第二年的暑假考入学校。为特别优待我起见，他们自动建议每月送我“束脩”四十元，来往盘费都由东家担任。这位东家虽是还拖着一根大辫子，年龄已达六十几岁的老先生，但是对于我这个青年“老夫子”却表示着十二万分的敬意；他的那样谦恭诚挚的盛情厚谊，实在使我受到很深的感动。我想一部分也许是由于他对于三个孙子的学业前途盼望得十分殷切，推他爱护孙子的心而爱护到所请的“老夫子”；一部分也许是由于我的那位同学在他面前把我说得太好了。

青年“老学究”

我真料想不到居然做了几个月的“老学究”！这在当时的我当然是不愿意做的。一般青年的心理也许都和我一样吧，喜走直线，不喜走曲线，要求学就一直入校求下去，不愿当中有着间断。这心理当然不能算坏；如果有走直线的可能，直线当然比曲线来得经济——至少在时间方面。但是我们所处的实际环境并不是乌托邦，有的时候要应付现实，不许你走直线，也只有走曲线。我当时因为不能继续入校，心理上的确发生了非常烦闷悒郁的情绪；去做几个月的“老学究”，确是满不高兴、无可奈何的。不过从现在想来，如有着相当的计划，鼓着勇气往前走，不要自馁，不要中途自暴自弃，走曲线并不就是失败，在心境上用不着怎样难过；这一点，我很诚恳地提出来，贡献于也许不得不走着曲线的青年朋友们。拿破仑说“胜利在最后的五分钟”，这句话越想越有深刻的意味，因为真正的胜利要看最后的分晓，在过程中的曲折是不能即作为定案的。我们所要注意的是要做继续不断的努力，有着百折不回的精神向前进。

我当时在最初虽不免有着烦闷悒郁的情绪，但是打定了主意之后，倒也没有什么，按着已定的计划向前干去就是了。

我的那位东家葛老先生亲自来上海把我迎去。由上海往宜兴县的蜀山镇，要坐一段火车，再乘小火轮，他都一路很殷勤地陪伴着我。蜀山是一个小村镇，葛家是那个村镇里的大户，他由码头陪我走到家里的时候，在街道上不断地受着路上行人的点头问安的敬礼，他也忙着答谢，这情形是我们在城市里所不易见到的，倒很引起我的兴趣。大概这个村镇里请到了一个青年“老学究”是家家户户所知道的。这个村镇里没有邮政局，只有一家杂货铺兼作邮政代理处，我到了之后，简直使它特别忙了起来。

我们住的虽是乡村的平屋，但是我们的书房却颇为像样。这书房是个隔墙小花厅，由一个大天井旁边的小门进去，厅前还有个小天井，走过天井是一个小房间，那便是“老夫子”的卧室。地上是砖地，窗是纸窗，夜里点的是煤油灯。终日所见的，除老东家偶然进来探问外，只是三个小学生和一个癞痢头的小工役。三个小学生的年龄都不过十一二岁，有一个很聪明，一个稍次，一个是聋子，最笨；但是他们的性情都很诚挚笃厚得可爱，每看到他们的天真，便使我感觉到愉快。所以我虽像入山隐居，但有机会和这些天真的儿童朝夕相对，倒不觉得怎样烦闷。出了大门便是碧绿的田野，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个山墩。我每日下午五点钟放课后，便独自一人在田陌中乱跑，跑到山墩上瞭望一番。这种赏心悦目的自然界的享受，也是在城市里所不易得到的，即比之到公园去走走，并无逊色。有的时候，我还带着这几位小学生一同出去玩玩。

在功课方面，这个青年“老学究”大有包办的嫌疑！他要讲解《论语》、《孟子》，要讲历史和地理，要教短篇论说，要教英文，要教算学，要教书法，要出题目改文章。《论语》、《孟子》不是我选定的，是他们已经读过，老东家要我替他们讲解的。那个聋学生只能读读比较简单的教科书，不能作文。夜里还有夜课，读到九点钟才休息。这样的儿童，我本来不赞成有什么夜课，但是做“老夫子”是不无困难的，如反对东家的建议，大有偷懒的嫌疑，只得在夜里采用马虎主义，让他们随便看看书，有时和他们随便谈谈，并不认真。

我自己是吃过私塾苦头的，知道私塾偏重记忆（例如背诵）而忽略理解的流弊，所以我自己做“老学究”的时候，便反其道而行之，特重理解力的训练，对于背诵并不注重。结果，除了那位聋学生没有多大进步外，其余的两个小学生都有着很大的进步。最显著的表现，为他们的老祖父所看得出的，是他们每天做一篇的短篇论说。

我很惭愧地未曾受过师范教育，所以对于怎样教小学生，只得“独出心裁”来瞎干一阵。例如作文，每出一个题目，必先顾到学生们所已吸收的知识和所能运用的字汇，并且就题旨先和他们略为讨论一下。这样，他们在落笔的时候，便已有着“成竹在胸”、“左右逢源”的形势。修改后的卷子，和他们讲解一遍之后，还叫他们抄一遍，使他们对于修改的地方不但知其所以然，并且有较深的印象。

踏进了约翰

几个月的乡村生活匆匆地过去，转瞬已到了暑假。几个小学生到上海投考学校，我也回到上海，准备投考圣约翰大学。

和我同时投考约翰的还有一位南洋同学，就是现在的王以敬医师，他原是在南洋选定土木科的，因为性情不近，改选医科。我们两个人在南洋时虽所进的学科不同，但是都读到大学二年级。他进医科，先要进约翰的理科，我要进的却是约翰的文科。由工科转到理科，比我由工科转到文科来得便当，因为工科和文科的课程相差太多了。幸而我自己平时对于文科有关系的书籍已无意中看得不少。在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转文科，不过因为自己喜欢看，所以便常常看看，不料在这个紧急备考的时候，居然有一点用处。例如要考的英文文学名著，在一二十种中选考四种，这就不是临时抱佛脚所能速成的。可是无论如何，要想从工科二年级跳到文科三年级，这在当时好多朋友都认为是太大胆的。我所以不得不这样大胆来拼一下，与其说是我的野心，不如说是因为我的经济力量常在风雨飘摇的境况中，希望早些结束我的大学教育。

我和王先生同住在上海青年会寄宿舍里，两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临考的那几天，我们两个人的心理都非常紧张。我们都存着非考取不可的念头，因为我们都各有苦衷。王先生立志研究医学，上海除德文的同济外，英文的医学校在当时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我呢，在当时也觉得要研究英文，在上海似乎也只有约翰是比较差强人意的。可是考试的成败是最难捉摸的事情，所以那几天我们的心理是特别地紧张，差不多每日二十四小时都是时刻在惴惴危惧着的。每天夜里，我们两人都开着“夜车”，预备考试的功课到两三点钟，疲顿得不堪言状。考试的那一天，天蒙蒙亮就起来，匆匆盥洗了后，连早餐都没有用，就匆匆出发，同乘电车到静安寺。还早得很，有几十个同往投考的人们不约而聚地步行一小时左右，才到约翰。考大学三年级的只有王先生和我两个人。因为我们所投考的学科不同，所以两个人还是分开来考的，各人都分别到各个有关系的教授房间去应试。提心吊胆了差不多一个星期，结果居然两人都被录取了，希望愈迫切和用力愈艰苦而得到的东西，在心理上也愈觉到快慰。我们两人得到投考胜利的消息后，当然是喜不自胜的。

好了，我如愿以偿地踏进了约翰了。这样转换了一个学校，在南洋时功课上所感到的烦闷，一扫而光，这是最痛快的一件事。在约翰的教授方面，也有几位是比较可以满意的，例如哲学教授卜威廉、历史学教授麦克纳尔、经济学教授伦默等。虽也有几个饭桶教授滥竽其间，但是我可以不选他们的课程，不致受到什么影响。

我在约翰虽然仅有两年，但也得到很多的益处，尤其是快读的能力。像麦克纳尔先生，他最注重课外参考书的阅读；他所指定的参考书很多，而且要调阅我们的笔记，非读得快，很难交卷，所以我们用在图书馆里的时间不少。约翰在最初受人诟病的是造成了不少买办，或做外人爪牙的翻译，但是我以为学会了英文来做研究学问的工具，却是另一回事。平心而论，对于这个工具的熟练，我不得不感谢我的母校——约翰大学。讲到社会科学方面，这个学校里只是沿袭着美国式的传统的说法，就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眼光看去，似乎给予学者的没有什么精要的知识，但是近代新社会科学也不是凭空突如其来的，要彻底懂得近代新社会科学的真谛，对于传统学说也需要有相当的明了，所以我这两年的光阴并不觉得是虚掷的。

在约翰时最使我索然乏味的事情，是每晨二十分钟和星期日上午一两小时的“做礼拜”。每日早晨上课之前，全体同学千余人要聚在大礼堂上，校长和教授们便聚在大礼堂的讲坛上，由校长领导着大玩其祷告和朗诵《圣经》的玩意儿。依例全体都要跪着，幸而除却前两排的同学因为太近于讲坛不得不下跪外，后面的大多数的同学坐在一排一排的矮椅上，和跪下的样子也差不多，大家便实行马虎主义，还是堂而皇之地坐着。星期日的上午，不得不坐在教堂里听那个主教的胡说八道，也是一件苦事。抵制的办法只得让他尽管张开他的嘴吧，我却尽转着我自己的念头，这也许是另一种的“走曲线”吧。

深挚的友谊

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约翰是贵族化的学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排在校前好像长蛇阵似的来迎接“少爷们”回府，我穿着那样寒酸气十足的衣服跑出门口，连黄包车都不敢坐的一个穷小子，望望这样景象，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简直是个“化外”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做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作“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七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挨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苦学时代的教书生涯

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高级中学的。好些课程由一个人包办，内容却也颇为复杂。幸而我那时可算是一个“杂牌”学生：修改几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学，靠着自己平日对这方面也颇注意，南洋和约翰对于英文都有着相当的注重，尤其是约翰；教算学，不外“几何”和“代数”，那也是在南洋时所熟练过的。诸君也许要感觉到，算学既是我的对头，怎好为人之师，未免误人子弟。其实还不至此，因为我在南洋附属中学时，对于算学的成绩还不坏，虽则我很不喜欢它。至少教“几何”和“代数”，我还能胜任愉快。现在想来，有许多事真是在矛盾中进展着。我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时候，虽自觉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尽我的心力干去，考试成绩仍然很好，仍有许多同学误把我看作“高才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胜任他们所物色的家庭教师。到约翰后，同学里面所以很热心拉我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也因为听说我在南洋是“高才生”；至少由他们看来，一般的约翰生教起国文和算学来总不及我这个由南洋来的“高才生”！我慨然担任家庭教师的职务，为的是要救穷，但是替子弟延请教师的人家所要求的条件却不是“穷”，仅靠“穷”来寻觅职业是断然无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时间的虚耗，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无意中不免得到一些好处；还是靠我在读工科的时候仍要认真，不肯随随便便撒烂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也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只是好像生成了一副这样的性格，遇着当前的实际环境，觉得就应该这样做，否则便感觉得痛苦不堪忍受。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这样的一个“硬汉教师”，不但未曾有一次被东家驱逐出来，而且凡是东家的亲友偶然知道的，反而表示热烈的欢迎，一家结束，很容易地另有一家接下去。我仔细分析我的“硬”的性质，觉得我并不是瞎“硬”，不是要争什么意气，只是要争我在职务上本分所应有的“主权”。我因为要忠于我的职务，要尽我的心力使我的职务没有缺憾，便不得不坚决地保持我在职务上的“主权”，不能容许任何方面对于我的职务做无理的干涉或破坏（在职务上如有错误，当然也应该虚心领教）。我不但在做苦学生时代对于职务有着这样的性格，细想自从出了学校，正式加入职业界以来，也仍然处处保持着这样的性格。我自问在社会上服务了十几年，在经济上仅能这手拿来，那手用去，在英文俗语所谓“由手到嘴”的境况中过日子，失了业便没有后靠可言，也好像在苦学生时代要靠着工作来支持求学的费用，但是要使职务不亏，又往往不得不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所以我在职业方面，也可说是一种矛盾的进展。

初出茅庐

我是在一九二一年毕业于约翰的。向例在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都一律要穿西装，要罩上宽袍大袖的学士礼服，戴上方帽子。这在富家的子弟，到了这一天，当然可以出钱特制很讲究的西装和礼服，在我这穷学生，却又是一个问题了。学士礼服和方帽子是可以租的，这倒有法可想。关于西装，因为常有西装裁缝到寄宿舍里来兜生意，尤其是在将行毕业礼的前几天。我便和其中一个商量，要暂时赊账，等两三个月以后才付钱。他答应了，我这个问题才解决。

到了行毕业礼的那一天，各同学的家属，老的幼的，男的女的，都跑来凑热闹。他们当然都是笑嘻嘻的、很快乐的。各同学先在操场上列成双人队，由校长和各教授引导着，鱼贯缓步进大礼堂，各家属和来宾们拥挤地围着大鼓其掌。我此时夹在队伍中，的确引起了异样的情感——与其说是胜利的感觉，不如说是伤感的意味居多。我的大家族住在北平，自己还未结婚，没有什么娇妻，也没有什么爱人，来分受我在这刹那间的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很觉得好像是个孤零零的孤儿夹在怪热闹的环境中，想到平日的苦忙，想到平日的奔波，想到平日筹措学费的艰辛，想到这一天所剩下来的是三四百元的债务和身上穿着的赊账的西装！这种种零零碎碎的毫无系统的念头，像闪电似的在脑际掠过去，竟使我在那刹那间“生惕门陀”（sentimental）起来了，眼眶里涌上了热泪——莫名其妙的热泪。但在前后左右都充满着喜容和笑声，独有一个人掉泪，似乎是怪难为情的，所以立刻装作笑容，把那涌上来的热泪抑制着向里流。

大学教育算是告了一个结束。虽然在求学的工具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方面，还只是建立了一个基础，但是学校却不得不离开了。离开了学校，当然要注意到职业界这方面来。

同级的各同学在将毕业的时候，对于自己的将来职业就已开始打算（其中虽有极少数已决定毕业后到美国去留学）。我本是要想入新闻界的，但是一时得不到什么机会，以前“走曲线”求学，现在又不得不“走曲线”就业了。我说“就业”而不说“求业”，因为在毕业前的一两个月，毕云程先生就对我说，穆藕初先生要请一位英文秘书，问我就不就。当时穆先生正在办厚生纱厂，不久以前正出了五万元资送五个北大学生出国留学，这件慨捐巨款乐育人才的事情，使我对他颇有着好感，便答应了下来。

到厚生纱厂办事没有几天工夫，穆先生创办上海纱布交易所，他自己任理事长，把我调到纱布交易所担任英文秘书。其实纱布交易所里面关于英文的信件很少，每天只翻译几页关于纱市的英文电讯，内容只是数目字的变异，格式都是很呆板的。每月薪水倒有一百二十元，这在我这样初毕业于学校的小子，已不能算少，虽则当时交易所林立，生意兴隆，薪水比任何机关都大，我这样的薪水在比较上仍是很平常的。我倒不嫌薪水小，却觉得我的工作不合于我的爱好。诚然，我也知道初出就业，不能苛求，只得一步一步地干去；也明知重大的责任要从比较小的责任开始。我的不喜欢，不是因为事情的机械，或是事情的小。我后来办理出版业的时候，任何机械的事情或是任何小事情，我都干得津津有味。我只觉得一天那样翻译着几张纱市的电讯，没有什么意义，尤其觉得这是用不着一个什么英文秘书来办的事情。空闲的时候太多，也是使我觉得不安的一件事。

在精神上虽有这样的烦闷，但是因为一方面还没有较适宜的机会，一方面又急于要归还所借的学费，只得打定主意拖下去。

在这样的烦闷的环境中，如果说还有一些愉快的事情，那要算是认识了一位好友余天栋先生。他是东南大学商科毕业的一个英俊焕发、至诚感人的有为青年，这时他在担任纱布交易所的会计科科长，在该所是比较重要的职务。我以前并不认识他，到交易所的第一天，在成立会的会场上遇着，经穆先生介绍后，他那样的和蔼、殷勤、豪爽的态度和待我的恳挚亲切，就已使我感觉到他是一个值得敬爱的好友。我是一个爽快的人，他也是一个爽快的人。我每遇着我所敬爱而知心的人，就喜欢披肝沥胆地畅谈；他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不遇着则已，一遇着了，总是一谈几小时。他为人整洁、敦厚、聪明、正直，而又很富于幽默。在星期日，我们常在一起，每每一谈就谈了半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雨中穿着雨衣，在四川路一带走着，上面虽有倾盆大雨淋着，我们还是谈笑自若，边走边谈，愈谈愈有味。

我那时因为急于归还学费，每次领薪水的时候，留下自用的钱总是很少的，到了月底，往往只剩几角钱，窘迫得可笑。他的薪水赚得比我多，到了这种时候，他往往自动地一定要把五块钱的钞票塞在我的衣袋里，强要借给我用。

我离开纱布交易所之后，他还在那里做他的会计科科长，一时失却了我，使他感到懊丧万状。后来我们虽因各人都忙，不能常聚，一聚还是畅谈几小时。当我筹备结婚的时候，他也离开了纱布交易所，正在打算赴美再求深造，同时在做标金生意，想多弄得几个钱带出去。他知道我婚费还有问题，慨然代出二百元凑在他一起做一次标金生意，不料运道不好，完全蚀光。他又慨然说，我的费用来源不易，一定不要我还这二百元，所蚀的由他负责付出。虽然我再三婉却，他还是不许。他对于朋友的慷慨义侠，往往如此。

他还未赴美，忽于一个夏天患时疫，上午还是活泼泼的，下午就死在时疫医院里。我知道了好像听到晴天霹雳，泪如泉涌，急奔到尸前大哭一场，已不能和他再谈一句话了。失却了这样的一个好友，实在是我生平的一大损失。

三星期的练习

初出茅庐的第一炮似乎就放得不响！

当然，我对于所做的事还不肯马虎。即如每天所译的纱市电讯，我对于其中的数目字都特别谨慎，总是很仔细地和原稿对一遍才放手发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数目字在我看来虽毫无关系，在做生意的人们看来，错了一个数目字也许就有着很大的出入。我要么立刻辞职不干，否则在职一日，当然要尽我一日的职守。

我对于自己的职务不肯一丝一毫的撒烂污，但同时却不愿忍受任何不合理的侮辱。这时纱布交易所里有一个高级职员，自恃他是所里的某要人的亲戚，对一般同事常表现他的盛气凌人的侮慢的音容。各人对他虽积恨在心，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和我同办公室的那位长着两撇八字须的中文秘书，常受他的闲气。有一天他也来向我尝试尝试，用很不客气的口吻“命令”我写一封英文信，我也立刻板起面孔、严肃着嗓子，回敬他一个打击：“你不要那样神气活现！我不是你个人的英文秘书！我不写！”他还想争辩，我再敬他一个打击：“你不配和我多说，有理尽可径向理事长或理事会报告！”他才怒气冲冲地跑开。他一出了我的办公室，那位中文秘书就乐得跳起，急急地宣传了出去，各同事都为之欢腾，那位充满着正义感的好友余天栋，立刻跑进来欣欣然和我大握其手，大道其贺！

我老等着那个自恃有靠山的职员“借刀杀人”，来打破我的饭碗，但是等了好几天，并没有什么动静，才知道他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从此以后，他固然不敢再来惹我，就是对于其他的同事，也不得不稍为小心了。但是他虽然不能打破我的饭碗，我自己却很想打破这个饭碗！我是靠自食其力的人，要打破这个旧饭碗，不得不先找新饭碗，所以我在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怎样找个新饭碗。

我很想进新闻界，所以我的注意又先转到这方面来。当时张竹平先生正在做《申报》的经理，我因为他是约翰同学，便借着这个关系去找他。我表示要进新闻界服务的意思，托他替我留意相当的机会。他很诚恳，据说对我在学校时的成绩也很知道，先拿一件近两万字的英文文件叫我翻译。我很卖力地把那文件在最短时间内译好送去，他看后表示满意，送我二十块钱稿费，同时叫我再等机会。

不久张先生又来叫我去。他说在申报馆里暂时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帮忙，叫我帮帮他的忙，不过说明只是以私人的资格去帮他的忙，不算是正式职员。我答应了，每天在下午六点后，离开了交易所的办公室，便匆匆跑到他那里去。我们两人同在申报馆楼上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在我的小桌上摆着一架英文打字机，他的办公桌上七横八竖地堆着不少待复的英文函件。依我所记得，那些信件的内容大概都是关于广告方面说服外国公司兜生意的，或是因为买报纸和外国纸张公司办交涉的。他把答复的大意告诉我，由我就在打字机上翻成英文。他对于英文的写作虽不很高明，但是对于英文写作的辨别力却很强。他办事那样认真的态度，实在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教训。你替他写的英文信，一定要把他的意思完全不漏地写出来，而且要用很有表现力的字句写出来，否则写好了他还是一定要你重新写过。你只要有一句写得不能完全使他恰意，他也要你再写过一张。不但如此，他把意思告诉你之后，你一面在打字机上滴滴答答地打着，他一面却在房里踱着方步，仍在转着他对于复信的念头。有时你的信打到了一半，他老先生在踱方步中抓抓他的秃头，想出了新的意思，叫你重打过！最尴尬的是有时你的全信刚要打好，他忽然抓着头想出了什么好意思，再叫你重新打过！他对于某一件要答复的事情，总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转尽了念头：要说明的意思，总要说得一丝一毫不漏；如果是驳复的话，总要使得接信的人不能再开口！所以我每夜工作到十点钟，手不停止地在打字机上工作着，每封信打到最后一行的时候，总要很担心地望望那位踱方步抓秃头的朋友！每夜这样工作了几小时，走出申报馆门口的时候，总是筋疲力尽，好像生了一场大病刚好似的。

这样干了三个星期，把堆积的英文信件清理之后，才告一段落。当时我得到多少金钱的酬报，现在已不记得，但是我好像做了三星期的练习生，学得办事的认真态度，却是无价之宝；虽则我以为办理信件的时候，尤其是叫人打英文信件的时候，转念头最好仔仔细细地总转一下，不要零零碎碎地转。

后来张先生拉我加入《时事新报》，这三星期的练习也许也是一种有力的媒介。

新饭碗问题

“练习生”虽做了三星期，“新饭碗”问题还是未能解决。

整个的“新饭碗”一时虽未找到，零碎的小事却接踵而来。有一位比我前一级毕业的约翰同学在上海青年会中学担任教务主任，有一级的英文教员被学生驱走，尤其是因为在那一级里有三四个“吵客”，弄得那位英文教员不得不知难而退。这位约翰同学不知从哪里听到我的教授法可以镇压“学潮”，赶快来和我商量，要我去暂行代庖；为的便利起见，他特把功课的时间分排在午饭后的一小时，不致妨碍到我在交易所的办公时间。其实我这时只做过家庭教师，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并没有过实际的经验。但是因为他的要求非常迫切，我也还有时间凑凑，便答应他试试看，并说明是尝试性质，如果上了一两课，学生略有不服的表示，我就不来。他答应了这个条件，我才接受他的要求。

我这次试验的结论，觉得学校之所以有学潮，除有特殊的复杂情形之外，教师自己的不行实在是主要的原因，不能完全怪学生。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替自己瞎吹，表示自己是怎样“行”的好教师；我在上面已老实承认过，我此时对于学校的正式教课还是毫无经验的。可是我去给那位被驱逐的教师代庖，却也有我自己的方法。我很认真地把自己所教的功课准备好，上课的时候使学生们对于所提出的疑问得到满意的解释；等到大家没有问题可问的时候，就对学生加以考问，被问的人愈多愈好，使全课堂都有着紧张的空气；问的时候，要随手在一个小簿子上把各人答案的成绩用符号记录下来，这样使学生们知道你是在深切注意各人的平日成绩，不是可以含糊过去的；尤其是对于著名做“吵客”的几位学生，要每课都要问到，这倒不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却是使他们的精神才力转到研究学问方面去，不过问的时候却要在考问各人的当中随意问到他们，不可使他们误会是有意和他们为难；同时在课堂里要睁开眼睛时刻注意望到全课堂的各角落，使各人都知道你的注意力是在顾到全课堂的秩序，“吵客”们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瞎吵了。在这样注意力笼罩下的课堂，偶有一二“吵客”捣乱，如向同学掷纸丸之类的恶作剧，教师只须立刻对他注目，甚至把功课暂行搁置几秒钟对他注目，全课堂的同学都会移转视线对他望望，竟可以使他面红耳赤，感到不安，没有人更愿效尤了。最重要的当然是要教师自己对于功课能够力求胜任愉快，其余的问题都比较易于解决了。

以前那位英文教员每课一句句用中文讲给学生听。学生不必自己预备，不必用工夫找字典，对他还是不满意；我渐渐使学生自己预备功课，找字典，上课用英语考问，学生不但不讨厌，不反对，反而表示欢迎，在学期末了，反而向教务主任要求叫我连任下去（虽到后来我因离开交易所，另就他业，时间上难于兼顾，没有回报他们的好意）。以我当时那样没有经验的英文教师，和驱逐教员的学生们周旋，还有意外的结果，可见制造学潮的责任不得不归功于教员自己的“饭桶”！

每星期三四小时的功课，这不能成为整个的“新饭碗”，所以我还不能不设法解决我的“新饭碗”问题。

新闻界方面一时既没有相当的机会给我尝试，我在中学校里教英文又有相当好的印象，于是觉得倘若教育界方面能有相当的机会做做看，也颇想再试试“走曲线”的就业策略。主意打定之后，便向这条路线进攻。我想起教育界前辈黄任之先生。我知道他是南洋公学的师范生，那时候还是蔡孑民先生当教员，后来的南洋公学在那时还只有一个雏形，我要和他认先后同学，当然是远得很。我和黄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在南洋附属小学做小学生。记得那时他刚由美国考察回来，有一晚南洋学会请他到上院大礼堂向全体同学演讲，小学的最高两级由沈叔逵先生领导着去参加听讲，我也夹在这人群中听他演讲游美的感想。当然，那时我认识他，他并不认识我。此后一直到我想要调饭碗的时候，和他未曾再见过面，交情当然更说不上，可是我仍旧大着胆写一封信去试试看。事有凑巧。那时黄先生所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在物色一个中英文都有相当可取的编辑人才，我的“新饭碗”的机会居然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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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节选自邹韬奋自传式回忆录《经历》，作者在此书中追述了自己二十多年来求学、就业的生活经历和片段。

(2)　撒烂污，指做事不负责任，随便应付。

(3)　梁任公，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清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

(4)　阿木林，指不谙世事、做事迟钝、不灵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