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问题 奉答王敬轩先生

敬轩先生：

来信“大放厥辞”，把记者等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照先生的口气看来，幸而记者等不与先生见面；万一见了面，先生定要挥起巨灵之掌，把记者等一个嘴巴打得不敢开口，两个嘴巴打得牙齿缝里出血。然而记者等在逐段答复来信之前，应先向先生说声“谢谢”，这因为人类相见，照例要有一句表示敬意的话；而且记者等自从提倡新文学以来，颇以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现在居然有你老先生“出马”，这也是极应欢迎，极应感谢的。

以下是答复先生的话：

第一段（原信“某在辛丑壬寅之际……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

原来先生是个留学日本速成法政的学生，又是个“遁迹黄冠”的遗老，失敬失敬。然而《新青年》杂志社，并非督抚衙门，先生把这项履历背了出来，还是在从前听鼓省垣，听候差遣时在手版上写惯了，流露于不知不觉呢？还是要拿出老前辈的官威来恐吓记者等呢？

先生以为“提倡新学，流弊甚多”，又如此这般的说了一大串，几乎要把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一切罪恶，完全归到一个“新”字上。然而我要问问：“辛丑壬寅”以前，扶持大教，昌明圣道的那套老曲子已唱了二千多年，始终没有什么洋鬼子——这个名目，是先生听了很欢喜的——的“新法”去打搅他，为什么要弄到“朝政不纲，强邻虎视”呢？

本志排斥孔子，自有排斥孔子的理由。先生如有正当的理由，尽可切切实实写封信来，与本志辩驳；本志果然到了理由不能存立的时候，不待先生督责，就可在《新青年》杂志社中，设起香案，供起“至圣先师大成孔子”的牌位来！如先生对于本志所登排斥孔教的议论，尚未完全读过；或读了之后，不能了解；或竟能了解了，却没有正当的理由来辩驳，只用那“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空话来搪塞；或用那“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的村妪口吻来骂人，那本志便要把先生所说的“狂吠之谈，固无伤于日月”两句话，回敬先生了！

本志记者，并非西教信徒；其所以“对于西教，不加排斥”者，因西教之在中国，不若孔教流弊之大，比较上尚可暂从缓议。至于根本上，陈独秀先生早说了“以科学解决宇宙之谜”一句话，蔡孑民先生，又发表过了《以美术代宗教》一篇文章，难道先生竟没有看见么？若要本志记者，听了先生的话，替孔教徒做那攻乎异端的事业，那可糟糕，恐怕你这位老道，也不免在韩愈所说的“火其书，庐其居”之列罢！

第二段（原文“唯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甚矣其惑也”。）

浓圈密点，本科场恶习，以曾国藩之顽固，尚且知之，而先生竟认为“形式美观”，且在来信之上，大圈特圈，大点特点；想先生意中，必以为这一篇经天纬地的妙文，定能使《新青年》诸记者拜服得五体投地；又想先生提笔大圈大点之时，必摇头摆脑，自以为这一句是一唱三叹，那一句是弦外之音，这一句平平仄仄平平，对那一句仄仄平平仄仄对得极工；初不知记者等虽然主张新文学，旧派的好文章，也读过不少，像先生这篇文章，恐怕即使起有清三百年来之主考文宗于地下，也未必能给你这么许多圈点罢！

闲话少说。句读之学，中国向来就有的；本志采用西式句读符号，是因为中国原有的符号不敷用，乐得把人家已造成的借来用用。先生不知“钩挑”有辨别句读的功用，却认为是代替圈点的；又说引号（“キ”）是表示“句中重要之处”，不尽号（……）是把“密点”移在“一句之后”：知识如此鄙陋，唯有敬请先生去读了些外国书，再来同记者说话。如先生以为读外国书是“工于媚外，唯强是从”，不愿下这功夫：那么，先生！便到了你墓木拱矣的时候，还是个不明白！

第三段（原文“贵报时于中国文豪……无乃不可乎”。）

先生所说的“神圣施曹而土芥归方……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本志早将理由披露，不必再辩。至于樊易二人的笔墨，究竟是否“烂污”，且请先生看看下面两段文章——

……你为我喝采时，震得人耳聋。你为我站班时，羞得人脸红。不枉你风月情浓，到今朝枕衾才共。卸下了《珍珠衫》，做一场《蝴蝶梦》。……这《小上坟》的祭品须丰，那《大劈棺》的斧头休纵。今日个唱一出《游宫射雕》，明日里还接演《游龙戏凤》。你不妨《三谒碧游宫》，我还要《双戏桃山洞》。我便是《缝褡膊》的小娘，你便是《卖胭脂》的朝奉。（见樊增祥所著《琴楼梦》小说）

……一字之评不愧“鲜”，生香活色女中仙。牡丹嫩蕊开春暮，螺碧新茶摘雨前。……玉兰片亦称珍味，不及灵芝分外鲜。……佳人上吊本非真，惹得人人思上吊！……试听喝采万声中，中有几声呼“要命”！两年喝采声惯听，“要命”初听第一声。不啻若自其口出，忽独与余兮目成！我来喝采殊他法，但道“丁灵芝可杀！”丧尽良心害世人，占来琐骨欺菩萨。（见易顺鼎咏鲜灵芝诗。）

敬轩先生！你看这等著作怎么样？你是扶持名教的，却摇身一变，替这两个淫棍辩护起来，究竟是什么道理呢？

林琴南“而方姚卒不之踣”一句的不通，已由胡适之先生论证得很明白；先生定果然要替林先生翻案，应当引出古人成句来证明。若无法证明，只把“不成音节”“文气近懈”的话头来敷衍，是先生意中，以为文句尽可不通，音节文气，却不得不讲；请问天下有这道理没有？胡先生“历引古人之文”，正是为一般顽固党说法。以为非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不能折服一般老朽之心；若对懂文法的人说话，本不必“自贬身价”，“乞灵孔经”。不料先生连这点儿用意都不明白，胡先生唯有自叹做不成能使顽石点头的生公，竟做了个对牛弹琴的笨伯了！

《马氏文通》一书，究竟有无价值，天下自有公论，不必多讲；唯先生引了“文成法立”，“文无定法”两句话，证明文法之不必讲求，实在是大错大错！因为我们所说的文法，是在通与不通上着想的“句法”；古人所说的文法，是在文辞结构上着想的“章法”。章法之不应死守前人窠臼，半农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己［已］说得很明白。这章法与句法，面目之不同，有如先生之于记者；先生竟并作一谈，未免昏聩！

第四段（原文“林先生为当代文豪……恐亦非西洋所有也”）

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置之“闲书”之列，亦可不必攻击，因为他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等，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算不了什么。何以呢？因为他所译的书：——第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真正的好著作，却是极少数，先生所说的“弃周鼎而宝康瓠”，正是林先生译书的绝妙评语。第二是谬误太多，把译本和原本对照，删的删，改的改，精神全失，面目皆非；这大约是和林先生对译的几位朋友，外国文不甚高明，把译不出的地方，或一时懒得查字典，便含糊了过去，林先生遇到文笔蹇涩，不能达出原文精奥之处，也信笔删改，闹得笑话百出。以上两层，因为先生不懂西文，即使把原本译本，写了出来对照比较，恐怕先生还是不懂，只得一笔表过不提。第三层是林先生之所以能成其为“当代文豪”，先生之所以崇拜林先生，都因为他“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不知这件事，实在是林先生最大的病根；林先生译书虽多，记者等始终只承认他为“闲书”，而不承认他为有文学意味者，也便是为了这件事。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后秦鸠摩罗什大师译《金刚经》，唐玄奘大师译《心经》，这两人，本身就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晋唐文笔，正是日常吐属，全不费力，岂不比林先生仿造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巳［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放进去；所以直到现在，凡是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一类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一类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然而鸠摩罗什大师，还虚心得很，说译书像“嚼饭哺人”，转了一转手，便要失去真义；所以他译了一世的经，没有自称为“文豪”，也没有自称为“译经大家”，更没有在他所译的三百多卷经论上面加上一个什么“鸠译丛经”的总名目！

《吟边燕语》是将莎士比亚所编戏曲中的故事，用散文写出，有人译为《莎氏乐府本事》，是很妥当的；林氏的译名，不但并无好处，而且叫人看了不能知道内容是什么东西，而先生竟称之曰“所定书名……斟酌尽善尽美”。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做书名；若果如此，刁刘氏在天之灵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么？又先生“有句皆香”四字，似有语病，因为上面说的是书名，并没有“句”；先生要做文章，还要请在此等处注意一点。

先生所说“陀思之小说”，不知是否指敝志所登“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而言？如其然也，先生又闹了笑话了。因为陀思妥夫斯奇，是此人的姓，在俄文只有一个字，并不是他尊姓是陀，雅篆是思；也不是复姓陀思，大名妥夫，表字斯奇，照译名的习惯，应该把这陀思妥夫斯奇的姓完全写出，或简作“陀氏”，也还勉强可以；像先生这种横截法，便是林琴南先生，也未必赞成。记得有一部小说里，说有位抚台，因为要办古巴国的交涉，命某幕友翻查约章。可笑这位老夫子，脑筋简单，记不清古巴二字，却照英吉利简称曰英，法兰西简称曰法的办法，单记了一个古字，翻遍了衙门里所有的通商书，约章书，竟翻不出一个古国来。先生与这位老夫子，可称无独有偶！然而这是无关弘旨的，不过因为记者写到此处，手已写酸，乐得“吹毛求疵”，与先生开开玩笑。然在先生，却也未始无益，这一回得了这一点知识，将来便不至于再闹第二次笑话了。（又日本之梅谦次郎，是姓梅，名谦次郎。令业师“梅谦博士”，想或另是一人，否则此四字之称谓，亦似稍欠斟酌。）先生这一段话，可分作两层解释：如先生以为陀氏的原文不好，则陀氏为近代之世界的文豪，以全世界所公认的文豪，而犹不免为先生所诟病，记者对于先生，尚有何话可说？如先生以为周作人先生的译笔不好，则周先生既未自称其译笔为“必好”，本志同人，亦断断不敢如先生之捧林先生，把他说得如何如何好法；然使先生以不作林先生“渊懿之古文”为周先生病，则记者等无论如何不敢领教。周先生的文章，大约先生只看过这一篇。如先生的国文程度——此“程度”二字，是指先生所说的“渊懿”“雅健”说，并非新文学中之所谓程度——只能以林先生的文章为文学止境，不能再看林先生以上的文章，那就不用多说；万一先生在旧文学上所用的功力较深，竟能看得比林先生更高古的著作，那就要请先生费些工夫，把周先生十年前抱复古主义时代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看看。看了之后，亦许先生脑筋之中，竟能放出一线灵光，自言自语道：“哦！原来如此。这位周先生，古文工夫本来是很深的；现在改做那一路新派文章，究竟为着什么呢？难道是无意识的么？”

承先生不弃，拟将胡适之先生《朋友》一诗，代为删改；果然改得好，胡先生亦许向你拜门。无如“双蝶”“凌霄”，恐怕有些接不上；便算接得上了，把那首神气极活泼的原诗，改成了“双蝶凌霄，底事……”的“乌龟大翻身”模样，也未必就是“青出于蓝”罢！又胡先生之《他》，以“他”字上一字押韵，沈尹默先生之《月夜》，以“着”字上一字押韵，先生误以为以“他”“着”押韵，不知是粗心浮气，没有看出来呢？还是从前没有见识过这种诗体呢？“二者必居其一”，还请先生自己回答。至于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以“老爷”二字入诗，先生骂为“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绝无者而强以凑入”，不知中国古代韵文，如《三百》篇，如《离骚》，如汉魏古诗，如宋元词曲，所用方言白话，触目皆是，先生既然研究旧文学，难道平时读书，竟没有留意及此么？且就“老爷”二字本身而论，《元史》上有“我董老爷也”句，宋徐梦莘所做《三朝北盟会编》有“鱼磨山寨军乱，杀其统领官马老爷”句，这两部书中能把“老爷”二字用入，半农岂有不能用入诗中之理。半农要说句俏皮话：先生说半农是“前无古人”；半农要说先生是“前不见古人”；所谓“不见古人”者，未见古人之书也！

第五段（原文“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文字是一种表示思想情感的符号，是世界的公器，并没有国籍，也决不能彼此互分界限——这话太高了，恐怕先生更不明白——所以作文的时候，但求行文之便与不便，适当之与不适当，不能限定只用那一种文字；如文章的本体是汉文，讲到法国的东西，有非引用法文不能解说明白的，就尽可以把法文嵌进去；其余英文俄文日文之类，亦是如此。

在这一节里，可要用严厉面目对待你了！你也配说“研究小学”，真是颜之厚矣，不怕记者等笑歪嘴巴么？中国文字，在制作上自有可以研究之处；然“人”字篆文作“国语问题”，是个象形字，《说文》里说是“象臂胫之形”，极为明白；先生把它改作会意字，又扭扭捏捏说出许多可笑的理由，把这一个“人”，说成了个两性兼具的“雌雄人”；这种以楷书解说形体的方法，真可谓五千年来文字学中的大发明了。“暑”字篆文作“国语问题”，是个形声字，《说文》里说“从日，者声”——凡从“者“声的字，古音都在“模”韵，就是罗马字母中“u”的一个母音：如“渚”“楮”“煑”“豬”四字，是从“水”“木”“火”“豕”四个偏旁上取的形与义，从“者”字上取的声，即“者”字本身，古音也是读作“tu”字的音，因为“者”字的篆文作“国语问题”，从“国语问题”，“国语问题”声，“国语问题”同“自”，“国语问题”即古“旅”字。所以先生硬把“暑”字的形声字改作会意字，在楷书上虽然可以胡说八道，若依照篆文，把一字分为“日”“旅”“自”三字，先生便再去拜了一万个拆字先生做老师，还是不行不行又不行。

文字这样东西，以适于实用为唯一要义，并不是专讲美观的陈设品。我们中国的文字，语尾不能变化，调转又不灵便，要把这种极简单的文字应付今后的科学世界之种种实用，已觉左支右绌，万分为难；推求其故，总是单音字的制作不好。先生既不知今后的世界是怎么样一个世界，那里再配把今后世界中应用何种文字这一个问题来同你讨论。

至于赋，颂，箴，铭，楹联，挽联之类，先生视为“中国国粹之美者”，记者等却看得很轻，因为这些东西，都只在字面上用工夫，骨子里半点好处没有，正所谓雕虫小技。又西文中并无楹联，先生以为“未能逮我”，想来已经研究过，比较过，这种全世界博物院里搜罗不到的奇物，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录示一二，使记者等可以广广眼界，长些见识！

先生摇头叹气曰：“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是先生对于小说，已抱了一网打尽的观念，一般反对小说的狗头道学家，固应感激先生矣；特未识先生对于大捧特捧的林先生，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

第六段（原文“今请正告诸子……恐是夫子是［自］道耳！”）

敝志反对《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已将这两派的弊病逐次披露；先生还要无理取闹，剌剌不休，似乎不必仔细申辨。今且把这两种人所闹的笑话，举几条给先生听听。《文选》上有这样四句：“胡广累世农夫，伯始致位聊相；黄宪牛医之子，叔度名动京师。”这真是不通已极。又《颜氏家训》中说：“……陈思王《武帝诔》，‘遂深永蛰之思’，潘岳《悼亡赋》，‘乃怆手泽之遗’，是方父于虫，匹妇于考也。”又说：“诗云，‘孔怀兄弟’，孔，甚也；怀，思也；言甚可思也。陆机《与长沙顾母》书，述从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脑，有如孔怀’，心既痛矣，即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观其此意，当谓亲兄弟为‘孔怀’，《诗》云，‘父母孔迩’，而呼二亲为‘孔迩’，于义通乎？”此等处，均是滥用典故，滥打调子的好结果。到了后世，笑话愈闹愈多：如《谈苑》上说：“省试……《贵老为其近于亲赋》云：‘亲兹黄耇之状，类我严君之容’试官大嚎。”又《贵耳集》上说：“余千有王德者，僭窃九十日为王；有一士人被执，作诏曰：“两条胫脡，马赶不前：一部髭髯，蛇钻不入。身坐银铰之椅，手执铜锤之䤪。翡翠帘前，好似汉高之祖，鸳鸯殿上，有如秦始之皇。”又相传有两句骈文，不知是何人手笔：“我生有也晚之悲，当局有者迷之叹。”又当代名士张柏桢——此公即是自以为与康南海徐东海并称“三海不出，如苍生何！”的张沧海先生——他文集里有一篇送给一位朋友的祖父母的《重圆花烛序》，其中有一联为：“马齿长而童心犹在，徐娘老而风韵依然！”敬轩先生，你既爱骈文，请速即打起调子，吊高喉咙，把这几段妙文拜读拜读罢；如有不明白之处，尽可到《佩文韵府》上去查查。至于王渔洋的《秋柳》诗，毛病实不止胡先生所举的一端。因为就全体而论，正如约翰生所说“只有些饰美力与敷陈力”，此外并没有什么好处。

散体之文，如先生刻意求古，竟要摹拟《周诰殷盘》，也还值得一辨：今先生所崇拜的至于桐城而止，所主张的至于“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二语而止，记者又何必费了气力与你驳，请你看一看章实斋《文史通义》中“古文十弊”一篇里的话罢：

……夫古人之书，今不尽传，其文见于史传，评选之家多从史传采录。而史传之例，往往删节原文，以就隐括，故于文体所具，不尽全也。评选之家不察其故，误为原文如是，又从而为之辞焉；于引端不具，而截中径起者，诩为发轫之离奇；于刊削余文，而遽入正传者，诧为篇中之崭峭。于是好奇而寡识者，转相叹赏，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觅”矣！有明中叶以来，一种不情不理，自命为古文者，起不知所自来，收不知所自往：专以此等出人思议，夸为奇特，于是坦荡之途生荆棘矣……

先生！这段议论，你如果不肯领教，我便介绍一部妙书给你看看，那是《别下斋丛书》中的一种，书名我巳［已］忘去了，中间有一封信，开场是：

某白：复何言哉！当今之世，知文者莫如足下；能文者莫如我。复何言哉！……

这等妙文，想来是最合先生胃口的，先生快去朝夕讽诵罢！

第七段（原文“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望平心思之。”）

译名一事，正是现在一般学者再三讨论而不能解决的难问题。记者等对于此事，将来另有论文发表，现在暂时不与先生为理论上之研究，单就先生所举的例，略略说一说。

西洋的Logic，与中国的“名学”，印度的“因明学”，这三种学问，性质虽然相似，而范围的大小，与其精神特点，各有不同之处。所以印度人既不能把Logic撰为己有，说是他们原有的“因明学”，中国人也决不能把它硬当作“名学”。严先生译“名学”二字，已犯了“削趾适屦”的毛病；先生又把“名教，名分，名节”一箍脑儿拉了进去，岂非西洋所有一种纯粹学问，一到中国，便变了本《万宝全书》，变了个大垃圾桶么？要之，古学是古学，今学是今学，我们把他分别研究，各不相及，是可以的；分别研究之后，互相参证，也是可以的；若并不仔细研究，只看了些皮毛，便附会拉拢，那便叫做“混帐！”

严先生译“中性”为“罔两”，是以“罔”字作“无”字解，“两”字指“阴阳两性”，意义甚显；先生说他“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是一切“中性的名词，”都变做了畜生了！先生如此附会，严先生知道了，定要从鸦片铺上一跃而起，大骂“该死！”（且“罔两”有三义；第一义是《庄子》上的“罔两问景”，言“影外微阴”也；第二义是《楚辞》上的“神罔两而无主”，言“神无依据”也；第三义是《鲁语》上的“木石之怪，曰夔，罔两”，与“魍魉”同。若先生当真要附会，似乎第二义最近一点，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Utopia”译为“乌托邦”，完全是译音；若照先生所说，作为“乌有寄托”解，是变作“无寄托”了。以“逻辑”译“Logic”也完全是取的音，因为“罗”字决不能赅括演绎法，“辑”字也决不能赅括归纳法；而且既要译义，决不能把这两个连接不上的字放在一起。又“Bank”译为“板克”，也是取音；先生以“大板谓之业”来解释这“板”字，是无论那一种商店都可称“板克”，不必专指“银行”；若有一位棺材店的老板，说“小号的圆心血‘板’，也可以在‘营业上操胜算’，小号要改称‘板克’”，先生也赞成么？又严先生的“板克”，似乎是写作“版克”的，先生想必分外满意，因“版”是“手版”，用“手版”在“营业上操胜算”，不又是先生心中最喜欢的么？

先生对于此等问题，似乎可以“免开尊口”，庶不致“贻讥通人”；现在说了“此等笑话”，“自暴其俭学”，未免太不上算！

第八段（原文“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

先生说“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记者则以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眼光者，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否则弄得好些，也不过造就出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来，犹如乡下老妈子，死抱了一件大红布的嫁时棉袄，说是世间最美的衣服，却没有见过绫罗锦绣的面；请问这等陋物，有何用处（然而已比先生高明了）？弄得不好，便造就出许多“胡说乱道”，“七支八搭”的“混蛋”！把种种学问，闹得非驴非马，全无进境（先生即此等人之标本也）。此等人，钱玄同先生平时称他为“古今中外党”，半农称他为“学愿”，将来尚拟专作一文，大大的抨击一下，现在且不多说。

原信“自海禁大开”以下一段，文调甚好，若用在乡试场中，大可中得“副榜”！记者对于此段，唯有于浩叹之后，付之一笑！因为现在正有些人，与先生大表同情，以为外国人在科学上所得到的种种发明，种种结果，无论有怎样的真凭实据，都是靠不住的；所以外国人说人吃了有毒霉菌要害病，他们偏说蚶子虾米还吃不死人，何况微菌，外国人说鼠疫要严密防御，医治极难，他们偏说这不打紧，用黄泥泡汤，一吃就好！甚至为了学习打拳，竟有那种荒谬学堂，设了托塔李天王的神位，命学生拜跪；为了讲求卫生，竟有那种谬人，打破了运动强身的精理，把道家“采补”书中所用的“丹田”“泥丸宫”种种屁话，著书行世，到处演说。照此看来，恐怕再过几年，定有聘请拳匪中“大师兄”“二师兄”做体育教习的学堂，定有主张定叶德辉所刊《双梅景暗丛书》为卫生教科书的时髦教育家！哈哈！中国人在《阎王簿》上，早就注定了千磨万劫的野蛮命；外国的科学家，还居然同他以人类之礼相见，还居然遵守着“科学是世界公器”那句话，时时刻刻把新知识和研究的心得交付给他；这正如康有为所说“享爰居以钟鼓，被猿猱以冠裳”了！

来信已逐句答毕；还有几句骂人话，如“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等，均不必置辨。但有一语，忠告先生：先生既不喜新，似乎在旧学上，功夫还缺乏一点；倘能用上十年功，到《新青年》出到第二十四卷的时候，再写信来与记者谈谈，记者一定“刮目相看”！否则记者等就要把“不学无术，顽固胡闹”八个字送给先生“生为考语，死作墓铭”！（这两句，是南社里的出品，因为先生喜欢对句，所以特地借来奉敬。）又先生填了“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的日期，似乎不如竟写“宣统十年”还爽快些！末了那个“国语问题”字，孔融曹丕韩愈柳宗元等人的书札里，似乎未曾用过，不知当作何解；先生“居恒研究小学”，知“古人造字之妙”，还请有以语我来！余不自。

记者（半农）

1918年2月19日

附：

王敬轩君来信

新青年诸君子大鉴。某在辛丑壬寅之际。有感于朝政不纲。强邻虎视。以为非采用西法。不足以救亡。尝负笈扶桑。就梅谦博士讲习法政之学。归国以后。见士气嚣张。人心浮动。道德败坏。一落千丈。青年学子。动辄诋毁先圣。蔑弃儒书。倡家庭革命之邪说。驯至父子伦亡。夫妇道苦。其在妇女。则一入学堂。尤喜摭拾新学之口头禅语。以贤母良妻为不足学。以自由恋爱为正理。以再嫁失节为当然。甚至剪发髻。曳革履。高视阔步。恬不知耻。鄙人观此。乃知提倡新学。流弊甚多。遂噤不敢声。辛亥国变以还。纪纲扫地。名教沦胥。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有识之士。衋焉心伤。某虽具愚公移山之志。奈无鲁阳挥戈之能。遁迹黄冠者。已五年矣。日者过友人案头。见有贵报。颜曰新青年。以为或有扶持大教。昌明圣道之论。能拯青年于陷溺。回狂澜于既倒乎。因亟假读。则与鄙见所期。一一皆得其反。噫。贵报诸子。岂犹以青年之沦于夷狄为未足。必欲使之违禽兽不远乎。贵报排斥孔子。废灭纲常之论。稍有识者虑无不指发。且狂大之谈。固无伤于日月。初无待鄙人之驳斥。又观贵报对于西教。从不排斥。以是知贵报诸子殆多西教信徒。各是其是。亦不必置辩。惟贵报又大倡文学革命之论。权舆于二卷之末。三卷中乃大放厥词。几于无册无之。四卷一号更以白话行文。且用种种奇形怪状之钩挑以代圈点。贵报诸子。工于媚外。惟强是从。常谓西洋文明胜于中国。中国宜亟起效法。此等钩挑。想亦是效法西洋文明之一。但就此形式而论。其不逮中国圈点之美观。已不待言。

中国文字。字字匀整。故可于每字之旁施以圈点。西洋文字长短不齐。于是不得不于断句之处志以符号。于是符号之形式遂不能不多变。其在句中重要之处。只可以二钩记其上下。或亦用密点。乃志于一句之后。拙劣如此。而贵报乃不惜舍己以从之。甚矣其惑也。贵报对于中国文豪。专事丑诋。其尤可骇怪者。于古人。则神圣施耐庵曹雪芹而土芥归震川方望溪。于近人。则崇拜李伯元吴趼人而排斥林琴南陈伯严。甚至用一网打尽之计。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对于易哭庵樊云门诸公之诗文。竟曰烂污笔墨。曰斯文奴隶。曰丧却人格。半钱不值。呜呼。如贵报者。虽欲不谓之小人而无忌惮。盖不可得矣。今亦无暇一一辩驳。第略论其一二。以明贵报之偏谬而已。贵报三卷三号胡君通信。以林琴南先生而方姚卒不之踣之之字为不通。历引古人之文。谓之字为止词。而踣字是内动词。不当有止词。贵报固排斥旧文学者。乃于此处因欲驳林先生之故。不惜自贬声价。竟乞灵于孔经。已足令识者齿冷。至于内动词止词诸说。则是拾马氏文通之唾余。马氏强以西文律中文。削趾适屦。其书本不足道。

昔人有言。文成法立。又曰。文无定法。此中国之言文法。与西人分名动。讲起止。别内外之文法相较。其灵活与板滞。本不可以道里计。胡君谓林先生此文可言而方姚卒不踣。亦可言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却不可言方姚卒不之踣。不知此处两句。起首皆有而字。皆承上文论文者独数方姚一句。两句紧相衔接。文气甚劲。若依胡君改为而方姚卒不踣。则句太短促。不成音节。若改为而方姚卒不因之而踣。则文气又近懈矣。贵报于古文三昧。全未探讨。乃率尔肆讥。无乃不可乎。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也。而用笔措词。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企及。而贵报乃以不通相诋。是真出人意外。以某观之。若贵报四卷一号中周君所译陀思之小说，则真可当不通二字之批评。某不能西文。未知陀思原文如何。若原文亦是如此不通。则其书本不足译。必欲译之。亦当达以通顺之国文。乌可一遵原文移译。致令断断续续。文气不贯。无从讽诵乎。噫。贵报休矣。林先生渊懿之古文。则目为不通。周君蹇涩之译笔。则为之登载。真所谓弃周鼎而宝康瓠者矣。林先生所译小说。无虑百种。不特译笔雅健。即所定书名。亦往往斟酌尽善尽美。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此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香钩情眼之名。若依贵报所主张。殆必改为革履情眼而后可。试问尚复求何说话。

又贵报之白话诗。则尤堪发噱。其中有数首。若以旧日之诗体达之。或尚可成句。如两个黄蝴蝶改为双蝶。飞天上改为凌霄。不知为什么改为底事。则辞气雅洁。远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韵。沈君之月夜。通首用着字叶韵。以及刘君之相隔一层纸。竟以老爷二字入诗。则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吾意作者下笔之时。恐亦不免颜赧。不过既欲主张新文学。则必异想天开。取旧文学中所绝无者而强以凑入耳。此等妙诗。恐亦非西洋所有也。贵报之文。什九皆嵌入西洋字句。某意贵报诸子必多留学西洋。沐浴欧化。于祖国文学。本非所知。深恐为人耻笑。于是先发制人。攻踣之不遗余力。而后可以自便。某迂儒也。生平以保存国粹为当务之急。居恒研究小学。知中国文学制作最精。(如人字左笔为男。男为阳为天。故此笔之末。尖其锋以示轻清上浮之意。右笔为女。女为阴为地。故此笔之末。顿其锋以示重浊下凝之意。又如暑字中从土。上从日。谓日晒地上也。下又从日。谓夕阳西下之后日入地下也。土之上下皆有日。斯则暑气大盛也。中“丿”贯其上下二日。以见二日仍是一日。古人造字之精如此。)字义含蕴既富。字形又至为整齐。少至一画。多或四五十画。书于方寸之地。大小可以停匀。 (如一字不觉其扁。鸾字不觉其长。)古人造字之妙。岂西人所能梦见。其对偶之工。尤为巧不可阶。故楹联之文。亦为文学中之一体。西字长短无定。其楹联恐未能逮我。不但楹联。如赋如颂如箴如铭。皆中国国粹之美者。然言西洋文学者。未尝称道及此。即贵报专以提倡西洋文学为事。亦只及诗与小说二种。而尤偏重小说。嗟夫。论文学而以小说为正宗。其文学之荒伧幼稚。尚何待论。

此等文学。居然蒙贵报诸子之崇拜。且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西人固应感激贵报矣。特未识贵报同人扪心自问。亦觉内疚神明否耶。今请正告诸子。文有骈散。各极其妙。惟中国能之。骈体对仗工整。属句丽辞。不同凡响。引用故实。采撷词藻。非终身寝馈于文选诸书者不能工也。(胡钱诸君皆反对用典。胡君斥王渔洋秋柳诗。谓无不可作几样说法。钱君斥佩文韵府为恶烂腐朽之书。此等论调。正是二公自暴其俭学。以后望少说此等笑话。免致贻讥通人。)散体则起伏照应。章法至为谨严。其曲折达意之处。多作波澜。不用平笔。令读者一唱三叹。能得弦外余音。非深明桐城义法者。又不能工也。选学之文。宜于抒情。桐城之文。宜于论议。悉心研求。终身受用不穷。与西人之白话诗文。岂可同年而语。顾乃斥之曰妖孽。曰谬种。恐是夫子自道耳。某意今之真能倡新文学者。实推严几道林琴南两先生。林先生之文。已如上述。若严先生者。不特能以周秦诸子之文笔。达西人发明之新理。且能以中国古训。补西说之未备。如论理学译为名学。不特可证西人论理。即公孙龙惠施之术。

且名教名分名节之义。非西人论理学所有。译以名学。则诸义皆备矣。中性译为罔两。假异兽之名。以明无二之义。理想国译为乌托邦。则乌有与寄托二义皆大显明。其尤妙者。译音之字。亦复兼义。如名学曰逻辑。逻盖指演绎法。辑盖指归纳法。银行曰板克。大板谓之业。克。胜也。板克者。言营业操胜算也。精妙如此。信非他人所能几及。与贵报诸子之技穷不译。径以西字嵌入华文中者相较。其优劣何如。望平心思之。鄙人非反对新文学者。不过反对贵报诸子之排斥旧文学而言新文学耳。鄙人以为能笃于旧学者。始能兼采新知。若得新忘旧。是乃荡妇所为。愿贵报诸子慎勿蹈之也。自海禁大开以还。中国固不可不讲求新学。然讲求可也。采用亦可也。采彼而弃我。则大不可也。况中国为五千年文物礼义之邦。精神文明。非西人所能企及。(即物质文明。亦尽有胜于西者。以医学而论。中医神妙之处甚多。如最近山西之鼠疫。西人对之。束手无策。近见有戴子光君发明之治鼠疫神效汤。谓在东三省已治愈多人。功效极速。云云。又如白喉一症。前者白喉忌表抉微一书。论症拟方。皆极精当。西人则除用血清外。别无他法。于此可见西医之不逮中医。)惟工艺技巧。彼胜于我。我则择取焉可耳。总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西学无流弊。若专恃西学而蔑弃中学。则国本既隳。焉能五稔。以上所言。知必非贵报诸子所乐闻。鄙人此书。不免有失言之愆。然心所谓危。不敢不掬诚相告。知我罪我。听诸国人之公论而已。呜呼。见披发于伊川。知百年之将戎。辛有之叹。不图于吾生亲见之矣。哀哉哀哉。率布不尽。顺颂

撰安。

戊午夏历新正二日王敬轩国语问题

【按，所谓王敬轩来信，即钱玄同以假名所拟。见钱玄同集《文学革命之反响》。其实也就是古文“或曰”、答客问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