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了吧 北　旧

李老板来信，说明年一月，《北新》要出特号，要你做篇文章凑凑趣。我于文学艺术之类不敢谈。杂文呢，从前虽然胡诌过一些，却早已收了摊，正所谓“此调不弹已久”，现在那里还写得出什么。但李老板的面子总得敷衍一下。无可如何，还是写一些杂文罢。

所谓“北旧”，乃是对“北新”而言。当初李老板取“北新”二字做招牌，究竟出于“何典”，兄弟并未用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的手腕考据过。望文生义，大概是希望古老的北京日即于新罢。可是，自从去年六月北伐完成，青天白日旗的光辉照耀到了此土以后，北京已变做了北平，“京”的资格已变做了“旧京”了。诚然而又诚然，亦许现在的北平，正是符合着我们的希望，日见其新：政治新，社会新，文化新，一切一切，无有不新，可是我根据了“旧京”的“旧”字，造出“北旧”二字来与“北新”相对待，虽然头脑冬烘，也未必见得羌无故实罢。

开首第一句话，便是现在的北平，比从前萧条得多了。一地方的萧条与繁盛，在久处其地的人是看不大出的。正如我们天天看着小孩子们长成，天天看着朋友们衰老，却是一点也不觉得。所以你若问一个长住北平的人：“北平萧条到怎么样了？”他一定说“也不见得怎么样罢，比从前总差一点。”要是他离开了北平一两个月，到繁盛的南京上海等处打了一个圈子回来，那么，他一出东车站，眼看得正阳门前地方空旷，车马行人稀少的景象，就不免要有今昔之感了。

李仲揆先生今年夏季到北平来，向我说：“我离开了此地只一年多，不想竟荒凉到了这样。我在西华门一带，拿了一张五块钱的票子要想破一破，连跑了几家都说没有零钱。这简直不成话。好像是人家死了人，要等着钱买棺材的样子！”他这话说得过分了些罢，然而在看过北平已往的繁荣的人，都不免有这种强烈的感触。

北平的铺子，关门的真不少，尤其以节前节后为多。听说有许多有名的大铺子，要关是不准关，开着是每天所卖的钱，还不够支持一天的门面的开销，这才是要命。

然而有人说，这是半年以前的现象，现在又渐渐的好些了。阿弥陀佛！我也希望是这样。

我的老友大名鼎鼎的某先生，是个痛爱北平的人。他今年春天到了此间，曾做了一首诗，写给我看。其诗云：

三年不见伊，

便自信能把伊忘了。今天蓦地相逢，

这久冷的心又发狂了。

我终夜不成眠，

萦想着伊的愁，病，衰老。

刚闭上了一双倦眼，

又只见伊庄严曼妙。

我欢喜醒来，

眼里真噙着两滴欢喜的泪，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总是这样叫人牵记！”

他一壁写着，一壁笑着向我说：“这首诗是不能给我夫人看见的，看见了要吃醋的。”这可有些奇怪，这一类的象征诗，原是极普通的，他夫人的气量，何至于如此其小？然而，为免得老朋友家打翻醋罐头起见，谨于前文中大书特书曰“某先生”而不名。

北平本是个酒食征逐之地，故饭庄之发达，由来已久。自从首都南迁以后，各饭庄也倒了一两个月的霉。可是过了不久，各方的要人一批一批的到来，饭庄门口的汽车，又立时拥挤起来了。彼时的要人们，自然每一顿饭时，总有三五顿以至六七顿饭可吃，只恨肚皮太小，容不下许多。便是跟随要人们的次要人们，也无一不吃饱喝足。其理由如何，似乎可以不必细说。

后来要人们来得渐渐的稀少了，一般请吃饭先生们，或者已经找到了饭碗，找不到的，也都被襆而之他了，所以饭庄的买卖，又不免清淡了一些。但是，虽然清淡，比之其余三百五十九行，还强得许多。其原因是北平地方，已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若要邀集几位朋友或同事商量什么一件事，即使这件事是公事，并非私人的请托，似乎总得先请一顿饭，说起话来才便当些。至于要同阔人先生们谈话，尤非请饭不可。因为阔人先生们是很忙的，今天西山，明天东山，要找也不容易找得着，只有送个帖子请吃饭，或者到了吃时，他不好意思来个电话说“谢谢”，却抽空来坐上三分五分钟。于是乎时机不可失！连忙将他拉至一旁，咬着耳朵说话。虽然这样的话说了不免变做耳边风，过上一年半载无消息，可是说总是说到的了。

最“懿欤休哉”的要算今年暑假前某某等校的“琼林宴”了。本来学生毕业，不比得学徒“满师”，不必请什么酒。即使要请，也只须学生请老师一次，老师还请学生一次就完了。而今后的某某等校则不然；开始是全体学生请全体教员。接着是全体教员还请全体学生；其次是各系学生分请各系教员，接着是各系教员还请各系学生；再次是某某等高足合请某某等恩师，接着是某某等恩师还请某某等高足；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头，闹得一个整月之中，“每饭必局”。呜呼，此其“劳民伤财”乎，亦“洋洋大观”也。但寒酸的也有，例如东城的某校，仍只按着往例请一两次茶点：所谓茶，乃两大子儿一包之茶叶；所谓点，乃东安市场两毛钱一斤之饼乾及牛根糖之类。呜呼，（再来一个鸣呼，不怕张耀翔先生叱为亡国之音！）如此而欲自命为“最高学府”，盖亦未免丢脸也已！

北平之饭局如此其多也，故亦不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即如区区余小子，狭人也，但有时竟可以一星期中有十多次饭局。这真是“糟糕衣吗司”！若然是中饭，非两三点钟不能散，脸喝得红红的，肚子装得满满的，一个下午就不能好好的做工了。若然是晚饭，就非九十点钟不能散，回家后不特不能做工，且须吃了一两片苏打明才能睡觉。有时碰到几个饭局在一起，而又分处于东西南城，那就更糟。因为人家吃的时候，正是我在路上跑的时候。到各处一一巡阅到，敷衍到，人家也就吃完了，我还是饿着肚子回家去喝糟糠夫人所预备的稀饭！所便宜的只是洋车夫，他老人家可两毛两毛的满载而归了。

据说南京与北平不同。今年暑假中在南京看见蒋梦麟，我问他：“你现在荣任了部长，每天总有许多饭局罢。”他说：“没有，一个也没有。甚至于一个月中一次也没有。有时同几个朋友吃吃夫子庙的四五六，或府东街的老万全，只是小吃而已，不成其为饭局。”这一点，却是新京的新现象，值得大书特书的。若换在北平，恐不但部长，便是司长科长局长之类，也不能有这样的安闲生活。

阔人与汽车！这里面的连带关系，是三岁的小孩子都能明白的。汽车非阔人不能坐，阔人非汽车不能显其阔。

但是，现在的北平，这一项界说渐渐的有些摇动了。

自从首都南迁，从前的大阔人，小阔人，大官僚，小官僚，都不免携着妻妾儿女，带着整捆整箱的金银细软，纷纷的往别处去另谋生路。但汽车之为物，既不细，又不软，带走既不能，搁着又要锈烂，不得不出于廉价卖去之一途。于是乎北平市面上，自那时起以至于今日，旧汽车之廉价，决非他处人所能梦想。只须你通声风儿说要买汽车，保管一天之内有十辆八辆开来给你看，请你试坐，价值最高的不过一千余元，六七百元的最普通，三四百元的也有，真要廉之又廉，据说还有一百元或八十元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自然大家都要过过汽车瘾（特别声明：我并没有说过过阔人瘾）。我们朋友中，从前同是两轮阶级，现在升做四轮阶级的也不少，有时同上什么地方去，承他们的情邀我同坐，我也就乐得大揩而特揩其油！

有数百元的资本就可以买一两辆旧车开个汽车行，所以小汽车行日见其多了。车价也日廉：普通是一元四一点钟，有几家只须一元一一点钟，第二点钟以后还可以便宜些。要是别处的朋友看了有些眼红，不妨到北平来坐坐，不过，这种便宜车子坐了并不见得阔气，因为式样太旧了；也并不见得舒服，因为一路不绝的糠糠糠，好像挑了一副铜匠担子和人家赛跑！

但北平市面上并不是没有新汽车。旧阔人既去，新阔人自来。新阔人当然要坐新汽车，决不肯挑铜匠担。所以你在街上，也时时可以看见一九二九式或一九三○式的新车，嗤的一声在你面前飞也似的过去。坐了这种车不但阔气与舒服而已，而且车子是公家买的，每月的开销也是公家付的，自己不用掏半个子的腰包，不比一般过瘾朋友，穷拼极凑买了一辆车，还要每月打打小算盘：算算汽油烧去了七桶八桶半，再算算这一个车夫的偷油本领，是不是比前一个车夫小一点。所以，汽车究竟还是要阔人坐的。

但北平市面上的汽车日趋于平民化，乃是不可掩的事实。我没有到过美国，据说美国的汽车，已经普遍到了一般平民了。若然这话是真的，我就觉得异常的光荣：因为我们的古老的北平，在这汽车一点上，已经可以和美国并驾齐驱了！

现在要谈谈北平的文化事业了。在南北尚未统一的时候，我天天希望着首都南迁说之可以实现。我的意思是：这地方做了几百年的都城，空气实在太混浊了；而且每有政争，各地的枪炮，齐向此地瞄准了当靶子打，弄得我们心神纷乱，永无宁日。若有一天能把都城这劳什子搬到别处去，则已往的腐败空气，必能一廓而清；大人先生们要打仗，也可以另挑一个地方各显身手。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的读书，安安闲闲的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十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

后来首都果然南迁了。算至今日，已经南迁了一年半了。在这一年半之中，我们也时常听见要把北平改造为文化区域或文化都会一类的呼声。结果呢，将来亦许很有希望罢，截至现在为止，却不见有什么惊人的成绩。

在文化事业这一个名词之下，可以大别为两类：一类是文物机关，即图书馆博物馆等；又一类是学校。

先说文物机关。在去年张大元帅东归——一本作“西归”，亦是——之后的一两个月之内，我们几个好事者，有过一种建议，要想把北平所有的文物机关归一个总，然后按着性质，重新分类，重新定出一个有系统的，合于科学规律的办法出来。直到现在，便是有人要枪毙我，我还说这种的建议是不错。无如我们这班“细民”们的建议算得了什么呢？你尽可以有理由，有根据，人家总还报你一个“此中有历史关系，不能如此办”。其实，那里有什么历史关系，只是地理关系（“地盘”）罢了！

现在北平的各文物机关的情形，大致是如此：

最庞大的是故宫博物院，直隶于中央政府的；院长是易培基易部长。

故宫博物院虽然庞大，据说经费并不充裕，所以内部情形，并不见得比从前有什么进步。不过神武门的门楼，已经重加修饰，现在远远望去，颇有金碧辉煌之致，不比从前的乌烟瘴气。

神武门对面的景山，一向是驻兵的，自从去年夏间文物维护会与老西将军再三交涉，允许不再驻兵后，即归故宫博物院保管。现在北京大学学生要想收回景山，作为北大第四院；理由是：景山与北大接近，是北大的天然校园；而且，北大之想拨景山，在十多年前已有动议，不自今日始。故宫博物院方面，则以为该院保管景山，由来已久，当然碍难照准。双方各有理由，这一场官司不知打到何时可以了结也。

范围没有故宫博物院大而所藏珍品极多的，要算古物陈列所。该所从前隶属于内务部，现因“历史关系”，仍隶于内政部。其实，该所所藏物品，和故宫博物院里的物品的性质完全相同，地址也只有一墙之隔。若将那一道墙打通了，将两个机关并而为一，在行政上必定便利得多，节省得多；在参观的人，也可以省几个车钱，省几步脚力。无如大人先生们不肯这么办，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故宫博物院的门票，从前每路卖现大洋一元，现在减为五毛。古物陈列所我已好久没去，大概还是每殿卖五毛，入门票在外。如遇元旦国庆等节，则减半收价。便就半价两毛五说罢，一个拉洋车的必须等到了元旦国庆，拉了一点一刻种的车（北平普通行市，拉车每点两毛），才能走进门去，瞻仰瞻仰当初独夫民贼们敲诈剥削而来的许多赃物，这在中华民国“民”字的意义之下，还是光荣呢？还是耻辱？

欧洲各国的博物院，大都是进门不要钱；即如伦敦的不列颠博物院，收藏如此其丰富，设备如此其完全，对于观众的指导如此其周到，进门还是一个子不要。法国的博物院，从前也是不要钱的；欧战后，因为法郎跌价，国家财政困难，议决全国各博物院，平时卖门票，每人一法郎（合中国一毛），星期日免收。以英法两国的生活程度与中国相比，以英法两国一般人民的富力与中国相比，恐怕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即使要卖门票，至多也只能卖两个子一张；而现在的五毛钱，乃两个子的一百倍也！

欧洲各国之设博物院，旨在补充教育，其意若曰：“你们老百姓，都是国家的好孩子。只怕你们不要好；你们若要好，国家总设法帮助你们，使你们有机会可以广眼界，增知识；犹如做父兄的，总愿意把劳苦挣来的钱，给子弟们买书籍买纸笔一样。”

我们贵国却大不相同：“这是宝贝，这是皇帝家的宝贝！要看的拿钱来，五毛钱一张票不打价！不要看拉倒！”

呜呼！一则父母之于爱子之态度也，一则卖野人头者之态度也。失之不仅毫厘，此所以谬亦不仅千里也！

至于出版品之贵，更是骇人听闻。《掌故丛编》只是五十页的铅印本，而定价五毛。《故宫月刊》只是二十张珂罗版，而定价两元。这样凶的定价，置之于一般书铺子里所出的书中，已大有挨骂的价值；然而书铺子无论是“小本经纪”也好，“大本经纪”也好，其目的总在于求利；且于掌柜先生们求利的目的之外，还要顾到穷酸先生们的稿费或版税；所以定价凶一点，还尽有可以原谅的余地。今以堂堂国家所办事业，其目的既不在求利，所取材料，又大多是现成的——年羹尧等决不会从棺材里伸出手来要版税——而定价如此之凶，真令人莫名其土地堂！

至于“散氏盘”“新莽量”的拓本每张卖五十元，用原印打出来《金薤留珍》每部卖一百元，我却并不以为贵，而且我主张还可以大大的贵上去。因为这些东西，本是预备卖给阔老先生们做奢侈品的（学者们要研究，有影印本就可以，不必原拓本），敲他一个小竹杠，无损于他的九牛之一毛。至于普通印本，我总以为愈廉愈好，即不肯赔钱，亦只应以能于收回印本为限。我想：办理故宫的先生们，看了我前面的文章或者不免要生气，看到此处，也总以为我的主张是有理性的，是平心静气的罢。

今年夏季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什么国的洋鬼子，到故宫里看见了磁器忽然大大的赞赏起来，于是乎向馆中表示，愿意捐钱修理某殿，以为陈列磁器之用。可是，他妈的慷而不慨！既愿捐，又不愿多捐：说来说去，才说定了五千元，可又提出一个条件：将来该殿所陈各种磁器，须用该洋人审定名义，因为，据该洋人自己说，该洋人在研究磁器上是很有名的。一天，我在西车站吃饭，听同席马叔平俞星枢两先生谈说这事，都是皱着眉头，似乎难办得很。我在旁看了，不免跳起来说：“这还有什么难办！退还他妈臭钱，不就完了？中国虽穷，决不在乎他这五千元。中国虽无人，决不至于要鬼子来审定磁器。”马俞两先生颇以鄙说为然，允即退还该款。过了两天，我就到南方去了。此事如何结局，我不知道。但似乎有一天，在火车上看报，看见一条路透电，说有某国某老斗，捐巨款帮助故宫整理所藏磁器云云，颇极大宣而特传之能事。究竟如何，回平后诸事栗落，也就没有问起。（有人说我译名不美化，今试以“老斗”译“Lord ”，美乎否乎？）

古物陈列所的经济情形，我不大知道。故宫博物院，可的确是清苦得很（听说高级职员都不拿钱，低级职员的薪水也不丰）。所以，就事实上说，门票卖得贵，出版品卖得贵，还是院中诸办事先生苦心孤诣设法使故宫博物院的生命可以延长；要不然，免不了关上大门完事。所以，我在前文中虽然大骂，在此地却不得不小小招赔：我不是对于院中的谁某有所不满。我所怀疑的是：国家对于办理此事，究竟采取何种态度？记得去年六七月中，有人提议将故宫物品完全拍卖。这虽然是一个比世界更大的大笑话，却也干脆则有余。现在既不拍卖，又不筹出相当的经费来好好的办，只在门票与出版品上打小算盘，有时连外国老斗的五千元都想收受——五千元之于中华民国，其重要当然还不如一个镚子之于区区也——岂非丢脸也乎哉！岂非丢脸也乎哉！

故宫博物院与古物陈列所之外，还有两个小博物院。一个是历史博物馆，当初隶属于教育部，统一后改隶古物保管委员会，近又划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是个先天不足的苦命鬼！在隶属教育部时代，早已闹得捉襟见肘，无米为炊。到改隶了古物保管委员会，更是不名一文，干僵大吉！近归史语研究所，钱是可以有一点了，可是傅大胖子的意思，一会儿要想把它停办了，把房屋作为整理档案之用，一会儿又想大办而特办，所以现在还是个不死不活的局面，将来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另一个是天文陈列所，当初是中央观象台，统一后，高台长（正篆曰鲁，次篆曰叔青）自南方来，将台中一切测量仪器搬往新都，只留下几件老古董，可看而不可用者，因改为今名。改名后，曾由教育部聘任委员数人主持其事。无如钱既不多（好像每月只有三百元），各位委员先生又都是“文而不天”（注曰：知文事而不知天象也）的门外汉，所以在一年之内，只是个冷冷清清的闲机关而已。数月前，改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接收，接收后如何办理，我们不大清楚。

北平的图书馆，最大的有两个：一名京师，在方家胡同，统一后改名北平，迁居仁堂；一名北京，在北海，统一后改名北海。北平以多藏旧本得名，北海以经费充裕占优势。本年夏，教育部议决将两馆合并，而称居仁堂为第一馆，北海为第二馆，俟明年养蜂夹道新屋造成，一同迁入；并升任北海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正馆长则由蔡孑老遥领。自此以后，有甲方之多书，益之以乙方之多金，更益之以袁副馆长之能干而又肯干，前途希望，的确不错。小子于此，窃不禁愿为袁副馆长小小捧场焉！

新兴的文物机关是古物保管委员会。此有总会与北平分会之别，但均设于团城之内。总会主任委员是张溥泉先生，分会主任委员是马叔平先生。这两位，一位是国家的大老，一位是考古界的老大，以任斯职，真可谓人事相宜矣。但委员会只是个监察机关，并无积极的事业可办，所以平时异常清闲，职员们到会划到之后，或静赏团城风景之美，或组织圆坛印社而致力于刻印，亦盛业也。但有的时候，即使有事，也不容易办得圆满（曰“有的时候”者，非全称肯定也）。譬如什么地方的土豪劣绅，用非科学的方法挖掘古董，会中要设法禁止，他有他的“地头蛇”的资格，睬也不睬你。或者是，什么人的兵要砍伐什么地方的古树变价，你去禁止，正所谓“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或者是，有一家古董铺子要将某宗古董卖给外国人，等到你听见了去调查，调查了去扣留，说不定他早已设法运送出口了。即如去年的东陵案，当时文物维护会与古物保管委员会两方，也卖过不少的气力，闹了许久，也没有看见个“水落石出”。所以我向张溥泉先生说笑话：“先生，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也；其在前清，则大红顶子直隶总督也。以大红顶子直隶总督而犹无能为力，则知中华古物之保管，盖戛戛乎其难也！”

说到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就不得不想到安得思那小子！他本是个流氓（诸公如其不信，见面便知端的），学问平常，只是因为挖到了恐龙蛋，美国人就替他大吹特吹，说是二十世纪十大发现之一（我国袁希渊先生，去年在天山一带，不但发现恐龙蛋，而且发现大小恐龙骨数十具），他于是乎趾高气扬，以开山刨地，翻尸倒骨为终身的职业。他被美国纽约天产博物院任为中亚考古团团长，带领大队人工，到内蒙一带去挖掘古物，前后已有七次，每次总是挖了几十几百大箱的东西运出去（北平弓弦胡同有一个永久办事处，足见其规模之大），中国政府既不过问，人民更是全不知道。到去年夏季，他又从内蒙挖了八九十箱东西运回北平打算从北平运往天津出口，却被文物维护会和古物保管委员会查到了。再一查他的护照，却并没有中国政府允许发掘古物字样，只是允许打猎而已。夫打猎乃地面上之事，打猎而可入地，恐怕美国字典中没有这样的解释罢。于是他虽然强项，也不得不相当的就范。结果把他那八九十个大箱子一起打开，请专家审查，该扣留的扣留，该发还的发还；同时还订了一个协定，由他承认：此后如再往内蒙一带发掘，不得自由行动，须先与中国学术团体接洽，双方订立办法，经由中国政府批准后，方可实行。这在中国方面，已经客气到万分的了。要是咬定了他护照上只许打猎一句话，即使把全部八九十个箱子一齐扣留，他也无屁可放。可是，他一面写了“伏辨”，一面却怀恨在心，怂恿了北平的各鬼子报，将文物古物两会大骂特骂，说我们此举“是妨害文化”，“是中国人不懂科学的表示”。这种鬼子报，先天里就带着要骂中国人的使命，犹如狗的先天里，就带着要吃屎的使命，所以我们也只是置之不理而已。

到今年春季，安得思想再到内蒙去，根据着去年所写伏辨中的话说，来同古物会接洽（其时文物会已停止进行）。古物会就将两年前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斯文赫定所订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办法给他看，要他照办。他那里肯照办呢？他表面上虽然说出了许许多多的不同之点，而其实，有一点最不同，是他没有明说而我们看出来的，就是：瑞典是小国，美国是大国，大国有威风，不能照小国的办法！不办就拉倒；而他又死不肯放，横一回竖一回来同我们商量。大约每星期商量一次，经过了十多次，才渐渐的有一点眉目。正预备要签订草约了，他忽然食言而肥，将前后所讨论的，全都推翻。于是乎北平各鬼子报的骂声，又突然飞噪起来了。他一面向我们决裂，一面却电请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找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中国驻美伍公使交涉，伍公使照电王外长，王外长照电古物会，——这样“城头上出棺材”，打了老大的一个圈子，其目的无非想把从前已经讨论得有眉目的条件，再大大的减轻而已。但大帽子尽可以压下来，我们这班古物会里的宝贝，却也有铁硬的头皮顶着。于是乎王外长来一电，我们复一电；来两电，我们复两电；来三去四，终无结果。后来王外长自己到了北平，我们约他到会里来谈谈，他就说：“我们很希望美国国务卿将来帮助我们撤消领事裁判权，所以在这种小事上，最好退让一点。”（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后来又觉得话说得太具体了，改口说：“也未必一定是撤消领事裁判权一件事。总而言之，外交上的手腕，是你拉我掣的（说时，以两手握拳作拉掣势）。小地方吃点亏，大地方总可以占些便宜。”（皇天后土，实闻此言）他这样一说，竟把我们几个宝贝说呆了。原来我们做的事，竟足以妨害撤消领事裁判权，竟足以使我中华民国“革命的外交”上占不到大便宜，这还了得！老苍在上，鉴此愚衷：我们的爱国心，实在不下于王外长；连忙拨转舵来，向王外长说：“得啦得啦！要是真能在这件事上吃些小亏而使国家占到大便宜，我们也未尝不愿意把当初所讨论的条件重加考虑：但求于原则无背，我们总可以退让一些。”于是王外长也很满意，呜的一声，汽车开了。过几天，安得思从王外长处得到了好消息，约我们面谈一次，我们就把最后让步的限度告诉了他，由他电告美国欧司本。再过几天，安得思又约我们面谈，我们想，这大概是“我们的好消息”罢，中国外交上占大便宜的机会到了。不料一见面，他就说：“奉到欧司本来电，不得与古物保管委员会订结任何协定。”啊哟哟，老天爷降福于我们的王外长啊！劳你驾，费你心，叨你光，中国外交上的大便宜已经占到了多少了？而我们几个呆子的脸，可丢到了裤档里去了？……这时候，一般鬼子报的骂声又起了。

但是，这还不算妙，妙的还在后面。两星期前，我忽然接到美国寄来的一本《科学杂志》（Science, Vol. LXX.No. 1813），其中第一篇文章，便是关于这一次交涉的经过的报告，作者就是天产博物院院长欧司本。这报告里说些什么话，当然是可想而知：无非把“妨害文化”“不懂科学”等等罪状，一起加在我们身上。可惜有些遗憾，他把两年前与斯文赫定交涉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现在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并做了一谈，他又错认古物保管委员会是个私立的机关，说中国政府已经答应了，偏有这私立机关从中作梗。据说欧司本是个有学问的老者（因为他的一门学问我不懂，所以只得据说而已），不比安得思是个纯粹的流氓。然而糊涂至此，亦殊可怜。大概是太老了，快要到地里去了，所以对于地底下的事，转比地面上的事更清楚了！

他在杂志里夹着一页信，是他亲笔签名的，其末段说：“在十一月中（原信十月二十二日写），我要向华盛顿的中国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和美国总统，重新提议这一件。同时我请你向北京（“京”字照译）的美国公使，和我们的团长安得思博士接洽，表示你对于中亚考古团的科学上的重要，能于领会，……”吓！好家伙！你一面做文章骂人，一面还要叫我去向美国公使和安得思磕头！欧司本老先生，这还是你太滑稽了呢？还是我刘半农的骨头太贱了呢？

写到此地，就算把北平的文物机关方面的事写完。以下按照预定的程序，应当写北平的学校方面的事了。但学校方面的事，是不容易写的；虽然我也很想写上十张八张，多骗李老板几个钱稿费，可是再三考量（此再三考量四字，用得颇有文质彬彬之概），终以不写为是，——即此只当不知，闭上眼蒙头大卧了事。

为山本大夫扬名

小女若子本月十六日晚呕吐腹痛，请旧刑部街山本忠孝大夫诊视，云系胃病。夜半腹剧痛，病人自知系盲肠炎，内人雇汽车亲自去接，而山本大夫，仍称是胃病，不肯来诊。至十七日晚，始言是盲肠炎，候次日检查血液再说。十八日下午电覆云，并非恶性，药治可愈，割治亦佳。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德国医院。当于即日进院割治，则盲肠已穿孔成腹膜炎，不复可救，于二十日晨死去。窃思医生误诊事尚可原谅，唯如山本大夫迁延掩饰，草菅人命，殊为希有，特为登报扬名。幸病家垂鉴焉。

周作人启

这是十一月三十日《世界日报》的广告；第二天的广告，题目改为《山本大夫误诊杀人》，“唯日华同仁医院割治无生还者万不可入嘱进”十九字改为“指定令进”四字；“特为登报扬名”改为“特为发表”。

十二月四日，岂明又在《华北日报·副刊》里，发表《若子的死》一文，其末后两段云：

关于医生的误诊我实在不愿多说，因为想起若子的死状不免伤心，山本大夫也是素识，不想为此就破了脸。但是山本大夫实在太没有人的情，没有医生的道德了。十六日请他看，说是胃病，到了半夜复又剧痛，病人自知痛处是在盲肠，打电话给山本医院，好久总打不通，我的妻雇了汽丰亲自去接，山本大夫仍说是胃病，不肯来诊，只叫用怀炉去温，幸而家里没有怀炉的煤，未及照办，否则溃烂得更速了。次晚他才说真是盲肠炎，笑说，“这倒给太太猜著了。”却还是优闲地说等明天取血液检查了再看。十八日上午取了血液，到下午三时才回电话，说这病并非恶性，用药也可治愈，唯如割治则一劳永逸，可以除根。妻愿意割治，山本大夫便命往德国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去，说日华同仁医院割治者无一生还，万不可去，当日五时左右在德国医院经胡（Koch）大夫用手术，盲肠却已溃穿，成了腹膜炎（根据胡大夫的死亡证书所说）过了一天遂即死去了。本来盲肠炎不是什么疑难之症，凡是开业医生，当无不能立诊断，况病人自知是盲肠，不知山本大夫何以不肯虚心诊察，坚称胃病，此不可解者一。次日既知系盲肠炎，何以不命立即割治，尚需取血检查，至第三日盲肠已穿，又何以称并非恶性，药治可愈，此不可解者二。即云庸医误诊，事所常有，不足深责，但山本大夫错误于前，又欺骗于后，其居心有不可恕者。山本大夫自知误诊杀人，又恐为日本医界所知，故特造谣言，令勿往日华同仁医院，以为进德国医院则事无人知，可以掩藏。家人平常对于同仁医院之外科素有信仰，小儿丰一尤佩服饭岛院长之技术，唯以信托主治医故，免往他处，虽或病已迟误，即往同仁亦未必有救，唯事后追思，不无遗恨，丰一来信，问“为什么不在同仁医院，往德国医院去？”亦令我无从回答。山本大夫思保存一己之名誉，置病人生命于不顾，且不惜污蔑本国医院以自利，医生道德已无复存矣。及若子临终时山本大夫到场，则又讳言腹膜炎，云系败血症，或系手术时不慎所致，且又对我的妻声言，“病人本不至如此，当系本院医师之责，现在等候医师到来，将与谈判。”乃又图嫁祸于德医，种种欺瞒行为，殊非文明国民之所宜有。医生败德至此，真可谓言语道断也夫。

我认识山本大夫已有七八年，初不料其庸劣如此。去年石评梅女士去世，世论嚣然，我曾为之奔走调解，今冬山本大夫从德国回北平，又颇表欢迎，今乃如此相待，即在路人犹且不可，况多年相识耶！若子死后，不一存问，未及七日，即遣人向死者索欠，临终到场且作价二十五元，此岂复有丝毫人情乎！我不很喜欢友仇反复，为世人所窃笑，唯如山本大夫所为，觉得无可再容忍，不得不一吐为快耳。若子垂死，痛恨山本大夫不置，尝挽母颈耳语曰，“不要让山本来，他又要瞧坏了，”又曰，“我如病好了，一定要用枪把山本打死。”每念此言，不禁泣下，我写至此，真欲笔搁不能再下。鸣呼哀哉。父母之情，非身历者不知其甘苦。妻在死儿之侧对山本大夫曰，“先生无子女，故不能知我怎样的苦痛。”山本大夫亦默然俯首不能答也。

岂明是我的老朋友，若子又是我女儿小蕙的好朋友，所以若子之死，我也异常感伤。但若子之死，只是无量数牺牲于混蛋医生者的一个例。死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既不能担保永远没有病，尤不能不有和混蛋医生接触的机会，那真是危险到万分。

我们一旦有了病，第一个困难问题，就是请西医好，还是请中医好。这在以骂中医为职业的某君，自然不成问题。但胡适之马隅卿等都害过重病，西医医不好，却给中医医好了。这又使我们对于中医，不得不有相当的信仰。但适之说：“中国的医，是有医术，没有医学。”有术无学，是带一些危险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仍旧要舍中医而就西医。

说到西医，就得要问：究竟是私家小医生好，还是大医生好？我的意思，总以为小医生比大医院要好一点，虽然设备不能很完全，却因就诊的人少，医生比较可以静心些，又时时须顾到营业的前途，不能像大医院那样“出门不换货”，似乎危险的成分，不至于很多。现看若子女士即死于山本之手，竟使我连小医生也不敢信任了。

说到北平的大医院，那简直是混帐该死该杀该剐！北平的大医院有三个，都是帝国主义者所开，我今称之曰，甲，乙，丙。（所以不直称其名者，不敢也。曷为不敢？畏其为帝国主义者所开也。

先说丙医院的功德。数年前，我的朋友杨仲子的夫人因为难产，送往该医院去开割，是院长先生亲自动手的。割到一半，忽然总统府来了一个电话，请院长去吃饭。院长慌了，匆匆的将割口缝起就走。后来创口好了，出了医院，觉得腹中刺痛不已。再去。一验，据说还得要割。一割出来，乃是第一次开割时遗在腹中的一个铁箝子也！据说该院长在外国是学兽医的。到了中国，以医兽之道医人，也居然享了大名，是不能不令人艳羡不置也！

次说乙医院。两年前，我的侄女阿燕——是个尚未周岁的婴孩——因为受了些风寒，送往该院医治。该院要求先付四十元，才肯动手。好罢，付罢。钱一付，多谢看护妇奶奶们开始工作了。先洗热澡，次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过了一点钟又打针，……（打的是什么针，医院里照例不发表的），同时因为头上发热，又给他戴起冰帽来；此外还有种种色色的花样，看护妇奶奶们真热心，真忙。大概忙了有十二个钟头罢，眼看着阿燕断了气，他们才各自抹抹头上的汗，休息去了！她们都很能尽职，可惜病家花了四十元，其结果只是催促小孩快快的死！

次说甲医院。这是个最大的大医院。去年，我的侄儿阿明，大概是害了猩红热，送往院中求治。据大夫们一看，说并不是猩红热。那么是什么病呢？他又说不出来，要等试验试验再说。于是乎这样试验，那样试验，一闹就闹了一个多礼拜；病人有些耳痛，就在耳旁开了一个大窟窿；有些鼻痛，又在鼻头旁开了一个大窟窿，这样东一刀，西一刀，不知戳了几刀（因头上用白布包裹，不许家人解开来看，故不知前后“挥”过几刀），把病人开得奄奄一息，人相也完全没有了，而究竟是何病症，还是说不出来。再过一礼拜，病人已到了极危险的地步，家中想调换医院，而该院不肯，说：“现在要搬动，危险更大”（其实是和山本一样的卑劣思想，恐怕医治错误的证据，给别人找到）；要想找个中医进去看看，而该院只许看病，不许吃药，说是“职任所在”。这真是把病人夹在老虎箝上了叫他挺死。再过两天，阿明死了，一算账，除进院时付过的钱以外，还要找补十多元！

今年春，瑞典斯文赫定脊骨中作痛，他的随从医生郝美尔诊察的结果，只是受了些风寒罢了。而赫定因为痛得厉害，自愿进该院医治。该院因为赫定是名人，不敢怠慢，连忙把全院所有的“专家”，一起找来共同检验：验屎的验屎，验尿的验尿，验血的验血，验骨髓的验骨髓，……检验的结果，以十多位专家一致之意见，断定是某种病症，须将脊骨割开治疗。但割治脊骨这一个手术，是很麻烦的，全世界只美国芝加哥有一个专家；该院虽然也可以割，却不能担保没有危险（因为斯文赫定是名人，故不打自招；若换作中国的阿猫阿狗，就免不得要强制执行了）。这一来，就把斯文赫定那老头儿吓酥了骨！连忙打电报到瑞典，问他家庭的意见，和家庭医师的意见。回电来说：还是上美国去割好。于是这边由郝美尔护送着赫定上美国，那边由赫定的妹子带着家庭医生上美国，真也闹的个“象煞有介事”。不料赫定上了路，到了日本，病已好了一半；俟到了美国，登岸之后，竟完全好了；给那位专家一看，那专家说“从前只是受了些风寒而已，现在已好，并无割治之必要。”于是乎赫定就在芝加哥游逛了几个月回来，而这边医院里十几个专家一致之断定，就等于放狗屁！这件事，幸而是落在赫定身上，他既能慎重，而钱又足以济之，所以能保住一条老命。若落在别人身上，不是枉死城中又多一个新鬼么？

以上四事，我敢用个人的名誉信用担保叙述上并无半点虚假（阿明阿燕是我胞弟天华的小孩，仲子夫人的事是仲子亲口说的，赫定的事是赫定亲口说的），其余朋友们酒后茶余所谈各该院的成绩，若一一写出，至少可做成一部二百页的小书，因恐转展相传，不免有不尽不实之处，姑且从略。

看了以上所说，大家总可以明白北平人的生命，是处于何等危险的地位了。但这种危险，不是北平人专有的，是全中国各处人都有的。记得今年夏季，内人在上海晤到蔡孑民夫人，蔡夫人对于上海某医院索价之凶，医生之可恶，看护妇之狰狞，亦不胜其感慨。可见在这一件事上，我们要是不问，也就罢了；若要问，非联合全国人民，请政府定出个极严厉的取缔的方法来不可。

东拉西扯，稿纸已写了二十三张。若再放肆，再有二十三张也写不完，不如留些材料在肚子里，到下年《北新》再出特刊时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