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边裔典 边裔典第一百十四卷

北方诸国总部艺文二

《复河套疏》明·曾铣

夫夷狄之叛服无常，而中国之制驭有道，要在图难于易，庶几杜渐防微。仰惟皇上聪明圣治，法古宪天，礼乐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备，殆旷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于两阶，内治修而远人服。顾兹北虏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来入寇榆林，内地残伤，远迩惊惧。夫丑寇虽众，不过汉一大县，而猖獗乃尔。岂国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欤。臣窃计之，盖我失其险，贼得所据，巢穴既固，驱除遂难。顾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驭上策莫如复套不是之图，而徒周章于防禦之末。譬犹扬汤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已也。臣谨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来悉隶中国。《诗》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襄。汉武帝遣卫青出塞，取河南地为朔方郡，筑城缮寨，因河为固。后世称之曰：雄才大略。唐初朔方军以河为境，嗣是张仁愿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马，朔方亦无寇，岁损费亿计。至宋李继迁叛走斤泽，进陷灵肃，河套复为虏有，率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顺天应人，驱逐胡元，远遁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虏庭，馀孽奔亡几千里，救死不暇。当是时薄海内外皆入版图，岂界河套已乎。后以东胜孤远，撤之内守，复改榆林为镇城。方初徙时，套内无虏，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兽生息，当事之臣不以此时据河守，乃区区于榆林之筑。此时虏势未大，犹可委也，失此不为。弘治八年虏编筏渡河，剽掠官军牧马。十二年拥众入寇，自后常牧套内，侵扰中原。孝庙有欲复之志，而未逮。至武庙常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虏酋吉囊得以据为巢穴，祸根既种，窃发无时，出套则贼寇宣大、三关，京师震恐，入套则寇延宁甘固，生民涂毒，此拨乱之功。天将有意于我皇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国所守以界夷夏，又我圣祖之所留也。一统故疆，三边沃壤，其理宜复，顷年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势顾在彼，而宁夏外险反南备，河虏得出没，自由东西侵掠，徒劳守禦，无补缓急。盖套虏不除，则中国之害日炽，浸淫虚耗将来之祸。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势所宜复也。我皇上德迈三皇，功光列圣，选将练兵宵旰日切，岁发帑银以济边圉。凡所以攘却外患，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实鉴祐之，而当时封疆之臣，曾无有为国家深长之思，以收复祖宗旧业为生民立命者，盖军旅之兴，国家之重务。图近利则坏远谋，小有挫失媒糵其短者，继踵而至，鼎镬刀锯面背森然，其不改心易虑者几希，况复所见不同，甲可乙否。若待来年，便已迁延不振，日复一日，长寇贻祸。臣虽愚昧，岂不知兵凶战危未易举动，但近年以来，得之见闻，常怀愤激。今复亲履其地，目击此虏跳梁地方危殆，切齿痛心，实有寝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葛伯仇饷，成汤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为不与此贼共戴天。陛下德过成汤，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备，又匪但裴度之比。可使裔夷猖肆，苍生阽危，一至此哉。夫豮豖之牙为力尚易，猛虎负隅则有莫之敢撄者，其势则然也。故敢冒昧辄具短见，上陈睿览，伏乞敕下该部，将臣此奏与修筑榆林边墙之奏会集廷臣详议可否，如蒙采纳，特赐该部修边，复套次第施行。盖选将材，除戎器，备刍粮，练兵马，非朝夕可办，所贵及时修举，则临期无误武功底成，或曰：榆林边墙方议修筑，今乃辄有复套之议，会极归要顾当何如。臣曰：筑边之议为四十年之谋也。虏在套中生长日盛，病根尚在，为患无期，不防则为无险，防之则兵力坐困。有馀在贼，不足在我，譬之作堤壅水，一朝溃决，则汎滥不支矣。若夫复套振武扬威，歼彼丑寇，驱其馀党，置诸大漠，临河作障，天险为池，皇灵既昭，贼胆应裂，狼顾胁息，虽数轻肆侵轶，譬之大禹治水以海为壑，而水归其所不至横流，此社稷之计。圣子神孙之所永图也。然河套既复，犹兼修边之工，若距榆林以为边，则河套永弃，虏患何时而息乎。今神圣在上，英俊在旁，时所当乘，机不可昧，见可而动，相时以成，此臣犬马之忠也。谨将复套数事开坐具本，伏惟皇上裁择一曰立纲纪纲者大纲也，规模之谓也，纪者条理也，节目之谓也，规模欲其大，节目欲其详，纪纲既立，则戎事可兴也。复套之举国之重务，人之谋曰须得兵三十馀万，马步水陆齐驱并进，裹粮二百万石，兼折银三百万两，一举破贼，驱之出境。即沿河修筑城垣界，守此一说也。臣以为此谋虽善，其势实难。今三边之兵可用者不满六万，如调他镇，顾此失彼，三十万众，徒尔烦劳，其难一也。仓库空乏，上下交困，银谷累五百万，一朝毕集，势不易能，其难二也。一战胜贼，贼未胆落，辄兴板筑，师徒易挠，其难三也。臣则以为，悯生民之陷溺而与之，除暴疾丑虏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师，张皇义旅，奚烦兵力之多，虽在兵精，食足以时，而春蒐于套，秋守于边。如是三年，虏势必折，俟其远遁，然后拒河为城，分番哨守，则人力不困，财用不竭，而河套可复，既而移抚镇以制之，立行都司并卫所、州郡以属之，又设巡守兵备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该边卫及烟瘴充军者，皆定发于卫，所犯该口外为民者，皆定发于州郡，将套中之地预为踏拨，多置鱼鳞籍册，以防日后弊端。每军民一户给田二顷，俾之岁耕一顷，閒一顷，是为閒田以养馀力，其沿边军民亦出召募，有愿守边者，皆给以田。引黄河之水为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备旱涝。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数年之后，套地可尽垦而又仿井田之意。广沟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穑，勇于驱驰，既临河设险，夏秋决难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冻农事已浚，乃于讲武之时为禦虏之计，民不告劳，农不告费，行之既久，则河湟之地不异中州，此规模节目之大略也。乞敕该部预为料理，三年之后举而措之，有未尽者，容臣次第敷奏。虽然屡年边事废弛，将士怯懦，甲兵未练，整顿实难，须及时饬治。来年春月，先将邻边贼巢剿除，以倡我军之气，俟其胆略渐雄，于焉昭盛明无外之度，阐皇上救民之仁，多给榜文、标示、牌额遍置套中，以开来降之路，以归被虏之民。然后兴问罪之师，举三年之役，则顺天以动，豫在师中吉矣。一曰审机宜。天下之事有机时与势为之也。孟轲氏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知机论也。得其机而乘之，胜算在我，何往不济。虏之据有河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猎禽兽以驰骋。秋高马肥，弓矢劲利，纠合党类动数十万长驱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虏寇之时势我不得而与之也。及其入套，深冬冱寒，水草枯冻，又皆各就住牧，其势自分，且马无宿草，渐至羸瘠。比及春深，贼因以弱，我则训练强兵，攒槽秣马，营伍整肃，火器精利，此我之时势虏不得而与之也。今之禦边者，虏弱不乘因，仍怠怯虏强莫禦，苟且支吾，坐失军机，所以有败而无胜。臣愿练兵六万，再调山东鎗手二千多，备矢石，每于春夏之间，水陆并进，直抵虏巢，乘其无备，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驺发，矢道同的，炮火激烈，电掣雷轰，贼纵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荡势必难支。此窥敌观变潜深参伍之术，臣亦计之审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总督、抚镇等官调度各镇兵马，严加堤备，耀武扬威，以防河东往牧之寇。倘套贼败亡，必将逾河而逃。厉兵秣马又可以收斩获之功，所谓掎角之势以全取胜之道也。然后班师而归，守我分地。秋高之时，贼如复仇而来，我军据险以守，况得胜之兵，勇气自倍，不待临墙，可使挞伐，如是三年，虏势自衰。将远遁之不暇，而又敢据我河套也耶。至是则祖宗故地已复因河为险，修筑墩煌一如榆林修守之议，且讲求屯政，建置卫所，处分戍卒，填实边民，墙堑既固，耕穫可饶，全陜之转输渐省，而内帑之给发亦宽。三秦重地可保，万万年安固矣。不然贼之强也，来不能禦，贼之弱也，去不能惩。机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终也。一曰：备长技。《汉书》：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两军相为表里，斯为万全之术。今虏贼之长技不异于昔时，而在我之长技复有如汉时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为表里，殆又难矣。抑求其次，莫先于火器。盖天之所以保国家而卫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尽其利，与无技等耳。安望其有摧击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关尝造盏口炮、毒火飞炮具式奏请，蒙皇上发银数千两，比年禦虏赖焉。今秋于宁塞定边亦尝藉此两挫虏寇，故来降人口云虏中甚畏此器，言每年响子不似今年响子利害，打死人马数多此，其明验也。今欲复套，须备熟铁盏口炮六十个，长管铁铳一万五千把手把，小铁鎗二万根，长鎗三千根，生铁作炮十万个，焰硝十五万觔，硫黄三万觔，炮铁铅子大小二十五万觔，弓矢盾架相为表里。庶可鞭挞此胡，恢复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耳，三四年间如飞炮、硝黄、铅子之类又须陆续补其缺坏。今京造火器种种具备防边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质重而难于致远，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别用，各有所长，若曰神机，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原为私藏者例也。而盏口炮、长短铁铳律条既无该管，而实为筹边破虏之公器，特敕该部不以为例，速发帑银二三万两，给各该抚镇官于山西、陕西等处买办置造，以为复套之资。盖成造而后教演服习，而后运用。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谓也。不然虏技精强，我军莫恃，万全之功未可必也。

《长城说》章潢

长城之筑，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馀里，非独秦始皇筑也。昭王时，已于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固边矣。亦非尽秦筑也，起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燕自造至襄平，亦皆筑长城矣。秦之后若魏、若北齐、若隋亦皆筑焉。盖天以山川险隘限华夷，有所不足，增而补之，亦不为过。且有为民之意存焉。使后之人惩秦人，起闾左之失，虑蒙恬绝地脉之祸，而废其已成之功，非计也。但内政不修，而区区于外侮之禦，乃至于竭天下之财，以兴无已之功，则不知所务耳。

《防河套议》前人

成化二年三月，延绥纪功兵部郎中杨琚奏：延绥、庆阳二境东接偏头关，西至宁夏花马池，相去二千馀里，营堡迂疏，兵备稀少，以致河套达贼屡为边患。近有百户朱长年七十馀，自幼熟游河套，亲与臣言：套内地广田腴，亦有盐池，海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种食。正统间，有宁夏副总兵黄鉴奏，欲于偏头关、东胜关、黄河西岸地名一科树起，至榆、沟、速、迷、都六镇，沙河、海子山、火石脑儿、碱石、海子、回回、墓红、盐池、百眼井、甜水井、黄沙沟，至宁夏黑山觜、马营等处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台，东西七百馀里，实与偏头关，宁夏相接，惟隔一黄河耳。当时议者以为地土平漫，难据已之，后总兵官石亨又奏，欲将延绥一路营堡移徙直道，是欲不免暂劳一时军民之力，实为万世边防之长策也。按薛应旂曰：尝历延绥、庆阳诸境，往复于偏头关、花马池二千里间，凡诸营堡咸为稽考，询之将官，故老犹皆记忆。杨琚之策且曰：曾铣几于复套其计，盖不出此，惜乎垂成而杀身也。

《复河套议》前人

国家慎西北之防，以固封守，自东胜而西，因河为境，盖二千馀里。自河以南，则皆周秦以来朔方故地，且其地沃衍，有屯牧之利，此祖宗之疆，理所谓内夏外夷，而据险以守者也。往以承平弛备，虏遂得乘，凭要塞出入于吾河套之中，百有年来，莫有能驱之出境，亦罔复有以拓还为意者，甚可叹也。皇上喟然嘉与边臣，欲复套之议，一代缵承之鸿烈，诚在是矣。而或谓黠虏盘据之势，虑不足以逐之。夫储峙之必充器，用之既利，将卒之选，练战阵之服闲，倡其勇敢，而相其机宜。传曰：兵义而时动，动则威。以吾之人民，复吾之土地，其于顺逆之势，何如也。或虑其逐之可以复至洪河之险，与彼共之者，非也。盖自东胜内移，榆林启镇，而河套昔时丰膏之壤尽举而弃之，论者徒知虏人蕃牧其中，其势为日盛，而不知我兵玩愒积懦，实有以相成授之安饱，以启吾疆圉之劳饥，纳之门庭，以勤吾扄阈之备禦，岂非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乎。今乃曰：烽堠之绵长，转饷之悬逖，士伍之单弱，甲马之疲羸，若将无以守之者。愚则曰：祖宗守边之制，屯田不可不讲也。夫河套之地，历代之所列郡，而《宋史》所载五谷咸宜。祖宗时，沿边设备，皆有屯营，故边防有策应之便。今诚复祖宗之法俟，河套既复开卫，留屯杂籍兵民署建抚总外，则乘塞列隧，营垒木谯珠联不绝，庀兵饬堠相警防援，使虏人不得攻扰，内则制亩分川、牛具农器种粮有给，诱勤督惰，息讼宽征，使吾军家有盖藏，如是则士有馀粮，马有馀刍，以战则克，以守则固。黄河如带，可以永为天险之防，而宣大、固宁无窥窃之警，虏可久绝，吾可恒守矣。

《河套叙》前人

夫边计博而悍锐之，臣亦或有理先帅之绪，而思复河套者乎。藉令国家都长安，借河套之地以为外屏，而益斥远虏可复也。长安，今不得言重矣。我以十万之众逐虏而果去也，势不得不设八卫，卫五千人而后成，军何所取调也。若移镇，何镇可移也。势必错卫、所、州邑得二万民户以配，何户可徙。势必筑五六城以犬牙相错，何所取土石、材木也。虏必争，争当以兵数万卫之，何所取饷也。河地饶，即可屯守，虏能不蹂践乎。何以能且耕且战也。虏既失地，独不能合东大国而并力我乎。大国即不，虏独不能从之而西，以取偿于京辅乎。我竭天下以奉陜，而陕不益安，乃以京辅委者，非策也。故曰：海道可暂通，而河套卒不可复也。海纵不暂通，吾不可遽而废其道，河套纵可复，吾且缓而待数十年之后。

又

河套周回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切近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几二千里。南至边墙，北至边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南地，汉之定襄郡。赫连勃勃、赵元昊之所据以为国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东胜州在受降城之东，国初虏遁河外，居漠北，延绥无事。正统以后，侵失其险，虏始渡河犯边。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城，创缘边一带营堡、墩台，累增至二十四所，岁调延绥、延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而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列营积粮以遏寇路。景泰初虏犯延庆，不敢深入。天顺初阿罗出掠我边人以为向导，因知河套所在，不时出没，遂为边境剥肤之害矣。

《河套处置》前人

按：河套之地，大河外环，此天地设险，以界华夷之所。虞夏轮贡，未尝外焉。自是以来，凡中国盛时，咸有其地。我皇祖时，亦然尝设立将士，阻河以守。盖因天地之险，帝王之轨，防外虞靖中夏也。后委之裨胡，虏巢穴于内，因而侵犯我鄙，几无宁岁矣。昔秦取其地，募内郡贫民充实其中，然政教不闻，故卒没入匈奴。汉武时复取其地，立朔方郡县，募民徙者十万口。及山东大水，徙其贫民于中者，又七十馀万口。自是陇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当其时皆仰给县官，使者分护费以亿计，其后政教未闻，亦终没入匈奴。今内郡民十室九贫，有无产有家之民，有无家有身之民，丰岁尚多缺食，稍值饥馑，则易于为乱。故白莲、赤眉之徒一唱辄和者，如蚁附焉。往岁，流贼横行海内，请旨招募并诸矿洞壮士，悉收蓄之，稍加训练，皆精兵也。夫然授以妻室，渐自南而北，按周官井田之法，给以斯地。凡为邑、为丘、为甸，悉如周制，但浍洫稍深广之其庐舍为堡，久之食裕，仿西戎雕房之式为之可也。其始授田给费半载，若种黍时授田给以四月之费可也，农暇则训以孝弟忠信之道，师律战阵之法，如是三年，可使有勇知方。十年，则岐周之政可复，匈奴将喙息遁逃不暇，又何侵犯之足虞哉。然此特大略而已，若夫大纲小纪举而张之，以合时宜，不失先王之轨，以尽经纶之道，则在当路君子云。

《河套事宜》前人

天顺五年冬，虏酋阿罗出渡河入套，寇延绥。河套周回三面，阻黄河，土肥饶，可耕桑，切近陕西榆林堡，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镇，东西几二千里。南至边城，北至黄河，远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取匈奴河南地。汉之定襄郡。赫连勃勃、赵元昊之所据以为国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黄河之外。元东胜在受降城之东。国初虏遁河外，居漠北、延绥无事。正统以后浸失其险，虏始渡河来犯，近边镇守都督王祯，始筑榆林堡城，设法禦之，筑瞭望墩台，创沿边一带营堡，累增至二十四所。岁调延安、绥德、庆阳三卫官军分戍，而河南、陕西客兵助之，列营积粮，以遏寇路。景泰初，虏犯延庆，不敢深入。天顺初，阿罗出掠，我边人以为乡导，遂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机便，不时出没，遂为边境剥虏之害矣。按自秦蒙恬逐匈奴，取河南地。汉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乃立朔方郡，因河为固。后赫连勃勃、李继迁皆据此地，雄于北方。元昊继之遂称夏帝，据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称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淑园杂记》谓近时关中大饥，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众，踰年才复业。《九边图》亦谓彼时虏少过河，军士得耕牧套内，益以樵采围猎之利，地方富庶，称雄镇焉。此数言凿凿，皆实也。叶文庄议乃谓，不可驻牧耕种，未之究矣。况中国守边，皆营屯在内，而拒戎虏于其外，今河套、花马池一带，则虏反入吾之内，而吾宁夏之屯，反守其外焉，不亦倾乎，呜呼。唐张仁愿犹能筑三受降城于北，以绝虏南寇路。而我朝能因河为固以守河南，而使虏得入据为巢穴，以为关陕无穷之害，我朝将有愧前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