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 引言

小说《耶路撒冷》出自一位瑞典作家之手。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1]，与她同时期获此殊荣的作家还有吉卜林[2]、梅特林克[3]，以及霍普特曼[4]。瑞典文学院是这样表彰塞尔玛·拉格洛夫女士的：“她的作品中高贵的理想主义、丰饶的想象力、亲切而优美的风格，令她脱颖而出。”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一四年，这个令人敬仰的团体将拉格洛夫女士推举为瑞典文学院院士，她由此成为十八位“不朽”院士中唯一一位女性。

是何种神秘力量，使拉格洛夫女士既能得到学院派的认可，跻身经典，同时又深受斯堪的纳维亚民众的欢迎与爱戴？在她步入瑞典文坛之际，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正风生水起，斯特林堡以犀利的笔触横扫了一切华而不实的文风，人们也习惯了戏剧和小说近乎残酷地揭露现实。然而，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尽管呈现着近代浪漫主义的气质，却包裹不住她内心的理想主义情怀。在她笔下，一方面人类活生生的现实弥漫着一种未知的奥秘气息，另一方面虚幻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地方迷信则透射出种种亦幻亦真的神态。“品读塞尔玛·拉格洛夫女士的作品，”瑞典作家雨果·阿尔芬说，“就如同在薄暮时分坐在西班牙大教堂……令人分不清身处梦境还是现实，但确凿无疑的是，这样的阅读使人沐浴在圣洁的光辉中。”无论瑞典人，还是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通民众很快便厌倦了冷酷呆板的现实主义文风，转而拥抱有益身心的理想主义文学，比如拉格洛夫女士的这些作品。除此之外，这位瑞典女作家独特的语言风格也深深吸引着读者——如此非凡的风格让人能一下想到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5]。你可以把她的风格描述成有张有弛的散文狂想曲，常于不知不觉间热烈地冲疆破界。

尽管拉格洛夫女士不吝分享她的人生困惑与世间情谊，其作品的浑然天成却非仰仗其人生经验。否则，她的作品中又怎会出现欧洲各地的芸芸众生？她以女性温暖而细腻的同情心，以及童真的视角来看待她的人物。瑞典文学评论家奥斯卡·莱文汀宣称，“塞尔玛·拉格洛夫拥有一颗童心与一双孩童的眼睛。”正是这份天真促成了她笔下简单而率性的人物类型。他们也许深邃而坚定，却绝不会复杂得让人难以理解。正如文学批评家约翰·莫特森指出的那样——对待那些更具异质性的人物，就像《耶路撒冷》中的神秘人物海尔干，作者只是点到为止，给人以余音缭绕之感。这与易卜生是多么不同啊！塞尔玛·拉格洛夫女士更乐于分析寻常人的情感动机，而非挖掘怪异的心理状态。这就能解释人们读到《耶路撒冷》中发生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时，为什么没有排斥，而是欣然接受。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是她诸多作品之一。在这本书里，拉格洛夫女士通过一只鹅在飞行中历经的各种情境，描绘了瑞典人民的民族性格。在另一部小说《戈斯泰·贝林的故事》中，她展现韦姆兰省的生活图景。那里是她的故乡，她在一八五八年出生在当地的一座庄园。韦姆兰的芸芸众生和那些居住在简朴庄园里的穷绅士崇敬星空，钟情小提琴，热爱舞蹈，因而很容易养成一种洒脱的气质，对生活中的悲苦一笑了之。这样的群体与小说《耶路撒冷》描述的达勒卡里亚民众截然不同。达勒卡里亚是拉格洛夫女士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人们也喜欢在仲夏夜热舞一番，他们的服饰在瑞典是最华美的，却又以严肃和坚定的气质而闻名，因为他们崇尚耕种，思想保守。他们曾经是忠诚的天主教徒，现在是路德教的坚定捍卫者。他们不易被说服，然而一旦热情燃起，却又有着一种九死不悔的决绝。有人认为，他们起初对古斯塔夫·瓦萨[6]驱逐丹麦人的呼吁置若罔闻，但最后紧随古斯塔夫走过斯德哥尔摩大门的正是他们。也是在他们的辅助下，古斯塔夫·瓦萨建立了现代瑞典。达勒卡里亚人不在乎贵族头衔；在这些有田有产且坚韧不拔的农民看来，他们自己就是贵族。对于瑞典人民来说，达勒卡里亚人是在民族危急时刻可以委以重任的底牌。

《耶路撒冷》起笔于极富威望的英格玛森家族的兴衰跌宕，逐渐触及整个教区的百态群像，牧师、教师、店主、客栈老板各色人等一一登场。小说讲述了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实用神秘主义者，在来到小镇之后引发一场宗教复兴，导致众多家庭变卖祖宅——在小说最后一章——踏上移居圣地的旅程。

有时，真相比小说更奇幻。《耶路撒冷》改编自上世纪达勒卡里亚人宗教朝圣的真实历史事件。多年前，引言的笔者曾带着疑问参观了小说中描述的教区，看见了被遗弃的农场和破败的家园，也看到了一些耶路撒冷朝圣者返回故里的情景。不仅如此，一次亲身经历让笔者似乎领略到了这种宗教狂热的精神。那是午夜时分，我在返回客栈的途中偶遇一位骑行者。他身穿蓝色运动衫，胸口本该印着大学校名的位置，却代之以黄色的十字架。这位骑行者一见到我马上从自行车上下来，执意要为我带路。到了客栈后，我拿出一克朗想要略表心意。我的向导却微笑着，似乎被某种幸福的愿景迷醉。“不！我不要钱，但是这位绅士，请你买下我的自行车！”正当我为这样的请求惊讶不已时，他又充满自信地微笑着解释道：“昨晚，上帝现身于我的梦境，他告诉我，今天午夜时分我会在十字路口遇到一位说异国语言的陌生人，‘这位陌生人将买下你自行车！’”

这篇小说以人物独白开篇，将英格玛的内心世界充分敞开，这是塞尔玛·拉格洛夫偏爱的写作手法。由此，她可以潜入人物的灵魂深处探个究竟。英格玛这段耕犁独白细腻地展现了良知和欲望在他内心深处激烈搏斗的过程。当然，这样的序曲主观性强，对于不熟悉这位瑞典作家写作手法的读者来说，需要好好消化一番才行。可尽管如此，读者很快就会带着浓厚的兴趣继续读下去。因为接下来，作者描述了英格玛与杀婴的未婚妻在监狱门口相见的场景，他认为自己在道德上对这场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把这个女人带回家，并显然做好了直面家族耻辱与社会谴责的准备，但事实上，他却赢得了整个教区对他的尊敬。主任牧师是这样宣布的：“现在，玛莎嬷嬷，你应该为英格玛感到骄傲！显然，他继承了这古老的血统。所以从今往后，我们该叫他‘大英格玛’[7]。”

英格玛家族两代人的命运贯穿全书。他们的爱情故事与书中描述的宗教热情一样摄人心魄。令人无法释怀的是拍卖会上的一幕，英格玛的儿子为了保住英格玛家族的祖业，背叛了他的爱人格特鲁德，转而与他人缔结连理。这两代英雄在我们眼中都富于悲剧感，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为之付出了悲悯。他们内心深处暗藏的两股激流交替着左右他们的行为，我们则为之辗转反侧，痛心不已。有时，他们选择遵从内心的渴望，譬如书中描绘的这生动一幕：卡琳·英格玛森当着众多追求者的面，在茶歇时，突然不顾习俗的规约，公然宣布自己心有所属。书中尽是如此扣人心弦、精彩绝伦的描写：宣教屋集会的场面；赠表和解的情境——大英格玛临终前自认为错怪了哈尔沃，把自己的旧怀表赠予他；“暴风夜”的舞会；沉船事件；格特鲁德弃绝爱人，重新皈依宗教的场景；哥哥赎回庄园，只为给弟弟一家留有退路的场景。在故事结尾处，每每读到耶路撒冷的朝圣者们与故乡依依惜别的场面，谁能不为之动容，谁又能不随之哽咽？

小说《耶路撒冷》潜在的精神动力是理想主义与原始的情感冲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情感冲动根植于旧有的乡村社会，是一种对家园与故土的依恋之情。不幸的是，这种美德在动荡不安的美国没有被珍视，只能一定程度上在马萨诸塞与弗吉尼亚的老社区，以及临近费城的贵格会教派的家园中感受到。达勒卡里亚乡绅对家园的依恋即是生活本身。在《耶路撒冷》中，这种情感一方面与宗教信仰相持不下，另一方面争夺着爱情的空间。在冲突之下，卡琳牺牲了自己的家园——英格玛农场，为遵从内心的呼声踏上了宗教朝圣的道路；而她的弟弟为了夺回家园，抛弃了自己心爱的姑娘和人生幸福。他们都不圆满，都令人心碎神伤。

《耶路撒冷》的悲剧张力，最终在拉格洛夫女士富于同情心的幽默中轻松化解了。这种幽默沉潜在作品的深处，譬如在我们几乎被她成功地引入宗教狂热的云端之时，会忽地在字里行间捕捉到一抹笑意。没有谁比她更相信狂热是徒劳的——她既不会对人们犯下的愚蠢的错误视而不见，也不会对其横加指责，而是带着一颗温暖的心接纳人性百态。读者们看到最后一幕，面对孩子们徒劳的大喊，既会心一笑，又不禁悲从中来：“我们不想去耶路撒冷。我们想回家。”

亨利·戈达德·利奇

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宾夕法尼亚诺瓦别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