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写梵高 第五章　南国时代及最后

一八八八年二月，梵高到了地中海边的阿尔。从阴湿的冬的都会逃出，来到这南国地方，早已是骀荡的春日了。太阳的恋人欢喜之极，不知不觉地叫道：

“这里同日本一样美丽！”

回顾三百里以北的故乡，只觉得一场悲哀旧梦。他就写信给贝尔纳：

“临别时有通信之约，现在我要先告诉你：此地空气的透明，与愉快的色彩的效果，无异于日本，真是美丽！水在景色中，犹如我们在‘锦绘’（Nishiki-e）中所见，作美丽的绿玉色，及丰丽的青色的浓翳。淡的橙黄的落日照在地面，映出青色。壮丽的金黄色的太阳！——然而我还没有见过此地的最美丽的夏景。女子的服装很美观。尤其是在星期日，可以看见非常简素的、美好的色彩的配合。到了夏天，这地方也一定更美。”

不久夏天到了。他写给贝尔纳的信上这样说：

“我在这里比在北方健康得多。我在正午的烈日之下，也在麦田中工作。像蝉一般地欢喜它。唉！我悔不早十年，二十五岁的时候来这地方！——那时候我只晓得欢喜灰色，或竟是无色。……”

他在灼灼的太阳之下，一刻也不休息地描画。偶然遇到事情而不能工作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苦痛。凡有太阳的时候，他的画笔未尝停顿。晚间，或天气不佳，而太阳不出的日子，他就利用这时候写信给远方的朋友——弟提奥、知友贝尔纳，报告他的制作的经过、计划、技巧上的问题，以及关于自然、人生、艺术的感想及信念。有时把日常生活中的琐末的事故都详细地报告他们。作品与书简，一样能发泄他胸中的郁结的感情。

梵高于1888年5月12日致提奥的信

夏日的阿尔，每天赤日行空，没有纤云的遮翳。生于北方的梵高身体上当然感到苦痛与疲劳。然而日出的期间，他从不留在家里，总是到城外的全无树影的郊野中，神魂恍惚地埋头于制作。他呼太阳为“王”！制作中反把帽子脱去，以表示对太阳王的渴慕。

“啊，美丽的盛夏的太阳！使我的头脑震栗！人们都说我发狂，其实在我何尝是发狂？”

梵高在阿尔的太阳下，是“以火向火”，不久将要把他烧尽了。

他初到阿尔的时候，借宿在一所饮食店内。每天付宿食费五法郎。不久又节约生活，减少为每月四法郎。这数月在现在看来真是极微，然而在三四十年前的当时，又在他的不如意的境遇之下，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他常常在给贝尔纳的信上愁穷。他在这饮食店内滞留约数月之后，觉得生活费超过预算太多了，写给弟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只是费用增大，而画全无可观。这是我的悲哀！”

然而他并不失望，因为有极美的自然展开在他的眼前。他对着这南国的自然，每被蛊惑，从此不愿离开此地而回到巴黎去。信中又有这样的话：

“久留在南方，我相信早晚必有成功的一天。我正在接触此地的新景象而研究它们。幸而身体健康，想不致有失望的结果。我因种种理由，想在这里找一所隐居的房屋。”

到阿尔后两个月，果然在市郊找到了一间空屋。这屋傍着街道，前面有蓬蓬的草地，地点接近铁路，火车的声音时时飘入窗中。其屋共两间，左方是一所食料商店，右方便是他所租赁的屋，租金每月十五法郎。然进屋之后，就遭逢意外的不幸！有一次月底付账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的钱袋被人偷去了。不得已，拿所有品向房主作抵。结果负了一笔债。他写信报告他的弟：“旅人在此地，真要被绞出血！”

隐居处已经确定，他就欣然从事制作。关于这房屋的事，他曾写许多信报告弟和贝尔纳，有时在信中加描说明的插图。

生活常是拮据。这不但是贫乏的原故；根本上是由于他不会处理现实生活，没有冷静的判断所致。他只知信任自己的善，直道而行，不知顾虑他人。然而周围的事情绝不像他所想的那样简单！

弟提奥这时候已经娶妻，有家室了。然其对于兄的爱，并不因此而减却；反而愈加理解兄的才能，又同情于世间对他的冷遇了。他们生一个儿子，袭用兄的名字，也唤作文森特（Vincent），这是表示对于兄的敬爱的。原来提奥的结婚，并非其自己的意志，乃因兄梵高的劝告而成。梵高看见弟为了他自己而牺牲了全部的幸福，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劝他结婚，让他享家庭之乐。他又希望提奥把对于他的爱全部移向其妻，希望弟的家庭完全无缺。幸而弟结婚后夫妇和睦，可使老兄放心。

然而世事不会这样简单解决。弟的爱兄之心不会减少，兄也仍须仰仗弟的助力。欲贯彻自己对于艺术的信念，势非把弟牺牲不可！他努力想解决这矛盾，然而矛盾愈结愈深。结果他只有承认自己的无能，除了懊恼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自从到了阿尔之后，这懊恼愈加多了。

弟结婚后生活的担负加重了。梵高欲节约弟所寄来的金钱，舍弃这隐居所，改租了一间租金较廉的房屋。为求房屋的雅观，他把墙壁粉饰了一下，又添置了一些家具。猛然想起了制作的费用，他又懊悔这种浪费！他写信告诉他的弟：“钱已经全部耗费在画与房屋上了！”此后弟每月寄来的金额，总是不到次月早已用完。有时付不出房租，有时连一个钱也没有，四日间只用数片面包和二十几杯咖啡支持生活，而且面包钱是赊欠的。

“白天非有食物不可，晚上只要吃些面包已够了。”这话可怜得很！

他住在阿尔的期间，本地的住民对他全然没有温厚的待遇，反而以敌意对待他，所以他完全是一个孤独者。阿尔地方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们见他像陨石一般地落到这地方，样子又十分古怪，赭色的髭与发，奇特的服装，他们把这北方来的异邦人视作一个劳动者。那地方又没有画家，没有懂得美术的人。没有人为他说明、介绍，也难怪阿尔的住民不能理解他。

从历史上看来，其实阿尔不是一向不知异邦人，一向没有美术家来到的地方。这原是富于名胜古迹的游览地，近来时有美国人、英国人巡礼到这地方。美术家及巡礼者常在这地方驻足。只因其街中缺少真能理解美术的人，又因像梵高那样人品古怪而画风热狂的艺术家，古来绝少其例，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当然不能理解他。他们看他的人如同一个谜，称他所描的画为“戏画”(1)。农夫们都不肯给他当模特儿，嫌他描得太丑陋。

然而后来他也认识了几个土人。有时他们也肯受他的微薄的报酬，为他做模特儿。他也全靠这几个人聊慰孤独。然这也不过是在他的寂寥的生涯上偶然添一笔淡淡的色彩而已。

“颜面，颜面，我欢喜画颜面。从婴儿以至苏格拉底，从黑发白肤的少女的颜面，以至太阳炙焦的红砖瓦一般的颜面，及黄发的老妪的颜面。这等二足动物（人）的习作，在我觉得刺激很强。”

他这时最欢喜描人。蔑视王侯、贵族、哲人、圣者、淑女、农夫、劳工的一切阶级，即从各种人类的颜面上写出其灵魂的秘密。这强大的希望，在上面的数语中吐露着。

他在阿尔所描的人物中，手法最圆浑、趣致最高远的，是邮差鲁林（Roulin）及阿拉伯步兵(2)少尉米列（Milliet）的肖像。他请这两个人做模特儿，描出了几幅杰作。米列少尉是有绘画趣味的人，是他第二次移居后所认识的。这少尉为他装姿势做模特儿，其报酬是请梵高教他素描。但这人不久就离开阿尔，与梵高的交际不久就告终。

梵高与邮差鲁林的关系，较为深长，他住在阿尔时始终与这邮差来往，从而认识了他的家族，邮差的夫人也常供他做模特儿，描出杰作。有名的《摇篮曲》，就是请这邮差夫人为模特儿而描出的。

还有一个妇人名叫纪诺（Ginoux）的，也曾供他做模特儿，描出几幅有名的《阿尔之女》。纪诺的丈夫在火车站旁边开一所咖啡店。梵高在这咖啡店内认识邮差鲁林，因鲁林的介绍而与这妇人相识，又请她做模特儿。

他在阿尔认识的人，只有这几个。

阿尔的自然款待他，阿尔的住民却冷遇他。他的事业渐次进步，他的生活依然孤独。时时遥念巴黎的亲友：弟、贝尔纳、高更，写几通绵密的长信付邮，以慰自己的寂寥。又在信中怂恿他们的南游。

高更于去年年底从西印度的马提尼克岛回巴黎，不久又赴阿旺桥。贝尔纳徒步追从他，在途中卖肖像画度生活，就是这时候的事。赶到了阿旺桥，高更又因特别事情，不能招待他。他只得赴拉芒什海峡岸边，在那里刻苦制作，过了完全孤独的四个月(3)。以巴黎为中心的三个知友一时离散，一在西，一在北，一在南。这是与梵高的意志完全相反的。

因为梵高在给贝尔纳的信中，常常说起他一早怀抱着画家的“共同生活”（la vie en commun de peintres）及“协同制作”（collaboration）的主张。对于前者他说：“欲免除画家的物质生活的困难，希望画家们能协同一致，互相保护物质的生活，互相亲爱，必可使各人增进幸福，处处可以减少无意义的徒劳与浪费。”对于后者他说：“我所谓‘协同制作’并不是两个或数个画家共作一事的意义。乃在各异的作品上有相互的密切的关系，互相补足的意思。”他举初期意大利、初期德意志及荷兰诸派的艺术家的协同团体为证例，一直论到印象派。约言之，他的意思是希望信念与思想相同、技术的根柢相通的画家们，大家共同生活，一方面可以免除物质的胁迫的苦痛，其他方面对于艺术上的难处，协力当然比独力容易解决。

他把这主张告诉他的在艺术上与人品上均最敬爱的高更与贝尔纳，渴望和他们一同实现这计划。他在阿尔物色房屋，计划设备，劝他们来游，以实现他的共同生活的梦想。

他们三个人交换自画像。贝尔纳与高更的二幅先寄出，同时达到梵高的手中。贝尔纳的自画像中，背后描着悬在壁上的高更的肖像。高更的自画像中，背后也描着悬在壁上的贝尔纳的肖像。梵高看了之后，满心欢喜；同时共同生活的梦想愈加急于实现了。高更这时候刚刚病愈，肖像中形容十分憔悴，更使梵高悬念。他就写信给弟提奥：

“我曾经为高更着想。倘高更来此，他的旅费以及必须置备的寝床、被褥……其钱可由我支付，我要同他共同生活……”

提奥很能体谅兄的意思，就去劝诱高更动身。不久梵高的感谢的信又寄到：

“高更已有信给我。他说，收到了你的内附××法郎的信，心中非常感激……”

高更有一天果然来到阿尔了。梵高正在郊外描写秋风中的白杨。他乡逢知己，相见拥抱，欢喜无极！梵高所梦寐不忘的幸福的“共同生活”，如今可以实现了！

他就迎高更到自己的小屋里。只有另一个青年的知己不在眼前，使这欢会蒙上一层灰色，此外一切都成遂他的希望了。二人都是卓拔的才能的所有者，一同委身于艺术，向着最高的目标而竞逐前进，其幸福可想而知。高更全部精神沉浸在共同的劳作中，梵高尤为眩惑于这幸福。谁知这幸福状态只有朝露的生命，转瞬之间将化为幻影了。

高更来到阿尔不久，就写一封信寄给独留在阿旺桥的青年的知友，使他读了心痛得很。信中含有这样的一节：

“梵高和我意见不合，在绘画上尤甚。他所崇拜的人，都德（Daudet）(4)、杜比尼（Daubigny）(5)，及西奥多·卢梭（Théodore Rousseau）(6)，都是我所不能钦佩的。而对于我所尊敬的人，安格尔（Ingres）(7)、拉斐尔（Raphael）(8)、德加，他都反对。他说很欢喜我的画；然我描写的时候，他又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他是浪漫派的人，而我是倾向于原始（Primitive）派的方面的……”

他们两个人到底不能用同一精神而合作。美丽的梦先已崩坏了一角。

且在日常生活的琐事细故上，二人的意见也全然不一致。有时主张相冲突，有时意见不两立。朝夕同在一块生活，冤仇愈结愈深。到了不能再继续同居的时候，梵高的神经错乱的旧病突然发作，演出了一场悲剧而闭幕。从前的梦想就完全破坏。

两个人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是过激的、热狂的、南方人一般的荷兰人；一个是冷静的、严格的、意志的、北方人一般的法兰西人。一切破坏由于二人的相反的性格的固执与冲突而来。梵高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好汉，感情发作的时候用狂暴的手段，然而不久又立刻反省，复旧。高更的性格就与他不同，他是共和党的新闻记者的儿子，具有遗传的市民观念。无论何种灵异的熏染，不能摇动他的意志。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又是一个聪明的鉴赏家。为了把持自己的善，他对于自己以外的事全不顾虑。他的本质是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所以这两个人要共同生活，协力艺术，完全是妄想。一旦被热烈的感情拉拢在一块，其间当然容易酿成危机。

梵高从前研究神学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发狂状态。加之近来过度劳作，智力紧张，变成极端的神经质，精神能力偏于一个角度了。到了阿尔之后，劳作更甚。常常自朝至晚整日作画，有时夜间也继续工作。不但描画，又热衷于写信。然而他的肉体本来羸弱，不能胜任精神的驱使。其精神与肉体常常不绝地抗争，以致内外两力失却均衡，招致了破灭的危机。

这一年的岁暮，基督降诞节前后，有一晚梵高与高更到一所咖啡店内饮酒。不知争论什么事故，谈话激烈起来。争执中梵高拿起玻璃杯，朝高更脸上猛力掷来。幸而高更躲避得快，没有受伤。高更原是冷静的人，晓得他的狂病发作，不再和他争论。这一晚默默地过去。

次日早晨，梵高向高更谢罪：

“昨天晚上我很对你不起！”

高更晓得他的狂病发作，燥动一定不止一回，不能再与他同居了。就写信把情形告诉他的弟提奥，一方面准备回巴黎。

这一天傍晚，他正在户外散步，听见背后有足音，回头看时，只见梵高手中拿着剃头刀，向他杀来。高更立停不动，怒目向梵高注视。梵高的来势被这眼光吓退，收了剃刀，回头就走。

这第二次的袭击，使高更一刻也难再留了。但他在阿尔没有别的朋友家可以投宿，今晚再同那狂人一同过夜，实在无论如何也不敢了。他就决定赴旅馆投宿；但想起了那犯了狂病的可怜的友人，又想回家去看他一看。逡巡了一回，终于自己赴旅馆而去。这时候在高更心中，顾虑自己的安全的心比关念朋友的疾病的心更强了。

归家后的梵高完全癫狂了。他心中只想杀高更，拿了剃刀在庭中乱舞，不知失手或故意，自己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血不绝地迸出，他用自己的手掌按住，又用浸水的海绵揩拭创口，用毛巾从颊下围到头顶，把创口抑制住。然后拾起地上的耳朵，用纸包好，拿了这纸包出门飞奔而去。

一直奔到街上，在路旁一家人家门口立停了脚，就敲门。一个妇人出来开门，他把纸包递给她：

“喏！”

这一天恰好是基督降诞节，那妇人以为是圣诞节的礼物：

“谢谢你！”

接受了他手中的纸包。回到里面，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鲜血淋漓的人耳朵！妇人吓倒在床上。家里的人就去报告警察。梵高送掉了耳朵之后，似乎已经完成了这一次出门的使命，一径返家。把家门紧紧地闩好，倒在床上昏睡了。

避居在旅馆里的高更全然不晓得这晚上的事。次日朝晨，他走出旅馆门，悄悄地向“共同生活”的家中走来，想来一探梵高的情状。到了那里，但见许多人拥挤在门口。他心中十分惊奇，就从人群中挨身进去。突然一个刑事官拍他的肩，叫道：

“嘿！你杀了你的朋友？”

高更这时候也不能冷静，直跳起来对他辩解，说明他昨天晚上宿在旅馆中，全然不晓得这回事。他想要同众人到室内去察看，然而门里面闩好，无从启入。群众中有一个设法把门打开，大家一拥而进。看见地上许多血迹，刑事官愈加怀疑，紧紧地拉住高更的右臂，拉到梵高的寝床前。床上躺着一个男子，背向着天。出血过度，陷入昏睡。刑事官一看，疑问道：

“已经死了么？”

高更十分沉着地说道：

“请救治他一下看看！”

大家扶起梵高来，设法救治。梵高渐渐苏醒。

究明了原由之后，受伤的画家被护送往本地的病院，高更犹如从一个恶梦中惊醒，立刻向巴黎出发了。以后这两个朋友只是交换几回书简，更没有相见的日子了。

高更向巴黎出发，梵高的弟提奥从巴黎赶来。他已经得到了可怕的消息，抛弃了一切事务，仓皇地来到阿尔。看见老兄气息奄奄地躺在病院的一室中，不禁万感交集，抚胸悲恸。暂时居留在病院中，昼夜用心为他看护。然而巴黎的店务不许他长久请假。梵高的病状免脱危险状态以后，他就叮嘱恳托了病院的医师雷伊（Dr. Rey），自己匆匆返回巴黎。雷伊医生感动于他们的兄弟的情缘，忠心地为梵高看护。

梵高赖有弟的爱与医师的保护，病体渐渐复原。身体虽然因过度的出血而衰弱了些，但顽固的狂气不会发作了。静静地回想那晚上的事，心中十分悲伤。他自己也不懂得为什么而要做那样的事。

身体恢复健康以后，他写信给弟提奥，有这样的话：

“倘然没有你的友情，我一定早已自杀了。虽然我是甚像怯弱的人，这事我颇敢为……”

这时候常常来访他，慰他的寂寥的，只有新教牧师萨勒（Salles）和不忘前日的厚谊而报他以满腔的热情的老邮差鲁林。

这一年就是这样过去。

明年一月，病状全消，他得了退院的许可，就迁回“共同生活”的旧家。归来一看，只是窗户破坏了些，画室中蒙上了一层灰尘，此外一切皆依旧。这情景蓦然使他想起了故人高更和那天晚上的事，又不堪其痛恨！幸而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回不去的过去的事了……又写信给弟：

“旧居的情状使我怆然。不但这个灰尘蓬勃的画室使我感伤，每幅的习作都成了诱起回忆的忌物。”

不久市人又在谣传，说他又将发狂了。因为他的身体比之前更衰弱，感情比之前更昂奋，又不免时有狂暴的举动，惹起邻人的恐怖。自己割脱耳朵一事，在这狭小的市中盛传为一件稀奇的话柄。一区内的住民推举代表，向阿尔市长要求说，这样危险的人物，绝不可以全无监视人而听其自由行动。市长为顾全公众的安全，商请梵高转居病院中，梵高只得再进病院。这事在他并不感到为难，他在雷伊医生的温和的保护之下，依旧可以创作。这时候他又描一幅自画像，头上绑着绷带，口中衔着他的终生的伴侣的烟斗，题名为《割去耳朵的人》。

在阿尔的病院中居留了几个月，身体还安全。然而他心中常常恐怖，似乎觉得狂病时时会发作。这是他整个人生中最悲哀的一段时期。这时期中的作品都少泼辣之趣，而带凄怆的色调。他自己觉得不能在阿尔再留了。即使他自己欢喜再留，阿尔的住民一定绝对不许他自由行动了。未曾自弃，已被他人所弃了。然而他终是恋恋于这寂寥的余生，所为的只是一个情深的弟。他总想再把自己的灵的火焰在艺术中发挥一次；同时又希望身心恢复健康，以安慰爱弟的心。这两个愿望一时融合在他的心中，成了强烈的希望。他为了这希望猛然奋起，定要完全解放他自己的身心。第一步，住处的不安非先根本除去不可。

因此他自己生出了迁居圣雷米（St. Rémy）的心思。由牧师萨勒引导了，他拖着残废的身体离开阿尔，正是一八八九年年五月，骄阳笼罩着这南方的古都，绿树的浓荫投影在碎破的铺石上的时候。

阿尔东北五里，山脉间有一个小邑，名叫圣雷米。住民约六千余。其历史很古，富有罗马遗迹，曾为天文学者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9)的乡土，近来又为法国大作曲者古诺（Gounod）(10)的神兴的摇篮地。

邑的附近，暗绿的橄榄田的中央，有一个古僧院的遗址，现已改造为疗养院，收容神经病患者及癫狂病者。患者常从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疗养。

梵高的入院手续，一概由弟提奥在巴黎办妥，复由牧师萨勒介绍，来进这疗养院。疗病是他的第一心愿。对于医师与看护者的忠告，他绝对服从，一意欲先把病根除去。二个月之后，果然完全平静了。狂病发作的恐怖不再来威吓他的心，像夏日的骤雨的黑云一般地消失，只留一片极淡薄的影迹了。他从此想开始创作。院长佩龙（Dr. Peyron）对他有很厚的同情；院中的医师都佩服他的艺术的才能，对他怀着好感。他在这温情的看护之下，又在这清爽的自然之中，得了身体的健康，欣然地从事他的创作了。

最初还在严重的监视之下，不准出病院一步，他就在病院内部找寻画题。庭园、病室，或请一个看护人做模特儿，而作素描或彩画。然而这等平凡的主题（Motif）到底不能满足他的贪婪的创作欲。不得已，他就在这境况之下从事特种的创作：托弟向巴黎选买几幅版画、锦绘、照相，及平生所敬爱的大家的杰作的复制品。把它们挂在壁上，当作自然事象，而用彩笔摹写。比病院里的平淡的题材稍为有趣。

他的身体日渐康健，全无一点危险的征候，病院里的人就信任他，许他自由出入了。圣雷米的山地的自然，与阿尔的平地的自然完全异趣。澄明的天空，紫色的岩壁，光芒万丈的白云，从溪谷间移行于丘上的赭土，其间点缀着银灰色的橄榄林、麦圃，间或长着野生的红罂粟。梵高对此自然，极口赞美，称为一生中所见过的最庄重的景色。《橄榄林》、《溪谷》，便是那时候的两幅代表作。他的生活又归于均衡与安定了。

外生活虽已均衡而安定，然他的心中仍有深刻的悲哀在那里侵蚀。犯了暴厉的病，在昏迷中过了百余日，又被置在孤独的场所，恐自身已为世间的亲友所遗忘，他的心中常常疑惧。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圣雷米的壮丽的自然对他忽呈暗淡悲哀的色彩了。他又写信，写许多热烈的诉情的信，分寄巴黎的亲友。

一八九〇年一月，梵高在圣雷米的时候，巴黎的杂志《法国水星》（Mercure de France）的创刊号上披露一篇赞美他的绘画的论文，内中有这样的话：

“灿然的青玉与蓝玉嵌成的天空，地狱一般的热灼而腐烂的天空，熔金喷出一般的天空，其中悬着火轮一般的旭日。”

全文颇为跃动、热热的，在当时美术批评界中可谓放一异彩。梵高的艺术因此可以唤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他的名字被介绍于世间，这是第一次。当时又有“独立艺术家协会”接受他的作品，为他展览。然而认识他的艺术的，只有这《法国水星》杂志和独立艺术家展览会。而且他们的话没有感动画坛全体的能力，反而惹起了多数不理解者的嘲骂。

梵高对于社会产生了一线的希望，又想念恩深的弟，想迁居巴黎了。是年四月末，得了疗养院的许可，他就来到巴黎。提奥见了恢复健康而出院的老兄，心中自是欢喜。然而他观察老兄的身体，终觉得未曾完全恢复旧状，不宜久居在这骚乱而多刺激的巴黎地方。他想找寻一所清静的地方，以供奉老兄的生活。

离巴黎北方约七里，有一个小村，名奥维尔，地点在瓦兹河的沿岸。位置很幽静，风景也很好。提奥找到了这地方，就劝请老兄到那里去休养。梵高接纳了弟的劝告，即日迁居奥维尔村。

这小村向来是画家们所屡屡访问的地方。梵高所崇敬的画家杜比尼曾在此地卜居，有庭园住宅遗留着。塞尚也曾居留在这村中。塞尚的友人加谢（Dr. Gachet）(11)，是一个医师兼美术家的人，一向住在这地方，曾经招待塞尚。提奥和加谢交情很深。他就把老兄交托这医师兼美术家的朋友照护，这是最妥善最可放心的办法。

梵高到了这村中，有美术家兼医师的加谢做他的伴侣兼看护人，又有周围的自然慰安他的心目，心中颇觉安适。加谢对于梵高的艺术，有深的理解与尊敬，时时为他谈论艺术，慰他的寂寥。

时值春晚夏初，景物富丽悦目，天气又和暖舒适。梵高的创作欲为幸福的生活所诱，又每日出门写生。一遇见好的画材，立刻在其场所立起画架，脱下帽子，在太阳中专心一志地描写。直到盛夏，炎阳当头的时候，他仍是这样继续制作。有一个夏夜，加谢来和他谈话，闻得他衣服上有野花的香气，晓得他白天一定在荒野中写生，又查闻他在炎日之下不戴帽子，深知这种生活对于他的健康上大有损害，就苦口忠告他。然而多年的习惯，一时不能改变。他的头发为太阳所晒焦，次第脱落，露出焦黄色的头皮。有时他空手散步于田野中，偶然发现了题材，就怀了这画兴跑回寓中，拿起笔来在墙壁上、桌子上，不拘什么地方涂抹，描出胸中所感的印象。寓中的主人对于他这种行为很不满意，然又体谅他的热情而落拓的画家的习气，就买些图画纸送给他，劝他勿描在壁上及桌子上。

这时期中他的作风比较温雅。阿尔时代及圣雷米时代的叙事诗的悲壮，次第消失，而渐渐归于从前的抒情诗的端丽了。这时代的作品富于温厚的人生情味，不像巴黎时代的焦燥，又不是阿尔及圣雷米时代的噩梦。从前的激昂之感，到此一变而为脉脉的哀愁。这哀愁是从心的最深处出发的。

为自然的魅力所诱惑，把全身供制作欲的驱使，全然不顾到疲劳与困乏的来袭。他的过于羸弱的肉体，渐渐不能支持他的过于强烈的意志了。那灵感往往容易逸去，使他心神焦虑。又往往一幅未了，立刻续作他幅。尽量地使用他的感情与身体。病魔的再次袭来又逼近了。

精神昏迷与发狂，原是他所忧惧的，然而希望心身的稳静而徒然消费其光阴，在他又是莫大的苦痛！较量的结果，他情愿服从衷心的欲求，委身于不绝的制作。然委身于不绝的制作，在他又是一切破灭、一切灾害的唯一的原因。进退两难的时候，他又深感矛盾的苦恼了。

欲完成自己的本来的使命，将使他的爱弟及亲友们增加多少的苦痛！想起了对他有绝对的信仰与牺牲的行为的爱弟，觉得自己在现实生活上全然是一个无能力者，又不禁为自己悲伤。欲图自己的艺术的进步以慰爱弟的心，结果是增加弟的负担。然除此以外又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安慰弟的心。这种烦闷默默地抑制在他心中，到了无可再抑制的时候，不免冲口而出。“我曾经偿了金钱，还是偿了灵魂？”

结果，病的全愈，创作的进步，爱弟的慰安，这三种希望在他心中同样热烈，而在实际上常常龃龉，不能并立。无论如何不能解决这矛盾的时候，他猛然忆起父亲的遗言：

“死比生容易……生比死更苦。”

到奥维尔村两个月之后，他突然自杀。

七月末有一个天气晴爽的朝晨，梵高准备外出写生，携了画布、画箱、画架等出门。直到正午不归来。寓所的主人曾经受医师加谢的嘱托，晓得这画家有病，平日十分留意照顾他。这一天探望了好几次，不见他归寓，很不放心。他平日的习惯，朝晨出门写生，正午必然归寓，吃了饭，换了画布，下午再出门。这一天正午不见归来，一定有意外发生，寓中的人大家为他耽心。到了下午三时过后，方始见他仓皇地归来，身体已负伤，衣上染着血迹。寓中的人们惊骇之余问他什么原由，他老实回答：

“……我想自杀。”

为欲脱却一切矛盾而向往十全调和的生活，他竟采取了这自杀的手段。昏迷从前曾经袭击他过一次，但现在是他自己有意与世界诀别。他睁开眼睛的时候，看见太阳已经西倾，自己的身体倒卧在暑气蒸腾的荒野中。勉强从地上爬起，蹒跚地归到自己的寓所中。寓所主人飞奔地往街中告诉加谢医生，加谢医生立刻赶到自杀者的身旁。调查他的伤处，始知他是自己用手枪向肺部发射，手腕把握不准，误中了股部。救济手术完了之后，梵高的身心渐渐宁静。加谢问他为什么拿了手枪，他只是耸肩，一句话也不答，回头找求他的烟斗。

诚实的医师与热情的画家就在窗下对坐，开始谈论艺术……夜到了。

弟提奥得了加谢的电报，立刻从巴黎出发。他在火车中不绝地自问自答：“恐怕不及再见了？”“总来得及。”

幸而还可看见兄的生面。他在兄身旁护侍了最后的两天。其最后一天，他用种种温和的话安慰兄的心，说他自己对于无论何事都不辞辛劳，且不苦痛，但求兄的病愈。兄只是微笑，回答他一句话：

“La tristesse durera toujours（悲哀将永远继续了）！”

不久容态急变，画家的眼闭了。悲哀的地上的旅行已经完结，他的灵魂归到天上去了。

这是一八九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的事。

贝尔纳等几个友人从巴黎赶到画家的灵前。灵柩用许多花——死者所特别爱好的向日葵花尤多——装饰了，停置在他生前当作画室的旅舍的一角中。个个亲友顺次来向这绝大的殉教者的亡骸道别。有一个人独自默默地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便是弟提奥。他被几个日夜的劳瘁与过度的悲哀所困，气力已经穷尽，对于友人的慰藉的话语，如同不闻一样了。不久灵柩由许多人护送，出旅舍而去。

日色黯淡无光，空中没有一丝纤云。画家的柩车由几个美术家扶着，悄然地向野外前进，后面跟随着一群村人。行至村外，就到了墓地。灵柩从柩车上扶下，推入墓穴中。潮湿的泥土发出一种凄凉的味道，提奥突然晕倒在地上。似乎听见了亡兄在幽冥的墓底里呼他的声音。

向日葵一株，由画家的最后的知友又诚恳的看护者加谢医生手植在墓畔。后人来此凭吊这热狂画家的亡灵，看见这向日葵依然倾向着太阳，开着灼灼的巨花。

提奥殡葬了亡兄的遗骸回到巴黎，心中怏怏不乐。数月之后，竟全部丧失了其健康与理性，由其妻扶归故乡荷兰。归乡不久，即追随了老兄赴地下。时在一八九一年一月，即梵高殁后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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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戏画（Caricature）：指漫画。

(2)阿拉伯步兵：应为佐阿夫兵，是法国的一种轻步兵，原主要由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组成，一八三九年的大规模叛变事件后，改由法国人组成。

(3)此段疑与史料较有出入。一八八八年五月左右，贝尔纳在拉芒什海峡边度过三个月，八月到阿旺桥，与高更一起创作。

(4)都德（Alphonse Daudet，1840—1897）：原译“道特”。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他的作品主要以其富于幽默感和描绘法国南方风土人物的人情味而为人所不忘。高更原文如此，有人认为此处指法国画家杜米埃（Honoré Daumier）。

(5)杜比尼（Charles-François Daubigny，1817—1878）：原译“独皮尼”、“道俾尼”。法国风景画家，以经过精确分析的色彩运用和描绘自然光为追求目标，对十九世纪晚期的印象派画家产生过很大影响。高更原信在“多比尼”后尚有“泽姆”（Ziem），法国巴比松派画家。

(6)西奥多·卢梭（Théodore Rousseau，1812—1867）：原译“大卢骚”。法国巴比松派画家。风景画家的领袖，以直接观察自然的方法去开辟风景画领域的重要人物。

(7)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1780—1867）：法国新古典主义画家，画风线条工整，轮廓确切，色彩明晰，构图严谨，对以后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如德加、雷诺阿、毕加索等人的绘画发展都有影响。

(8)拉斐尔（Raffaello Sanzio da Urbino，简称Raphael，1483—1520）：原译“拉费尔”。意大利文艺复兴鼎盛期的绘画和建筑大师。以他所绘的多幅圣母像以及在罗马梵蒂冈中巨大人物画作品最为知名。“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9)诺斯特拉达穆斯（Nostradamus，1503—1566）：原译“诺斯德拉达姆斯”。法国占星学家、医学家、预言家，约于1547年开始说预言，1555年出版预言集，题为《世纪连绵》。

(10)古诺（Charles Gounod，1818—1893）：原译“顾诺”。法国作曲家，尤以其歌剧著称，其中最著名的是《浮士德》，曾在圣雷米创作歌剧《米雷叶》。

(11)加谢（Paul Gachet，1828—1909）：原译“格显”。法国自然疗法医师、业余画家、艺术收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