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瓯缺 第四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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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人过了一百二十四天暗无天日的日子，接着四月初二开始，连续三天的飞沙走石，白日无光，漆黑一团，以为真正到了六合的尽头、宇宙的末日，他们处身在内的这个世界，马上就要爆炸。但愿自己与那一大批末日的缔造者金虏、楚奸等，一起都炸得粉碎，炸成齑末粉屑，与子偕亡，大家落个同归于尽，倒也罢了。

其实从宣和以来，人人心里都在酝酿一种不祥的“末日感”。一切都有朕兆，一切都按照他们不幸而言中的预兆发展。好像一种邪恶的力量，不断地把他们往上推，推到一座高不可攀的巅峰，他们神摇目眩，双腿发软，然后一个躘踵，从巅峰上掉下来，一直坠到深渊，坠入地狱，使他们饱尝地狱之鬼的痛苦。这还不够，在真正的末日中，鬼也同样要炸成齑末粉屑的，变成为鬼中之，中之。“”这个字，《说文》失载，从鬼从重，读重声，会意兼象形，意思是鬼死后成，乃是双重之鬼。

但是地狱与鬼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中，现实生活即使过得像地狱一样，末日之后还有末日，不可能一下就炸得精光。四月初五以后，天气慢慢开朗，白日再临，缺月重圆，昼夜往复循环，目前是炎酷的初夏，不久就会变成肃杀的秋天、严峻的冬天，然后又是另一年的春光。自然规律不因人事而废，而人事随着局势的推移，也发生了种种不可思议的变化。

因偶然被派出城议和而漏过罗织之网的康王赵构，是唯一没有成为俘囚随金军北行的嫡系皇子。

如果不是宗泽力劝他留在磁州，如果不是磁州百姓杀了主和的副使王云，使他有可能警戒，他本人是愿意进大名城去与斡离不议和的，那结果一定被斡离不带往军前，最后不免与父兄一起成为俘囚。赵构不知感恩，反而讨厌宗泽之为人，把他看成一束刺在脊背上的麦芒。因而离开磁州，去相州开元帅府，又于今年年初，渡过黄河至大名府、东平府，二月底到济州[1]驻节。

此时京师早陷，只因消息隔绝，渊圣的生死存亡莫卜，远近都属意他建立一个政权。这时他部下除原有的宗泽部一万人、知相州汪伯彦部两万人以外，高阳路安抚使黄潜善、知信德府梁扬祖等先后以兵来会。两河宣抚副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东南道总管知淮宁府赵子崧、徽猷阁直学士翁彦国等，都上书表示拥护。梁扬祖部将、当时已有声名的张俊，黄潜善的部将杨惟中，范讷、赵野所部的王渊、刘光世，以及剽悍绝伦、多次立功的韩世忠等纷纷来归。这几个将领虽勇怯不一，但都出身西军，有带兵的经验，部下有一定战斗力。赵构先后把他们擢升为元帅府的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统制，作为大元帅的嫡系护卫部队，成为他的基本力量。金军从东京撤退以前，赵构所部军力已达十万人以上。发运部门，解饷发粮，以及征集得来的军需物资源源不绝地输往济州，已形成很大的声势。

这时赵构及其亲信并没有采取什么积极行动，收复京师，迎救二圣。他们一直在河北、京东两路兜来兜去，而且越跑离东京越远了。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河北河东宣抚副使范讷、北道总管赵野二人未经一战，竟放弃职守，丢掉防区，一齐退屯南京，这算是什么两河宣抚、北道总管。

这批文官武员不愿与金人拼搏，而热衷于拥戴赵构做皇帝，他们三天一文，五天一书，连篇累牍地都是殿上应天顺人，今日不登大位，更待何时。下面的一句潜台词是，迟则生变，恐被奸宄草野所窃据，那时悔之晚矣！

避免与金人接战，急于登位，其实也是赵构本人的愿望，但他比臣子们聪明些。渊圣尚拥虚名，他以弟代兄，于法无据，果子在树上早晚总要采摘，何不稍待几天，等它成熟了再来，吃起来甜口。

那时东京城已闭了几个月，但谣诼纷纭，各种光怪陆离的传说都有，三月初，黄潜善派去一个密探李宗，设法混入城中打听，他得回来的确切消息是：渊圣已被废黜，张邦昌被金人立为楚皇帝，包括二圣在内的赵氏全族，目前羁囚在青城，不日即将北迁。他还捡到一纸金人印刻了张贴在街衢上的伪诏，立张废赵，说得明明白白，这真是货真价实的铁证。

这个亡国灭族的消息传来，对于赵构不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特大喜讯，当着人面，他固然不免要痛哭流涕，顿足擗踊，表演一番。但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大位，并且皇族中再也没有一个竞争者，多年来，他梦想要做人上之人，这个夙愿，终于得酬了。

古代的文官武人、士农工商，基本上都是皇权主义者，既承认皇帝的统治权，也承认自己的被统治权。他们在同一时期中，只能承认一个皇帝而排斥第二个、第三个，可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如果同时出现了几个皇帝，他们就要选择其中牌子最硬的一个。皇帝也像李和儿的炒栗铺一样，四代相继，在人们心目中已树立起信誉，就不能承认其他冒牌的李和儿。赵氏建国已有一百多年，谈不到什么深恩厚泽、沦肌浃髓，特别从政宣以来，莠政乱国，为祸百姓，但它的优势在于人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统治，好像人们已习惯他穿的靴子，即使有两个破洞，补不补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穿在脚上已十分舒适。当此国家命运绝续之际，金朝、楚朝同时并存，作为赵家子孙的赵构占有人们心理上的优势，赵构不用花多少气力，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一个皇位就稳稳地到手了。

当然在民族危机中，人们把他们拥护的皇帝看成民族的象征、民族的化身。拥护赵氏，就是拥护自己的民族。围城中，人民一再表现出对渊圣的忠诚，不惜为之断头沥血，甚至出现了宗教般的狂热。太上皇北行途中，李和儿千方百计要献上炒栗十裹，李和儿是河北人，他的家乡被宋朝丢弃了一百多年，李和儿却没有忘记太上皇是他的皇帝，这因为他们是从一根藤上长出来的枝蔓，有久长的历史渊源，远远不止那被遗弃的一百多年。反之，他们对张邦昌、王时雍等受到女真卵翼的民族败类是深恶痛绝的，这些败类不惜手执斧斤把自己从根子上斫去，人民永远不原谅他们这种自绝于人的行为。在这条界线上，泾渭分明，人心的向背，十分明显。

金军撤退不久，张邦昌君臣就感到末日将临。他们不得不把哲宗废后孟氏抬出来，尊为宋元祐太后，垂帘听政。张邦昌恭恭敬敬地捧手归政，自己退居太宰之位。这个孟后在丈夫哲宗皇帝生前死后，被废立多次，幸亏最后一次被徽宗废去皇后之号，退处道观，才得幸免清宫北迁之役。

孟太后听政，自己不需操心，一切都有人捧场，连张邦昌的亲信臣僚，过去帮张邦昌拆宋朝之台，现在又以同样的热心帮孟太后来拆伪楚之台，实现宋朝的复辟。他们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代太后草拟一道播告天下的诏旨，推举康王赵构嗣大位。这道手诏用典工切、措辞得体，是著名的历史文献。

孟太后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长辈，赵构是赵氏宗族中唯一残存的近支皇子，她指定赵构嗣位，理所当然。这道手诏使赵构继统多了一重法律根据，自然受到他的欢迎。

五月初一，赵构正式即位，定都南京，他打破了改元必须易年的惯例，迫不及待地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他就是南宋高宗。张邦昌先已派人迎请，后来自己跑到南京去劝进，还带来金人发还的“皇帝御宝”玉玺一颗，作为进见礼。赵构即位后，封张邦昌为同安郡王，准五日一次至都堂参议大事，礼貌优渥。王时雍、徐秉哲等闻风而至，除事先已上表劝进外，还纷纷言事，革旧布新，为立功之地。他们做不成张邦昌的佐命功臣，仍想做宋高宗的佐命功臣。佐哪一朝的皇帝，为谁家立功，拆谁家之台，他们都可不问，只要是佐命功臣就好，真可谓是“为佐命而佐命，为功臣而功臣”了。

赵构最信任的大臣是黄潜善、汪伯彦二人。赵构为人深沉，心中想的未必肯与臣僚明说，除非他们自己能够体会到，而又不便说出来，只好在行事之间迎合他的意志，这样双方默契了，才能得到他的信任。汪、黄二人都是巧宦，他们从赵构不喜欢听恢复失地、迎还二圣的话一点上，就明确无误地窥知了他的内心。

当然不仅是迎合，汪、黄之徒本身就是强烈反对恢复的。要恢复就难免打仗，不幸而战败则君臣同归于尽。反之，高唱和议，与金方眉来眼去，一旦金人准予所请，并承认他们的政权是合法的，则富贵可以长保。他们的逻辑再简单也没有了。

要议和就得找出门路来与金方联系，这却不很容易。因为在法律上，金方只承认它扶持起来的伪楚朝，而不能承认取伪楚而代之的南宋小朝廷。它只是一个尚未扶正、六亲不认的小老婆。汪、黄的任务比他们的前辈李邦彦、耿南仲等要艰巨得多。幸好他们手里还保留着一条线索。汪伯彦有一个现为军器监丞的宝贝儿子汪似，为金人所执，曾被派到相州去说降汪伯彦的后任知相州赵不试。不试拒降，汪似也被金人扣留不放回来。以后汪伯彦不断派人去打通金方的外交人员撒卢母、王汭的关系，谈判赎回儿子的条件，事尚未谐，金军已撤。但关系人尚在，以后仍可利用他们搭起和议的桥。汪伯彦就凭着这一条微妙的线索，在新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潜善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他要充分利用张邦昌、王时雍等伪帝伪官与金人搭上关系。早在三月间，黄潜善派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密探李宗混入京师后，就和王时雍见过面，王时雍有一封密信托他转交黄潜善，内容说的什么已不得而知，但李宗这个人回去后就失踪了，极可能是黄潜善怕他泄露他们间的秘密联系，杀他以灭口。后来张、王等不是以叛逆的身份，而是以功臣的身份来到南京，黄潜善多方保护，居然也给予功臣的待遇，引起朝野间强烈的反应，纷纷责问黄潜善与僭伪君臣存在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但黄潜善有恃无恐。不久，赵构下召：“朕得伯彦为左相，潜善为右相，何忧国事不济？”充分肯定汪、黄的施政，用以堵塞反对者之口。

不过，人民的口好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是堵不住的。

这时张邦昌、王时雍等把东京宫廷内留下的宫女、内侍、歌伎、舞女等，除各取所需，自己保留一部分外，其余“全部”津迁入南京，献给赵构享用。南京小朝廷草创的宫室中轻歌曼舞，颇有升平气象，连停锣已久的杂剧也在内廷演出了。

一次演剧中，两个演员插科打诨。

甲：老哥今日为何喜气洋洋，春色满面？

乙：俺今日一不喝酒，二不作乐，何以见得是喜气洋洋？

甲：（指乙的幞头介）老哥如不喜气洋洋，喝醉了酒，如何把这幞头反戴了？

乙：哪有此事？

甲：俺说你老哥喝醉了，不信时，且去脑后摸一摸。

乙：（摸脑后介）啊哟哟！只说在家中偷喝两盅，没人知道。恁地反戴幞头出门，把二胜环丢在脑后了！

“二胜环”是缀在幞头前面的两只铜环。只有神志昏瞀的人，才会反戴幞头，把二胜环丢在脑后，犹如此时此地，新政权刚刚成立，人心属望，如同有人把“二圣还”这件头等大事丢在脑后了。讽刺十分明显。

不用说，赵构对这两名伶人十分恼怒，但他既不敢公开承认自己已忘了父兄之仇，就不便向他们发作，只好暂时隐忍一下再说。

2

从赵构做大元帅时开始，直到他做了三十多年皇帝，又做了几年太上皇，与金人是战还是和，是收复失地，把他们驱逐出去，还是屈膝求和，不惜任何代价求得他们的承认与优容，一直是朝野争论的焦点。那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种主张、两种力量相互争斗、相互消长的历史，而当时的君相大臣、官兵百姓莫不卷入这场争斗，承受其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后果。

争斗的序幕是由赵构厌弃的宗泽揭开的。当赵构还在相州、济州，其他臣僚忙于上拥戴书、上劝进书，或者忙于争权夺利的时候，只有宗泽一人，在开德府一带埋头苦干，组织力量，整顿队伍。他多次出击，在小规模的战争中，逐渐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树立起自信心。他痛恨官僚们置国家于不顾的自私自利的行为，曾移书责问范讷：“公以河北河东宣抚，乃拥兵自卫，迂回退缩，驻扎南京，是耶非耶？不知公昼夜思度，谓臣子大义，果为是耶？”

另外又移书责问赵野：“资政北道大总管，乃将大兵自卫，迂回曲折走南京驻扎，朝廷将何赖于屏翰？”

这两封信的内容及措辞相同，显然为同时所发，对放弃职守临战逃脱的宣抚使、大总管提出义正词严的责问。凡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的利害关系时，无论对皇帝、对宰相、对同僚都直抒自己的看法，不徇情，不姑息，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异乎官场习俗、不讲面子体貌的耿直的作风，取厌于当时的许多人。

范讷曾任童贯的幕僚，与孙渥并称“酒囊饭袋”，后来外放为知州。在猎取官位方面，他并非酒囊饭袋，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攀附上权要，夤缘时机，做到两路宣抚副使。至于赵野，靖康初已备位宰执，是出名的主和派。他们二人自有自己的主张，岂能受宗泽片语只言感动，奋力进取。

赵构即位后，一切行政措施，都要承望金人的颜色，唯恐开罪了他们。宗泽看不惯这种奴颜婢膝，上言：“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尝命一将，出一师，但闻奸邪之臣，朝进一言以讲和，暮入一说以乞盟。终至二圣北迁，宗社蒙耻。今陛下即位，再造王室已四十日矣，未闻有大号令，但见刑部指挥，不得腾播赦文于河之东西，是褫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也。”

金军第二次南下前曾有过割让河北河东之议，如今小朝廷甚至把河西关中也看成为待割之地，未敢传发赦文，那真是自绝于民了，怪不得宗泽要大声疾呼地斥责那些主和派都是奸邪之臣。后来宗泽被推荐为东京留守，知开封府。那时东京残破不堪，别人裹足不前，故意让他去蹲火坑。宗泽恰恰认为还都东京是振奋人心、收复失土的第一要着。他把全副精力放在修复旧都、巩固外围这项重要任务上。他抚恤军民，修葺楼橹城堞、公私房屋及沿河堡垒，招安城外的散兵游勇，练成可以作战的劲旅，遣人渡河，与两河义军互通声气。这些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从此军威大振，屡挫金师。他在留守任上，先后二十余次上疏要车驾还都以图进取，不可退守南京、扬州而失人心。

他指出：“开封物价渐回平时，将士农兵、商旅人夫之怀忠义者，莫不愿陛下亟归京师以慰人心。其倡异议者，不过张邦昌辈阴与金人为地尔！”

他提到张邦昌是有根据的，他知道赵构君臣正要利用张邦昌这条线索来与金人勾搭。张邦昌垮台两个月以后，金朝居然派了一个使臣到东京来慰问张邦昌，这含有示威及试探虚实的意思。这个使臣落到宗泽手中，宗泽把他扣留起来，坚决要求处决，以示决绝。赵构却恐因此得罪了金人，祸闯大了，急遣内侍康履、蓝珪带去他的手札，务要把金使索去，赔罪道歉，送他过河。金使临走前破口大骂，把送他的礼物全部掷进大河，还扬言回国去禀报了国相，秋后再来算账。康履回京后，加油添醋地描绘一番，从此赵构更把宗泽看成眼中之钉，不过鉴于宗泽手中已有一支强大的部队，一时也未敢动他。

宗泽自始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整顿军队上。当时东京外围及附近地区有许多无所统属，也没有固定防地、固定粮饷供应的流动部队，他们有些是自动结合的抗金义军，有些是进不去京城，又退不到原地的勤王军，有些是东京沦陷时逃脱的溃兵百姓，其中包括跟随刘延庆父子夺万胜门而出的和跟随吴革冲出南薰门、万胜门的军民等。宗泽尽量想办法接济他们军需粮食，或单骑入营，与他们的头目结为盟兄弟，收编麾下，或派人联系，互通军情，让他们在原地活动，以壮大声势。其中有个号称“没角牛”的杨进，有众三十万，出入京西洛水一带。还有个称为“王大郎”的王善，近在畿南，有众十万。他们都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头项，一时还不习惯受正规化的军法部勒，但都表示愿听宗留守号令，一致抗金。

在自觉自愿的前提下，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任使，务期做到人尽其才，这是宗泽抚恤部下、培育人才的原则。

曾在杨可世亲兵营当过头目的王彦，后在西军中成为知名人物，至是单骑来归。宗泽热情地接待了他，知他才略可以大用，就派他渡河至滑州、新乡一带召集义勇。他进兵太行山，据共城[2]入西山。这里正好是义军结集的一个重要据点，义军头项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知道他是宗留守派来的人，愿与结盟为兄弟，并推为领袖。这支义军很快就发展至数万人。斡离不派在真定负责对付义军的女真名将副都统杓哥也害怕他的名声，出榜悬赏能擒获王彦或斩其首级来降者赏万贯，擢为千夫长。这时王彦来山寨未久，恐遭毒手，每夜更换睡憩之处，有时一夜间要更换几次。

傅选、焦文通等都是当地豪杰，人称“太行山义士”，曾与石子明大哥一起参加过和尚洞山寨的义军大会，与赵杰、马扩都相熟稔。他们推尊王彦为领袖是相信他矢忠为国，也相信他的军事才能可以领导他们作战。在这段时期的义军头项对自己领导作战的能力尚无自信，往往要请宋朝正规军中有经验的军官来领导他们。王彦夜不安寝这件事，引起他们的不安，相与计议道：

“听说王都统夜寝屡易其处，莫非有疑于咱们？”

“王都统新来乍到，共事不足一月，尚未深悉俺等之为人，休去怪他。”

一个可以采取的建议是：“不问王都统信不信我，只要俺等所行之事能使他折服，两情相孚，就可消除他的顾虑。”

这一群朴质诚恳、能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进别人腔子里的义军头项终于商量出一个能使王都统心折的办法，毫不耽搁地就实行起来。第二天早晨，王彦发现这几名头项额头都刺了一行字，还用青色渗染，使它永不褪去。字迹虽不工整，但刺得清清楚楚，可以看出来是“赤心为国，誓杀金贼”八个字。

五代朱梁时为防止士兵开小差，在他们面上刺字，这是从奴隶社会黥面之刑遗留下来的一种带有强制性的暴政，以后相沿成风，许多部队士兵面上都刺了字。宋朝后规定只能刺在流徙充军犯人的面上，不许滥用。唯独这支军队面上刺字是出于大家自愿，以表示与金人势不两立、作战到底的决心。在以后的几天中不少核心头目以及几千名义军都在面上刺了这八个字。王彦深受感动，相信他们报国抗金之心可贯金石，彼此的隔阂一扫而尽。从此这支军队团结更强、士气更坚，战斗力也显著提高了。“八字军”的名声洋溢于史册。

在这支军队中唯一不赞成这一举动并拒绝实行的中级官佐是宗泽派来的武经郎岳飞。因他认为首先应该由统帅对部下表示信任而不应是相反，其次他也不赞成用这种形式主义的表态来团结官兵。这两条都富有理想色彩，以后岳飞在他组织并发展武装的过程中都贯彻了自己的理想。他是一个年纪很轻但在思想行动上已相当定型化了的将才。岳飞就是在第二次伐辽战役中奉命巡哨，直到燕京城下，画了军事地图献上，反而受到处分的那个姓岳的“敢战士”。从那时起，他已经表现出一种不能满足于一般任务而要求有突出成就的倾向性。

伐辽战争失败后，他弃了军职回到相州汤阴县里居，受到当代著名武师周侗、陈广二人点拨，武艺日进。同时也发愤读书，对《春秋左氏传》一书寝馈尤深。赵构在扬州开元帅府，他应募入伍，拨归宗泽部下。宗泽几次与金人接战，岳飞都参加了，立有功绩。这个年轻人的锋芒是掩盖不住的，而宗泽军中，也绝非压制人才、埋没人才的地方。不多久，宗泽就发现了他的才能，几次与他谈话。留守府直辖部队不下八九万人，宗泽独独看中了这名小军官，经常约他来自己府邸中谈话，这件事的本身就不平常。

有一天宗泽把自己精心编绘的一册行军作战的阵图授给岳飞道：“贤契智勇才艺，卓尔不群，虽古良将也不能过。唯喜野战，常蹈不测，则非万全之道。这本阵册乃老夫精心编撰，用有实效，非纸上谈兵之书，贤契携回去可细细玩读。”

宗泽虽然给了岳飞很高的评价，但这次忠告还只限于常识性的。岳飞毫不犹豫回答说：“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突破，永远要求突破，在做人处世、行军作战中一切常设的界线都要突破，这是这个青年军官精神上异乎常人之处。他并非不懂得阵而后战、以我之不可胜待敌之可胜这一战略原则，但从他几次作战实践中，体会到金人作战就是非常规的。不能以常规对付非常规，而要以非常对付非常。金人擅长野战，擅长以骑兵两翼包抄（当时称为拐子马）、中央突破的战术，即使十多人的小队遇敌，也以此取胜。这时岳飞头脑中正在酝酿一种新的钳制战术对付它，以快制快，以运动制运动，出于旧阵图的蟹钳阵而加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他说的“存乎一心”，就是要根据各种不同情况随机应变地设计对敌作战方针而不可墨守成规，以图式来限制自己。

进士出身，值此天下多事之秋，长期研究兵法战术的宗泽对战争并不外行。他积有丰富的经验，即使他理解岳飞的反驳自有他的道理，但仍以为持重作战乃军事上重要的原则，实践会证明它是颠扑不破的。不过他不以岳飞的反驳为忤，反而欣赏他的挑战性的精神状态。

达到宗泽这个年龄而又掌握着事权、行之有一定成效的老人很少不是自以为是的。但也很少有这样一个自以为是的老人、长官能以如此的宽容和雅量对待其部属的年轻人。

不久，岳飞又作了一次重大的精神突破。他上书给刚即位的赵构，洋洋洒洒写了三千余言，大略说：“勤王之师日集，彼方谓吾素弱，宜乘其怠击之。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奉圣意恢复，车驾日益南，恐不足系中原之望。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

岳飞如在事前以上书之事相商，宗泽一定会劝阻他。他宗泽身为副元帅、东京留守，为国之元老重臣，就因昌言恢复，受到朝廷嫉视。岳飞不过是个小小的秉义郎前程，居然敢撄皇帝之逆鳞，直斥宰相之名而痛责之，侃侃言天下大事，他们岂能放过他？岳飞也正因为料到宗泽必要劝阻，才不与他商量。果然，事闻后，朝廷震动，赵构君臣一定要置之死地，还亏宗泽以死相保，给了个越职言事夺官的处分。

岳飞去河北走了一转，不久又回到宗泽军中，宗泽让岳飞跟从王彦渡河，拔新乡，战候兆川，战太行山，擒金将拓跋耶乌、殪黑风大王（当然不是真正的王爵）等，每战必有殊功。这些战绩出之于像岳飞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将，似乎有些超过常识范围，但岳飞本身就是个超出常识范围的人，史料所载他早期的战绩多根据他的家乘，未必完全不可信。

当时王彦以客将寄身义军中，他重用倚任的是义军头项焦文通等人。因为每一个头项手下都有一支嫡系部队，缓急可恃。岳飞并不属于这个系统。王彦治军严整，而正在锻炼成长中的岳飞有时也难免会意气用事。两人间颇多凿枘难合的地方，发展到公开的对立。岳飞一度率部离开王彦而去，后来发展得不顺利，又率部来归，匹马去向王彦认罪。王彦勉强收容了他，一直不能释然于怀。事为宗泽所知，宗泽仍把岳飞调回东京，不久即擢为留守司统制。

王、岳都是宗泽培养玉成的人才，两贤相扼，但彼此只公开地对对方表示不满，并未采用任何违背良心的手法去加害对方，尤其王彦处在统帅的地位上，即使不喜欢岳飞，也没有借公济私以军法来迫害岳飞。这是一种光明磊落的失和。而宗泽处理他们的失和也是十分慎重的，他没有轻率表态，支持或指摘哪一方。两人都受到宗泽的器重使用。后来宗泽又与五马山寨的军事首领马扩联系，对他本人及他团结起来的义军之众都给予极高的评价。

正是由于宗泽真正爱护人才，人才归之如流。留守司得人之盛，一时无两。

受到宗泽亲炙的部下爱他如父母。领教过他手段的敌人畏他如虎，称之为“宗爷爷”。只有赵构君臣一伙，痛恨他阻碍了他们的投降之路，把他看成眼中之钉。

3

眼中之钉不止宗泽一人，后来还要加上李纲。宗泽是当初赵构途经磁州时找上去的，从此就摆脱不掉。李纲却是赵构自己找上来的，真可说是自找苦吃。

赵构和汪、黄虽然一厢情愿地要与金人讲和，无奈此时金人的气焰正高，既不愿承认这个非他们所立的南京政权，也不想与赵氏子孙议和。讲和犹如旧式婚姻，或者是缔结表面上平等的夫妻关系，或者是男方娶个小老婆，无论如何，总要双方、本人或家庭基本同意，才能谐事，否则就成为单相思了。当时的情况正是如此，南朝方面秋波频施，金朝方面无动于衷，中间的媒人无法把他们拉在一起。

此外赵构也不得不考虑舆论的力量，当时，臣僚纷纷上言，一致抨击，汪、黄不安于位，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赵构不敢再一意孤行，勉强接受了大家的意见，驿召李纲来京候命。

李纲是著名的抗战派，靖康元年初，他守京师、却强敌，为国家立下大功。金兵退后，他仍主追击，为朝野士论所重，却受到主和派李邦彦、吴敏、耿南仲等人的排挤。三路援晋之师战败，他被贬回乡。当国破君俘之际，天下人更向往他的风采。此时赵构勉从人望，召用为相，目的是想借重他的威望声誉，以敷衍舆论，巩固政权。但汪、黄之徒，虽去相位，仍掌握朝廷的实权，党羽密布，环伺李纲之侧，企图掣其肘而败其事，到那时，他们就可振振有词地向金人磕头乞降了。

李纲奉诏入京，在城郊十里外受到御史中丞颜歧的迎迓。御史中丞位分不低，老远地跑来迎接，李纲还当他是好意，是同声以求，有着共同主张的战友。李纲为人，即使吃到不少苦头，还是老脾气不改，有五湖四海之心，容易把人看为自己的好朋友。

谁知道几句寒暄以后，颜歧就袖出他刚刚上疏论劾李纲的底稿，请他本人过目。这个颜歧不是来送“见面礼”，而是来送“下马威”的。李纲刚下马，他就来进行威胁，似乎说，你做宰相，要不识相，昌言无忌，那就要对不起你了……你知道御史中丞是干什么的。

这个官场后进的颜歧，想是不太了解李纲的性格。李纲为人容易受愚，却不可受胁，可以智取，不可力敌。难道凭你颜歧的一封奏劾，他就知难而退？看来这个中丞比他的前任秦桧差得多了。秦桧绝不会干出这等冒冒失失的蠢事。

第二天李纲上朝就上疏揭发颜歧威胁之事。颜歧底稿中，有两句精彩的话：张邦昌为金人所喜，应增重其礼遇；李纲为金人所不喜，应置之闲地。李纲抓住这两句，就大声疾呼：“颜歧谓臣才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如赵氏之相，必得金人之所喜，自古卖国与人者，皆是忠臣矣！”他最后的一笔，笔锋直指赵构，“至于陛下，命相于金人所喜所恶之间，更望圣虑有以审处。”

“蠢货，蠢货！”赵构不由得在心中暗骂道，“此话怎堪写入奏章！如今李纲面责，叫朕如何回答？明日必免去他中丞之职。”

说话从来有心底话、台面话之分。两者严格分工，不可混淆。颜歧把它写入奏章，已犯人主之大忌，但赵构还可包容他，来个“留中不发”，想不到他竟愚蠢到这样的地步，自己跑去找李纲，直言相告，让李纲腾播奏疏之中，为天下及后世所笑，这等人如何还堪为御史中丞，不撤何待。

但是，赵构不喜欢的是颜歧说话的方式与场合，绝不是他说的内容。事实上，他做了三十五年皇帝，大部分时间选用的宰相，不仅为金人之所喜，为金人所认可，还受到约束，不许随便撤换。颜歧这句一语破的的蠢话，倒成为他终身奉行的圭臬。

但他安慰李纲的话比颜歧聪明得多了。他说：“歧尝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也非金人之所喜者。歧无辞以退，此不足恤。”

李纲又一次受愚于赵构的甜言蜜语，相信他确是有为之君，当天晚上，拜手沐浴，恭楷誊录，第二天一早就上《议当前大政十事》札子，大要是议恢复、议迁都等国家大计。其中议僭逆、议伪命两条，坚决要求惩罚张邦昌、王时雍等。赵构还想包庇一下，借口执政中有与卿议论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古代的商量与后代的考虑是同义词，商量上面加上款曲一个副词，也好像考虑上面加一个慎重一样，这一商量、考虑就不知何年何月可以得出结论了，实际上都是缓兵之计。李纲却不容官家拖延，理直气壮地回奏：执政中如有与臣议论不同者，乞降旨宣诏，臣得与之廷辩。如臣理屈，岂敢复言。然后在金殿泣拜道：“臣不可与张邦昌同时，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无不可者。”

汪、黄之徒只敢在暗中施行其鬼蜮伎俩，却不敢在白日皎皎之下，与李纲正面辩论，明剖是非。很显然，要利用张邦昌这条线索与金人沟通议和，这样一句话是上不了台面的。这一仗，他们被李纲打败了。赵构不得已被迫下旨张邦昌，责授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3]安置。

节度使在宋朝本是个有名无实的空衔，节度副使则专为有罪贬谪的官员而设，有罪贬谪，但仍给他一个相当高级的空衔，这是为他留个余地，为异日起复伏线。张邦昌犯的是叛国大罪，岂可只给予一般常规化的处分，分明是有人包庇，舆论哗然。李纲再次疏诤，赵构万不得已，只好下旨赐张邦昌自尽。但处死的公开罪名，并非叛逆篡国，而只是“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这样一个小小的风流罪过，却非许多人意料所及。

法司部门推鞫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在福宁殿以莳果献邦昌，邦昌厚答之，遂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正式公布张邦昌的全部罪状，如此而已。这个华国靖恭夫人李氏，当然就是徽宗的外室彭氏，或称其夫姓聂氏，李氏云云是张邦昌给她改的姓，以避人耳目。奇怪的彭氏本无名位，就靠这一点才得逃过金人的几次清宫。现在这个夫人的位号，显然是张邦昌封的。堂堂的宋朝司法部门，居然在李氏头上冠以伪封的夫人，这等于承认了张邦昌的封号是有效的，也等于承认张邦昌的政权是合法的。法司勘得张邦昌退位出宫时，舍不得离开陈氏，用调包之计，以一个亲随的女使与陈氏互换，把她带入府邸。李氏送他们出内东门时，有“指斥乘舆”之语，乘舆是皇帝的代名词，这个乘舆指前任的徽、钦二帝，还是现任的赵构已不得而知，但李氏敢于指斥皇帝，一定是张邦昌在李氏面前发过牢骚。法司根据推理，捃拾罪名，定张邦昌的死罪，但“指斥乘舆”这条罪名在公布的罪状中也删去了。

李氏另案处理，决脊三十发配军士为妻，陈氏想必同科处刑。

张邦昌一案，朝廷避重就轻，不敢明正典刑，处以叛国的大罪，这显然因为张邦昌乃金人所立，宣布他的叛国罪，就会开罪金人，用心良苦。这样一来，王时雍、徐秉哲以及许多作恶多端、东京人切齿痛恨的任用官洪刍、何昌言、王及之等人也得援例比附，只论他们与宫人饮酒唱曲、贪污偷窃几斤废铜烂铁等小罪，送远外小州编管。有人向赵构指出，王时雍、徐秉哲、范琼仗金人之势，胁迫太上皇、渊圣及宫眷等出宫赴敌，肆恶万端，陛下应念父兄之大仇，立予处决。赵构唯唯，可能他心里想的是，倘非王、徐等逼迫二圣及太子出城，他今天岂坐得上皇帝之位。他们乃他的大功臣，而非罪臣，他感恩之不暇，怎忍处他们以死刑。

其实王、徐充军还是吃亏的，拥有兵权的范琼这时仍保持伪楚授给他的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的官衔，出入呵道，耀武扬威，没有人敢动他分毫。

李纲大政十议，正词崭崭，汪、黄辈不敢正面反对，大部分都让官家与他去“款曲商量”，不得已要执行的，也变成一纸空文。例如僭逆伪命两议，算是雷厉风行地执行的，结果还是如此。人们看到李纲的宰相做不长了。

不久，汪伯彦回任枢密使，黄潜善回任尚书右仆射，名义上又都成为执政大臣，他们立刻发动台谏，抨击李纲，给他加上杜绝言路、独擅朝政、士夫侧立不敢仰视、买马扰民、招兵虐民、擅易诏令、巧庇姻亲等罪名。赵构照单全收，一道制书中，全部开列了李纲上述的罪名，解除他宰相之职。

李纲为相前后七十五天，只是作为朝廷搪塞舆论摆摆样子的点缀品。等到黄、汪重新站稳脚跟，就把这枚眼中钉拔除了，俟机还要拔另外的一枚——宗泽。不过拥有兵权的宗泽却像钉上又长着几根刺，拔起来没有那么容易。

4

一间通共不过二十尺见方，土垩剥落，屋顶一道罅缝，仰头可见天日的房间，中间又用一道泥涂竹笆的墙分隔成为内、外二室。谁也想不到，全国闻名的太学生领袖陈东和他母亲，在这里已住了四十年。新屋落成之际，正是陈东呱呱坠地之日，他在这里度过幼年、童年和少年，后来他游学在外，每到岁除，必赶回家中与寡母共度新春。唯一的例外，就在靖康元年，金兵压境，交通阻塞的那一次。后来金兵撤退，他又赶回来承欢膝下，决心要多陪陪身体已明显衰弱下去的老母。

回到镇江府丹阳老家后，陈东给他的同学好友雷观捎去一封信，描写他的家居窘况：内无期功强近之亲，外无五尺应门之童，茕茕孑立、相依为命者，唯老母与弟耳。李令伯[4]之陈情，不啻为弟而发。

当时渊圣皇帝先后授雷观、陈东迪功郎，给予正式的出身，是伏阙上书一案的总结，也是太学生与市民群众的胜利。雷观欣然从命，陈东则辞官不就。这封书虽说到家居的窘况，但目的还是要拜托雷观代他婉转辞官。

入冬以来，丹阳沿江一带刮起一场大风，竟把陈东家的一扇大门刮倒了。陈东无力修缮，再想到他家无长物，根本不怕梁上君子光临，大门有无，都无不可。再加上冬季煮饭，没处去采樵，索性把大门劈开了当柴烧，化无用为有用，倒也使得。十多顿饭烧下来，一扇大门已变成轻烟，变成热量，最后变得影踪全无。从此陈东家就没有了大门。

生活上的不幸，化成为书函上的俊语。陈东一面烧饭，一面想到两句语录[5]：去年贫无立锥之地，今年贫，连锥也无。他套用这格式也写了两句：去年贫，家无五尺应门之童，今年贫，连门也无。可惜此时已交靖康二年，东京受到第二次围攻，或许已经失陷。再也无人可把他写好给雷观的信捎到东京去了。

陈东一向清贫，但作为太学生，他在东京与丹阳两处都有微薄的岁饩[6]，勉强维持本人和母亲的最低生活。从朝廷授官以来，原则上官员要支俸禄，太学生学籍注销，岁饩停发。陈东回籍前，辞官不受，俸禄未领，倒把岁饩丢了，两笔固定收入，一时落空，把他弄到赤贫的地步。本家的一个远房长辈，不赞成他在东京之所为，曾与族中人说：少阳胡作非为，敢与朝廷作对，他日必受其累，倒要远着他点儿才是。丹阳的地方官正好是李邦彦的门生，与陈东处于完全敌对的立场，陈东不可能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生活的帮助。幸亏一个与官府毫不搭界，并且根本不知道伏阙之事的穷本家，出于同情，愿帮他的忙。他家里养有一匹瘦驴，他二人一起赶着驴子去乡间载运二三百斤米粮来城中贩卖。每天成交几笔生意，博得些蝇头微利，勉强也可糊口。只是陈东穷读书人的面子还放不下来，其他都可，唯独要他拉开嗓子到大街上去叫卖，万万不能。那本家倒好，独任艰巨，只让陈东在旁装卸米袋，称掂斤两，计算银钱，二人团结合作，总算把一个冬季打发过去了。

这是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自冬徂夏，东京沦陷，二帝蒙尘受羁，大规模的根刮每天都在进行，后来，渊圣被黜，伪楚临朝，皇族北迁，赵构复辟，在南京建立小朝廷，这些特大事件，都发生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由于乡间偏僻闭塞，陈东忙于赶驴贩米，他日常接触的不是乡民农氓，就是籴米买菜的养娘丫鬟，竟不知道外间已发生这样大的变化。直到有一天，他途经县衙，看到那里张贴着元祐太后的诏旨。由于日晒雨淋，刻本上的文字都已漫灭，唯独中间的一联还可以看清楚，它是：“汉家之厄十世[7]，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8]……”

帝室中兴，说明北宋朝廷已亡；重耳独存，说明徽宗诸子，除一人以外，全部罹难。这一联用典特别工切，陈东益发有想象之余地，顿时把他长久以来，甘于寂寞的心炽烈地燃烧起来。他再也无法在丹阳乡间待下去。

以后陈东经常去县衙附近走走，碰到秀才、胥吏模样的人，就去打听消息，对外界政局的变动已有一个概略的了解。一天，东京有人替他捎来雷观、何宏两位故旧的书札。何宏写不像字，只在雷观书后赘了“速来”二字，字是蘸着靛青写的，可知他仍干着自己的老本行。雷观的信也不详细，似乎不愿多提过去之事，免得彼此伤心。他只说，星移斗换，人事全非，吴统制、邢太医等，均已慷慨殉节。现宗留守在东京，经营恢复，日月重光，万象更新，已疏奏朝廷辟我兄为幕府，特寄上白银五十两，为吾兄安家治装，望以同事为重，即速成行。

这一次用不着雷观劝驾，陈东有了这五十两银子，重重拜托了那穷本家照顾老母，自己即日萧然上道。

未到东京，先经南京，陈东发现那里并非日月重光、万象更新。更加令他气愤的是同住在逆旅中、邂逅相逢的布衣欧阳澈告诉他，今日刚下旨罢李纲，重用汪、黄。一年多以前的历史重演了。陈东义愤填膺，当场就起草一书，论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乞亲征，迎请二帝。这封书文字不长，但每句话都戳中了赵构君相的肠子，揭发了他们内心的隐私。欧阳澈在一旁看了，拍掌称善，一定要在书末附上他的名字。陈东是从来不考虑后果的人，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都是如此。他认为为善者，多多益善，既然欧阳澈要求与自己一起为善，他当然同意。

书函朝进，诏旨夕发。赵构做了渊圣不肯做、不敢做的事情，竟悍然下旨立斩二人，决不待时。

诏旨发到黄潜善手中，他怕泄露了秘密，臣僚肯定会上章救免二人，造成他被动的局面。他袖了旨意，连夜去找应天府尹[9]孟庾密议。第二天一早，孟庾就派了府吏，到陈东居住的逆旅中，请他去府衙议事。

南京官场十分敏感，陈东的书才上去半天，外面就谣传陈东一再上书请留李纲主持国政，必与李纲有着密切的、不可告人的关系。有人说，这次陈东从家乡北来，是李纲密邀的，李纲已许他为中书舍人、知制诰，怪不得他要力保李纲。当初在东京时，也有这样的谣言，伏阙事件以后，有人上言李纲笼络士子，邀结人心，得一陈东入彀，则太学生数千人靡然从风矣，二人者意欲何为。其实李纲与陈东，虽彼此知名，并不相识，其间并无一面之缘。他两次上书，都是出于公愤，根本不存在有私人关系。他自己心之所安，不怕有什么谣言浮议。当天下午，他就在逆旅中蒙头大睡。

不过陈东也不糊涂，第二天应天府尹派人来召他入府，其中必有文章。他与府吏谈了几句，察言观色，就知道他的来意。当时早饭已摆出来了，府吏催他马上就走，他开玩笑道：“府尹有事相召，岂可令东枵腹而去！”吃完了早饭，他从从容容坐下来，写好一封家书：“儿一生忠孝已尽，无复遗恨，娘勿以儿为念。日后可依六哥为活，六哥忠厚，必不相负。”贴了封皮，拜托逆旅中人，有便捎回家里。

最后他还要求上厕所，府吏面有难色。陈东正色道：“我乃陈东，如怕死就不敢上书言事了，既上了书，说了话，视死如归，你还怕陈东逃走不成？”

那个府吏肃然回答道：“在下也久知太学忠义，怎敢相迫？奉命前来，身不由己耳！”

不多时，陈东已整肃衣冠出来，说声：“走吧，只是连累了欧阳布衣，于心不安！”

欧阳澈也从隔房中出来，手脚上已戴上镣铐。他听陈东说的这句话，大声抗议道：“澈一介草野，今日得与太学同死，九泉有光，甘之如饴，太学有何不安？”

陈东与欧阳澈之死，识与不识，都为之流泪，那府吏不顾上级迫害，主动承办他们的后事。可恨的是黄潜善，正是他嗾使赵构下旨，又与孟庾密议怎样下手。及至孟庾向他汇报经过时，当着一些人面前，他居然责问孟庾，临斩之前，为何不先关白，使他不暇上章相救。这番做作，可谓是欲盖弥彰。当时枢密使许翰也在座，反诘黄潜善道：“某备位政府，杀东大事，如何不先使某知？公之心路人皆知了，责庾何为？”黄潜善语塞，只好往上推，说此事公可去问官家。

杀陈东、欧阳澈，是他们君臣同心一致的行动，谁也不能把责任推到谁的头上。至于杀得这样快，这样机密，是他们吸取靖康朝的经验，“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说明赵构之为人与渊圣大不相同。

赵构在南京建国后第一代投降派汪、黄的翼赞下，做下许多荒谬绝伦之事：该用的人不用或不久用，不该用的人大用；该做之事不做，不该做的事大做；该杀的人犹豫不杀，不该杀的人悍然下手就杀。这就是赵构建炎初政。不久金军出动，南宋政府匆匆南逃，一逃扬州，再逃杭州。汪、黄下台后，赵构在第二代投降派秦桧的翼赞下，在对民族和国家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1].济州，今山东省巨野县南。

[2].共城，今河南辉县。

[3].潭州，今湖南长沙。

[4].西晋李密字令伯，家居贫，依祖母刘氏居。曾上《陈情表》辞地方官之辟。

[5].语录，佛经中的话。

[6].岁饩，公家资助太学生的生活费。

[7].西汉自刘邦开业，下迄新莽灭汉，传世十叶。后来刘秀中兴，称光武帝，建立东汉。刘秀仍为刘氏子孙。

[8].春秋晋献帝死后，嗣位未定，国中大乱，诸子相继死，唯公子重耳逃亡国外十九年，最后回国复辟为君，称晋文公。

[9].建都南京后改商丘为应天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