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民主的抗争 实现民主的普遍要求

中国当前政治上最大的特征，是民主和反民主的日趋激烈的斗争。很明显的事实是：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其态度光明磊落，其言论是理直气壮，反民主者因为懔懔畏惧于国内人心所向与世界大势所趋，不敢明目张胆反对民主，只得转弯抹角，企图暗伤民主政治的发展。他们费尽心血，绞尽脑浆，制造反民主的种种烟幕，发出妨害民主的种种论调（参看本报七月十九日所登拙作《反民主的几种烟幕》及八月二日所登拙作《揭穿妨害民主的几种论调》）。同时他们对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加以种种的诬蔑与诽谤，以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反民主烟幕的作用，可以增加他们妨害民主论调的欺骗。

但是公道自在人心，真理终难磨灭，反民主的种种烟幕和妨害民主的种种论调，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并不因为对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者加以种种诬蔑诽谤而发生其不可思议的功效，反而使人感觉到他们心理和手段的卑鄙龌龊，于是他们不得不掩着孤狸尾巴，“采取客观的态度”，“发现真理”；“发现”了什么“真理”呢？这“真理”是：中国的民主政治运动只是“一切破产农民和无业的过剩人口”“连所有城市之无业及生活不安定的知识分子”的“分裂运动”，是“十足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这样看来，民主政治运动只是“失业”者的捣乱问题，加上“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失业”还只是活该饿死的问题，而且限于“无业的农民”和“无业的知识分子”，而加上“无政府”和“分裂”，罪状就要大了。千言万语，结论只是一点，就是民主政治是根本不该要的！

但是“真理”是应该经得起事实的证明。民主政治运动真的是“无业的过剩人口”捣的乱吗？首先请看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

一　广大人民

关于这方面，我只想很扼要地举出三个事实。

第一件事实是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一致要求。任何政党都是为着它所代表的阶层而努力奋斗，但是在争取民族自由及建立真正的共和国家，这在各阶层是共同利益，是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各阶层的利益配合在一起，因此在实际上代表全国各阶层的各抗日党派，对于贯彻抗战国策及实现民主政治都有着一致的愿望。（本文是专为民主政治而写的，故偏重在后一点。）这在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平日所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可以看得清楚，我在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亲历的事实：在去年年底，美国名记者史特朗女士到我国陪都观察，她要知道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国事的意见，于是有一天各抗日党派代表聚拢来为她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茶话会。出席者除来宾史特朗女士外，有中共的周恩来先生，青年党的左舜生先生，国社党的张君劢先生，第三党的章伯钧先生，职教派的黄炎培先生，村治派的梁漱溟先生，救国会派的沈钧儒先生，陶行知先生和我自己，由我担任翻译，全部分的谈话纪录，非本文范围所及，我在这里所要郑重指出的是：上述各党派的代表人，除一致积极主张抗战和巩固团结之外，便是一致积极主张实现民主，他们而且一致认为实现民主是坚持抗战和巩固团结的中心工作。（即就国共问题而论，他们也是一致主张通过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得到合理的解决，反对用内战方式来解决，因为这是不利于对日抗战的。）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一致的要求。我到港以后，看到立宪党的通电及东北救国同志会的公开言论（见《时代批评》），知道他们对于实现民主政治也有着同样一致的要求。这可以看到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

第二件事是各抗日党派（连执政的国民党也包括在内）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对于要求实施宪政的一致的要求。实施宪政，无疑地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最主要的部分。他们对于要求实施宪政的议案达七件之多，经过全会的特别审查会的慎重讨论，决议治本治标二项办法。治本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二）由议长指定参政员若干人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治标办法为：（一）请政府明令宣布，全国人民，除汉奸外，在法律上其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为应战时需要，政府行政机构，应加充实并改进，藉以集中全国各方人才，从事抗战建国工作，争取最后胜利。这件事我是始终亲自参加的，所以深悉其中的经过。这个决议虽在事实上并未切实执行，（现在的民主政治运动，主要地也是要督促这个决议要在事实上实行起来，）但至少可以表示不仅在野的各抗日党派，即执政的国民党也在内，对于实现民主政治都有着一致的要求。（被检十五个字）

第三件事是在宪政运动中表现了一般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热烈要求。（被检廿一个字）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实施宪政议案之后，陪都首先发起宪政座谈会，在银行公会楼上会议厅举行，热烈讨论，踊跃参加，挤拥得水泄不通，盛极一时。由于宪政座谈会中到会者屡次的热烈要求，又有筹备宪政促进会的发起，由座谈会中公推八十五个筹备员，其中成分包括国民党员，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热心宪政运动的社会人士。同时在重庆有三十几个妇女团体发起的妇女宪政座谈会，有青年各团体代表二十五人发起的青年宪政座谈会，此外成都、桂林、上海、延安各处都有热烈的响应，纷纷发起宪政座谈会及宪政促进会一类的组织。虽大部分（被检六个字）而流产或无疾而终，得不到更大的发展，但人民拥护宪政运动的热烈，也表示了他们对实现民主政治要求的迫切。

就上述事实看来，实现民主政治实为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的普遍的要求，即就抗日各党派而论，不仅包括有中共，其他党派，也包括有国民党的分子。反民主的论客们却不顾这种事实，硬把民主政治运动归于“无业的过剩人口”，甚至加上“无政府”和“分裂”的罪名！他们无视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遇着有人提出实现民主政治的主张，一概加上“共产党”的头衔，硬说民主政治运动只是为着“延安政府及其军队的集团”。他们的动机说穿了却也十分简单，即是企图由此把全国广大人民所要求的民主，缩小范围到一个小角落里去，分散你对于民主政治运动的视线，甚至把它视为洪水猛兽，达到他们的反民主的目的。

二　实际问题

各抗日党派及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对于实现民主政治所以有一致的要求，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中国当前最重要的几个实际问题要得到合理而切实的解决，非努力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不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加速到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与军事相配合的最重要的几个实际问题必须得到合理而切实的解决：第一是团结问题，第二是政治问题，第三是经济问题。

就团结问题说，中国不是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全国各阶层合作努力的国家，在事实上有着各党派的存在，（被检廿五个字）常常引起海内外爱国同胞的忧虑。这是需要解决的一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能得到和平的合理的解决，国家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被检十一字）要使这个问题得到和平的合理解决，必须通过民主政治的真正实现。在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情况之下，国事以民意为依归，而不是以党意做出发点，全国统一于民主政治而不是“统一”于一党专政。所以我们希望现有的政治中心民主化，正所以促进真正的统一，只有反民主者才是“分裂运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宣言曾经指出：“对内则和平统一……盖必统一，然后可以建设现代国家，当救亡图存之大任；必和平，人人皆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驯致于真正之统一。”不以内战的方式来作党争，而以和平的方法来达到真正之统一，除了真正实现民主政治，还有他途吗？

次及政治问题，大家都想到铲除贪污，集中人材，改善充实政治机构等等，（被检七十一字）。国民参政会实施宪政决议案所定治标办法二条，其用意就是针对这种情形而发，但是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职权都够不上真正的民意机关，所以只能决而不行。最近报载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又建议政府严令各级官吏尽责任，沈痛指出：“全国上下大小官吏，几皆成为无责任者，凡各设施皆成为计划宣传，而无结果”，“派员考察，则循例报告了事，即有挟同隐匿瞻循敷衍，亦不负任何责任也。”该决议主张“综窍名实，信赏必罚”，已由行政院通饬各级机关遵照实行，（被检十九字）

最后谈到经济问题，是抗战期间最须迅速克服的一种困难，尤其是物价和货币问题，与大众人民及士兵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克服经济困难不是没有办法，一付诸实行，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至于利用抗战时期，直接间接凭藉政治力量而大发其国难财者，马寅初先生早已坦白沈痛指出，因此被“派赴前方调查经济”。经济问题归根到底，还是政治问题。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美国派来中国工作的经济专家福克斯在公开演词中郑重指出整顿经济与政治改革的联系，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抗战期间实际问题需要合理而切实的解决，尤其是关于团结、政治和经济的问题，增加了对于实现民主政治的迫切要求。这几个重要的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是和加强整个抗战力量有关，都是和贯彻整个抗战国策有关，都是和整个建国的基础有关，也就是和整个国家民族有关，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利益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但是反民主的论客们却把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抛之九霄云外，硬诬陷民主政治运动是什么“无业的过剩人口”的“无政府主义”和“分裂主义”，认为“这是我们国民最后应当认识的”“真理”！

但是“我们国民最后应当认识的”真理却是民主政治是国父遗教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必须努力求其实现，他曾经诏示我们：“（被检十七字）必须先要有民治，然后才能够真是民有，真是民享”。全国各阶层广大人民所要求的，解决当前实际问题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和“无政府主义”不相干，和“分裂主义”不相干，和什么“无业的过剩人口”也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