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民主的抗争 中苏文化的交流

一　几个要点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于本月十日，在总会会长孙哲生先生倡导之下，宣告成立了。这是在“促进中苏两国文化沟通”，“及敦睦两国邦交”（该会组织大纲第一条中语）上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尤其是孙先生在这个会上的致辞中很切实地指示了几个要点，应该能够一扫某些人的反苏的烟幕，粉碎他们对于努力“敦睦两国邦交”者的诬蔑毁谤。

孙先生所指示的几个要点，扼要归纳起来是：（一）苏联对中国抗战援助最多，是中国的忠实的患难朋友。关于这一点，他举了二个事实。第一是：在“七七’事变发生后的第三日，即与中国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协定中尚有一部分在当时未公布的，即援助中国一万万元国币的借款（后来用过了额，改为五千万元美金），不待正式签订，即先在事实上迅速开始援助。至一九三八年六七月间借第二次的五千万元美金，才附带将第一次借款补行签订。一九三九年三四月间又作第三次借款一万五千万元美金，进行极为顺利，在二小时内即办妥，苏联当局表示中国要多少即多少，苏联是单纯出于援助中国的诚意，不是要做军火生意，也不是要藉此牟利。（按此事系孙先生亲自赴莫斯科办理，故言之尤为亲切。）第二是：苏联和中国国土毗连有数千里之长，如有意侵略中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正是最好的机会，但苏联不但没有利用机会侵略中国，而且积极援助中国。

（二）英国以前对苏联还不无芥蒂，现在苏联成为英国的同盟国，英美都对苏联作善意的宣传，这不是它们立于苏联的立场，而是立于它们自己的立场，不能说是为苏联宣传。我们使国人了解苏联，也是立于中国的立场，而不是为苏联宣传。

（三）苏联现在不仅是中国的友邦，同时也是英国的盟国，中苏邦交的增进不但不妨碍中英关系，而且能促进中英美苏的关系。

以上所述，是孙先生所指示的最重要的三点，而这三点对于目前中国对苏关系及认识，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一，中国要促进中苏两国的敦睦邦交，至少是要认清苏联是中国的忠实的朋友，而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敌人的帮凶，好像反苏联的论客们所千方百计，要在隐隐中描成的那个样子。第二，我国要促进中苏两国的敦睦邦交，要使国人多多了解苏联是中国的忠实朋友，要提倡中国和苏联有更密切的合作，这不但不违反中国的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且正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利益。但是反苏的论客们却加以种种诬蔑毁谤，硬把有益于中国抗战国策的联苏主张，诬为“苏联至上”，动辄说你的祖国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好像只有反苏才是合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原则似的！第三，不但由于中国国家民族的立场上看去，中国应该加紧联苏，即就德苏战争爆发后的整个国际形势看来，反侵略阵营中的英美苏都在打成一片，中国也应该加紧联苏，由此促进中英美苏反侵略整个阵营的团结与巩固，不但加强中国本身反侵略的力量，而且加强整个世界反侵略的力量。

二　认清敌友

明白了苏联是中国的忠实的患难朋友；明白了中苏邦交的敦睦，中苏合作的加强，是能促进中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明白了最近国际形势的激变，中苏的更密切的合作，不但于中国有利，而且于世界反侵略整个阵营有利：然后我们才更能认识中苏文化的交流在今日尤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关于如何沟通中苏文化的具体方案或计划，中苏文化协会诸先生必有良谋筹划，成竹在胸，不必记者多所置喙，且亦非本文篇幅所许，但记者在这里愿指出二点，以供参考。这二点简单地说来，是“知己知彼”；再说得明白些，便是要努力使中国的一般人正确地认识苏联，同时要努力使苏联的一般人正确地认识中国。

首先我们要明白苏联国家的本质不是一个反民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侵略的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生在现代的人所应有的常识，但是由于反苏的论客们的时常放出烟幕，在一般人面前，常把这种常识弄得模模糊糊。有些人对内反民主，对外反苏，一鼻孔出气，于是事有凑巧，机会难再，常把反民主和反苏连贯起来，打成一片，希望由此达到一箭双雕的结果。他们在应该负起指导社会的言论岗位上，公开宣言，“纳粹党的德国和共产党的苏联”，“根本上不配谈民主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至少在常识上应该知道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和旨在消除人类不平等生活的社会主义，其间有着很大的差异，但是竟有人在公开希望中国一般人把“纳粹党的德国”和“共产党的苏联”等量齐观！这和所谓“促进中苏两国文化之沟通”，及“敦睦两国邦交”，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关于这方面，本年七月廿二日的New Masses中有一文《Astudy in Opposites: The USSRand the Facist Countries》，很有参考的价值。）

苏联对于中国抗战的热诚援助，始终一贯，孙先生已说得非常清楚；苏联屡次拒绝日本要求它停止援华，也是公开的事实。但是反苏的论客们却仍要歪曲事实，兴风作浪。例如苏联在苏日协定的宣言中，曾用到了“满洲国”的字样，有人认为有承认“满洲国”的嫌疑，但在该约签订三日后，莫洛托夫除对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保证并不因该约而停止对华的援助外，并郑重声明，共同宣言中采用“满洲国”一字，由于“缺乏适当代替名词”，并郑重指出对该字曾加括弧，证明苏联并不承认“满洲国”的伪政权。（该约签订于今年四月十三日，上述声明系根据上海英文《字林西报》及《大陆报》所载路透社重庆四月十八日专电，谓系路透社访员所探得的确息。）其实“满洲国”这个名词，在英美各国报纸杂志上被用作地区的名词，已极普遍，而且并不加以括弧，我们尽管对于这个名词有厌恶的理由，但我们并不因此硬说英美各友邦已承认了“满洲国”伪政权，是显然的事实。据《论苏日中立协定》一书著者公言先生的指出，在一九三五年的《何梅协定》中就曾使用过“满洲国”这个名词，而这个名词又曾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六日美国驻日大使致日照会中用到过十一次，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英国驻日大使致日照会中也用到过三次。公言先生的结论是：“假如中国和英美此举不能算是承认‘满洲国’的话，为什么苏联在共同宣言中，用了一个‘满洲国’，就算是承认了伪满，要大兴反苏的宣传呢？”

我们在这里绝对不是要为苏联辩护，事实胜于雄辩，原来也用不着辩护．我们在这里所要指出的是：我们对于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英美各友邦，固然要尽量保持友好的关系，我们对于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苏联，必要尽量保持友好的关系；在友邦仍然同情并援助中国抗战的情况之下，我们固反对反美的宣传，也反对反苏的宣传，这完全是站在国家民族真正利益的立场。但是反苏的论客们却不顾这些，尽管苏联对中国正式作了上述声明，尽管事实完全明瞭之后，直至最近你还可以在他们的报上看到“承认伪满的苏联”，或“正义的报攻击承认伪满”云云！他们简直是要使中国一般人把苏联看作和承认“满洲国”的德意一样，把孙先生所正确指示我们的中国最忠实的患难朋友苏联，硬推在我们的敌人或敌人的帮凶之列！这和“促进中苏两国文化之沟通”，及“敦睦两国邦交”，不是相去十万八千里吗？

我们如果真要努力于中苏文化的交流——首先要使一般人认清苏联是中国的友人，不是中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敌人的帮凶。

三　自己努力

中苏文化的交流，当然不仅是要使中国一般人正确地认识苏联，同时也要使苏联的一般人正确地认识中国。

中苏文化协会香港分会成立的那天，会长颜惠庆先生继孙先生之后起而致辞，说据他本人二次赴苏的亲见，苏联大学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素来重视。孙先生曾在国民参政会留渝同人谈话中详述他数次在苏联亲眼看到苏联对中国抗战的热烈态度，他说你在苏联全国报纸杂志里面，找不出一句不利于中国的话（参看本报七月十二日拙作《对苏联的态度问题》一文）。他们显然把中国看作他们的最好的友人，由此也表现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感，但是我们当然要继续努力，使他们对于中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关于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工作可做，我们相信中苏文化协会诸先生必能善尽他们的责任，我在这里不是起工作方案，用不着噜苏，我所担忧的是某些人一方面企图把苏联从民主阵线中拉出来，推到“纳粹党的德国”的泥坑里去，说它“根本上不配民主主义”，在另一方面却对本国时刻不断地放出反民主的种种谬论，使期望中国殷切的友邦人士误认中国是要走上反民主的道路，那种印象未免太糟糕了！其实中国依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教，“中国非民主不可”（见中山先生遗著：《中国革命史》），苏联的伟大领导者列宁也曾经赞叹中山先生的主义是“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所以依理看来，法西斯作风是不会出现于中国的；中国是一个应该实现民主政治的国家，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要使友邦人士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必须努力实现中山先生的“充满着奋斗的真正的民主主义”；必须在事实上使友邦人士相信法西斯作风在中国是立不住脚的；必须使友邦人士相信，这次世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是为保卫民主而战，中国至少是向着民主的大道上前进，而没有任何法西斯作风存在其间。这是四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所殷切盼望的中国，也是我们希望能使友邦认识到的中国。

也许有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人对友邦广播，公开宣言中国已经“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之生活”。这当然是我们所最希望的事情！但是中国究竟不像闷在葫芦里的什么药，在事实上是要予天下以共见的，所以我们如果真要给与友邦以良好印象，最重要的还是事实上的努力，使友邦在事实上而不仅在广播宣言上认识中国“成为真正民主政治之国家，人民亦得享受民主政治之生活”。

使中国一般人民对苏联有正确的认识，也使苏联一般人民对中国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中苏文化交流的基本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