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粹与国学 原始的儒，儒家与儒教

在原始社会中，凡长于一技，精于一艺的人，他必定为那群众所敬重。因为他能办群众所不能的事，所以他在那社会中的地位最高，且具有治人的能力。在草昧时代，人民最怕的是自然界一切的势力，疾风，迅雷，景星，庆云，乃至山崩，河决，无一不是他们所畏怖的。他们必要借着“前知”或“祈禳”的方法来豫防，或解救那一切的灾害。然而“前知”“祈禳”的事不是人人能办的，在一个团体中至多不过是三五个人而已。这样具超常人能力的人，必能制度，创物。这等人在中国古代，高明者为“圣人”，次者也不失为“君子”。但无论是圣人也罢，君子也罢，他们的地位即是巫祝，是宰官，或者也是君王。女娲炼石，神农尝药，蚩尤作雾，史皇（苍颉）制书等等，都是圣人能作物的；同时，他们是君主。史书多说蚩尤好乱喜兵，少说到他的好处，可是他也不定是很暴虐的人。他也是个儒者，《管子·五行》：“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察于地利；得奢龙而辩于东方；得祝融而辩于南方；得大封而辩于西方；得后土而辩于北方。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看来蚩尤还是一位助人君知天时的人哪。时代越下，依圣人曾经创作的事物而创作的人越多，“圣人”“君子”的尊号，当然不能像雨点一般，尽落在这些不发明而制物的人的头上，于是古人另给他们一个名字叫做“儒”。

“儒”这个字，《说文》解作“术士”。依这两个字的解释，是办事有方法的人的意思。（“术”《说文》解作“邑中道”，《广雅》解作“道”。“术”“道”相通，可见“术士”即是“道士”。）从制字的本谊说，“儒”从人需，“需”《易·象》说是“云上于天”。《序卦》说是“饮食之道”。由说前是天地之道，而后说是人道，那就是说，儒是明三才之道的人。这个意思，汉朝的扬雄给他立个定义说：“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篇》）最初的儒——术士——都是知天文，识旱潦的，他的职分近于巫祝，能以乐舞降神。他是巫官，是乐官，又是教官，《虞书》载舜命夔典乐教胄子，以谐神人，即是此意。其后衍为司乐之官，“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使有道有德者教国之子弟，死则为乐祖，祭于瞽宗”。（《周礼·大同乐文》）儒者皆以诲人为职志，其渊源未必不在于此。怎么说最先他也不过是巫觋瞽蒙一流人呢？古人以衣冠为章身序官之具，因其形式辨别那人的职分，儒者所戴的帽子名“术氏冠”，又名“圜冠”，圜冠是以鹬（翠鸟）羽装饰的帽子，用来舞旱暵求雨的。《庄子·田子方》有一段话说，“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屦者知地形；缓佩决者事至而断”。可见周代的儒，虽不必尽为舞师之事，而他的衣冠仍然存著先代的制度，使人一见就可以理会他是“通天地人的人”。（参看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又《诗传》所谓“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登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这九能中，巫祝之事占了一大半，然而不失其为大夫，君子。

儒者既为术士的统称，所以凡有一技一艺之长对于所事能够明了，熟练，和有法术能教人的都可以称为儒，儒为术士。故“教之以事，而谕诸德者”为师（《文王世子》文），“有六艺以教民者”为保，保就是儒。“艺”，“术”，“道”三字，在典籍中几成为儒者的专卖品。《天官·大宰职》说“儒以道得民”；《地官·保氏职》说“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这里的“道”，是技术材艺的道。《晏子春秋·内篇》第五说，“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见晏子于齐，言有文章，术有条理，巨可以补国，细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又《吕氏春秋·博志》，“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我们可以看出泯子午所有的是补国益身的法术；孔，墨，宁越所学的是先王的经术。“法术”“经术”都是儒者的职志，是圣人所务的。《礼记·乡饮酒义》说：“古之学术道者，将以得身也，是故圣人，务焉。”“术道”就是艺术。到这里，我们不能不略讲一点“艺”的意思。

保氏所教的是艺。《汉书·儒林传》：“古之儒者，博学虖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明六艺是先圣致治的道术，是世儒所习所教的。六艺是政教学艺的基础，自来就有今文古文两派说法。主这说的为“纯乎明理”为今文六艺；“兼详纪事”为古文六艺。此外还有保氏所教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大戴礼》有“小艺”“大艺”的分别，故此，我以为六艺可以分为小学六艺和大学六艺。小学六艺是小艺，就是童子八岁出外就舍所学的，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大学六艺是大艺，即所谓六经，是束发时在大学所学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不过大学所习的大艺古时只有四样，《王制》：

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庄子·天下篇》也说：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这里明明有大小艺的分别，“其明在数度”即是先圣遗留下来，揖让，升降；舞勺，诵诗；白矢，连参；谐声，转注；鸣鸾，逐禽；均输，方程，等等技艺的成法，所谓“六通”，是通于此；世人所传，也是传此。至于载于竹帛的《诗》《书》《礼》《乐》，是古圣政事，典章，学术，名理之所从出，要辟这四艺非入大学不成，故只为邹鲁一部分的士，和缙绅先生所能明。道阴阳的《易》，和道名分的《春秋》，本不在《大学》六艺之列，也许因为这两样是卜史所专掌，需要在官然后学习的缘故。韩宣子观书于鲁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见《左昭公二年传》。这时孔子十一岁。）孔子晚年才学《易》，删定《春秋》，足见这两书不藏于黉宫，孔子在大成之年也未必猎涉过的。

凡是一种理想，都是由许多成法挤出来的。六艺既是先王经世的成迹，那钻研经术的儒生在习诵之余，必要揣摩其中的道理。于是在六艺中抽出一个经纬天下的“道”，而“道”“艺”的判别，就越来越远了。这个“道”是从六经产出，是九流百家所同宗的。所以不习六艺所产的“道术”观念就不能观九家之言，便不能明白儒家的渊源。百家所持，原来只有从六艺产出的一个“道”字，这个“道”本不专为一家，乃是一个玄名，自刘向以后，始以老庄之说为道家，《汉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其实古代神政，能诵习典册的，也只有祝史之流，正不必到衰周王官失守，然后流为一家之言。且在官者皆习六艺，各家的思惟也是趋于大同，也是“违道不远”的。

“道”是什么意思呢？说起来，又是一篇大文章，我只能将他的大意提些出来和儒家所主的比较一下而已。道只是宇宙间惟一不易的根源，是无量事物之所从出的。《韩非·解老篇》，“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庄子·天下篇》说，“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又《在宥篇》说“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易》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阴阳，柔刚，仁义之道，是一般术士所传习的。所以道家主柔弱，说“致虚极，守静笃”，而“儒”训为“柔”。道主“无为”，而孔子说“无为而治天下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道推原于天，如《天道篇》说：“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美次之。……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于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而儒以顺阴阳为职志，故《祭义》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易》是中国最古的书，是六艺之祖，百家，尤其以道家的思想都从这里出发的。孔子所修的道，多在实用方面，故说“修道以俟天下”。而他的行教目的也是要和这经纬六合之“道”同流的。看他所说“吾道一以贯”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四个大教义，也可以理会得道儒之分别。

我们既然知道，“艺”，“术”，“道”，是一般儒士所常道的，儒不过是学道人的名称，而后人多以儒为宗师仲尼的人。这是因为孔子和他的门人自己认定他们是儒的正友，是以道艺教乡里的。孔子对子夏说“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因为子夏当时设教，夫子告以儒之道，教他要做识大体而可大受的“君子儒”。此后社会上就把儒这个字来做学“孔子道”的人的专名。（见《淮南·俶真训》“儒墨”注）原来在孔子以后不久，这字的意义就狭窄了。孟子自己说他的道理是儒，而墨者夷子亦称孟子所传为“儒者之道”。（参见《滕文公上》《尽心下》）儒既成为学“孔子道”的专名，所以《汉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又应劭《风俗通》说“儒，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纳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讲诵而已，无能往来，此俗儒也”。训儒为“区”，明其对于道与诸家有不同的地方。这和犹太教中一部分持律的人自以为“法利赛”的意思相仿。至于“通儒”，“俗儒”，仍是孔子“君子儒”，“小人儒”的意思。

儒这个名字，怎样到孔子以后就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呢？这有三个缘故。

一，当时社会的光景，使他成为一家之说。要知道孔子正生于“天下无道”的时代，他对于当时的人民要积极地在思想和行为方面去救度他们。他对于邪说，横议，要用“正名”的方法去矫正。要为他们立一个是非的标准，故因鲁史而寄他“正分名”，“寓褒贬”的大意思。孟子发明孔子作《春秋》的意思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用这个方法，本来是很好的，因为人都愿意留个好名声在史册上，若个人的善恶行为在史册上都有一定的书法，实在可以使“乱臣贼子惧”。我见这个比舆论更有势力。

二，他要实行他师儒之职，以道德教人。道德不是空洞的，是要举出些人来做榜样的。所以他所立的标准人物是古代的“圣人”，“君子”。他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可见还是行着师保之职，只以先圣的道艺教人。《汉志》说儒家盖出于司徒之官，这“盖”字用得很好，因为儒者都以教学为职志，如司徒的属官一般，儒者既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故凡事必师古；从典籍上传来的成法，都要学的。“子所雅言；诗，书，艺，礼。”为重先王之典训，故“正言其音”，也是为学的方法。

三，他对于政教的理想是偏重“书”的。胡適说孔子对于改良社会国家的下手方法全在一部《易经》。但“《易》的思想”，是士君子意识中所共有；在百家中没有一家不归根于《易》的。我以为儒所以能成为一家；是出于孔子的“书的意思”。就是他所解说的《易经》也是本着这个去解释的。《尚书》即所谓古昔圣贤的典型，孔子说到政事或他的理想的时候，少有不引他来做佐证，或摄取其中的意思说出来。

（甲）孔子第一个理想是“孝友”，看《为政》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逸书》。东晋伪古文采入君陈。）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这段《逸书》，意思说政治的根本是在“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因为孝友是齐家的要政，孝弟既“不好犯上”，那也就“不好作乱”了。所以孝弟之道明，则天下后世的“乱臣贼子”无所养成。

孔子的孝说，也是托于《尚书》的。孝是儒教的重要教义，也是要入儒教团体（做圣人之徒）的人所当履行的。儒者看父母像天神一般地不可侵犯，在生时固然要尽孝尽敬，死后也不许你一下就把他们搬在脑后，要终身追慕他们——形式上要行三年的丧服。这三年丧服的观念也是出于《尚书》的。《说命》载“王宅夏，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引起子张的问（文在《宪问》）。以后孟子更伸引《尧典》“二十人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蜜八音”（见《万章》，原文今入《舜典》。伏生《尚书》原只《尧典》一篇，无“粤若稽古帝舜”二十字，至齐建武年始误分为二篇）的话，历说舜禹，行三年之丧的事实。

三年之丧是否儒家“托古改制”的一例，自来就是一个疑问。毛奇龄《賸言》有一段很可以帮助我们。

滕文公问孟子，始定为三年之丧，岂战国诸侯皆不行三年之丧乎？若然，则齐宣欲短丧，何欤？然且曰吾宗国鲁先君亦不行，吾先君亦不行，则是鲁周公伯禽，滕叔绣并无一行三年之丧者。往读《论语·子张问》高宗三年不言，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遂疑子张此问，夫子此答，其周制当无此事可知。何则？子张以高宗为创见，而夫子又言“古之人”，其非今制昭然也。及读《周书·康王之诰》，成王崩，方九日，康王遂即位，冕服出命令诰诸侯，与“三年不言”绝不相同。然犹曰，此天子事耳。后读《春秋传》晋平公初即位，改服命官，而通列国盟戒之事，始悟孟子所定三年之丧，引“三年不言”为训，而滕文奉行。即又曰“五月居卢，未有命戒”，是皆商以前之制，并非周制。周公所制礼，并未有此，故侃侃然曰，周公不行，叔绣不行，悖先祖，违授受，历历有辞，而世读其书，而通不察也。盖其云“定三年之丧”，谓定三年之丧制也。然则，孟子何以使行商制？曰，使滕行助法，亦商制也。

看来，“三年之丧”是儒家“好古敏求”的事实，大概古来只行于王侯辈，不过儒家把他推行到士庶身上，为的要“民德归厚”罢了。

（乙）孔子第二个理想是“法天”。

《泰伯》载：夫子赞美尧的话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是发明《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意思。以后他在《易·系词》上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又尧曰全章（“尧曰”至“公则说”，是一篇《论语》后序。《论语》自微子说夫子之言已讫，故《子张问》皆记弟子之言。至此更集夫子遗语遗意缀于册末，以为后序。可惜文字脱佚不少，后人遂把《子张问》并在里头。“子张问”以下古原分别为篇，因书成后，才得着，故附于后序之后），是总结孔子政教思想的全部的，我们看在这零篇断简中，出于《典》《谟》《诰》《范》的也不为少。

（丙）第三是孔子的“富教主义”，洪范所陈第九畴的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是一个具足生活顺序的理想。说人先要多寿（健全的生命）然后能享诸福。既有了生命，不可不有资生的财禄。既有财禄，当使之身心没有疾病，忧患。衣食既足，身心既健，然后教之，使好好德。这个理想变成孔子的话，看《颜渊》。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又《子路》有一段，也可以说明这个意思。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子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曰：“教之。”

（丁）第四，孔子的“礼乐主义”也是出于《尚书》的。礼乐是陶冶品性，养成道德习惯的利器。我们借着礼乐可以调节身心，更能发展我们道德意识的习惯。所以要调节的原由，是因人从天地的气质受生，性格的刚柔厚薄，各各不同，务要使大家达到一个中和的地步。礼是要实践的，一个人有没有礼，只要先看他的容貌行为如何，孔子服膺典谟里所言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佩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所以他自己是一个“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的人。他的学生子夏也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要这个样子才能达到中和的地步。不然孔子就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怠。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又说，“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仲尼燕居》。）

礼乐本是相为表里的，所以虞舜令夔典乐，对他说“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舜典》）孔子以为“达于礼而不达于乐”的是“素”；“达于乐而不达于礼”的是“偏”。夔只达于乐没有办到舜所嘱咐的话，只说“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所以说他是“偏”。（参照《益稷》和《仲尼燕居》。）

礼乐本是儒者旧业（巫史之事），不过孔子特别提了出来，且变本加厉，把他们纳入他的中心教义“仁”字里头。他说礼节是“仁之貌”，歌乐是“仁之和”（《儒行》）；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因为礼乐所以饬仁，故只有仁者能行礼乐。

孔子以孝弟和礼乐的教义，传授弟子们。但在他生时，弟子也未必都服从他一切教训，如漆雕开，颛孙师是其最著者。自他死后，派别渐多，二百年间已有八派。《韩非·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荀卿）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诸儒的派别，据《群辅录》说，“夫子殁后，散于天下，设于中国成百氏之源，为纲纪之儒。‘居环堵之室，荜门圭窦，瓮牖绳枢，并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动作顺，大让如慢，小让如伪’者（说明子思子张学派的话都出于《小戴·儒行》），子张氏之所行也。颜氏传《诗》为道，为讽谏之儒。孟氏传《书》为道，为疏通致远之儒。仲良氏传《乐》为道，以和阴阳，为移风易俗之儒。乐正氏传《春秋》为道，为属词比事之儒。公孙氏传《易》为道，为洁净精微之儒”。录中所列八儒，与《显学》互有出入，所说“纲纪之儒”是孔子的正传，亲自随从夫子学过度的。说孟氏传《书》，很有道理，因为《书》的思想，到孟子以后更成正统派儒家的专用品了，诸家宗旨许多已经失传了，我们念《显学篇》《儒行》，《荀子·儒教》《非十二子》诸篇，大概还可以窥探一点。

无论什么道理，若经多人公订，或实现于行为之后，必要发生“劳相”，不是趋于极端，便是因循故事。荀卿讥子张派，只会装圣人的威仪，子夏氏务于沉嘿，子游氏只图哺啜，说：“弟佗其冠，神禫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漆雕氏一派很有儒侠之风。他所传的，是《儒行》所谓“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一流的人。故韩非给他们的评语说，“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怨于诸侯”，以后这派流为任侠，荀卿的辅弼信陵，也带着几分侠气。（参看太炎《检论儒侠》）又孔子的正传，孝弟思想的毒焰，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熄灭。这因当时，曾子一流的人物把“孝”字看得太重了，结果使人只存着“身为父母之遗体”的观念。走到极端，反动便来了。这反动形成了《大学》《中庸》的教义，《大学》《中庸》是明“修己”，“治人”的方法的。为什么要修身？为的是事亲，知人，知天。以身为一切行为思想的基础，早已把正教的“孝”改换过来了。孝是“家人的”，身是“个人的”，这注重个人的教义，开了孟子荀子以后的派别。

《大学》《中庸》的思想，简明而有系统，我们可以不费工夫来讲他们，只要列个表出来，就够了。

《大学》《中庸》的主养在使人止于至善，而其方法只用一个“诚”字。“诚”是个人天性尽量的表现，这成为后来儒家重“心术”的源泉。孟荀二家就是从这潮流中泛出来的。孟子荀子生于战国之世，天下儒术，几于废绌，他们两个幸而生于齐鲁附近的国，故能沾一点“圣泽”。孟子之学是出于子思的。荀子的师承不明，但他的书中常以仲尼与子弓（有人说是仲弓）并称，也许是出于冉雍之门。孟子的思想，还是《尚书》的，所以对于修己治人之道主用仁义，而称先王。冉子曾学礼于孔子，假使荀子之学是从他出来的，那么，他的礼论就有出处了。因为他是主礼的，礼于三代犹有所损益，故先王之典型不尽是可法，当法后王。（后王不是未来的王的解法，只是指近代的王。荀子的意思大概是指文武。）

自孟荀以后，我们又要顾一顾战国末年和秦代的一般思想和社会，知道儒教在那时期的境地如何。对于这个我们应当从几方面看。

一，在西纪元前四世纪至三世纪，中国正是要从分割归一统的时候，人民因厌乱而起出世思想，神仙的迷信大为盛行，尤其以山东诸国为最，神仙之说，本出于江汉的巫祝或灵保，以后渐向北方蔓延的。照当时光景，登莱半岛是最适于神仙观念发展的地方。因为那时齐国是收海利的，许多人入海，入海的人难免不会到了一个他们所不曾到过的境界。加之，海边的蜃楼，悬在天上，要使不明白物理的人不猜到那是神山，也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一派人造出求仙之说，说仙人有灵药，人服了可以长生不老。有些自说到过神山，见过仙人，仙人授给制药之方，回来就大讲其炼丹的道理。这一等人，即所谓“方士”者。

二，从《易经》产出来的阴阳思想，充满了当时人的脑筋。《易》有《连山》《归藏》《周易》三种，虽是一部极古的字书，其中寄托许多神话，和哲学思想，然而许久就给人当做卜筮之书了。《周易》是成周王朝所用的卜筮书，当时的侯国也少有知道这书的的细的。当惠王五年（西纪元前六七二，鲁庄公二十二年）周史始以《周易》见陈侯；灵王二十四年（西纪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流行于齐，景王五年（昭二年）韩宣子始在鲁国见着《易·象》。可见《周易》这书流通得很晚。而在列国中，得着孔子所解释过的，恐怕很少。《易》仍然以卜筮书的资格流行，是意中的事。《周易》此后渐渐流入民间，因时代关系，一变而为阴阳五行之说，所谓阴阳家，即起于此。

三，儒教虽然不语神怪，而其教义的实行，却立在古代遗下来的祖灵崇拜和自然崇拜的基石上头。他们对于丧礼，祭礼，都变本加厉地奉行。加以当时淹中，稷下，儒墨的接触频繁，于是在思想行为上，二家互为影响。天，地，鬼，神，报应等等观念都为工家所乐谈，不过儒家少说天帝，多说天命而已。儒家对于天的观念，多是从《诗》《书》来的。孔子因《召诰》“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的话，说“天生德于予”。他以为天既生得他那么明哲，吉凶自有天命在，不能为人事所转移的。又“居易以俟命”（《中庸》），“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尽心》）等等，都是从《诗》《书》的“天秩有礼”，“天生烝民，有物有则”一派的遗训生出来的。

四，谶纬说的成立，影响了秦汉的儒教不少，谶的意思，是“执后事以验前文”，与老子所谓“前识”，《中庸》所谓“前知”相似。战国末年，大有复现，少昊时代“民神杂糅，家为巫史，民渎斋盟”的光景。所以太史公述荀子著书的意思说“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物，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史记·荀卿列传》）是当时上下笃信禨祥，侈言豫察，于是大多数的儒生多用这样的话语来做经籍的“索隐”。以后今文家用谶说经的时候尤其多。

经学分古文今文始于秦，但起先不过是传写文字的不同，后来今文经生以图谶之说淆乱经义，致二家分途而行。图谶本不是儒家所有的，看《中庸》“索隐行怪，吾不为之”，和夫子言“天道不可得闻”的话可以知道，秦人信神仙，采纳方士之说。故秦的诸生皆通其学术。《史记·始皇本纪》所载博士为仙真人诗；博士言“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是知当时所谓诸生，博士，于经学外实兼明推步占候之术。图谶之起，根于纬书。隋、唐《经籍志》说“孔子既序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纬书托于孔子的缘故，是因“孔子道”在战国末年已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门。六艺虽是孔门的经典，然而为诸儒所共有，单说经文，不足以号召异学，加之孔子自己说过“圣则吾不能”“述而不作”，他又不是帝王，习孔子道者以为这空前的教主既不是王，又不是圣，怎能擅革典章，来实行他作君作师的职务，故不得不加之以“素王”之号，强派他有写纬书的事实。这意思，我们可以从郑玄的话探出来。《礼记》孔疏引郑玄释“三时田”说，“孔子虽有圣德，不敢显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阴书于纬藏之，以传后王”。其实孔子何尝不敢改作旧贯，只因当时，一方面看他过于神圣，一方面又要用“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的律令来科他，所以有这个结果。纬书既经流行，又加上方士的迷信，于是图谶大有决河东下之势，浸润了一般明王贤师的头脑了。

秦朝的期间很短，可是做了一件惊动天地的事，始皇三十四年（西前二一三年）因厉行“同文”和“挟书”之令大烧书籍，又明年，大坑儒生，以致经学博士们死的死，逃的逃，经籍也随着失散了许多。秦楚之际，项羽焚秦宫室，萧何入关只顾收检秦丞相御史所掌的律令图籍，于是六艺存在官府的也没了。所留只有少数私自埋藏着的，和几位老博士的记忆。儒教受这样大的迫害，自然是很恨秦廷。故陈涉一起兵（秦二世元年，西前二○九）鲁国诸儒抱着孔氏的礼器去归附他。甚至孔子的八世孙孔甲也愿意去当他的博士。

原来孔子死后（敬王四一年，西前四七九年）弟子们不但为他服心丧二年，且当他的坟墓为圣地，弟子们和鲁国的人甚至于搬家到他墓边去住。因就孔子旧宅立庙，以岁时奉祀。诸儒亦在那里讲礼，如乡饮，大射之类，都照时节举行。这个宗教团体平平安安地继续了二百多年。孔子的嫡派子孙简直和传经的祭司没有什么区别。自挟书，和偶语《诗》《书》弃市的律令行了以后，这儒教的“正教会”也就几于离散了。

汉高帝十二年（西纪前一九五），自淮南过鲁，始以太牢祀孔子，是帝王对于孔子第一次的祭祀。但高帝起先也是厌恶儒术的。《史记·郦生传》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又骂陆贾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能事《诗》《书》？”（《史记·陆贾传》）叔孙通以儒服见他，他很厌恶，乃变服短服。这都是高帝不知“皇帝之贵”以前，对于儒术的态度。惠帝四年（西纪前一九一年，自令行至是凡二十三年），始除挟书律，然而朝廷并未显然以“孔子道”为重，文帝和窦皇后都不是儒者，他们夫妇二人雅好黄老之学。文帝临崩，遗诏短丧，显与孔门教义抵牾。而《汉书·外戚列传》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又以议明堂事下赵涫，王臧吏；问辕固老子，对不称意，命他入圈刺豕，足见窦后对于儒术窘迫得很厉害。

自文景以后，儒教渐见尊崇，但武帝既好儒术，又好神仙，于是谀儒多以“曲学阿世”。董仲舒以大经师犹身为巫师，作土龙以求雨，侈陈灾异；其他更可想而知了。儒生以曲学阿世的结果，一方面虽使经义淆乱，而他方面使儒教增几分势力。文景以前百家都是平等的，到武帝时，才推崇儒术，罢黜百家，使不得在学官之列。由是只有六艺的博士，其余的，都归失败了。

在这个“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关键中，和儒家抗衡得最厉害的是黄老和法家。汉家以阴谋得天下，开国元勋多是这一流人物，忽然要使这般仗着一张嘴谈仁说义的儒生来做士林的纲领，势必惹起许多反动。宣帝好以刑名绳天下，太子劝他进用儒生。他很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可委任？”他甚至说“柔仁好儒”的太子会乱汉家天下，看来，宣帝时代还不是很崇儒术的。但他也不是绝对排斥儒教的。如信梁丘贺的筮法，至以他为大中大夫。甘露三年（西前五一）又召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都可以看出他对六艺也不忽视。元帝成帝都是好儒术的。元帝遵儒教的事实很多，如永光三年（西纪前四一年）因贡禹的奏章，而罢在郡国的祖宗，以应古礼。复以韦元成议，毁太上皇，孝惠，诸寝庙园，是他服膺儒道的表现。他又诏褒成侯霸，以所食祀孔子。这是世爵奉祠之始，成帝河平三年（西前二六年），以中秘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命刘向刘歆父子操校理的责任。由是尊儒的政策大告成功。不幸儒教正在公布成立的时候，王莽早又怀着“周公辅成王”的心事。因为这个，不得不更崇孔子，所以在平帝元始元年（西纪元）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孔子有谥号，实从此始。

孔子道给王莽借用了不少：他假符命四十二章以愚民，故能偷了十几年的天下。西汉的儒者，不过推步灾异，缘饰阴阳，犹不敢以偏说淆乱先王旧典。自王莽引经作谶，以《易·巽卦》“伏戎于莽”为己之应，而图谶之说大行了。光武之兴本不必假借纬候，但以王氏既假符命灭汉，故亦欲假符命以明汉氏之当再立，互为提倡，便形成东汉道士派的儒学了，东汉经师每信图谶，如郑康成以经学大师，且为纬作注，其六艺论至云“六艺，皆图所生”是很可怪的。这派道士的儒学实为儒教正式成立后的神学。明帝永平二年（西纪元五九年）始命辟雍及郡县学校，行乡饮酒礼，皆祀周公，孔子，牲用犬。国学郡县祀孔子自此始。十五年帝东巡，过鲁，始以七十二弟子从祀。此后，所有的衣冠制度，都就了孔子道的范式，再没有何等迫害了。

讲了半天，儒的道理的精华处到的是那一点呢？我可以说是在君师的理想上头。我们所学所问，不是专为学问而学问，是要致用的。致用是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头。学的是古典谟，而功业在当世，所以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正南面”。这儒的君师理想，弥漫了我民族几千年的头脑里头。我们常以为单是学问不能算为学问，必得把他现于实用才算，历来在政府有势力的，所谓负有经时济世的才干的都是大儒者。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乃至胡適们，都是不以他们的学问为满足，都怀着不同的治人理想的。太炎自己承认他是政治家，若说他的政见不能比他的学问强，他就不高兴了。儒教里头，积聚了许多可贵的道理，可惜现在只有少数人从事寻绎，而多数人正在做西方文化的转运手，把他鄙弃了。

儒教在今日若能成为一种宗教，那他就是一个具社会灵魂的宗教，他所求的只在社会的安宁，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这样的名誉恭敬。他的运动方向只以社会安宁为至善的鹄。至于人和宇宙间更深远玄渺的连络，个人对于“我”的去处，是儒者所不乐道的。伦教运动，计起来似乎要比神教运动更合理性，但人生本是很滑稽的，我们常不能满足于这样不玄的动作。科学家说花是某某等原质凑成的，要怎样培养他才能使他好看，但这只是讲堂内和园丁的事，一般人都是赏花的。一般人对于花，各个心中只有各别的奇妙理解和欣赏赞叹罢了。我不是要儒教做出些神怪，或印行些感应篇，只是要他在人群上找一个更高的连络，因为社会在宇宙间本算不得什么，本不是生活的根源。要万事治理，需从根源起，治末梢是不中用的。儒教能用宋儒的精神，用新宗教的方法去整理他的旧教义，他便能成为一个很高尚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