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千万重 何键

中国各省行政长官称省长，只有自北伐开始至国共内战结束之前一段称省政府主席，我是湖南人，我小时候自1929至1937年当中约九年，我们的省主席是何键。

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原为唐生智的师长，后升军长，自担任省主席之后，名义上已将军长职务卸交于不著声名的刘建绪，但是实际上湘省所辖的四个师仍由他调度。内中一个师长李觉是他的女婿，各师的经费也由省政府担负。

军费的一部分来自矿产，湖南的锑我们称为白铅。所产之钨，我们称为黑铅。长沙有一座白铅炼厂和一座黑铅炼厂，此外省政府还有一部分经费得自鸦片公卖。省政府下辖有一个“禁烟缉卫队”，所谓“缉”即是严切的查禁私贩，只有“卫”才是保障官卖。传统的土地税过于短少，只能供内地官僚机构本身的开销，正税之外，又附有很多的“捐”，如学捐、团练捐、公路捐等等。我们只能猜想，每一项名目，都有它指定的用途，看来承袭于明清体制。

湖南有七十六个县，省政府只有民政、财政、建设和教育四个厅，当中无调节的组织，所以驻军的防区必在重要关头干涉民政，从官衙组织和行文的程序看来（长沙各日报的“本省新闻”经常刊载官衙文书的全文），整个行政体系的效能必低。加以民间的新型事业如银行业务和律师业务刚才发轫，而且新型法律也在内地行不通，政府的功能，只能重管教，这也就是说：一方面严刑峻法，有时不恤以恐怖的手段加诸犯者；一方面却不广泛地扰民。费正清教授说，中国的政府只是“肤浅”（superficial）。何键治下的湖南符合这种观察。

虽说全省公费的开销没有严格的标准审核，我们仍不能说当日的官僚即已广泛的贪污横行。比如说，长沙附近一个县的县长，收入自收自付，本身俸给所得也不过每年两千余元，可能为一个省会里的中等家庭之二三倍，总算还是有节制。

何键之成为湖南省主席，出于一连串的事故。

1926年湖南省长为赵恒惕，他手下一个师长唐生智驻在湘南拥有水口山锌矿，因之他一师的装备编制较其他各师为优，赵恒惕正想收回省权，但是尚无能为力。而且他本身又在名义上受坐镇武汉的吴佩孚节制，实际上也是貌合神离。

据李宗仁的《回忆录》，吴佩孚也志在囊括湘省，所以他一面暗中鼓励唐生智的叛变，一面又公开协助赵恒惕，这也是当日军阀混战时的一般伎俩。

唐生智情急，乃向南方的强人求援，这时候在广西有李宗仁，他刚以武力统一全省，正跃跃欲试。

在广东则有蒋介石，他的黄埔建军可谓已初步进入成熟的阶段。他的两次东征和一次西征既已将广州外围的敌对势力肃清，他又借廖仲恺之被刺而流放胡汉民，又与汪精卫合作而流放许崇智，更再借“中山舰事件”而流放汪精卫，至此已开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唐生智的乞援不仅促使李宗仁更靠拢于广州之“党中央”，也更加深了蒋北伐的决心。

当初北伐的目的在席卷湖南，进入武汉。蒋本身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其他在广东的部队为第二至第六军，李宗仁所部为第七军，唐生智为第八军，由广州筹款五百万元，足供两个月之用，显然无长久打算。

不料武昌攻城战尚在不下之际，盘踞长江下游之孙传芳倾巢来犯，使北伐军正面侧面同时受敌。又更不料苦战之后获得武汉，而孙传芳在江西之主力或被击破，或全部成擒。翌年初蒋之进据江浙，大部工作只在策降。蒋介石自己记这段发展也简概地说，无非“将错就错”。

但是他之定都南京，以江浙为根据地，产生两种必然后果：一则使国共冲突无法避免，艾萨克（Harold Isaacs）说，自此蒋有江浙财团的支持，无须苏俄援助，才放胆“清党”。而其实蒋此时兼国民党之“军人部长”，有任命将官之主权。北伐之迅速成功，一方面出于苦战；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广泛的收买对方将领。一般价格：对方的一个师长反正之后立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之军长，其来者不拒的态度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企图彻底改造中国的着眼大相径庭。而后者已指斥蒋之行止，有军阀作风。况且毛泽东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早已引起蒋下属军人反对，何键在内，下文尚要提及。另一发展则是蒋之军事胜利过速，日后除他近身的根据地能切实操纵之外，其他后方地区如广东及湖南又落入不能由他实际管辖之军人之中。湖南之有何键，亦如广东之有陈济棠，主要原因为军队就地筹饷。本省军人有如五代各藩镇之“留后”，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北伐尚未全功告成，唐生智已开始反叛，他的行动被迅速解决，但是他的部下不能全部铲除，1929年北伐已经成功，李宗仁又开始反蒋，唐生智的策略以湖南、湖北和安徽三省连成一气做根据地向外发展，李宗仁和所部“桂系”则准备先造成沟通湖北、湖南和广西的地盘。

1929年湖南省主席为鲁涤平，江西人。李已与何键疏通，乃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撤鲁涤平职而以何键更代（中央政治会议是当日国民党中枢与国民政府要员的联席会议）。当蒋介石兴兵讨伐“桂逆”时，何键归顺南京中央，从此广西军人被逐，退还本省，鲁涤平改调浙江省主席，使他能安插部下文武人员。何键则经蒋承认长期任湖南省主席，直到对日战争爆发。

在各省主席中，何键以“反共”著称，北伐前后中共组织民运时，湖南首当其冲，农民协会和工会组织都如火如荼地展开，拘捕“土豪”“劣绅”，由群众判罪成为广泛的现象，何键的父亲曾被长沙工人押解游街。何键当日在唐生智军中前方，但是他部下一个团长许克祥立即执行报复，自行封闭工会，枪决共产党员。

当何键任主席时，“赤色恐怖”和“白色恐怖”都已度过最高潮，“剿匪”战争逐渐由湘东转移至江西。但是1930年7月共军彭德怀部入长沙驻留十天。何键报复时拘捕毛泽东妻杨开慧，将她处死。

因为主席的反共立场，湖南提倡传统道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牌匾出现于各处。学校也提倡读“线装书”。中学里以《古文观止》代替新时代的文艺读物。在体育竞赛中，何主席特重“国术”，亦即传统的拳术比赛。他曾在长沙教育会坪主持拳术比赛三天。

“风纪”是何键施政的重点之一。他虽不像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般的亲自审案，但是很多刑事案件的判决显然由他做主。有一次长沙一个租赁房屋一半与房东比邻而居的房客在大门内留下一封恐吓信，下款匿名，索要财物，指定市中荒僻之处交款，但是又并未谋及对房东本人或家属人身上做何侵害。房东初不料信出自房客，尚且将信出示与他询商对策，房客贡献意见，可与他讨价还价，至此房东心疑，虽照指示投信，但暗中报警。届时房客至指定地点捡取回信被捕，房东呈请省政府严惩。此案亦未开庭评证指辩，即将恐吓诈欺犯立罪枪决，“罪状”所示，犯人曾受教育，又并未为饥寒所迫，做此伤情害理之事，罪无可逭。

另有一“蛮恋案”，犯人为政府机关传达（信差），他坚称同公事房某小姐在共军迫城时央他保护，事平以婚事相酬，此女士否认有此婚约，并报警请杜绝骚扰，无奈男方一再催逼，而且不顾官方警告，当中情节详载各日报之“社会新闻”。忽一日读报人惊悉此蛮汉屡诫不止，已经审枪决。同一罪状揭示另一罪犯惯以药物掺拌酒中，因此奸宿妇女，有受害人控诉，与蛮恋案罪人一并处死，官方态度：两案性质相同，其对被害人损伤程度不计，重点在犯人举止失常（perveried），所幸此类案情为数稀少，社会人士亦并未认为如此断然处决为侵犯人权。

湖南经过20年代的风暴之后，在1930年间已恢复小康局面，粤汉铁路因动用中英庚款向衡阳以南伸展中，卒于抗战前夕全部通车。同时湘桂、湘黔两路亦在加工修筑。省方本身兴建，半由“剿匪”军事需要，各处广泛的筑碎石公路，并架设电话线。这种表面平静的局势已为外人称道。《生活》可谓当日最有影响杂志之一（编辑邹韬奋，发行于上海），曾派旅行记者杜重远往来各省，所见概有批评，独于写湖南一段赞不离口，标题为《锦绣河山》；并称主席何键，“好整以暇”。

我们当日大都没有看清本身立场上的危机，长沙的新型工业除了在20年代和以前兴建的发电厂，在岳麓山的第一纱厂和上述特种金属炼厂之外，在30年代无丝毫的增进。主要原因可能如费孝通在半个世纪之前写出：中国通商口岸与内地的经济并没有实切的挂钩，对外输出如桐油、猪鬃、鸡卵、茶叶都由农村内每家每户零星地购来，输入则大抵都为消耗品，用于大城市，连火油在内，其症结在农村缺乏购买力，剩余的劳动力亦无法输出，所以工业发展的范围狭窄。长沙火车站附近成日有杂牌正牌部队张扬三角小旗“招募新兵”，即表示失业问题的严重，剩余的人口只有当兵为匪。所以不论军阀各个人如何表彰自己有德行操守，对方则反是，内战之连亘不断，有内在的和“非人身上”的原因。

换言之，中国的前景需要整个重造，可是问题的严重性，尚不易一眼看出，还要待八年抗战又约四年的内战之后，所有旧社会的弱点才全部暴露。1930年间湖南省主席的作为，可以代表旧社会的回光返照。其能如此，由于内地省份，交通较方便的一线地带，新旧力量尚能保持短时间和局部的平衡。

何键言辞圆缓，经常态度温和，他原有汽车两辆，平日驶行长沙街中时有卫兵带自来德手枪（俗称驳壳枪）站在踏脚板上指令行人回避。自1930年共军入城焚毁他的汽车后，他亦未再添购。我曾见他坐藤制椅轿来往于南门正街，他在轿中阅书。有人批评他“非醴勿视，非醴勿言，非醴勿听”。因为他是醴陵人，他有一个智囊团，引用的都是小同乡。

1931年他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航空署，聘请飞行员，购买飞机。但是所购冠迪司·莱特战斗机十架进口时，被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截留六架，谓湖南有飞机四架足够省防之用。当江西“剿匪”已入尾声之际，蒋命令何键交出全部军权。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名吴宗鉴的告诉我，何手下的人都主张如命交出，只有他父亲主张拒命抵抗，我相信他说的是真，因为他也是醴陵人，而且只因为他年轻稚气，才将此等父兄机密之事随便说出。自1935年后何键只专任省主席，湖南的四个师并航空署并入国军。又两年抗战开始，何键改调为抚恤委员会委员长，湖南省政府由张治中接收。

何键自此失去制造新闻的能力。但是他离任之前仍做了两桩事，值得在此一提。一是他指令枪决一个年轻女人。她父亲在时曾与居留长沙之日人合伙经商，以后父亲去世，她就沦为日人之妾。日方撤侨又不携她而去，因此被押经判枪决。罪决所列通同敌方罪小，而贬辱中华女性地位事大。另外一事则是他发电致毛泽东，当然亦不提杨开慧之事，只说今后并肩与日寇作战休戚与共，义无反顾。

1998年4月9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