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千万重 世上鲨鱼四十亿

敏宜：你寄来的资料，都收到了。像古屋奎二那样的资料，都用航邮，足见你对我工作的重视。谢谢你也谢谢你先生。

我在圣诞节前后，确实生了一些小病。起先我也打过感冒的防疫针。可是不知如何，仍是患上了流行性感冒。三天之后，变成肺炎。

我一直到这星期才重新开始伏地挺身地运动，前天才开始在门前扫雪。没有早给你信，希望见谅。

可是倒因为在床上的时间多，曾翻阅了不少各种五花十色的文件。从一种流行的科学杂志看来，知道全世界共有鲨鱼四十亿头。一点也没有错，超过四十亿和人类的总口数相埒！不过近年来每年给人斩杀的就有二亿头，在三百七十多种的鲨鱼里多种已有绝灭的危险，所以澳洲和南非已颁发了保护鲨鱼的法令。注重全球环境的人士还主张通过联合国，责成所有国家体会保全鲨鱼的重要。我也想不到鲨鱼的存在值得这样的令人着重关切。杂志却没有明白说出其与环境相关的详细情形。

《纽约客》杂志在新年后登载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报道，里面说及李光耀治理星岛三十余年使该处穷困绝迹，全境没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所有的器械工具全部行使无阻。出资新装电话．二十四小时内装妥；飞机场去市内大饭店十二英里，计程车行驶从下飞机到旅舍只半小时。美中不足的则是仍有人不守纪律，竟有人在公寓的电梯内撒尿！于是政府也创设对策：各公寓电梯内装有侦测阿摩尼亚的感受器。如果尿素被侦悉，电梯铁门自动锁闭，备有的照相机将犯人照相，另有警号通过有关当局，巡警立时在道。犯人除了罚款新币二千元（每元值美金六角二分）外，还有姓名照片被刊载在报纸上的光彩。此外上公共厕所而不冲水，乘地下铁而在车上或车站饮食，都有极严厉的处罚。最近几年来新加坡和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界的冲突，则不外有关政府对新闻的管制与取缔，也涉及人权问题。可是新加坡政府坚持它注重公德与纪律的决心，丝毫无退让妥协的征象。

这样离奇古怪的报道也看得不少了。一个研究历史的也和一个新闻从业员一样，需要经常不断知道外间的变化。从以上各种报道看来则只觉得时间的逼人，大概诸事一时丛萃。已开发的国家和待开发的国家观点与序次不同，东方与西方的社会价值也有很大的差别，更有继续突破创造的想法与保卫环境的顾虑所产生之大距离。也真莫衷一是。

我当然没有撇开前后寄来之资料，古屋的书即已看过一遍。从博物院借来的书也曾反复阅读，内中蒋先生日记各则，大部都已逐段研究。因为他一生崇拜王阳明，王学宗旨，则以“心”字为主，亦即是“天下无心外之物”。王阳明认为“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种解说和德国哲学家尼采以及本世纪初期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illim James）的想法极为相似。他们否定获得知识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做法，而是认为世事的真实性必由“我”主动的掌握。蒋先生所提倡的“抗战必胜”和“建国必成”，无疑的出自这种主动的启发。我看着他重复地又不厌其烦地在日记里关照自己，好像潜水艇每一日必须出水向空以便柴油机发动重新充足电池，可见得这样的信仰，也需要极端的意志力在后支持。看后我就决心将当中若干段落一字一句地照抄一遍，在抄写时，揣想他当日的情绪。

可是这样的办法，并不是决定将我的历史，完全根据他的观点写出。那样的资料早已汗牛充栋。同时那样主观的是非，对你我讲，已失去实用的价值。

我最近来台北，也受到少数人士的批评，中央军校的同学，就有人不赞成我将蒋先生提名道姓的称为蒋介石，而指出我应当称之为“校长”。殊不知我写作的着眼早已超过“校长言行”与“总统言行”的范围。即写一篇小文字，我也仍要顾虑到他蒋先生在所有华裔人士中的观感。如用英文写出，还要顾及他在国际间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在《中国时报》发表文字时，即称陶先生为陶希圣，曹先生为曹圣芬，并且注明这样做法与我个人与诸先生的私人关系不同，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能谅鉴。

蒋介石在日记里也写出：“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这样的观点即已与传统圣贤的尺度不同。他在南京失陷后，让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和平，并且在日记中写出：“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严格讲来，也非书呆子心目中的圣贤所能包容，还有徐州失陷后，他下令黄河决堤。美联社的记者白尔登（Jack Belden）当日即有极详尽的报道，甚至蒋电话催促商量的情形也经各种书刊转载，发行数十百万册。这种举动更非拘泥于传统道德的人士所敢于想象。

然则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进的”中国人一样，指斥他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号召为矫饰，而实则是一个欺人盗世的伪君子？不。我因为自己曾上过军校，曾听过他的训话。军校毕业之后也有好几次切身在近距离冷眼观察他的机会，这与被他召见有责任关系的人士之观感不同。有了这样的经验，加以他当日面上的表情之记忆，才确切相信他的虔诚。比如说：他写着“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我确切相信他当日内心之反应如此。

然则这如何能与洪水泛滥于四省，淹没了四千村镇，使两百万人民耕作物荡然无存无家可归的决心与指令相并存在？在类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够只顾维持官僚主义逻辑之完整，指令枪毙某人，却又倡言抚恤阵亡将士之遗孤，而实际上军政部连这些遗孤的名单都不具备？

粗率答来，也可以说是“见牛未见羊”。更进一步追索过去，则是人类心理上本来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趋向。我在教书时，不时遇到美国学生发问：“为什么这样不能前后一致？”

我也曾反问他们。要是发问的学生名叫巴蒲的话，我即说：

“巴蒲，让我问问你：老实说来，你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你的态度与思潮变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还是始终如一，你的想法前后贯通，全无矛盾？”

巴蒲必是心览意会，面带微笑。他的问题也就在此中找到圆满的答复。

不久之前，我写过一篇军校生活之回忆的文章，就说及我们的军官学生已具有双重性格。比如说当校长来临时，他带着我们读“党员守则”和“军人读训”。我们当场确是一本正经，每字每句都读入肺腑，后来有些同学在战场上捐躯，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读训的当天晚上熄灯就寝之前，我们有了十五分钟的绝对自由，大家都以学习校长的浙江口音为笑谑。“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最为我们取乐之根据。可是至今事已逾半个世纪，回想起来虽如此，我们仍没有否定他的训诲。所以我们的区队长和区队副，明明听到我们的揶揄模仿，也不以为意。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和我们应该的举止行动当中已有距离。我们军校学生既如此，他蒋委员长企图运转乾坤，其身份上应做之事和他实际能做之事的中间也更有距离。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时欣赏花之颜色，不看花时此心与花同寂的双重态度去对付了。按其实凡革命领袖均不得不如此。

我们的矛盾，出自年轻人之稚气，即纵使无恶意，今日回顾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测，他蒋委员长心头有那样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无可承担内外之压力。我们既然知道他已出于环境之逼迫，无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写“上帝既能拯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此指西安事变），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更没有心肠责备他，而只能对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