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北天南叙古今 张学良、孙立人和大历史

张学良和孙立人两事件相隔近二十年，这两个事件发展的情形不同，却也有相似的地方。从纽约《世界日报》看到王震邦先生所写《孙立人如何被卷入美远东政治漩涡》一文，知道麦克阿瑟和美国国务院曾有人建议以孙将军保卫台湾，甚至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这些建议与方案产生于1949年，而孙将军及郭廷亮的事件则发生于1955年，前后相去六年，可见“政治漩涡”的力量牵涉相当久远，其实这些情事历史上的背景，尚不只于这短暂的六年。

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之恶劣化，以史迪威事件为转捩点。1944年以前，美国有些人士对国民党和蒋委员长的不满，还只零星吐露，及至蒋要求撤换史迪威，损害了美国人的自尊心，从此美国官方与民间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的看法，一落千丈。1949年的建议与方案，虽说是针对中国内战急转直下的情势着眼，却不能说与以上的感情作用无关。

一般美国人不明晰的，是当时中国国军干部，在中美争执时，多顺着民族意识，崇奉自己的主帅，不满意喧宾夺主的客卿，只是无法公开发表他们的主张。1944年，我们在军中已经听说蒋委员长在桂林、柳州军事失利之后，已经受到美国的压力，答应将统帅权交让给史迪威，但是不满足，还要通过罗斯福去凌辱蒋。史将军去世之后，他的日记缄简，经过前《时代杂志》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的整理以《史迪威文件》（Stilwell Papers）为名发表，至少已证实，其中一些的情节，譬如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史迪威将罗斯福的一封信当面交给蒋介石，事后他在日记写出：

九月十九日：待了很久很久之后F. D. R．（罗斯福总统）最后慷慨直言，直言多得很，每一句里包含着一个爆竹。“赶紧认真，否则即是——”如此一个发热的爆竹。我将这包胡椒粉交给“花生米”（史给蒋介石的绰号，可是有时候史的情绪转好，也在日记中称委员长），微叹之后坐了下来。这叉鱼枪命中着这小坏蛋的神经中枢，将他打过透穿，这是彻底的命中。但是除了面色变绿，和失去语言的能力之外，他不眨一眼。他只对我说：“我知道了。”如是无言的坐着，轻轻的摇晃着一只脚。（文件页三三三）

两天之后他写信给史迪威夫人，又有一段小诗：

我蓄志泄愤报怨，

今日才一朝如愿。

花生米被我踢在裤裆上，

我与他瞠目相见。

叉鱼枪储备已久，

运用时要恰中时间与地点，

我连根的用力一掷，

就将他打过对穿。

小杂种浑身战栗，

他已经言语不灵。

战栗中脸色转绿，

他挣扎着也不再出声。

我的奋斗烦多，

我经历的痛楚绵长，

今朝我吐气扬眉，

花生米终被我击伤。

以后我还要受气，

去对付前路的危艰。

快慰的乃是今朝，

花生米为我失颜！（见文件页三三四）

书中没有直接讲明罗斯福缄内的内容，但是从《文件》前后的文句看来不外责备蒋介石战斗指导无方，应当对华南战事失利负责。

经过这段会见之后，蒋才向罗斯福要求撤换史迪威。

我翻译这一段日记之后，也必须有一种交代：以上的文辞都是史将军个人私下发泄情绪之作，引用粗犷幽默与挑战性的字眼，也是美国人从小参加运动竞技时的一种习惯。他之所谓痛楚，也不是没有根据，我在以下文字中还要提及。可是纵有种种的情节，我们看到他所谓对蒋介石的怀恨，在未撤职之前已到了这种程度，也可以想见他已失去作客卿，甚至作盟军战友的角色了。

这件事情与本文主题的关系则是孙立人将军之无端被卷入中美政治的漩涡，不开始于1949年。抗战期间他就已经被视为过度亲美，也和史迪威太接近。前述《史迪威文件》出版于1948年，书中有孙将军与史迪威的合影，照片旁的注释，说史认为孙是中国将领中最能干者。这时候孙立人还只任陆军训练司令，驻节于凤山。1971年涂克门女士（Barbara W. Tuchman）在所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一书中更称，1945年史迪威希望率领美军自太平洋向中国登陆，当时麦里尔少将（Major General Frank Merrill）告诉他，孙立人曾以中国军官的名义发动上书罗斯福，要求让史迪威重返中国（载此书Bantam Books纸面版六五九页）。《在华经验》出版时，孙将军已失去自由，真与不真，他已无法申辩。不过书内所叙事在罗斯福逝世之前，既有这段传说，则孙将军之被卷入漩涡，已早有岁月。

笔者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作战时，曾以前线观察员的身份（每日以郑副总指挥洞国的名义向重庆和昆明提出报告）随孙将军的司令部进出战场，前后一年半，不仅曾亲自看到孙将军指挥作战的情形，也和他的幕僚及下级干部相当熟悉。早就知道孙将军一生以岳武穆的“尽忠报国”自勉，又能与士卒共甘苦，豪侠好士，不蓄私财。他了解美国人的脾气，能够以直接的办法对付他们，又有不媚外求荣的性格。《史迪威文件》里尚有他和史争辩的记载。史之参谋长柏德诺（Brigadier-General Haydon L. Boatner）盛气凌人，动辄欺负中国将领，只有孙立人才能使之稍有检束。可是出类拔萃的孙将军却不是中国军官学校毕业的，而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就不免在讲派系的国军里面受排挤。他的效率与声望愈高，愈被嫉妒。因之他的美国背景反成为一个事业上的障碍。我在《万历十五年》书中写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和戚继光没有造反的证据，却有造反的能力，终被清算。孙立人被软禁几十年，也出于这种官僚政治之逻辑。

率直的说来，中国在1930年间或1950年间，去明朝的社会形态仍未远。国军虽在若干条件下具有现代形貌，实际仍是社会上的一种游体（Foreign body）。在这种条件之下，军队的统御、经理不能不受旧式社会环境的限制。

我们在国军做下级军官的时候，在内地从一个县的东端行军到一个县的西端，可以看不见一条公路、一辆脚踏车、一具民用电话、一个篮球场、一张报纸，或是一个医疗所。而触眼的尽是“王氏宗祠”、“李氏家祠”，以及“松柏惟贞”的节妇牌坊，此外还有传统好官墓前歌功颂德的“神道碑”，再不然则是“学人及第”和“文魁”荣誉牌匾。后来学历史，才领会到传统政治的结构，不凭经济与法治的力量，而大部分靠“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体系。眼睛看不到的，则是编排保甲的潜在势力以及乡绅农民自己彼此间放债收租，及于远亲近邻等等微细末节。所以这些人文因素不是太抽象，就是太琐碎，都无法改造为新社会的基础，也无法取缔禁革。而且自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以来，上层与下层完全脱节。这时候也难怪军阀割据。因为过渡期间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能填补此中缺陷。而这种私人军事力量却很难在一两个省区之外有效。以上也是北伐完成，蒋介石登场的概况。

张学良将军的《忏悔录》最近重印，给我们一种机会检阅“西安事变”前的情形。东北军与共军作战，一个师长阵亡，另一个师长拒降死，张即感到咎在己身，从此也可以看出统帅权的基础仍是私人关系和私人情感，李杜准备回东北号召抗日旧部，也由张自己决策赞成，自己出钱资助，这种以私为公的办法，也可以转变之为以公为私，因为权力与义务在这种情形之下总是可以对流。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看出虽有他之请求，蒋先生不让他主持侍从室的逻辑。张和东北军之关系既如此明显，则一朝被任命为侍从室主任，参与中枢人事任命机密，就可能使一部分人弹冠相庆，而多数人意态怏怏，甚至顿生疑惧。因为蒋所对付的除了东北军之外，尚有西北军、桂系、粤系、云南、四川、福建、湖南的部队，以及他自己的黄埔嫡系。这种情形不是任何人的过失，而是社会环境使然。

孙立人将军重获自由之后所作公开谈话，把1930年至1940年间的情形叙述得更清楚，一个在美国V. M. I．（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军官学生，回国之后没有一个国家的机构去安插他，竟麻烦他自己四面八方的去找事，起先在方鼎英、阎锡山下面奔走之后好容易找到日后主持中国正统的党中央，也仍不是正规部队，而是这样与那样的杂牌。总算孙将军人缘好，“八一三”负伤之后有黄杰将军接济他。（“只要我有饭吃，孙立人也有饭吃。”）又有宋子安先生接他到香港疗伤，怪不得孙将军至今还惦念使他沾过光的人士，同时他更感到团体单位的重要，甚至责备清华校友不能互相照顾，以致受人欺负。可是他自己又一本忠忱，仍鼓励子女上清华而不入台大。

所以他们两位将军提出的问题，不能专就道德的立场解释。我们只能说传统的办法以道德代替法律已不适用于20世纪的社会。在这前提之下，我提议以研究历史的立场，将以上情事重新考虑，作一种新的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与当事人的观感完全不同，而且需要将中国历史提高到一个不同的境界。

过去约二十年我有一个机会，将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拿出来重新考虑。现在看来，这朝代历史之中，秦汉可称“第一帝国”，隋唐宋可称“第二帝国”，明清可称“第三帝国”。其分析的节目，有专文专书在各处发表，所根据的重点则是财政措施，显而易见的则是第二帝国的财政税收有扩张性，第三帝国带收缩性，当中百年不到的元朝，只形成一个过渡阶段。明朝之创始到清朝之覆亡一共五百四十三年，这社会的组织至此照中国传统已经需要改组。原因是法制过于简陋，税收过于短少，人口增加过度，土地所有的纪录不符现状。从以前的事例看来，更换朝代，必有一番剧烈的波动，而在大帝国更换朝代时波动所影响的幅度更大。

并且从世界局势看来，近五百年来所有现代国家也都经过一段改组，或正待作类似的改组。这种改组的宗旨究竟是资本主义的性质抑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已不复成为争论的要点。现在从学理以及事实上发展的趋势看来，乃是趋向亚当·斯密所说从一个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进入商业社会管制的方式。考诸先进国家的成例，这种改革，必定经历各种险阻艰辛，苦难重重，而且费日持久。因为其超过个人人身经验，当事人虽被迫参与其程序，不一定能看清其性质。我也将这种理论，前后作为论文，以中英文在纽约、台北、香港、上海、北京各处发表。

这样的文字能被普遍的接受，则是经过几十年的混乱，中国的改革已上轨道，台湾已渐采取商业体制，也大致用数目字管理。大陆虽步后尘，可是经过一番挫折后也已适时地改变方向。在这时候我们检讨张学良和孙立人事件，最先即要承认这两事件都是大历史转动中的一种环节，有中国的长期革命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后面作背景，总之就发生于人类历史经验领域中的一个极不正常的时代。

前述《时代杂志》的白修德在他的所著书《雷霆后之中国》（Thunder out of China, 1946）提到国军的一章，劈头就说出第一次欧战时，德国参谋本部派往奥匈帝国的联络官，看到奥国军队的情形，立即向国内报告：“我们与僵尸结盟。”有了这样的开场白，作者即说出第二次大战时，美国以中国军队为同盟军，其情形类似。

奥国的军队在德国人的眼里看来没有生气，一如抗战四年后的国军在美国人的眼里一样。这种说法，只极端简化着表面上的一种粗浅现象，而完全忽视后面的背景。奥匈帝国以一个跨地过广的专制皇权虽挣扎已临末日，而中国则是从一个已经崩溃的旧帝国之灰烬中企图建立新秩序。我相信很多中外人士都没法想象到，动员一个三百万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希望在一个统一的军令之下和一个优势的强敌作持久战，为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没有的经验，而在七七抗战创始。这时民间之组织可支援这种大事业的机构也十九落空，因之其前后动员的程序已经不是人力可以完全掌握，很多情形之下要经过群众运动在历史中找到出路，例如前述国军之编成，首自军阀割据。这当然不如理想，可是即使今日任何人纵有机会重新创造历史，也无法提出一个替代的方案超越这种程序，无中生有的造出一个三百万人的部队。既然如此，则国军统帅权之掌握使用，不能不为当日过渡期间的社会条件所左右，所以纵非尊卑男女长幼也仍是人身政治。

蒋介石在这时候苦心孤诣所构成的则是一个新的高层机构（superstructure）。他惟一的本钱即是所谓黄埔嫡系。一般人之心目中，总以为前期黄埔毕业生，在蒋家天下成为天之骄子，在人员与给养的分配以及战斗任务的分派和升官发财的门径都比旁人占先（而有些情形之下也确如此），可是外界人士还不知悉的则是很多黄埔嫡系的高级将领尚是怨声载道，因为他们的校长，责勉他们为革命军人，常常给他们以人所不堪的遣派和责备。其嫡系的怨望既如此，其他杂牌的情形可想而知。

这时候一个理想的解决方式则是低层机构（infrastructure）已先有一番改革，于是人员与物资的征集公平合理，补充既裕如，则一切都可以标准化，各部队都能造成一个可以互相交换（interchangeable）的局面，因之也无须注重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区别，黄埔与非黄埔的区别，甚至西点与弗吉尼亚的区别。

蒋介石为什么不采取这种步骤？一个与之相似的问题则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改革农村，争取群众？

三十年之前提出此种问题还讲得通。今日有人再提出此种问题，则可以谓之为蒙昧无知。最简单的说来，中国土地问题与财政税收问题自明太祖以来未曾经过全面检讨彻底翻修，已五百多年于兹。上面所说第三帝国本来就应该改组，症结在此。今人如果再提出以上问题，倒不如说：“为什么蒋介石不做毛泽东？”我们也可以说纵是蒋愿做此事，则中国还要另外寻觅一个蒋介石，去对付当前的大敌获得国际的支援。中共的土地改革，大半靠中原鼎沸乾坤颠倒的情形之下执行之。同时毛泽东利用国民党之高层机构使他的工作和外界完全隔绝。中共迄至1949年也不组织自己的高层机构，所有军队的战斗序列全靠无线电联络，除了油印报纸之外，连城市文化也不要，只如此尚要鼓动村民造反，牺牲了三百万到五百万人命〔根据法国武官纪业马将军（Brig. Gen. Jacques Guillermaz）等估计〕，才算进入了农村，完成了所谓改革。所以即使没有思想上的冲突，从技术上讲，制造一种高层机构与翻转低层机构已只能各立阵营，分道扬镳。这种情形也可以引起我们想到中国内战无可避免。（中共去年发表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说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一百万以上，内中共军“战指员”伤亡六十万，“敌后解放区”人民群众伤亡六百万，其他则未分析，详《年表》页一七八。）

蒋介石最被职业军人指责的，一为抗战初期将国军精锐牺牲于淞沪地区，在战略上无所收获；一为他喜欢遥制部队，有时候直接指挥，下及师与团的配备。很多将领对他随从参谋皮宗敢少将的声音应当非常熟悉，在重庆时皮常以长途电话传达蒋委员长的命令至各部队之阵地的部署。这两点也最为史迪威将军所指摘，第一次缅甸战役，蒋派他为总指挥，又直接指挥杜聿明和罗卓英。1944年的湘桂战役，也是蒋直接指挥的。

史说他在湖南“甩掉了三十万人”，而他自己需要一万补充兵去取代缅甸战场之死伤，虽力竭声嘶还达不到目的，这是他最不能忍耐的地方。（史迪威很少提到中国官吏之腐化，公开提及国民政府之贪污者为国务院官员及与蒋委员长相处甚得之魏德迈。）（又以上史的指摘见《史迪威文件》页三三二）

如果我们纯粹的站在军事科学的立场，只能干脆地说史迪威对，蒋介石不对。可是现在我既提及大历史，也就是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看历史，则只能先摆开一个古老的帝国，五百年缺乏改革，一朝倾覆，要从断瓦碎楹间找材料重建规模的艰苦场面。这时候我们还要责备当事人行事是否符合科学原则未免太苛。既考究他对人命与物力之投入是否考虑周详，也应当不离开上述大历史的一种场面。这也就是说军事无法脱离政治。

今日时过境迁，我们可以简概地说出，1937年中国之对日抗战不仅物质条件欠缺，而且组织的能力也不够。县以下既是无数村落间的小单位，除了几个通商口岸之外，县以上应有的现代机构一般也都不存在。民间既如是，军队与官衙的行动与运转必受其影响。所以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派黄郛和何应钦与日本交涉，总是提倡忍辱负重。战事一开，他又将一切谨慎，掷诸化外，而以士气人心代替组织与效率。其不惜牺牲，有如将原来储备下士官的教导总队一体投入战场，事前向他们训话，嘱他们个个必死（而教导总队的死事也极惨烈）。此时他可能过度受日本教育之影响，也可能估计错误，但是他的目的，将一个局部的战争（日本人的着眼）拖成一个全面的抗战，使无人可以规避，并且终拖成一个国际战事的目的却已达到，中国也赖此得到最后胜利。凡此都不是军事教科书之所叙及。

蒋介石很可能有军事天才的优越感，他也很可能自具创造奇迹的信心，这些情形要待替他作传记的人仔细分析解剖。我从研究大历史的立场却要指出他之干预部下分内之事，半属当日环境之产物。国军一个最大的缺陷，不仅是素质低，而且是素质不齐。对很多将领讲，抗战是人生的一大冒险，功名固可以成一旦夕，祸害也可以生于俄顷。后面的预备队可能突然失踪，侧翼的友军可能不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出现，部队的建制不同，补给也有参差，部队长平日的恩怨也可以影响到战时的协同，一到军法审判，军法官只在逻辑上替责任问题销案，很少顾及内在的公平。这很多问题统帅都不能一一解决，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又如何掌握统帅权？于是蒋介石只能强调人身政治。他除了组织各种干部训练班，经常自己出面之外，又始终不放弃中央军校及各分校校长的职位。团长级以上的人员之任命，也经过他亲自召见圈定。这种“亲庶政”的作风是他个人的性格？还是由于环境使然，让他愈做愈深？这也待参考文件不断的出现，由专家考证。我在这里可以确切断言的正是他的越级指挥，也还是他人身政治的延长，只有经过他的耳提面命，对方才觉得责无旁贷，很多超过常理以外的任务，能否确实执行不说，首先也只有委员长手谕或面谕才能指派得过去。他之令第十军方先觉死守衡阳，以后方被俘，然后逃回，仍得到蒋的袒护支持，即是此作风的表现。

在抗战以前，蒋之人身政治已经给他造成了一种无从替代的局面，所以在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可算作他的死对头，仍主张不加损害仍让他主持全国的大局，有如张学良将军《忏悔录》所云。

从以上各种迹象看来，他对张学良和孙立人两案的处理，旨在保存这统帅权及其逻辑上之完整，因为“兵谏”一事最为他之体系所忌惧。蒋介石也许有缺点，但是小器量，意存报复却始终不是他的性格。这一点历史上已留下多则例证，有如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又有如他战后之对待日本。倘非如此，他纵掌握黄埔嫡系，军法威权，和特务政治也难能做中国之领导人达半个世纪之久。即是他和史迪威闹翻之后，他仍邀请史茶会道别，并且解释他们两人之无法和衷共济，并非个人恩怨，也见于《史迪威文件》。他提议赠史青天白日勋章则被史拒绝，其后他命名雷多公路为史迪威公路，则史引以为荣。

提到蒋介石，一般中外作家尚有通常忽略之一点：他是一个宗教观念极浓厚的人。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强调中国八年抗战之血泪辛酸，是人类史里少有的事，至今中共也仍在纪念馆里一体宣扬，内中也有蒋介石的照片，此种表现也不全是“统战”，而是由于中国革命业已成功。

台湾在陈诚将军领导之下，实行“耕者有其田”之法案，其目的并非完全是经济平等，一方面也强迫地主弃农就商，因之剩余之资金能投资于新兴工业，农村人口也能进入于城市，又配合美援，因此低层机构间已打开了一个可以互相交换的局面。我也在台北《中国时报》写出，中国过去因为私人财产权未曾确定，公众事业缺乏民间产业在后面作第二线第三线的支持，以致上层机构里的数目加不起来，其组织也无从合理化，19世纪之“自强”因之只能虎头蛇尾。我们翻阅历史，可以发觉11世纪北宋时王安石之变法，希望将财政片面商业化，也是在类似的情形下，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而失败。中共在大陆的设施初看无一是处，可是却已造成下层机构一个较简洁的粗坯胎，目前他们已经看清本身的弱点，于是证券市场之设立，破产法之被提及，所得税之征收，保险事业之抬头，尤以地产之使用权可以价让，都是确定私人财产权的步骤。今后社会多种因素既可以自由交换，则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应能构成一个大罗网，现代社会的重楼叠架于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军队与政府就靠这种机构维持。所谓法治，其精神也不外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大陆虽仍称共产，实在有“金蝉脱壳”之姿态。

假使我在海外几十年研究历史还有一点用处的话，则从大处看去以上情形已属不可逆转（Irreversible），虽说短小的挫折仍是可能。这也就是说在不松懈警觉性的前提之下我们应当相信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业已成功。过去我们觉得中国现代史里的一团污糟，今日看来，则有其长期合理性。张学良将军和孙立人将军虽半生冤屈，到底能看到这种局面，今日恢复名誉，仍未为非福。

我也是中央军校（十六期一总队）毕业，也算是留美学生（陆军参谋大学1947年级），所以敢于说知道此中情节。历史之展开，其发展之程序多时出我们意料之外。我们不能觉得应当如是，即将这应该的程序写成历史，而只能实事求是。而且今日局势大白，我们更应当放宽历史的视界，才能如林肯在美国内战结束时所云：“对所有人表示慈爱，不对任何人怀抱怨毒。”孙案还有很多地方待调查解决，这文字虽以历史家的立场写出，孙将军仍是笔者的“老长官”。在孙案以不同角度牵入的江云锦和陈良熏，也是我年轻时的朋友。名义上被判死刑的郭廷亮虽无一面之缘，其年岁环境和笔者也相去不远。只要命运的安排稍有出入，我也可能和此中任何人更换位置，彼此接受对方的经历。况且几年来为孙案奔走的潘德辉和舒适存将军也与我迭予照注，海天相隔，我只希望他们都被认为在大时代动乱中曾衷心对国事有真切的贡献，而且历史的展开也确是如此，只有今日我们将眼光看宽，才能看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虽有侧面、正面，积极、消极的区别，其总结果则汇集于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之中，解决了中国几百年的一个大问题。

这篇文章里因为叙述之所至，写了一些对前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约瑟夫—史迪威上将不利的文句，只是以上的字语，早已刊刻成书，发行十万，至今还在图书馆里，也无可隐饰。我也仍能记起史将军看到雷多的中国公墓，管事人不用心，每个墓碑上都写着“无名英雄之墓”，因此震怒，指令将死者姓名部队番号查出。他看不起中国官僚制度的作风，却不是看不起中国人。他没有对外宣扬，却在日记里悄悄写出中国民族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因为即使是一个穷困不堪的农民仍能抬头乐观。即使为史迪威事件抱不平的白修德，当日一气，曾写下很多对蒋中正先生不利的文字，后来也曾对Newsweek的记者讲，他低度估计了蒋的困难。笔者曾于1979年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他叙述中国只注重高层机构，没有看穿下层组织，并且要他看过即可以“归档于字纸篓里”，也就是将信掷弃。不料一年半之后仍接到他的一封回信，可见得有了历史的纵深，我们即对亲身切眼的事情可能有与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一切归结于大历史。

1988年9月1日《历史》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