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北天南叙古今 忆田汉

1988年9月汉城奥运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中国大陆的选手得冠军，依例乐队必会演奏《义勇军进行曲》。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其为真国歌或伪国歌，我倒是要提醒半个世纪以前和我们一起在国军穿草鞋的朋友，这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曲调，在中共取用为国歌之前，早经国军选用为标准军歌之一；我们在成都草堂寺青羊宫做军官的年代也唱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其音节劲拔铿锵，至今听来还令人想念当日抗战时的气魄。我个人对这曲调更多一重感慨系之的成分，因为其歌词作者为田汉，当日我称之为田伯伯。

身为共产党却在国军中得人缘

距今恰好五十年前的1938年，我曾在长沙一份由蒋寿世所举办的《抗战日报》工作过三个多月，报社的社长就是田汉。但他那时候已去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三厅六处少将处长，编辑的事则落在廖沫沙身上，田和廖都是国民党时代在大陆坐过牢，而日后在中共时代更饱尝铁窗风味的人物。沫沙兄得庆虎口余生，去年我还在北京看到他。田伯伯则于1968年死在秦城狱中。

我见到他们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们已是共产党党员，只知道他们是左翼作家；虽然如此，田汉因为在军委会的工作而结识了不少国军高级将领，前副总统陈诚将军，和他私人就可算是莫逆交。他也和后来在国共内战时，国军的名将杜聿明、郑洞国、张发奎等人交往甚深。我和田汉的儿子田海男（当时名为陈惟楚）同时于军校毕业后，为了要得到军校的分发令，就由海男持着他父亲的亲笔信，去见当年上海战事爆发时与田汉交往颇为密切的教育长孙元良将军。经由田汉的关系，我和海男被派往国军十四师担任排长，而当时十四师的师长阙汉骞将军也是田汉的好友之一。我们在十四师当排长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设法请调到驻印单位服务，驻节在兰伽，田伯伯仍然从旁关照。

国军第十四师按建制隶属第五十四军，前军长陈烈，死后葬于南岳络丝潭。至今墓旁石崖上还刻着由田汉撰拟，一丈多高的一首诗：

粤北刚闻虎将名，秋风白马又南征。

岂因烟瘴消英气？长向光明作斗争！

清血奈何无药石？埋忠差幸有佳城！

络丝日夜奔雷走，犹作翁源杀敌声。

为什么田汉身为共产党人会在国军里如此深得人缘？我希望读者在这篇文字里可以逐步找到解答。在这里我所要提出的则是对他的爱慕并及于当日国军的特务人员。

1941年间，某次田海男和我在广西金城江候车时遇到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一位干部，海男支吾其词，想要遮掩他与田汉的关系，却早为对方识破。但这位特务先生不仅帮我们找到车位，还要海男代向他父亲问候。

从另一方面讲，即使与田汉接近有如我者，也没有和他的思想一致。1950年间田伯伯认为我长期留居美国“甚为可虑”，因此写信给我妹妹粹存，要她来信转告我这四个字：而我也因为这样结束了和田汉一生的接触。

曾对蒋介石有过一段英雄崇拜

根据在大陆亲近田汉的人事后回忆，田汉死前虽曾写过若干“反美蒋”的文字，可是名义上他最大的“罪行”仍是1927年曾在南京国民政府总政治部做过顾问，此事距离文化大革命已有四十年。从他留下的《我们的自己批判》（1930年）一文看来，他确实曾对蒋介石先生有过一段英雄崇拜（他还在文字里以英文加注heroic），相信蒋先生是“国民党的文天祥、陆秀夫”。

另外，他从日本旅行回来，因遇到蒋先生下野，当时他写过“于是我也随着我们的总司令下野了，虽说从来不曾见过总司令”的话。而且，田汉早年接近国民政府，也曾受到当日很多左翼朋友的反对与指摘：其中包括不少在日本的朋友，只有谷崎润一郎对他稍示同情。这些人在中共文革时，对田汉的命运也有一定的影响。

田汉死后，我蒙田海男赠《田汉文集》一套，共十六册。曾前前后后没有系统地翻阅过不知道多少次了。此时看书的心得，只证实我前半生所得的印象——田汉在政治上是外行。他除了满腔澎湃的爱国情怀和传统的打抱不平侠义心肠外，他的政治思想并没有一贯的系统，他对时局的意见，也多系人云亦云。倒也因为如此，田伯伯是一个容易接近，容易与他肝胆相照的人物。

我上中学的时候，国内由五卅惨案和北伐所掀起的民族情绪，已经平息。可是几年前的文学作品如由郭沫若、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创办的创造社所出版的一些注重新文学的刊物，仍是我们年轻人爱不释手的精神食粮，当中也只有两位作家顶能够将革命时代的浪漫性格发扬到最高峰，此即田汉与郭沫若。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年轻时彼此就曾以中国的席勒和歌德相标榜。到了1930年间郭沫若只在福冈研究他的甲骨文，田汉则在上海主持南国社；又透过联华公司和电通公司将他的作品以电影的形式传达于广泛的群众，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就是《风云儿女》影片中的主题歌。由于电影的传播力广大，因此更引起当时的青年仰慕。

初期写作富浪漫气息

我在早年就知道田汉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在日本求学归国后已经树立了相当的声名，既可以在中华书局任编辑，也可以在若干大学教书。可是他撇开这些生活安定的事情不做，偏去（用他自己的语言说）“开艺术铺子”。他所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既无基金，更谈不上发给教职员薪水和学生应缴学费。而且其宗旨在吸收“奋发有为之贫苦青年”，于是先生介绍学生，学生又介绍自己的朋友，内地来的青年一下子没有地方住，就搬到田家去。所以田汉之办南国，有如明朝李贽之建芝佛院，包含了“三等僧众”在内。其中在楼梯下空处搭睡床的金焰和应门做琐事的小姑娘胡萍，日后都成为中国电影界有名的男女明星。我的朋友廖沫沙，也是由田伯伯的五弟田沅介绍而成为田家座上客，廖至今尚在文中称他“田汉师”。

从他很多剧作的题材看来，田汉的写作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而以初期的作品尤盛，如《咖啡店之一夜》、《古潭的声音》、《获虎之夜》和《火之跳舞》，很多场合之下，他和导演、演员密切的合作，没有脚本，或是脚本还只写到一半，就开始公演。《湖上的悲剧》在杭州演出四次，有人看过四次后，发现每夜的情节都不同，于是展开了对他的批判。他在南京演《洪水》，剧本还没有开始动笔，就决定了开演日期和地点。后来排演时，演员排到第一幕还不知道第二幕的曲折和第三幕的终结。

在国共密切合作的一段时期，田汉着军服，戴少将领章，佩手枪出入前线，跟着部队雨中行军。他的书里有很多日本海陆军的材料，他曾写过一篇怎样袭击日军旗舰出云号的文章，指出应当进入彼方射程之内破坏其司令部。但是这文字不送给军事当局，而刊载在《救亡日报》。在他动员的演剧队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常提议和年轻人竞赛爬山，他虽穿马靴，却经常捷足先登。到达山巅后就朝天鸣枪三发，颇为得意。

我因为海男的关系才有和田伯伯接近的机会。1941年我们刚从军校毕业还没有前往部队报到时，曾到南岳，在他租赁的房子里搭了好几天的地铺。我们也和田伯伯旅行于湘潭衡阳桂林之间，同行的尚有我的表弟李承露。当日的客栈进门处必有水牌，上用毛笔大字书写旅客姓名，只要田汉的名字一写上，当地京剧院、湘剧院的老板和演员立时闻风登门造访，一定要“田先生赏光”，参加他们的晚宴和演出；我们也跟着沾光，每日如此，无曾间断。但是这客人对主人也颇有贡献，抗战期间有不少陈旧的剧本，经过“田先生”的指点，得以改头换面。譬如《打渔杀家》变成了《江汉渔歌》。我曾亲眼看到田伯伯在桂林一家戏院，带着一大卷剧本，一边看戏，一边考究其和声。

读书肯下苦功

田汉伯伯是我一生所看过惟一能“走江湖”的人物，必要时他可能身无分文从中国一端旅行到另一端；他在重庆、昆明、贵阳都有朋友，有几位也够称得起“民族资本家”，可是他的生活仍然非常清苦。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我在昆明最后一次看到他，他家里的一坛米，就放置在床下。多年后我长期研究历史，才领悟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经济没有多元化，只有官僚统御农民，缺乏中层社会的因素去支持艺术家和文化人，此种情况在内地又更为严重。像田汉，又像我的另一位朋友范长江（他是名记者兼作家，曾劝我不要从军而和他去当新闻记者）想在国民党统治下做独立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不成功，而在毛派的社会之下，只会发觉文化与艺术趋向于均一和雷同的压力更大。所谓文化大革命，即系传统的文字狱，有了这种经验，我敢说中国惟一的出路在经济改革。除非经济多元化，自由无从兑现。

田汉之匆匆忙忙，凡事临时仓猝组织应付的习惯容易给人一种看来缺乏实学的观感，我在南岳的一周则知道他是个极肯下苦功读书的学者，他曾特别告诫我学外文必下苦功。从他的谈话和他讲在日本生活的故事听来，他的日语想必相当流利。田汉的散文里也有无数西方文字的成语和背诵下来的句法段落，虽说我无从断定他的会话能力。这些都是他少年时期在日本接受六年古典式教育所赐。田汉东方人的性格远胜于他所曾接受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我断定留学日本的这一段经历对他的一生极为重要（因为他的西方知识也得自于日本）。可惜的是他在国内由幼年至壮年、中年、老年都有相当详细的记录，惟独在日本这一段付诸阙如。

在南岳的一段时间，他每天请田老太太讲述她一生的经历（田老太太名为易克勤，有人称她是“戏剧界的母亲”，因为他们一家在上海常周济年轻艺术家之故）。田汉整理了他母亲的经历，以《母亲的话》为题，文长十万余字，在《人间世》和《当代文艺》发表，这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文字，内中提及湖南长沙东乡农民的生活，既琐碎，也细腻，举凡上山采茶，下水捉鱼，害天花，卖儿女，父母将逆子沉死于池塘中，年终三十夜赎当不付息，各种情节穿插其间，构成社会的一大剖面。一般人民生计艰难，亲戚朋友都有彼此照顾的义务，又因处境之相同相似，社会上集体性之强迫力量大，贤愚不肖全有公众品评。在出版这篇文字的时候，田汉无所忌惮的暴露着他家庭出身之绝对贫寒，也对他一生合群的性格作了间接的解释。

田汉的著作，至今仍有一部分不易为海外读者所骤然接受。很显然的，他的剧本中缺乏一个私下隐秘（Privacy）的观念。本来戏剧就是一种公众的传达工具，又叫它如何去包瞒隐私？其问题乃是作者视他笔下人物不能保有个人隐私为当然。如《咖啡店之一夜》里的女侍对顾客说：“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忙，有什么高兴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到郑先生说家里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家里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类似的对话也见于其他剧本之中。同时作者也在不少地方明确指出私人操守与公众义务的不可分割。

终生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

这种观点使作家田汉处于一个奇特的立场，他本来有放浪形骸的趋势，要是朝那方面发展，他大可尽浪漫主义之能事，更可以彻底的提倡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如司马迁所说的“少负不羁之才”，必定要对上一个“长无乡曲之誉”。田汉在上海所有门径都已打开了，所有向外发展的条件也都具备了，却偏偏尽瘁于传统的社会价值，事亲孝，处友廉，抚子慈。我曾读过徐志摩的一篇文章，说他在上海去见郭沫若，开门即见郭抱一小儿，后来去访田汉，开门也见他抱一小儿。实际上因为海男的母亲早逝，田伯伯对长子又超过一般父亲对子女所具有的情爱，他送我们去前线时确实热泪盈眶。去年我与海男碰面谈及他的父亲，海男也是两眼湿润。

我曾对这些事情作过一番思考，觉得这中间不仅是一个文学体裁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的问题。我这里所说的宗教，带着一种广泛的涵义，包括有形无形的组织、入世出世的思想，只要它笼罩着人生最后的目的，直接或间接导引出一个与旁人关系之要领，则为广义的宗教；即是一种高尚的革命思想，或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迷信，只要凝聚于一个“最高的”和“最后的”宗旨，有吸引一部分民众的力量，不妨以宗教视之。中国人的宗教思想着重父以子继，各人在血缘关系中得到永生。这世界既永恒的存在，则聪俊有志之士，不必依赖神力，即可以将整个大宇宙的负担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在《关汉卿》一剧里，田汉引用这元代剧曲家的字句，将他自己的抱负重新说出来：

地也，你不分好歹难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于是田汉也和关汉卿一样有志更正充塞天地间的错误与枉曲。他写的“将碧血，写忠烈，作厉鬼，除逆贼，这血儿啊，化作黄河扬子浪千叠，长与英雄共魂魄”，必然出于一种真纯的正义感。我想剧中称关汉卿为“戏状元”，关自称“我是爱上戏才写戏的，不是为吃喝，为发财”，也是田汉自身说法。

至于剧中又提出“古来以文字贾祸的倒是代有其人”，而且狱壁上又题字“不到此地非好汉”，则恐怕是巧合。可是既预先写下如此多不利于迫害剧作家的辞句，毛派人物不能忍，不让他去指桑骂槐，自吹自擂，而加以拘捕，以致自愿承担着“不明道德，陷害良善，鱼肉百姓”的诸般罪名，也是不可思议。

现在，再回到刚才所说的宗教问题，田汉的好和坏，忠与邪，可谓产生于一个简单率直的农村经验。惟其如此，其最高的与最后的宗旨才会气概磅礴。他四十岁时，郭沫若送他一副对联称他：

具田家浑憨气概　称市廛简朴之觞上寿上寿

扬汉族刚毅精神　作群伦奋厉之乐其昌其昌

联内将“田汉”字“寿昌”一并对入，虽说带着揶揄的成分，却不失为一种逼真的描写。

因之田汉的剧本不能与曹禺的相比。《雷雨》、《原野》与《日出》涉及人的内疚（guilt）与赎身（redemption）。这些观念，可以陪衬着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却一向不是田汉写作的题材。

鲁迅之短篇小说与田汉的剧本相比，也呈现一种极尖锐的对照。在鲁迅看来，传统的仁义道德，不外“吃人”。而田汉不仅认为传统的道德可以恢复，而且经过他身体力行的提倡，好像并未丧失，一到内外煎逼，立即可以光芒万丈的辐射开来。《晚会》里面一位资本家的太太觉悟后说：“假使我明天就得死，或是今晚，我也绝不悲观。我也要把我最后的、最好的力量用在更有益的地方去。”

给人们带来乐观和希望

为什么田汉会值得这么多环境背景不同的人敬爱？因为他给人们带来乐观自信和希望。他的赎身洗罪，不待神力，也不待将来，用不着内向。他的人生，就是一座大舞台，到最后总结（grand finale）的时候，台上台下都参加了一项群众运动，立即得到心灵的解放。如果儒家的入世观不尽能达到此目的，则继之以佛家道家的精神。

最后让我再节录田汉，或者说田寿昌、田老大，或者说是我所熟悉的田伯伯，他早年的名作《灵光序言》的一段精彩语句，作为回忆田汉一生浪漫情怀的一个注脚。他在1920年写《灵光序言》时，才二十二岁。这篇文章中曾述及他和初恋情人也就是田海男的妈妈——易漱渝婚前恋爱的一个小故事。

当时田汉和易漱渝虽已订婚但未结婚。他所描述的地方即是距东京约五十英里的镰仓海滨。田汉的文章说：

已而漱渝已为这种和美的自然之息所吹，便也绵绵的唱起那“remember me dear, be true”的歌来。我虽不会唱那歌，而且也忘记了那歌的名字，也不觉随声附和起来。谁知爱月者、善歌者大有人在，一时青年情侣恋歌互答，海浪徐荡，若为按拍。而由井滨的海水浴场遂变为东岛绝妙之情场。谁还想此地是当年战场，金沙之下尚埋有战士的骷髅，英雄的折戟呢？

我的回忆就此结束，现在让我们静候汉城传来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希望听众听到聂耳之曲，想见田汉之辞，对作者及对中国近代史，多了一番明晰而深刻的认识！

1988年10月10日，《台湾春秋》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