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北天南叙古今 怎样读历史

中国在20世纪有很多地方适应于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说法。首先对日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与强敌作生死战八年，战线连亘五千里，已是洪荒之未有。而接着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其范围之大程度之深也超过隋唐之均田。今日重创法制性的联系，以便从过去农业式的管制方式进展到以商业为准则的管制方式（称之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尚不过是当中的枝节问题）也势必工程浩大，牵扯极多。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

读史要认清时代

孟子还有一句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中国人在20世纪不仅推翻了超过两千年的专制皇权，停止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和与之共存亡的传统教育方式，也在社会组织、婚姻关系、宗教思想、对人态度甚至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变。如果这种社会革命没有更换我们所用的语言，至少它也增订了我们常用的词汇。可是传统古籍仍是以旧时代的眼光写成，连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在内。这教我们如何是好？将所有古籍全部放弃？或是待全部历史重新编订功成之前，叫一般人暂时不读历史？

我们不敢赞成这样削足就履的办法（在过去朝代国家内曾如是通行，即“文化大革命”也步其后尘），可是不得不提醒读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众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对中文已有相当根柢的年轻人讲，我主张在研究现代史之前，先对“传统中国”的这一段有基本的认识。中国历史的特色，即是长期的以文化上的力量和社会价值作行政的工具，数量重于质量，纪律重于法律。虽说经过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这些因素已在逐渐消磨，可是却并未全部被摒斥于我们的生活圈外。纵使过激之人士，企图将它们整个剔除（有如鲁迅，他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而且要让“孩子们”再不被其污染），至少也要知道它们的内容和活动的范围，才能掌握着我们身历其境的长期革命之背景和沿革。

道德立场是史书通病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今日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即教科书和新著作不能脱离这些原始资料之窠臼。诸书既已标准化，又在后期经过各朝代审订，当然不如理想。其中最大的通病，是其以道德的立场讲解历史。我们今日检讨传统中国之成败，亟要知道各时期土地政策、军备情形、社会状态等。道德不仅是一种抽象笼统的观念，也是一种无可妥协不能分割的因素。如果它一提出，则泾渭分明，好人与坏人盖棺论定，故事就此结束，如此最容易阻塞技术上之检讨。好在各书以道德饶舌的地方既明显又重复，读者只要稍具用心，不难一眼看出。

《食货志》的启示

原始资料之过于庞博，可能使初学者望而生畏。我的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此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只是二十四史里有《食货志》共十二篇，而且繁简不一。如《宋史》之一篇，则共十四章，本身就像一部专书。《辽史》的《食货志》只寥寥数页。而且因为古今眼光之不同，我们很难在一章一节内找到有价值的资料下结论。所以只能利用它作开路的引导，而向其他方面推广搜索，再以各文之互相引证前后连贯作复审的根据。例如我在《辽史·食货志》里看到《禁朔州路马羊入宋》。后来细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则当日之开封，连大车都用黄牛与水牛并拉，也可见得其禁令之彻底。回头再读拉体摩（Owen Lattimore）的专书，更相信马匹因耕作地区之差异在中国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中极重要。我自己读《食货志》的一种心得则是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自先秦至明清，可以连贯的用财政税收解释。

以17世纪的英国为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史也可以概略的看做传统中国与外界接触和冲突，又经过大规模的调整后更生再造的一种纪录。因此对中国青年讲，又不能不对外界的历史有最低度的了解。因为牵涉过广，又面临着今日之特殊情形，我建议先以17世纪的英国作出发点。这建议包括着重点主义之立场，也借之了解两种文化汇合之源远流长。英国在17世纪人口才由四百万增加到六百万，但是经过3世纪的流血动乱，才将一个农业基础坚固的国家，改造而为一个以商业法制管理的国家。迄至世纪之末，全国已如一个城市国家，全可以用金融操纵，银行业与保险业也开始露面。这不仅可以用资比较，还可以从这原始形态（prototype）里看出各国需要现代化的这个问题之由来。

从根本的政治哲学着手

在政治哲学方面，我也主张从根本的方面着手。今日之读史者纵未翻阅过柏拉图之原书，或未参加过基督教堂的礼拜，也应当获悉他们思想体系之轮廓和“原罪”的意义。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家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为古典派经济学家之先驱，也透过后者而影响马克思。如果读者全不明悉这思想线索之由来，则很可能对今日之西方生误解。以上的作家从自存（self-preservation）解释到人性为恶，最容易引起中国读者的反感。可是这已经无数的学者解释：现实的承认人性为恶，并非提倡人类应当为恶。如果我们呼吁今后不用暴力，这还讲得通，要是历史家否定过去暴力之存在，又不承认其在历史上之作为，就不合实际，其所写历史也与实情不合了。

综合以上所述，这“长宽深远”的设计，无非针对着目前地覆天翻的局面，其用意也仍是注重“时间上之汇集”（timing），亦即不离孟子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着眼。又因为最后需要读者作主而自存信心，所以又必加上一个“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附带条件。

1991年5月31日《中国时报》开卷副刊

1991年8月《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