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北天南叙古今 再叙瑞典

瑞典的历史中，有好几个有趣味的人物。虽说他们不一定是我们崇拜或钦慕的对象。

前次我已提及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他殒身于三十年战争之中，但是他的军事行动，扩张了瑞典往北欧大陆的领域，也巩固了新教的地位。现在尚要说及主持“北方战争”（The Northern War）的查理十二，和创立白纳多特（Bernadotte）王朝的查理十四。恰巧他们的功业彼此都有一百年的距离。亦即按照上述的顺序，他们名传遐迩之日，大约接近于1610年，1710年和1810年。

查理十二，十五岁登基为瑞典国王，时在1697年，只三年而北方战事爆发。原因是丹麦国王、波兰国王、俄国的沙皇彼得大帝以及今日德国境内的几个公国，都企图夺取瑞典在波罗的海东岸和南岸的领土。也乘着瑞王年轻而缺乏经验以为轻而易举。殊不知查理即在髫龄时，由他父亲监督之下，受过各种刻苦耐劳的锻炼，也能身先士卒，有严格驭下的能力。1700年初，这几个国家按计划行动。查理十二采取内线作战的不二法门，实行各个击破。他首先登陆于丹麦，先声夺人，不战而丹麦王屈服。这时候波兰军攻击瑞属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土不下，查理乃于秋天横渡波罗的海。他没有遇到波军，于是决定移麾攻击俄军。当年年底那瓦（Narva）一役，他创造了以寡敌众的奇迹。瑞典国王率兵一万人，可是组织训练装备都比俄军强。俄军据称有八万，但至少有三万五千人参加战斗。瑞军窥破对方阵线上的弱点，于是集中兵力遂行中央突破，俄军溃败后沙皇退还国境。

1701年查理十二再向波兰进兵，其时波兰国王为沙克逊（Saxon）国主，波兰人偶一挫败之后无心战斗。查理乃轻辞重币地到处招降。1702年瑞军占领波兰国都华沙。可是他又再花了两年的时间，才将波兰大致平定。至此他和波兰人为约，废原有波王而另立波兰贵族首领为王。可是沙克逊国主并未成擒，他仍受俄国津贴，实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办法。查理不得已，又只能直捣沙克逊老巢。1706年秋天他占领了沙克逊，至此其国主才接受城下之盟，宣告放弃波兰王位。

1707年查理东向企图与彼得大帝决战。1708年集中兵力于立陶宛之维尔纳（Vilna，现在苏联境内），其目标为莫斯科。至此瑞典国王替19世纪之拿破仑和20世纪的希特勒预先伏下了一个劳师远征俄罗斯，不败于敌军而先见挫于天候及地势的前例。瑞军原拟向莫斯科进发，约三百英里处而已入秋，查理乃折向南入乌克兰，预料当地之哥萨克部队接应，不料沙皇已早有对策，哥萨克部队参入瑞军的人数有限，而且士气委靡，瑞典的接应部队则沿途被俄军截击；所带来的供应更极短少。查理十二仍无气馁的状态。青年国王仍在与部下共甘苦鼓舞士气。1709年夏天波尔塔瓦（Poltava）一役，瑞军一万七千人，俄军四万。彼得屡次战败，举动犹疑，查理企图邀他于原野决战，乃先围攻波尔塔瓦北之阵地。只是刚一接触，瑞王即负伤，其副指挥官无国王之智勇，也不能在战场采取主动，瑞军死伤被俘者众。查理被劝由军士数百人丛拥入土耳其人之奥图曼帝国。后卫指挥官被俄军包围，降彼得大帝。

至此查理仍不放弃与沙皇决战之宗旨，他继续鼓吹并赞助土耳其人侵袭俄国，并遥对瑞典指挥。况又一度被土耳其人囚禁，于是者五年。最后与其随从于1714年10月出走，隐匿身份地飞驰贯穿敌境，而于11月抵达瑞典在北欧辖地。同行者数百人，至北欧时只二人。他回国后，又再筹备下次战役，又已集结三万人，也仍须对付在挪威之丹军。不幸于1718年在挪威巡视时殒身。他究竟是阵亡还是被谋害，始终无法断定。

要是查理十二之一生行止有传奇性，则查理十四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白纳多特（Jean Baptiste Jules Bernadotte），法国人，1780年十七岁，于路易十六的部队里当兵。九年之后也曾一路升迁；可是大革命展开之后，才是他将星高照的日子。1797年他奉命率兵二万支援拿破仑的意大利战役，从此两人的功业与出路，纠缠在一种离奇的状态之中。

他们两人的年龄（白纳多特长拿破仑六岁）、出身、才干、志趣和胸有城府的情形大概相似，照理必有一番斗争。可是白纳多特于翌年与拿破仑之前未婚妻结婚（拿破仑已娶约瑟芬）。夫人Desirée Clary之姊又嫁与拿破仑之兄约瑟。从此两人有亲属关系，白纳多特也像拿破仑之弟兄一样，对拿有批评而又忠服；拿破仑也能容纳他的若干独立性格。1799年他任陆军部长，那年拿破仑以兵变夺权，白纳多特曾反对他的非法行动，但是在紧要关头却又支援。拿破仑于1804年称帝，升白纳多特为元帅，并封为郡公。1805年拿破仑的奥斯特黎兹（Austeritz，今在捷克境内）战役挫败了俄奥联军，奠定了今后称霸欧洲大陆十年的基础；白纳多特也在这战役里建功。

兹后几年白以军政总督的身份治理德国北部若干地区，以能干而有效率，更对人民温厚著称。他也曾公开地流露对拿破仑不满。也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展开了对瑞典人士的接触。后者对他的公平慷慨具有深切的印象。

瑞典在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在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她仍拥有芬兰及波麦兰尼亚（Pomerania，今东德波罗的海沿岸）之一部分。她的宿仇为帝俄及丹麦。因为芬兰她曾与俄国长期交兵。法国大革命弑君为民国，又产生恐怖政治，欧洲各皇室都有参与干涉的动机，在这情形之下，瑞典王国又须亲俄而联普鲁士及奥地利。只是一般军官和贵族中的青年分子（两者互为表里）则景慕法国人所提倡之自由、平等、博爱，更同情他们除旧布新的精神。拿破仑登场后情势更为复杂。英国恐怕丹麦舰队落入法手，曾于1801年炮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摧毁了丹麦船舰，逼着丹麦仇英亲法。根据远交近攻的原则，瑞典也必反其道而行，只有背法而通英，于是乃有1805年之瑞典的参与反抗拿破仑阵容。只是当日拿破仑仍是所向披靡，接着又有耶拿（Jena，1806）和弗德兰（Friedland，1807）的两次胜利，除瑞典外欧洲大陆的反抗都已平息，拿皇于是鼓励帝俄及丹麦于1808年向瑞典宣战。丹麦只能透过挪威在边境骚扰，俄军之入侵芬兰则使瑞军接二连三地战败。

在以上情形之下，瑞典经过两次政变。1792年国王在斯德哥尔摩的歌剧院被暗杀。1809年之兵变，青年军官因着国事蜩螗又废当时的国王而迎立其叔父为王，是为查理十三，时年六十一，尚无子嗣。因着立嗣问题，也是众议纷纭，更增加情势之不稳。最后国王接受支持者之建议，遣使谒拿破仑，愿得白纳多特亲王元帅为养子，嗣承瑞典王位。拿皇既已姊妹弟兄皆列土，称王于荷兰、西班牙及德意境内，至此其建议初看起来荒唐，实际也不为过。有历史家称白纳多特初不愿往，在拿皇命令之下曾说，他日若为王，则只能以瑞典社稷为重，而无法再瞻顾法兰西之利益，也有人说他暗中活动瑞典名位。总之则是白元帅时年四十七岁，改名Carl Johan，放弃天主教，皈依路德教派，承受拿皇之认可，成为瑞国王储。他一生不谙瑞语，只是被立嗣之日即主持瑞典军国大政。此人身长，面圆，发黑而浓卷，既具仪表，而在谈吐交接时带魅力。在他主持之下，瑞典与俄国英国修好，听任帝俄攫取芬兰，本身以向丹麦接收挪威为补偿。不久拿破仑又发动征俄之役，从莫斯科退出之后，奥、普、俄再度纠结兵力与法军战于欧洲中部，瑞典王储亦率瑞兵八万至十万参与联军。除以约二万人保守瑞典国门之外，王储亲率之六万五千人一路监视拿破仑之进展，最后于1813年10月投入莱比锡（Leipzig，今属东德）的战斗。是役决定拿破仑第一次之被逐放。胜利后瑞军也参加追击，只是不及法国之国门即折向北，彻底威胁丹麦、确实获取挪威作为战果。从此瑞典永远放弃芬兰以及波罗的海以东以南在大陆的领土及历史上之宗主权，只与挪威成为联合王国，各有议会而共一皇冠。

王储于1818年嗣位为瑞典兼挪威国王，称查理十四，自此终身偃武修文，提倡教育，修造瑞典南部横贯东西之运河，稳定财政，再未豫闻任何战争，1844年逝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为瑞典国王亦二十六年，临终时曾夸言世间无人创下如我之功业。

如果我们将他一身经历拿出全盘衡量，只觉得此言不虚，白纳多特弱冠以布衣从戎，以后既为革命军将领，也是拿皇的新型贵族，终为异国王储。他既尽忠于拿破仑，也执鞭弭与之周旋，却又全部公开合法，算不得通敌叛国。而且拿破仑被放逐后所设立之卫星王国，全部瓦解，只有白纳多特王朝至今犹存。其子嗣也与欧洲年代深远之王室联姻，今日丹麦、挪威与瑞士之王室也都可以算作他的后裔。自他之后，瑞典也再未与任何国家交兵。挪威于1905年独立，并未引起兵革，瑞典也逃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难关，如是长期的和平近二百年。他留下来的白纳多特王朝历经六位君主，接受了19世纪以来自由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潮流，将一个中古型的国家体制改造而成现代体制，如此都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

以上三个瑞王的经历都带传奇性。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在浓雾包围之下与部队主力隔离，力战而死。可是他的战略目标却已获得，北欧从此被保证不受维也纳的统治，新教的基础也日趋巩固。查理十二则被一颗滑膛枪的弹丸由左至右贯穿额部而英年早逝，他曾被称为穷兵黩武，可是他的为人又为各方景慕，即他的对手彼得大帝也称他为英雄好汉。及至查理十四既是革命家，又是职业军人，却平白地被异邦人士邀请为国主，而且今日不少在欧洲有历史的朝代都被推翻，白纳多特王朝却毫无动摇的迹象。

但是读者至此也不免发问：这些故事诚然不乏兴趣，却不知与我有何相干？我们今日亟待对现代政局的演变有最基本的了解，因之才参阅到各国历史。难道提及瑞典不已，又还要详至其帝裔世系？

我的解说如次：这些情节已不仅是瑞典历史，也是现代欧洲历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影响所及，也仍与现在的世界大局有关。

欧洲各国从中世纪发展到近代，在马克思看来无非由“封建社会”进入到“资本家时代”，这样的解释，并非整个地不正确，只是失之过简，容易被利用作为阶级斗争的凭藉。我们也不能说阶级斗争全未在历史上发生，只是认为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的首要工具，则与事实不符。在重新检讨各国衍化的程序时，我们最好看清它们都有从“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进展到“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趋势。前者以人身政治为主宰，只要因着臣属关系和家庭关系能使上令下达，则纵是疆域领土畸零分割，人民属于不同的民族，操不同的语言，亦无所不可，以后交通通信进步，人口增多，产业发达，一个国家之能在行政上有效率，端在其疆域方正完整，人民在人种上或语言上和谐一致，文化上具有向心力，于是才有后者的抬头。

可是在历史上讲，这样的改组不出于一种自觉的运动，而是很多国家，因着各种不同的原因，经过一段变乱，在长期间内将这转变构成事实。只有从历史的后端看来，我们才能看清这种运动，首先多以宗教的名义发难，以后则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影响越来越浓厚。最近两个多世纪以来，更有加强经济组织的需要，于是以前朝代国家以农业社会习惯作管制之南针，至是才有民族国家以商业习惯和效率作为治国之基础。马克思彻底大规模地简化历史，才称之为封建社会转变而为资本家时代。在《共产党宣言》里他用了短短的一段，概括了牵动了全欧洲跨越数个世纪的一种运动。其重点在指出封建领土与农奴间的利害冲突终导引到市民阶级之抬头。

以上三个瑞典国王的事迹也替这段历史提出见证，即是我们将当中的曲折一再减略，仍可以看出事实之发展不能算是与阶级斗争互为表里，而只有地缘政治的重要才至为明显。

这故事既有社会环境之纵深，也有国际舞台之复杂。其开始即是欧洲自中世纪告终以来，今日之德国（包括东德和西德）尚保持封建社会之体制，全境分为约三百个单位，内中大公国、侯国及主教区和自由城市总数都约略相等，不仅各单位的面积大小悬殊，而且当中尚有飞地而互相阻隔之情事，在中国历史中只有魏晋南北朝一段差可比拟。本来马丁·路德之提倡宗教改革，既有人本主义之精神，也有国家主义的趋向。他在与教皇冲突时，即呼吁日耳曼民族的王子郡主为支援。各王子也多乐于新教，尤以北方的王国为甚。他们已有海外贸易之利润，也承望因之脱离教廷之束缚和财政上的索取。奥地利之王室，则把占了神圣罗马皇帝的地位，以“卫道者”自居，在维持天主教的正统之名义下，希图将仅有名义之领主地位增强，构成一个实际控握广土地区之威权。

维也纳之企图加强管制，也和巴黎发生冲突，法国眼见哈布斯堡王朝在西班牙、意大利、荷兰、比利时都辖有土地，再加强德境之统治，不免感到三面包围。只是在16世纪的后期各种冲突途倪纷纭，都未达到有决定性之后果。

17世纪初期展开之三十年战争，牵连了很多国家，也可以视作前世纪未了之各种变故之继续，最初也由宗教问题而起，也因各国彼此毗邻，不免在利害关系之间猜忌嫉妒，才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是战事愈近后期，新型国家间的冲突愈为明显。宗教问题被置于脑后。法兰西虽奉天主教，为着不愿奥地利势力之膨胀，首先津贴瑞典，以后更出兵支持。丹麦初为新教之领导力量，眼见瑞典军事上之成功，却又不甘坐看强邻压境，于是反戈与之兵戎相见。战事在1648年结束时，法国与瑞典同为战胜国。因之戈斯塔勿司·亚多尔夫司今日之铜像，尚在斯德哥尔摩歌剧院之前，他虽不能亲身体验得到，他的功业，已代表着瑞典实力膨胀之最高潮。这国家除了拥有芬兰，占领了今日之列宁格勒和最近向苏联提出独立要求的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小国之二以外，又控制了今日之东德、西德与波兰的海岸据点，尚且囊括了自丹麦以东海内的全数岛屿。此时称波罗的海为瑞典之内湖，实不为过。

一个世纪之后，又有奇人查理十二之出现。只是他却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他的战败和最后以身殒，虽然值得读史者的同情，可是于国运无补。因之也有人认为他好勇而无长久的计谋。更有不少的瑞典人认为祖先遗留下的大帝国不能保留，以至今日瑞典除本土外，在欧洲大陆无尺寸土也应当由他负责。

又有一批瑞典历史学家如哈仑多夫（Carl Hallendorff）与休克（Adolf Schüok）则认为查理十二实在是企图“保全着一个无可拯救的局面”。至18世纪初年瑞典尚掌握着波罗的海东部的制海权，也仍保有着瑞典陆军的优秀传统。以前在大陆所拓土则富有经济上的价值而缺乏战略上的纵深。所以他眼看着四周各民族国家之兴起，迟早有将瑞属各据点取得之势，他除了自动放弃这些属地之外，也只能先发制人，以攻为守。事之成否不说，此外也别无他法。

今日看来，奥地利本身虽属日耳曼民族，并因王室沾染着神圣罗马帝国之名号，也被属下其他非日耳曼民族附庸拖累，她之企望作北欧之主宰，不免与时代之潮流相违。而且各地采用新教已有一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也不容在此时再将时钟倒推回去。瑞典以波罗的海为内湖，可是如通北海之孔道却为丹麦、荷兰把守。瑞典企图发展商业时即受两国干涉，瑞典之海军亦不足为二国之敌，这国家的人口与资源有限，其长处在国王本人控制多量之土地，每一发生对外战争，即将其一部出卖或颁赐功臣，筹款之后，募苏格兰及德境之雇佣军。所控制之王土经过大量之消耗，则又施行一种带历史性而离奇之法制，称作reduktion的，我们无妨称之为“强迫退田”。亦即新王嗣位时，各人仍有将王土之一部退还朝廷作为新的基础之成例。于是不仅出尔反尔，也因财产权不能固定，影响所及，即种田人亦无从知悉本人之身份地位，查理十二在1697年登基时，即因在黎方利亚（Livonia，今日之爱斯东尼亚及拉特维亚之各一部，刻下此数国正宣告脱离苏联而独立）之大地主巴特古（Johan Reinhold Patkul）不甘心瑞王所谓强迫退田，投诉于法庭无从获胜，乃游说各国王，并且鼓吹日耳曼传统才引起“北方战争”之展开。可见得当日瑞典之拓土，并未脱离朝代国家之作风，也仍未放弃封建体制（欧洲封建之一重要原则即是国王永远不放弃土地之基本所有权）。

总之德国境内情形过于复杂。构成民族国家尚待一个半世纪之后方能成为事实。况且纵如是，东欧自波罗的海沿岸各小国，南迄波兰俄境无自然之疆界，若干地区人口混居，当中种族语言宗教各异，易开争执之端，也触发彼此之安全感，本世纪以来循着这东西轴线所发生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有多起，即疆域亦曾数次变更。而至今此带有威胁性之因素并未消除，自此也可想见18世纪大陆上数个国家协同的将瑞典之外界势力驱除，实为简化局面的办法，在历史上具有当前的积极性，此非查理十二个人之威望能力所能挽回者也。

自此又约一百年，则有法国元帅成为瑞王之养子。白纳多特既同拿皇起兵肃清欧洲封建势力，以后又厌倦波拉巴特之干戈勿戢了无止境，以他的经历和态度，他对地缘政治的力量和各国民族自决之潮流不能未具用心。他的“不介与政策”不仅使瑞典长期享有和平，也成为这国家今日局处中立的基础。

然则和平与繁荣之间，尚有一段至大的距离，终于19世纪瑞典仍是欧洲一个偏僻而穷困的国家。今日瑞典的平均国民生产总值冠于欧洲各国，大部得自两个主要因素之助益。一是向外大量地移民，减轻了国内人口的压力，也使工资提高、经济的改组不遇障阻。另一因素则是因借着科技的进步，开发了以前无法开发的资源。这两个条件同时生效，给了主政者一个全面筹划的机会。

瑞典向美国移民的数目，没有确切的统计。一般估计自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共一百五十万人。内中也包括以后由美回瑞的人口。1920年间的估计，当时居住美国的瑞典移民为六十三万人，再加上移民之子女则也近于一百五十万之数。此外加拿大也有瑞典移民及其子女约五至六万人。总而言之，这在该国19世纪的人口六百万和今日之不及九百万的数目内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移民最早的时候发动于1840年间，亦即是查理十四自称功德圆满的前后（美国开国前曾有瑞典人士移殖北美洲，可是17世纪的探险拓土，不能与以后移民并论）。当时移民的原因大致为宗教信仰上的歧异（以Eric Jasonists为主）。以后的原因，则以经济上的成分为多。

初看起来，以一个面积略等于台湾十二倍的国家，迄今人口不及台湾之半，尚要向外移民，颇为费解。可是我们要注意迄至19世纪之末，瑞典主要的仍是一个农业国家。1850年农村人口为全国百分之九十。迄至1900年仍占百分之七十五。北部既奇寒，即南方也多森林湖泊，再用旧式农具操作，也无法维持大量的人口。打开局面的条件，首为工业化，而这条件则待科技之展开。

亦恰当1850年间及1860年间正值该国大规模移民发动之际，西方的科技有了长足的进展。瑞典主要的资源，为森林及铁矿。在蒸汽机发动的木锯登场之前，木材的开采，主要限于南部偏西的海岸一带。机器锯木开始于1849年，至1860年间而普及，也随着英国市场之扩大，开采才遍及于北部。有些树木如云杉（Spruce），只能作纸浆用，也待1880年间发现的化学媒介，才能大规模生产。至世纪之末，瑞典出产之木材占国际输出之百分之四十，而不久输出之纸浆又超过木材之价值。即铁矿亦复如此。迄至1840年，传统的炼法使低级矿砂无法采用。1840年炼法的改进，1850年间的“兰开夏法”（Lancashire Process）之炼生铁，及1860年间之“白塞麦法”（Bessemer Method）之大规模制钢以及1880年间之“吉尔开司法”（Thomas-Gilchrist Method）使工本愈来愈低，于是低级矿砂可用，含磷质的矿砂也可用。及至本世纪瑞典的大量矿砂出产于极北偏西，接近挪威的港口一带，即是以前之所未有。1940年希特勒占领挪威，当中一个原因即是波罗的海冬季冻结，瑞典的铁砂全依挪威方面之港口入海。挪威方面有海洋暖流才能使船舶经年通行。

在这些科技所造成的突破之前，瑞典铁矿及所制铁几乎全用于输出，至此才在国内大规模地修建铁道，开设机器厂，促成造船业之突飞猛进。国家普遍的工业化后城市人口增加，再加以向外移民，农村的人口急剧地减低，劳动力紧缩，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才合乎实际。以上的情形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也待到第一次大战前后才发生确切的效用。农业技术的增进包括沼泽地带的排水，使用化学肥料。大型农具的使用最初仍用马拖曳，以后才用自动的机械。

所以瑞典的初期存聚资本，没有经历有些国家例如中国所临受的痛苦。亦即毋须强迫农民胼手胝足的节省，而系自工矿分润至农场。也因为铁砂木材与纸浆都有已开设之市场，亦用不着向外长期举债。可是从纪录上看来，瑞典最初的保险业，仍操在英国人手里。

在组织新型的农业和工业的过程中却自始即有政府之介入，这样也构成今日瑞典社会主义立场之基础。瑞典之在农村中组织生产及消费合作社较丹麦要迟几十年，看来也取法于丹麦。我自己最近十年来粗枝大叶地观察各国经济发展情形时，着重每一个国家的农业财富与工商业的财富之自然交流。要是某一个国家进展到这种程度，以后之进展即可加速（很多人没有注意：今日中国已初步到达此田地），可是要如此，则先要使农业土地归并集中，才能增强效率，接受投资与借贷。凡此都是瑞典政府几十年来一贯的政策。政府不仅有选择性地颁发津贴，而且设立咨询的机构，主持土地的买卖。每一地区都有一个农业管理处，也有一个乡村信用合作社。土地的转让都通过于前者，后者即有如银行。如需借贷买田及购置大型农具，借贷人不得现款，而系将发票交信用合作社，经过后者审核之后才发款，务使所举债不致浪费。至于牛乳乳酪的生产，合作社更不可少。通常以上的产品都用十吨以上的货车运送。货车公司及批发商只向合作社交易；即向各农户收集产品也仍须由合作社划账。所以这个国家农产品的生产和分配都已大型的商业化，即乡村中也有高度的组织。

在近代瑞典政治中占显赫地位之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创立于19世纪末期。起先标榜马克思主义，可是后来参加工会运动，主张十小时工作制，提倡全民选举，在这些实用的行动之中，逐渐脱离了阶级斗争的抽象理想。在20世纪虽长期的为多数党，却也经常与其他党派合作，也间常在选举时短期的失去了优势，而且党内也仍有左右的派别。换言之，看来与政党政治中的一般政党没有基本上的区别。可是它的成员，也渗透入工会组织和其他社团之中。这些组织与社团也在行政机构里发生了力量。所以有人说现行瑞典的政治体系是传统的官僚组织与现代代议政治的一种结合。本来两种不同时代的体制互相重叠，在瑞典已无足为怪。白纳多特王朝，即是这样结合的一种产物。今日瑞典也一面推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面又仍以王室和传统作排场，在举行各项仪礼时尽极炫耀。

所谓社会主义的趋向，表现于税重，社会上之福利也周到，从老年人之赡养到儿童之生活费都已顾及。政府不仅干预经济，其本身也持掌着很多服务性质之企业，有如交通、通信、广播事业与能源。斯堪的那维亚航空公司SAS由四个国家公私股份组成。初成立之日，此邦政府立即在瑞典之份内认股百分之五十。全国的合作社构成一大组合，力量庞大，瑞典政府也是其中的股权人。也还投资于各种生产事业。各处市政府也同样的表示它们似于大公司的性格。可是全国的企业却又绝大多数仍在私人手中。有人也以为瑞典的经济，虽公私混合，到底仍以自由企划为主，所以仍为资本主义的性格。也有人以为其社会本身即带着协会性质，所以她的作风折衷于东西两种体制之间。

这种种说法，视各人之重点而定。在今日各种名辞陷于一种混淆的局面里，可能愈作理论上的解释，愈令人感到糊涂。我们看来，瑞典的社会主义与今日所谓共产主义的国家有一个显著的区别：此即她之自由的劳动力。此亦即是各人之就业纯依自我选择。前已言之，瑞典之现代化，毋须强迫群众在农场集体的操作去储积资本。可是她所聚资本，首先大概得于森林之木材及地下之铁砂。如此自然所赋予之物资，不期而然地即先带有一种公众性格。有了这种种历史上的因素作后盾，则不待意识形态的鼓吹，社会主义已有了潜在的实力。

这样的体制是否是一种成功？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吞堡（Gothenburg）巡视一周，当然经过旅游者必经之地，可是也漫步信行，穿插过一般旅游者罕至的大街小巷。所见所闻纵是走马观花，无法否定一般人公认此邦的整饬有秩序。以电子机作管制公众行动的工具，遍处都是。大凡银行交易，车站购票，各公共场所之问询，无不预领先来后到的数目牌号，然后听依次序之传唤。今日在美国之街头停车，犹依铁柱上之机械时表付费，在瑞典则以电钟将分秒印在卡片之上，停车人将卡片陈列于车窗之后，供询查人员检视。旧式之建筑及交通工具也仍所在多有。但即不特加粉漆也仍在朴素之中表示其整齐净洁。接待人员也一般循规蹈矩地有礼。本来我已看到旅游书刊指出在此邦做客通常毋庸付给小账，即付少数即可，因为“服务附加”已列入账内，可是计程车则必给百分之十五之数，因车夫须另向政府缴税。偏巧我们离开斯德哥尔摩之拂晓，计算有欠周详，到头无法给付小账确如其数，甚为狼狈，车夫之内心反应如何，不得而知，可是他始终有礼。要是美国，而尤以纽约之计程车司机难能有此宏度也。

瑞典的立法机构设计过度的周详，已经早有人批判。例如我手头有一本小册子内中提及：“瑞典人对外宾全部和蔼有礼。差不多全数都说英语，也全数乐于表演他们所玩的把戏。他们可能向你诉苦，说他们的国家是西方国家中管制得最严格的社会。这在某些方面讲，却也说得确实。最近十二年来，瑞典国会的通过法律和制定条例有昼夜不停每八小时创制一项的进度，也就是每年超过一千件。可是在多种情形之内，一般人民和议员先生一样对这样的作法以轻率的态度对付之。这整个的一套既已进展到如此复杂的田地，已经没有人对之十分重视。瑞典人士对他们认为合乎情理的条例规则遵照奉行，其他则相应不理。”（节自福达［Fodor's］旅游指南《斯堪的那维亚》册1986版页三六九）

可是也有些条例虽然繁冗而无法摆脱。从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空运汽车站（air terminal）到奥兰达（Arlanda）飞机场的巴士每十分钟一班，可算便利。车站的平面作长方形，占地广大，四面沿街，也各有人行道。可是旅客进口在一边，登巴士的出口在另一边，其他门扉全部闭锁。即人行道上的捷径亦形同虚设。我们已预买车票，看着巴士近在咫尺，也只能放弃近路而走远道，必须在车站建筑物内斜插而过，才符合了进由进口，出经出处的规定。而且尚不止此也，及至登巴士时，才发现车站出口有两重门，中有小室。起先前门封锁，后门大开。等到乘客二十人一批入室后，后门亦锁，室内红绿灯大亮，有一分钟左右如禁闭在电梯之中。然后后门仍锁，前门大开，我们才鱼贯出站按次序登车。全部程序经电气操纵。我曾有类似的经验，则系在美国参观监狱时。

今日外间旅游者在此更感到“不便”之处，倒是物价高昂。例如火车站之自助餐厅，咖啡每杯十四个克朗，照此时的兑换率近于美金二元五角，杂货店之硬面包一块，也值三克朗，近于美金六角。倒是在渡海轮船上的头等餐厅反而价格公道，似和伦敦、纽约中等餐厅的价格相埒，可见得其价昂仍是一般服务性质的工资高昂之故。很多瑞典人以他们国民生活程度之高为荣。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中等以上的家庭不仅具有汽车，而且自备游艇。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斯堪的那维亚各国的繁荣，也同和世界的繁荣共始终。19世纪末期此邦之现代经济初展开时，即受有美俄小麦登场倾销西欧的影响。瑞典近几十年来的突飞猛进，更与两次大战之后需要复原的建筑资料不可分离。今日不仅旅游事业为国际贸易之不可或少的一部分，而且斯德哥尔摩的水果市场产品来自世界各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已不用说了，而远者来自新西兰及哥斯达黎加，因之原油涨价，此邦经济必受影响。1970年间即曾使瑞典失业的人数有相当的增多。

我们耳目之所及，发现美国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影响仍为深巨。在城市间，英语的通行毫无阻碍，使我们忘记了英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而且一般人的英语发音尚是美国语调，而间常带着美国俚语。电视节目全以美国所产所制为骨干。国际新闻以美国广播之网系作台柱，而其戏剧节目也靠美制电影支撑。即年轻人喜爱之流行歌曲，出租之电视磁带（video cassettes）亦无不如此。可是如此一来，美国（USA）之影响固然在文化方面，也偏重于享乐。制造方面之影响，则以日本为盛。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常见之汽车非欧制之贵型车辆，而以日制廉价车辆为多，这和伦敦的情形廓然不同。而且日制产品也及于各色通信器材。所以纵是美国之剧本和歌曲，而传达的则是日造的工具也。

到底这种体制是否一种成功？这就很难说了。首先提出瑞典的制度近乎尽善尽美的是美国新闻界巨子柴尔兹（Marquis Childs）。他作此言时在1930年间。今日已经相当的物换星移。在牵扯全局在大范围的问题中作结论，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则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前已言之，我们看到斯堪的那维亚的国家而以瑞典为盛，全部整齐清洁，秩序井然，不能不表示敬仰。而且此行未看到一夫一妇衣服褴褛，一个无教养的儿童踯躅街头，尤其值得羡慕。可是要提及全民都乐于这样的体制，则至少缺乏立论之凭藉。

我们也可以从各种书刊看出：瑞典也有已开发国家的各种苦闷。比如说：社会民主党好像都把各种问题解决了，而实际上工会领袖、合作社负责人物即此也成了新型官僚阶级，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反而自命为国家主人，颐指气使。在追寻效率的要求之下，无论是农场，或是林园，或是屠宰场，都只有愈做愈大，小本经营的业主仍无法生存。又因为离婚的公算高，父母都忙于工作，子女失去监督，很多年轻人组成帮派，盲目地寻乐，有时也成为警察巡视的对象。我们在简短的行程中没有目击到这样的情节。可是根据已经知道的背景，如此的报道必有事实上之根据。

即此我们也可以领悟人间天堂总是一种理想。瑞典前国务总理帕尔梅（Olof Palme）出身富室，却同情于穷人，曾主持着不少社会福利的立法，曾尽力于教育及宗教工作，也曾用他的声望去调停国际的纠纷。如此一个乐于为善的人物，竟于1986年在与其夫人在斯德哥尔摩街头闲步时，被暴徒从后开枪二发被刺而死。虽说刺客迄未缉得，也有人相信其为神经病汉。然则，纵如是也无法否定其社会仍有罅隙，并未能由物质生活之完善即已造成一个乌托邦。因之我们也只有更强调财富为组织现代国家之一种资料，却难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可能追求之目的。

瑞典的历史，也和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一样，要是观察者将视界阔大，眼光放深，则可以看出其前后衔接，虽说当中也有出人意料之成分，却没有不能解释的奥妙。这个国家本身放弃为超级强国之后，即希望不再介入超级强国的争端里去，可是她的发展仍与外界的发展不可分割。因之她提倡国际的和平，热心于联合国的行动，也有内在的原因。她的经济系统，自有特色。即强调其社会主义的性格也好，或强调其本格上的资本主义性格也好，只是一经展开，其所有权和劳动力即构成一个大罗网，而且越做越大，因之与国际的发展也越不可分割。

我们乘坐的SAS飞机自斯德哥尔摩起飞三小时后接近英伦。邻座的一位瑞典乘客借我的笔填写入境报告单，引起一段谈话，不久就牵扯到瑞典的物价上面去了。

“不仅你们以为高，我们也以为高。”他很着重地说。“我们还要纳高度的所得税，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

稍停之后他又继续下去。“现在瑞典是欧洲生活程度次高的国家了。第一位则是意大利。很多人说下次选举时，社会民主党有问题，这很难说。”

“不过你们向来是一个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我就插上去说。

“那倒是真的，教育不付费，医药也不付费（free school，free hospital）。”

我没有告诉他的乃是回美之后我们还要立即筹付一年一度的一千三百美金的学校税。而且纽约街上仍有很多乞丐，最近我们也看到伦敦也有乞丐出现。

“你们的失业救济一定办得好，”我说，“这次在斯德哥尔摩，我看不到一个沿街行乞的人。”

“现在也有了，”他更正我，“在地铁那边有一个家伙，我看着他每天都在那里——有一个多月了。”稍隔一下他又说：“不过他们大概都是外来移民，那个人就是罗马尼亚来的。”

这时候飞机已至英国东南的Anglia上空，驾驶员说明他会向着泰晤士河飞，到伦敦的“大本”（Big Ben）之后才折向右准备在希则罗降落。

1990年10月稿，1991年8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