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跋语

西文衍声，中文衍形。衍声，故英法诸国之字典，以字母之先后为顺序；衍形，故许慎《说文解字》之部居，始“一”终“亥”，据形系联。

然衍形文字，组合极为复杂，书写至不便利，故秦汉以后，解散古文籀篆之体，作为隶楷，期便书写；于是古之象形文字，至此但略具匡廓，已为众所共喻，不必复求酷肖其实物之本形。此就应用之便利上言之，固为文字之进化。惟隶楷对于古篆之笔画，既多省矣，则依造字初形分部之字典，自不适于翻检，此所以魏晋以后韵书大盛也。

韵书原不能遽目为字典，然为翻检计，实较《说文解字》为便利：故徐锴作《说文篆韵谱》，以隋唐以来韵书之部居，排比《说文解字》之九千余字；宋元以降，至有改《说文解字》始“一”终“亥”之次为始“东”终“甲”者，以韵书之据音分部，易《说文解字》之据形分部，无非图翻检之便利而已。

盖隶楷虽非拼音，然其字形，已成为一种无意识之符号，不能复以六书相绳：就《说文解字》之部居，以求形体省变之文字，甚为困难，反不若就字音求之为易；字音虽古今南北，不能尽同，而大致尚不甚相远。故虽谓韵书为《说文解字》之代兴物可也。

若中国文字之分部如韵书，则与西文之以“ABCD”顺者，其用意固相似；而尤与日本之字典以“ィロハ”次序排比汉字及和文者同一法则。

然而近代字典尚不能据韵书分部者，则亦有故。

其故维何？曰中国无适当之标音记号；昔之韵书，标“声”——即子音——标“韵”——即母音——借用汉字，无明确之读音。彼宋明之世所以觉韵书之便于翻检者以其时诗赋盛行，韵书为属文之士所熟记也。故不知字音者，韵书即无从翻检。

虽然，据音分部实是一法。玄同尝谓“注音字母”，今已草创，异日倘能修正颁行，凡中小学校之教科书，及杂志、新闻纸之类悉以“注音字母”附记字旁；则此后字典，可用注音字母之“ㄍㄎ兀”为顺，师韵书之成法，仿英、法、日本字典之体例，岂不甚善？

顾其法今尚难行。今日之字典，惟有依据楷书之点画分部，最为适当；因用此法，则无论识与不识之字，皆易于检寻也。

林君之《汉字索引制》，其法即是如此。观此说明书，知其立法简易，用意周到。蔡孑民先生谓其“足以节省吾人检字之时间，而增诸求学与治事者”，因叹其功效之大，诚至当不易之评论。玄同复何用多赘？

惟玄同以为林君既发明此法，则尚有一事当注意者，即字体之画一是也。楷书字体，自《唐石经》、宋板书以来，渐归一致。明清时代刻书用之“宋体字”，及今世之铅字，字体画一者，固居百分之九十九，然字形歧异者，亦尚有百分之一：即如林君所举之“勝”字，其右旁之首笔，林君属之于“八”，然亦有作“ ”者；又如“全”“俞”诸字，其上或作“人”形，或作“入”形。此等地方，苟不求画一之法，则于检寻上尚有窒碍之点。不审林君已有善法以处此否？

至于满清之《康熙字典》，及现在坊间出板之《新字典》等等，其分部之法，最无价值。貌似同于《说文解字》，实则揆之造字之义，触处皆是纰缪。若谓图检查之便利耶，则如“才”入“手”部，“尹”入“尸”部，“年”入“于”部，“冀”入“八”部，“求”入“水”部之类，皆令人百思不得者；如此而云便于检查则尤堪发噱。故其书于“探本”“便查”二者，两无是处。林君谓其“合于程度既高读书有年者之用”，其实彼乌足以当此！

玄同常谓字典分部，亟宜改良。今见林君此作，深喜海内研究此事者今已有人；因略述愚衷，拉杂书于其后。

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

钱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