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革命 写白话与用国音

步陶兄：老兄这封信里第二段的话，我句句都赞成。内中“个个人都能够从书报里……都容易下手了”几句话，尤为不刊之名论。现在的中国人的脑子，实在可怜：不是挨饿没得吃，就是吃日子搁久的臭鱼烂肉，再不然，就拿漏脯酖酒来充饥。你想，这样办法，不是饿死，就是毒死，所以用现在的语言来做书办报，把二十世纪的人类应有的知识一件一件写将出来，救救他们的脑子，真是“功德无量”的事。至于我主张废汉文，虽然明明知道不是旦暮间就做得到的事，但我总觉得“人定可以胜天”。世界上一切事情，我想到了，就该说，就该尽我之力做他几分。若说“汉文废灭不知当在何时”，我以为这事本无一定。如其大家都觉得汉文不适用，都来鼓吹废灭的话，则数十年间，即可废去。如其人人意存观望，或以为不当灭，则其命运虽再延五百年，亦是意中之事。所以我以为废灭之办得到，办不到，全在人为，不能靠着自然。老兄说我“是最激烈的文学革命者”。我看了这话，真是惭愧得很。我本是一个研究古董的废物，受了二十年的腐败教育，新的知识半点也没有，老兄和我是老同学，必定深知我的历史，何以竟加了我这样一个好头衔呢？我的讲文学革命，和胡适之、周启明、刘半农、陈独秀诸公真懂得新文学的，其观念完全不同。我是因为自己受旧学之害者几及二十年，现在良心发现，不忍使今之青年再堕此陷阱，只因自己是过来人，故于此中之害知之较悉，于是常常在《新青年》空白的地方，用不雅驯的文笔，发几句极浅薄的议论。虽然要竭力摆脱古文的句调，顽旧的议论，究因陷溺太深，所以“乌烟瘴气”、“古今中外”的议论，终不免时时流露。连“稳健的新党”还是远赶不上，还说什么“激烈”呢？至来信第三段所谓“新的太新，旧的太旧”，这话我却不敢赞同。中国现在以两种人为最多：一种是僵尸相的旧人，一种是半死半活、不死不活、似死似活的“折衷派”。真的新人，恐怕是很少很少。“新”既很少，则更无“太”之可言。外面的人看了《新青年》和《新潮》……这类杂志，以为这是新人的新言论了。殊不知这些新人，都和“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样，所以无论怎样，这旧气总是洗涤不尽。一些旧污也不染的新人，只能希望小学校的学生。但是也还不敢担保，说他们真能不染一些旧污。现在姑且说几句乐观的话，则此等小学生，自从今年“五四运动”以来，也颇受了一点激刺，似乎比到从前，颇添许多活泼气象。但愿以后少受他们的家庭教育，少读圣经贤传，少读那些“文以载道”的古文；多听些博爱、互助、平等、自由的真理的演讲，尽两手之能而常事工作。如此，则庶几可为将来新中国的新人物。至于我们自己，处在这种二十世纪欧洲大战以后的新时代，趁此脑筋尚未完全陈腐的时候，应该赶紧把身上背着的廿四部《相斫书》、《民贼家谱》里的黑暗旧道理尽力抛弃，对于现在已经渐发曙光的进化真理尽力赶上去研究。千万不要疑心他太新，“心中恍惚起来”！我们应该知道，人家的学问，道德，知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步陶！我们是老同学，我所以对你说这几句不客气的话，你大概不至于见怪罢。

弟钱玄同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