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皇极典 皇极典第二百四十四卷

治道部总论二

《真德秀·大学衍义》《帝王为治之序》

《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

臣按：此章纪尧之功德，与其为治之次序也。自洪荒以来，羲农黄帝数圣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尧之功为尤大。故曰：放勋。亦犹孔子称尧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钦明文思，尧之德也。钦谓无不敬，明谓无不照，文谓英华之发见，思谓意虑之深远。安安谓无所勉强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谓性之者也。允恭克让，尧之行也。恭非饰貌，故曰允恭。让非强为，故曰克让。所谓安而行之者也。积诸中者深厚，则发乎外者光明。故能覆冒四表，而昭格两间，此所谓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钦明文思者，众德之目，大德，则其总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亲九族者，齐家之事。所谓身修而家齐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谓家齐而国治也。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所谓国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协和，和之极也。曰于变，则无民之不化，无俗之不美。雍雍乎如岁之春，此所谓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谓尧能自明其德。次言百姓昭明，谓民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无智愚之间。凡民局于气禀，蔽于私欲，故其德不能自明。必赖神圣之君明德，为天下倡，然后各有以复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治，莫盛于尧，而其本则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学》以明明德为新民之端。然则《尧典》者，其《大学》宗祖欤。

《皋陶谟》曰：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迩可远在兹。

臣按：皋陶为帝陈谟，未及他事，而首以慎修其身为言。盖人君一身，实天下国家之本。而谨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也。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当修。然此心一放，则能暂而不久必也。当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无往而不如是。夫然后，谓之永。不然，则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益哉。后世人主，有初而鲜终者，由不知思永之义故也。谨则常敬而无忽，思则常存而不放，修身之道，备于此矣。然后以亲亲贤贤二者继之。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笃叙之，使均被其恩。众贤，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劝励之，使乐为吾助。身为之本，而二者又各尽其道焉。则自家可推之国，自国可推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经之序，其亦有所祖欤。

伊尹作尹训，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

臣按：此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成汤盖躬行之，故伊尹举之，以训太甲也。欲继成汤之德，当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谨，未有能终者也。德者何，爱亲敬长是也。人君之于天下，当无所不爱，而立爱则自亲始。当无所不敬，而立敬则自长始。二者，爱敬之本也。本既立，则自家而国，以及于天下，无不在吾爱敬中者。苟无其本，而逆施焉，则其爱为悖德，其敬为悖礼，岂先王出治之道哉。

《诗·思齐》之二章：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臣按：此《诗》之序，曰文王所以圣也。说者谓，文王世有贤妃之助，故能成其圣德。然后妃之所以贤，则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诗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言文王之德仪于闺门也。闺门正矣，次及于兄弟，以至于家国，无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之身始。孟子举此诗以告齐王，而断之曰：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修吾身于此，而其效自形于彼。故当是时，内而后妃，有躬俭节用之德，无险诐私谒之心。公子皆信厚，王姬亦肃雍，则化行于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德，汝坟妇人，勉夫以正则，化行于国矣。视尧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欤。

《易·家人》：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上九，威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阴爻居内卦之中，女正位乎内之象也。五以阳爻居外卦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为宫室，辨内外，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属焉。女子居内，凡梱内之事属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庶人以上皆然。而人君之所系为尤重。故礼有之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古者于男女内外之辨，其严如此，岂私意为之哉。天阳为健，主生，覆于上。地阴为顺，主形，载于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刚健为德，而所职者断制。女以柔顺为德，而所职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则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则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严肃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严则家政举，不严则家政坏。然所谓严者，非猛暴之谓也。父尽父之道，子尽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妇，莫不尽其道，上下肃然，无或少紊。如此，则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于天下，无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体内离外巽，故言风自火出，君子观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内而出。以家与国言，则国之治乱，自家而出。以身与家言，则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国在于正家，而正家又在于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谨，则无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谓有其实也。行必有常，常谓有常度也。言行必谨，吾身修矣。推之家国，无不可者。上九一爻，复言治家之道，严威则吉。圣人虑后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为威。不知治身弗严，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动，凛然不苟。是则所谓威如也。合彖象而观，则家为天下之本，身又为家之本。盖断断乎有不可易者。

《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尧典》诸书，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于先之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后次之以修其身，则自《大学》始发，前圣未言之蕴。示学者以从入之涂，厥功大矣。

《中庸》：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问：九经之说，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内，则无以制其外。不齐其外，则无以养其中。静而不存，则无以立其本。动而不察，则无以胜其私。故齐明盛服，非礼不动，则内外交养，而动静不违。所以为修身之要也。信谗邪，则任贤不专。徇货色，则好贤不笃。贾捐之所谓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微，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盖持衡之势，此重则彼轻，理固然也。故去谗远色，贱货而一于贵德，所以为劝贤之道也。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无相远，故尊位重禄，同其好恶，所以为劝亲亲之道也。大臣不亲细事，则以道事君者，得以自尽，故官属众盛，足任使令，所以为劝大臣之道也。尽其诚而恤其私，则士无仰事俯育之累，而乐趋事功，故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时使薄敛，所以为劝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试，以程其能，既禀称事，以偿其劳，则不信度作，淫巧者无所容，惰者勉而能者劝矣。为之授节以送往，待以委积以迎其来，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涂矣。无后者继之，已灭者封之，治其乱，使天下相安，持其危，使天下相恤，朝聘有时，而不劳其力，贡

赐有度，而不匮其财。则天下诸侯，皆竭其力，以蕃卫王室，而无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经，其事不同，然总其实不出乎修身、尊贤、亲亲而已矣。敬大臣，体群臣，则自尊贤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则自亲亲之杀而推之也。至于所以尊贤而亲亲，亦曰修身之至，然后有以各当其理，而无所悖耳。曰亲亲而不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亲亲尊贤，并行不悖之道也。苟以亲亲之故，不问贤否，而轻属任之。不幸而或不胜焉，治之则伤恩，不治则废法。是以富之贵之，亲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亲爱，而保全之也。若亲而贤，则自当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岂但富贵之而已哉。观于管蔡监商，而周公不免于有过，及其致辟之后，则惟康叔、聃季相与夹辅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无官焉。则圣人之意，亦可见矣。曰信任大臣，而无以间之，故临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贤也则可。其或不幸，而赵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则邹阳所谓偏听生奸，独任成乱，范雎所谓妒贤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觉悟者，亦安得而不虑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经之义而然耳。使其明于此义，而以修身为本，则固视明听聪，而不可欺以贤否矣。能以尊贤为先，则所置以为大臣者，必不杂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则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岂有知其能为奸以败国，顾犹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书为职业，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劳于进贤，而逸于得人，任则不疑，而疑则不任。此古之圣君贤相，所以诚意交孚，两尽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业也。如其不然，将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备者愈密，而其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奸遂，则其祸固有不可胜言者。幸而主威胜，则夫所谓偏听独任，御下蔽上之奸，将不在于大臣，而在于左右，其为国之祸，尤有不可胜言者矣。呜呼危哉。臣按：九经之说，朱熹尽之矣。或谓《大学》先言诚意、正心，而后修身。《中庸》九经之序，乃自修身始，何耶。曰：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此所谓敬也。敬则意诚，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为诚，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则纯，二则杂。纯则诚，杂则妄。修身不一，善恶杂矣。尊贤不一，邪正杂矣。不二不杂，非诚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谓天下国家，乃世人常常称道之言。而不知国乃天下之本，家乃国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盖有序也。本犹木之根，本根固而后枝叶盛。为治本末，亦犹是也。然《大学》言心，而此不言心者，盖诚意正心，皆修身之事。言身，则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臣按：战国之时，学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远。不知尧舜之道，不离于徐行后长之际，而仁义之实，止在乎尊亲敬长之间。图事者，不求之易，而求之难。不知辟土地，朝秦楚，有甚于缘木求鱼。而老吾老，幼吾幼，则天下可运之掌上。故孟子切切以告时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责效于天下，盖人君能亲其亲，则人亦莫不亲其亲。能长其长，则人亦莫不长其长。举天下之人，而各亲亲，各长长，则和顺辑睦之风行，而乖争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达天下之意。

《荀子》：请问为国。曰闻修身矣，而未闻国也。君者槃也，槃圆而水圆。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者，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臣按：荀况之意，谓君身正则臣民亦正。故多为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董仲舒曰：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和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

臣按：仲舒之论，自孟子之后，未有及之者。盖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举而措之耳。夫天之与人，本同一气。人事正则正气应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则邪气应之，此灾异之所由臻。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呜呼，可不谨欤。

《扬子》：或问大。曰：小。问远。曰：迩。未达。曰：天下虽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虽远，治之在心，不亦迩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虽大，同此一理。人君所为循

理则治，悖理则乱。故曰：治之在道。四海虽远，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则治，心不正则乱。故曰：治之在心。一理可以贯万事，治大不在小乎。一心可以宰万物，治远不在迩乎。

周惇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谓也；治天下有则，家之谓也。本必端。端本，诚心而已矣。则必善。善则，和亲而已矣。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家人离，必起于妇人。故暌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尧所以釐降二女于沩汭，舜可禅乎。吾兹试矣。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诚之谓也。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焉。故无妄次复，而曰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深哉。

臣按：惇颐之言，与前王实相符契。盖心不诚，则私意邪念，纷纭交作。欲身之修，得乎。亲不和，则闺门乖戾，情意隔绝。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难，所以甚于治国者，门内尚恩，易于掩义。世之人，固有勉于治外者。至其处家，则或狃于妻妾之私，或牵于骨肉之爱，鲜克以正自检者。而人君尤甚焉。汉高帝能诛秦灭项，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宠。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群盗，而闺门惭德，顾不免焉。盖疏则公道易行，亲则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难也。不先其难，未有能其易者。汉唐之君，立本作则，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阴柔之性，鲜不妒忌而险诐者。故二女同居，则猜间易生。尧欲试舜，必降以二女者。能处二女，则能处天下矣。舜之身正，则刑家如此。故尧禅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诚。诚者，无他，不善之萌动于中，则亟反之而已。诚者，天理之真。妄者，人为之伪。妄去则诚存，诚存则身正，身正则家治。推之天下，犹运之掌也。惇颐之言，渊乎旨哉。

《丘浚·大学衍义补》《总论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学衍义》，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谓审治体者矣。而此治国平天下之要，又有总论朝廷之政。何也。盖前之所审者，治平之体，言其理也。此之所论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于知，一主于行，盖必知于前，而后能行于后。后之行者，即所以实其前之知者也。理与事，知与行，其实互相资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则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臣按：人君所居之位，极崇高而至贵重。天下臣民，莫不尊戴譬则，至大之宝也。人君居圣人大宝之位，当体天地生生之大德，以育天地所生之人民，使之得所生聚，然后有以保守其莫大之位焉。然人之所以生，必有所以养，而后可以聚之，又在乎生天下之财，使百物足以给其用，有以为聚居衣食之资，而无离散失所之患。则吾大宝之位，可以长保而有之矣。然有财而不能理，则民亦不得而有之。所谓理财者，制其田里，教之树畜，各有其有，而不相侵夺。各用其用，而无有亏欠。则财得其理而聚矣。所谓正辞者，辨其名实，明其等级，是是非非，而有所分别，上上下下，而无有混淆。则辞得其顺而正矣。既理财正辞，而民有趋于利而背于义者，又必宪法令，致刑罚以禁之。使其于财也，彼此有无之间，不得以非义相侵夺。其于辞也，名号称谓之际，不得以非义相紊乱。与凡贵践长幼多寡取予之类，莫不各得其宜焉。是则所谓义也。吁，圣人体天地生生之仁，尽教养斯民之义，孰有加于此哉。先儒谓《易》之事业，尽于此三言者。臣愚以为，人君受天地之命，居君师之位，所以体天地而施仁立义，以守其位者，诚不外乎此三者而已。谨载大易此言，于总论朝廷之政之首，以为大宝之献。

《书·舜典》：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臣按：人君以一人之身，居四方之中，东西南北，咸于此焉取正者也。一人之精神有限，耳目之见闻不周，人不能尽识也，事不能尽知也。故必择大臣而信任之，俾其搜访人才，疏通壅蔽，时加询谋，以求治焉。夫朝廷之政，其弊端之最大者，莫大乎壅蔽。所谓壅蔽者，贤才无路以自达，下情不能以上通是也。贤才无路以自达，则国家政事，无与共理，天下之民，无与共治。下情不能以上通，则民间利病，无由而知，官吏臧否，无由而闻。天下日趋于乱矣。昔唐元宗用李林甫为相，天下举人至京师者，林甫恐其攻已短，请试之。一无所取，乃以野无遗贤为贺。杨国忠为相，南诏用兵，败死者数万人，更以捷闻。此后世人主，用非其人，不能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之明效也。遂致天宝之乱，唐室自此不振，以至于亡。臣愚窃以谓，治乱之原，固在乎壅蔽，而所以致壅蔽者，尤以委任之非其人也。谚有之

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见。奸臣在天子之左右，其所以蒙蔽之者，岂但一指若哉。有一于此，则凡布列之在近，见闻之可及者，且不能以自通矣。况夫疏远之侧微，遐僻之幽隐，而欲自通于九重之上，难矣。噫，帝舜此四言，真万世帝王治天下之药石也。循之则治，违之则乱。惟明主留神省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冑子。

帝曰：龙，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

臣按：朝廷之上，有百揆以统内之庶官，有四岳以统外之州牧。既分命之，又总命之，人必称其官，官必尽其职。此帝世之治，所以后世不能及也。诚以帝世之用人也，或帝心之简在，或公庭之佥举，或询之大臣，或得之推让。非若后世，有由旁蹊奥援，阿私而倖进者也。不问其人之能与否，不论其职之称与否，是以用各违其才，人不称其官，官既不称，则朝廷之政，何由而举。政既不举，则天下之民，何由得安。此后世所以不古若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帝舜初咨四岳，以求宅百揆也。不曰熙舜之载，而曰熙尧之载，盖以我今日所治之事，非我之事，尧之事也。总咨二十二人，以各敬其职也。不曰亮舜之功，而曰亮天之功，盖以我今日所治之功，非我之功，天之功也。为人君者，诚知人臣所熙之事，皆祖宗之事，所亮之功，皆上天之功。则决不肯徇私意以用人，用匪人以废事。则朝廷之政，得人修举，天下之民，由是乂安矣。噫，彼其以祖宗之官爵，为己之私物，以上天之事功，行人之私意，岂不有以负祖宗之付，托上天之建立哉。识治体者，尚鉴于兹。

《大禹谟》：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

臣按：朝廷为治之道，固非一端。而其要在取人之善，用人之能而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能。心有所知也，发以为言。身有所能也，用以为才。言有善否，人君则惟其善而取之，不使有所伏藏于下。才有大小，人君则随其才而用之，不使有所遗漏于外。则凡朝廷之上，见于施行者，无非嘉善之言。列于庶位者，无非贤俊之士。天下其有不安也哉。苟或不然，所闻者皆卑冗顺旨之言，言之善者以为不善，不善者反以为善。所用者，皆庸下谄谀之人，人之贤者以为不贤，不贤者反以为贤。如是则善言不闻，贤才远遁。欲事之理，民之安，难矣。是以古之圣帝明王，必广开言路，包容以纳之。大辟贤门，多方以来之。虽以帝舜之为君，大禹之为臣，犹必以此为君臣克艰之效。后世君臣，可不以之为法则乎。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臣按：朝廷之上，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过为养民而已。诚以民之为民也，有血气之躯，不可以无所养，有心知之性，不可以无所养，有血属之亲，不可以无所养，有衣食之资，不可以无所养，有用度之费，不可以无所养。一失其养，则无以为生矣。是以自古圣帝明王，知天为民，以立君也，必奉天以养民。凡其所以修德以为政，立政以为治，孜孜焉一以养民为务，诚以一物不修，则民失一物之用，一物失其用，则凡所以养民之具，缺其一矣。是故修水之政，以疏凿。修火之政，以钻灼。修金木之政，以锻铸刻削。修土谷之政，以耕垦播种。使民于日用之间，得以为生养之具。然犹未也，又必设学校，明伦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货财，以利其用。足衣食，备盖藏，以厚其生。何者，非养民之政乎。吁，自古帝王，莫不以养民为先务。秦汉以来，世主但知厉民以养己，而不知立政以养民。此其所以治不古若也欤。

《洪范》：次三曰：农用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臣按：《洪范》九畴，次三曰农用八政，其目凡八，所谓食，所谓货，谓之农可也。而祀以行礼，宾以待客，师以用兵，与夫三官所掌之事，皆谓之农，何哉。盖天之立君，凡以为民而已。而民之中，农以业稼穑，乃

人所以生生之本，尤为重焉。故凡朝廷之上，政之所行，建官以莅事，行礼以报本，怀柔以通远人，兴师以禁暴乱。何者，而非为民，使之得以安其居，尽其力，足其食而厚其所生哉。是则上天所以立君，而俾之立政之本意，而为治者，不可不知者也。后世朝廷之所施行，宫闱之事则有之，国都之事则有之，官府之事则有之，边鄙之事则有之，而颛顼及于农民之事者，盖鲜矣。间虽有之，而不知其本意之出于为农，泛然而施之，漫然而处之，往往反因之以戕民生，废农业，是皆昧于《洪范》农用八政之本旨也。

《周礼》：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太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和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

臣按：上天立君，使之统邦国，建官府，以安民庶。所以纲维于上，而颁布于下者，有六典焉。治也，教也，礼也，政也，刑也，事也。分之虽有六名，合之则归一治。故曰：太宰掌建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吁，散之有统，操之有要，朝廷之政，无不举矣。

乃立天官冢宰，使帅其属，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国。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乃立春官宗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乃立夏官司马，使帅其属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国。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乃立冬官司空，使帅其属而掌邦事，以佐王富邦国。

臣按：此即《周官》六卿所分之职也。唐虞之世，有九官。至周始分职为六卿。周公作《周礼》，以此为大宰建邦之六典。至成王训迪百官，又复申明焉。盖天下之事，统于朝廷。朝廷之政，统于六典。所谓治，所谓教，与夫礼政刑事，天下事，尽于此矣。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革前代之中书省，而设六部，罢丞相而设尚书、侍郎，以分掌朝廷之政，盖得周公之心于千载而下，举明王之典于三代之前，可谓卓冠百王，而足以垂法于万世矣。臣故举此为总论朝廷之政，盖遵圣祖之制，以见今日朝廷为政之大要，其纲在此也。伏愿皇上，重六部之职，简卿佐之任，以为朝廷出政之本。其未用也，慎于选择，不胜任也，亟罢之。其既任也，专于委注，能举职也久任之，则古之治不难复矣。臣不胜惓惓。

《礼记》：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又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臣按：礼乐者，刑政之本。刑政者，礼乐之辅。古之帝王，所以同民心，出洽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者，不过举此四者措之而已。是则所谓修道之教，王者之道，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者也。夫有大中之制，以节民之心志，有至和之节，以和民之声音，行此礼乐之道。则有法制禁令，防此礼乐之失，则有刑罚宪度始也。治道由此而出终也，王道因此而备礼也，乐也，政与刑也，其用在天下，其本在朝廷。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其尚端出治之本，备王道之制，而又为维持防范之具，使之四达于当时，通行于天下，其为治也孰加焉。

《论语》：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臣按：德礼政刑四者，凡经书所论，为治之道，皆不外乎此。孔子分政刑德礼以为二，而言其效有浅深。朱熹则合德礼政刑为一，而言其事相为终始。要之圣贤之言，互相发也。夫人君为治，固在修德，以为化民之本。然人非一人，地非一地，人所禀有偏全，地所至有远近。既化以德，而有不一者，必须有礼以一之，然后吾之德化可行焉。苟导之而不从，化之而不齐，非有法制禁令，又不可也。法制以示之于前，禁令以约之于后，彼犹悖理而梗化，则刑罚之加，乌可少哉。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有政刑，而无德礼，是谓徒法。有德礼，而无政刑，是谓徒善。为政之道，于斯四者，诚不可缺一者也。孔子论治之言，散见于经籍者，多矣。总论为治之，要皆莫出于斯。

宋朱熹告其君曰：四海之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然而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朝廷者监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人君欲监司之，皆得其人事之利病，所以为民之休戚者，皆得上闻。惟以正朝廷为先务，而正朝廷之具，岂有大于用贤才也。然其才之所长者不同，则任之所宜者亦异。愿陛下于其大者，使之赞元经体，以亮天工。于其细者，使之居官任职，以熙庶绩。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干方之责。明治体者，使备拾遗补过之官。又使之各举其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图天下之事。使疏而贤者，虽远不遗。亲而否者，虽迩必弃。毋主先入，以致偏听独任之讥。毋笃私恩，以犯示人不广之戒。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矣。监司得其人，而后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后属县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责其成，举其善而惩其恶。夫如是，则事之所谓利，民之所谓休，将无所不举。事之所谓病，民之所谓戚，将无所不除。

臣按：朱熹此言，虽为当时人君而发，然其所谓欲斯民之得所本原之地，在乎朝廷，而以用贤才为正朝廷之具，必使内外大小之职，进退取舍，惟公论之所在，是稽则朝廷正，而内外远近，莫敢不一于正。其言详悉周备，其间所谓稽公论一语，尤为切要。伏惟圣明留意。

《性理大全》《治道总论》

程子曰：论治者，贵识体。

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纲纪，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

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罚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

治必有为治之因，乱必有致乱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体，施治有序，酌而应之，临时之宜也。

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责任，求贤。

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后天下可为，非圣人之达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行之，而民不劳。放肉刑而行之，而民不怨。得圣人之意，而不胶其迹。迹者，圣人因一时之利而行焉者耳。天地之生，万物之成，合而后遂天下国家。至于事为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间也。故间隔者，天下之大害。圣王之所必去也。

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则无可止之理。养民者，以爱其力为本。民力足，则生养遂，然后教化可行，风俗可美。是故善为政者，必重民力。

教人者，养其善心，则恶自消。治民者，导以敬逊，则争自止。

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至于既衰而后戒，则无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乱者。盖不能戒于其盛也。狃安富则骄侈生，乐舒肆则纪纲坏，忘祸乱则衅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乱亡之相寻也。

守国者，必设险山河之固，城郭沟洫之阻，特莫大端耳。若夫尊卑贵贱之分，明之以等威，异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绝陵替，限隔上下，皆险之大用也。

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从事而言，不救则已，若须救之，必须变。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益。

为天下，安可求近效，才计较，著利害，便不是。

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四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尚虑其未也，则又尊国老而躬事之，优庶老而时养之，风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于亲而慢于长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伦以正，风俗以厚，鳏寡孤独，无不得其养焉。后世礼废法坏，教化不明，播弃耆老，饥寒转死者，往往如是。呜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犹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尔。

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乱之几，系乎事始。众心睽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

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天下之事，无一定之理。不进则退，不退则进。时极道穷，理当必变。惟圣人为能通其变于未穷，使其不至于极尧舜时也。

识变知化为难，古今风气不同，故器用亦异。宜是以圣人通其变，使民不倦，各随其时而已矣。后世虽有作者，虞帝为不可及也。盖当是时，风气未开，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后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后世决可复，不以三代为治者，终苟道也。

自古圣人之救难而定乱也，设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后为可久可继之治。自汉而下，祸乱既除，则不复有为始，随时维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于三代与。

三代而后，有圣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备，人事尽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则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为正，则事之悖缪者也。

张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谓之王道可乎。所谓父母之心，非徒见于言，必须视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设使四海之内，皆为己之子，则讲治之术，必能为秦汉之少恩，必不为五霸之假名也。秦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实行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爱民为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须实有其心也。有其心而无其法，则是虽有仁心仁闻，不行先王之道，不能为政于天下。

华阳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简。制天下之动者，必以至静。是故号令简则民听不惑，心虑静则事变不挠。此所以能成功也。

民莫不恶危而欲安，恶劳而欲息。以仁义治之则顺，以刑罚治之则咈矣。故治天下在顺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闻也。

龟山杨氏曰：《书》曰：德惟善政。孔子曰：为政以德离道德而为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

《书》曰：德惟善政，则以德为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则以礼用刑也。有德礼，则刑政在其中矣。

政者，正也。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而天下从之。或谓：经纶天下，须有方法，亦须才气运转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经纶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观其作处，岂尝费力本之诚意而已。今鹿鸣四牡诸诗，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群臣劳，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则先王之用心，盖有在矣。如《书·尧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亲睦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法度盖未及也。而其效已臻。黎民于变时雍，然后乃命羲和，以钦若昊天之事。然则法度虽不可废，岂所宜先。

正心一事，人自未尝深知之。若深知而体之，自有其效。观后世治天下者，皆未尝识此。然此亦惟圣人力做得彻。盖心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一毫少差，则不得其正。自非圣人，必须有不正处。然有意乎此者，随其浅深，必有见效。但不如圣人之效著耳。

上蔡谢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而尊尊，所谓民彝也。为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类几何其不相噬啮也。

五峰胡氏曰：造车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险易。铸鉴于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丑。盖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独不观乎此，反而求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

下之于上德，不待声色而后化。人之于其类，不待声色而后从。祸福于善恶，不待声色而后应。《诗》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

事盛则极，极则变。物盈则倾，倾则革。圣人裁成其道，辅相其宜。百姓于变而不知，此尧舜之所以为圣，处之以义而理得，则人不乱。临之以敬而爱行，则物不争。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则事不悖，而天下理矣。圣人尚贤，使民知劝教。不能使民不争，明善恶之归，如月日之照白黑，然民犹有惑于欲，而陷于恶。故孔子观上世之化，喟然而叹曰：甚哉，知之难也。虽尧舜之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道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之也易。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则奋其角踶。虽有猛士，莫之敢撄。得其道，则三尺童子，用之周旋，无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离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虽与言而不入也。

井法行，然后愚智可择。学无滥士，野无滥农，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鲜矣。君临卿，卿临大夫，大夫临士，士临农与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无贫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无交易之侵牟也。无交易之侵牟，则无争夺之讼狱。无争夺之讼狱，则刑罚省而民安。刑罚省而民安，则礼乐修而和气应天。

养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败亡也。

财出于九职，兵起于乡遂，学校起于乡行，士选千庠塾，政令行乎世官，然后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豫章罗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贵实而不贵名。后世反之，此享国与治安所以不同，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侵，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奸，则外有禄山之乱。内有卢杞之邪，则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不虚言哉。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节义，厉廉耻为先。本末备具，可举而行。

元城刘氏曰：尝考《礼记》春夏月令，所谓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工。有以见圣人奉顺阴阳，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夺农时，行道之墐，以顺生气。是以风雨时若，灾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泰。其或赋政违道，役使过中，人力疲劳，养气摇动，则国有水旱之变，民罹疾疫之灾。此继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虽若迂缓而实易为力。救其末者，虽若切至而实难为功。是以昔之善论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则末之不治，非所忧也。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

天下之事，有缓急之势。朝廷之政，有缓急之宜。当缓而急，则繁细苛察，无以存大体，而朝廷之气，为之不舒。当急而缓，则怠慢废弛，无以赴事几，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坏。均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为，当缓而急者，其害固不为小。若当急而反缓，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纪纲而已矣。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盖谓此也。

天下岂有兼行正道邪术，杂用君子小人，而可以有为者。

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则固有不必皆顺之人情者。若曰顺人心，则气象差正当耳。井田肉刑二事，尽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为非。欲整顿一时之弊，譬如常洗浣不济事，须是善洗者，一一折洗，乃不枉了，庶几有益。

为政如无大利害，不必议更张，则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纷扰，卒未已也。至于大家，且假借之，故子产引《郑书》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

或问：程子云：论治便要识体。这体字是事理合当做处。凡事皆有个体，皆有个当然处。问：是体段之体否。曰：也是如此。又问：如为朝廷有朝廷之体，为一国有一国之体，为州县有州县之体否。曰：然。是个大体，有格局，当做处。如作州县，便合治告讦，除盗贼，劝农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须开言路，通下情，消朋党。如为大吏，便须求贤才，去赃吏，除暴敛，均力役。这个都是定底格局，合当如此做。

南轩张氏曰：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穑之事，其家室则躬织纴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歌咏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纴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与。美哉，周公之法也。圣哲相继，固不待论，而其后妃之贤，见于简编，太王之妃，则姜女民，而文王之母则太妊，妃则大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劳于内，以成风化之美。观后妃，则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后世犹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纴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汉以下，其治乱成坏之源，皆可见矣。

问：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后世变井田为阡陌，变封建为郡县，变肉刑为鞭笞，而末流愈不胜其弊。今欲追复旧制于斯，三者何先。潜室陈氏曰：复古惟唐得之世业府兵，六典建官，分画措置，最有法度。其不传远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无贤子孙耳。先儒谓必有关睢麟趾之化，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业寅畏，左规右矩者，正欲立个人样，以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宽以待良民，而严以驭奸民也。或曰：抚民当宽而束，吏贵严也。或曰：始严而终之以宽也。然则治人之术，其果尽于此乎。如其尽于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众矣。抑何其合于圣贤者寡也。呜呼，吾患不能存吾心焉尔。吾之心存，则蕴之为仁义，发之为恻隐，羞恶随物以应，而无容心焉。则宽与严，在其中矣。且独不观诸天乎。熙然而春，物无不得其生者。凛然而秋，物无不遂其成者。是果孰为之哉。曰：阴与阳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谓仁义者，即天之阴阳也。昔者，圣人系易，盖并言之，以见夫人之与天，其本则一。自夫汨之以私，乱之以欲，于是乎与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观之，怵惕于情之所可矜，颡泚于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铄者也。吾能存之使勿失，养之亡以害，则天理浑然，随感辄应，于其当爱者，悯恻施焉。非吾爱之也，仁发乎中，而不能不爱也。于其当恶者，惩艾加焉。非吾恶之也，义动乎中，而不能不恶也。吾之爱恶，以天下之人，故虽宽而宽之名不闻，虽严而严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

尝观古今之变，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国势。不在财用，而在人心。诚使国势奠安，人心豫附，运掉伸缩，惟所欲为。以之治财，则财可丰。以之治兵，则兵可强。其机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国势也。而操持不定，无以遏其趋。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系属不加，无以保其固。百度抢攘，众志涣散，天下之患，方怅然未知底止之地，虽兵财之画，日计月究，何益哉。

或者患国势未张，而欲振以威刑。患财用未丰，而欲益以聚敛。谓诚信不如权谲，谓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兹，皆伐国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

鹤山魏氏曰：自三代以还，王政不明，而天下无善治。寥寥千百载间，岂无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讲明政刑，欲以挈其国于久安长治之域者哉。然撑东而西倾，捉衿而肘见，治之形常浮于乱之意，则亦未明乎纪纲而已矣。

鲁斋许氏曰：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当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为天下国家，有大规模。规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无过焉，无不及焉，则治功可期。否则心疑目眩，变易纷更，日计有馀，而岁计不足，未见其可也。昔子产处衰周之列国，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论，而终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无一定之论，而妄为之哉。古今立国，规模虽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无他，爱与公而已矣。爱则民心顺，公则民心服。既顺且服，于为治也何有。然开创之始，重臣挟功而难制，有以害吾公。小民杂属而未一，有以梗吾爱。于此为计，其亦难矣。自非英睿之君，贤良之佐，未易处也。势虽难制，必求其所以制。众所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虑却顾，因时顺理，予之夺之，进之退之，内主甚坚，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爱，吾之公，达于天下而后已。至是，则纪纲法度，施行有地，天下虽大，可不劳而理也。然其先后之序，缓急之宜，密有定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也。是之谓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