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 沈钧儒先生与政学会

——兼记袁世凯死后的南北统一内阁

沈钧儒先生是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发起救国会，代表广大社会群众要求南京蒋政府莫打内战而抗日的“七君子”为首人物。这是人所周知而共仰的。但1917年即民国六年沈老曾与我共事于北京政府司法部，且参与当时发起组织政学会的活动，似少为人所留意。兹先简述昔年政局变化的史实如次：

（一）袁世凯帝制失败，遂有南北统一内阁之产生。

袁世凯帝制失败，主要是由西南各省护国军起来后全国响应之故。然而袁虽倒而北洋军人势力仍然得以维系者则端赖有段祺瑞其人。远从清季以来段的权位势力即仅次于袁，而为袁所倚重。入民国后一向任陆军总长。他为人正直，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许多人，大有泾渭之分，抗声反对帝制，即于帝制热闹中坚决辞职离京，退隐西山，袁再三慰留不得，只好以王士珍代长陆军部。

袁在称帝之前，为集权于总统府，废除国务院，而设置政事堂，一切机构大改。及至帝制失败，袁羞愤将死，乃挽段出山。段出，拥原副总统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黎任命段为国务总理，恢复国制如初。此时西南护国军方面与北京合乎法统的黎、段政权之合作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便出现了南北统一内阁。

（二）当时号称南北统一内阁者，盖以张公耀曾代表西南方面北来入京参加了中央政府也。在政府中张公任司法部总长，而徐谦氏为次长，二公同是老资格的国民党人，然而此时政界气氛却以隐没党派分野为特征。这是为何？于此，宜叙明张公本人的党派历史，再行阐明民国六年那时的特殊形势。

（三）张公青年留学日本时，早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民国开国之初，他为临时参议院议员，曾由同盟会的议员们公推为院内总干事，隐然一中心人物。民国二年正式国会时，云南选出他为众议院议员，为了把同盟会从革命党改组为宪政下一普通政党，他与宋教仁氏同心协力以同盟会为中坚基础，联合一些小党派建起了中国国民党。建党大会上有孙、黄二公亲临指导。（附注：笔者以同盟会员参加大会，存有记录。）在党本部组织中，他被任为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很明显，张公历来为党内一骨干人物，为一实干家。

（四）上文所云民国六年出现了党派隐没不见之特殊形势者，现在便好来阐明其故。

盖过去国会内曾是国民党与进步党一左一右对峙之局，而今当两院议员聚集上海准备入京复会之际，彼此交谈深悔过去各为党派成见所误，未能尽心协力于制宪之大业，有负国人重托，今番亟宜认识到制宪第一而从事。此即民国六年两院议员入京后更不见两党踪影，所见者有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系）、宪法讨论会（江天铎、孙润宇等人）、宪法商榷会（孙洪伊等人）、丙辰俱乐部（马君武等人）、益友社（褚辅成等人）、韬庐（佚忘其人），而政学会亦即彼时议员集体之一。

政学会萃集了两院议员百数十人，例如钮永建、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皆在其内，取名“政学会”即张公所提出而为众人所同意者。钮、李、谷三公论年齿资历皆在张公之前，而卒以会长属之张公者，如俗所云：能者多劳也。遇有兼顾不及之时，则嘱托沈老为他的代表。

（五）吾文开首所云沈老与我曾一度同事者，即指沈老与我一同任司法部秘书而言。其时同任秘书者四人，各有所司之事，席上珍、杨学礼（皆云南人）两位负责部内公务，如阅看及草拟来往公文之类，我则负责张公私人函电，主要是与西南方面来往联系的密电。而沈老则作为张公的代表参加政学会了。记得那时张公三十三岁，沈老四十二岁，我二十四岁，而今张公、沈老逝世各已多年，独我年逾九旬，犹得写记此近期史实之一斑，以为治近代史学者参考之资。

1984年1月25日写竟

补正两点

（一）沈老当年之参加政学会，盖因他本人是国会中候补的参议院议员，而非徒以张公的代表而参加者。沈老在清季曾是浙江省谘议局（后改省议会）的副议长，富有资望，只因与张公交契甚厚，乃作为秘书以襄助一切耳。

（二）当年政学会成员有百数十人之多，其中骨干人物之一的杨永泰（广东人，号畅卿）后来任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张群、熊式辉相结合，以致陈立夫一派深受排挤，因指斥曰政学系，其后杨卒为陈派刺杀于武汉。此所云政学系者与沈老固不相干，但曾经一时所习熟的政学系一词却沿袭自政学会而来，遂连带及之。

1月27日补识如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