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往谈旧录 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前几日，我正在上海访问蒋百里先生。我与他长谈多次，内容是有关抗日大局问题。蒋先生认为，论打仗，目前中国难以取胜，但只要绝不与他妥协，最后中国终归会胜利。他还指出，山东战略地位重要，而我在此处做乡村工作多年，又为自卫在推行训练壮丁的计划，工作有基础，因此劝我速回山东，做应付战事的准备。经他热心督促，我在上海只停留三天，即于11日乘车离沪。车开行前，雷国能（四川人，顺天中学同班同学，留美习法律）陪同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与我相见。我与蔡原不相识，只是此次到沪经雷介绍，说他愿意认识我，却无时间会晤。不期他们来到车站，就在站台上立谈了二三十分钟，蔡低声耳语，告我以敌我双方紧张形势，但说尚不一定马上开火。我心中忐忑而兴奋，上车就寝后，久久不能入寐。

夜车开行不久，旅客们正在熟睡时，忽然铃声大作，通知所有旅客即刻下车，此时火车已停在无锡车站。站上人马声喧闹不已，灯光照耀，站台上满是军队和武器。据说是征用此列车，火速运送孙元良师去上海。于是乘客纷纷下车，我也同英国友人戴乐仁先生（Tayler，在我国搞工合运动），互相帮忙，移下行李，再作打算。这时自然传说甚多，众说纷纭，而我心里则认为上海已经开火了。

当天幸好搭上其他西去列车，继续起行。但因我已认定上海战火已起之故，列车过南京即未按原计划下车，而径返山东，准备自己岗位内的事。8月12日车经山东兖州，转车到达济宁。当我正步入济宁专员公署（当时乡建工作同人梁仲华任专员）时，由里面走出一工作人员，手持张群发来的电报向我说，政府电促我去南京，而不知我在何处，他们正准备转电上海找我。我未休息，又乘原车折回兖州，等候南下火车去南京。14日清晨抵南京，会晤张群、熊天翼（式辉）诸位，一方面得知了“八一三”上海开火情形，一方面被告知国民党政府将成立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并给我聘函一件，聘我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参议员”。函件以“密启者”开头，最后为蒋介石、汪精卫署名。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原对全面抗战持观望态度，但事态不断发展，中日全面开战的形势已逐渐形成，而国内团结一致抗日的气氛急剧高涨，各地方的武装如川军、滇军、桂系部队等，纷纷表示愿意服从调遣，开赴前线，对日作战。在此种形势下，成立了“国防最高会议”。蒋介石感到除需要集中全国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抗击日军外，还需要依靠全国广大社会各方面和各党派人士的支持，于是又设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从名称上看二者有联系，实际上两个组织并不存在隶属关系，议事内容自然也各异。前者讨论军事问题，后者着重讨论动员各方力量以及争取国际上的支援和同情等问题。

记得参议会第一次会议是在8月17日，即上海战事爆发后第四天夜间举行的，地点在中山陵园内一座木结构的临时建筑物中。这为的是避免日机轰炸和不引人注目（8月15日日军飞机首次空袭南京）。这次会议到会的有教育界的张伯苓、胡适之、傅斯年，共产党的周恩来，青年党的李璜，军事家蒋百里等，我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当时在上海的黄炎培和刚从苏州监狱释放出来的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尚未赶到，因为聘书15日才送出。

被邀请参加会议的人数，虽然后来有所增加，也不过二十五六人，但几乎全是在野的，国民党外的和国民党的老辈人物素不当政的，如马君武、徐谦诸先生。当时国共合作，因此邀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只是他始终未到会，由周恩来代表他。

参议会总人数本不多，又有缺席的，经常开会时最多也不过二十人，可以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例如蒋百里、胡适之在会议开始不久，即奉命出国，毛泽东留延安始终未来，周恩来后来也很少到会，沈钧儒、黄炎培常往来上海，晏阳初和我也是往来不定，张耀曾（有书面建议）、颜惠庆两位更是从未到南京出席会议。但正因为人少，开会时谈话亲切、从容、不拘形式。也因为人少，召开会议较易，最多时一周开四次会。

参议会在组织及职权上，也简单之极，根本没有什么文字规定，连全体参议员名单也没有见过。开会时，交换意见每每就是口说，用不着书面。我记得第一天会议上，张伯苓先生曾问及参议员的选任标准是什么。胡适之先生曾问及参议会怎样去实行参议。当时参议会主席是蒋介石，他很少到会；汪精卫是代主席，经常主持会议的是汪。汪精卫答复说，参议员人选重在在野党派、社会贤达和具有专长的人。总之，政府为了抗战，认为必须借重的，就可以选任。对于所谓参议，汪说了三点：—一是政府认为时局无比严重，特请大家来共商国事，亟愿聆取各方意见。——这就是说看大家有什么建议。二是政府为应付时局或将有些计划方案之类，要交到会上请大家共同参酌。三是政府随时以国际情势、前方战况以及应付对策，告知大家，使大家得以了解而支持政府。

关于向政府的建议，军事、外交等方面自也不少，但意见比较集中的是四件事：一要调整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大家认为国民党政府五院各部会太庞大，又加战时新机关层出，叠床架屋，不合战时需要。二要发动群众。三要成立民议机关，认为参议会不够。四要肃清贪污。直到我军退出上海，国民党政府将要西迁，张君劢、左舜生、黄炎培、沈钧儒、罗文干、马君武、李璜、杨赓陶和我九人，还联名提出以上几点。另外，如推荐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建议蒋百里去德国，孙科去苏联，以争取国际援助等意见，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提出并被采纳实行的。

关于政府向大家通报情况，当时也确曾将一些军事、外交等情报告诉大家，使大家于大局情势有所了解。例如当时很多人殷切希望苏联帮忙，而且甚相信它会帮忙，乃至期待它出兵或蒙古人民共和国出兵（当时曾请苏联驻中国大使回国一行，似闻此人回国被斯大林扣留）。在看不见苏联积极帮忙之时，大家以为国民党政府争取苏联的帮助不够，对此，主持会议者作出了解释。

如上所述，参议会也起了一些作用，但大家总不满意这一机构，而要求成立正式的民意机构。当时提出成立正式民意机构的方案，据说有七件之多。会议代主席汪精卫向出席者说，国民党内对这一问题颇感踌躇。他说了三点困难：一是确定人数有困难。人数少了不像民意机构（参议会的参加者就自觉人数少，不足代表人民，没有力量），非多不可。但多到几百人的会议，实在不切合眼前战时紧急状态的需要，而且没有较安全又足够大的地方开会（在第一次会议后，会议即在铁道部地下室举行。当时大本营也在地下室办公）。二是代表产生有困难。他说正式民意机构总要用选举方法产生出来。但要办选举却是一件大事。户口不清，选民人数难计算，地广人多，交通不便，现今又战事紧急，安得从容举办选举。而况从来的选举，包括国民大会的选举，都从来办不好，人人皆不满意，现在仓促中更怕办不好。或者因战争的影响，根本办不成。最后他说，确定这一民意机构的职权有困难。因为自从“七七”卢沟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人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介石。如果建立正式民意机构，必应有最后决定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其为一民意机构，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以上是在南京的话。后来南京失守前，参议会也随政府迁往武汉。

最后，说说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活动。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访问了一次延安，随后又去徐州住了约一个月。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听会议代主席介绍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在会议中所尽力的，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8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大公报》中发表的《怎样应付当前大战》一文中所说的。那些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傅斯年起来阻止，不要我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

8月19日　，我又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南京缺席很久。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和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个具体方案，是经参议会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当时国民政府的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明，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及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各自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

三、工作团或称服务团由知识分子青年们组织起来，请得当地行政机关审核许可，便可成立。工作是可以巡回于各处的。

四、经费由政府酌量补助之。

此案若从负责地方之责的行政机关（如当时的省政府、专员公署、县政府）来看，一定反对。不但民众训练一类事，不能随便付给这个工作团去做；即使是宣传的事、指导改良的事亦都不愿让他们添麻烦、乱手脚；在工作团方面，无权无责，职位不明，亦断无法工作。又如农业改良等，亦断非平素无设备研究可以行的。在行政上，其弊不止于骈枝；在动员上，收效等于零。所以说它无益有损。

我认为凡事不作则已，要作便须责任分明，章法清楚。知识分子下乡，从事动员工作，原为当务之急，但无条理无计划，以杂凑出之，以点缀出之则不可。必须将它纳入负责机关系统之中，使他真知道事情的难处，使他没得躲闪，心思力气都用出来，事情才办得好。这样，就必须建立全国总动员的系统机构，而改造现行政，乃至改造教育才行。听了我的话的人，多挢舌不下，觉得岂不牵动太大？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适晏阳初先生也为此事被邀到南京，我们二人即相约去面见蒋介石，陈述所见。那天恰好黄任之、江问渔两先生也有事约见蒋介石，其被指定的时间又恰与我们差不多。于是我们四个人就一同来陈说，又指摘当时动员工作的甚多缺点。蒋介石似表示接受，就指定我们四人拟定计划，并嘱在旁的张岳军（群）先生协助进行。

此后我们四人曾数度集议，又一度偕访当时大本营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当时政府又将关于动员的一切计划草案法令送来参考。我们一面就动员说话，对那些法令章则，条陈了十几条意见。一面就乡村工作说话，提出一个非常时期乡村工作计划大纲，请当时政府择行其一。那时节，上海我军已退出大场，黄先生急欲回沪一视；晏先生因湖南工作正忙，亦要回湘；江先生则赴武汉的约期已届，所以此计划大纲就嘱我一人起草，待我起草出来的时候，则我军已撤出上海，国民党政府正忙于西迁，草案虽经委托张岳军先生转呈，在那种情况下，却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