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9年大恐慌 第二章　流浪汉

饥民难免沦为乞丐，而乞丐成了乡村的祸害。残疾人、老人、孤儿寡妇，有什么措施能够帮助他们？更不用说病人了。城市的救济设施不足，乡村则几乎完全没有。无论如何，失业者都没有得到任何救济：乞讨是唯一的出路。至少有十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年复一年仅靠乞讨度日，他们步履蹒跚，挨家讨要面包或零钱。1790年，在法国北方，乞丐占总人口的比重估计为五分之一。物价上涨的时候情况更糟，因为普通工人的工资并未相应增加，所以无法赡养家庭。并非所有人对乞丐都抱有敌意。一些陈情书甚至抗议拘禁乞丐：提交这些申诉的人可能是小农场主，他们不少人以前也沦为过乞丐，并且心里十分清楚，一旦自己吃掉最后一袋粮食，出卖最后一块土地，也就难免沦为乞丐。村庄越穷，邻里兄弟之情就越强烈。1789年11月底，利穆赞的楠蒂阿（Nantiat）村居民决定由较为宽裕的村民分头救济处境悲惨的贫民，“以解倒悬之急，直至其处境改善”。但是，总的来说，农场主，或者说“村里的首户”和“头人”（北方的俗称），并不愿意提供救济，并且在陈情书中一再抱怨。他们对什一税征收者的愤怒是有道理的：什一税的一部分本应该用来救济贫民。结果，他们支付了什一税以后，乞丐依然云集家门。帮助教区的贫民是一回事，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窘迫可以通过官方发放救济得到控制。但是，许多贫民背井离乡，在方圆数英里的周边地区流浪。这些流浪汉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稍微强壮一点的沦为强贼，固守家园者的门口出现了陌生而令人不安的面孔：于是，恐惧被唤醒了。

除了无奈沦为乞丐的人，还有专业的乞丐。愤怒的农场主迫不及待地谴责他们游手好闲，这种说法不能完全说是错的。乞讨并非见不得人，为了养活一大家子，父亲不会因为自己让孩子们出去“找点面包吃”而惶惶不安。这成了一种生计，和其他生计没什么两样。即便他们讨到的面包太硬，那也可以用来喂养牲畜。在课税登记表上，有人填的是“地主”，说白了，却是“乞丐”。按照传统，修道院会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分发救济。翁弗勒尔（Honfleur）的陈情书中写着：“救济发放日是一个节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放下手中的锄头和斧子，慵懒地睡个懒觉。”教士这样做是延续了基督教的传统，即将虔诚的清贫视为一种值得尊敬的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种圣洁的象征。乞丐帮也有助于肯定这一观念。在大恐慌时期，好几次恐慌都是由伪装成慈悲兄弟会的流浪汉引起的，据说他们得到了授权，为柏柏尔海盗俘虏的基督徒募捐赎金。

劳动人口的迁徙进一步加剧了乞丐引起的不安情绪。作为一个整体，民众比我们想象的要不稳定得多。1754年，鲁昂（Rouen）商会报告：“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无所谓，只要能找到谋生之道。”除了经常行走在外的学徒，还有很多人沿途寻找工作。在1788年10月特鲁瓦统计的10200名无业者中，估计有6000人实际已经离开，有些人或许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但是更多的人大概会挨个城镇游荡，直到找到一份活计。中部的运河、皮卡第的运河以及瑟堡（Cherbourg）的筑堤工程方兴未艾，自然吸引了大批失业者。蒙马特（Montmartre）的济贫工场也是如此。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者只好乞讨度日。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那些大城市（特别是巴黎）的流动人口在1789年猛增。不满和冒险精神也为此推波助澜。农场工人经常毫无征兆就脱岗，农场主为此怨声载道，却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们对待工人过于苛刻，而工人因绝望或厌恶之情自然会产生不安。另外一些人为躲避兵役而出逃。此外，还有正常的季节性人口流动。在巴黎，充斥着大批来自利穆赞的建筑工，奥弗涅人也蜂拥而至，其中，圣通日（Saintonge）的制革工每年要占很大比重，此外，少数人翻山越岭去了西班牙，在那里他们同比利牛斯山脉法国一侧的移民一起劳动。相反，不断有移民从萨瓦（Savoie）[1]迁出，以至于洛林人怨声载道。特别是在收获庄稼和采摘葡萄的季节，常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大批无业人员从山地下到平原。好几千人从下勃艮第（Basse-Bourgogne）和洛林穿过布里（Brie）和瓦卢瓦（Valois）；另外一些人从布赖斯高（Brisgau）和德国洛林区进入阿尔萨斯，从博卡日进入卡昂平原，从阿图瓦（Artois）进入佛兰德的海滨平原，从喀斯地区（les Causses）和黑山（Montagne Noire）进入下朗格多克（Bas-Languedoc）。

许多小贩也在乡村辗转。有些是诚实守信的小贩，因为零售商在乡下非常稀少，他们提供了有益的服务。吉罗拉莫·诺泽达（Girolamo Nozeda）是其中的典型。在大恐慌时代，他留在了沙尔略（Charlieu），在那里贩卖首饰，一干就是20多年。但是，大多数小贩不受村民信任。每年都有衣衫褴褛的小贩从诺曼底博卡日出发，甚至远至皮卡第和荷兰，兜售自家妇女做的马毛筛，其他人则叫卖坦什布赖（Tinchebray）和维勒迪约（Villedieu）产的铜器铁器，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陈情书抱怨兜售兔皮的小贩，布洛涅人（Boulonnais）希望摆脱赤脚医生和耍熊人，更不用说锡匠和锅匠。1788年5月28日，维莱穆瓦昂（Villemoyenne）的修道院长兼本堂神甫写信给塞纳河畔巴尔（Bar-sur-Seine）的选举大会，提醒他们注意“阻止大批流浪汉的入侵，这些人背上包裹，扶老携幼，挨家乞讨，甚至侵占我们的住家。我们神职人员痛心疾首地看着这些轻佻的女人同浪荡的无赖，正值韶华之年，就成天在小酒馆里喧哗痛饮，关系淫乱，尽管他们中间显然连一个已婚的人都没有。”

这些流浪汉，严格说来就算他们不从事乞讨，也会在夜间来到农家院落乞食求宿。没人会赶走他们，哪怕他们是专业乞丐也不会被驱赶。这不是出于慈悲或者善心。农场主背地里愤怒地诅咒说：“乞讨就像把生锈的锉刀，一点点逐渐削弱我们，最终摧毁我们。”帕泰（Patay）附近的维朗布兰（Villamblain）村的陈情书留下了这样的记载。但是，农场主们很害怕。首先是害怕受到直接的袭击，但更多的是害怕暗中报复，比如果树或者篱笆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砍倒了，牲畜受到残害，最糟糕的是纵火。而且，即使农场主毫无怨言地支付了什一税，也没办法完全摆脱流浪汉的纠缠。

这些流浪汉未必是坏人，但是，他们对别人的财产不怎么尊重。果树正好位于大道边上，树上结的果子能不能随便摘？口渴时在葡萄园里摘几串葡萄有什么罪过？车夫们胆子也很大，布里的陈情书激烈控告运送木炭到巴黎的蒂耶拉什（thiérachiens）车夫，他们驾车直接冲过田地，为了抄近路不惜撞坏篱笆，还随意在当地草场牧马。一旦走上这条路，一时兴起或饥饿的逼迫，流浪汉就会更加肆无忌惮。

当流浪汉的人数不断增加——1789年就是如此——他们最终会纠集党羽，逐渐沦为盗匪。当男人下地劳作或者赶集的时候，流浪汉就会突然出现在留守的主妇面前，如果他们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就会随手抢东西、要钱、强行在谷仓住宿。最后，他们还会在夜间乞讨，出其不意地拜访农场，引起恐慌。

3月25日，一位欧马勒（Aumale）周边的农场主写道：“在星期三到星期四的夜里，我家里来了几十个人”，“8月份更是让人忧心忡忡，”他在7月30日写道：“我们入睡前总是惶恐不安，夜间来访的乞丐一直折磨着我们，更别提白天来的那些了，他们人也很多。”

随着收获时节临近，恐惧也开始四处徘徊。刚要成熟的麦子夜里被人割走。收割的小麦还来不及打捆，挨个教区游荡的拾穗者就不顾禁令侵入田地。早在6月19日，苏瓦松（Soissonnais）的调解委员会写信给贝桑瓦尔（Besenval）男爵，请求他派一队龙骑兵来确保庄稼收获。7月11日，加莱（Calais）市政当局也通过索梅耶夫里（Sommyèvre）伯爵，即阿图瓦的卫戍司令，向巴黎转达了的类似请求。在16日，伯爵补充说：“四面八方都在请求派兵保护收获庄稼。”24日，沙特尔（Chartres）附近的一个居民写道：“考虑到民众为纾解目前困境而急迫不安，他们可能会认为，只要收获时节一开始就可以脱困。他们可能不仅要拾穗，这是他们应得的部分，而且由于长期的物价飞涨而陷入绝境，他们会振臂高呼：为过去的悲惨讨回公道。严重短缺之际，一切都要平均分配，要填饱我们的肚子……民众的突然爆发，就像一场冰雹。走投无路的人是不会考虑是非问题的。”在当局眼中，这不是杞人忧天。

早在6月18日，里尔（Lille）的总督埃斯曼加尔（Esmangart）就对陆军大臣指出：“我们会看到，提前采取措施，防止发生可怕的灾难和无法估计的后果，是多么的重要。关键问题在于人们普遍害怕庄稼在成熟或收割之前就会被洗劫一空……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在某些县确实有人在谋划类似的袭击，当地的大小农场主正担惊受怕，我们一方面必须预防这类可怕的事件，一方面要表现得不相信它们。”谣言在各大城市特别是巴黎不胫而走，人人信以为真：7月，每天都有人报告“青苗被偷割”，或者庄稼被糟蹋。在大恐慌时期，人们纷纷认定这些勾当主要是盗匪所为。

偷越关卡的走私活动，进一步加剧了不安，例如，在皮卡第和阿图瓦的边界，在征收入市税的各城市包括巴黎的外围，尤其是在那些征收高盐税的省份的边界。例如，一米诺的盐在布列塔尼卖2利弗尔，在曼恩卖58利弗尔。对贫民来说，诱惑和回报是巨大的，不沦为私盐贩子太难了。一个曼恩的织布工或泥瓦匠，每天才挣10到12苏，一旦走私盐，一次就能挣20或30利弗尔。妇女对走私也同样热衷。1780年在拉瓦勒（Laval）就有3670人因此被捕，在安茹（Anjou）和普瓦图（Poitou）交界的莱莫日（les Mauges）也有多人被捕。

1788年，私盐生意变成了一场内斗，就像芒德兰（Mandrin）时代一样。[2]一个叫作勒内·阿马尔（René Hamart）的人（外号“Catinat”，卡蒂纳）纠集了一个10人团伙，最终壮大到了54人，并袭击了当地的盐税局。农民对于客串的私盐贩子保持了尽可能的同情，但职业走私者让他们感到惊慌。一份陈情书指出：“大清早，私盐贩子就从谷仓的稻草堆里爬出来，他常常不知会主人一声就擅自在这类地方过夜，他通过低价出售私盐来抵付留宿费用，软硬兼施。如果他乐意，就会无情地抢走一切，尤其是如果他来自远方的教区。就会带走食物、家什和现钱，更可耻的是，经常抢走要交纳给教会的钱。他常常还起暴杀人。”

为了减轻损失，包税人[3]经常养着一支真正的军队，这种军队比走私者更加惹人憎恨和恐惧。盐税税吏通常收入微薄，而且是从各阶层招募的，其贪婪绝不亚于最坏的走私者，反而更加嚣张，常常不受任何惩处。“税吏们从来不单独行动。他们或两人结伴，或三五成群，不分日夜地突袭农场，杀死吠叫的狗，在农场的饲料槽中、在第二茬庄稼地里甚至结了穗的麦地里随意喂马。他们的到来会让整个村子深陷惊恐，鸡飞狗跳，他们威胁男子、殴打妇女、打烂家具、翻箱倒柜，然后带着他们抢到的东西扬长而去，要么就是带走某个倒霉鬼投入大牢。”

这群乞丐、饥饿的流浪汉和业余私盐贩子，他们四处作奸犯科，这决不值得惊讶。对于这种形势，司法当局自己也难辞其咎。他们的乞丐收容所就是培养罪犯的温床，在这里，贫民与犯罪分子成天厮混。最常见的一项惩罚措施是驱逐出法院的管辖范围：被流放的人自然加入了流浪汉大军。

在曼恩，盗窃马匹——在中世纪的诺曼底和佛兰德一度肆无忌惮——仍然司空见惯。在皮卡第和康布雷齐，“勒索者”把敲诈变成了一种大众娱乐：某天清晨，农夫可能发现自家门上钉着一包火柴，外加一张警告书，要求他在某个特定地点交付一笔赎金，否则将遭纵火。如果他向当局报警，也抓不到任何人，而农场依然难逃一炬。

大多数罪犯选择结成帮派。“卡图什帮”[4]蜚声遐迩；1783年，当局在卢瓦尔河（le Loir）上游的奥热尔（Orgères）摧毁了一个类似的匪帮，他们随后又重新集结，直到督政府时期，他们依然是全国的热门话题。早在旧制度终结前，这类匪帮就开始活动，经常“炙烤”被害者的脚跟来逼迫他们吐露藏匿财物之处。1783年，在维瓦赖（Vivarais），反抗当局的所谓“蒙面人”暴动被迅速镇压，然而小股盗匪却时常出没，犯下一些比较轻微的罪行。1789年，在复活节前一周，维勒福尔（Villefort）的一名公证人巴罗（Barrot）遭到殴打，他的房子遭到入侵，文件遭到焚毁。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蒙面人”的作风。

有些匪帮甚至更加过分，3月27日，几名前往贝格新城（Villeneuve-de-Berg）参加三级会议代表选举的教区参议半路上遭遇抢劫和谋杀。同年春天，流浪汉大军也加入匪帮。据报道，这年3月，目击者在巴黎附近的当皮埃尔（Dampierre）看到40名蒙面男子。4月底，15名武装分子在晚上突袭了埃唐普（Étampes）地区的几家农场，他们破门窗而入，威胁要放火。在贝莱姆（Bellême）、莫尔塔涅（Mortagne）和诺让勒罗特鲁（Nogent-le-Rotrou）等地，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对付一支12到15名武装分子组成的匪帮。

即便是正常时期也不容易维持治安，仅仅靠骑警队的三四千名骑警显然人手不足，许多村庄干脆没有官方守卫，只是为了省下一笔薪酬。哪怕当地决定雇佣一名警卫，也难以保证支付的薪水能换取相当的回报：谁都没有热情去从事风险如此高的工作。领主庄园的守卫表现要好一些，但主要提防的是偷猎者。由于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将农民赶出林地，农民自然视之为敌人而非保护者。

当局时不时发动一些大范围的严打运动。1764年和1766年的法令要求给长时间从事乞讨的人打上烙印，送去苦役船服役，其他人则被投入监牢。此外，1781年3月15日，巴黎高等法院判处4名皮卡第居民鞭笞刑，据说因为他们“在收获期间盗窃田里的麦子”。不过，这种时不时的杀鸡儆猴效果甚微。一旦收容所人满为患，大门就会敞开，然后一切照旧。国王唯一的成就——这个成就已经很可观了——就是清除了大道上的劫匪。然而，在危机时期，公共警力不堪重负。索洛涅（Sologne）的圣维亚特尔（Saint-Viatre）的陈情书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遵纪守法，乞丐到处都是。”1789年4月29日，圣苏珊（Sainte-Suzanne）的骑警总长如此报告埃唐普周边的盗匪活动：“我的大队从去年11月开始就在该地区执行任务，出警次数是人手的二三倍，我们竭力维持治安和市场秩序，保证农民平安出售粮食。但是，我们的人数和实力都不足以将不法之徒驱逐出首府，我们没法同时出现在各处。”

被当局遗弃的农民也可以自救，他们并不怯懦。法国农夫生性愚鲁，动不动就拔刀相向，还斤斤计较，对别人满不在乎，所以，他们很乐意杀死那些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人。锡夫赖（Civray）司法总管区的迈雷—莱维索尔（Mairé-Levescault）提交的陈情书说，如果警察组织得更好，“我们如今就大可不必枕戈待旦，为自己伸张正义了。”但是，当局对此充满疑虑：枪支也可能用来对付王国官吏或落入盗匪之手，而如果一个农民有了一支枪，他就会用它来打猎，纵是为了消灭糟蹋庄稼的猎物，而非娱乐。此外，直到旧制度结束前，在领主阶级的敦促下，当局一直在有步骤地解除农民的武装：首先是1762年在埃诺，然后是1771年在康布雷齐，佛兰德和阿图瓦是在1777年，1785年至1787年间在诺曼底，推动者是阿尔古（Harcourt）公爵，然后是吉耶讷（Guyenne），穆希（Mouchy）公爵和埃斯帕贝斯（Esparbès）伯爵。1789年1月26日至27日夜间，昂日（Hangest）的骑士命令骑警队突袭蒂耶拉什的鲁米尼（Rumigny）村，为的就是没收武器。6月22日至23日，巴黎高等法院的总检察长在沙特兰（chartrain）地区组织了类似的行动。与此同时，枫丹白露森林周围的村庄也遭到了同样的突击搜查。

如果说焦虑不安是普遍现象，却不能轻易认为，这种心理在各地的强度都是一样的。有些地区尤其敏感，例如，森林、高原或山脉环绕之下地势平坦的乡村。奥克瓦（Auxois）的居民说，莫尔旺山（Morvan）既吹不出什么好风，也生不出什么善人。在走私猖狂的地区以及森林外围，伐木工、烧炭工、铁匠、玻璃匠，都是些没有什么教养的人，常常令人畏惧，更别提躲藏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可疑分子。在佩尔什（Perche）森林，在莱格勒（Laigle）和孔什（Conches）周围，在上曼恩的蒙米赖（Montmirail）森林，昂古莱姆附近的布拉康讷（Braconne）或佩里格（Périgueux）著名的巴拉德（Barade）森林，也是如此。在1789年，这些森林比今天要广阔得多，其中的居民也要多得多。在这些森林中看不到什么魔鬼、仙子或魔法师梅林[5]，那里只有成群结队的狼和面孔凶恶的人。1789年的恐慌常常来自这些幽暗之地。

不能因为1789年春天出了些犯罪事件，就误以为整个法国都在血与火之中受着煎熬。档案文书中提到的罪行毕竟是一小部分。它们列举的事件主要是威胁、骚扰和敲诈。泰纳的著作对该时期的描述显然过于阴暗。他更像一名艺术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偏爱线条峻刻的画面，非常反感木版画中自然呈现的光线和阴影。但是，尽管泰纳的描述缺乏历史学家追求的那种客观性，不妨说，从主观视角来看还是真实的：这就是1789年法国农民的所见所闻。这些农民毫无获得真实消息的渠道，又缺乏教养，不会从以讹传讹的小道消息中分辨真伪。民众的集体记忆无疑进一步加强了这些谣言的可信度。通过围炉夜谈，这种记忆以一种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形式保存了下来，其力量超乎想象。几个世纪以来，乡间一直饱受武装分子、雇佣兵和流匪的蹂躏，谁也不知道他们来自何处或者为什么而战。据说他们烧毁村庄、强奸妇女、折磨和杀害男子，还有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描绘的那些战争的恐怖。[6]

洛林和阿尔萨斯的居民决不会忘记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中的暴行。在法国北部，一切扰乱治安的人都被称为“马扎林”（mazarins），这可能源于《比利牛斯条约》之前法国军队进行的战役。在皮卡第和诺曼底，15世纪就已经开始活跃的卡拉波特帮仍然令人恐惧。在中部和南部，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甚至可以追溯到英法百年战争：1783年在维瓦赖，在“蒙面人”的勒索通知上，签名还是：“英格兰军队”。此外，1789年的法国人谈起卡图什和芒德兰仍然心惊肉跳：走私贩子就被称为“芒德兰”。[7]令人惊讶的是，1789年7月末，所有人都深信确实存在许多“匪帮”，这个词在当时的档案文书中频繁出现。当局自身使用这个词也毫无顾忌，既用它来称呼成群结队的乞丐或者歹徒，还用它来称呼抢夺粮食的流浪汉或反抗领主的农民，最后，国民公会也接过这个词，用来称呼旺代的叛军。当时法国人将这些“匪帮”看成某种内战的工具，特权阶层用它来粉碎第三等级，实在再自然不过了。长期以来，士兵和盗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在民众眼中更是如此。毕竟，征兵官难道不是首先从流浪汉和贫民中招募士兵，就像百年战争的匪帮或者三十年战争中的雇佣兵连那样？恐惧是饥饿的女儿，对恐惧的各种记忆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幽灵，它虽然不是大恐慌的唯一原因，却算是主要原因，或者也可以说，是最深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