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观 第一部 我的世界观

我未来的计划

这是1895年16岁的爱因斯坦在阿劳上中学补习班时，用不太完美的法语写的课堂作业，题为《我未来的计划》（Mes Projets d’Avenir）。

除了课堂作业外，这是目前找到的爱因斯坦最早写就的文章，其中表达了少年爱因斯坦的远大志向。我们看到，爱因斯坦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既定目标发展的。

此外，法语也成为他所掌握的少数几门外语中最熟练的语言。在听众不能听懂德文（他的母语）时，他一般选择用法语发表演讲或进行对话。

一个幸福的人对现在感到太满意，就不可能对未来思考太多。另外，年轻人喜欢投身于大胆的计划。而对一个严肃认真的青年来说，对自己所渴望的目标形成尽可能明晰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事情。

如果运气好，能通过考试，我将前往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就读。我会在那里学4年数学和物理学。我想成为自然科学分支专业的一名老师，我会选择其中的理论部分。

促使我制订这个计划的是这样一些理由：首先，是因为我个人倾向于抽象思维和数学思维，缺乏想象力和实践能力。我的愿望也启发我下了同样的决心。人们总是喜欢做他具有天赋的事情，这是十分自然的。其次，科学事业存在一定的独立性，那正是我非常喜欢的。

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爱因斯坦与德国和犹太人的关系十分微妙。在“一战”结束后的1922年3月8日以及4月6日至4月10日，他曾两次出访巴黎。作为最知名的德国犹太人，他遭受了来自极右翼的攻击。在他出访巴黎差不多一年后的1923年3月，当时刚刚兴起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正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会上有人多次指责爱因斯坦在巴黎期间，“为博得法国听众的喜爱而否认了”自己的“德国血统”。为此，感到事情严重的“德意志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委托秘书处负责人贝蒂·弗兰肯斯坦因（Betty Frankenstein，1882—1960）在爱因斯坦44岁生日当天，专门给爱因斯坦写信：“我们认为您最好能否认这个有倾向性的报道。如果您能寄一份正式辟谣声明让我们去发布的话，我们将很感激。”为此，爱因斯坦在1923年3月23日给出了如下回复。

我刚刚旅行回来，就马上回复您本月14日的来信。我授权您以下面的方式发表正式辟谣声明：

不管是在巴黎，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否认过我出生在乌尔姆，是一对德国父母的儿子，而我是通过移居瑞士才成为瑞士公民的。另外我还保证，我从未试图在任何场合取悦别人。

我的世界观

关于本文，位于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图书馆的爱因斯坦档案馆（Albert Einstein Archives）有三封内容相同的文件。其中一份为原始手稿，编号为[29—028]，另两份为打印稿，编号分别为[29—029]和[29—030]。

本文原文为德文，写于1929年夏天。当时，爱因斯坦身处柏林郊外卡普特（Caputh）的消夏小屋，在享受宁静的同时，总结了自己的世界观。最初的版本曾以《我所见的世界》（Wie ich die Welt siehe）为题发表过多次，最著名的是在《我的世界观》和《观念与见解》中；英译本首次登载于1931年纽约出版的《当代哲学》（Living Philosophies）丛书第13卷，3～7页（New York: Simon Schuster）。后来又出现了众多英译本。其中较有影响的英译本为《观念与见解》一书中的译文：“我眼中的世界。”

1932年，由德国人权联盟发行的一张录音唱片中，爱因斯坦朗读了一篇名为《我的信条》（Mein Glaubensbekenntnis）的文章，其内容与本文相比只有细微差别。基于本文的英译文发表在《论坛与世纪》（Forum and Century）84卷（1930年10月出版）第4期，193～194页，取名《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后来又收录于戴维·E.罗韦和罗伯特·舒尔曼合编的《爱因斯坦论政治》（226～230页）。

正是这篇文章让爱因斯坦悲天悯人的智者形象深入人心，因而也成为爱因斯坦最常被引用的文章之一。

我们这些活在世上的人真是奇怪！每个人来到世上都只是匆匆过客。目的何在，无人清楚，虽然人们有时自认为有所感悟。不用做过深的思考，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看，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我们是为其他人而活着的——首先是为了那些人，他们的欢乐与安康与我们自身的幸福息息相关；其次是为了那些素昧平生的人，同情的纽带将他们的命运与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每天都会无数次意识到，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他人的劳动成果之上，这些人有的尚健在，有的已故去。对于我已经得到和正在得到的一切，我必须竭尽全力做出相应的回报。我渴望过简朴的生活，常常为自己过多地享用他人的劳动成果而深感不安。我不认为社会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归根结底是靠强制手段维系的。我还相信，简朴而平易的生活，对每个人的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哲学意义上，人类根本没有任何自由可言。每个人的行为不仅受制于外在压力，还受限于内在需求。叔本华说过：“人虽然可以为所欲为，但却不能得偿所愿。” 从青年时代起，这句话就让我深受启发。每当自己或他人经历种种磨难时，这句话总能给我带来慰藉，成为无穷无尽的宽容的源泉。幸运的是，这种认识不仅能缓解那种让人感到无能为力的责任感，也能防止我们过于严苛地对待自己和他人。这导致了一种人生观，其中，幽默尤其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探究一个人自身存在或一切创造物存在的意义或目的，对我来说，似乎总是愚蠢的。然而，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些理想决定了他的奋斗目标和判断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未将安逸和享乐视为终极目标（我把这种伦理准则称为猪群的理想）。一直以来，对真、善、美的追求照亮了我的道路，不断给我勇气，让我欣然面对人生。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友情，如果不专注于探索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研究领域永不可及的世界的话，生命对我而言就毫无意义。从儿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那些庸俗目标——财产、外在的成功以及奢侈的享受，我都不屑一顾。

我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然而却又明显地缺乏与他人和社会的直接接触，这两者形成了奇怪的反差。我是一个真正的“独行者”，从未全心全意地属于过我的国家、我的家乡、我的朋友，乃至我最亲近的家人。面对这些关系，我从未消除那种疏离感，以及对孤独的需求——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一方面，它能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这将使自己与他人的相互理解和支持受到限制，但我毫无遗憾。这样的人无疑要失去一些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才能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他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避免让自己内心的平衡置于这样一些不稳固的基础之上。

民主是我的政治理想。让每个人都得到应有的尊重，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被崇拜的偶像。可是造化弄人，我自己却受到了过多的赞美和尊敬，尽管这既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我的功劳。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许多人理解不了我以绵薄之力并经过艰苦努力而提出的少数观念的缘故。我很清楚，任何一个组织若想实现既定目标，都必须有一个人来思考、指挥，并承担起大部分责任。但是被领导的人不应受到胁迫，他们应该有权选择他们的领导人。我确信，专制的独裁制度很快就会衰败，因为暴力总会招致那些品德低下的人，而且在我看来，天才的暴君往往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正因如此，我一直强烈反对我们如今在意大利和俄国看到的那种制度。而使现今在欧洲盛行的民主形式遭到质疑的，不是民主原则本身，而是现行的制度让各国政府首脑缺乏稳定性，以及选举制度的与个人无关的特征。我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法。他们选举出一个有合理任期的总统，并授予充分的权力，使其能真正履行职责。然而，我看重的是在我们的政治制度 中，当公民患有疾病或需要救济时，国家能给予个人很大程度的关怀。在我看来，驱动我们人类向前的东西中，真正有价值的不是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情感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造就高尚和尊贵，而随大流的人群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随大流的群体行为中最恶劣的结果，就是我厌恶的军事制度！一个人能随着军乐扬扬得意地行进在列队中，就足以让我鄙视他了。他能有大脑肯定是个错误，因为对他来说只要有脊髓就够了。这种文明的污点应该被尽快消除。命令之下的英雄主义、无谓的暴行，以及一切自称爱国主义的可憎蠢行，都让我深恶痛绝。战争对我来说，是何等的卑鄙无耻；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恶的勾当。不过，我还是相信人性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因为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假以学校和媒体之手，系统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理智的话，这种可怕的事情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我们可以体验到的最美好的事物是难以理解的神秘之物。这种基本情感，是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摇篮。谁要是不了解它，谁要是不再有好奇心，谁要是不再感到惊讶，那他就如同死了一般，他的眼睛早就黯淡无光。正是因为这种掺杂了恐惧的神秘体验，宗教产生了。我们认识到有某种东西是我们无法洞察到的，只能以某种最原始的形式才能把握那最深奥的理性和最灿烂的美——正是这种认识和情感构成了真正的宗教情怀 。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一个具有深沉的宗教情怀的人。我无法想象，有这样一个造物主，他会对自己所造之物进行奖惩，并且具有我们自己所体验到的那种意志。我无法也不愿去想象一个人在肉体死后还能继续活着。让那些脆弱的灵魂，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可笑的唯我论，继续怀有此类想法吧。对我而言，能够察觉生命和意识的永恒奥秘，了解现实世界的神奇结构，并且能投入全身心的努力去领悟自然界中所展示出来的理性，哪怕只能得到其中极小的部分，便也心满意足了。

爱因斯坦此处的原文为“Ein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与叔本华的原话“Der Mensch kann zwar tun, was er will. Er kann aber nicht wollen, was er will”稍有不同。——编译者注

本文写于1930年，这里指的是德国。——编译者注

此处德文版为religiosität。按照《杜登德文词典》对此词的解释，也可译为“宗教性”“宗教态度”“笃信”“虔敬”“虔诚”等。本书中采用“宗教情怀”这一译法。——编译者注

论生命的意义

本文来源不详。爱因斯坦档案编号：[36—797]。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总体而言，一切生物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意味着要有宗教情怀。你可能会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回答是：凡将其自身的生命及同类的生命视作无意义的人，不仅是不幸的，而且几乎不适于生存。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

本文来源不详。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3—790]。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与何种意义上实现自我的解放。

论财富

本文是1932年12月9日爱因斯坦给维也纳《彩色周刊》（Die Bunte Woche）的编辑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Julius Braunthal，1891—1972）的回信。布劳恩塔尔是奥地利出生的犹太历史学家、杂志编辑和政治活动家。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21.1]。

我坚信，世界上的财富无法促进人类发展，即使它掌握在那些仍想达到此目标的人手中也无济于事。唯有以伟大而纯洁的人物为榜样，才能引发高尚的思想和行为的产生。金钱只能滋生人们的自私自利，并使其不能自持地加以滥用。

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者甘地像卡耐基 那样腰缠万贯呢？

安德鲁·卡耐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钢铁大王”。他经过艰苦奋斗，成为世界首富。在功成名就之后，他几乎将全部财富捐给了社会。——编译者注

共同体与个人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2年写给德裔美国诗人、作家、出版家乔治·S.菲尔埃克（George S. Viereck，1884—1962）的回信。菲尔埃克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12岁时随父亲移居美国。1933年前，他因诗歌闻名，曾公开称赞过爱因斯坦与弗洛伊德，也采访过还未得势的希特勒。“二战”期间，他是美国著名的“希特勒支持者”。后因违反《外国代理人注册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而被起诉，被判入狱（1942—1947）。出狱后，他发表了监狱生活回忆录《混在野兽中的人》（Men Into Beasts）。因他有争议的身份，无论德文版还是英文版的《我的世界观》，均未提及本文的来历。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06]。

本文的德文版标题为《共同体与个性》（Gemeinschaft und Persönlichkeit），英文译为《社会与个性》（Society and Personality）。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曾严格地将“共同体”与“社会”区分开来。按照滕尼斯的说法，“共同体”主要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例如家庭、宗族等；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或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个人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协调，是一种有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共处，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基本上是各自独立的。“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当我们开始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时，很快就能察觉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动和愿望都跟他人的存在息息相关。同时也注意到，我们的生活跟群居动物十分相似。我们吃别人生产的食物，穿别人制作的衣服，住别人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识和信念也都是通过别人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如果没有语言，我们的智力水平将会贫乏不堪，跟那些高等动物没什么两样。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胜过动物之处，在于我们生活在人类共同体中。如果一个人从出生起就离群索居，他的思想和情感的原始性和兽性将会达到何种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以及他的存在之所以有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一个个体，而在于他是伟大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分子，从出生到死亡，共同体都将主导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一个人对共同体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情感、思想和行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共同体中其他人的生存条件。我们说他是好是坏，就是以他在这方面的态度为判断依据的。乍看之下，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似乎完全是以他的社会特征为依据的。

然而，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显而易见，我们从社会中接受的所有物质、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成就，都是由无数时代中那些富有创造性的个人取得的。有人发明了火的使用，有人发明了食用植物的栽培，有人发明了蒸汽机。

只有个人才能够思考，从而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甚至还能为共同体生活建立应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具有创造性的个人，社会的更高发展是很难想象的，正如如果缺失共同体这片土壤，个人的个性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一样。

因此，一个健康的社会与其内在的社会关系相关，也与个人的独立性相关。有人曾不无道理地说过，一般意义上的希腊—欧洲—美洲文化，尤其是曾结束中世纪欧洲停滞不前状况、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灿烂绽放的文化，就是基于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相对孤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目前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共同体进展如何，杰出人物的状况又如何。较之从前，高度文明的国家的人口太过密集了；今天欧洲容纳的人口大约是100年前的3倍。但是，杰出人物所占比例却不相称地减少了。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通过个人的创造性成就被大众所熟知。在某种程度上，组织机构已取代了杰出人物从前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在技术领域，科学领域也能明显地感觉到这种变化。

杰出人才的缺乏，在艺术领域尤为明显。绘画和音乐已经明显退化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公众的吸引力。在政治领域，不仅仅是缺乏领袖人物，公民在精神上的独立性以及正义感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以这种独立性为前提条件的民主议会机构在很多地方陷入了困境。由于人的尊严和个体的权利已不再得到足够重视，独裁统治迅速涌现并且得到容忍。两周之内，任何一个国家丧失判断力的民众都能被报纸煽动到群情激奋的状态，男人们准备为某些利益集团的卑鄙目的，去当兵杀人和被杀。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是个人缺乏尊严的耻辱症状，它折磨着我们今天已开化的人类。因此有不少预言家预测，我们的文明不久就将走下坡路。我不属于这类悲观论者，而是相信一个更好的未来。下面，我将简述我有这种信心的理由：

在我看来，目前的衰落症状基于如下事实：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极大地加剧了个体的生存竞争能力，严重损害了个体的自由发展。而且，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为满足社会需求，要借助的个人劳动将越来越少。因此，有计划的分工越来越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而这样的分工将使个人在物质上得到保障。有了这种保障，再加上留给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和精力，就有助于个性的发展。在这种方式下，共同体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我们希望，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弊病解释为一个怀有远大抱负的人类社会所犯下的幼稚病，一切都因文明进程过快所致。

此处内容参见（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编译者注

国家与个人良知

1949年9月，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哈弗福德（Haverford），一个全新的，主要由工程师、技术人员、自然科学家和医生构成的“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The Society for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cience）成立了。它完全按照民主原则建立，致力于构建一个和平的、人道的社会。该协会的成员大多数是贵格会教徒，他们精力充沛地从事慈善、热心致力于和平事业的行为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这是爱因斯坦加入“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后，1950年7月19日写给该协会的公开信，发表于1950年12月22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周刊第112卷第760页。德文版略去了正文前面的内容。

亲爱的科学家同行们：

这是一个亘古至今的问题：如果国家规定一个人的行为，社会期待他采取一种态度，他自己的良知却认为这些是错误的，他应该如何表现？

答案很明显：你完全依赖于你所生活的社会，因此必须让自己受其规则的支配。你不能为那些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出的行为负责。

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同我们的正义感矛盾到了何种程度。外在的强制在某种意义上只能减轻但不能消除个人的责任。在纽伦堡审判 中，这种立场几乎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的制度、法律和习俗中重要的道德价值，都来自无数个人的正义感的表现。除非受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与担当，否则机构在道德上无能为力。

任何为唤醒和支持个体的道德责任感所做的努力，都是对全人类的重要贡献。

在我们的时代，自然科学界的代表 和工程师肩负一种特别重大的道德责任，因为军事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属于他们的研究领域。因此，我认为建立“科学的社会责任协会”符合实际需要。通过问题讨论，该协会易于让个人对他选择的道路做出独立的判断。此外，当他们因遵循良知行事而面临困难处境时，相互帮助是极其重要的。

纽伦堡审判（Nürnberger Prozesse）指的是“二战”结束后，于1945年11月21日—1946年10月1日，由战胜国对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的数十次军事审判。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在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审判中，坚持了六条国际法原则。其中，原则一和原则四明确表明个人不能因外在的压力免责。原则一：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人承担个人责任，并因此应受惩罚。原则四：依据政府或其上级命令行事的人，假如他能够进行道德选择的话，不能免除其国际法上的责任。——编译者注

此处的德文为“…den Vertretern der Naturwissenschaften”，而不是“Wissenschaftler”（科学家），指除了真正做科学研究的以外，还有其他与自然科学有关的人。——编译者注

善与恶

本文写作年代不详，很可能是发给美国辛辛那提的银行家西蒙·库恩（Simon Kuhn，1857—1919）的遗孀，社区领袖、慈善家塞提·斯沃特·库恩（Setty Swarts Kuhn，1868—1952）的一封电报。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档案看，隐约可见1931字样。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 [88—248]。

最受爱戴的人应该是那些对于改善人类和人类生活最有贡献的人。这在原则上讲应该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进一步问这类人是谁，就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对于政治领袖，甚至宗教领袖，他们究竟是为善多还是作恶多，向来难以定论。因此我非常真诚地相信，为社会大众提供最好服务的人，是为大众提供可以用来自我升华的工作，从而间接使人臻于完善的人。这首先适用于伟大的艺术家，其次也适用于科学家 。无疑，提升人的思想境界并丰富其内在本质的，并非研究成果，而是追求理解的动力，是那种创造性和感受性的脑力劳动。因此，如果以知识成果来评判《塔木德》 本身的价值，那将是荒诞不经的！

德文版此处用的是Forscher，泛指在某一领域进行研究的人，可译为“研究者”“学者”。英译本中此处用的是scientist，对应于“自然科学家”（naturwissenschaftler）。——编译者注

犹太教法典《塔木德》（Talmud）是犹太教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它由两部分组成，即《米书拿》（Mischna）和《革马拉》（Gemara）。现存两个版本：巴比伦《塔木德》和耶路撒冷《塔木德》（希伯来语《塔木德》，也称巴勒斯坦《塔木德》）。《塔木德》内容庞杂，虽不是百科全书，却包罗万象。它涉及宗教、律法、民俗、伦理、医学和迷信等大的方面，也有具体到起居、饮食、洗浴、穿衣和睡眠等小的方面。它本身并不包含经文，但显示了这些规则是如何在拉比们的实践和日常生活中被理解和解释的，是犹太智慧的源泉。——编译者注

宗教与科学

尽管爱因斯坦经常阅读《圣经》，也谈论上帝，但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信仰宗教的人。他信仰“斯宾诺莎的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而不信仰那个同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毫无疑问，他也强调宗教在道德和利他主义层面的作用。“人类有各种理由将高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告者们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

这篇文章最初是用德文写成，发表于1930年11月11日《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有趣的是，它的英文版比德文版早两天，于1930年11月9日发表在《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这里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同时参考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人类所做的和所想的一切都与满足情感需求和抑制痛苦有关。如果人们试图理解精神活动及其发展，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情感和渴望是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的动力，尽管后者可能会以非常崇高的形式呈现。那么，是怎样的情感和需求引领人们的宗教思想以及广义上的信仰呢？如果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便能很快发现，在宗教思想和经验的摇篮里，有许多不同的情感。在原始人那里，主要是因为恐惧，才唤起了宗教的观念。这些恐惧包括对饥饿的恐惧、对野兽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于在这一生存阶段，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通常很低，所以在人类的心里造出一些或多或少与自身相似的虚幻物来，并认为他们害怕的那些事情的发生取决于这些虚幻物的意志和行为。因此，人们试图通过世代相传的祭祀活动来取悦这些虚幻物，抚慰它们或者让它们对人类产生好感。在这个意义上，我称它为“恐惧宗教”（Furcht-Religion）。这类宗教，尽管不是由某个人创造的，但是一个特殊的祭司阶层已经形成，因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祭司阶层充当了人与人所怕之物之间沟通的调解者，并以此建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通常情况下，那些依赖于其他因素得以掌权的首领、统治者或者特权阶层，为了巩固其世俗权力，就把这种权力同祭司阶层的职能结合起来。要不就是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和祭司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而相互结盟。

宗教形成的第二个来源是社会情绪。无论父亲和母亲，还是较大的人类共同体的领袖们都不免一死和犯错。人们对指引、关爱与帮助的渴望促成了社会的或道德的上帝概念的形成。这位执掌天意的上帝，担当保护、决断、奖赏和惩罚的职责。上帝按照人类所处的不同层次，来爱护和抚育部落的生命或人类的生命，甚或生命本身。他是人在遭遇不幸和愿望未能达成时的安慰者，是死者灵魂的保护者。这就是社会的或道德的上帝概念。

从犹太民族的神圣典籍中可以很好地看到从恐惧宗教到道德宗教的发展。在《新约》中，这一发展得以延续。所有文明民族的宗教，尤其是东方民族的宗教，主要是道德宗教。从恐惧宗教到道德宗教的转变是人类生活发展历程中的一大进步。人们必须杜绝这样的偏见，即认为原始人的宗教完全是恐惧宗教，文明人的宗教就一定是道德宗教。事实上，所有时期的宗教都是混合型的，只不过在较高级的社会生活中，道德宗教占主导地位。

所有这些类型的宗教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上帝概念拟人化特征。通常只有那些精神上非常富有的个人 或出身高贵的团体才能超越这一宗教体验阶段，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此外，还存在第三阶段的宗教体验，尽管鲜有完全纯粹的形式。我想将其称作宇宙宗教情怀 。要和没有一点儿这种情怀的人解释清楚这种感受，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这里没有任何相对应的人格化的上帝概念。

有些人感觉到人类的愿望和目的毫无意义，而自然界和思维世界却显露出崇高与奇妙的秩序。个人的存在给他的感受如同监狱一般，他想将宇宙作为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整体去体验。这种宇宙宗教情怀在人类早期的发展阶段已现端倪，比如在大卫的《诗篇》 以及一些先知那里。佛教中包含的这种宇宙宗教情怀的成分更强烈，这一点可以从叔本华的美妙文章中感受得到。

各个时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如此杰出，是因为具有这种宗教情怀。这种情怀既不知道什么是教条，也不知道以人为形象塑造出的上帝，因此也不可能有以宇宙宗教情怀为核心教义基础的教派。因此，在每一个时代的异教徒中，我们倒可以找到那些充满这种最高宗教情怀的人。许多时候，他们被同时代的人视为无神论者，有时也被视为圣人。从这个观点来看，德谟克利特、亚西西的方济各 和斯宾诺莎这样的人彼此都很相近。

这种宇宙宗教情怀既提不出明确的上帝概念，也没有神学，如何实现这种信仰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承呢？在我看来，唤醒能够接受它的人心中的这种情感并使其保持活力，是艺术和科学最重要的功能。

因此，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我们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看法。从历史上看，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宗教和科学视为不可调和的对立物，原因很简单。对于任何一个深信因果律的普遍作用的人来说，下面的想法，即存在一个能够干预世界事件进程的存在物，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必须假设他对因果律假说持有真正严肃的态度。他不需要恐惧宗教，也不需要社会或道德宗教。对他而言，一个有赏有罚的上帝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人的行为活动取决于外在和内在的必然，因而在上帝眼中，他就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同一个无生命物体不能对它的行为负责一样。有人因此指责科学，称其有损于道德，但是，这样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一个人的道德举止应该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育和社会关系及社会需求上，不需要任何宗教基础。如果一个人仅仅因害怕受到惩罚或是希望死后得到奖赏而约束行为，那的确是太可悲了。

由此就很容易理解，教会为何一直反对科学，并迫害科学的跟随者。另外，我断定，宇宙宗教情怀是科学研究最强烈和最高尚的推动力。只有那些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他们的献身精神——要是没有这种献身精神，就不能取得理论科学上的开创性成就——的人，才会从中理解这种情感的力量。唯有这种力量，才能驱动他们做出那些远离直接现实生活的工作。为了弄清楚天体力学的机制，开普勒和牛顿投入了多年孤独的研究，他们对世界构造的理性——只不过是理性在世界上的一点儿微弱反映——的信念是多么深信不疑，要了解它的渴望又是多么热切！那些主要从实际结果来认识科学研究的人，对于下面这些人的精神状态不能给予正确的认识：他们身处同时代人的怀疑中，却为遍布世界各地、身处各个世纪的志同道合者指明道路。只有那些也献身于相同目标的人，才能深切领会到究竟是什么在激励着这些人，给予他们力量，使他们无论遭受多少失败，都会选择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目标。给人以这种力量的正是宇宙宗教情怀。当代有人说的不无道理：在我们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只有严肃的科学研究者 才是唯一具有深厚宗教信仰的人。

此处在德文原稿里，用的是“只有那些特别富有的个人”（nur besonders reiche Individuen），而在两个主要的英译本中，此处分别为only individuals of exceptional endowments和only exceptionally gifted individuals。前者用reiche，并没有专门指物质上的富有，是精神上的富有；英译本可译为“那些特别有天赋的个人”。考虑到两个英译本的影响，这里加了“精神上”三个字。——编译者注

此处德文为komische Religiosität。——编译者注

大卫的《诗篇》（Psalm），是《圣经·旧约》中《诗篇》的一种方便说法。《诗篇》共150篇，其中注明是大卫所作的有73篇。——编译者注

方济各（Franziskus von Assisi，1182—1226），出生于意大利亚西西（Assisi），方济各会的创办者。方济各会（Ordo Fratrum Minorum，拉丁文意为“小兄弟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因其会士着灰色会服，故又称灰衣修士。1209年，方济各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成立该会；1223年，教皇洪诺留三世批准其会规。托钵修会规定会士必须家贫，不置恒产，以托钵乞食为生。他们云游四方，活动在社会各个阶层。方济各会提倡过清贫生活，托钵行乞。他们效忠教皇，反对异端。——编译者注

在德文版中，此处用的是Forscher。——编译者注

科学研究的宗教情怀

本文写作时间不详。它曾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和《犹太新闻中心》（Jüdische Pressezentrale）。爱因斯坦档案编号[72—459]，共有6页手稿。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在思想深邃的科学家之列，您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情怀的人。但是，这种宗教情怀与常人 的宗教情怀不同。对于凡夫俗子而言，人们一方面希望得到上帝的关爱，另一方面又害怕受到他的惩罚；这种感觉类似于孩子对其父亲的感情升华。对于上帝，人们与他在某种程度上建立起了一种私人关系，无论这其中有多少敬畏的因素。

但是，科学研究者却痴迷于所有事件中的因果关系。对他而言，未来同过去一样，都是必然的和确定的。道德不是神圣的，而纯粹是人的事情。他的宗教情怀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对自然规律性的和谐入神般着迷，这种和谐揭示出了一种如此深邃的理性；与此相比，人类一切有意义的思考和安排都只不过是其微乎其微的反映。只要他能够挣脱自私欲望的奴役，这种情感将是他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则。毫无疑问，这种情感与各个时代的宗教天才所怀有的情感是密切相关的。

在德文版和英文版中，此处用的都是“天真的人”（naive Menschen，naïve man）。——编译者注

科学与宗教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选自爱因斯坦在美国全国神学院联合会东北区会议举行前，于1939年5月19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发言，收录于1950年出版的《爱因斯坦晚年文集》。第二部分选自科学、哲学和宗教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会议（Conference o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their Relation to the Democratic Way of Life）编辑的《科学、哲学与宗教研讨会》（Scienc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A Symposium）一书，1941年，纽约。

整篇文章收录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41～49页）。

一

在20世纪，以及19世纪、18世纪，人们广泛认为知识和信仰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盛行于一些杰出人士中的观点认为，信仰应越来越多地被知识取代的时候已经到了；没有知识作为依托的信仰是迷信，因此必须加以反对。根据这一观念，教育的唯一功能就是打开通向思考和知识的通道，而学校作为人们进行教育的杰出机构，必须完全为这一目标服务。

一个人可能很难（如果不是根本不可能的话）找到以这种粗陋的方式表述的理性主义的观点，因为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会立即发现这个观点的陈述是多么片面。但是如果一个人想理清思绪，抓住观点的实质，这种直截了当的表述方式还是可以接受的。

的确，信念最好能得到经验和清晰的思维的支持。在这一点上，人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同意极端理性主义者[的看法]。然而，这一观点的弱点在于，那些对于我们的行为有必要而且起决定作用的信念，并不能完全用这种僵化的科学方法来寻找。

科学方法能教给我们的只是，事实是如何相互联系，又是如何相互制约的。获得客观知识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高抱负，你们当然不会怀疑我想贬低人类在这个领域所进行的英勇努力的成就。然而同样真切的是，有关是（is）什么的知识并不直接打开通向应该是（should be）什么之门。人们可以对是什么有最清楚完整的认识，可还是不能从中推论出我们人类渴望的目标是什么。客观知识为我们实现某些目标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但是终极目标本身以及对实现它的热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我们的存在和行为只有通过确立这样的目标及相应的价值才能实现其意义，对此观点，几乎不必论证。这类真理的知识本身是伟大的，但它作为指导行动的能力实在太弱，以至于它甚至不能证明对真理知识本身渴望的正当性和价值。因此，我们在此面临着关于我们的存在的纯粹理性观念的局限。

但是，绝不可以假定理智思维在形成该目的和伦理判断方面就无所作为。当某人意识到某种手段对实现一个目的有用时，该手段本身就因此成为目的。理智使我们明白手段和目的之间的相互关系，但靠思考并不能让我们弄清楚终极目的和根本目的。在我看来，廓清这些根本目标和评价，并使它们在个人感情生活中牢固地确立起来，似乎正是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应该行使的最重要的功能。如果有人问，既然这些根本目的不能仅仅通过理性来陈述并被证明是正当的，那么，它们的权威又从何而来？答案只能是，它们在健全的社会中作为强有力的传统存在，这些传统作用于个人的行为、抱负和判断，它们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的正当性不言自明。它们的成立并不是通过证明，而是通过启示，通过有影响力的伟大人物的作用而得到。人们不应该试图证明其正当性，而应该单纯而明确地感受其本质。

我们的抱负和判断的最高准则是由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给予的。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远不足以完全实现这个目标，但它给我们的抱负和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如果人们要把该目标从其宗教形式中提取出来，并仅仅从纯粹的人的方面看待它，就可以对它进行如下表述：个人自由而又负责地发展，从而可以在服务全人类的过程中自由而快乐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没有给民族神圣化、阶级神圣化留有任何余地，更不要说个人的神圣化了。难道不是如宗教语言所说，我们都是同一个父亲的孩子？确实，甚至连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的神圣化，都不合乎该理想的精神。灵魂只被给予个人。个人的最高使命是服务，而不是统治，也不是以其他形式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他人。

如果人们考察本质而不是考察形式，那么人们也可以把这些词句看成是表达了基本意义上的民主观点。在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就如笃信宗教的人一样，能够尽可能少地崇拜他的国家。

那么，教育和学校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们应该帮助青年人在成长中把这些至关重要的原则看作有如他们呼吸的空气。教学本身并不能做到如此。

如果有人把这些崇高的原则清楚地放在眼前，并把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和精神相比较，那么有一点异常明显，即文明的人类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民族主义、不宽容以及运用经济手段对个人进行的压迫，它们威胁着要扼杀那些最宝贵的传统。

但是，对危险的严重性的认识正在有识之士当中传播，许多人在寻找化解这个危险的手段——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里的手段，以及一般而言，在立法或组织领域的手段。毫无疑问，这些努力极有必要。先人们知道一些我们似乎已经遗忘的东西。如果没有活生生的精神作为依托，所有手段都只不过是迟钝的工具。但是如果实现这一目标的渴望有力地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我们将不会缺乏力量以找到实现该目标并使之成为现实的手段。

二

要我们就何为科学取得共识并不困难。科学就是一种长达数个世纪的努力，通过系统的思想把这个世界中可以感知的现象尽可能完全地联系起来。大胆地说，它是通过概念化这一过程对存在进行后验重建的企图。但当我问自己宗教是什么时，就不能如此轻易地回答了。即使当我已找到在这一特定时刻可能让我满意的答案后，我仍然坚信，在任何条件下，我都绝不可能、哪怕在很小的范围内，把所有那些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严肃思考的人的意见统一起来。

那么，首先我将不问宗教是什么，而宁愿问，用什么可以刻画一个使我认为他笃信宗教的人的抱负：在我看来，一个受宗教启发的人已经在最大程度上把自己从自私欲望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全神贯注于那些具有超个人的价值而为他所坚持的思想、感情和抱负之中。我认为重要的在于这个超越个人的内容的力量，以及对它超越一切深远意义的信念的深度，而不在于是否曾试图把该内容与一个神圣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否则，就不可能把佛陀和斯宾诺莎算作宗教人物了。与此相应，一个宗教信徒只要不怀疑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拥有理性基础的超个人的内容和目标的重要性与崇高性，就可谓虔诚了。它们的存在就跟他自己的存在一样必然、一样真实。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是人类长久的努力，它要使人们清楚、完整地认识这些价值和目标，并且经常强化它们，扩大其影响。如果人们根据这些定义来想象宗教和科学，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显然不可能发生了。一方面，科学只能断定是什么，而不能断定应该是什么，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在其领域之外仍然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宗教只涉及对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评价：它不能正当地揭示事实和事实之间的联系。根据这一诠释，过去在科学和宗教之间广为人知的冲突都必须归因于对上述情形的误解。

例如，当宗教团体坚持认为《圣经》中的所有论述都绝对正确时，冲突就产生了。一方面，这意味着宗教这一部分对科学领域的干预，教会与伽利略和达尔文的学说之间的斗争就属于此列；另一方面，科学的代表人物经常试图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就价值和目标做出根本性的判断，从而使他们自己与宗教对立。这些矛盾都源于重大的错误。

那么，即使在宗教和科学之间清楚地划分出各自的领域，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强烈的相互依赖关系。虽然宗教可以决定目标，但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它已从科学那里学到使用何种手段会促进它所建立的目标的实现。但是科学只能由那些满怀追求真理和知识热望的人创造出来，而这种感情又源于宗教领域。同样属于这个来源的是如下信念：相信那些在现存世界中有效的规律是理性的，即能用理性来理解的。我不能想象哪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沉的信念。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表示这一情形：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宗教没有科学是盲目的。

尽管我已在上文断言宗教与科学之间实在不可能存在合理的冲突，但我必须在历史上宗教的实际内容方面，再次就一个基本观点对这一断言加以限定。它与上帝这一概念有关。在人类精神进化的幼年时期，人们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这些神被认为通过其意愿的作用能够决定，至少能够影响现象世界。人类试图通过魔法和祈祷来改变这些神的行为，以有利于自己。在现在所有宗教教义中，上帝的概念都是这些神的古老概念的升华。这种把上帝拟人化的特点可见诸人们向上帝祈祷以请求实现自己的愿望这一事实中。

当然，谁都不会否认存在一个全能的、公正的、仁慈的人格化上帝，能给人以安慰、帮助和引导；而且，由于这一观念的简单性这一优点，使它能被最不开化的头脑所使用。但是，这一观念本身又具有一些有史以来就被人们痛苦地认识到的致命缺点。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上帝是全能的，那么所发生的一切，包括人们所有的行动、思想、感情和抱负也都是上帝的成果；怎么可能想到让人在这样全然的上帝面前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负责呢？在某种程度上，上帝给予奖惩的行为也是对他自己进行的审判。这一点怎么能与归因于上帝的仁慈、公正结合起来呢？

现在，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冲突的主要来源在于人格化的上帝这一概念。科学的目标是确立决定空间和时间坐标中物体和事件相互联系的普遍规律。这些规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自然规律被要求——而不是被证明——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这主要是一个纲领，对其原则上成功的可能性的信心只建立在部分成功之上。但是几乎不可能发现有谁能否认这些部分成功，并把它们归因于人类的自我欺骗。我们能够在这些规律的基础上很精确、很肯定地预言某些领域的现象随时间变化的行为这一事实深深地根植于现代人的意识之中，即使他对那些规律的内容可能掌握得很少。他只需要考虑如下事实：太阳系中行星的轨迹能够在少数几条简单规律的基础上被很精确地预测出来。而且，尽管不具备同样的精确性，也可能预先计算出电动机、输电系统或无线电设备的运行模式，甚至在处理一个新的装置时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当在一个现象综合体中起作用的因素太多时，绝大多数情况下，科学方法是不起作用的。人们只要想想天气就知道了，哪怕只是对几天之后的天气进行预报也不可能。然而没有人怀疑我们正面临一种因果联系，其中构成原因的成分大体上已为我们所知。人们不能对这个领域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确的预测，是因为起作用的因素具有多样性，而不是因为自然界中缺乏秩序。

我们对在生物领域中的规律性的研究远不够深入，但足以使我们至少感觉到那不变的必然性的规则。人们只要想一想遗传中的有规则的秩序以及毒物（比如酒精）对生物行为的影响，就能清楚了。这里所缺少的是对广泛普遍性的联系的掌握，而不是对秩序本身的了解。

一个人越是深信所有事件的安排好的规律性（ordered regularity），就越是坚信：除了这种安排好的规律性，再没有余地让那些本性不同的原因存在。对他来说，无论是人类的统治还是神的统治，都不会作为自然事件的独立原因存在。毫无疑问，主张存在一个干涉自然事件的人格化的上帝的学说绝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被科学驳倒，因为这一学说总是能在科学知识尚未涉足的领域找到避难所。

但我确信，一部分宗教代表的这种行为不但是毫无价值的，而且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一种只能在暗中而不能公开地维护自己的学说，由于对人类进步带来不可估量的害处，必然会失去它对人类的影响。在为合乎道德的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宗教导师们必须有气量放弃人格化上帝的学说，也就是说，放弃过去把这么巨大的权力交给牧师手中的那个恐惧和希望的源泉。在努力过程中，他们必须利用那些能够在人性本身培养真、善、美的力量。毫无疑问，这是个比较困难，但其价值也大得不可比拟的任务 。宗教导师们完成上面提及的净化过程之后，当然会高兴地承认科学知识已经使真正的宗教更高贵，并使其意义更深远。

如果宗教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把人类从自我中心的愿望、欲望和恐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那么科学推理可以在另一个意义上帮助宗教。尽管揭示使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对事物的预测成为可能的规则是科学的目标，但并不是其唯一的目标。它还试图把已发现的相互独立的概念要素间的联系降低到最低程度。正是在这一使多种多样的成分合理地统一起来的过程中，它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尽管也正是这一努力使它冒着落入幻想陷阱的巨大危险。但是所有对经历过这一领域里的成功进展有深刻体验的人，都会被在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合理性表示极大的尊重。通过理解的方式，他从个人希望和欲望的束缚中完全解放出来，从而对体现于存在之中的理性的庄严抱着谦卑的态度。由于这种态度极为深奥，人类不可能达到。但就“宗教”这个词的最高意义而言，这个态度在我看来是宗教的。所以我觉得，科学不仅除去了宗教冲动中拟人化的杂质，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生活中的宗教精神化。

人类进步的精神进化越是深入，我就越是坚信通向真正宗教之路不存在于对生命和死亡的恐惧之中，也不存在于盲目信仰之中，而存在于对理性知识的努力追求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如果牧师希望能公平对待他崇高的教育使命，就必须成为一个教师。

这一思想在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1870—1963）的《信仰与行动》（Belief and Action: An Everyday Philosophy，London，1937）一书中有着令人信服的表达。[赫伯特·塞缪尔子爵一世，英国自由派政治家、外交家和哲学家。1920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驻巴勒斯坦第一任高级专员，一直到1925年。塞缪尔是犹太人，据说他在担任高级专员期间，因公正对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而得到双方信任。1931—1935年，他任英国自由党领袖。1931年起，他任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所长，著有《自由主义》（1902）、《实用伦理学》（1935）、《信仰与行动》（1937）、《物理学随笔》（1951）等。——编译者注

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吗？

本文是爱因斯坦给“纽约市自由牧师俱乐部”（The Liberal Ministers’ Club of New York City）的回信，1948年6月发表于《基督徒记录周报》（The Christian Register）。《基督徒记录周报》是由位于波士顿的“美国一神论联盟”（American Unitarian Association）出版的周刊，创刊于1821年，到1957年，由于该报越来越少地关注基督教，所以刊名改为《一神论者记录报》（The Unitarian Register）。

本文收录于1954年出版的英文版《观念与见解》（49～52页）。

宗教与科学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宗教可以被科学取代吗？几个世纪以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曾引起相当大的争议，甚至是激烈的斗争。然而在我心中，如果冷静思考这两个问题，无疑只能导致否定的答案。然而，让答案变得复杂化的是，尽管大多数人很容易就“科学”的意义达成共识，但在“宗教”的意义上，却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以把科学定义为“以系统思维寻求我们的感觉经验之间的规律性关系”。科学直接产生知识，间接产生行动的手段。如果提前设定了明确的目标，科学就能导致有条理的行动。至于创建目标和做出价值陈述，则超出了科学的功能范围。虽然就其对因果联系的掌握程度这一点来说，科学可以就各种目标和价值兼容与否做出重要结论，但是关于目标和价值的独立的基本定义，仍然超出了科学的范围。

至于宗教，人们普遍认为它涉及的是目标和价值，一般也涉及人类思维与行动的情感基础，只要这些基础不是由人类的不可改变的遗传本性预先决定。宗教关乎人对大自然整体的态度，关乎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乎人的相互关系。宗教为了达到这些理想，试图通过对传统施以教育的影响，并且发展和传播某些容易理解的思想和叙事故事（史诗和神话）。这些思想和叙事故事易于按照公认的理想来影响价值和行动。

正是宗教传统这种神秘的——或更确切地说——象征性的内容，可能会同科学发生冲突。只要宗教的整套观念中包含对属于科学领域的论题所做的教条式的一成不变的陈述，这种冲突就会发生。因此若想保存真正的宗教，至关重要的是，应当避免在与宗教目的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引发冲突。

当剥去神话的外衣，考察现存的各种宗教的本质属性时，我觉得它们之间并不像“相对的”或者传统理论的支持者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存在根本的区别。这用不着惊奇，因为一个民族的道德态度是受到宗教支持的，它总是以保护和促进集体及其个人的健全和活力为目的，否则，这个集体必将灭亡。事实上，一个以虚伪、诽谤、欺诈和谋杀为荣的民族，不可能存在很长时间。

然而，在面对一个具体案例时，要清楚地确定什么是可取的，什么应该避而远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我们很难确定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优美的绘画或好的音乐一样。或许这些东西用直觉去感受比用理性去理解更容易一些。同样，人类伟大的道德导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生活艺术中的艺术天才。除了那些直接出自保护生命和免除不必要痛苦的动机而提出的最基本的箴言，还有一些箴言，虽然显然与基本箴言不相称，我们对之还是相当重视。例如，是否应该毫无保留地追求真理，即使在获得真理并让所有人都有途径获得真理的过程中需要在劳动和幸福方面做出重大牺牲，也在所不辞。有许多这样的问题，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容易回答或根本不能回答的。然而，我并不认为所谓的“相对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即使是在处理更加微妙的道德决定时，也是如此。

即使是从这些最基本的宗教教规来衡量今天文明人类的实际生活状况，人们也必然会对现状深感痛苦和失望。虽然宗教规定在个人与团体之间应充满兄弟般的友爱，但实际景象更像是一个战场，而不是一个管弦乐队。无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任何地方的指导原则都是以牺牲自己的同胞为代价的无情争夺。这种竞争精神甚至在中小学中也盛行，它摧毁了人类友爱和合作的一切感受，不是把成就看作源于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而是出于个人野心和对被排斥的恐惧。

有些悲观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必然是人性中固有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才是宗教的真正敌人，因为他们暗示宗教教义是乌托邦理想，不适合给人类事务提供指导。然而，对某些所谓的原始文化中的社会模式的研究似乎足以证明这种失败主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谁要是关心这个在宗教本身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不妨去读一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的模式》 一书中关于普韦布洛印第安人的描述。在最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个部落显然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把人民从竞争精神的灾难中解救出来，并在其中培育出了一种适度的、合作的生活方式，不仅免受外部压力，而且没有减少任何幸福感。

这里提出的对宗教的解释，暗示了科学对宗教态度的依赖。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种关系太容易被忽视了。诚然，科学结果完全与宗教或道德考虑无关，但是那些在科学上做出巨大创造性成就的人，大都浸淫了真正虔诚的宗教信念，即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适宜于理性地追求知识。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很强烈的情感，如果那些追求知识的人没有受到斯宾诺莎那种“对神的理智的爱”（Amor Dei Intellectualis）的启发，就不可能有这种不懈的献身精神，而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人们能够达到其最高的成就。

《文化的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是美国人类学家、民俗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的代表作之一，被译成14种文字，多年来作为美国大学人类学课程的标准读物。在《文化的模式》中，她描述了美国西南部普韦布洛印第安人文化中对克制的强调，以及在大平原的美洲原住民文化中对放弃的强调。她详细描述了不同文化在仪式、信仰和个人喜好之间的不同，以显示每个文化如何具有自己的“个性”。她表达了对文化相对主义的信仰。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道德要求，只有把该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它。贬低与自己不同的文化习俗或价值观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试图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评估他人。道德与文化价值是密切相关的。她的另一部名著是《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最初被认为是西方人了解日本人矛盾性格或双重文化的必读之书，现在学界对此书持批评意见更多。——编译者注

对宗教问题的回答

在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1922年6月24日被德国极右分子暗杀后，作为当时全德最著名的犹太人，爱因斯坦也受到了极右分子的威胁，被列入“暗杀名单”。为了躲避德国国内日益高涨的反犹主义的迫害，爱因斯坦接受了来自日本的访问邀请。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爱因斯坦访问日本。旅日期间，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爱因斯坦在1922年12月14日给出的回答最初以日文译文和德文原文在1923年2月出版的日文杂志《改造》（Kaizo No.5，1922，194～195页，197页）上同时发表。

有人向爱因斯坦教授请教他关于宗教的观点：

1. 您认为“科学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出发点截然不同吗？

2. 两者是互相推动的关系吗？也就是说，科学发现能够改善宗教信仰、排除迷信，是因为宗教情感可以给科学发现以推动作用吗？

3. 教授先生持有何种“上帝”观？

4. 教授先生如何看待“救世主”？

爱因斯坦针对以上问题给出了回答：

1. 给“科学真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清晰的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真理”一词具有不同的含义，这要看它是涉及一个经验事实、一个数学定理，还是一个自然科学理论。而就“宗教真理”这一概念而言，我根本无法想象出任何清晰的内涵来。

2. 科学研究可以通过鼓励因果思维和提供全局视野而削弱迷信的影响。我深信，所有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都基于一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对理性或世界本身可认知性的热诚信念。

3. 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认为可认知的世界是超级理性的表现，就是我对上帝的理解。用通俗的方式来表述，可以称之为“泛神论”（斯宾诺莎）。

4. 我只能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待宗教传统，除此之外，我与之毫无关系。

失去的天堂

按照《我的世界观》的编辑泽利希（Carl Seelig，1894—1962）的说法，爱因斯坦早在国际联盟于1920年1月在日内瓦建立不久，就用法语写了这篇讽刺性的短文。从中可以看出，爱因斯坦那时就已对代表各国利益的科学家违背国际主义精神的行动感到深深失望。这篇文章的英文版发表于1930年9月14日《纽约时报》。利夫（Alfred Lief）编辑、1933年出版的《反对战争》（The Fight Against the War）一书收有本文，注明是爱因斯坦写给美籍匈牙利作家埃米尔·伦杰尔（Emil Lengyel，1895—1985）的信。

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将这篇文章置于文集之首，可见对本文的重视。

直到17世纪，整个欧洲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还是由共同的理想紧密团结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合作几乎不曾受到政治事件的影响。拉丁语的普遍使用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共同体。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种情况，如同看到一个失去的天堂。民族主义的激情已经破坏了这个精神共同体，曾一度使将全世界联合起来的拉丁语消亡。科学家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传统的代表，并失去了对知识共同体的感觉。

现在，我们不得不面临这一令人沮丧的事实：务实的政客成了国际主义理念的代表。正是他们创立了国际联盟 。

“一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决定在1920年1月10日成立一个政府间组织——“国际联盟”。这是第一个将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主要使命的国际组织。其“公约”规定，国际联盟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集体安全和裁军预防战争，通过谈判和仲裁解决国际争端。在其最鼎盛的1934年9月28—1935年2月23日，它有58个成员。由于国际联盟缺乏自己的武装力量，它依靠“一战”获胜的强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是执行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来执行决议，维持经济制裁，或在必要时提供军队。大国往往不愿意这样做。制裁可能会伤害盟友，所以他们不愿遵守。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就，也经历过早期的失败。事实表明，联盟最终无法防止20世纪30年代轴心国的侵略。由于美国从未正式加入国际联盟，苏联加入时间较晚，德国、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相继退出国际联盟，其可信度逐渐减弱。“二战”的爆发表明，国际联盟没有达成自己的首要目标，即阻止战争。国际联盟历时26年，在“二战”结束后，被联合国取代。——编译者注

伦理文化的必要性

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51年1月写给在纽约举行的“伦理文化学会”（Ethical Culture Society）成立75周年纪念日的贺信，首次发表于1951年1月6日《纽约时报》。

“伦理文化学会”1876年由从德国移民美国的费利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1851—1933）在纽约创立。这个学会致力于伦理学、社会公正和教育，认为宗教是基于伦理的，而不是基于信仰和神学。要让生活有意义，过得充实，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有利的世界，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和遵守伦理原则。伦理文化从业者在从事对世界有益的事业上要相互支持。所有人都具有内在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尊严，每个人对所有其他人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按照学会当时的主席布莱克（Algernon D. Black，1900—1993）的说法，这个不守成规的学会提倡每个宗教都有义务让民众满意，友善地接受民众。其最高原则包括对个人的尊重、相信人的善良。

在“伦理文化学会”［成立75周年］纪念日之际，我愿意表达我对你们幸运而成功的祝福。当然，现在并不是我们对75年间在道德领域真诚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满意的时候，因为人们很难断定如今人类生活的道德风貌总体上比1876年更让人满意。

那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从科学上可探知的事实中获得启示，与偏见和迷信做斗争，就能得到我们希望得到的一切。这一切的确很重要，值得最出色的人为此做出最大的努力。在这一点上，过去的75年里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并通过文学和戏剧舞台得以传播。

但是，清除障碍本身并不能导致社会和个人生存变得更好。因为除了这种消极的结果外，至关重要的是还有一种积极的要使人类的共同生活合乎伦理—道德结构的追求。在这里，任何科学都帮不上我们的忙。我甚至认为，在我们的教育中，往往只是出于实际和实用的目的，过分强调纯粹智力教育的作用，这已经直接损害了伦理的价值。我思考更多的不是技术进步致使人类将直接面临的危害，而是这种将会凝固人类之间体谅之情的“务实”的思维习惯，将如同严霜一般压在人类的关系之上。

实现道德和审美层面这一目标，在艺术上要比在科学上更接近一些。当然，了解你的邻人是重要的，但这种了解只有在同喜与分忧作为支撑时才会有好结果。当宗教去除迷信的成分后，培养道德行为就成为最重要的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宗教在教育中所受到的关注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儿也相当不系统。

如今政治世界所处的可怕困境，与我们文明中对这部分的忽视有很大关系。要是没有“伦理文化”，人类将难以获救。

法西斯主义与科学——给罗马的罗科部长的一封信

阿尔弗雷多·罗科（Alfredo Rocco，1875—1935），意大利政治家和法学家，出生于那不勒斯。罗科曾在乌尔比诺大学（1899—1902）和马切拉塔大学（1902—1905）任商法学教授，在帕尔马任民事诉讼教授，在帕维亚任商业法教授，在罗马大学任经济法教授，1932—1935年任罗马大学校长。罗科最初信奉马克思主义，最终转向了民族主义。他认为，意大利的物质和经济力量之所以薄弱，是因为意大利过分依赖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欧洲列强。他谴责欧洲列强将外国文化强加给意大利，并批评它们过于支持个人主义。他后来加入了法西斯国家党，并通过立法程序赋予法西斯主义以合法基础。1921年，他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24—1932年任众议院议长，1925—1932年任司法部部长。罗科还出版了《法西斯主义学说及其在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La dottrina del Fascismo e il suo posto nella storia del pensiero politico）以及《从自由国家到法西斯国家》（Dallo Stato liberale allo Stato fascista）等书。

这封信是爱因斯坦从自己位于柏林附近卡普特的消夏小屋寄出的，具体时间不明，但应该是在罗科任司法部部长期间。本文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非常尊敬的同行先生：

意大利科学界两位最重要的、最受尊敬的科学家，为他们良心上的困境而求助于我，请求我给您写信，希望有可能阻止那种威胁着意大利学者的残忍折磨，这与向法西斯体制宣誓以示忠诚的事情有关。我要请求您的是，希望您能给墨索里尼先生以忠告，让意大利知识界的优秀人物免受这种耻辱。

不管我们在政治信念上存在多大差异，我知道，我与您在一个基本观点上是一致的：我们二人都注意到并珍爱我们的最高成就，即欧洲思想发展方面的繁荣昌盛。所有这一切的得来都是基于思想自由和教学自由，基于对真理的追求必须优先于其他一切追求这一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文明才得以在希腊产生，我们才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庆祝其重获新生。这一最宝贵的财产，是那些最纯粹、最高尚的殉道者用鲜血换来的，这也是意大利如今仍受人爱慕和尊崇的缘故。

我一点儿也不想与您争论，国家以何种理由来干预人民的自由是被认为正当的。但是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摆脱日常实际利益的事业——理应被每一个行政当局视为神圣的；而且让那些真诚追求真理的人平静地生活，应该是所有人的最高利益。这当然也符合意大利的利益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声誉。

论自由

本文选自美国哲学家、作家和出版家安申（Ruth Nanda Anshen，1900—2003）编辑的《自由及其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一书。爱因斯坦用德文撰稿，古特曼（James Gutmann）将其译成英文。这里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40～42页）。《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也收录了本文。

我知道，就基本价值判断进行争论是一件毫无希望的工作。举例来说，如果某人同意将人类从地球上灭绝作为目标，人们就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对此观点加以反驳。但是如果就某些目标和价值达成共识，人们可以就实现这些目标的方式进行理性的争论。那么，让我们指出两个目标，所有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大概都会同意。

1. 那些用来维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物质，应该用最少的劳动力来生产。

2. 对物质需要的满足的确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仅此还不够。为了获得满足，人们还必须根据个人的特点和才能，发展他们的智力和艺术才能。

上述两个目标中的第一个，要求促进一切与自然规律和社会过程规律有关的知识，也就是说，促进一切科学上的努力。科学上的努力是一种自然的整体，它们各部分之间以一种确实还没有人能预见的方式互相支持。但是，科学的进步却预先假定了所有结果和论断间享有自由流通的可能性，即在所有知识研究的领域内，享有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指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一个人不会因为就知识的一般和特殊方面表达意见和论断，而招致危险或严重的后果。这种交流的自由对于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不可或缺，有重大的实际意义。它必须得到法律的保证。但仅仅有法律并不能保护言论自由。要是每个人都能不受惩罚地表达观点，还需要全民有一种宽容的精神。这种理想的外在的自由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但如果科学思想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和创造性的思维要尽可能快地发展，这种理想的外在自由就应该成为坚持不懈地追求的目标。

如果要确保第二个目标，即所有个人的精神发展都得到保障，就必须有第二种外部的自由。人类不应该为了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不得不工作到既无时间也无体力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没有第二种外部的自由，言论自由对于一个人就毫无用处。如果能合理解决劳动分工的问题，技术的进步将为这种自由的实现提供可能。

科学的发展，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精神的创造性活动还要求另一种自由，它可以被概括为内在的自由。正是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存在于独立的思想中，后者不受权力和社会偏见的限制，也不受一般的未经审视的常规和习惯的羁绊。这种内在的自由是大自然不可多得的恩赐，是个人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社会也能为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做很多工作，至少可以不干涉其发展。例如，学校可以通过权威的影响或是把过多的精神负担强加给年轻人，来干涉内在的自由的发展；学校也可以通过鼓励独立思考来表达对这种自由的赞成。只有不断有意识地追求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精神生活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实现，人类的外在生命和内在生命才有可能得到改善。

在“罗德与泰勒奖”颁奖礼上的致辞

罗德与泰勒（Lord & Taylor）是一家美国奢侈品连锁百货公司，总部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其业务主要集中在美国东部。该公司由英格兰移民塞缪尔·罗德（Samuel Lord，1803—1889）与他妻子的堂弟乔治·华盛顿·泰勒（George Washington Taylor）在1826年创立于曼哈顿凯瑟琳街（Catherine Street）。“罗德与泰勒奖”（Lord & Taylor Prize）是该公司设立的奖项。

爱因斯坦发表这一演讲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十分猖獗。由麦卡锡（Joseph McCarthy，1908—1957）参议员领导的美国国会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HUAC）疯狂地搜寻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麦卡锡声称有大量共产党员、苏联间谍和同情者藏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其他地方。由胡佛（J. Edgar Hoover，1895—1972）领导的FBI监督公民的活动，寻找“颠覆性”的行为。被调查者中既有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也有一般的老百姓。他们被要求出席委员会会议，回答有关其政治派别的问题。

爱因斯坦反对麦卡锡主义，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讲话。即使在接受这个与政治无关的奖项时，他也顺便嘲讽了麦卡锡主义。文中所谓的“冷僻的领域”，指的是爱因斯坦从事的理论物理学。

这篇讲稿是1953年5月4日用磁带录音后在电台广播的。

我很乐意接受这一奖项，于我而言，它代表了友好的态度。因为看到一个无药可救的逾矩者因其顽固而受到热情赞扬，确实令我非常开心。不过，我们这里所说的“逾矩”发生在一个冷僻的领域，“参议院委员会”尚未感到有采取行动的必要，以防这一领域出现危险，威胁到那些迷信权威或胆小怕事的公民的内在安全。

至于那些热情赞美我的话，我会小心翼翼地不置可否。现在谁还相信存在真正的谦虚这种东西呢？鉴于这种做法，也许有人会把我看作一个老朽的伪君子，这是我需要承担的风险。你们一定可以理解，我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抵抗这一风险。

最后未竟之言，唯有我的感激之情。

人权

本文是爱因斯坦1953年12月5日写给芝加哥律师“十戒会”（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的信。因对人权的贡献，爱因斯坦被该会授予1954年“年度荣誉奖”（Annual Award of Merit）。1954年2月20日，这封信在“十戒会”的集会上被宣读。本文首次发表于《十戒会刊》（Decalogue Journal, Chicago, March, 1954）。

今天你们聚集在这里，是为了关注人权问题。你们决定在此场合为我颁发一个奖项。当我知道这件事时，我为你们的决定感到几分沮丧。因为如果一个团体发现它内部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人选来授予这样的荣誉时，它该是处于一个多么令人遗憾的状态。

在漫长的一生中，我用了很长时间将全部能力投入对物理现实结构的研究中，以求获得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从未做过任何系统性的工作来改善人们的命运，去和不公与压迫做斗争，或是改进人类关系的传统形式。我唯一做的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遇到让我觉得非常糟糕、非常不幸的公共问题时，都会就其发表看法，因为沉默会使我有罪恶感，觉得自己犯了共谋罪。

人权的存在和有效性不是命中注定的。关于人类对待彼此行为的理念以及令人满意的社会构架是由历史上进步的个人构想出来并传授给大众的。那些理念和信念来自历史经验，来自对美与和谐的渴望，它们已经在理论上被人们接受——但同样的人受其动物性本能的驱使，又始终在践踏这些理念和信念。因此，历史的很大一部分都充满为那些人权做斗争的情节。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永远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但是，厌倦那种斗争将意味着社会的毁灭。

今天在谈到人权时，我们所指的主要是如下需求：保护个人免遭他人或政府的任何侵犯；有工作的权利并能从工作中获得足够的报酬；能够自由地讨论和教学；个人能充分参与组织政府的权利。现今，这些人权在理论上都得到了认可，但都只是在形式上、法律行动上有大量的运用，它们受侵犯的程度甚至比二三十年之前更严重。然而，还有另外一项人权很少被提及，但是注定非常重要，即个人有权利或义务不参与他认为是错误或有害的活动。在这方面，排第一位的就是拒绝服兵役。我知道一些例子，其中就有正直并具有非凡的道德感的个人因为这样的原因和国家机关发生了冲突。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按惯例就基于对这一原则的承认：刑事罪行不能因为是政府命令而免于惩罚，个人良知应该超越国家法律的权威之上。

我们这个时代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为了政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研究与教学自由。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导致了很多令文明世界的其他人不能理解的行为，并让我们的国家遭到嘲笑。那些渴望权力的政客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赢取政治优势，我们还要忍受他们多久？这些人似乎已丧失了幽默感，以至于法国谚语“嘲笑至死” 也失效了。

德文手稿此处为“Lächerlichkeit tötet”（Lächerlichkeit可译为“可笑、滑稽、荒谬”），没有前缀“法国的”，但英译本此处为french saying, “ridicule kills”。虽然英译本是从德文原文手稿翻译的，却先于德文发表。此处据英译本译出。——编译者注

论学术自由——关于“贡贝耳事件”

本文写于1931年4月。埃米尔·尤利乌斯·贡贝耳（Emil Julius Gumbel，1891—1966）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个坦率的和平主义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积极反对反动的复仇运动，曾写过几本书和小册子揭露德国秘密进行重新武装的活动，以及暗杀许多和平民主人士的罪行，因此大大激怒了极右分子。

1925年，海德堡大学哲学系通过决议，对他进行谴责，并且长期不给他晋升教职。1931年，魏玛共和国当局介入此事，给他一次小的升迁，但引起了大学教职员和学生中的法西斯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声称政府侵犯了学术自治，并且要将贡贝耳驱除出校。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31年4月，德国保卫人权同盟在柏林召开群众抗议大会，声援贡贝耳。爱因斯坦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事先准备了这篇讲稿，但当时他没有得到发表这个讲话的机会。

大学里的教职席位有很多，但睿智、高尚的老师却很少；宽敞的报告厅有很多，但真心渴求真理和正义的年轻人却很少；大自然批量生产的产品无以计数，但精品却少之又少。

我们明知这一点，为何还抱怨呢？难道不是一直都这样而且将会继续这样下去吗？的确，人应该接受大自然赐予的东西。但是还有一种时代精神，标志着一代人的心理状态，它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着，给当时的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每个人都必须努力为改变这种时代精神贡献出一点点力量。

比较一下100年前大学里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与现在占主导的精神！那时人们相信人类社会能够得到改善，尊重每个诚恳的观点，并且具有伟大人物曾为之献身奋斗的宽容精神。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被称作“德国”的更大政治实体的统一而努力。当时赋予这些理想以活力的正是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

如今我们仍旧对于社会进步、对于宽容和思想自由、对于现在被称作“欧洲”的更大政治实体有迫切的要求。然而，现今大学里的学生和老师都已不再是人们的希望和理想的承载者了。任何一个能清醒冷静地去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审视自己。召开这场会议的外在原因是贡贝耳事件。这位正义的使者凭借极度的勤勉、巨大的勇气和堪称典范的公正态度揭露了许多尚未得到惩治的政治罪行，他通过他的书对整个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如今却遭到他所在大学里的学生和不少老师的竭力驱逐。

绝不能容忍政治激情发展到如此程度。我坚信，任何虚心拜读过贡贝耳先生的书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样的感受。若要建立一个政治结构健全的社会，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

让每个人都能根据他自己所读到的东西独立地做出判断，而不是听信于他人！

如果能这样，那么贡贝耳事件还是能在一个不太光彩的开始之后，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的。

现代宗教裁判法

本文是爱因斯坦1953年5月16日写给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位教师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的信。在麦卡锡主义猖獗时，弗劳恩格拉斯拒绝在国会委员会前做证。这封信首次发表于1953年6月12日《纽约时报》。爱因斯坦的回信引发了相当大的公众争论。在给瑞士的传记作家泽利希的信中，爱因斯坦提到，“所有重要的报纸都或多或少礼貌地用负面的语气对这一声明进行了评价”。与媒体的负面评价相对照的是，爱因斯坦收到了潮水般的邮件，多数对他表示支持。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26～27页），部分内容参考英文版《观念与见解》（43～44页）。

亲爱的弗劳恩格拉斯先生：

我们国家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问题是非常严峻的。反动的政客设法通过提供虚假的外部危险来误导公众，让他们怀疑所有智力上的努力。到目前为止，这帮人得逞了，如今他们开始压制教学自由，剥夺所有不顺从者的职位，也就是说，要饿死他们。

只占少数的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反对这种罪恶呢？坦率地讲，我只看到了甘地主张的那种不合作的革命道路。每一个被委员会传唤的知识分子都应当拒绝做证，也就是说，他必须做好坐牢和经济破产的准备，总之，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

然而，这种拒绝做证不能是基于众所周知的托词，即援引《第五修正案》反对自证其罪，而是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让无辜公民服从这种审讯是可耻的，而且这种类型的审讯违背宪法精神。如果有足够多的人准备好跨出这艰难的一步，那么他们将会成功。否则，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所得到的，绝不会比那个为他们准备的奴隶制好多少。

顺便说一句，这封信不必被看成是“保密的”。

培养独立思考的教育

本文是爱因斯坦应《纽约时报》教育版编辑请求，就教育问题而接受的采访，发表于1952年10月5日《纽约时报》。本文据德文版《我的世界观》（27～28页）翻译，参考英文版《观念与见解》（73～74页）。

只教人专业知识是不够的。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却成不了一个人格完整的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获得切身的感受。学生必须对何为美以及何为道德上的善有敏锐的辨识力，否则只是靠那点儿专业知识，更像一只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学生必须学会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以便获得正确的态度与他的同胞及其共同体相处。

这些宝贵的东西是通过与教育者亲身接触，而不是——至少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轻一代的。这就是文化本身和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我在提倡“人文学科”同等重要时心中所想的东西，而不是历史和哲学领域里那些干巴巴的专业知识。

过分强调竞争体系，以及为了立竿见影的用途而过早地专门化，将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赖以生存的那种精神。

对于有价值的教育而言，发展年轻人的批判思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过于繁重的课业压力（学分制）则会大大危及这种批判思维的发展。负担过重必然导致肤浅和粗俗 。教学应该是让学生在受教中觉得像收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而不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此处德文版用的是Kulturlosigkeit，可译为“粗俗”、“缺乏教养”以及“野蛮”。——编译者注

教育与教育工作者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2年10月20日写给美国女青年艾琳·弗罗伊德尔（Irene Freuder）小姐的回信，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221]。

非常尊敬的小姐：

我看了您的手稿大约16页后，怡然而笑。这些手稿挺不错的，有见地而且坦诚；同时在每一点上都是独立自主的，但是却带有很典型的女性气息，我指的是发端于个人怨恨的，而且沉浸其中，不能自拔。我也曾从我的老师那里遭受过类似的待遇。由于我的独立性，他们不喜欢我，当他们需要助手时也对我置之不理（然而我必须承认，与您相比，我那时可放肆多了）。但我是不会费力去写任何关于我学校生活的事情的，这样做不值得，更不愿意为了有人出版它或真的去看它而负责。而且，如果一个人老是抱怨那些以自己的方式在世间争得一席之地的人 ，他看上去总是很糟糕。

所以，控制住您的情绪吧，把手稿留给您的子女，使其能从中得到安慰——可以不用理会他们老师所教的东西或者对他们的看法。

顺便说一下，我来到普林斯顿只是做研究而不是教书。总的来说有太多教学了，尤其是在美国的学校里。唯一有意义的教育方式就是以身作则——如果没有别的办法，那就罚一劝百。

此处原文为“neben einem in der ihnen konformen Weise nach Luft”，直译过来就是“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换气”。——编译者注

教育与世界和平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4年11月23日致“进步教育协会”（Progressive Education Association）的贺词。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9—075]。德文标题为《和平问题与学校》（Friedensproblem und Schule）。

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美国非常幸运地能够在学校教导健全的和平主义，因为它没有严重的外来侵略的危险，没有必要向青年人灌输军国主义。但是，如果对于和平教育的问题，仅从情感而不是现实的角度来处理，恐怕就有危险了。如果没有深入了解问题的根本困难，就会一无所获。

美国青年首先应该了解，即使美国领土被真正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它也随时都有可能卷入国际纠纷中。仅以美国参加世界大战为例，就可以证明这种理解的必要性。

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的安全还是要建立在世界和平的基础上。不能让青年相信，通过政治孤立可以获得安全。恰恰相反，应该唤起大家对广泛的和平问题的严重关切。尤其应该让年轻人明白，由于美国政客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没有支持威尔逊总统的自由计划，从而阻碍了国际联盟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努力，他们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应该指出的是，只要强权国家不愿意放弃使用军事手段来获得更有利的世界地位，仅仅要求裁军，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此外，应向年轻人说明，像法国支持的通过建立国际机构来维护各国安全的建议是有道理的。为了获得这种安全，需要签订国际条约来共同防御侵略者。这些条约是必要的，但本身并不够，应该采取进一步行动，让军事防御手段国际化，进行大规模军队整编和轮防调换，以免驻扎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不会被该国单独留用。为了准备这些步骤，青少年必须了解问题的重要性。

国际声援的精神也应该巩固加强，阻碍世界和平的沙文主义应该加以打击。在学校里，历史教育应该被用作解释文明进步的手段，而不是用来灌输帝国主义权力和军事成就的思想。在我看来，为了了解这方面的观点，可推荐学生看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最后，地理和历史一样，至少具有间接的重要性，可以激发大家对各民族，包括那些通常被称为“原始”或“落后”的民族在内的特点都抱有同情与理解。

论教育

本文是1936年10月15日爱因斯坦为庆祝美国高等教育300周年纪念会，在纽约奥尔巴尼市政府教育大厦校长厅举行的庆祝会暨纽约州立大学第72届毕业典礼上的发言。原文为德文，由林娜·阿罗内特（Lina Arronet）译成英文，首次发表于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31～37页），后收录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66～72页）。本文参考1952年德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35～42页）译出。

像今天这样的周年纪念会，主要是用来回顾往事，特别是用来纪念那些为国家文化生活的发展做出特殊贡献的人。这种对先辈的缅怀确实不容忽视，尤其是对往日盛事的回忆，有助于鼓舞今天善良的人去勇敢地奋斗。但这件事必须由一个从小就与纽约州有联系，并且熟悉其过去的人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一个像吉卜赛人一样四处流浪，并在各个不同的国家积累经验的人来做。

因此，当我接受您的友好和荣耀的邀请时，我别无选择，只能谈论一些不受时空限制、始终与学校事务相关的问题。在这一努力的过程中，我丝毫不能以权威自居，因为从古到今，明智的有才之士已经讨论过教育问题，并且就这些问题反复明白地表达了他们的观点。作为教育领域的半个门外汉 ，除了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之外，什么也没有，谈论教育问题的勇气从何而来？

如果这真是一个学术探讨的问题，人们可能会对这些考虑三缄其口。但是对于人类的生活和行动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此，仅仅有真理的知识就不够了；相反，如果不想失去这种知识，就必须不断努力持续更新。它就像竖立在沙漠里的一座大理石雕像，随时承受着被流沙埋藏的威胁。必须不停地伸手拂拭，才能使大理石在阳光之下永远熠熠发光。为此，我也应尽绵薄之力。

学校一直是将传统财富从一代转移到下一代的最重要手段：相较过去，这个道理更适宜于今天。现代经济发展削弱了家庭作为传统和教育承载者的角色。因此，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健康更加依赖于学校。

有时候，人们把学校看成仅仅是一种工具，靠它将一定数量的知识传递给成长中的下一代。事实并不是这样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是在为活人服务。它旨在培养年轻人对社会繁荣有价值的品质和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剥夺个人的独特性，以使他成为社区中不情愿的工具，就像蜜蜂或蚂蚁那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特性和个人目标的标准化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毫无发展可能的、可怜的社会。相反，学校的目标必须是培养能独立行为和思考的个人，而这些个人又把为社会服务视为他们最高的生活任务。据我所知，英国学校最接近实现这一理想。

但是，人们怎样才能更接近这个理想呢？我们是否能通过道德说教达到这一目标？绝对不能！言辞现在是，今后仍将是空洞的声音，通往毁灭之路从来都与关于理想的浮华之辞相伴。但是人格并不是由他们所听到和说出的，而是通过工作和行动形成的。

因此，最重要的教育手段一直是鼓励学生采取行动。这适用于学生最初学写字，也适用于大学毕业生写博士论文，或者是记一首诗，写一篇论文，口译或笔译一篇文章，解决一道数学题目，或是进行体育运动。

但是在每项成就背后都是这种成就所依赖的情感动机，它反过来又被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所强化和滋养。这里存在的最大差别是，它们同学校的教育价值关系密切。同一工作，其起源可能归因于恐惧和强制、追求权势和声名的雄心勃勃的需求，或是对研究对象的诚挚兴趣以及对真理和理解的渴望，因此也可以是每个健康的孩子都有的神圣的好奇心，只不过这种好奇心很早就衰退了。完成同样一件工作对学生产生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很大不同，这取决于使他完成这件工作的内因究竟是害怕受伤害、利己主义的情感，还是获得喜悦和满足感。没有人会坚持认为学校的制度和教师的行为对学生的心理发展毫无影响。

在我看来，最糟糕的事情是学校主要以恐惧、胁迫和人为权威的方式来进行教育。这种做法摧毁了学生健康的生活态度、正直和自信。它产生了顺从的子民。这种学校在德国和俄国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知道这个国家 的学校里不会产生这种最坏的邪恶；在瑞士，也许在所有民主统治的国家中都是如此。使学校脱离这种所有邪恶中最坏的邪恶，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给予教师尽可能少的使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这样学生对教师的尊敬的唯一来源就是后者自身的人性和智力水准。

提到的第二个动机——雄心，说得委婉点儿，就是以被承认和获得尊敬为目标，牢固地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缺乏这类情感的驱动，人类的互动将是完全不可能的；争取同类的同意当然是社会最重要的约束力之一。在这种复杂的情感中，建设性和破坏性的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争取赞同和被认可是一种健康的动机。但是，要被承认比伙伴或者同学更优秀、更强大、更聪明，就很容易导致过分的自我为中心的心理态度，这种心态可能对个人和共同体都造成伤害。因此，学校和老师必须小心，为了激发学生努力奋斗，不要使用唤起个人抱负的简单方法。

有些人提到了达尔文关于生存斗争的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择理论，以证明复兴竞争精神的正当性。经济竞争中的无政府体系也可能以这种方式伪科学式地得到证明。但这是荒谬的，因为人类在生存竞争中的力量，就在于他是一个过社会生活的动物。正如蚁冢中单个蚂蚁之间的战争对于生存没有什么根本意义一样，人类社会中个体成员之间的斗争也是如此。

因此，人们应该小心，不要向青年人灌输下面的思想，即生活的目标就是获得习惯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者从他的伙伴那里获得的东西，都远远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但是，人的价值应该体现于他能给予什么，而不在于他能获得什么。

在学校里和生活中，工作最重要的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工作所得到的成果的乐趣，以及对该成果的社会价值的感知。我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和加强年轻人的这些精神力量。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会导致对人类最高品质的快乐追求，即从事知识和艺术的创造活动。

激发这些潜在的创造性的心理力量，当然比采取强制手法或唤醒个人野心更不容易，但它更有价值。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游戏本能以及追求知识的动力，并将其引导到对社会很重要的领域——这种教育主要建立在培养的学生今后有能力承担任务不辱使命的基础上。如果学校成功地从这种观点出发进行工作，它将得到成长中的一代的高度尊重，学校给予的任务也被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我认识一些喜欢在校时光甚于喜欢假期的孩子。

这样的学校对教师提出了要求。在教师的工作领域，他应该像位艺术家。我们如何做才能使这种精神在学校里盛行？对此没有万能的补救措施，正如不存在让个人永葆健康的万能药一样，但是有一些必要条件是可以满足的。首先，教师本身应该在这样的学校中成长。其次，教师在教学资料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方面应该拥有广泛的自主权，因为他的工作乐趣同样会被强力和外在压力所扼杀。如果你们一直关注我的考虑，可能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我已经详细讲述了我认为应该在学校里以何种精神来教育年轻人。但是关于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我却什么都没有说。究竟应该是以语言教育为主，还是以自然科学教育为主？

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在我看来，这些都处于次要地位。如果一个年轻人已经通过体操和跑步训练了肌肉和耐力，今后他将适应任何体力工作。头脑训练及脑力和手工技巧的训练也是类似的。因此，当爱开玩笑的人 将教育定义为“如果人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学校里所学的一切，那么所留下的就是教育”，他的说法大致不错。正因如此，我一点儿也不急于在古典的语言－历史教育和更注重自然科学教育这两种理念的追随者们的斗争中表态。

我想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校应该教那些在今后生活中能直接用到的特定知识和技能。生活中的需求太多样化了，在学校里进行这种专门训练毫无可能。除此之外，我认为更应该反对把个人像无生命的工具一样对待。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有和谐个性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对于那些培养将来从事较为确定职业的技术学校也适用。被放在首要位置的永远应该是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总体能力的培养，而不是获取特定的知识。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本原理，并学会了如何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肯定会找到属于他的道路。除此之外，与那些接受的训练主要只包括获取详细知识的人相比，他更加能够使自己适应进步和变化。

最后，我想再次强调，在此以一种多少有点儿绝对的形式所谈的内容，代表的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其基础仅仅是自己作为学生和教师积累的个人经验。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能在如此有意义的会议上发表这些意见。

此处在德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中为“绝非权威”（Keinerlei Autoritaet）。——编译者注

这里指美国。——编译者注

德文原文为der Witzbold，即喜爱开玩笑的人、诙谐的人、会说俏皮话的人，英译本中用的是the wit。——编译者注

论古典文学

本文是1952年2月29日爱因斯坦为瑞士商人协会年轻商人分会主办的月刊《年轻商人》（Jungkaufmann）而写。这里选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第72页）。

一个只读报纸，最多读一些当代作家作品的人，在我看来，就像一个高度近视而又蔑视眼镜的人。他完全依赖时代的偏见与时尚，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当一个人仅凭自己独自的思考，不受别人思想和经验的激发，即使是最好的情况，也是微不足道、单调无味的。

一个世纪以内，只有少数开明的人具有清醒的头脑和风格，以及良好的品位。他们被保存下来的作品是人类最宝贵的财产。我们应该感谢几位古代作家，正因为他们，中世纪的人们才可以慢慢从超过半个世纪的迷信和无知中摆脱出来。

没有什么比克服现代主义者的势利更必要的了。

给日本小学生的信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爱因斯坦访问了日本，在日本前后停留43天。除了讲学、向公众讲演外，他还浏览了诸多名胜古迹和美丽河山，还曾与日本皇后用法语进行简短交谈。爱因斯坦在这封给日本小学生的回信中，还不忘表达他内心的强烈愿望：希望各国人民能相互谅解，友好相处。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我之所以向你们日本小学生送去祝福，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你们美丽的国家，领略过你们的城市、房屋、山川、森林，也见证了日本男孩儿出于美丽风光而从中萌生的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我的桌子上总是摆放着一本厚厚的绘画书，就是出自你们日本小朋友之手。

倘若你们能收到我这份来自远方的祝福，请记住，在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实现了不同民族间的友好而充分谅解的交往。在此之前，各个民族对彼此一无所知，并由此造成了民族之间的恐惧或仇恨。但愿各民族之间这种兄弟般的情谊越来越深厚。基于这样的愿望，我这个老人在千里之外向你们这些日本小朋友送去问候，希望有一天你们这一代人会为我们这一代感到羞愧。

教师与学生——对一群儿童的讲话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2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对于教师来说，如何唤醒学生身上潜在的喜爱创造和认知的乐趣，是门最伟大的艺术。

亲爱的孩子们：

今天很高兴见到你们这群生活在明媚阳光和幸运之地上的快乐青少年。

请记住这一点：你们在学校里学到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是由世界上所有国家世世代代的人经过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辛劳才创造出的成果。所有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能接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能将它忠实地传递给你们的孩子。这样，我们这些终有一死的凡人便能在我们共同创造出的永恒事物中获得永生。

如果始终铭记这一点，你们将会寻得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并能对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的人和事持有正确的态度。

达沃斯的大学课程

瑞士东南部靠近奥地利的小城达沃斯（Davos）现在作为一年一度“世界经济论坛”的举办地而闻名于世。其实，它更是一座“知识之城”（Wissensstadt）。早在1921年，德国雕塑家莫德罗（Philipp Modrow，1882—1925）就提议在达沃斯创办一所用“世界语”教学的女子大学，以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但当时他的提议没有获得多少支持。5年后，他的提议得到重视，不断有呼声要在达沃斯开办国际高校或举办国际学者会议。第一届国际学者会议于1928年3月18日至4月14日在达沃斯召开。来自4个国家的49位教师和250名听众参与了这一盛事。教师当中包括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民族学家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1857—1939）、德国生物学家、哲学家德里施（Hans Driesch，1867—1941）和爱因斯坦等人。爱因斯坦发表了题为《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发展》（Grundbegriffe der Physik und ihre Entwicklung）的演讲。本文是这篇演讲的开场白，首次发表于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元老院议员大都衣冠楚楚，元老院却是无恶不作（Senatores boni viri senatus autem bestia）。我有一位在瑞士当教授的朋友。有一次，他所在的大学的学院惹恼了他，他便以幽默的方式回应了这句话。比起个人，集体受到的良心和责任感上的指引往往比较小。这给人类造成了多大的苦难啊！这是战争与各种压迫的根源，让世界充满了痛苦、叹息和苦涩。

然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唯有通过许多个人的无私合作才能实现。因此，对于有善良意愿的人，当他以推动生活和文化为唯一目标，付出了巨大牺牲，一项集体事业得以开始时，他再也没有比这个时候更感到高兴的了。

当得知在达沃斯设有大学课程时，我就有这样纯粹的喜悦。这里正以一种明智的和高明的中庸之道，展开一项救助事业。它是基于迫切的需求，尽管并不是每个人能立即清楚这种需求。许多年轻人寄希望于这个山谷里充满阳光的群山所具备的疗效，来到这里并且恢复了健康。但是，当他们与磨炼意志的正常工作脱离太久，沉溺于对自身健康状态的思虑之中而无力自拔时，就容易丧失心理承受力，即丧失在生存斗争中能够坚持自我价值的意识。他们变成了温室里的植物，往往当身体痊愈了，却发觉难以回归正常生活。这对于大学生来说尤其如此。在青年性格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智力训练的中断很容易留下一个以后难以弥补的缺口。

然而，一般而言，适度的脑力劳动不仅不会妨碍治疗，反而会像适度的体力劳动一样，更有间接的帮助。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设置大学课程不仅可为这些年轻人今后在职业上做准备，也激励他们从事智力活动。这些课程可以说在精神层面上提供了脑力劳动、职业训练和卫生保健的功能。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项事业对于不同国家人民之间建立联系非常适合，这种联系有助于牢固树立一个欧洲共同体的意识。如果新机构在创立之时就排除各种政治目的，那么所达到的效果可能会更佳。推动与促进国际相互谅解的最佳方式，就是共同合作从事对人生有意义的事业。

基于所有这些理由，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凭借创始人的能力和智慧，达沃斯的大学课程已经克服了初期阶段的困难，获得了相当的成功。愿它蓬勃发展，使许多宝贵的人的精神生活丰富起来，并把一些人从疗养院生活的贫瘠中解救出来！

在H.A.洛伦兹墓前的讲话

洛伦兹，荷兰物理学家。作为电子理论的奠基人，他最感兴趣的是用电磁理论来解释电、磁和光的关系。他在力学、热力学、流体力学、动力学理论、固体理论领域贡献良多。他的电磁辐射理论经塞曼（Pieter Zeemann，1865—1943）的各种发现得到证明，也促进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诞生。1902年，洛伦兹与同胞塞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在24岁时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莱顿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直到去世。由于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尊重，1925年，他继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之后，被选为1922年成立的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Commission de Coopération intellectuelle）主席，直至去世。他倡导各国知识分子平等相处，通力合作。基于对这一原则的认同，爱因斯坦也加入了该委员会，但后来出于对该委员会的有些做法不满，曾一度退出。在居里夫人、洛伦兹等人的劝说下，爱因斯坦又重新加入。对此，泽利希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一书中进行了很详细的说明。

爱因斯坦对洛伦兹非常敬重。在他的心中，洛伦兹是一位慈父般的人物，是遇到烦心事能向其吐露心声的长辈。除本文外，还有两篇关于洛伦兹的文章，可见洛伦兹在爱因斯坦心目中的地位。

本文首次发表于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今天我作为学术界德语区的学者代表，具体来讲，是作为普鲁士科学院的代表，但最重要的，是以一个学生、一个满怀深情的仰慕者的身份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最高尚的人的墓前。他的杰出才能引领我们从麦克斯韦的学说走向当代物理学的创立，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方法。

他严肃对待人生，如同雕刻一件艺术品，最小的细节都精雕细琢。他宅心仁厚、慷慨大方，极富正义感，再加上对人世的洞明，足以使他成为任何一个他涉猎过的领域的领导者。人人乐意跟随他，因为他从不颐指气使，总是以服务大家为己任。他的事迹将永远鼓舞和启迪世世代代的后人。

H.A.洛伦兹在国际合作事业中的活动

本文写于1927年，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19世纪以来，科学研究越来越专业化，已很少看见一个在科学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同时还能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方面提供可贵的服务。这类服务不仅需要有力量和洞见，以及基于成就所取得的声望，同时还要有摆脱民族偏见、献身于所有国家的共同目标，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罕见的品德。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像H. A.洛伦兹这样以完美的方式集所有这些品质于一身的人，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产生了如下影响：有自己见解和独特意愿的学者，尤其不愿屈服于外来的意志，最多只会不情愿地接受领导。但是当洛伦兹坐在主席台上时，总是能建构一种欢乐的互动氛围。尽管坐在那里的人意见不同，思想各异。如此成功的秘诀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人和物明察秋毫，有通晓各种语言的高超本领，更在于如下这一点：人们觉得洛伦兹心无杂念，全神贯注于手中的事情，一定要圆满地完成任务。没有什么比这样更能让人解除心理障碍和不服从的念头了。

在“一战”之前，洛伦兹在国际关系中的任务主要是主持物理学会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索尔维会议 。前两届分别于1909年和1911年在布鲁塞尔召开 。接着欧洲战争到来了，这对所有致力于人类关系进步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战争时期，尤其是战后，洛伦兹就已经竭尽全力致力于国际和解工作，特别是在恢复国际学者之间和学术团体之间富有成效的友好合作。这项事业究竟有多困难，没有参与其中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战争聚集下来的仇恨还在发挥作用，许多有影响的人还在持一种不和解的态度，任由自己跟随大环境一起沉沦。洛伦兹的处境有点儿像一个医生，他面对的是一个倔强的患者，尽管医生精心地为患者调好了治疗用的药品，但他不情愿服用。

但是，当洛伦兹认识到那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时，他是绝不会轻易退却的。“一战”结束后，他就参加了由战胜国学者创立的研究委员会（Conseil de recherche）的活动。这个委员会将同盟国 的学者和学术团体排除在外。后来受到“同盟国”的学者的指责，洛伦兹试图施加影响来改进这个机构，使它扩大后变为真正的国际组织。他和其他一些好心人，经过努力将“委员会”中臭名昭著的排除条款去掉。他追求的目标是恢复学术团体之间正常和富有成效的合作。然而这一点没有达到，因为恼怒于被排除在几乎所有国际科学活动之外近10年之久，“同盟国”的学者已经习惯采取消极态度。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洛伦兹纯粹献身美好事业且机智能干的努力后，一切误会终将雪融冰消。

H. A.洛伦兹通过担任国际联盟国际智力合作委员会主席一职，以另一种方式为国际智力合作的目标服务。这一职位最初是大约5年前由柏格森担任的。洛伦兹主持这一工作已有一年时间，在委员会下属的巴黎学会的积极支持下，他致力于不同文化的学术和艺术工作之间的调停活动。由于其机智、人道和质朴的人格魅力的有益影响，这一活动走上了正轨。他从未表白但却常常实施的格言是：“不要控制，而要服务（Nicht herrschen, sondern dienen）。”

希望他的模范作用能促进这种精神的传播！

索尔维会议是由比利时化学家、业余学者、企业家、政治家和慈善家欧内斯特·索尔维（1838—1922）赞助的著名会议。1865年，索尔维发明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索尔维制碱法”。至今为止，这个过程依然是制苏打的最重要的化学工艺。他虽然非常富有，却关心社会问题，创办了多所教育机构，希望能够“将其部分财富偿还给人类”。索尔维会议已成为物理学和化学的重要论坛。爱因斯坦分别参加了1911年、1913年、1927年和1930年举办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五届和第六届索尔维会议。第一届至第五届索尔维会议均由德高望重的洛伦兹主持。最著名的应该是1927年举行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由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物理学家讨论新近表述的量子理论，会议主题为“电子和光子”。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爱因斯坦与玻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编译者注

爱因斯坦此处叙述有误。第一届和第二届索尔维会议分别于1911年和1913年在布鲁塞尔召开。——编译者注

此处的“同盟国”指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及保加利亚王国组成的与协约国对敌的同盟国，亦称“中欧列强”，这四个国家均位于俄罗斯帝国以西，法国和英国以东。——编译者注

创造者H.A.洛伦兹及其为人

1953年7月18日，为纪念荷兰著名物理学家洛伦兹诞辰100周年，在莱顿举办了专门纪念会，同时在荷兰皇家自然科学史博物馆（Rijkmuseum voor de Geschiedenis der Natuurwetenschappen）举办了有关洛伦兹及其同事，超导现象的发现者、低温物理学的奠基人海克·卡末林·昂内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1853—1926）的生平和工作展览。在这次展览中，博物馆收到了一份厚礼——洛伦兹写给爱因斯坦的大量信件手稿。洛伦兹的其他通信均保留在海牙的国立档案馆。本文是爱因斯坦为洛伦兹100周年诞辰纪念会写的祝词。原文发表于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文中提到的“迈克尔逊实验”或“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首先是由美国物理学家迈克尔逊（Albert A. Michelson，1852—1931）做出来的。因发明精密光学仪器和借助这些仪器在光谱学和度量学的研究工作中所做出的贡献，他于1907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世纪之交时，所有国家的理论物理学家都认为H. A.洛伦兹是他们的领导者。这样说是有完全正当的理由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物理学家大多数都没有充分意识到H. A.洛伦兹在理论物理学基本概念形成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造成这个奇特事实的原因是，洛伦兹的基本想法已经如此深刻地变成了他们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他们无法充分认识到这些想法是多么大胆，它们又是在多大程度上简化了物理学基础。

当H. A.洛伦兹开始他那富有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时，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已经获得了成功。但是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却出奇复杂，以至于它的本质特征无法被清楚地表现出来。尽管场的概念的确已经取代了超距作用的概念，但是电场和磁场还不被看作是基本的实体，而只是被设想为一种可以当作连续体的有重物质的状态。结果，电场被分解为电场强度和电介质位移。在最简单的情况下，电场强度和电介质位移通过介电常数联系在一起，但原则上它们被视为两种独立的实体。对磁场的处理也是类似的。根据这种基本观点，将空的空间视为有重物质的一种特殊情况来处理，在这种情况下，场强和电位移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尤为简单。尤其是，这种解释致使我们不能认为电场和磁场与物质的运动状态无关，因为物质被看作是场的载体。

通过对H.赫兹关于动体电动力学的研究，可以清楚地了解当时流行的麦克斯韦电动力学的解释。

然后出现了H. A.洛伦兹的拯救行动。他将研究始终一致地建立在如下假说上：

电磁场位于空的空间。在那里只有一个电场矢量和一个磁场矢量。这个场是由原子性的电荷产生的，而它反过来又以有质动力作用在电荷上。电磁场同有重物质之间的唯一联系是因为基元电荷固着在组成原子的物质粒子上。对于后者，牛顿运动定律是适用的。

根据这个简化了的基础，洛伦兹建立起一个包括动体的电动力学在内的关于当时已知的一切电磁现象的完备理论。这样自洽、明晰和美丽的工作，在经验科学里是极少达到的。在这个基础上，不加其他假设就不能得到完全解释的唯一现象，就是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如果不是把电磁场定位在空的空间里，这个实验就不会令人信服地推导出狭义相对论。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将电磁现象）还原到空的空间里——或者像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以太里的麦克斯韦方程组。

洛伦兹甚至发现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洛伦兹变换”，尽管他没有认识到它的群特征。对他来说，空的空间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只适于一个特殊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因其静止的状态而与其他一切坐标系区分开来。这是一种矛盾的状况，因为这个理论对惯性系的限制似乎比经典力学还要强。这种情况从经验的观点来看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必然会导致狭义相对论。

感谢莱顿大学的慷慨，使得我能经常到那里与我亲爱的挚友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共度一段时光。因此我常常有机会参加洛伦兹的演讲，这些演讲是他退休以后定期为少数年轻同事所做的。凡是这位卓越人物讲的东西，都如同精美的艺术品一样明澈美丽，并表现得那么轻松灵巧，这是我从未在其他人身上感受过的。

我们这些年轻人只要认识到了H. A.洛伦兹的开明精神，便会特别钦佩和尊敬他。但是当我想起H. A.洛伦兹时，我所感觉到的远远不止于此。对我个人而言，他比我一生中遇到的所有其他人都更重要。

正如他对物理学和数学驾驭自如一样，他毫不费力、冷静沉着地支配自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没有平常人的弱点，可是这一点也从来没有令他人感到压抑。每个人都感受到了他的卓越，但是从没有人觉得有压迫感。尽管他从不对人类和人类事务心存幻想，但他对每个人、每件事都满怀善念。他总是尽力服务和帮助他人，从未给人留下盛气凌人的印象。他极其认真负责，从不赋予任何事情以过分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一种微妙的幽默感守护着他，这从他的眼神和微笑里便可觉知。与此相应的是，尽管他全身心地献身科学，但他确信我们的理解不可能太深入探究事物的本质。直到晚年，我才能够充分欣赏这种半是怀疑、半是谦卑的态度。

尽管做了真诚的努力，语言——至少是我的语言——并不足以公正地讨论这篇文章的主题。因此，我希望在此引用洛伦兹的两句对我产生特别强烈的影响的话：

“我很高兴自己属于这样一个国家，它太小了，无法做出什么大的愚蠢行为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人在谈话中试图使他相信，在人类领域里，命运是由武力和强权决定的。对此，他这样回答：“或许您是对的，但我不愿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提名尼尔斯·玻尔为物理学通讯院士的信

这封信是1922年2月2日至2月16日期间，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数学物理组的一次会议上提交的。

在最后的打印稿上，除了爱因斯坦，还有劳厄 、能斯特 、普朗克 和鲁本斯 的签名。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8 062]。

当未来时代的人描述我们关于这个时代所取得的物理学进展的历史时，将不得不把我们对于原子性质的认知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和尼尔斯·玻尔的名字联系起来。人们过去已经知道，经典力学无法描述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以及原子的结构是相对松散的外层物质环绕带正电的核心。但是经验得到的几乎已经是完整的已知光谱结构与旧有理论设想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不敢想象会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理论，能够解释观察到的经验规律。然而1913年，玻尔发现了最简单光谱的量子理论解释，在很短时间内为大量定量结果证实，使得其大胆假设的理论基础很快成为原子物理的一个稳固基石。尽管距离最初的发现还不到10年，他提出并在很大程度上发展的思想体系主导了原子物理和原子化学，使得之前的诠释工作都好像是过去很遥远的事情。伦琴光谱、可见光谱以及元素周期表的理论，都是基于玻尔的思想。作为一个研究者，玻尔身上最令人惊叹的是一种少见的大胆勇敢和细心权衡的结合；极少有研究者具有这样高超的能力，同时包括对隐藏事物的直觉理解和尖锐批评。虽然具有很多细节知识，他的洞察力总是毫不动摇地指向根本性的问题。毫无疑问，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学领域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

尼尔斯·玻尔是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教授。签名人推荐他作为我们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德国物理学家，因发现晶体衍射X射线而获得19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除了在光学、晶体学、量子理论、超导性和相对论方面做出的科学贡献外，他还担任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等多个行政职位，40年间推动和指导德国的科学研究和发展。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强烈反对者，他在“二战”后为重建德国科学发挥了重要作用。——编译者注

能斯特（1864—1941），德国化学家，现代物理化学的奠基人之一，因提出热力学第三定律而荣获1920年诺贝尔化学奖。能斯特是一位著名的科学组织者和活动家。他协助召开了第一届索尔维会议。正是在他和普朗克的力主下，才用优厚条件将爱因斯坦从苏黎世“挖到”柏林。

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量子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1918年，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1930年起，他曾先后任威廉皇家学会，即后来的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1946年任名誉主席。——编译者注

鲁本斯（1865—1922），德国物理学家，以其对黑体辐射能量的测量而闻名。——编译者注

评沃尔夫冈·泡利的《相对论》

这是爱因斯坦对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为克莱因（Felix Klein，1849—1925）主编的《数学科学百科全书》写的《相对论》条目单行本（Pauli, W., jun., Relativitätstheorie. Sonderabdruck aus der Enzyklopädie der mathematischen Wissenschaften., Leipzig, B. G. Teubner, 1921. IV, S. 539 bis 775）的评价，1922年2月24日发表于德文期刊《自然科学》[Die Naturwissenschaften, 10（1922): 184—185]。

出生于1900年4月25日的泡利，1920年12月完成这篇文章初稿时还是慕尼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1921年7月25日参加博士考试之前不久，他在文章的校样阶段又参考克莱因的批评做了一些修改。文章于1921年9月15日发表于《数学百科全书》，之后又发行了由他的博士导师索末菲作序的单行本。早在1921年12月30日，爱因斯坦在给玻恩夫妇的信中就说：“泡利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毕竟他才21岁，可以为自己在《百科全书》上的那篇文章感到自豪。”（《爱因斯坦全集》第12卷，文件345）。

无论是谁研读这一成熟而构思宏大的作品，都不会相信它的作者是一位只有21岁的年轻人。该作品精彩纷呈，处处令人赞叹：对思想发展进程的心理理解，精确的数学推导，深刻的物理洞察力，系统性的清晰表述，渊博的文献知识，完备而信实的论证，以及有力的批评。

这部大约230页的相对论的详尽阐述，构架如下：

1. 狭义相对论的产生，特别详细地描述了作为其基础的关键实验事实。

2.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数学工具。特别值得向专业读者推荐的是仿射张量和无穷小变换部分。

3. 狭义相对论的进一步发展。从形式化以及物理学的观点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4. 广义相对论（75页）。思想发展的典范论述，解决具体问题的数学方法的完整表达。特别有价值的是关于能量方程的讨论以及对外尔理论的批判。

泡利的书值得推荐给所有在相对论领域进行创造性研究的人，以及所有想要准确了解相对论的根本问题的人。

推荐保罗·赫兹

这封推荐信写于1922年5月18日。保罗·赫兹（Paul Hertz，1881—1940），德国理论物理学家。曾在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物理学，1904年获得博士学位，1909年获大学任教资格。1912年，他到哥廷根大学任教，1921年任编外教授。早在1910年8月，他就与爱因斯坦有过交往。他对爱因斯坦1903年发表的文章《热力学的理论基础》中的某些观点进行了批评，爱因斯坦发现赫兹的批评是对的。不打不相识。1910年9月，两人在瑞士自然研究者协会（Schweizerische 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巴塞尔会议上见面。爱因斯坦向出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但长期在挪威奥斯陆工作的化学家戈尔德施密特（Heinrich J. Goldschmidt，1857—1937）推荐赫兹做翻译工作。

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2—220]。

通过阅读其科学论文和个人交往，我认识保罗·赫兹先生已有多年。他无疑是德国最有见识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卓越的创造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高度的综合文化素养非常适合内容范围广泛的文字工作。我对他的人品和智力同样看重，相信他能够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任何自己有信心担负起的任务。

约瑟夫·波普尔—林克尤斯

约瑟夫·波普尔—林克尤斯（Joseph Popper-Lynkaeus，1838—1921），奥地利社会哲学家、发明家和作家，原名约瑟夫·波普尔（Joseph Popper），林克尤斯是他的笔名。他是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1902—1994）的伯父。

约瑟夫·波普尔—林克尤斯出生于犹太家庭，是家中的第五个男孩。作家弗里德里希·诺克（Friedrich Nork，1803—1850）是他的舅舅。波普尔—林克尤斯在布拉格工学院学习数学、物理学和技术。尽管他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但由于当时社会对犹太人的限制，他不能在科学领域工作。他曾在铁路部门服务过，但不成功，也曾任私人辅导、报纸编辑，在维也纳大学学习过国民经济学、文化史和美学。

波普尔—林克尤斯的思想非常活跃，往往超前于世。早在1862年，他想到电力传输的可能性，将瀑布和涨潮的机械动能转化为电力。他还有多项极具创造性的发明专利，构建了一个用于防止蒸汽锅炉内壁积累鳞屑的衬垫系统。他更重要的成就是在一系列著作中设计了一套社会体系，能保障所有个人得到主要的生活所需。在他看来，社会有义务给予其成员生活的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住房，以及必需的服务——公共医疗、养育及教育。

波普尔—林克尤斯非常欣赏中国哲人孔子，认为他是影响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人物。从他广受欢迎的《一个现实主义者的幻想》（Phantasien eines Realisten）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思想对他的影响。此外，他还写了一些反战的、具有和平主义倾向的短篇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他为了调试他的发明，在奥地利境内旅行时写的。他往往住在一间超便宜、极简朴、冰冷如霜的旅馆房间里写作。正是这些短篇故事让他闻名世界。但是，奥匈当局却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理由是有伤风化。

波普尔—林克尤斯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思想家，爱因斯坦是其中之一。爱因斯坦这篇文章大概是在1921年为悼念他逝世而写的，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波普尔—林克尤斯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才华横溢的作家，还是少数体现了一代人良知的杰出人物之一。他向我们灌输了这样的观点：社会要对每个人的命运负责，同时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实现社会责任的道路。对于他来说，社会或国家无须崇拜；只有履行让个人及其人格有可能得到和谐发展的义务的基础上，社会或国家才有权力要求个人做出牺牲。

祝贺阿诺尔德·柏林内尔70岁生日

阿诺尔德·柏林内尔（Arnold Berliner，1862—1942），犹太裔德国物理学家，1886年毕业于布雷斯劳大学，后在通用电器公司（Allgemeine Elektrizitäts-Gesellschaft，AEG）研发实验室工作。1912年，他被施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任命为新创立的德文周刊《自然科学》（创刊号于1913年1月出版）的主编。纳粹上台后，担任了22年主编的柏林内尔被解职；1942年3月22日，他在得知将被纳粹流放后自杀。《自然科学》现在仍在发行，其诞生受到1869年创刊的英文杂志《自然》（Nature）的启发，最初为周刊，现为月刊。

本文首次发表于1932年德文期刊《自然科学》第20卷913页，后收录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本文的英译本最后多了几句话：“我们都该认识到柏林内尔帮了我们什么。亲爱的柏林内尔，不要为我这轻率的言行感到恼怒。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偶尔享受一次欢笑吧。”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的朋友柏林内尔和他创办的杂志《自然科学》的读者，说明为何我对他本人以及他的工作的评价如此之高。我必须趁这个机会讲，否则就没有机会讲类似的话了。基于客观性的训练，我们往往将涉及个人的事情视为一种禁忌。而凡人如我，只有在像今天这样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稍敢触犯这一禁忌。

闲扯几句之后，还是回到客观性上来。科学确定的事实范围已经大大扩展，每门学科的理论知识已不可思议地变得高深了，但人类在才智上的融会贯通能力仍极为有限。因此，研究人员的活动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局限在越来越小的人类知识领域。更糟糕的是，这种专门化让人难以对科学全貌有一个哪怕是大致粗略的了解。而缺乏这种了解，势必会损害真正的研究精神。情况的发展类似于《圣经》中通天塔的故事象征的那样。每位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不自觉地被驱逐到不断缩小的知识领域，这正威胁着研究者丧失广阔的视野并使其降级到技术人员的层次。

我们都已遭受了这种痛苦，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缓解它。但是，柏林内尔以令人钦佩的方式为讲德语的国家提供了补救措施：他意识到，现有的通俗期刊已足以用来指导和激励外行人；他还意识到，需要有一份内容广泛、精心编辑的期刊，专门给科学工作者提供科学问题、方法以及结果的发展的信息，以便使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判断。通过多年的艰苦工作，凭借伟大的智慧和巨大的决心，他一直致力于这个目标，为我们大家服务，为科学服务。对此，我们怎样感激都不为过。

他必须得到有成就的科学家的合作，并引导他们尽量以能够让非专业人士也能理解的方式来讲述他们应当讲述的东西。他经常告诉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必须克服众多挑战。他曾用一个谜语向我描述过他的困难。问：什么是科学作者？答：是一种介于含羞草和豪猪之间的综合体。柏林内尔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强烈的热望，即让一个尽可能大的科学领域拥有一个明晰全面的表达。这种感情同样驱使他历经多年艰辛写出了一本物理学教科书。前几天，医学院的一名学生告诉我：“如果没有这本书，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对现代物理学的原理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

柏林内尔为了科学的明晰性和广博性所做的努力，使科学的问题、方法和结果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扎下了根。如果没有他的这份期刊，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生活简直不能想象。让知识活起来并使之保持生命力，与解决专门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祝贺萧伯纳

爱因斯坦第一次与爱尔兰剧作家、辩论家、文化批评家、政治活动人士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见面，是在1921年春天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那时，爱因斯坦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与妻子爱尔莎在美国逗留了8个星期，回到柏林后应财大气粗的英国政治家、律师、无神论者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子爵的邀请，爱因斯坦在伦敦待了一周。霍尔丹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曾在1905—1912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912—1915年任大法官，当时因被错误地指控为“同情德国”而被迫辞职。他总是热心于寻求英德两国之间的和解。正当在英国被经常提起的爱因斯坦在“一战”结束后首次与英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接触时，霍尔丹出版了《相对论的统治》（The Reign of Relativity）一书。这本书表达了霍尔丹对德国文化的无限崇敬之情。霍尔丹钦佩德国人“受过服从的训练”这一事实，对歌德及其作品非常热爱，并与人合作将叔本华和黑格尔的著作译成英文。霍尔丹称自己的客人为“20世纪的牛顿”。

爱因斯坦与萧伯纳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他1930年10月访问英国时。在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萧伯纳做了一个非常严肃而又十分风趣、极具萧式风格的欢迎词。他对一般的科学家充满讽刺之能事，认为历史上只有8位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即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在这8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只有3位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托勒密、牛顿和爱因斯坦。托勒密的宇宙观统治了1000多年，牛顿的宇宙观统治了300年，那么爱因斯坦的宇宙观能统治多少年呢？萧伯纳充满幽默的发言让爱因斯坦忍俊不禁。

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他在这次访英期间写的，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极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当代人的弱点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响。面对人类顽固的天性，这些孤独的人往往会失去改变社会的勇气。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利用他们微妙的幽默和优雅，并以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艺术为媒介，让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今天我向艺术大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曾给我们带来幸福，并让我们受到教育。

在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53年12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哥白尼逝世4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首次发表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我们今天以一种兴奋和感激的心情来纪念这样一个人，他比任何人对于西方摆脱教会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枷锁所做出的贡献都要大。

诚然，希腊古典时期就有一些学者确信地球不是世界的自然中心，但是这种对宇宙的认知不能在古代得到真正的承认。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天文学家依旧坚守地球中心的概念，当时很少有人提出质疑。

要想令人信服地阐述太阳中心概念的优越性，必须具有难得的独立思考能力和直觉，也要掌握当时不易获得的天文事实。哥白尼的伟大成就不仅为现代天文学铺平了道路，也让人们的宇宙观产生了关键性的改变。一旦认识到地球并非世界的中心，而只是其中一颗较小的行星，那么以人类为中心的错觉也就如过眼云烟了。可以说，哥白尼以其工作和伟大的人格，教导人们要谦逊。

没有一个民族可为他们中出了这样一个人而骄傲。民族自豪感何其脆弱，面对哥白尼这样一个内心独立的人，难以用它来加以解释。

悼念瓦尔特·拉特瑙

瓦尔特·拉特瑙，德国犹太实业家、作家、政治家，曾任魏玛共和国外长，德国民主党（DDP）领袖、德国通用电气总公司经理和董事。“一战”时期，他任普鲁士政府战时资源局局长。“一战”结束后，他成为德国民主党领袖。1921年，他任魏玛共和国复兴部长；1922年，任魏玛共和国外长。1922年4月，他出席热那亚会议，为打破当时德国在欧洲的孤立局面，同苏联签订《拉巴洛条约》。同年6月回国后，24日被右翼民族主义分子暗杀。

爱因斯坦的这篇纪念文章，1922年8月发表于《新评论》 [Neue Rundschau, 33（1922）: 815～816]。本文最后一句来自《圣经·新约》中的《马太福音》（7:16）：“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对于拉特瑙，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我都怀有愉悦的崇敬和感激之情，因为他在目前欧洲的阴暗局势中，带给我希望和安慰；也因为他的高瞻远瞩和古道热肠，同我一道度过难忘时光。他对宏观经济关系的概括，对各民族特点和各色人等心理的理解，以及对个别人物的了解，都令人钦佩。他有着积极的人生观，虽然洞察人性，仍然博爱众生。与朋友共桌闲谈之际，他既认真又带着地道的柏林式的幽默；这种可贵的结合，使他的谈吐别有风趣。一个耽于幻想的人不难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他却是一个入世的理想主义者，世事洞明，远超常人。

我对他就任外长一事感到遗憾。鉴于德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大多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我认为，在公共生活中，犹太人应当采取一种自尊而谦虚的姿态。我绝没有想到，仇恨、盲目和忘恩负义会达到这样极端的程度。但是对那些在最近50年来掌握德国人民伦理教育的人，我要高声呐喊：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悼念玛丽·居里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纽约罗里奇博物馆（Roerich Museum, New York）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The Curie Memorial Celebration）上的发言，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当一位像居里夫人这样杰出的人物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回顾她的工作成就为人类做出的贡献。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可能比纯粹理智的成果对一个时代以及整个历史进程的意义还要大。不仅如此，甚至后者的取得也要在极大程度上依赖于道德境界，而且这种依赖程度比通常认为的要大得多。

我很幸运能与居里夫人保持20年高尚而纯洁的友谊。她那伟大的人性使我的崇拜之情与日俱增。她的力量、她的意志的纯洁、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她的客观公正、她坚定不移的判断力——所有这些不易被发现的品格都集中在她一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认为自己是一名社会公仆，她那极度的谦逊从未给自满留下任何空间，她始终感觉到社会的残酷与不平等并因此备受压抑，这使她的外表带有严肃的一面。而这一点很容易被不熟悉她的人误解——这是一种罕见的、不能为任何艺术气质减轻的严肃。一旦她认为某条道路是正确的，就会毫不妥协、持之以恒地追求到底。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成就——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并不仅仅因为她超凡的直觉，还因为她在无法想象的极端困境中仍然保持的专注与执着，而这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上是不常见的。

假使居里夫人的品格与献身精神所具有的力量仅有一小部分还活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心中，那么欧洲就会拥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悼念马克斯·普朗克

本文是爱因斯坦在1948年4月举行的马克斯·普朗克纪念会（Max Planck Memorial Service）上的发言，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对于一个用伟大的创造性思想造福世界的人来说，后代的褒奖并无什么必要，他自身的成就已给予他更高的奖赏。

然而，今天所有追求真理与知识的代表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相聚，的确是一件好事，而且是很有必要的。他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证明，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狂热与残酷的武力像利剑一样悬挂在饱经痛苦、惊恐万状的人的头上，我们追求真理的理想标准仍然高高在上、光芒不减。这一理想是一条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科学家永远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它以一种罕见的完美体现在马克斯·普朗克身上。

尽管希腊人已经想象到物质的原子本性，并且19世纪的科学家进一步使原子概念的提出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然而却是普朗克的辐射定律第一次在不依赖其他假说的情况下精确地测定出原子的绝对大小。不仅如此，他还令人信服地说明，除了物质的原子结构外，还有一种受普适常数“h”支配的能量的原子结构，这个常数是由普朗克引入的。

这一发现成为20世纪所有物理学研究的基础，并从那时起几乎完全决定了物理学的发展。没有这一发现，就不可能建立分子与原子理论以及决定二者能量转化过程的有用理论。不仅如此，它还粉碎了经典力学与电动力学的整个框架，同时也为科学确立了一项新使命：为整个物理学寻找一个新的概念基础。尽管至今为止已取得了一部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这个问题仍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为了向这位伟人致敬，美国国家科学院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出于纯粹的知识目的而进行的自由研究，应该不受任何阻挠与破坏。

向莫里斯·拉斐尔·科恩致敬

本文是1949年11月15日爱因斯坦在莫里斯·拉斐尔·科恩学生纪念基金会（Morris Raphael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上的致辞。

莫里斯·拉斐尔·科恩（1880—1947），美国哲学家、律师和法学家。他出生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的一个犹太家庭，12岁移居美国纽约，26岁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城市学院、芝加哥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校教授哲学和法学。他被认为是一位传奇的教师，将实用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和语言学分析结合起来。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认为他是当代美国哲学家中最具有创造性思想的人。

欧内斯特·内格尔（Ernest Nagel，1901—1985），美国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他与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1891—1970）、莱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1891—1953）和亨普尔（Carl Hempel，1905—1997）并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

本文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女士们、先生们：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大都市里，很高兴知道有人并没有完全受到当前世事纷扰的影响。你们的研讨会见证了那些勤于思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受浮华现世的威胁，也不惧生死隔绝的威胁。与我们特别亲近的人，大多已不在人世，最近莫里斯·科恩也离开了我们。

我深知他是一个乐于助人、性格独立的有良知的人，我有幸经常与他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但是当我偶尔想说出一些关于他的精神个性的东西时，我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想法还不够熟悉。

为了填补这个空白——至少为了略知一二——我开始阅读他与欧内斯特·内格尔合著的《逻辑与科学方法》一书。然而，我没有轻松地做到这一点，由于时间太少，难免有些紧张。但是一旦开始阅读，我就变得欲罢不能，以至于忘掉了让我产生阅读的外在动机。

几个小时后，我回过神来，自问到底是什么让我如此着迷。答案很简单：书中并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先呈现对事情的各种思考方法，进而激发科学的好奇心，之后才试图通过完整的论证来清楚说明问题。作者在思想上的诚实，使我们分享了他内心的思考过程。这是天才教师的标志。知识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没有生命的，存储在书本中；一种是有机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第二种存在形式才是核心的；第一种也许不可或缺，但处于次要位置。

悼念保罗·朗之万

本文选自1947年巴黎出版的《思想》（La Pensee）杂志，2—3月号。

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以对次级X射线、气体中离子的性质、气体动理论、磁性理论以及相对论等方面的工作而著称。他在法国学术界传播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提出了“双生子悖论”。

朗之万是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在1934年2月6日发生极右派骚乱之后创立的一个反法西斯组织。1931年，朗之万受国际联盟的指派，到中国考察教育事业，并直接促成了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国际社会声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1944—1946年，朗之万任法国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 homme（et du citoyen），LDH]主席。在此之前，他刚刚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因直言不讳地反对纳粹而被捕。他在维希政权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软禁。

朗之万是皮埃尔·居里的博士生。居里因车祸去世后，朗之万与居里夫人传出绯闻，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后来，两人被迫分开。多年后，朗之万的孙子米歇尔（Michel Langevin）与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Hélène Langevin-Joliot）结为连理。

朗之万死后享有哀荣，被葬在先贤祠。

在爱因斯坦所有的法国同事中，他与朗之万最为亲近，政治理想非常契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爱因斯坦和朗之万为增进法德关系共同做出的努力，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和爱因斯坦一样，朗之万也直觉地认识到，欧洲和平的关键在于法国与德国的和谐关系。在和平最终恢复后不久，朗之万就离世了，这给爱因斯坦带来了悲痛的回忆。爱因斯坦在自1939年创办之时起就一直由朗之万担任编辑的杂志上，与法国民众分享了他对朗之万的悼念之情。

相对于发生在这些不幸且充满失望的岁月中的大多数事件而言，保罗·朗之万逝世的消息对我的打击更沉重。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长寿的、充满丰硕的创造性成果的一生不是很和谐地体现在他身上吗？难道他不是因为对知识问题敏锐的洞察力而受到广泛尊敬，因献身于一切正义事业并对一切生灵表现出宽容、仁慈而获得普遍的爱戴吗？自然界为生命确定了界限，以使它在结束时仿佛一件艺术品一样被表现出来，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感到一定的满足吗？

保罗·朗之万的逝世带来的悲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它使我体验到一种被抛弃后极端孤独凄凉的感觉。任何一个时代，都极少有人不仅对事物性质有清晰的洞察力，而且对真正人性面临的挑战具有强烈的感觉，并有采取斗争行动的能力。这样的人物离开人世，他所留下的空隙是仍然活着的人无法承受的。

朗之万具有极为清晰的科学思维，同时又不固守成规，并且对关键点有准确无误的直觉性洞察力。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他的讲座对不止一代的法国理论物理学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朗之万关于实验技术的知识同样非常丰富。他提出的批评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总能产生实际效果，然而他自己的那些颇富创造性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磁学和离子理论领域。然而，他一贯乐于承担责任的做法限制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的劳动成果体现在其他科学家出版物中的要比在他自己出版物中的多得多。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不是其他人先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朗之万本来是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理论的本质方面。另一件令人钦佩不已的事则是他充分体会到德布罗意 思想的意义——薛定谔后来从这些思想中发展出波动力学的方法——甚至在它们尚未结合成为一个连贯的理论之前。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告诉我这件事时的那种兴奋与热情——我也记得我是带着犹豫与怀疑接受他这些话的。

朗之万在一生中始终对我们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缺陷与不平等有清醒的认识，并为此感到痛苦。然而，他坚定地相信理性与知识的力量。他的心灵是如此纯洁，他甚至相信，一旦发现了理性与正义之光，所有人都应该愿意做出充分的自我克制。理性就是他的信念——一种不仅要带来光明而且要带来拯救的信念。他想要促使所有人生活得幸福的愿望甚至比他对纯粹理智启蒙的渴望更加强烈，这使得他将大量时间与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启蒙活动中。从未有一个求助于他的社会良心的人会从他那里空手而归。正因为如此，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质使许多无聊透顶的知识分子对他怀有刻骨的敌视。反过来，他却对他们都表示理解，他那仁慈之心从未对任何人怀有怨恨。

我只能为认识这样一位纯洁并启发人思考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1892—1987），巴黎庞加莱研究所理论物理学教授。1929年，因对电子的波动性研究，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关于他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私人关系，在卡尔·泽利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瑞士》一书中，收有德布罗意教授的文章《1927年在索尔维委员会会见爱因斯坦》（Une rencontre avec Einstein au conseil Solvay en 1927）。——编译者注

悼念瓦尔特·能斯特

本文选自1942年2月在华盛顿特区出版的《科学月刊》（The Scientific Monthly）第54卷。

我很高兴接受这本期刊编辑的请求，为最近去世的科学巨人瓦尔特·能斯特写点东西。他是我一生中一直保持密切交往的、最具特色、最有趣的学者之一。在柏林，他从不错过任何一次物理学会议。他简洁的发言不仅显示了一种惊人的科学天赋，而且表现出他总是掌握并深刻地了解数量巨大的事实材料。他对自己擅长的实验方法与实验技巧有罕见的驾驭能力。虽然有时我们会善意地笑对他那孩子般的虚荣与自满，但我们对他却有着由衷的赞赏与私人情谊。只要不犯以自我为中心的毛病，他就会显示出一种非常少见的客观公正性、一种对关键问题精确的感知能力以及发自内心的探索自然界深层次相互关系的热情。要是没有这种热情，他那具有非凡多产的创造以及在20世纪最初的三分之一时间对科学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将是不可能的。

作为一个以热力学、渗透压力以及离子理论为研究基础的那个时代的最后一名成员，他从阿伦尼乌斯 、奥斯特瓦尔德 、范特霍夫 当中脱颖而出。直至1905年，他的工作基本限于这些概念范围。他的理论武器略显幼稚，但他却以一种罕见的敏捷掌握了它。我可以举出“浓度局部可变液体中的电动力理论”以及通过加入溶解物质以降低溶解度的理论作为例证。在这一时期，他还发明了利用惠斯通电桥（交流电，以电话机作为指示器，在比较电桥支路中的补偿电容量）测定导电体介电常数的巧妙的零点法（null-method）。

这个最初的多产时期，是与能斯特改进方法论并完成对一个领域的探索工作联系在一起的，这个领域的基本原则在他之前已为人所知。这项工作逐渐把他引导到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难题，可表述如下：由一个系统在各种状态中的已知能量，能否计算出该系统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时增加的有用功。能斯特认识到，仅凭热力学方程无法利用能量差U从理论上确定过渡功A。从热力学方程可以推出，在绝对零度，A与U的温度必然是相等的，但对于任意的温度，即使U的能量值或能量差在任何条件下都已知，也无法利用U求出A。除非引入一个关于这些增量在低温条件下发生的反应的假设（这个假设非常简单，因此是显而易见的），上述计算才是可能的。这个假设就是：A在低温条件下将不再受温度影响。把这个假设作为一种假说（热力学的第三条主要原理）引入是能斯特对理论科学最伟大的贡献。普朗克后来发现了理论上更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即熵在绝对零度时消失。

从热力学的较老的观点来看，第三条主要原理所要求的物体在低温条件下发生的反应很异常。为了确保这一原理的正确性，必须对低温条件下的量热学方法做重大改进。高温条件下的量热学也因能斯特而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所有这些研究，以及他那不知疲倦的天赋，为这个领域的实验者提供了许多具有鼓舞作用的建议，他最富成效地推进了他那一代的研究工作。量子理论一开始就得益于这些量热学研究所获得的重要结论，特别是在玻尔的原子理论使光谱学成为最重要的实验领域之前，情况更是如此。能斯特的本职工作“理论化学”不仅为学生，而且为学者提供了大量启发性的思想。从理论上讲，它们只是基础性的，却富有机智、生动形象，而且充满关于各种各样相互联系的提示，这的确反映了他理智的特点。

能斯特不是一个眼界狭窄的学者，凭借良好的常识，他成功地投身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他进行的每一次谈话都会使一些有趣的事情真相大白。他与几乎所有同胞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令人瞩目地从偏见中摆脱了出来。他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军国主义者。他几乎完全凭借结果的成败与否而非某种社会或道德理想对人或事做出评判。这是他摆脱偏见的结果。同时他对文学很感兴趣，并且具备像他这样担负如此繁重工作的人少有的幽默感。他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在任何本质方面与他相似的人。

阿伦尼乌斯（Arrhenius），1859—1927），瑞典物理化学家。他最著名的贡献是电解质的电离学说。——编译者注

奥斯特瓦尔德（Carl Wilhelm Wolfgang Ostwald，1853—1932），德国化学家，毕生从事教学、研究和编辑工作，促进胶体化学的发展，大部分生涯在莱比锡大学度过。——编译者注

范特霍夫（Jacobus Henricus Van’t Hoff，1852—1911），荷兰物理化学家，生于鹿特丹，由于在反应速度、化学平衡和渗透压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成为第一个（19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1887年与德国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一起创办了很有影响力的《物理化学杂志》。——编译者注

悼念保罗·埃伦费斯特

本文选自1934年荷兰莱顿杜尔堡（S. C. Doesburg）出版社出版的《莱顿大学生联合会年鉴》（Almanak van het Leidsche Studentencorps）。

保罗·埃伦费斯特，理论物理学家，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逝世于荷兰阿姆斯特丹。1904年，他在玻尔兹曼的指导下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在有关统计力学的著作中，他表现出了卓越的批评才能。

在如今这个时代，具有高尚品质的人因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弃世的事情如此频繁地发生，我们甚至已经不再觉得这样的结局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然而，逃避的决定一般来说都是源于不能——或至少不愿意——把自己交付给新的更加困难的外部生活环境。只是因为不能忍受内在的冲突就拒绝生存下去的情况，即使在今天具有健全头脑的人当中也是极为罕见的，大概只有在最高贵、具有最高尚的道德品质的人中间才会发生。我们的朋友保罗·埃伦费斯特就陷入了这样一种悲剧色彩的内心冲突中。那些熟悉他的人，很荣幸其中包括我，知道他最终成了良心冲突的牺牲品。这种良心冲突是绝不放过任何年逾五旬的大学教师的，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

我是在22年前认识他的。那时他刚从俄国回来，便径直到布拉格来拜访我。在俄国，他因为是犹太人而被禁止在高级研究机构中执教。当时他正希望在中欧或西欧寻找新的工作环境，但我们几乎未谈及此事，因为当时的科学状况差不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兴趣。我们两人都意识到，经典力学与电场理论面对热辐射现象与分子过程（热的理论统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然而似乎又没有一种可行的办法来摆脱这一困境。普朗克的辐射理论的逻辑缺陷——当然我们两人对辐射理论本身都非常崇拜——对我们来讲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讨论了相对论。他对相对论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但是这种怀疑带有他特有的富有批判精神的判断力。仅仅几个小时，我们便成了真正的朋友——仿佛我们的梦想与渴望彼此都心领神会。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直至他离开人世。

他的价值体现在他异常优秀的天赋中：他能够领会一个理论观念的实质，他能够剥去一个理论的数学外衣直至简单的基本观点清晰地凸显出来。这一能力使他成为举世无双的教师，也因此被邀请参加了许多科学大会。他总是能将清晰与精确注入任何讨论中。他激烈地反对模棱两可与拖沓迂回。必要时，他会进行尖刻的讽刺，甚至明显表现出失礼之举。他的一些发言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傲慢的。然而他的悲剧却是由于他近乎病态的缺乏自信。他在批评方面的天赋超出了他的建设能力，因此他总是感到痛苦。可以说，他的批评精神剥夺了他对自己思想成果的热爱，甚至在它们产生之前。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埃伦费斯特的尘世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我们尊敬的老前辈洛伦兹希望结束在大学的日常执教活动，他认为埃伦费斯特同自己一样属于富有灵感的教师，并推荐他为自己的继任者。一个神奇的活动领域向这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敞开了大门，他不仅是我们这一领域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教师，还热情地关注别人，特别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理解他人，赢得他们的友谊与信任，帮助任何陷入外部或内心斗争中的人，激励年轻的天才——所有这些都构成他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比沉浸于解决科学问题更加重要。他的学生和同事都热爱他，尊敬他。他们知道他全身心地为别人服务，帮助别人，知道这样做完全符合他的本性。难道他不应该是个幸福的人吗？

事实上，他比任何一个跟我关系密切的人都感到不幸福。因为他觉得自己无法与所面对的高尚使命相提并论，即便每个人都尊敬他，又有什么用呢？他这种毫无来由的不完美感无休止地、经常地使他丧失进行研究所必需的平和心境。他受到的折磨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被迫通过分散注意力来寻找慰藉。他频繁地毫无目的地旅行，对收音机的沉迷以及他躁动不安的生活的许多其他特征都不是源于对安静与无害的调情的需求，而是源于一种奇怪的冲动，逃避我已经暗示过的心理冲突。

在最近几年里，这一状况因为理论物理学经历的异常动荡的发展而更加恶化。让一个人学习并讲授那些自己内心都无法接受的东西永远是一件难事。而对于一个具有近乎狂热的诚实并对任何事情都要求明确的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尤其雪上加霜的是，这位年逾五旬的人越来越难以适应他永远无法摆脱的新思想。我不知道有多少读到这段文字的人可以完全体会这一悲剧。然而，这正是他逃避人世的主要原因。

对于我来讲，过分自我批评的倾向似乎与童年的经历有关。无知而自私的教师所带来的羞辱与精神压力，在年轻的心灵中酿成的严重恶果永远无法消除，而且在未来的生活中会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埃伦费斯特对这种经历的强烈感受，可以从他拒绝把深爱着的孩子们托付给任何学校这一事实中看出来。

与大多数人相比，他与朋友的关系扮演着更重要的作用。他完全受同情心以及建立在道德判断基础上的憎恶所左右。他一生中最强烈的关系是他与妻子同时也是同事的关系 。她是一位具有异乎寻常的坚强与执着，而且在理智方面与他不相上下的人。或许她的思想不如他那样敏捷、丰富与敏感，但是她的泰然自若，不依靠他人的独立精神，在困难面前的坚定执着，在思想、感情以及行动方面的正直——所有这些对他来讲都是一种恩赐。他也用尊敬与爱情——这在我一生中是不常见的——回报她。同她的分离，对他来说是致命的，那是一种可怕的体验，一种他那已经受伤的灵魂无法承受的体验。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的生活由于他的精神力量与刚正不阿，由于他那博大的胸怀所具有的仁慈与热情，特别是他那不可抑制的幽默与机智而受益匪浅——我们深知他的离去将使我们损失惨重。他将继续活在他的学生心中，活在所有为他的人格力量所引导，树立起雄心壮志的人心中。

此处指他的妻子塔季扬娜·埃伦费斯特（Tatyana Alexeyevna Afanasyeva，1876—1964），俄罗斯/荷兰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统计力学和统计热力学领域做出了贡献。1904年12月21日，她与保罗·埃伦费斯特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和两个儿子。保罗·埃伦费斯特晚年患有严重的抑郁症。1933年9月25日，在阿姆斯特丹，保罗·埃伦费斯特安排照顾他的其他孩子后，开枪杀死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小儿子，然后自杀身亡。——编译者注

圣雄甘地

本文是爱因斯坦1939年在圣雄甘地70岁生日时发表的讲话，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Maharma Gandhi，1869—1948），印度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思想家，长期主张非暴力抵抗运动，使印度终于获得了独立。1948年1月30日，他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暗杀。

一个不受外在权威的扶持而成为其民族领袖的人；一位其成功不是依靠投机取巧，也不是凭借掌握的技术装备，而纯粹地建立在令人信服的人格力量基础上的政治家；一位一贯轻视使用武力的胜利的斗士；一个具有智慧与谦逊，用果敢与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武装起来的人；一个将所有力量都用来推动自己民族的崛起与命运改善的人；一个用纯粹的人性尊严对抗欧洲的残暴，并在任何时候都不屈服的人。

在未来的时代，可能极少有人相信，有这样一副血肉之躯曾经在地球上匆匆而过。

悼念卡尔·冯·奥西茨基

本文是爱因斯坦1946年12月10日在诺贝尔基金会晚宴上的讲话。卡尔·冯·奥西茨基（Karl von Ossietzky，1889—1938），德国记者，和平主义者，1889年月10月3日生于汉堡。1912年，他参加了德国和平协会（Deutsche Friedensgesellschaft），1920年任该协会秘书，他相信“和平与民主制度的最大灾难，莫过于将军拥有无限的权力”。1922年，他积极参与“永不再战”（Nie Wieder Krieg）运动。1927年，他任政治周刊《世界舞台》（Weltbühne）副主编，在一系列文章中，揭露国防军领导者秘密重整军备的准备工作，后被控叛国罪，判刑18个月，但在1932年12月大赦中获释。法西斯独裁建立后，他被关进集中营（1933—1938），后惨死于集中营中。1936年，挪威议会授予他1935年诺贝尔和平奖。

本文译自1950年英文版《爱因斯坦晚年文集》。

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生活过的人，才能充分理解像奥西茨基这样的人的斗争有多么艰难。他深知，自己的同胞醉心于暴力与战争的传统还没有失去影响力。他知道向他的同胞宣扬理智与正义，是一个多么艰难、危险并且吃力不讨好的任务，他们因苦难的命运而变得麻木不仁，因漫长的战争而丧失了信心。由于盲目无知，他们用憎恨、迫害和缓慢的摧残来回报他；德国人如果能听从他并按照他说的做，将得到救赎，并且使整个世界真正得到解脱。

将崇高的荣誉授予这位谦逊的烈士，并使得关于他和他工作的回忆长存，将使诺贝尔奖基金会千古流芳。它对今天的人们也是有益的，因为他所反对的那种致命的幻觉并没有因上一场战争的结果而消除。放弃用暴力的手段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是那时的任务，也是现今的任务。

放在时间胶囊中的一封信

1933年，为了逃避纳粹德国的迫害，爱因斯坦来到美国。1938年8月，他接到一项任务，给5000年后的人们写封信，作为即将在第二年开幕的纽约世界博览会（New York World’Fair）的礼物。

1938年的世界战云密布，德国兼并了奥地利，同时也在积极酝酿侵占捷克，战争之箭已在弦上。最新的技术被用于毁灭性的战争之中，全世界笼罩在一片忧虑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爱因斯坦写了下面这封信。在1939年的世博会上，这封信被埋在一个由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制造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s）中。

本文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我们的时代不乏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利用机械动力横跨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已学会飞行，我们用电波毫无困难地在整个地球上发送信息和新闻。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序的，因而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被经济周期淘汰，陷入什么都没有的境地。而且，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每一个想到未来的人，都必然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中。所有这一切都是基于如下事实：大众的智慧与品格，跟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智慧与性格相比，要低很多。

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怀着一种自豪的心情和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伯特兰·罗素与哲学思考

本文是爱因斯坦专门为保罗·亚瑟·席尔普编辑的《在世哲学家丛书》（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第五卷《伯特兰·罗素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所写，1946年首次出版。文中所引罗素的著作《意义与真理的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于1940年出版。必须指出的是，本文虽是用德文所写，但德文版的出版时间却晚于英文版。两者之间并不完全一致，例如第一段的结尾部分。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撰稿人和自由演讲者。

凡勃伦（Thorstein B. Veblen，1857—1929），美国社会批评家，以对资本主义的辛辣讽刺著称。凡勃伦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农业社区的一个挪威移民家庭，从小讲挪威语，直到十几岁才开始讲英语。由于他不修边幅、放荡不羁、极不合群，再加上他对宗教的怀疑，他与学术界似乎格格不入。大学毕业后，没有机构愿意聘他。直到34岁，他才在康奈尔大学谋到一个职位。1899年，42岁的凡勃伦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作品《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按照瑞士历史学家希尔伯施密特（Max Silberschmidt，1899—1989）的看法，他可以被称为美国的“卡尔·马克思”。他和康芒斯（John R. Commons，1862—1945）创立了“制度经济学”。在他看来，现代人只是未十分开化的野蛮人，这表现在有闲阶级喜爱炫耀财富、穷奢极欲上。这与野蛮人为获得部族认同而展示体力和武艺一样。

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著名爱尔兰哲学家，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和休谟（David Hume，1711—1776）一起被认为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的三大代表人物，其代表作为《人类知识原理》（A Treatise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出于认识论的需要，他否认物理世界的实在性。

当编辑要我写篇关于伯特兰·罗素的文章时，出于对这位作者的钦佩和尊重，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阅读罗素的作品给我带来了无数的愉悦时光。除了凡勃伦之外，对任何其他当代作家，我都不能做这样的评价。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做出这样的承诺要比实现它容易得多。我曾承诺对身为哲学家和认识论者的罗素说两句。当我满怀信心开始这项工作之后，很快便认识到自己已经冒险进入了一个不可靠的领域，它比一个在物理学领域一直保持谨慎的没有经验的人所从事的工作更加冒险。所以，我能说的大部分内容听起来都是天真的。我这样安慰自己：一个在另一领域有过思考实践的人，仍比那些从来不思考，或者说极少思考的人更可取。

在几个世纪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下面这个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纯粹思维在不依赖感官印象的情况下，能够提供什么知识？有这样的知识存在吗？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的知识同感官印象所提供的素材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与这些问题以及与它们密切联系的其他一些问题相对应的哲学观点几乎是无比混乱。然而，在这个相对而言没有什么成果却勇往直前的过程中，可以见到一个系统的发展趋势，即对任何用纯粹思考去认识“客观世界”，去认识那个同“概念与观念”世界相对的“事物”世界的任何企图，人们都越来越怀疑。顺便说一句，正如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所做的那样，我在这里对不正统的概念都加了引号。我请求读者暂时容忍这一点，尽管这些概念在“哲学警察”眼里是可疑的。

在哲学的童年时期，人们普遍相信，仅仅通过纯粹的思辨就可知任何事物。任何人只要暂时忘记后来从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学到的东西，便不难理解这是一种幻想；当他发现柏拉图把“理念”看成是一种高于经验事物的现实时，也不会感到惊讶。甚至在斯宾诺莎和后来的黑格尔那里，这种偏见似乎也扮演了一种充满活力的角色。甚至有人提出，若是没有这种幻想，哲学思维的领域里就可能创造不出什么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不想问这样的问题。

与这种更具贵族气质的幻想——主张思维具有无限穿透力——相对的是一种平民化的幻想，即质朴的实在论。而根据后一种幻想，事物“就是”我们通过感官所感知的那个样子。这种幻想主宰着人和动物的日常生活；它成为所有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出发点。

克服这两种幻想的努力，并不是彼此无关的。克服质朴的实在论要相对简单些。罗素在其著作《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一书的引言里，已经以一种非常简洁的方式表述了这个过程的特征：

我们全部从“质朴的实在论”出发，即事物都是它们看起来的那样这一信条。我们认为草是绿的，雪是冷的，石头是硬的。但是，物理学却使我们确信，草的绿、雪的冷、石头的硬，并不是我们自己经验中所知道的那种绿、那种冷、那种硬，而是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当一位观察者认为他在观察一块石头时，如果我们相信物理学的话，他实际上是在观察那块石头对他施加的影响。这样一来，科学似乎与自己相冲突：当科学认为自己是非常客观的时候，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违背自己想法的主观性之中。质朴的实在论导致了物理学，而物理学反过来表明，如果与这种质朴的实在论保持一致，那它就是错的。逻辑错了，所以错了。

除了精湛的表达方式，上述这段话说出了一些我之前从未想到的事情。表面上看，贝克莱和休谟的思维方式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似乎是对立的。然而，上面引用罗素的这段话揭示了一种联系：如果贝克莱根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能通过感官直接把握外部世界的“事物”，而仅仅是与“事物”的存在有因果联系的事件被我们的感官所接收，那么这种想法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我们对物理思维方式有信心。如果人们甚至怀疑物理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那么就没有必要在客体与视觉行为之间插入任何使客体和主体分离，并使“客体的存在”成为问题的东西。

然而，恰恰是这种物理的思维方式及其实际上的成功动摇了人们对于通过纯粹思辨性的思维就能理解事物及其关系的可能性的信心。渐渐地，人们认为，关于所有事物的知识，不过是对感觉所提供的素材的一种加工。这一信念以这种一般化的（并且刻意模糊的）形式表达出来，目前被广泛接受了。但是这种信念的依据，并不在于是否有人确实证明，通过纯粹思辨方法无法获得实在的知识，而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在上述意义上，仅仅经验过程自身就足以成为知识的来源。伽利略和休谟最先十分明确而又果断地支持这个原则。

休谟发现，那些我们视为最基本的概念，例如因果关系，是不能从感官所给予我们的材料中获得的。这种洞察力使他对任何一种知识都持怀疑态度。凡是阅读过休谟著作的人，都会惊讶地发现，在他之后，还有许多备受尊敬的哲学家，竟然写出那么多晦涩难懂的东西，还可以找到心存感激的读者。休谟给他之后的最杰出的哲学家的成长带来了持久的影响。人们在阅读罗素的哲学分析时，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罗素的敏锐与表达的简洁，常常让我想起休谟。

人们对确定的知识有强烈的渴望。这就是为何休谟所传达的明确主张会让人感到沮丧。他表示，作为我们的知识唯一来源的感官素材，通过我们的习惯可能会把我们引向信仰与期望，而不是引向知识，更不是对合乎规律的关系的认识。然后，康德带着这样一种观念登上了舞台，尽管他的表达形式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却意味着向休谟的两难困境的解决迈进了一步。这个困境就是，凡是源于经验的知识永远无法确定（休谟）。所以，如果我们想拥有明确的知识，它必须是以理性本身为基础。例如，在几何命题与因果关系中，就被认为是如此。可以说，这些和其他某些知识是思想工具的一部分，没必要先从感觉资料中获得（也就是说，它们是先验的知识）。当然，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些概念并不具备康德所说的确定性与内在必然性。不过，康德对这个问题的陈述有一点是正确的：我们利用某种“理由”在思考这样的概念，而如果从逻辑的观点看，则无法找到一条从感觉经验到达这些概念的通道。

在我看来，人们甚至可以这样断言：产生于我们的思想中并且存在于我们的语言表达中的概念，从逻辑上看，都是思想的自由创造，它们不可能从感觉经验中归纳地获得。这一点并不容易被察觉到，只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某些概念以及某些概念关系（陈述）与某些感觉经验如此确定地结合起来，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在感觉经验的世界与概念以及命题的世界之间存在着一条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

例如，整数系列显然是人类思维发明的产物，是一种自创的用来简化某种感觉经验的序列的工具，但没有办法可以使这种概念直接从感觉经验中产生。在这里，我故意选择数的概念，是因为它属于前科学的思维，并且其构造特征仍然容易辨认。但是，当我们越是更多地转向日常生活中最原始的概念，就越是在大量根深蒂固的习惯中，把这种概念视为思维的一项独立创造。因此，对理解这一情况来说，会产生一种致命的想法：概念是通过“抽象”，即通过省略部分内容，从经验中产生的。我现在将说明，为什么这个观点在我看来如此致命。

一旦人们熟悉了休谟的批判，就容易相信所有那些无法从感官材料中推论而来的概念和命题，都会因其“形而上学”的特征而从思维中被剔除。因为所有的思维只有通过它与感觉素材的联系，才能获得实质的内容。我认为后一个命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基于这个命题对思维开出的处方却是错误的。因为这种主张——如果它能彻底地被实行的话——会将任何思维都当成“形而上学”而排除。

为了不使思维退化为“形而上学”或者空谈，只要概念体系中有足够的陈述与感觉经验有足够牢固的联系即可，而且，从有利于整理与考察感觉经验的任务，概念体系应尽可能表现出统一性与简约性。然而，除此之外，这种“体系”（逻辑上而言）不过是根据（逻辑上）任意给定的游戏规则，而与符号进行的一场自由游戏。这一切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思想，也以同样的方式适用于科学中更加有意识地、更加系统地构建出来的思想。

现在，当我做出下面的说明，人们就会清楚我的想法：休谟通过他所做的清晰的批判，不仅以决定性的方式推进了哲学，而且对哲学造成了一种危险。虽然这并非他的错误，但在他提出批判之后，一种致命的“对形而上学的恐惧”便产生了，并成为当代经验主义哲学思维的一个痼疾；这个痼疾是早期那种虚无缥缈的哲学思维的对应物，而后者认为，感官所给予的东西是可以被忽略和抛弃的。

无论我们多么钦佩罗素在他的《意义与真理的探究》一书中的敏锐分析，在我看来，对形而上学的恐惧这一幽灵仍然造成了一定伤害。例如，在我看来，由于这种恐惧，导致将“事物”设想为“一组性质”（Bündel der Qualitäten），而这样的“性质”就会从感觉的原材料中取得。于是，如果两个事物在全部性质上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就说它们是同一个事物，这迫使我们把事物之间的几何关系也看作它们的性质。（否则，罗素就会被迫把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与纽约由埃菲尔设计的建筑看作“同一个事物”了。）然而，如果将事物（物理意义上的物体）看成一个独立的概念，与相关的时空结构一起放进体系中，我看不出有什么“形而上学”的危险。

考虑到这些努力，我特别满意地注意到，在本书的最后一章，终于得出人们毕竟不能没有“形而上学”的观点。我唯一感到不满的是，其字里行间流露一种理智上的内疚。

罗素《政治理想》德文版序

1916年6月5日，罗素因撰写批评英国当局虐待拒服兵役者的传单而受审定罪。结果，他不但未能得到去美国哈佛大学讲学的护照，而且失去了自1899年起就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担任的教职。1918年2月9日，罗素由于为宣扬和平主义的《特别法庭》（The Tribunal）周报所写的一篇编者按再次受审，他被指控说过“可能损害英王陛下与美国的关系”的话，被判在布里克斯顿（Brixton）监狱服刑6个月。1920年5月，罗素加入一个英国工人代表团访问苏联。他自认为是一个“社会调查者”，着手“研究那些”布尔什维克的“经济和政治事实”。随后，他于1920年7月连续发表4篇文章讲述自己对苏联的印象。

爱因斯坦这篇为罗素的著作《政治理想》德译本（Politische Ideale，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Berlin, 1922）写的序言，载于该书第5页。

可以让德国大众读到这位英国伟大数学家的清晰论述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他不像有些摇摆不定的教授那样，对我们讲话时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间犹豫不决；他属于那类果断而直截了当的人，他们的存在与他们碰巧出生时所属的时代是无关的。不屈不挠与热情的敏感人性预定了他的人生轨迹，他泰然自若地遵此前行，无惧坚持立场的后果。在被剥夺教授身份和因为宣传反军国主义而身陷囹圄之时，他并没有摆出烈士的姿态，以此来获得大家的钦佩。

他希望彻底去除武力，建议持续训练民众以有组织的消极抵抗作为对抗外部武装侵略的手段。那些在德国经历了卡普政变的人，不会觉得该解决方案是乌托邦式的。

罗素还涉及社会政治问题。在对人类组织进步的强烈兴趣的推动下，他游历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以吸取它的经验教训。他的理想是一种能发展个体自由创造力的有秩序的社会，这种社会秩序消除了个人对生计的忧惧，而又不陷入过度增长的官僚主义这一社会主义事业最可怕的敌人。

对于罗素观点的细节，我们也许同意也许不同意。但是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时代思维敏锐、真正高尚的人士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无疑是美好的。这些问题是当前所有严肃认真的人士都关心的。

愿每个人在理解这位伟大的英国人时做出自己的判断。

数学家的推理过程

本文译自法国数学家阿达马（Jacques S. Hadamard）所著的《数学领域的发明心理学》（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5年版。爱因斯坦档案馆存有一份手稿，但却标明是为西班牙语版《观念与见解》（1979年版）所用。爱因斯坦档案编号：[1—147.1]。

法国数学家阿达马对数学家做了一项调查，以确定他们工作时的思考过程。下面是其中的两个问题以及爱因斯坦的回答：

对于心理研究，了解数学家利用哪种内心或者头脑图像、哪种“内心词语”是很有用处的。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它们可能是运动的、听觉的、视觉的，或者混合性质的。

尤其是在研究思考中，这些精神图像或者内在词语是以完全意识（full consciousness）还是边缘意识（fringe-consciousness）呈现的？

我亲爱的同事：

下面我试着尽我所能简要回答您的问题。我自己对这些回答并不满意，如果能够有助于您所从事的这一非常有意义但又非常艰难的工作，我愿意回答更多的问题。

1. 在我的思考机制中，书写和口头的词语或者语言，似乎并未起到任何作用。思考之轴中起作用的心理元素似乎包括符号和多少比较具体的图像，它们可以“自发地”重复生成并组合起来。

当然，这些元素和相关的逻辑概念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同样清楚的是，这样相当模糊地利用上述元素，目的是要最终建立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组合性的运作似乎是创造性思维的本质特征——在没有能够用来交流的任何语言或符号的逻辑建构之前，都是如此。

2. 在我看来，上述元素是视觉型的，一些还是肌肉型的。只是在第二阶段，当上述联系作用已经充分确立，并且可以随意再生的时候，才去努力寻找传统的文字或其他符号。

3. 按照上面所述，上述元素的利用，是为了与正在寻找的某些逻辑联系形成类比。

4. 视觉的和运动的。在涉及文字的阶段，就我而言，它们纯粹是听觉的，但如前所述，它们只是在第二阶段才会被涉及。

5. 在我看来，你所谓的完全意识是一个永远无法达成的极限案例。在我看来，这与所谓的意识的狭隘（Enge des Bewusstseins）有关。

备注：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教授试图研究可再生元素之间的单纯联想和单纯组合与理解（organisches Begreifen）之间的区别，但我不能判断他的心理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捕捉到了关键点。

采访者

1921年8月10日，爱因斯坦在写给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学教授西尔伯斯坦（Ludwik Silberstein，1872—1948）的信中，谈到了新闻媒体为了达到轰动效应，不惜采取手段歪曲对采访者的观点的现象。事实上，无论被采访者如何回答，媒体都能引起轰动。这应该是“标题党”的前身。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21年春天，爱因斯坦开始他为期两个月的赴美访问，其间接受了不少媒体的采访。他返回柏林后，于6月29日接受了荷兰语报纸《新鹿特丹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记者的采访。在7月4日发表的这次采访中，有爱因斯坦对美国生活发表的一些贬义的评论。1921年7月7日，《柏林日报》（晨版）发表了该采访的德文版。两天后，英译文在美国多家报纸上转载，引起“芝加哥妇女的愤慨抗议”。这篇文章的内容还“引起了强烈的厌恶感”，芝加哥大学的许多科学家都对这篇文章的内容深感震惊，而像罗伯特·A.密立根（Robert A. Milikan，1868—1953）这样的人深信，这篇文章是记者的虚构。当时正在芝加哥大学开设夏季课程的西尔伯斯坦，请求爱因斯坦做出努力，因为“你的美国朋友想纠正这个问题”。为此，爱因斯坦在《柏林日报》（晨版）中刊登说明，声称这次访谈有“严重的歪曲”（grobe Entstellungen）。为了平息风波，他安排了另一次采访。1921年7月10日，第二次采访在《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晨版）上刊出；两天后，美国报纸也转载了，风波似乎因此平息了。西尔伯斯坦向爱因斯坦保证，会将这份文件的内容在科学界广泛分发。爱因斯坦同意这样做，但同时又指出，通过不断回到这一话题，这种“不愉快的事情”可能会被赋予太多的分量。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如果被要求公开解释自己说过的所有话，即使是开玩笑、情绪高涨或者是一时愤怒时说的话，可能会令人觉得尴尬，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合情合理的。但如果是被要求以你的名义解释别人说过的话，你又无法辩驳时，这才是真正糟糕的窘境。你可能会问：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谁身上呢？嗯，任何一个足以引起公众兴趣的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都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笑着说不相信，但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多了，就让我向你娓娓道来。

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有天早上来了一名记者，很友好地希望你告诉他一些关于你的朋友N的事情。起初，这样一个唐突的提议肯定令你感到愤怒。但是很快你就发现，你无法推托。如果你拒绝谈论，记者便会这样报道：“我向一位据称是N的好朋友询问关于N的事情，但他的这位朋友却小心回避问题。这件事本身应该能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了。”在无法推却的情况下，你做出了如下回答：“N先生为人热情坦率，广受朋友喜爱。凡事他都能正面看待。他孜孜不倦，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工作中。他热爱他的家庭，并将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交给了他的妻子……”对此，记者的版本则是：“N先生对任何事都不是很较真儿，并具有讨人喜欢的天赋，尤其是他精心培养出的热情而又迷人的形象。他是自己职业的奴隶，无力动脑去想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花心思。他宠爱他的妻子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对她唯命是从……”

事实上，记者往往更会添油加醋，但是我想这恐怕对于你和你的朋友N来说已绰绰有余。第二天早上，当你的朋友N读到这些内容以及其他类似的报道时，无论他原本的天性是多么开朗和善良，他对你的愤怒都是无法遏制的。对他的这种伤害行为也给你带来了莫名的痛苦，尤其是因为你真的很喜欢他。

那么我的朋友，接下来该怎么做？如果你有答案的话，麻烦你马上告诉我，我会立即照办。

恭贺一位批评家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去判断，不受时尚左右，能用简洁扼要的句子甚至是精心修饰过的措辞来表达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这难道不光彩吗？不值得人们庆贺吗？

我对美国的第一印象

本文是爱因斯坦于1921年接受荷兰《新鹿特丹报》的一次采访。该谈话内容首次发表于1921年7月7日《柏林日报》。

这篇采访内容庞大、牵涉面广，有些看法可谓入木三分，至今仍有警示作用，但同时也引起了相当大的误会。参见《采访者》一文中的说明。

本文译自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我必须履行诺言，谈谈我对美国的印象。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因为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在美国受到大众如此厚爱和盛情款待时，很难保持一种客观的观察者的态度。

首先说几句这方面的事情：

在我眼里，个人崇拜从来都是没有道理的。的确，大自然并没有平等地将赐物分发给它的孩子们。但是感谢上帝，虽然得到优厚天赋的人有很多，但我确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过着安静低调的生活。若从中选出少数几个人加以无尽的赞美，赋予超人的思想与力量，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甚至是毫无品位的。而这正是我所经历的命运，公众赋予我的能力和成就，与我真实情况之间的落差之大，简直到了荒诞的程度。一想到这一奇怪的状况，就让人难以忍受，但有一点却令人略感欣慰：在这个通常被指责为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把人生的目标完全用于将追求精神和道德领域的人奉为英雄，是让人感到欣慰的征兆。这表明，在大部分人心中，知识与正义是高于财富与权力的。根据我的经验，这种理想主义似乎在美国占主导地位，而美国又被诋毁为物质主义当道的国家。说了这番题外话后，言归正传，我希望大家对我这些微不足道的话不要过于重视。

首先，让访问者感到震惊的，是美国在技术和组织方面的优越性。美国的日常用品比欧洲的更加坚固，房屋设计也无比实用，一切都以节省人力为出发点。这个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地广人稀，因而劳动力昂贵。劳动力的高昂刺激了技术辅助设备和工作方法奇妙的发展。人口稠密的中国或印度，情况正好相反，在那里，廉价劳动力阻碍了机器辅助设备的发展。欧洲处于两者中间。机器一旦高度发达，最终要比廉价劳动力还要便宜。出于狭隘的政治原因，欧洲的法西斯分子总是想增加自己国家的人口密度，看来他们应该留意这一点了。与这种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通过禁止性关税阻止外来商品进入……但是也不用指望一位天真的访问者过多思虑，再说，也不能完全确定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

其次，让访问者感到喜欢的第二个印象是快乐、积极的生活态度。照片中人们脸上的笑容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象征之一。他们友善、自信、乐观，并且没有嫉妒心。欧洲人发现同美国人交往起来轻松愉快。

同美国人相反，欧洲人更挑剔，更具自我意识，不那么热心和乐于助人，在消遣娱乐和阅读方面品位更高。一般来说，欧洲人或多或少有点儿悲观主义者的倾向。

生活的便利和舒适在美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可以牺牲安宁、闲适和安全。跟欧洲人相比，美国人更多的是为自己的目标，为未来而生活。生活对于美国人而言总是变化着的，从不是一成不变的。就这一点而言，美国人比起欧洲人，与苏联人相对亚洲人之间的差距相去更远。

但是在另一点上，美国人比欧洲人更接近亚洲人，即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比欧洲人少。这是从心理层面来看，而不是从经济角度来看的。

“我们”，而不是“我”被得到更多的强调。这与如下事实有关：风俗和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个人的生活态度、道德观和审美观都比欧洲人更加统一。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经济上要优于欧洲。在美国，无论是在工厂、大学还是私人慈善机构，顺利的劳动合作和分工都比在欧洲容易。这种社会意识，部分可能归功于英国的传统。

与这点显然矛盾的是，相比欧洲的情形，在美国，政府的活动范围相对较小。让欧洲人惊讶不已的是，电报、电话、铁路和学校主要掌握在私人公司手中。这也许可以通过上面提到的个人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实现。这也意味着，尽管财产分配极不均衡，但并没有导致难以承受的艰辛。拥有财富的美国人比拥有财富的欧洲人的社会责任感更强。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常常还有自己的精力用来服务社会；（强大的）舆论也督促他们这样做。因此，最重要的文化功能可以留给积极主动的私人企业，相对而言，政府在这个国家中扮演的角色就非常有限了。

《禁酒法》无疑使国家权力的声望大为降低，因为再没有什么比出台不可执行的法律更加损害政府和法律的尊严了。在这个国家，犯罪率危险攀升与这件事密切相关，这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在我看来，《禁酒法》还在另一方面破坏了政府的权威。酒馆是一个让人们有机会对公共事务交换想法和观点的地方。我认为，这个国家恰恰缺少这样的机会，结果使得多数受利益团体操纵的新闻媒体对舆论施加了过度的影响。

在这个国家里，对金钱的重视仍比欧洲严重得多。但在我看来，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善。可以肯定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一条通向幸福和令人满意的生活之路并不需要占有多少财富。

至于艺术方面，我对现代建筑和日常用品所展现出的高雅品位深表钦佩。但是我发现，与欧洲相比，视觉艺术和音乐在民众心中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我由衷钦佩美国科学研究机构取得的成就。若将美国的研究工作逐渐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财富上的优越，则是不公正的；献身、耐心、同志精神以及团队合作能力，在其成功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再说一点观感。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技术先进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它对国际关系形势的影响完全无法估量。但是作为一个大国，美国的民众至今没有对以裁军问题为首的国际重大问题表现出太多兴趣。即便只是为了美国自身的利益，这种局面也必须改变。上次战争 已经表明，各大洲之间不再有任何屏障，所有国家的命运都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意识到他们在国际政治领域中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袖手旁观的观察者角色同这个国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而且最终必将导致全世界的灾难。

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译者注

闲谈我对日本的印象

1922年11月17日至12月29日，应《改造》杂志社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了日本。在此期间，爱因斯坦经常被要求发表访日观感。这篇手稿在1922年12月7日或之后完成，1923年1月发表于《改造》杂志（338～343页）。

在这次旅行中，相较于爱因斯坦对中国的诸多负面评价，他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正面评价较多。这可能与他访问日本时间相对较长，而与中国学者接触不多有关。后来爱因斯坦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充满同情，对日本违反国际原则，悍然发动侵华战争，表示了极大愤慨。

在最近的几年里，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旅行，事实上这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些多。像我这样的学者应该安静地坐在书房里进行研究。现在我总能为以前的旅行找到一个托词，借以抚平我那不怎么敏感的良知。但当收到山本 让我前往日本的邀请时，我立即决定进行这次预计历时数月的伟大旅行，尽管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如果有机会去亲眼看看日本，却忽视错过的话，我将永远不能原谅自己。

我这辈子在柏林所受到的羡慕，再没有比当人们知道我被邀请去日本的那一刻更多了。因为在我国，没有哪里像日本这个国度一样，蒙着神秘的面纱。人们看到许多日本人在我们那里孤独地生活，勤奋地学习，友好地微笑。没人能探究藏在这保护性微笑背后的情感。而且人们也知道，在这背后有着一个与我们不同的灵魂，表现在日本风格中，正如我们在无数日本小产品中，以及不时风行的受日本影响的文学中所看到的那样。我对日本的所有了解，都无法组成一个清晰的画面。乘坐“北野丸号”穿越日本海峡，看着无数秀美的绿色小岛在朝阳中熠熠生辉时，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但最闪亮的，却是所有日本乘客以及全体船员的面孔。许多柔弱的少妇，一般在早餐时间前从不露面，却在早上6点时，不顾刺骨的晨风，喧闹着，快乐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就为了尽早看到家乡的土地。看着他们所有人陷入如此深情，我深受感动。日本人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更爱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人民；尽管他们具有学习外国语言的才能，对外国的一切也非常好奇，但当身处异国他乡之时，还是觉得自己比其他所有人更格格不入。原因何在？

我已到日本两周，但是对我来说，许多事物还像在第一天那样神秘。不过我也确实理解了一些东西，主要是日本人在面对欧洲人和美国人时的害羞。在我们那儿，整个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此而建立的，即作为个体的我们能够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生存斗争。特别是在城市里，最极端的利己主义、最无情的竞争耗尽我们的精力，我们为获得尽可能多的奢侈品和享乐而疯狂地工作。家庭纽带是松散的，艺术和道德传统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比较薄弱。个体的孤立被视为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它剥夺了那种只有融入一个团体才会享有的无忧无虑的幸福。占优势的理性教育——在我们的环境中，它对实际生活必不可少——使得个人的这种态度更加严重，因此个体的孤立在我们的意识中变得更加强烈。

在日本则完全不同。个体被赋予的独立空间远不如欧洲或美国。虽然家庭纽带受到的法律保护十分薄弱，但它还是比我们的要紧密得多。但公众意见的力量在这里比我们要强得多，确保家庭结构不会崩析。通过强制手段，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确保日本人受到教育，保持善良的天性。

个体在吃住上的简朴有助于增强大家庭在经济关系上的凝聚力，也就是互相帮助。欧洲人通常能在其住所招待一个人而不会明显扰乱家庭秩序。所以，一个欧洲男人大多只能照顾状态良好的妻子和孩子。就算是有地位的妻子，也必须经常参与营生，把孩子的教育丢给用人。成年兄弟姐妹间的互相关心已经是一件稀罕事，更别说远亲了。

但还有第二个原因，使得在这个国家，比起我们国家更容易实现个体之间紧密的保护关系。日本特有的传统是，情感不外露，在所有环境中保持冷静和放松。这使得许多即便在精神上不和谐的人，也能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冲突和争端。我觉得这是令欧洲人如此难以理解的日本人笑容的深层意义。

这种压制个人情感表达的教育是否会带来一种内在本质的贫乏、一种对个体自身的压制？我觉得没有。这种人民特有的细腻情感和一种看起来比欧洲人更强烈的同情肯定促进了这种传统的发展。一个粗俗的词对欧洲人的伤害不比对日本人的少。前者立刻进行反击，以牙还牙；日本人则会受伤退缩，一哭了之。人们经常把日本人对脏话的无力解释成虚假和伪善。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要深入观察日本人的心灵并不容易。我到处受到人们热烈的关注，我听到的更多是谨慎权衡之语，而不是那些意味深长的、不经意地从灵魂深处滑出的话。但一种艺术印象，填补了缺少与人们直接打交道经历的不足；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以如此丰富而多样的形式来欣赏艺术。因此我所理解的“艺术”，是这里的人们凭借美学意图或附带目的，创造出来的所有永久的东西。

在这方面，我几乎从未停止过惊叹和钦佩。大自然和人统一起来、产生了一种不同于任何其他地方的独特风格。所有真正起源于这个国家的东西，是精致而又轻松愉快的，不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是始终紧密联系着大自然既有的东西。有着绿色小岛或小丘的风景是精致的，树木是精致的，那些被小心分割成小町的精耕农田是精致的，尤其是上面的小房子；最后，人们自己和他们的讲话、行动、衣着和所使用的工具，都是精致的。我特别喜欢有分格的平滑墙壁的日本房子，喜欢它铺着许多软垫子的小房间。在那儿的每个小细节都有它的意义和重要性。此外，精巧的人们带着别致的微笑，鞠躬，落座——这一切事物，人们都只能赞赏却不能模仿。你啊，一个外国人，想学也没用！日本的美味佳肴你也无福消受，看看就行了。和我们的人民相比，日本人在相互交往上更轻松而且无忧无虑——不是生活在未来，而是生活在当下。这种兴致总是表达得精致，从不喧闹。我们能直接理解日本人的智慧。他们对滑稽和幽默也颇具鉴赏力。令我惊讶的是，当涉及这些显然是深层的心理时，日本人和欧洲人没有太大区别。日本人的幽默并没有挖苦的意味，这表现出了他们的善良。

我最感兴趣的是日本音乐，它完全独立于我们的音乐。人们只有在听到完全陌生的艺术时，才会接近一种理想化状态，得以区分传统和被人性影响的本质。日本音乐与我们的区别确实是根本的。和弦与分段式结构在欧洲音乐中是普遍的，似乎是不可缺少的，但日本音乐却缺乏这些。另一方面，两者都有13音级，用它来划分8度音阶。我觉得日本音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直接印象的感情画。对于艺术效果来说，就连精确的音调也不是绝对必需的。它更让我感觉是通过声乐以及自然声响表现的一种对情感的表达方式，在人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像鸟鸣或大海拍浪的感觉印象。通过打击乐器的重要作用，这种印象被进一步加强。这类打击乐器并没有自己特定的音高，更适合用来表现节奏。对我来说，日本音乐的主要魅力在于它极其精致的韵律。我完全知道自己并未体会这种音乐的精妙之处。从艺术家的个人表达中听出纯正的传统，总是需要长期的经验，除此之外，我也不理解大多数日本音乐作品中相当重要的念白和唱词。在我看来，日本精神的艺术之道的特征，在于柔和的笛子的独特使用，而不是声音很刺耳的金属管乐器。这里又一次体现了日本人对优雅和精巧的独特偏好，而这在日本绘画和日常生活用品的设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最感染我的是作为一个舞台剧或哑剧（舞蹈），特别是能剧的伴奏音乐。我认为，日本音乐要想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高等艺术形式的障碍，是它缺乏正式的分段和结构布局。

对我来说，日本艺术中最宏伟的领域，在于绘画和木雕。它在这里真正地表明，日本人注重视觉形式上的享受，不知疲倦地赋予事物以艺术形式，将其转化为特殊风格的线条。日本人不理解我们在现实主义中试图重现自然，正像他们不理解宗教对肉欲的摈弃一样，尽管受到了与他们的精神格格不入的亚洲大陆佛教的影响。对一个日本人来说，一切都以形式和颜色呈现出来，无论接近自然，还是远离自然，永远都以明晰和简洁为最高原则，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风格，总是将画视为一个整体。

我在这几周获得的深刻印象，能提到的就这么多，无关政治和社会问题。关于日本妇女的优雅，这些像花儿一样的生命，我不想置评，因为只有诗句才能描绘她们，普通人岂敢放言。我还有一件事想说。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不过但愿他们不要忘了完美地保持自己所拥有的、优于西方人的伟大特征：对生活的艺术塑造，在个人需求中的谦卑和质朴，以及日本精神的纯净和安宁。

山本指的是《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1885—1952）。——编译者注

《爱因斯坦科学论文集》日文版序言

本文写于1922年12月27日，发表于1923年5月1日。

在我访问日本期间，改造出版社那位不知疲倦的社长 完成了出版我迄今为止的科学论文全集的工作，现在日本的同事和学生可以方便地阅读这些论文。为了这一成果，我谨向山本先生致以深深的谢意，同样要感谢的还有亲爱的和友好的同事石原 ，他以巨大的努力承担了翻译工作，他的名字是忠实原文翻译的保证。

我们的科学进步如此之快，以至于大多数原始论文很快失去了它们当前的意义而显得过时。但另一方面，通过阅读原始论文来了解理论的形成过程，总是其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而这样的研究，往往比起同时代许多人最终圆满完成的系统表述，对于实质能提供更深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希望这一丛书能丰富专业文献。特别是，我想冒昧地向年轻的合作者们推荐1905年和1917年关于狭义和广义相对论、布朗运动和量子理论的论文，这些论文包含了一些思考，我认为甚至在今天也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这是我全部科学论文的第一个版本。在我看来，它将以日文出版这一事实，证明了科学生活和兴趣在日本的兴盛；我在过去几周中，不但已经开始把日本视作一个令人尊敬的科学国度，而且——更重要的是——从人类立场爱上了它。

文中的社长指的是山本实彦。——编译者注

石原纯（1881—1947），日本物理学家，诗人。他是长冈半太郎的学生，1912—1914年在柏林与普朗克、爱因斯坦结识，后在慕尼黑跟随索末菲学习。1911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东北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是日本最早的主要理论物理学家之一，从事量子理论、核物理学和相对论理论研究。1919年，他因物理学研究获得了日本学士院奖。1922年爱因斯坦访日期间，他作为科学翻译，受到爱因斯坦的高度评价。他被誉为“把相对论传播到东方的第一人”。他用日文翻译出版了世界上第一套《爱因斯坦科学著作选集》（四卷本），并撰写了大量大众科学著作。为了爱情，他被迫辞去教职。“二战”期间，他勇敢地批评日本政府对科学的控制。他有关相对论的著作，在1949年前全部被译成中文，对中国的相对论研究起到了重要的绍介作用。——编译者注

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的意见

在革命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逝世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找到柏林大学物理学讲师列奥·阿伦斯 ，请他对恩格斯有关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手稿（以及马克思的数学手稿）进行判断，看是否值得出版。1897年，阿伦斯给出了一个彻底否定的意见。按照阿伦斯的看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著作都过时了。

成立于1921年的苏联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 1923年从伯恩斯坦 手中得到了恩格斯的手稿。为郑重起见，伯恩斯坦征求了爱因斯坦的意见。很多人猜想，爱因斯坦很有可能只看到四束手稿中的那束恩格斯标为《自然辩证法》(Dialektik der Natur)的手稿。美国历史学家悉尼·胡克 于1940年6月15日给爱因斯坦写信，询问伯恩斯坦是否让爱因斯坦看过恩格斯有关科学和自然哲学的所有手稿。两天后，爱因斯坦就在回信中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爱德华·伯恩斯坦让我看过全部手稿（Eduard Bernstein hat mir das ganze Manuskript zur Verfügung gestellt）。”爱因斯坦档案编号：[93—170]。

这篇意见写于1924年6月30日，有两个复本存世，但没有找到原件。

爱德华·伯恩斯坦先生把恩格斯的一部有关自然科学内容的手稿交给我，请我就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发表意见。我的观点如下：如果这部手稿的作者是一位并不引人注目的历史人物的话，那么我不建议将它出版，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还是从物理学史来看，这部手稿的内容都不会引起特别的兴趣。与此相反，我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把这部著作看成阐明恩格斯精神人格形成的一个有趣的文献，那是可以出版的。

列奥·阿伦斯（Leo Arons，1860—1919），德国物理学家、社会民主党员。他因参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被柏林大学取消讲师资格。那些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当权派认为，社民党的活动是削弱现有政权的，从而严禁公务员（大学老师是间接公务员）参与这类活动。在为自己的辩护中，阿伦斯认为，政府无权过问个人良知方面的事务。尽管并没有与阿伦斯有过个人接触，在阿伦斯去世后，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篇高度赞扬阿伦斯的悼念文章，称他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勇敢的先驱者”。——编译者注

达维德·梁赞诺夫（Дави́д Ряза́нов，1870—1938），苏联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档案保管员、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创办者，主导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首次大规模编辑与出版工作。梁赞诺夫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遇难。——编译者注

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1872年，他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来在外流亡数年，任几份社会主义杂志的编辑。他在英国伦敦遇到恩格斯，并受到费边社的影响。他1901年回到德国，成为修正主义（进化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伯恩斯坦设想出一种社会民主的类型，将个人的创新精神与社会改革结合在一起。他曾担任几届议员（1902—1906、1912—1916、1920—1928），启发了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改革计划。他的观点却并没有及时被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他历经排斥和否定，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和马列主义极“左”派长期将他称为无产阶级的敌人，“从内部窃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并冠以“走狗、内奸、叛徒、工贼”之类的头衔。——编译者注

胡克（Sidney Hook，1902—1989），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以对历史哲学、教育哲学、政治理论和伦理学的贡献而闻名。胡克早年信仰共产主义，后来思想转变，批判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马列主义，是一位坚定的“反共斗士”，思想极为保守。——编译者注

妇女与战争

由于爱因斯坦主张和平主义，反对战争，在一些保守政客和团体的眼中，他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共产主义者”。在希特勒上台前夕，他主动放弃德国国籍。保守的美国妇女爱国协会（American Women’s Patriotic Association）请求美国政府不要给爱因斯坦发放签证，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下面这些颇具讽刺意味的回答是针对美国妇女爱国协会的。

文中“手无寸铁的平民”是指爱因斯坦自己。据1953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的注释，“1920—1933年，德国及其他民族的‘女武神们’（Walküren，主张战争的女性）经常或半隐匿或全公开地对爱因斯坦进行攻击”。

目前尚未找到爱因斯坦在欧洲遭到“女武神们”攻击的过硬证据。

在我看来，下次打仗的时候，不要把男人送上前线，倒不如派这些爱国女士上战场。如果真能这样做的话，将会是这个无休止的混乱局面出现的新现象。除此之外，为什么不让女人这一美丽的性别的英雄情怀找到更加壮丽的出口，而非要攻击一个手无寸铁的平民呢？

对美国妇女的答复

如前文所述，因爱因斯坦的进步倾向，美国妇女爱国协会认为有必要抗议爱因斯坦赴美访问。下面是爱因斯坦略带讽刺意味的答复。此篇可与前面《妇女与战争》一文结合起来读。

我从来没有遇到女性如此强烈的拒绝。如果命中注定应该有一次的话，也没想到一下子会有这么多人。

但是，这些保持警觉的女性公民说得难道不对吗？就像克里特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 有吞食希腊少女的食欲和乐趣一样，有的人对吞噬铁石心肠的资本家有着类似的兴趣，而且除了与自己妻子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外，他居然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对于这样的人，能让他来吗？所以，还是认真倾听你们这些充满智慧而又爱国的女士的话，并且切记，强大的古罗马城堡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有一群忠实的鹅叫个不停的缘故！

弥诺陶洛斯（Minotaurus），克里特岛上的半人半牛怪。克里特岛国王弥诺斯之妻与波塞冬派来的牛的产物，拥有人的身体和牛的头，弥诺斯在克里特岛为它修建了一个迷宫。由于弥诺斯的儿子安德洛革俄斯在阿提喀被人谋杀，弥诺斯起兵为儿子报仇。为了平息弥诺斯的愤恨，雅典人向弥诺斯求和，答应每九年送七对童男童女到克里特作为进贡。弥诺斯接到童男童女后，将他们关进弥诺陶洛斯居住的迷宫里，由弥诺陶洛斯把他们杀死。——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