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行为 第九章 改变人性

我们偶然间已经触及一个最深远的难题：人性的可变性。早期的改革者们都追随约翰·洛克（John Locke），倾向于把天生活动的意义最小化，而强调实践和习惯的获得所固有的各种可能性。过去曾经有一种政治倾向，对这种天然性和先天性持否定态度，夸大后天经验的作用。这种倾向保持了一种连续发展和无限改善提高的希望。因此，那些像爱尔维修（Helvétius）这样的作家们，知道最初完全是空洞的和被动的人性具有完全的可塑性，知道宣称教育在塑造人类社会上是全能的这一观点之基础，以及宣告人类的无限可完善性之根基。

对世界保持警惕和具有经验的人们，一直对无限改善的计划持怀疑态度。他们倾向于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关于社会改变的计划。在这些计划中，他们发现了青年人易于幻想的证据，或者那些已经变老之人不能从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的证明。这种类型的保守主义者曾经认为，在天生本能的学说中找到了断言人性实际上永远不变的科学支持。环境也许会改变，但人性世世代代都保持着同样的状态。遗传比环境更有力，而且人类的遗传不受人类的意图所影响。对人类各种制度作出巨大改变的努力是乌托邦式的。犹如曾经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它们改变得越多，就越是保持着相同性。

非常奇怪的是，这两种观点都把它们各自的事实建立于这样一种因素之上；只要对这种因素加以分析，就会削弱其各自结论的可靠性。也就是说，激进的改革家把他那容易快速改变的观点建立在习惯心理学之上，建立在塑造原始本性的各种制度基础之上，而保守主义者则把他的相反论断建立在本能心理学基础之上。事实上，风俗有最大的惰性，它几乎不受变化的影响；而各种本能通过运用是最容易改变的，并且最易受教育的指引。保守主义者从本能心理学那里乞求科学支持，他是一种过时心理学的受害者；这种过时心理学从夸大低等动物本能作用的确定性和固定性那儿，获得了关于本能的观念。他是关于鸟、蜜蜂和海狸的通俗动物学的一个受害者，而这种动物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更伟大地荣耀上帝而被构造出来的。他不知道动物身上的各种本能比所假定的要更加不可靠和不确定，而且也不知道人类与低等动物不同就是由于这个事实，即人类的天生活动缺乏动物的原始能力所具有的复杂而现成的组织结构。

但是，走近路的革命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常常谈论的事物，即作为具体化的习惯的制度所具有的全部力量。任何一个知道习惯具有稳定性和力量的人，都将在预言或提出快速而彻底的社会变化上有所犹疑。一次社会革命也许会导致外部的风俗、法律与政治制度产生突然而深刻的改变；但是，在这些制度后面的习惯，以及不管怎样都已经被客观条件所塑造的习惯，即思想与情感的各种习惯，是不容易被更改的。它们持续存在，并且在它们自身中非常缓慢地吸收了外部的各种变革——非常像美国的法官们通过按照习惯法来解释立法而宣布故意改变成文法无效。在人类生活中，滞后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绝不像表面的变化那样巨大。各种关于信念、希望、判断的方式和随之而来的喜好与不喜好的情绪倾向，在它们一旦形成之后，是很难被改变的。各种法律制度与政治制度可以被改变，甚至可以被废除；但是，根据它们的模式而形成的大量通俗思想却仍然持续存在着。这就是为什么关于一个未来的太平盛世社会即将来临的各种生动预言都千篇一律地以失望而告终的原因，这种失望也使冷嘲热讽的保守主义者对彻底变化所持有的长期怀疑的态度受到了支持。思想的习惯比在公开行动中的习惯更难以改变，前者是有生命力的，而后者如果没有前者维持其生命，就不过是肌肉的一些把戏（muscular tricks）而已。因此，即使是巨大的政治革命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在发生外在显著变化的几年之后，也通常没有显示出来；而是直到若干年之后，才会显示出来。新的一代必定会登场，他们的心理习惯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形成的。直到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去世以后，重要的改革才会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一说法是有其重要意义的。普遍而持久的道德变化确实伴随着一种外部的革命，这是因为合适的思想习惯先前已经不知不觉地形成了。外部的变化只不过是记录了去除现存的理智趋向起作用的一个外部的表面障碍而已。

然而，那些认为社会和道德变革不可能的人以人性中固有的罪恶天性永远存在为借口，同样又把实际上只属于后天获得的风俗的持久性和惰性归之于天生的活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制植根于古老的人性。由于性质上存在着天然的差异，以至于一些人在本性上就被赐予计划、命令和监督的力量，而其他人则仅仅拥有服从和执行的能力。因此，奴隶制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认为由于家庭奴隶和财产奴隶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了，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奴隶制就已经消失了，这一假定是错误的。但是，事情至少已经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奴隶制很明显是一种社会状态，而不是心理上的必然。尽管如此，今天老于世故的亚里士多德之流却仍然宣称，战争制度和现在的工资制度是以不变的人性为根基的，以至于努力改变它们是愚蠢的。

像古希腊的奴隶制或封建农奴制一样，战争和现存的经济体制都是由各种本能活动的材料编织而成的社会模式。天生的人性提供了原始的质料，而风俗则提供了方法和设计。没有愤怒、好斗性、敌对性、自我炫耀以及诸如此类的天生倾向，就不可能引起战争。活动永存于这些天生倾向之中，并且它在任何生活条件下都将持存下去。认为这些倾向能够被根除，就像假定如果没有吃饭与性交，社会仍然能够继续存在一样。但是，认为这些倾向最终必定产生战争，就如同一个野人会相信，由于他为了编织筐而运用具有自然属性的纤维，所以他的部落由来已久的模式也是自然的和不变的形式一样。

从一种人道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仍旧太过原始。它可能会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但却仍然允许历史，即对人类活动的变迁与转变的记录，逃离我们的视野。如果我们以这个国家和那个国家各自有其份额的分散方式来对待历史，那么，我们就会把历史看作是一系列孤立事件的最终结果，每一个结果在合适的时候都会让位给另一个结果，就如同跑龙套的群众演员们彼此相继穿过舞台一样。因此，我们丢掉了历史事实以及它所带来的教训；同样的人性也许产生出不同的制度形式和风俗，并且运用它们。有一种幼稚的逻辑教导我们说，鸦片由于具有催眠的效用，所以它才使人昏昏欲睡。令人高兴的是，这种逻辑现在已经从自然科学中被驱逐出去了。当我们相信由于好战的本能而导致战争出现时，或者当我们相信由于获得性冲动和竞争性冲动必定要找到表达的方式，所以一种特定的经济体制是必然的时候，我们在社会问题上也就运用了同样的逻辑。

好斗性和恐惧像怜悯与同情一样，都是天生就有的。从道德上来说，重要的是这些天生倾向相互作用的方式，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许会产生一种化学变化，而不是产生一种机械性的结合。同样，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是作为一种有支配性力量的产物而单独存在的。它是许多社会因素相互抑制和加强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现象或一种功能。如果我们遵循一种幼稚的逻辑，那么，我们就将在认为在结果的统一性后面有力量的统一性这一假定中，把结果的统一性重复了一遍——就像人们在探讨自然事件时曾经做的那样，把目的论看作是因果效用的展现。因而，我们两次接管的是同一个社会风俗：一次是作为现存的事实，另一次是作为产生出这种事实的原始力量，并且关于人性或人种的不变作用发表了貌似聪明的陈词滥调。犹如我们是通过好斗性来解释战争，通过激起野心和努力的获利诱因的必然性来解释资本主义体制那样，我们也通过审美观察力来解释古希腊，通过管理能力来解释古罗马，通过对宗教的兴趣来解释中世纪，等等。我们已经建构了一门精致的政治动物学，它像另外一门关于凤凰、狮身鹰首兽和独角兽的动物学一样具有神话色彩，但几乎不像后者那样富有诗意。天生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或时代精神、国家命运都是这一社会动物园中的熟悉形象。作为效果和现存的风俗的名称，它们有时是有用的。作为解释力量的名称，它们就对理智造成了严重破坏。

我们非常感谢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仅仅因为他所写的论文题目是《战争的道德等价物》（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它用一道光亮揭示出了真正的心理学。各个氏族、部落、种族、城市、帝国、民族、国家之间一直在进行着战争。认为这一事实证明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好战的本能使战争永远不可避免，这种论点比许多关于各种各样的社会传统是不变的论点更加值得尊敬。因为这种论点在其背后，具有某种经验一般性的支持力量。然而，战争等价物这一提法引起了人们对各种冲动混合的注意，这些冲动都是在好战冲动的名义之下临时被聚集起来的；而且，也引起了人们对这一事实的注意，即这一混合之中的各种要素也许被完全编入许多不同类型的活动之中，其中一些活动也许会采取比战争运用过的更好的方式作用于天生冲动。

好斗性、敌对性、爱慕虚荣、爱劫掠、恐惧、怀疑、愤怒、渴望不受和平的习俗与限制的约束、热爱权力、憎恨压迫、新奇表现的机会、热爱家乡与故土、依恋自己的人民和依恋宗教与家庭、依恋勇敢和忠诚、获取名声、获取金钱或谋求发迹和爱情的机会、对祖先以及祖先的诸神的虔敬——所有这些事物以及其他更多事物都成为好战的力量。假定有某种不变的天生力量导致战争，就像通常认为我们的敌人的行动仅仅基于所谓比较卑鄙的倾向，而我们则是基于高贵的倾向而行动一样天真。在较早的年代，在好斗性与战争之间不仅仅有口头联系；通过拳头立刻引起了愤怒与恐惧。但是，在组织松散的拳击与今天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战争之间，夹杂着一段漫长的经济、科学和政治历史。导致战争的，是社会条件状况而不是古老的、不易变化的亚当；在战争中所运用的根深蒂固的冲动，能够被引导到其他许多渠道之中。这一已经目睹了自然力量是可改变的科学学说胜利的世纪，不应当在较少奇迹性的社会等同物和代替物上停止不前。

如果詹姆斯先生曾经目睹本次世界大战，那他将很可能会更改他的论述方式。如此多的新变化已经深入战争之中，以至于这次战争似乎证明，尽管还没有找到战争的等价物，但在传统上，与战争相联系的各种心理力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可以把《伊利亚特》看作对战争的传统心理学的一种古典表达，而且把它看作关于战争的动机和荣誉的文学传统的源泉。但是，在近代战争中，海伦、赫克托尔、阿喀琉斯在哪里呢？引起一场战争以及加入一场战争的活动不再是个人的爱，不再是对荣誉的爱，或者不再是士兵对自己私下聚积起来的战利品的热爱，而是具有一种集体的、无聊的政治本性和经济本性。

对没有卷入战争的民间所有农业和工业力量进行普遍的征兵和广泛的动员，对每一种可以想象的科学装置和机械装置的运用，以及由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参谋部作为一个共同中心所支配的军队大规模移动；这些因素，把关于战争的传统心理学装置抛到距离现在十分遥远的古代。曾经被求助的各种动机都变得过时了，它们现在都无法引起战争。这些动机只是在战争已经出现之后，为了鼓舞广大士兵去完成他们的任务时才被运用。一场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科学的大规模战争变得越恐怖，我们就越有必要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理想动机来证明其合理性。对特洛伊的海伦的爱，已经变成一种对全人类的强烈的爱；而对敌人的憎恨，象征着对他所体现的一切不正当、不公平和压迫的憎恨。实际的原因越平凡，我们就越有必要找到更鲜明的高尚动机。

这样的一些思考几乎都无法证明战争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将会被废除。但是，它们瓦解了那种以在最初人性中特定的力量永远不变为基础而肯定战争必然继续存在下去的论点。曾经导致战争的各种力量，已经为它们自己找到了其他的发泄途径；而新的刺激是以新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为根基而存在的。因而，战争被看作是社会制度的一种功能，而不是在人的构造中天生固定不变的功能。我们必须得承认，上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使寻找社会等价物这一难题变得更简单和更容易。现在，把战争归因于特殊的、可孤立的、可分别找到各自表达渠道的人类冲动，而让生命中的其余冲动仍然在继续寻找其表达方式，这种想法是十分天真的。一般性的社会重组是必要的，它将重新分布各种力量，并免除、分散和取消这些力量。当欣顿（Hinton）写道，废除战争的唯一途径就是使和平成为英雄式的，他无疑是正确的。现在似乎是，英雄般的情绪不是任何可以在某种副业中被专门化的东西，以至于战争的冲动可以在特定的实践与职业中得到升华。这些冲动必须在所有和平的任务中找到发泄方式。

因此，赞同战争必然持久存在的理由证明了这是十分重要的。它使我们明智地怀疑所有便宜的和容易得到的等价物。它使我们相信，通过使其他社会制度完全不变所产生的作用（agencies）来努力取消战争是愚蠢的。历史没有证明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是，它确实证明，把天生力量融入一些政治学和经济学模式的风俗和制度，也将导致战争的模式。战争的难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因为它是重大的，它不是别的，而正是如何在和平时期有效地把各种天生冲动道德化或人性化这一比较广泛的难题。

经济制度的情况就像战争的情况一样，也是发人深省的。的确，现在的（经济）体制比战争制度更晚近化和更本土化。但是，还没有任何曾经存在过的体制不是为了其他人的利益而以某一形式剥削另外一些人的。有人认为，这一特征是不可否认的，因为它源于人性中天生的、不变的性质。例如，有人论证说，经济上的低下和无能是源自于原始占有本能的私有财产制度中的小插曲；有人则辩称，它们源自于为财富而进行的竞争性奋斗，这一奋斗又源自于对作为工业诱因的利润的绝对需要。这些辩解是值得考察的，因为它们揭示出冲动在有组织的行为中的地位。

任何一个毫无偏见的观察者都无法轻易地否认一种原始趋向的存在，而这种趋向把客体和事件同化到自我之中，并使它们成为“我”的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承认，倘若没有这个“我的”，那么，这个“我”就不能存在。自我通过占有事物而获得固定性与形式，并把这些事物等同于我们称之为我自己的东西。甚至在极端非人格化的近代工厂中的一名工人，也达到了拥有“他的”机器的地步，并为变化而感到焦虑。占有塑造并巩固了哲学家们所说的“我”。“我有故我在”，比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表达出一种更真实的心理学。一个人的各种行为被归于他，因为他不仅是它们的创造者，而且是它们的拥有者。当这些行为所发生的时刻过去以后，他不能与它们断绝关系，这就是道德上的责任和法律上的责任得以产生的根源。

但是，这些同样的思考表现了占有活动的多样性。我的世俗利益，我的好名声，我的朋友，我的荣誉和羞耻，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种占有的趋向。占有的需要已经不得不被满足；但只有一种冷漠无情的想象力才能认为，公元1921年存在着的私有财产制度是其实现的唯一或不可或缺的手段。所有勇敢的生命（gallant life）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实现这个目的的一种实验。它在掠夺性的侵略中、在形成友谊中、在追求成名中、在文学创作中、在科学生产中消耗着自身。在面对这种变动不居性时，要求有一种妄自尊大式的无知来对待关于股票与债券、遗嘱与继承的现存复杂体制，即一种在所有方面都是由法律与政治措施所支撑的体制，并且把这种体制看作是一种占有本能的唯一合法的和受过洗礼的孩子。有时，即使是在现在，当一个人放弃某物时，他才最强调所有制这一事实；使用、消费是占有的正常目的。我们能够想象这样一种事物状态，在其中，这种独占的冲动通过把物品据为己有而得到充分的满足，其所达到的程度与这些物品明显地被管理以便一个公司共同体都能受益的程度一样。

这种情况与所借助的其他心理原则，即需要一种个人利益的刺激以使人们从事有益的工作，是否相违背呢？我们不必使自己满足于指出利益观念的伸缩性，指出金钱收益的可能等价物以及这样一种事态的可能性，即仅有那些使一个团体受益的事物才可以被算作是个人的收益。相反，如果我们对诱因和动机的全部概念进行分析，就会促进这一讨论。

毫无疑问，说每一种有意识的行为都具有一种诱因或动机，是有一定意义的；但这种意义就如同说每一事件都有一个原因一样，是不言自明的。这两个陈述都不能帮助说明所发生的任何特定的事情。建议我们去寻找与正在被讨论的事实相关联的其他一些事实，这至多是一种准则。那些试图捍卫现存的经济制度必然是人性的显现的人，把这种具体探究的建议转变为一种一般性的真理，因此也转变为一种确定的谬误。他们将这种说法理解为：如果没有某种实在的回报希望，就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或者起码就没有人做对其他人有益的任何事情。而且，在这个错误观点的背后，还有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假定，即人自然地存在于一种静止的状态中，以至于他要求某种外部力量来使他运动起来。

那种在绝对消极意义上说一件事物本质上完全是惰性的观念，被排除在物理学之外，却已经在当前经济学的心理学之中找到了庇护所。事实上，人总是要行动的，他禁不住要行动。从任何根本的意义来说，一个人需要有一个动机以使他去做某事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不行动是最大的悲哀。任何观察儿童的人都知道，尽管安静时期是自然的，但懒惰却是一种后天获得的恶习，或美德。当一个人醒着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去建造空中楼阁。如果我们愿意那样说，我们就可以说一个人吃东西，仅仅是因为他受到了饥饿的“驱使”。尽管如此，这种陈述纯粹是同语反复。因为所谓饥饿，除了意味着人在本能上自然要做的事情之一是去寻找食物——他的活动自然会转向那条道路——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呢？饥饿首要指的就是一种行为或积极活动的过程，而不是指一种行为的动机。如果我们从大体上来理解的话，饥饿就是一种行为，仿佛一个婴儿盲目地寻找母亲的乳房一样；如果我们准确地把它看作是一种化学—生理学上发生的现象，那饥饿就是一种活动。

关于动机的整个概念，实际上是超心理学的。它是人们试图影响人类行动的一种结果，首先是影响其他人的行动，其次是一个人影响他自己的行为。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把动物或白痴的行为归因于一种动机。我们说一只咬人的狗是令人厌恶的，但不会去为它咬人这一行动寻找动机。然而，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促使狗去反思自己的行为来指引它的行动，那么，我们立刻就应该对狗所做出的行为之动机感兴趣，并应该尽力使它对同样的主题感兴趣。问是什么原因诱使一个人去做一般性的活动，这是十分荒唐的。人是一种积极的存在物，而且所有存在的一切都是就这点而言的。但是，当我们想让他按照这一特定的方式而不是那一种方式行动时，也就是说，当我们想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指引他的活动时，就会涉及动机的问题。因而，动机就是在一个人的整个复杂活动中的那样一种要素，如果它能够被充分地激励起来，它就将导致一种产生特定后果的行为。这一在整个活动中加强（或削弱）某些元素因而调节实际后果的部分过程，就是把这些要素归因于一个人作为其活动动机。

一个儿童自然会抢夺食物，但他是在我们在场时这样做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的行为方式是令人不快的；于是，我们就把贪婪或自私的动机归于他的行为，而他的行为直到这一时间是完全无辜的。贪婪性仅仅意味着，当他的行为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并且不被赞同时，这一行为所具有的性质。但是，我们通过把这种以不受赞同的方式而行动的动机归因于他，就是要促使他不要这样做。我们分析他的全部行为，让他对行为结果中令人讨厌的要素给予注意。一个具有同样自发性或轻率性的儿童就会屈服于其他人。我们向他指出，赞同他三思而后行，赞同他高尚地去行动。一旦行动的这种性质受到注意并被鼓励，它就会成为将来引发同样行为的那种因素的强化刺激物。在一种行为中，被看作是产生如此这般后果的趋向的一个要素就是动机。动机并不存在于一种行为之前，并产生出这种行为。它是一种行为加上一种对这种行为的某个要素所作的判断，而这一判断是根据这种行为的后果而作出的。

据说，起初其他人赋予一种行为以各种赞成性的或应当性的性质，然后他们把这些性质归因于一个行动者的性格。他们以这种方式作出反应，目的就是为了鼓励他在将来作出同种行为，或者是为了劝阻他——简言之，是为了确立或消灭一种习惯。这种特征化（characterization）是影响人的性格和行为的发展方法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对赞美与责备的日常反应的改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就会教导他自己在行动之前，思考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去行动所产生的各种结果。他记起，如果他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行动，那么，某个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中的观察者，就会把高贵或卑鄙的倾向、善良或邪恶的动机归因于他。因此，他学会了影响他自己的行为。以这种向前看的方式来参考结果，尤其是参考那些被赞许和谴责的结果，据此而作出的一种未成形的活动就构成了一个动机。因此，我们不是说一个人需要一种动机以促进他去行动，而应该说，当一个人将要行动时，他需要知道他将去做什么——就是按照所产生的后果而知道他的行为的性质是什么。为了作出正确的行为，他需要像其他人一样来审视自己的行动；即根据它所朝向的特定事物是值得欲求的或是令人厌恶的，而把它看作是一种善的或恶的性格或意志的显现。没有必要给一个人的一般活动提供诱因；但是，完全有必要通过对行为结果一种可理解的感知来促使他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因为这最终是影响活动朝向这一值得向往的方向，而不是那种令人反对的方向的最有效方式。

简言之，动机只不过是一种冲动，而这种冲动被看作是习惯中的一种成分、倾向中的一种因素。一般而言，动机的意义十分简单，但实际上，动机就像最初的冲动性活动一样多。这些活动通过它们所产生出来的各种不同后果而增加，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之下起作用的。当前流行的经济心理学已经如此惊人地简化了这一情形，那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它只承认一种类型的动机，即只承认关心个人利益的动机呢？当然，在一切倾向于以人为的概念简单化来代替乱糟糟的具体经验事实的科学自然倾向里，我们将会找到部分答案。但是，这个答案的重要部分与完成工作时所处的社会条件有关系，例如，不自然地强调对报酬的期望这些条件。它再一次成为我们主要观点的例证，即社会风俗不是特定冲动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后果，而是社会制度和期望把各种冲动塑造并凝结成有支配力量的习惯。

把对利润的强调解释为是促进生产的、有益的工作之途径，这种社会特质与把工作等同于劳动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经济理论中，劳动意味着某种痛苦的事物，某种如此繁重的、令人不快的或者是“代价高昂”的事物，以至于每一个体只要有可能就会避免去劳动，而且，从事劳动也只是因为有超值收益的允诺。因此，我们被诱使去思考的问题就是：那种使生产性工作变得无趣或辛劳的社会条件是什么？为什么工业家的心理学是如此不同于发明家、探险家、艺术家、运动员、科学研究者、医生和教师的心理学呢？对于后者，我们不认为活动是一种如此难以负担的牺牲，以至于从事它只是因为人们被获得报酬的希望所贿赂才去行动，或是被损失的恐惧所强迫才去行动。

从事“劳动”的社会条件已经变得与人性是如此之不相宜，以至于不再是因本来的意义而从事劳动。这种劳动是在那些使它直接令人感到厌烦的条件之下进行的。所谓需要一种诱因来激励人们摆脱不活动的惰性，就是需要一种足够有力的诱因来克服从社会条件中产生出来的一些相反刺激物。现在，生产服务的环境剥夺了那些从事这种服务所获得的直接满足。因而一个真正重要的事实被包含在当前的经济心理学中，但它是一个关于现存的工业条件的事实，而不是关于天生的、最初的活动之事实。

使活动成为令人愉快的活动，这是“自然而然的”。它倾向于找到完满实现，而找到一种出路本身就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标志着部分成就。如果生产性活动在本质上已经变成令人不快的，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人为地被诱惑去从事它，那么，这一事实就充分证明：工作得以继续下去的条件阻碍了各种复杂的活动，而不是促进了这些活动；它们激怒和妨碍了各种自然趋向，而不是促使这些趋向努力去获得成果。于是，工作就变成了劳动，变成了某一原始诅咒的后果；这一诅咒迫使人去做只要有可能不做就不会做的事情，变成某种原罪的结果；这一原罪把人们从无需勤劳，欲望就会得到满足的天堂中驱逐出来，并强迫他们为生计而付出辛劳的汗水。从这一点出发，自然就可以推导出：复乐园意味着累积投资额以至于一个人能够无需劳动，仅依靠它们所产生出来的赢利来生活。我们重申，在这幅画面中，有许多真理，但不是关于原始人性和活动的真理。它关注的，是人类冲动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影响之下所采取的形式。如果在社会改变方面有许多困难——当然会有许多困难——那么，这些困难并不在于人性最初就厌恶有益的行动，而在于把为工资而劳动的工作与艺术家、探险家、运动员、士兵、管理者和投机商人的工作区分开来的那些历史条件。